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人类学家乔健》_____作者：张志东

豁然开朗

（乔健先生）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在海峡两岸和国际人类学界一直活跃着一位著名人类学家，他致力于西方人类学与中国社会实践融合发展，不懈推进两岸三地人类学教学与研究机构创建，竭力推动中国人类学和国际人类学界学术交流，成果卓著、贡献突出，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创始人、讲座教授，台湾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和台湾世新大学异文化研究中心创建者，现任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新世纪(2000-2010)“人类学终身成就奖”和2015年上海复旦大学 “人类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乔健。

一、家庭出身背景

      乔家是山西介休洪山村近代名门望族，乔健的祖父乔世杰生于清代咸丰7年，曾结交清政府荣禄、鹿传霖等官员，被委派到四川办理捐务并担任成都商会总办，1905年又担任清政府四川银行总经理,1906年回山西省平遥县创办了宝丰隆票号，先后在全国开设了二十三个分庄，为西南边镇的军政界服务，一度时期成为票号中佼佼者。

      乔世杰的幼子乔鹏书，1906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成长在介休县洪山村,后来就读于北京大学政治系并当选学生会会长，毕业后回山大附中任教，1936年加入“主张公道团”当选为山西省第三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37年秋随阎锡山转战于晋西北各地并主办《阵中日报》，1938年委任为第二处长兼战区史料编辑事务，1940年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兼山西大学政治系法学教授，还兼任山西省党部宣传处第二战区学生教育处处长，山西省政府参议，1945年作为山西省的代表赴四川省成都市，参加中国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1946年起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会委员，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去了台湾。乔鹏书之妻杨明姗，山西文水县人，他们1932年结婚，育有乔健、乔庄、乔纪、乔原四男，乔晓芙、乔晓蓉二女，均受高等教育，其中长子乔健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长女乔晓芙在美国成为知名的医师。1963年，乔鹏书因心脏病去世,是一位爱国人士。

（1961年乔健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前与全家合影留念）

      乔健的夫人李洁予，是广西白崇禧第十战区李品仙部军需处长李剑虹的女儿，1949年李洁予随父母先去了香港，1952年去了台湾。李洁予和其子乔立先后在台湾东海大学和台湾大学读书，李洁予后来获得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学”和“艺术史”双硕士学位，供职于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担任副馆长，现已退休。乔立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北京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现在是香港实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董事暨香港证监会核准公募基金管理人 。

二、主要经历与学术成就

      乔健， 1934年生，童年时期在洪山村生活，1946年随父母到了北平和南京，1949年去了台湾。1954年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系，次年转入考古人类学系，1958年获考古人类学学士，1961年获人类学硕士，同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1966年开始在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969年获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哲学博士学位，并续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1976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授，1978年创立“香港人类学会”并担任会长（1978-1981），1980年创办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并担任主任至1991年，1986年创设“国际瑶族研究协会”并担任会长，1990年被中央民族大学、山西大学授予荣誉教授，1994年帮助山西大学创建华北文化研究中心并担任荣誉主任，1994年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香港地区首位人类学讲座教授，1995年为台湾东华大学创建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并担任创所所长至2005年，1997—1999年担任中国民族学会（台北）第十九届理事长，2001年创建台湾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2002年初与费孝通、李亦园等共同倡议由海峡两岸四地22所高等院校联合成立了中国人类学最高学术交流机构—人类学高级论坛。2006年被中南民族大学聘为荣誉教授，2003年—2006年任台湾教育部“讲座教授"，2006年创办台湾世新大学异文化研究中心任讲座教授。2011年7月当选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委员会主席。

      乔健曾在多个族群与文化中做过长期的田野工作。主要包括台湾原住民中的卑南族、美国印第安人中的拿瓦侯族、中国西南的瑶族及山西省的“乐户”。乔健学术论著丰硕,撰写及编辑、合著的书有四十余种，主要学术论文近百篇。

三、人类学学术研究三步曲

      乔健50多年的人类学学术研究生涯可分为三步曲。第一步曲研究台湾的南岛民族，第二步曲研究美国的印第安人、香港的民间风俗和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第三步曲是研究汉族社会至今。

