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首-大江口

雨荷🍀

湘西

绿皮火车离开长沙，向西，向西，再向西，土馒头似的山丘逐一淡出视线，取而代之的是愈见陡峭的高山峻岭。风在茂密的灌木丛中起舞，唱着一首别离的歌曲。山坳之间的溪水依着自己的心情时快时缓。所谓高山有情，流水无意；这无情的流水经历了史前史后的政治变迁，见识了山里山外的城乡差别，却只是毫不在意地径自流淌着。

河面略微宽敞的地方，便是农田；依山徬水的，是农家小院。时值七十年代中期，农庄一律是青瓦木墙，前门在正中，门总是大大地敞开着，像是来者不拒，但门坎却又砌得很高。那时的我还是个初中生，没有多少时间概念，昏昏噩噩似乎过了漫长的一天，火车到达离长沙市333公里之外的溆浦县大江口。

解放牌大卡车离开大江口火车站，沿着沅水上游旁弯弯绕绕的山路吃力地行驶着，离开大江口镇不久，山涧中忽见一片开阔的土地，映入眼帘的是高耸的烟囱和宽大的厂房，原来是一个维尼龙厂。再往前去，道路愈加曲折，一座又一座的山峰看似相识，实则陌生。忽远忽近的农舍零星地散落在路旁或是半山之腰，梯田之上，袅袅炊烟与云雾相伴，说不清是烟戏弄了云，还是云挑逗了烟。

半小时后，沅江清澈透亮的流水已经对我失去了诱惑力，我开始疑惑究竟有没有一个叫目的地的地方，随着卡车的晃动，我打起了瞌睡。朦胧中解放牌大卡车开进深山中一个被遗弃的军工厂，我随父母住进一栋双层排楼的二楼。

我不曾知道自己是在经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高等学府大搬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于1938年，为躲避日军的轰炸西迁昆明，合并为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我父母所在院校，中南林学院，于1974年在“见鬼论 - 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 的指引下从大城市广州搬往湘西丛林深处。

离开广州之前，爸爸带我和姐姐一起去吃冰激凌，平常我们会合吃一份双色，那天爸爸却给我们一人点了一份三色冰激凌，他说：“吃吧吃吧，以后再也吃不到了。” 虽然当时我并不懂得其中的苦楚，但父亲言语中伤感的情绪感染了我，低下头，我小口小口地细细地品味着那三个甜美的冰激凌球。

沅水

丛林深处，静卧着一座石桥，连接着小河两岸的校区。大桥由岩石堆砌而成，桥面平整光洁，桥下是一个半圆弧型的桥洞。这座石桥也是洑水湾乡的商业中心，桥头有一个小邮局，一间米铺，一个布庄和一间杂货店。杂货店里的商品种类屈指可数，最受我欢迎的是甜脆条和猫耳朵。

碰到农历初一，十五赶集的日子，平常安静的桥面热闹起来，当地农民会挑一些土特产到桥上来，摆在桥的两边静默地等着客户来问价。当地农民民风纯朴，没有多少经商意识，卖的有山上采的菌子，自家鸡下的鸡蛋，当地有名的土特产还有春天的桃子，夏天的橘子，秋天的板栗和柿子。农民用自家的产品换了钱买盐巴，布匹和孩子的书本。

石桥两岸的校舍均是两层的大排楼，错落有致地散落在河道两旁的半山腰上，依着群山的脉搏，或横或竖；有的朝北，有的朝南。春天桃花盛开的季节，在沅水两岸，青山翠谷之间，田园里艳黄的油菜花映着桃红，分外娇美。除去政治因素，这里倒是个幽静安逸的世外桃源。

由桥头向前方仰头望去，山顶之上是全院唯一的一座独立平房，住的是曾经的老红军，带领我们进军湘西的张书记。说老红军，不知道会不会造成误会，据说临到延安之际，张书记跟上了长征队伍，那时候他才十四，五岁，是个小红军。张书记当时拉去湘西的班子，也就是刚从广州搬往大江口镇洑水湾乡的时候，林学院院办，及林学和森工两系的正式教师员工，据说有一百单八人。

书记家的院落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站在前院，书记朝前方俯瞰而去，河那边的一坐小山丘上撒落着林学系的学生宿舍，在书记威严的目光注视之下，这坐山丘被学生们称为威虎山。威虎山脚下则是林学院系的教室和实验室。

