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工运史

陈志会

罢工歌谣

     邓中夏

如今世界太不平,

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作牛马,

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风,

惊醒我们苦兄弟。

无产阶级快起来,

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

铁锤一举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

冲破乌云满天红！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共产党人不计个人安危，全身心地投入工运。为了集中统一领导全国各地工运，1921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领导全国工运的最高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涛任总主任。1922年6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扰乱治安”等罪名，逮捕了被工人誉为工运“健将”和“先锋”的李启汉，查封《劳动周刊》。7月17日，又封闭总部办事处并通缉其成员。当时北京尚可公开活动，于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北京，邓中夏为负责人。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工人为反抗压迫剥削的罢工斗争蓬勃兴起，一浪高过一浪。共产党人深入工场、矿井，同工人群众交朋友亲如兄弟，与工人同吃同住，促膝谈心，传播共产主义真理，为工人的利益站在斗争前列，与资本家、军阀封建势力、外国列强坚决战斗。以顾正红、林祥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共产党人在罢工斗争中英勇牺牲在敌人屠刀下，值得后人永远怀念。殷殷志士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拳拳赤子愿为民族复兴负重前行。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就是那代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民族复兴唯有共产党人！消灭剥削实现共同裕唯有共产党人！回顾历史，展示早期共产党人风釆，牢记初心。

　 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第三次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被无理拒绝后，在共产党员苏兆征和林伟民的组织领导下，举行了香港海员大罢工，海员纷纷从香港返回广州。短短一个星期内，罢工规模迅速扩大。 从2月初起，罢工由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发展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斗争。3月8日，历时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宣告胜利结束。

中国海员的生活状况，最感痛苦的有四：

第一，工资微薄。普通海员工资每月在二十元以下，物价连年飞涨，譬如米，一九二二年时，上海增加到百分之一二．五，香港增加百分之一五。海员工资不够维持单身生活，若有家属更是困苦颠连。

第二，包工制剥削。海员中有所谓“馆口”，约有三种情形：一种叫“洗马沙馆”，由包工头设立，与船东勾结，包揽介绍海员工作。凡找工作者必须贿赂工头数十元不等，上船作工后，海员工资中抽扣十三元或十五元归包工头。一种叫“君主馆”，由个人设立，营业性质，亦与船东勾结。凡加入者须纳入馆费数十元，方有候工资格。在馆食宿，由馆主收饭钱和征收其他种种名义用费。介绍工人上船作工，并不按先后秩序轮流，而是由馆主个人意志支配。一种叫“民主馆”，亦名“兄弟馆”，海员合股组织，系公共宿舍性质，自然比较公平；因海员多不识字，故必请知识分子做馆中管理先生。管理先生积久则把持馆务，从中渔利，剥削工人。上述三种馆口，香港一处便有一百三十余处之多。自然以前两种为最有势力，很显然的，因包工头与船东勾结，海员不经过他则得不到工作；即使得到工作如不经常报效他，也随时可以取消工作，因此海员只有忍气吞声任由包工制剥削。

第三，待遇不平等。中国海员与白人海员虽做同样工作，却不能得到同等工资，通常是10与2之比。各种待遇更是悬殊，譬如住房，白人海员，一二人住一间房，中国海员则须五六人才能住一间；而且中国海员住房不是火舱附近，就是空气与光线不足的地方。沿海内河轮船大半没有海员住房，货堆上、通路傍、煤炭里，就是他们的卧处。至于凌辱打骂及罚金等酷虐遭遇，不可胜计。

第四，失业恐慌。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手工业与农业纷纷破产，沿海一带，失地农民及失业手工业工人，群趋大都市寻找工作，工作难找造成大都市里经常有广大无业的劳动后备军。船东与包工头有条件肆无忌惮地对在业海员施行无情的剥削。你如不愿受此剥削，就把你挤出轮船之外。仅香港一处，失业海员经常总有一两万人。海员失业后，只有饿肚皮，睡马路。

海员的经济生活状况既如上述，生活痛苦，他们就有起来与资方斗争的可能，何况当时世界革命潮流非常汹涌，轮船来往东西海洋，他们受此世界革命潮流启发，独得风气之先，那有不发生阶级觉悟的道理？内地也不断发生自发的罢工斗争，尤其是香港机器工人罢工更给海员们以眼前的实例。因此香港海员首先掀起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怒涛。

一九二○年有宝泰办馆者，企图包揽英国昌兴公司轮船的海员雇用权，引起海员的公愤。其时海员中有苏兆征、林伟民等共产党人，在海员中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培养积极分子，积极筹备工会组织。一九二一年三月六日成立海员工会，定名为“中华海员工人联合总会”，但中国海员籍贯既殊（最多的是广东人和宁波人），方言亦异，乡土观念帮口观念又深，很难团结，工会规模依然不大。但工会明白，要得到群众信任必先从小斗争做起，以工会名义向轮船主抗议殴打海员，要求恢复海员工作等，结果皆得胜利，因此群众对工会的信赖日益加深，加入者渐渐多起来了。不久，工会进一步提出增加工资的问题，准备大罢工，组织“增加工资维持团”专办此事。另组织“征求队”、“劝进队”、“宣传队”、“防护破坏罢工队”、“交通队”以及各种秘密机关；并在广州设立办事处，预备罢工后工人回广州。