      乔健1954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次年便从历史系转到人类学系跟随李济、凌纯声、芮逸夫等教授，1955年的冬天开始做田野调查研究台湾高山族。在李济先生指导下，他从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角度，对当时台湾的高山族屈肢葬进行研究。1958 年乔健放弃在台北过年，去屏东县调查排湾族，亲眼目睹了一个部落里一位老人过世进行屈肢葬的全过程，完成了他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国境内的屈肢葬》。

      大学念完了之后，乔健主要兴趣在文化人类学，1958年特别选了卑南族知本系统里头的吕家大社，用半年时间研究他们的社会组织，完成了硕士论文。

（乔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与导师罗伯茨教授合影留念）

      1961年乔健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全额奖学金，到美国去读博士学位。一开始，由一位当时非常出名的研究中国市场的人类学家威廉姆•斯金纳(G‧William Skinner)教授做乔健的导师。后来由于两个人看法和兴趣不同，又选择了专门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约翰•罗伯茨(John M‧Roberts)教授做他的导师。乔健的第二步曲就是师从罗伯茨教授进行拿瓦候人的研究。1964年和1965年，他和导师罗伯茨教授三次去拿瓦候部落，最后选定在拿瓦候比较偏僻落后传统文化保留最好的四角地区，专门研究拿瓦候的祭仪。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以后，乔健到印第安纳大学教书。主要教印第安人有关文化变迁理论的课程，同时也开始教授关于中国方面的课。他一方面研究美国印第安人，也开始注意中国方面的一些变化。

      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要成立人类学系，邀请乔健去筹办，但1974年碰到了石油危机，先在社会学系里成立了一个人类学组，1976年夏天，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直接给印第安纳大学的校长写了一封信，邀请乔健到香港中文大学正式入职。经过四年的努力，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了人类学系，乔健担任创系主任。

（1988年“国际瑶族研究会”期间，乔健在云南与瑶族群众合影）

      为了促进各地对瑶族研究的交流合作，沟通中西文化，乔健鼎力与同道者创办了“国际瑶族研究协会”，并亲自任主席多年。自1986年以来，该会每两年一次，已先后在香港、湖南郴州和法国召开了三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第一次国际人类学的瑶族研究会，费孝通先生参加了会议，中央民族学院为此出了集刊。1988年，乔健又在南斯拉夫召开的第13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上，组织了一次以探讨中国少数民族为中心的研讨会，会后将会议成果以英文形式结集出版，扩大了中国人类学在国际上的影响。1990年，第三届“国际瑶族研究协会”，在法国图鲁兹召开以后，开始把精力放回汉人社区，这是乔健学术研究的第二步曲。

      从1994年到1996年，乔健用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拨付“山西乐户”调查的经费300万新台币，借助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这个平台，邀请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贯文和长治戏剧研究院副院长李天生一起研究山西的乐户，《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一书由大陆和台湾先后出版，填补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一项研究空白。乔健做完乐户研究以后，又开始做底边阶级和底边社会的研究。由乔健主持的“华北贱民研究”，是台湾“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是山西乐户研究的延伸与拓展，旨在山西乐户研究的基础上，对华北地区贱民的历史渊源、人口分布、职业活动、婚姻家庭与社会地位等问题作全面的探讨和分析。2003年乔健在台湾东华大学任教的时候，又带领8名硕士研究生对同类群体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把“底边阶级”的研究延伸到了台湾。2010年以后对中国人的计谋、关系开展研究，2013年率领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人类学研究团队，以家乡介休为例开始了黄土文明研究，这是乔健学术研究的第三步曲。

四、与费孝通先生合作、交往结成挚友

      乔健最早知道费孝通先生是在1954年在台湾大学念书的时候，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乔健应邀从美国回中国大陆访问，在北京提出要拜见费孝通先生，由于当时还有限制未能如愿。乔健第一次见到费孝通先生是1980年的春天，费孝通先生来到香港，乔健带着香港中文大学的两位同事去九龙尖沙嘴拜见了费孝通先生。第二天费孝通先生就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当时，乔健为香港中文大学创设人类学系要举行的成立仪式，费孝通先生是第一个在人类学系成立纪念薄上签名留念的,他们的友谊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1993年第四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在苏州召开时乔健夫妇与费孝通先生合影）