书记家的右方是学校的政治中心，地处一个和他的山头一脉相连的山顶小平原，那里有院办，宣传部，大礼堂，还有医务室和灯光球场。他的后方则是学院的后勤部门，包括幼儿园和附属中小学。当然，那也是我上中学的地方。

书记的眼光朝左方望去，眼帘之下，一条清亮的小河涓涓而至，河水绕过他脚下的山峦，穿过那半月型的桥洞，向着那夜卡车进来的方向，弯弯曲曲，不休不止地，向着那遥远的外界繁华奔流而去。古往的洪水将小河两岸，石桥两端，冲刷成了今时的农田。

在这河水的上游，石桥左侧的河堤上，一条约一米多宽的石板路，由石桥桥头向着峡谷深处逶迤而去。一直通到另一座小石桥的桥头，再往前去，一坐高山挡住了他的视线。

高山脚下枝繁叶茂之处，隐约可见的是原兵工厂重中之重的生产车间。桥头左边的十来间厂房被间隔成了森工系的学生宿舍和食堂，这里也正是大学生口中的夹皮沟。桥头右边峡谷中，数间旧厂房内摆下桌椅，墙上再贴个黑板便成了大学学堂。

江山易主之后的一九七九年，也就是在经历十年文革之后，中国政府决定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后的第三个年头，我考上了这所中南林学院，由一位子弟学校的中学生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大学生。

据说那年的高考录取率只有6%，那是个令读书人心中充满幻想与期待的年代，终于可以不需要通过单位推荐和政治审查，单凭考试成绩就可以上大学，求知报国了。

华子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沿着河道旁的石板路，父亲背着行李跟在我身后，我一路笑着跳着跑向夹皮沟，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满心喜悦的我由父亲陪同着报了名，之后他又陪着我找到了我的宿舍。同宿舍有八个女生，年龄均在十六至十八之间，分别来自两湖两广。看见我由父亲陪同而来，她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我愈发得意起来，兴高采烈地向她们打招呼，问长问短。

大家客气地回答着我的问题，只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坐在高低床的上铺，无声地看着窗外。她的床就在窗户旁边，阳光照在她的脸上，脸上的绒毛细细柔柔，长长的睫毛上闪着泪光，我心头一惊，慢慢走过来，抬头问她怎么了？她摇摇头不说话，一个广东女孩插嘴说：“华子当然是想家啦！”

“想家？” 看着那个刚刚离去，告诉他不用送，还偏要送的我那固执父亲的背影，我说：“家有什么好想的？我可是考分太低了才读父母的学校的。” 她还是不说话，那个广东女孩又说：“这是什么大学？下火车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下错站了，车站前后都是山坡，站台上除了一块写着《大江口》的石牌子，什么都没有。我的老师告诉我这个学校在广州白云山，我才报名的。” 

我回答说：“是啊！我们以前是在广州白云山。”

华子终于抬起头来，说：“我以为学校在长沙烂泥冲。” 她是长沙人，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家。

我声音小了些，看着她说：“是啊！我们以前是在长沙烂泥冲。”

不出我所料，她们同时高声问道：“那现在怎么在这个山沟沟里？” 我眨眨眼睛，看看她，又看看她，什么都没有说出口。

知了

知了在树上知呀知呀地挽留着即将离去的夏天，宿舍旁那条平时男生们戏水的小溪静静地流淌着。原来是饭后小组学习时间，那天我们没有学习政治文件，讨论的是小组成员的伙食补助，补助额度按父母的收入分甲乙丙丁四个等级。家庭收入在两个极端的好定，到最后，剩下来的两个乙丙名额和两个家庭收入相近的同学，让我们的组长骑虎难下。

我对他的为难百般不解，不就是一个月几块钱的差别，至于吗？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大的我鄙视金钱，言语中，我嘲笑着他的犹豫不决，并自以为是地帮他出了个主意，然后建议他赶紧散会，我还要做作业呢！