罢工实施后香港当局甚为失惊，这是出乎它的意料之外。当晚便派华民政务司到海员工会，带半讥讽半威吓的劝告，叫海员回船作工，工资将来慢慢商量。工会坚持非答认条件誓不上工，工会内外挤满群众，大家高呼罢工口号，华民政务司只得狼狈退回。

次日，罢工海员搭火车回广州。其他轮船继续到港，也陆续罢工。这次香港海员罢工，很快影响到新加坡，暹逻，上海等口岸。汕头也随即加入罢工行列。有些船在半路便罢工。有些船不敢开来香港。一星期内，罢工海员已达六千五百人。罢工总办事处设于广州，香港设分办事处，并设秘密机关。汕头另设办事处专管汕头罢工事宜。

短短一个星期内，罢工规模迅速扩大，海员纷纷从香港返回广州。广州各工会给了香港海员积极支持和协助。从1月底开始，香港运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罢工使五条太平洋航线和九条近海航线陷于瘫痪。

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海员罢工极为关注，在广州成立了香港罢工后援会，做返穗工人的后盾。中共广东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组织全体党、团员参加接待和其他各项服务工作，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及时对罢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号召海员团结一致，严守秩序，注重自治，坚持到底。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全国工人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上海、湖北、河南等地以及京奉、京汉、陇海、京绥等铁路工人，纷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香港各行业的中国工人为支援海员斗争，于2月底实行总同盟罢工，到3月初，罢工总人数达10万人，香港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罢工经费十分短缺，幸好得到广东政府陈

炯明的接济，每曰借出数千元，前后共计达十万余元，才使罢工斗争得以坚持到底。

军阀陈炯明曾经是孙中山依靠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因政见分歧不睦，孙不得已将广东交给陈炯明而自去广西桂林督师北伐。陈炯明知道孙中山在海员中有相当影响，此次海员罢工，他所以极力帮助，用意是减削孙中山的影响而欲利用罢工以助自己倒孙的图谋。不然，陈炯明何至有那样慷慨？罢工海员非常明白这个内幕，利用了陈炯明的经济接济，而始终未被陈炯明利用去倒孙的工具。

罢工经费虽每日有数千元接济，但人数众多，工人生活仍然是很痛苦。每日饭食两顿，每顿一毛。除饭食外，什么都没有，时值隆冬，只发棉衣一件，后来棉衣买不起，就发给麻包。工人都在地上打铺，又无被盖。此时下雨又多，道路泥泞，工人连鞋也没有穿上。冷不过了，只好烧柴火取暖。大家互相鼓励着说：“顶硬上，兄弟！米俾人睇小！”（粤语，按即“坚持到底，兄弟们，不要给人看轻”之意）只对外省海员（如宁波海员）稍为优待，住小旅馆，有棉被，每日发五分钱买香烟。

广州罢工总办事处分总务科、财政科、粮食管理处、纠察队、宣传队、慰问队、骑车队、招待处等机关。设立宿舍数十所，饭室则设在海中紫洞艇上。办事很有条理，照顾全局。

港英当局采取离间、恫吓、威胁等手段对待罢工海员，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派出武装军警实行戒严，封闭海员工会会所，逮捕罢工领导人，更加激起了海员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义愤。从2月初起，罢工从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斗争。

3月4日，数千名罢工工人徒步经沙田返回广州，港英军警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扫射，当即打死6人，打伤一批，造成震惊中外的沙田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广大工人和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强烈义愤，纷纷提出强烈抗议。

香港本地的出产，不能供给五十二万八千零九十的人口之用，所有一切粮食及一部分日用必需品从中国内地运来。譬如梧州的鸡鸭，广州的猪肉、牛肉，汕头的水果，上海的纺织原料和服装用品，此类日用品，都得仰海运的供给。海员罢工后，食物骤行停顿，物价突然飞涨。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迫于形势，不得不向工人屈服，答应海员工人的基本要求：分别增加工资；实行新的船员雇用办法，减少工头的中间盘剥；抚恤“沙田惨案”死者家属，赔偿伤者医药费；恢复被取缔的工会，释放被捕工人等。

3月8日，历时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宣告胜利结束。广州10余万工人在东校场举行大会，欢送香港工人胜利返港。会后举行大游行，先后加入游行者达30余万人，罢工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气焰，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1922年9月，长沙泥木工人在共产党人毛泽东的领导下成立了泥木工会。10月6日，工会提出增加工资等要求，发表了罢工宣言，宣布全体罢工。23日，六千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迫使军阀赵恒惕政府接受谈判。毛泽东被推为工人方面的谈判代表。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获得增加工资等胜利，25日罢工结束。