      1981年4月，费孝通先生到澳洲讲学,路经香港,再次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乔健向费孝通先生介绍,自七十年代末香港和台湾的社会科学学者和同行间已有密切往来,并围绕“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等题目召开一系列座谈及学术会议，费孝通先生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义。那时两岸的学者间还没有正式往来，如何能开辟一条学术界的沟通渠道，是两岸三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他们商量邀请一批大陆学者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沟通两岸三地中国学者间的交流。首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于1983年3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参加第一届的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美国等地三十二位中国学者。这是1949年以后，第一次海峡两岸中国学者在中国人的地方，用中国话讨论中国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当时非常轰动，两岸及香港地区的传媒都作了大量报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1983年到2003年20年间，在费孝通先生的大力推动下，乔健具体组织，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台湾东华大学、上海大学先后主办，在香港、花连、台北、上海、苏州、吴江召开了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每次都邀请数十名在国际、国内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参加,如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雷洁琼，经济学家陈岱孙，人类学家芮逸夫、梁钊韬等等。

（2001年10月“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乔健先生主持大会）

      从第二届开始，他们给研讨会都设立一个主题，第二届的主题是“中国家庭及其变迁”， 第三届的主题是“中国的宗教伦理与现代化”。前三届研讨会都是在香港开的，第四届就在苏州召开。第四届研讨会在苏州市召开已是一个突破，第五届恰巧1995年乔健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台湾东华大学邀请他为学校创建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所以1997年的第五届研讨会先在香港开幕，然后在台湾花莲东华大学举行。第五届之后，这个研讨会在中国学术界里已经形成一座桥梁，以香港为中点，向西伸到中国大陆，向东伸到台湾，有效地沟通了两岸三地的学术交流。第六届研讨会是1999年，这年正是为费孝通先生90岁，为了庆祝他的生日，研讨会特别选在11月2日他生日那天，在他的出生地江苏省吴江市举行。2001年和2003年，又举办了第七届和第八届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根据费孝通先生的指示“在中国人的地方，用中国话讨论中国人共同关心的问题”。“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是乔健和费孝通先生合作的主要形式，乔健六次担任论文集主编。

      二十多年的交往中，乔健和费孝通先生还有许多有意义的轶事。1983年，费孝通先生邀请乔健回中国大陆参观考察，并安排专人陪同他去了新疆天山天池、吐鲁番等地。1985年，费孝通先生又邀请他回来，回到家乡介休洪山村访问。在费孝通先生的帮助下，1983年便把乔健二舅和姐姐从山西接到北京和他见了面，落实了他二舅的房产和户口；乔健夫人李洁予在广州的舅舅和舅妈也恢复了工作。1990年，由费孝通先生推荐，乔健和日本的著名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担任了中央民族学院的荣誉教授，费孝通先生还安排他们参观游览了福建省的武夷山名胜，亲手书写一幅长诗赠给乔健：

谁说造化心无计 ，武夷山水如此奇。

兀兀独立成千峰， 涓涓细流汇曲溪。

溪浅筏轻浮石过， 峰高拔地与天齐。

人生难比九曲险， 眼望东来筏向西。

仰叹危岩飘仙舟， 千年古骨壁上栖。

传说从来多情意， 仙境幻象亦可哂。

可羡玉女并肩立， 鬓花丛丛从不稀。

笑我此生真短促， 白发垂年犹栖栖。

      1990年5月，乔健兄将有武夷山之游，未克陪行，书旧作为赠。

费孝通 庚午小满 时年八十

      那时候的费孝通先生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但彼此之间仍然是理念志趣相同、友情牢固。乔健从1983年到北京访问起，费孝通先生经常邀请乔健先生到他家里去一起吃饭叙谈，乔健在中央民族大学为学生讲课的时候，费孝通先生还特意来听过课，费孝通先生到香港，乔健都请他到家里来热情招待。

