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金庸传》下

湖心月

我的习惯是先找歌。凌晨6点，天色尚是一片浓黑，用耳机静静听《刀剑如梦》，因为读金庸，开始专注听周华健，武侠音乐，他演绎一流，声音中有一股力道，坚定与柔情并存，忧伤与阳光同在。这才是真实的，若说一个人只有快乐而无忧愁，那是不完整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在内心无数次天人交战，一路走来。我剑，何去何从？我刀，划破长空。我醉，一片朦胧。我醒，一场春梦……

金庸一支笔如有神助，生活中却质朴寡言，总是微笑，说话少且慢。

谈吐温文，江南才子，似乎柔弱。其实，在他的王国，他的作风像帝王，天生懂得权术，永远礼数周到，但谁也休想影响他的决定。

他创下了文人办报不但不倒，而且极度成功的先河。

他格局大，父亲之死，他痛彻心扉，但是他认识到，这是一场错误的运动导致，无辜死去的人成千上万，如同死于战争，并非家仇。

他对新政权的肯定，不因父亲之死而改变，他说：我国自汉唐以后，直到今日才真正再有泱泱大国之风。

他的社评，不左不右，保持中立。针砭时政，如刀如剑。四人帮被打倒，他写下“打垮江青，普天同庆。”对自由开明，宽容民主，他始终满怀期待。

邓是他倾慕的两个当世人物之一，当年邓受批判，曾说“聋子不怕天雷打，死狗不怕滚水淋”，金庸钦佩邓的硬骨头，如同他小说中的英雄。

他是邓在人民大会堂单独接见的第一个香港同胞，邓也喜读他小说，两人坦诚而谈，相见甚欢。

他赞邓不慕虚名，绝不教条：“邓先生在香港创‘一国两制’，涉及经济及社会制度，规模非汉唐所及。而和平转政，揖让换朝，策划周详，垂之长久，更远胜前人了。”

这次会面后，金庸召来弟弟等家人杭州重聚，分开己经28年了，他与家人全国旅行三十三天，远到新疆，见到了他文中描绘过的天山，大漠，草原，也见到了真正的雪莲，远不如他笔下陈家洛初相识采给香香公主的雪莲，一元钱可以买两朵。

艺术原本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他的小说曾在海峡两岸都是禁书，但高层领导人自然有特权，奇的是，蒋经国与邓小平喜爱的共同读物，就是他的书。政见谈不拢，品位倒很一致呢！

1981年，首先在广州解禁，想想这传播速度一定如闪电呀，我在鄂西边陲小城，不久也就读到了，我很幸运，母亲精于厨艺，父亲则尽可能为我提供精神食粮。《海的女儿》曾打动我，知道爱会让人乐于刀尖上行走，说不出话来，甚至化为泡沫。

但毕竟中西文化有别，《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相识虽早，竟未能驻扎心灵。而是与金庸小说一见钟情，从此，就成了我的童年读物。

我的梦想，不是嫁入城堡，而是行走江湖。

我的心中伴侣，也不是白马王子，而是令狐冲。

初到香港，金庸从未想过会在这里生儿育女，建立事业，一过就是大半生。

他走遍了千山万水，最爱还是香港。这弹丸之地，寸土寸金，到底魅力在哪里呢？金庸写了一篇社论，给了我们答案：

本港最宝贵的东西，不是工业，不是美丽的风景，不是繁盛的商业，而是充分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制度。在香港，人人呼吸着‘怕老婆也不怕政府’的自由空气。

撒切尔夫人赴京前经过香港，由港督麦理浩安排，单独会见金庸四十五分钟，就香港谈判问题征求他的意见。他亦获得英女王授勋，英帝国军官勋章。

1985年，他与包玉刚，李嘉诚一起应邀起草香港基本法。

7月4日，他赴京作了题为《一国两制与自由人权》的长篇发言，一时风头无两，掌声雷动，雷洁琼握住他手，用英语说“太精彩了！”