1922年，湖南全省遭遇水灾，粮荒严重，物价暴涨，铜元贬值，长沙泥木工人微薄的工资已难维持生计。这年5月，已经加入共产党的任树德等人带头向政府提出提高工价的要求。长沙当时有数千泥木工人，他们的行会组织设在鲁班庙里。起初工人们试图请行会组织----掌管鲁班庙的负责人出面说服地方行政长官批准增加工资的要求。可是鲁班庙负责人收了大家捐助的3000银元谈判资金后，却消失在长沙的豪华餐馆中……

　 鲁班庙负责人的行为，令全体泥木工人彻底失望。任树德逐渐团结起一批泥木工人，易礼容也不断在泥木工人中间进行着“抱团”宣传“，越来越多的人团结起来，心合一起，形成无穷的力量。

　 在任树德、易礼容等人的组织下，1922年9月5日，长沙泥木工会在仓后街湘乡驻省中学地召开成立大会。

泥木工会成立后，触犯了鲁班庙行会组织掌权人的许多特权，鲁班庙掌权者以“祭拜鲁班先师”为名欲在鲁班庙宴请任树德等工会代表，意图打垮新生的工会组织。任树德敏锐地觉察到其中有鬼，暗暗通知部分泥木工人在这一天齐聚鲁班庙外等候。

　 任树德等人刚进鲁班庙，鲁班庙总管熊七矮子斜睨了他一眼轻蔑地说：“如今少数过激分子，专跟鲁班庙作对，完全违背了我们泥木工人的传统做法。为了保证我们鲁班庙的传统和利益……应该取缔泥木工会，取下泥木工会的牌子”！任树德严正警告说：“工会牌子是几千泥木工人的双手挂上去的，哪个敢取”？当几个警察站起来准备去摘牌子时，任树德说：“今天在座的还有警察先生，有他们在，谁敢胡作非为”？警察被弄得处境尴尬，不知所措。熊七矮子又提议在座的官、商、绅、警举手表决是否取消工会。表决后熊七矮子得意地说：“多数通过，请警察先生立即取下工会牌子”。任树德一声冷笑，霍地站了起来，大声说：“到底谁是多数，恐怕你们还没有数清，请看真正的多数吧”！说完走到门口，用手一招，泥木工人立即像潮水般从宝南街两头涌进来，吓得在座官绅们面面相觑，呆若木鸡……

泥木工会的牌子啊，就在长沙建筑工人文化宫那面墙上。靠近五一大道的长沙市建筑工人文化宫，那里就是曾经的鲁班庙。“文夕大火”中被毁后，改建成建筑工人俱乐部，后更名建筑工人文化宫。在有些破损的墙上，“长沙泥木工会故址”纪念碑默默藏身于一排电动车后，不仔细很难找到。

任树德是湖南工人运动中最早的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毛泽东。出身湘阴一个贫苦轿夫家庭的任树德，读过一年私塾后到长沙学做木匠活。1921年，33岁的任树德到船山学社修理木器，在这里结识了毛泽东。任树德觉得身着长衫的毛先生博学多识，经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逐渐接受了进步思想。他还常把学到的东西讲给身边的泥木工人兄弟们听，开口“十月革命”，闭口“马列主义”，时间久了大家都开始喊他“马先生”。

1922年，为了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长沙部分土木工人开始筹备、建立长沙土木工会。以任树德等为代表的部分土木工人分别召开了三次筹备会，草定简章，以十人团为基本组织，分头组织。发表于1922年9月6日的湖南《大公报》上有这样一段话说明了成立泥木工会的目的：“我们为什么来组织团体？因为我们工人是生产者，是创造世界的工人，应该是世界上的主宰。但还为旧社会一般人所贱，故我们要解放我们，不可假于他人，非由自己团结起来解放自己不可。当时长沙工会很多，但都是假工会，并不是工人自己组织的，也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我们若要组织一真正工会，非是拿斧子拿砖刀的工人不能加入”。“不致使资本家再吮我们的血了”。

当年9月5日，土木工会终于筹备完毕。当天下午3点，在长沙仓后街中学正式召开土木工会成立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长沙土木工会章程》。章程规定土木工会“以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为宗旨”。李立三等一百多人参加了成立大会。

泥木工会成立后，工人们有了党的领导和自己的组织，斗争的声势一天天壮大起来。他们一方面进一步巩固工会组织，一方面在长沙城内散发“一定要改工资为银元三角四分”的传单，扩大社会活动，以制造舆论。

10月初，泥木工会主任任树德等前往毛泽东在长沙清水塘的住处，研究泥木工人罢工问题。毛泽东认为罢工时机完全成熟，可以提出罢工口号。5日，泥木工会委员会连夜召集会议，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10月6日，长沙泥木工人全体罢工。

11天后，各机关、学校、团体、公私住

宅、商店都纷纷来信请求泥木工人们复工，表示承认三角四分的工价。于是，泥木工会向长沙县署发出警告说：如果17日不收回成命，他们决定举行游行请愿大会。这时，长沙一部分公团出来说好话劝阻工人不要游行请愿。这样拖了两天，21日，工会委员们又开会商议，几个积极分子在会上提出了游行请愿的主张，到会代表都举手赞成，推选任树德等16人当代表。但考虑到怕泥木工人说不过对手，便商量去找毛泽东。由任树德引领工会代表们到清水塘见毛泽东。最后决定第二天开工人大会。第二天，四千多工人在大会上兴高采烈，摩拳擦掌，赞成请愿，并通过了十六人代表的名单。