这就是那个大一的我，自以为是，我无法在此一一叙说当时由于我的无知与随性惹恼了多少同学，希望没有太多。

好在那个年代，大学生都把学习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大学老师们更是史无前例地乐于施教。在十来年没有真正的教学任务之后，终于迎来了一批优秀好学的大学生。更重要的是，他们得以放下那笨重的锄头，回归课堂，重执教鞭，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人生价值。那时候，我们的任课老师可都是学院最强的师资力量以及学科带头人。

大约是在大一下学期，春天里一个明媚的下午，正该是青年们成双成对春游踏青的好时节。可是，那时侯的大学生是不容许谈恋爱的，期考将近，大家都在苦读教科书。我从教室里搬出来一张扶手上带有一个小桌面的靠背椅，坐在教室外的树荫下看书，周围零零星星地还有一些其他的同学也在户外复习功课。

突然我听到一声惊呼：“蛇！” 一抬头，我看见离我不远处一条两三尺长，褐灰色，带菱形图案的蛇正像我坐着的地方爬过来，慌忙中我正要起身，教室边的一位学姐对我喝道：“别动！” 我听话地屏住呼吸，慢慢地抬起双腿，那蛇行动极其缓慢，时间似乎停滞了，一起停下来的还有我的心跳，整个世界里只有那只蛇还在爬行，它堂而皇之从我椅下穿过，如入无人之境，悠悠然滑入了教室后面的草丛。

这时，那位学姐对我招手示意我刚快过去，失神的我赶紧跑到她身边，看见我害怕的样子，她笑着对我说：“我刚才不敢告诉你，怕你吓得乱跑起来，那是一条五步蛇，咬到你你就没命了。” 我惊恐地看着她：“啊！” 她又说：“你没看见它爬得特别慢吗？越是毒的蛇动作越慢，因为无所顾忌，不是说龙有龙道蛇有蛇道吗。其实不同的蛇，也有不同的蛇道。” 我崇拜地看着她说：“你懂得真多。” 她笑了：“ 它们和人一样，我们小地方来的当然谨慎一些，不像你们大城市来的，敢做敢为。”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分辩道：“我不是大城市来的。”

学姐的话很值得推敲，我开始意识到不能用自己的处事原则去衡量他人。那时年轻的我眼中的世界太过单纯，我一直最喜欢简爱说的一句话：“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当然更是老师口中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我曾经以为，既然我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就应该有相同的行为准则，并且相互坦诚相待，实话实说。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太过天真，绝对的平等只是梦想，而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由于他们人生经历及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大相庭径。

与一个思想相近的人平等相处很容易，难的是理解和接纳他人因为历程不同而导致的行为相异，更难的是始终不变地在人格上与之平等相处。但我相信，只有这份坚持，才能让我会勘探到人类社会最珍贵的瑰宝 - 人性之美。

杨雪

大二开学后第一个月，学校请来现役部队官兵指导我们军训。我们系的女教官看起来和我们同龄，也可能大两三岁，长得五官标致，眉清目秀，皮肤黝黑，让我联想起魏巍笔下的杨雪。森林工业系总共只有十七个女生，全部都在她的麾下。

初夏的湘西，烈日炎炎，全森林工业系一百二十来位同学，排着不太整齐的队列，在四面环山的小操场重重复复地做队列练习：一二一，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向右转，跑步走，立定。

一百二十遍之后，我唇干舌燥，汗水顺着发梢往下滴，脑子里开始思量晚饭是白菜米饭还是萝卜米饭，开学以来，除了这两样食堂也没有做过别的啊！说是周五晚餐有肉，怎么我不记得吃过肉？哦，上个周五晚上我回家吃饭去了，那能怨谁呢？唉！

正在此时，教官又叫：“向左转！” 我啪地一转，和同样汗流满面的华子来了个面对面，她对我使了个眼色，我又看看其他人，无可奈何地只好又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教官不满地看着我高声喊到：“立正！脚跟靠拢！收腹.....” 突然，男生群里一阵哗然，有一个男生毫无先兆地晕倒了。

这位男同学请你不要埋怨我，我当时很庆幸你晕过去了，因为立刻我们就被解散休息了好一阵子，而之后的训练强度也明显降低了。不过，从那天开始，那位“杨雪”教官便盯上我了。列队练习的时候她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纠正我的过错的机会。