新年聚会时，太太嘀咕他这么操心做什么，他说：“我两手空空来到香港，一住几十年，也可以说我在香港发达。我想为香港做点事。”

他的事业，白手起家，至此己经飞龙在天。社会名望，也无可复加。

下面该谈谈他的婚姻了。

第一个妻子杜治芬，与他相识只有十七岁，活泼动人，有些象金庸笔下黄蓉，金庸笔名林欢，就是查与杜各取偏旁，欢，那是他们相亲相爱的写照。

后来，几年时间，金庸忙于工作，没空陪伴。杜终于与他离异，返回故乡。74岁回顾这段婚姻，金庸还有泪光，承认深爱过，但爱尚且存在不足。“她背叛了我”。

第二个妻子朱玫，是一位记者，美丽又能干。

大儿子查传侠出生，他开始开创明报，朱玫生下两男两女，与他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既使那么多家事，也坚持每天过海送饭。

《明月》十周年，金庸写下“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温情流露。

然而，就在这之后，因为工作意见不同，朱玫又极认真，两人经常吵架，伤了金庸自尊。

英雄见惯也寻常，婚姻中少了相互欣赏。

十元小费结束了共患难的这段历史，开启了同富贵的另一段婚姻。

他与一位咖啡馆女侍应产生了感情，金庸主动提出离婚，朱玫也提出两大离婚条件，才肯答应跟金庸离婚：一是金庸付一笔钱作为补偿；二是该女侍应要去扎输卵管，才可与金庸结婚。

他与朱玫离婚，得不到好朋友的谅解。

朱玫在孤独和凄凉中度过后半生，有时会到英国去住，据说那里有她的亲戚。

朱玫也是性刚之人，朋友婚宴相遇，金庸想送她回家被冷冷拒绝。

金庸说：““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帮助她，她拒绝，她不愿意见我，我通过叫儿子去照顾她，她也不愿意见到，她情愿独立。”

98年11月8日，朱玫因肺痨扩散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63岁，身后还有相当多的财产留给了三个子女。而替她拿死亡证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儿女，而是医院的员工，晚境之凄凉令人唏嘘。

怒气伤肝，忧能伤肺。朱玫并未再婚，我想她是真爱金庸，冷冷的拒绝代表从未真正的放下。

记者采访金庸，他表示内心有愧，对不起朱玫。

第三任妻子林乐怡，比他小二十多岁。

金庸笔下美人如玉，三个妻子也各有各好看。杜治芬美丽活泼，朱玫窈窕明艳，林乐怡清秀高雅。

他们终于白头到老，与相处模式有关，金庸己变得成熟，林乐怡天生温柔，记者问他怎样相处？

他坦言：“也没什么。平时她什么都很迁就我，到她发脾气时，我便忍住不回嘴。”

他对朋友说：

“夫妻之间是生活沟通，而不是思想研讨。想避免冲突，就少说为妙。夫妻之间不一定要兴趣相投，而是双方留点儿空白，彼此都有自己的空间。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

林乐怡性格活泼爽朗，她在主席台上也忍不住朝丈夫脸上吹卷蛇玩具。与两个继女相处有如姐妹，有说有笑，声音太大，有时还必须丈夫喝止。

有相士给金庸算命，说他今生只有一子，可他与朱玫明明两个儿子，他一笑了之。

谁知道18岁爱子自杀身亡。

林燕妮说：“在离婚期间，查良镛和朱梅（玫）都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时刻，那就是十八岁的爱儿在父母闹离婚时自杀逝世。”

另一种说法是，金庸对这个儿子感情很深，相反，母子的关系不太好。查传侠十一二岁时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人生很苦，没什么意思，先天有佛教思想。金庸还赞他早慧，谁知他与女朋友电话里吵架，就选择了自杀。

金庸并不完美，婚姻上他也曾负人良多，俯仰无愧于天地，然而有愧于朱玫。

可是，有瑕之玉，也还是美玉。

张岱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太过高大全，必定假大空。

金庸一生嗜好，就是读书。

他说：“万事不如书在手，一生常见月当头。”