      1990年12月11日至14日，乔健和日本中根千枝在日本东京组织召开了一次“东亚社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费孝通教授八十寿辰”小型研讨会，邀请了北京、香港、台北、汉城、伦敦、波士顿和东京的16名代表参加。费孝通先生和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参加了会议。费孝通先生以“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 为题作了主题发言，就东方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他很有见地的看法,同时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六字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2003年费孝通先生因患肺炎住医院以后，乔健经常从香港或台湾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2004年的春天，乔健到北京医院专门看望了费孝通先生。2005年4月费孝通先生去世以后，乔健给费孝通先生家里寄了悼唁信，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费老走后，乔健仍然秉承费老遗愿，为两岸三地学术与文化交流继续努力。2006年10月10日至11日，“纪念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民族研究70年座谈会暨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许嘉璐，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孙孚凌和一大批海内外知识界、学术界知名学者一百余人参加，乔健做了“费孝通先生历史功能论”专题发言。乔健说：“费孝通先生早已超越了名人的境界，而正式进入了历史，成为在建立人类学、社会学或者综合地来说文化理论的世界级大师之一，奠定了永恒的与普世的历史地位，成为与拉德克利夫•布朗、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并列为十二位建构现代文化理论的主要贡献者”。

      2010年10月23日，由民盟中央、北京大学、上海大学与吴江市委、市政府共同举办的“纪念费孝通诞辰100周年暨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吴江市隆重举行。乔健作为费孝通先生的生前好友应邀参加了大会,在开幕式上回忆了与费孝通先生交往的历程。12月5日，“中英学界纪念费孝通诞辰100周年”，在费孝通先生的母校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行，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日本、美国、西班牙、瑞士、比利时、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大会。乔健应邀出席并作了 “文化自觉、历史功能论与智谋研究”的演讲，表达了他和费孝通先生之间的友谊和对费孝通先生的敬仰怀念之情。

五、隔不断与山西大学的情缘

      乔健从小就受到家庭的熏陶，与山西大学有很深的渊源和难以割舍的情感。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虎啸沟土窑洞里的山西大学，给他的童年留下了深刻记忆。

      1985年，费孝通先生邀请乔健，来中国大陆参加学术活动并回到家乡山西考察，在太原参加了民盟山西省委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个学术会议。会上，乔健认识了山西大学党委书记高兆忠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长刘贯文教授。1990年，山西大学授予乔健“荣誉教授”的称号，从此，成为山西大学的一分子，乔健建议山西大学仿照香港中文大学的做法，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华北文化研究中心，为海内外学者研究华北文化设立平台。他表示把自己数十年积累珍藏的书籍，无偿捐献给山西大学，利用自己在香港的特殊地位，与国际学术界联络广泛的海外优势，为山西大学举办一些学术活动和共同合作申请项目，向老师和同学们传授国际上先进的知识,帮助老师和学生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进修。

（1990年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系主任的乔健（前左二）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费孝通（前右二）的邀请，接受中央民族学院名誉教授聘书后参观民盟中央委员会并合影留念。左二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后排右二为北京大学校长丁石松）

      1990年12月11日至14日，乔健和日本中根千枝在日本东京组织召开了一次“东亚社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费孝通教授八十寿辰”小型研讨会，邀请了北京、香港、台北、汉城、伦敦、波士顿和东京的16名代表参加。费孝通先生和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参加了会议。费孝通先生以“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 为题作了主题发言，就东方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他很有见地的看法,同时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六字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2003年费孝通先生因患肺炎住医院以后，乔健经常从香港或台湾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2004年的春天，乔健到北京医院专门看望了费孝通先生。2005年4月费孝通先生去世以后，乔健给费孝通先生家里寄了悼唁信，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费老走后，乔健仍然秉承费老遗愿，为两岸三地学术与文化交流继续努力。2006年10月10日至11日，“纪念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民族研究70年座谈会暨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许嘉璐，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孙孚凌和一大批海内外知识界、学术界知名学者一百余人参加，乔健做了“费孝通先生历史功能论”专题发言。乔健说：“费孝通先生早已超越了名人的境界，而正式进入了历史，成为在建立人类学、社会学或者综合地来说文化理论的世界级大师之一，奠定了永恒的与普世的历史地位，成为与拉德克利夫•布朗、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并列为十二位建构现代文化理论的主要贡献者”。