练习打靶的时候，有几个下午的时间在练习喵靶，也就是拿着一把没有子弹上镗的步枪，对着约五十米外的靶子喵准，喵准，再喵准。当时的我并不懂得空枪练习的意义，后来听说是练习据枪姿势以及琢磨枪与自身结合的最佳位置方式。第一次接触真枪，刚开始还觉得有趣，很快就觉得无聊了。看看旁边的几个同学都在瞄着前方的行人好玩，我也悄悄地看准了远处的一个白衬衣，刚要把枪头转过去，就听见“杨雪”在身后喝道：“不准瞄准行人。” 当时就吓得我一哆嗦。

难熬的空枪练习终于结束了，到了真枪实弹考验我们作战能力的时候。终于实实在在地听到了子弹上膛的声音，我紧张得手心冒汗，成绩是三枪27环。很棒吧？哦，忘了说我们每人五发子弹，前两枪我都打飞了。班上打靶成绩最好的是成继烈，他打出了47环的总成绩。

两周的军训来去匆匆，一晃到了和“杨雪”分别的日子，同年级的七八个女生围着“杨雪”，难舍之情溢于言表，她们抢着要她的签名、争先恐后地互留通信地址。我在一旁尴尬地看着，为她们在短时间能结下如此的深情厚意感到惊讶，想一走了之却又有些不甘，心中有种莫名的失落与孤独。这时，华子来到我的身边，对我理解地笑了笑，然后拉着我的手走离出了她们的小圈子。

萤火虫

大一生活中还有一个不可忘却的环节 - 我们的文艺生活，校领导规定大学生定期组织各个级别的文艺活动。从全校到班级，当时我们学院有许多可圈可点的文艺人才，我们专业七七年级的钱小瑜学姐编导的舞台剧特别精彩，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舞台剧是在学校的大礼堂上演的，虽说是山沟沟里的学校，却有一个像模像样，能够坐下成百上千人的大礼堂，礼堂前面的主席团都能容下一个连，当然也是一个很棒的舞台。

大礼堂外面有一个灯火球场，也是我们的露天电影院，基本上一个月会放一部新电影。要想上室内电影院去看电影，就要走到十八里外的大江口镇上去了，记得班上的几个男生曾经走到镇上去看《保密局的枪声》，来回要走三个多小时，他们说那电影院非常简陋，四处漏光。

记得有一天，到了规定的文艺活动时间，大家没有更好的主意，安排我教班上的同学唱歌。我们班有四十一个学生，其中七个女生，三十四个男生，歌唱得比我好的多了去了。那天我不知道从哪儿借了个胆，站在黑板前教班上的同学唱《妹妹找哥泪花流》，唱到高音部分完全飙不上去，这时候看见后排的几个高个子男生嘻笑起来，我懊恼极了，转身面对黑板扯完最后一嗓子，恨不能能用面罩把自己罩起来。

当时的文艺活动还包括出黑板报和校园广播。校园广播一日三次，配合着我们三顿饭的时间。当时大部分同学都还没有手表，广播和我们的作息时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清晨，起床号和农家的鸡鸣声此起彼伏，相映成趣。

记得有一天，我离开图书馆，走在山间通往播音室泥土路上，钱学姐交代我去广播室朗读一篇社论。快到开饭的时间了，四周各外的安静，夕阳下的山谷不似清晨那般翠绿，却是色彩缤纷，树叶在夕阳的照耀下泛着橙红和金色的光泽。

我哼着刚学会的新歌，刚想要蹦哒起来，却看见他从对面走来，高高的个子，是那天唱妹妹找哥时笑我笑得最坏的一个，碰面时，他对我打了个招呼，一双明亮的眼睛带着弯弯的笑意，我微微笑着，想说些什么却都没有说出口，只得低下头走了过去。斜阳下他的影子渐渐远去，突然，影子不动了.......

他停了下来！他似乎在回头！我继续向前走着：他真的停下来了吗？他是不是真的回了头？

那天我朗读的社论是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 “我祝愿全国的青少年从小立志献身于雄伟的共产主义事业.........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革命加科学将使你们如虎添翼，把老一代革命家和科学家点燃的火炬接下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回宿舍的路上，天黑了下来，我问河边一只发着绿光的萤火虫：“他真的驻足回首了吗？或许，那只是我的错觉？” 那萤火虫无声地飞舞着，在我的眼前画着神秘的字符，我知道，那就是答案.......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于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