他说，如果有两个选项：坐牢十年有书可读和尽享自由但是无书，他会选择前者。

闭目思之，我肯定我也会这么选。

如果不读书，这些年怎么熬得过来？我想说，那是精神上在裸奔。

他每天阅读四个小时，被称为“行走的百科全书”，有人突击检查，问他：螳螂的古名是什么？他说：蜚蠊。

沈西城走入他书房，震撼了。

整个书房犹如一片汪洋大海，麻蓝色的地毯铺满了千多英尺的空间，四壁到顶书架，装着各式各样的书籍，角落一张大书桌，坐在上面，不是古人所谓坐拥书城是什么？

他的书房之大，大过普通人家一层楼。

让我想起了《来自星星的你》都教授的书房，那也是如此规模，可他是活了四百年的人呀！

想想金庸那知识储量。

厚积薄发，源头活水。使他才华永远够用，绝不枯竭。

他白天写武侠小说，读书。晚上去明报上班，写社评。生活极其规律。

他阅读面甚广，一整套《大藏经》也被他读完。

这样的人生，胸中自有天地，喜悦发自内心，是丰富而自足的。他说，在香港几十年都很快乐，除了大儿子自杀，与朱玫离婚不开心。

自儿子去世后，他大量阅读，探寻生与死的奥秘。

心有剧痛，会主动寻求宗教的帮助，他的研究，从《圣经》转向佛经。

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圆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

从痛苦到欢喜，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佛法解决了他心中的大疑问。

他不过夜夜笙歌的生活，脱衣舞看过一次，为了见识一下。饮食清淡，注意养生。饮酒很少，心脏出了问题便戒了烟。开跑车也是只超电车，性格极其稳。

他不喜应酬、不善辞令，下围棋是他最大的兴趣，无人对弈时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

围棋给他两个启示，棋如人生。一个是“慢”，任云卷云舒，我沉思品味。一个是“变”，太多变数，周流不居。

当世他佩服的另一个人，就是吴清源。

吴清源毕生所求不是胜负，而是人生的境界。常说，下棋要有平常心，心平气和，不以为意，境界方高，下出来的棋境界也就高了。

1990年，明报集团年赢利达到7000万港币，1991年冲破1亿。金庸的个人资产估计超过了6亿。

这时，他己着手退隐，与三个子女约谈，见无一个有意愿和才能接手明报，最后将明报卖给了一个毫无关系的年轻人于品海。

他说：第一，要将《明报》交托给一个我充分信任的才干之士，期望今后至少有三十年兴旺发展，坚持诚信正直的报纸风格。第二，我可以快快乐乐地去享受两大嗜好：读书、旅行。

有人发现于品海与他长子同年，属猴。这可能也是他潜意识亲近的原因。

从此，他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

他是真的去补读了。

金庸获授剑桥大学荣誉博士，随即提出申请，请求到该校攻读博士学位。剑桥最初不接受，因他已是荣誉博士。他的申请差不多花了三个月，费了一点周折才得通过。他已80多岁高龄，名满海内外，却执意要去剑桥拿一个博士学位。他说：“求学，并非为了学位，而是感到自己学问不够。”

2005年，金庸入学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他认真读了几年书。

2010年，金庸完成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透过正史、野史分析唐代太子继位制度以及宫廷的权力斗争。

获得博士学位这天，记者眼中的他，羞涩而略紧张，手中把塑料封套卷成细棍，不停玩弄……

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信的，那一刻，虽然他己经近九十高龄，可是他心里头住的，还是个青葱少年。

有人说香港没有什么，除了金庸只有平庸。

但他这一生成功，真是与香港密不可分。

如果他不作出这个选择，也许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注定将在流放、苦役和批斗中度过。

如同陆焉识。

所以，自由和民主，是孕育天才的土壤，应是我们永生的追求。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焉识，这是相同时代不同才子的命运，点击打开可对照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