      2010年10月23日，由民盟中央、北京大学、上海大学与吴江市委、市政府共同举办的“纪念费孝通诞辰100周年暨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吴江市隆重举行。乔健作为费孝通先生的生前好友应邀参加了大会,在开幕式上回忆了与费孝通先生交往的历程。12月5日，“中英学界纪念费孝通诞辰100周年”，在费孝通先生的母校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行，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日本、美国、西班牙、瑞士、比利时、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大会。乔健应邀出席并作了 “文化自觉、历史功能论与智谋研究”的演讲，表达了他和费孝通先生之间的友谊和对费孝通先生的敬仰怀念之情。

五、隔不断与山西大学的情缘

      乔健从小就受到家庭的熏陶，与山西大学有很深的渊源和难以割舍的情感。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虎啸沟土窑洞里的山西大学，给他的童年留下了深刻记忆。

      1985年，费孝通先生邀请乔健，来中国大陆参加学术活动并回到家乡山西考察，在太原参加了民盟山西省委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个学术会议。会上，乔健认识了山西大学党委书记高兆忠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长刘贯文教授。1990年，山西大学授予乔健“荣誉教授”的称号，从此，成为山西大学的一分子，乔健建议山西大学仿照香港中文大学的做法，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华北文化研究中心，为海内外学者研究华北文化设立平台。他表示把自己数十年积累珍藏的书籍，无偿捐献给山西大学，利用自己在香港的特殊地位，与国际学术界联络广泛的海外优势，为山西大学举办一些学术活动和共同合作申请项目，向老师和同学们传授国际上先进的知识,帮助老师和学生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进修。

      1994年7月，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乔健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费孝通、乔健和山西省副省长张维庆省人大副主任吴达才参加成立仪式。乔健为山西大学邀请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先生，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先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先生参加揭牌仪式。乔健把自己的1000余册藏书捐赠给山西大学，在华北文化研究中心建立了“乔健图书资料室”，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维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达才出席了仪式。

      在“山西乐户”研究中，乔健借助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平台，进行整体设计，刘贯文、李天生全程参与调查，从长治市、晋城市聘用了8名专职调查员，在他的具体指导和亲自带领下，到长治市、晋城市所辖的十五个市区县的一百五十余个乐户家庭做了调查。

      “华北贱民研究”这个项目在山西选择了长子剃头匠等底层职业群体开展调查。它没有文献资料可循，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入的田野考察，山西大学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中心主任行龙带领史维阁、张俊峰两名研究生承担的“晋东南剃头匠”那部分，开始直接受到乔健人类学的指导和训练。

      自中心成立以来，乔健还多次邀请郭贵春校长，行龙副校长以及他们的同事、学生到香港、台湾参加学术会议。1999年夏天，在乔健的热心帮助和支持下，山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东华大学组成“两岸三地”大学生互访团，利用暑假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山西大学副校长行龙作为团长率本校的师生到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东华大学参加了这次活动。2001年，由乔健积极引荐，中心与欧盟奥克多姆中心合作开展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计划（简称SUCCESS计划），选择毗邻晋祠的赤桥村城乡结合部开展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这种合作研究，不仅能够开拓研究者的视野，更使田野调查的理念与方法深入人心，走向田野与社会。

      乔健和姊妹们对山西的教育事业十分关心，两次慷慨解囊在山西大学设立奖学金。第一次是1992年山西大学建校90周年校庆期间，兄妹六人为纪念其父乔鹏书先生，共同捐资一万五千美元，设立“乔鹏书先生纪念奖学金”，奖励山西大学品学兼优的学生。第二次是2005年，乔健的大妹妹乔晓芙，为鼓励优秀山西学子从事文学创作和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乔晓芙与丈夫陈信义医师共同出资五万美元，捐赠给山西大学，设立“乔晓芙人文奖学金”，奖励全省高校从事文学创作和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生。这两个奖励基金都是由乔健组织牵头,弟妹们积极参与，体现了乔鹏书教授儿女们热爱家乡、热爱教育的一片赤心。

      2006年下半年，中心专门请乔健为研究生开设了文化人类学专题课，用行龙副校长的话说：“乔健先生为扩展山西大学的对外学术交流，尤其是对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发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六、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建树颇丰