　 10月24日上午10时，谈判移至省政府继续进行。尽管军阀们用武装威胁，恐吓等手段，都没能吓退工人。毛泽东担任首席代表，带领15位代表与省政务厅长吴景鸿正面交锋。毛泽东、任树德等随身带着省宪法，对吴的发言一一进行反驳。泥木工人经过二十天的罢工斗争，在长沙各工团工人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支援下，罢工斗争取得完全胜利。吴景鸿无计可施，最后在请示了湖南最高主官赵恒惕之后，与工会代表签署了一个协议，答应了泥木工人涨工价的要求，承认营业自由，承认“所有增加工资的事都是工人与雇主之间自由契约的关系，官署不必过问”，从此工人要求加价，政府不得干涉。

　　1922年9月14日凌晨两点，震撼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铁路工人停开了萍乡至安源的首次列车，鸣放汽笛；煤矿工人砍断电线，向井下发出罢工信号，工人潮水般地从矿井、工棚、街头巷尾各个方向一涌而出，疾声高呼着“罢工，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等口号。

安源路矿，是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合称。株萍铁路是专为运输萍乡煤矿的煤炭而建的。路矿两局共有工人1.3万余人。

当时中国最大的工矿企业安源路矿——汉冶萍公司是主要厂矿之一。汉冶萍公司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官僚买办企业，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安源路矿工人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的压榨下，过着悲惨的生活。

由于产业重要、工人众多又富于反抗斗争传统，安源路矿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区域。

为了把党的一大决议付诸实践，1921年秋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安源。来安源后毛泽东深入群众，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他与工人一道吃饭，与工人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真实的生活状况，用工人的亲身经历向工人讲述革命道理。他启发工人，工人阶级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就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打倒剥削者和压迫者。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即给安源工人寄送《工人周刊》《劳动周刊》等革命刊物，宣传马列主义。

　　同年冬天，毛泽东携李立三等人再次来安源，指示安源工人：要开办夜校，建立自己的革命团体。李立三在安源直接具体组织和开展革命工作。

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李立三任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工人们筹建了自己的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俱乐部主任。至此安源工人运动如雨后春笋蓬勃开展起来。

1922年9月初，中共湘区区委书记、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来安源，考察发动安源工人罢工，了解与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相呼应的可能性。由于李立三当时不在安源，毛泽东便直接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分析形势，讨论对策。会议确认，当时工人面临的路矿两局欠饱并图谋封闭工人俱乐部的问题，已经达到非罢工即不能解决的地步，并认为举行罢工斗争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会议决定，立即组织两局全体工人进行罢工。毛泽东要求党支部有勇有谋地领导工人坚持斗争，夺取胜利，并从安源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会后，毛泽东写信给在醴陵的李立三，嘱其速回安源领导罢工。接着，又派在粤汉铁路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少奇来安源，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

在李立三、刘少奇主持下，党支部遵照 “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领导工人俱乐部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罢工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俱乐部向路矿当局提出保护俱乐部、发清欠晌等三项最低限度要求，限12日午前答复。并在报纸上发表致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全国各工团的快邮代电，揭露路矿当局破坏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告之已向当局提出最低限度要求条件，吁请援助。同时，制定斗争纲领和行动方案，决定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为基本口号，以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组织团体三项为目标，据此提出17项要求条件，拟就罢工宣言，规定行动的步骤。在工人群众中加紧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努力训练俱乐部部员，使之成为罢工斗争的骨干。成立罢工指挥部，以李立三为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并加强工人监察队，确定各处工人监守员，组织工人侦探队。由于工人中参加洪帮的很多，为了保证全体工人团结一致和在期间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李立三面晤洪帮大头目，成功地争取了洪帮对罢工的同情和支持。洪帮大头目并答应李立三提出的三条要求：罢工期间关闭妓院、鸦片烟馆，收起赌摊，不制造抢劫案。同时，成功地争取了安源绅商在罢工期间充当工人俱乐部与当局之间的调停人。

经过周密计划布置和充分准备之后，俱乐部在1922年9月14日零时向全体工人发出罢工命令。按规定部署，路局火车房工人于14日2时率先罢工，停开当日的第一次列车，机务处工人当即拉响汽笛，发出罢工信号。3时，矿局工人截断矿井电线，使电车停顿，井下工人即知罢工已经开始，象潮水一般涌出矿井，高呼“罢工！罢工”！14日午前，除锅炉房、发电机、打风机和抽水机按原定计划照常开工或部分开工外，路矿两局1.3万余工人全面实行大罢工。14日上午，俱乐部一面致函萍乡县知事公署和赣西镇守使署，呈明罢工原委。一面致函路矿两局，陈述罢工理由和17项要求。告知：“如欲调商，请即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并向汉治萍公司发出电报，宣布罢工。同时，向社会各界发表《罢工宣言调见本书附录）。为争取全国各界声援以壮大罢工斗争声势，当日将上述公函、电报和宣言寄往各地报馆，并陆续向报界报道罢工斗争的消息。长沙的《大公报》和《通俗曰报》发出电报，宣布罢工。同时，向社会各界发表《罢工宣言调见本书附录）。为争取全国各界声援以壮大罢工斗争声势，当日将上述公函、电报和宣言寄往各地报馆，并陆续向报界报道罢工斗争的消息。长沙的《大公报》和《民国曰报》，北京崐的《晨报》和《时报》等全国有影响的报纸，陆续报道安源罢工消息。各地工团得知安源工人罢工，纷纷致函电声援。

