父亲的集结号

如歌

看过热映的大片《集结号》，为影片中谷子地的遭遇唏嘘了许久。今天的年轻人可以把电影当故事看，但对于经历过那段历史的父辈们，那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想起了父亲的集结号，一段发生在皖南事变中的往事，又因为WG中的遭遇，这段往事便成了父亲此生最刻骨的经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父亲就读于无锡县立初级中学（现无锡市第一中学），我的姑父那时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且和我父亲同班。父亲和姑父经常在一起议论国事，对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痛恨不已，抗日救亡的激情燃烧在心中。

不久，战火烧到了江南。1937年11月13日，上海沦陷；11月25日，日军攻占无锡；12月13日，南京失守。彼时，十六岁的父亲和姑父已同时考入无锡崇经补习中学高一年级。

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父亲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与姑父秘密联络了一批热血青年，在自己的家里成立了“救亡团”。父亲和他的同学们撒传单、贴标语，甚至把宣传品贴到了伪县政府的大门上，让汉奸们惊恐不已。

在日本侵略者的淫威下，父亲的学校准备开设日语课，“救亡团”发动学生向校方请愿，罢上日语课。学校恼羞成怒，一纸告示贴出，宣布开除父亲、姑父。

布告如一石入水，激起千层浪。学生们为声援父亲的抗日行动，全体罢课，要求校方收回成命，恢复父亲等人的学籍。迫于压力，学校同意了学生们的要求，再次贴出告示，恢复父亲的学籍（我上中学时，还曾在父亲的相册里看见过那张恢复父亲学籍告示的照片）。

父亲和他的同学没有再回课堂，他们投笔从戎，投身于抗日战场。父亲于1938年10月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无锡梅村抗日游击队，新四军东进后改名为“江抗四路”。

“江抗”全名“江南抗日义勇军”，是新四军的一部分，为了不受国民党政府规定的武器配备和活动区域的限制，初期没有直接使用新四军的番号。人们熟悉的京剧《沙家浜》，就是以“江抗”伤员在阳澄湖疏散养伤的真实历史为背景而写作的。

父亲曾对我说，他们参加新四军也是历史的偶然。闹罢课的时候，父亲并不懂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只是一心要抗日救亡。父亲和姑父受共产党的影响参加了新四军，另一些立志抗日的同学，也有加入了国民党的，命运自然就另当别论了。

父亲属于文化青年，在文盲占多数的新四军里，好歹也算是个“秀才”。参军后，父亲立刻被委以文化教员的职务，加上作战勇敢不怕死，没多久便被提升为连队指导员。

相比于八路军，新四军所面临的形势更为险峻。新四军是在抗战爆发后，由原先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装备落后训练差，指挥系统也不完善，加上新四军活动的江南水网地区多湖沼河流，更增添了部队初期发展的困难。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还要时刻防备国民党军队的袭击，皖南事变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1940年，陈毅、粟裕率新四军挺进苏北，在黄桥地区建立根据地，吃掉了国民党韩德勤部12个团共1.1万人，史称“黄桥决战”。历来的官方文件都称，此战起源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但现在也有一些文章将黄桥决战和皖南事变联系了起来。

我不是历史学家，不想究其因果。只是听父亲讲，他们刚遭遇国民党军队时，形势并不可怕。一是敌方的包围圈还未最终合拢，漏洞多多；二是新四军战士不怕死，战斗力远强于国民党军队。父亲所在的部队，指哪打哪，所向披靡。一个个山头被部队攻克，包围圈眼看就要被打破，父亲他们也根本没把国民党的攻击当回事。

就在部队即将突出包围圈的时候，父亲接到了停止战斗，原地待命的指令，说是与国民党发生了误会，要等上级交涉后再行动。谁知，这一等，便酿成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国民党调兵遣将完成了对新四军的合围，而新四军则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战斗力明显下降。

发生皖南事变的茂林地区，山高林密，官方文件说，新四军在此遭遇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包围，浴血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阵亡。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遭叛徒出卖被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阵亡。

父亲却告诉我，就他所见，少数被俘是实，大部阵亡则未必。至少在他的视野里，有不少新四军战士是因高层的犹豫不决而觉察生存危机将至，在等待命令期间，脚底板抹油当了逃兵。高层的迟疑，导致了新四军军部被歼的悲惨结局。

1966年，WG大串联期间，我和两个同为新四军后代的同学，曾专程到位于江西上饶的国民党集中营参观，那里曾关押过许多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官兵。

我军历史上，成建制的部队被国民党围歼有三次，一是长征初期的湘江战役，损失约四万人；二是长征结束后的西路军，损失两万余人；三是皖南事变，损失近万人。

作战失败并不可怕，让父亲痛心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也遭遇了与《集结号》里谷子地类似的命运。

皖南事变时，担任指导员的父亲率一个排的兵力前出警戒，约定当大部队转移时，后面再派人通知撤离。一天过去了，撤退的命令始终不见下达，父亲派人到后面联系，营部无人，团部无人，整个部队不知去向。无奈的父亲只好下令，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冲。父亲以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部队。

 大部队没有找到，父亲手下的那一排人却被打散了。父亲命大，只身突出重围到了皖中，因身负重伤，行动不便，不幸又被汪伪的和平军抓住。

和父亲同时被抓的还有一个姓李的警卫员，他们在和平军里秘密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准备伺机把那支汪伪部队拉到共产党这边来。父亲和组织取得了联系，组织告诉他们，附近没有共产党的部队，无法进行有效接应，指示他们分散逃出和平军，各自去找自己的原单位。

两个月后，父亲逃出了匪窝，在茅山找到了新四军，被安排在句容县担任军事科长。

逃离匪窝后，父亲和姓李的警卫员失去了联系。解放后，李被指控出卖父亲，遭单位开除，遣返原籍，命运比父亲更惨。而父亲在文革中又被控出卖李，“罪上加罪”被打倒多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因外调父亲历史，父亲才得知李姓老人的下落，两人恢复了联系。撰写这篇文字时，李已过世两年。

《集结号》里的谷子地，因为无人证明他的连长身份，差一点被当成国民党败兵，不得已，只能再从士兵做起。现实中的父亲，也因为这两个月的匪窝经历，在文革中被污蔑为叛徒，打倒在地。而那段历史，父亲在找到部队后就如实向组织作了汇报。每每提及此事，父亲总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甚而引发心脏病。

在谈到皖南事变时，父亲还告诉我，他的那个经历了皖南事变的连队，除了逃兵，走到新中国成立时，只剩下三四个人。在父亲的胳膊和小腿上，至今还留有清晰可见的疤痕，那是被国民党和日本鬼子打穿的弹孔，父亲也因此被定为二等甲级残废（新标准为五级），一直还领取着国家发放的伤残抚恤金。

感谢冯小刚的《集结号》，他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这残酷不仅是战场上的炮火连天、血肉横飞，也表现在为大局而牺牲小局的无奈。

有人调侃：“看了集结号，才知道组织不可靠。”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可以因此骂娘，而从硝烟中浴血重生的人懂得，那才是残酷战争的真实，古今中外，概莫能免。只是，不要因此冷了如我父亲和谷子地他们的那颗炽热的心。

                        初稿于2008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