俱乐部在发出罢工命令后，为着预防当局突然袭击，按既定部署将办事地点和各种重要文件转移，李立三由工人保护转至秘密地点，由刘少奇等在俱乐部机关应付一切。从14日清晨开始，工人监察队手执俱乐部的白色旗帜，在工厂附近和街市巡逻，维持秩序。工人侦探队四处秘密探听消息，及时向俱乐部报告。工人各归住房，每房派1人到俱乐部联络。街市和工厂附近墙壁，到处张贴俱乐部布告和标语，写有“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及“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语。俱乐部的命令胜过军令，工人唯俱乐部命令是从，遇有事故，即一呼百应。各工作处由工人监守员严密守护，须得有俱乐部所发准予通行证方准出入，以致路矿两局和戒严司令部，也不得不到俱乐部请求发给通行徽章。

罢工开始以后，商家大起恐慌，以为要发生抢劫，天尚未黑，便纷纷停止营业，关上店门。晚上八、九点以后，街市既无行人，仅有工人监察队和军警巡逻。然而，社会秩序之好，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由于工人俱乐部纪律严明，也由于工人监察队和监守员的有力维持，以及争取洪帮的成功，赌博偷抢绝迹，烟馆妓院一律关闭，即使有少数社会闲散人员偶尔在街市赌博、只要工人监察队一到，便躲避不迭。工人万众一心所显示的威力和他们治理社会的卓越才能，使路矿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为之惊奇和叹服，连戒严司令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军队也没有这样好的纪律。

罢工一开始，路矿当局即请赣西镇守使署派兵镇压。9月14日午后1时，镇守使署所派军队，由：名团长带领到达安源，宣布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戒严司令部于矿局公事房，由赣军旅长李鸿程任戒严司令。矿局许以每人每天两块大洋为报偿，请军队占驻工人俱乐部机关，并驱散各工作处的工人监守员，强迫工人开工。当军队开到俱乐部机关时，有数千工人闻讯赶到，一面冒死冲进俱乐部，一面向士兵宣传，将军队挤走，军队到各工作处驱散监守员时，工人监守员在工人群众支持下至死不退。虽然有些工作处被军队把守，但罢工工人严格服从俱乐部命令，在住房稳坐，无一人自动上工。当局武力镇压罢工一着，终未奏效。

在请兵镇压的同时，矿局命总平巷总监工王鸿卿出面，串通少数与工头职员有亲谊关系的工人，许以入窿不做工照常给工资，借此破坏罢工。但当被拉拢的工人上工时，即遭俱乐部监守员和罢工工人严密堵截。有强行入窿者，以武力对付，对少数几个已经乘隙入窿者，则不准其出窿，任其在井下饿困，直到第二天，即1922年9月15日，才由俱乐部下令放出，详加开导，令其悔改。此后再无一人敢自行上工。当局又企图用暗杀工人首领的手段来使罢工归于失败。由王鸿卿出面赏大洋600元，雇武术高手刺杀李立三。这一计谋虽极秘密，仍很快被工人侦知。对此，工人一面公开宣言：“若俱乐部主任被害，当使路矿两局全体职员不得生离安源。”一面采取严密的措施保护俱乐部领导人，不许俱乐部领导者单独外出。偶尔外出有所接洽，不出20分钟，必有数百人围其所入之房屋，直至俱乐部领导者得出，护送至安全地点才作罢。如此，当局的谋杀手段亦终于不能得逞。

在采取以上种种手段镇压和破坏罢工的同时，当局又提出“先开工后磋商条件”，企图引诱俱乐部下令复工。一面争取软拖的办法，企图使罢工工人在饿困、疲惫中瓦解和就范。这种狡猾计谋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工人的齐心奋斗所粉碎。1922年9月16日上午，当局和戒严司令以请工人代表去“商量解决办法”为名，邀约刘少奇去戒严司令部，武力胁迫刘少奇下令复工，刘少奇断然拒绝，并严词驳斥。各处工人闻讯，纷纷赶来保护刘少奇。数千工人将戒严司令部所在的矿局公事房团团围住，喧声如雷，高喊：“请俱乐部代表出来，有事请矿长、旅长到俱乐部去商量！”“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我们就要打得路矿两局片甲不留，让路矿两局全体职员不得生离安源！”当局见状，终不敢加害刘少奇。这一武力胁迫复工的企图被粉碎后，当局终于被迫派全权代表与俱乐部谈判。9月17日下午4时，路矿两局全权代表与俱乐部全权代表刘少奇开始谈判，地方商绅代表出席调停。经过激烈争辩谈判，直到18日凌晨2时才签订草约13条。18日上午，三方代表按草约正式签订协定。至此，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1923年2月7日在吴佩孚的命令下湖北督军萧耀南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会代表到江岸工会会所“谈判”，工会代表在去工会办事处途中，遭到反动军队的枪击，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当场被打死30多人、打伤200多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在工人中宣传自己的主张，教育、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京汉、陇海两铁路自然成为共产党重点活动的地方。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即在京汉路的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次年春，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赵子健来到郑州，任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教员，在工人中传播新思想，发动、组织工人。不久，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来到郑州，给工人讲革命道理，讲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1921年8月，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为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而发动了全路大罢工，的主张，教育、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京汉、陇海两铁路自然成为共产党重点活动的地方。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即在京汉路的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次年春，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赵子健来到郑州，任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教员，在工人中传播新思想，发动、组织工人。不久，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来到郑州，给工人讲革命道理，讲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1921年8月，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为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而发动了全路大罢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京汉铁路等地工人的大力支持下，罢工最终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并诞生了河南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洛阳党组。

1922年，河南工人运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作为交通枢纽的郑州已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这年，京汉铁路郑州机务处工人因机务厂长陈福海“任意剥夺工人的自由，对待工人如牛马”而举行了罢工，他们发表宣言，列举陈福海16条罪状，提出了提高工人资格地位、加薪等五项条件，得到江岸、长辛店等地工人的支持。

斗争实践教育了工人，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组织起来是战胜敌人的力量所在。4月9日，京汉铁路各工团代表在长辛店召开发起成立全路总工会的筹备会，江岸代表杨德甫被选为筹备主任。8月10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4人。河南境内各站参加的有彰德代表戴清屏，黄河北岸代表吴昌义，黄河南岸代表韩松亭， 许州（今许昌）代表柳胜友，郑州代表凌楚藩、高斌、刘庚和，郾城代表杨志清，信阳代表王复生等。会上代表们汇报了各地工会的组织情况，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会议定于9月20日前在郑州成立总工会，推举凌楚藩为总工会临时委员长，并在全路各地开始整顿工会组织。

为支援长辛店工人反对工头压迫和争取工人权利的罢工斗争，郑州京汉路工人在党组织领导下，于8月25日、26日举行了同盟罢工。至“26日晨7时，郑州工作状态完全宣告终止，各车均停。罢工宣言已散布全埠”。同时，许州、郾城、信阳等地也积极响应。陇海铁路工人发表声明，支持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的罢工，“如三日内不答复工人的要求”，陇海路将一致以罢工支援。长辛店罢工胜利后，郑州铁路工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燃放爆竹万余”，游行示威张贴标语，使广大人民群众“莫不表示钦羡工人阶级之忱，有欢呼者，有鼓掌者，大有万人空巷之势”，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也取得了各界群众及下级兵士的支持。

长辛店罢工的胜利，对彰德、新乡等地产生极大的影响。不到10天，彰德铁路工人俱乐部即由原来的72人发展到1000多人，由俱乐部改为工会。道清路于9月11日晚召开了第一次工人俱乐部筹备会，14日，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新乡车站于12月4日独立建立了工会（原属彰德工会），会员有200余人。信阳工人俱乐部遵照总工会新章程改组，黄河南岸、许州、郾城等地工会也都得到了发展。李大钊在《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一文中写到：1922年初“关于京汉线的工会，大体上又分成南段和北段，这里工会组织比较发达，工人运动也有相当的成效”。到1922年底，河南境内的京汉、陇海两铁路上的主要城镇基本上都已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或有了党员在开展工作。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认为建立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1月底，各地代表数百人陆续到达郑州。正当即将开会之时，1月28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警察多人，到总工会筹备处宣布吴佩孚的电令，禁止铁路工人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大会。次日，吴佩孚从洛阳电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对铁路工会活动实行监视，不准工人举行集会。此时的吴佩孚已经掌握了北京政权，其势力扩展到中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开始了武力统一中国的行动。京汉路的收入是吴佩孚军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京汉工人的斗争直接威胁着他的利益；京汉铁路又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动脉，京汉路工人运动的高涨，必然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以，他们操纵军阀代表吴佩孚开始向工人进攻了。

面对军阀的镇压，领导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和各地工人代表并没有退缩。1月30日，共产党员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及工人代表凌楚藩、杨德甫等代表全体工人到洛阳面见吴佩孚，提出：根据约法和吴佩孚1921年的政治主张，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不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代表们回郑州将吴的态度告诉全体工人代表后，工人们无比愤怒，一致同意冲破一切阻力，按时召开大会。2月1日清晨，京汉铁路各站区和兄弟铁路的代表430多人和郑州铁路工人1000多人抬着各地赠送的匾额整队向会场进发。沿途军警荷枪实弹，关卡层层，妄图阻止大会的召开。双方相持数小时，工人代表终于不顾敌人刺刀、棍棒的威胁，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普乐园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登上讲台，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这时，军警已层层包围了会场，会议代表很快被驱散，各地工会赠送的匾额被捣毁。旅馆、饭馆、总工会办公的地方等到处都住满了军警。他们逼迫工人离开郑州，工人代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在京汉路党的力量比较强，工人运动开展比较好的地方。中共中央成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派出了张国焘、陈潭秋、罗章龙、包惠僧、林育南等出席大会。领导这次罢工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育南等。会上与军阀发生冲突后，党在京汉路的主要领导人及时召集会议，决定把总工会的临时办公处迁至汉口江岸，在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抗议吴佩孚的镇压。李震瀛、杨德甫等主要领导人在江岸指挥全局；高斌、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吴汝铭、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林祥谦、罗海城、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信阳负责的是分工会委员长胡传道和副委员长、共产党员徐宽新乡负责人是分工会委员长杜石卿，彰德负责人是分工会会长、共产党员戴清屏。2月4日，总工会一声令下，全路开始了大罢工，京汉路变成了一条僵死的长蛇。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了五项条件：（一）要求交通部撤革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要求吴、靳（云鹗）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二）要求路局赔偿成立大会之损失6000元。（三）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将所有当日被军警扣留之一切匾额礼物，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新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价，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向总工会道歉。（四）要求星期日休息，并照发工资。（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并照发工资。

在党组织和总工会的领导下，罢工有秩序地进行。罢工工人向旅客散发传单，说明工人的自由权被摧残，不得已而罢工，取得旅客的同情和支持；向全国各界揭露吴佩孚等反动军阀的罪行。工人内部的组织也十分整齐严密，“因为全路工人自司机、升火，以至小工，无有不是工会会员的。各会员听命于各分会，各分会听命于总工会，秩序井然。维持秩序，则有全路各分会素有训练之纠察队；刺探消息，则有罢工期内各分会临时组织的调查队”。

罢工爆发后，吴佩孚、萧耀南、曹锟、赵继贤等反动军阀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往返电商，密谋策划，血腥镇压罢工工人。4日，敌人采用高压手段，强迫复工。5日在郑州逮捕了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和姜海士、刘文松、王宗培、钱能贵等人，对他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甚至严刑拷打，威迫他们开车复工。他们始终坚持“非得有总工会命令，不能开车”。高斌惨遭酷刑，不久牺牲。信阳分工会委员胡传道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不屈不挠，拒不复工。7日，吴佩孚对京汉全路罢工工人实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在河南，郑州有6人被捕，1人被迫害致死，300多人被开除。彰德信阳、新乡等处都有被杀的。广大工人受到迫害，郑州党组织也被破坏。在河南领导工运的党的负责人李震瀛、赵子健、徐宽、姚作堂、戴清屏、解长春等被迫离去，工人在斗争中争得的权益全部被剥夺，工会全部被封闭。

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了《告全国工人书》、《警告国民书》，揭露吴佩孚一伙的反动面目，号召全国工人和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全国铁路工会筹备会、青年团中央也发出了通电和宣言，谴责吴佩孚罪行。正太路等各路工人不但在罢工中声援和支持京汉路工人，罢工失败后，还为救济死难工人的家属和失业工人募捐。为援助京汉铁路的斗争，郑州豫丰纱厂工人中也建立了以李文甫为组长的党小组和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向资本家进行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声援和物质支援京汉路工人的斗争。2月4日，为支援京汉路工人，道清路工人举行了同情罢工，提出了加薪、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人待遇等条件。在共产党员贺道培等领导下，罢工组织严密。"二七惨案"后，道清路工人仍无所畏惧地支持罢工。2月9日，路局动用军队封闭工会，捕走工会领袖王惟俭等4人，强令工人复工。但工人坚持了9天，有力地支援了京汉铁路的阶级弟兄。

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汉口，2月7日当夜，天降大雪，反动军警把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木桩上，让他下令复工，遭到断然拒绝。林祥谦英勇就义。在武昌，共产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被杀害。大罢工中，工人52人牺牲，300余人受伤。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很快席卷全国。五卅(sà)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各界群众广泛参与的反帝爱国运动，标志着国民大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经济剥削为主，中日甲午战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准许日本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其他列强随之跟进，纷纷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日本人仅在上海一地就设有23家纱厂，占全上海纱厂三分之二。日本厂主对待工人非常苛刻，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仅一角五分，还要扣存百分之五储蓄厂中，需至工作满十年方始归还，半途辞工者储蓄金即被没收。

1925年2月起，上海22家日商纱厂近4万名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先后举行罢工。中共中央专门组织领导了这次罢工的委员会。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论理要求复工和开工资。曰本资本家不但不允，还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人，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第32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33号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日大运动。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同时，为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决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到达上海，参加上海总工会的指挥工作。

5月22日上海各团体开会追悼顾正红，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前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四人被捕。于是上海学生会开会，决议组织演讲队，到租界宣传。

1925年5月28日晚上，党中央在闸北宝兴路宝兴里一幢旧式的两间楼房里举行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以及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罗亦农、王一飞等。会上，蔡和森全面分析了当前上海工人运动的形势，提出：“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同时也使工人加入总的反帝战线而成为这一战线的中坚。”他还提出了5月30曰要在租界组织反帝示威游行的主张。但是，这些主张却被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指责为“空泛而不切实际”之谈，并说：“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百人参加，便算是我们的成功”。蔡和森予以反驳：“这是一种犯着近视眼病的观点”，“没有估计到广大群众的情绪。假如我们估计到了这些方面的话，则我们的目标决不是动员三五百人，而是动员三五万人”。最后，会议接受了蔡和森的建议，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发展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5月30曰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抗议帝国主义逮捕、关押和审判爱国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租界当局提出的所谓“四提案”。会后，蔡和森主持召开中共上海各组织负责人和工人、学生代表会议，传达贯彻党中央的决议。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动员大家广泛组织发动工人、学生和各界群众5月30曰在租界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

5月30日上午学生联合会分派多队在租界内游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工人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反对"四提案"。蔡和森随着人群，来到南京路发表演讲，散发传单。他在演讲中说：“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倒没有罪？中国工人、学生在自己的国土上声援被害同胞，反而有罪？遭工部局逮捕、坐牢、判刑，这是什么世道？哪一国的法律？帝国主义这样横行霸道，难道我们中国人能忍受吗？”蔡和森的演讲得到市民热烈响应，广大群众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租界当局大肆拘捕爱国学生。至当天下午4到5时，一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被捕，其余学生及群众共千余人，徒手随至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英国捕头爱伏生竟下令开枪向群众射击，当场死学生四人，重伤30人，租界当局更调集军队，宣布戒严，任意枪击，上海的大学校竟遭封闭，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全国震动，北京学生第二天立即响应，全国各大都市学生也先后罢课，全国各地的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风起云涌，民意沸腾。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葵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帝国主义的屠杀，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仇恨怒火。从6月1日起，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1925年6月1日到10日，帝国主义者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英、美、意、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部上岸，并占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上海人民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相继有20余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连租界雇用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

1925年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这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行动。上海工人阶级在总工会领导下，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在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6月4日，上海总工会与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共同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告成立，上海各界民众结成了反帝联合战线。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舆论封锁，推动反帝爱国运动，中共中央于1925年6月4日创办了《热血曰报》，瞿秋白任主编。《热血日报》及时向广大群众传达党指导运动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罪行。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从上海到全国各地，遍及全国25个省区（当时全国为29个省区），约600━700个县，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重要矿区，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1925年6月11日，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向人群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汉口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全国各地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怒吼声，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帝国主义在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还采取了更为阴险的从内部分裂统一战线的策略。他们以增加税率为诱饵，以停止借款、通汇、航运和电力供应相威胁，逼迫大资产阶级勾引整个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于是，大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首先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的口号，将原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项交涉条件改为13条，删去了几项核心条款。6月19日，上海总商会召集76个团体讨论开市，并于23日单独宣布停止罢市。接着，总商会又以停发罢工救济费的办法挟制工人复工（各地支援罢工的捐款由总商会经管）。1925年6月21日，北京政府派邢士廉率军到上海镇压。段祺瑞通电“取缔煽惑罢工”，电令上海戒严司令部，解散总工会，通缉该会领袖李立三，并限令各工会一律取消。

1925年6月7日，上海工、商、学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三罢”运动的公开领导机关。会议提出同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三罢”开始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调集武装，继续屠杀群众，进行武力恫吓，同时施展种种阴谋分化瓦解工商学联合阵线。在威胁利诱面前，资产阶级由动摇妥协，于6月26日无条件结束总罢市。而工人阶级一直坚持到9月初，通过谈判，取得部分经济要求的胜利后陆续复工。继上海“三罢”之后，全国各地群众特别是工人，纷纷起来参加这一反帝运动，人数达1200余万，其中工人约50万，成了反帝运动的主力，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作用。

最后将五卅惨案做为地方事件处理，即在上海谈判，北京政府乃派专使蔡廷干、郑谦、曾宗鉴南下，英日等国亦派委员六人到上海。6月16日开会，中国政府代表提出解决办法十三条：

（一）撤销非常戒备。

（二）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三）惩凶，先行停职，听候严办。

（四）赔偿，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五）道歉。

（六）收回会审公廨。

（七）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工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工期内薪资。

（八）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

（九）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之西人一律平等。（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有之。

（十）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十一）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十二）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十三）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双方在上海一共开了三次会议，六国委员最后竟拒绝继续谈判，谈判中断，交涉移北京进行。最后上海公共租界仅将总巡麦高云、捕头爱伏生免职，中国收回了上海会审公廨。而顾正红案由上海交涉员与上海日本领事谈判，至8月12日始行解决，由日本纱厂与工人订立条件六款，附件三款，包括赔偿工人损失费1万元，补助罢工损失费10万元，日人入厂不准携带武器，不得无故开除工人，降低工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