      乔健与当代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半个多世纪躬身致力于寂寞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实践，不断开拓人类学研究新领域与方向，积极创建人类学教学与研究机构，以及倾力推动两岸人类学国际化交流，是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中的关键人物之一。特别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乔健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发挥其杰出的组织能力，在促进中国人类学与海内外学术交流，长期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合作，就社会科学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牵线搭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架起一座座与国际人类学界联系的桥梁。

      躬身致力于人类学田野调查树立榜样。早在1955年，乔健在台湾大学选择转学人类学的时候,把田野调查作为自己最大的乐趣,5年内常常随着李济等教授们做田野调查，跑遍了岛内当时的九个族群。从1956年起至2005年，四十年内多次去吕家社访问，长久地研究一个部落文化及变迁。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博士时，到拿瓦侯保留地常住近一年，进行深入详细地观察，完成了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传统的延续：拿瓦侯与中国模式”，他是中国学者对印第安人做田野调查最长的一位，也是极少数能非常深入理解印第安人文化的中国学者。在长期深入收集拿瓦侯田野资料的基础上，他多次到藏族居住区做田野调查。利用自己文化背景优势，比较了拿瓦侯与中国传统的延续，拿瓦侯沙画与藏族的曼罗茶、拿瓦侯祭仪诵唱者与藏族《格萨尔》史诗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等等 。

      八十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期间，由乔健主持的“瑶族”研究，曾多次带领学生们深入到广东连南、湖南江永等瑶族居住地调查访问，进入九十年代他又把目光扩展到华南，特别是对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更为关注，对福建省南部惠安县特殊的“不落夫家”婚姻及其妇女生活的深入探讨，受到海峡两岸学界的重视。1994年由他主持“山西乐户的研究”，对被调查的151户都作了详细的系谱与调查表，而且对二十位主要乐户都作了自传，以及后来的“底边阶级”“底边社会”研究都是身体力行，躬身指导。

      不断开拓人类学研究新领域视角独特。乔健最早接触人类学是从他进入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开始，他的“台湾土著诸族屈肢葬调查初步报告”表现出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初期，考古学与民族学综合研究的特色。在卑南族的社会组织研究中，以吕家社作为卑南族社会基本结构，在经历了百年间五次外来影响下（包括日本统治、光复后汉人的接触、天主教、基督教的奉行，以及现代文化）所引起的巨大变迁，它是讨论族群与社会认同与变动最典型的实例。乔健创办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以后，开始进入大陆少数民族研究，主要研究的范围是广东省连南县的排瑶和广西大瑶山金秀县坳瑶两群，并以他们的亲属组织、婚姻制度、两性关系、妇女地位为研究重点，为性别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一个科学研究典范。1987年在他访问了湖南省西部江永县瑶族人传说中的发源地“千家峒”，在研究中国瑶族寻找、返回千家峒祖居地的运动以后，提出了这一运动属于世界范围的本土运动或宗教复振运动的范例。并写下了他著名的文章《漂泊中的永恒》。乔健的《传说的传承：藏族〈格萨尔〉史诗诵唱者与拿瓦候族祭祀诵唱者的比较研究》对我国藏族《格萨尔》艺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拿瓦候族祭祀诵唱者的传承进行了人类学的比较分析，对格萨尔艺人“神授”说做出了独到的人类学解释。

      乔健最有开拓性意义的是对山西乐户的研究，过去学者们认识中国社会都是从中层社会来看，从来没有从底层阶级来看这个社会，但是乔健的乐户研究从底边社会来看中国传统的社会，提出了“底边社会”和“底边阶级”的新概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社会。在汉民族大传统文化研究中，他常常出人意外地选择一些不为常人注意，或者不是热门的项目作为研究对象，他最早在七十年代初，就开始研究“三十六计”并发表了多篇中英文的论文。2000年以后又把“计策行为、谋略”的研究，上升到“智谋文化与文化自觉”进行研究，2013开始的“黄土文明”研究成为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和乔健提出“自觉发展”的忠诚实践者、探索者。

      积极创建中国人类学教学和研究机构贡献巨大。对于人类学学科建设，乔健主张要以长远目标看待人类学，人类学研究应该实行区域分工，各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进行合作，学科内部多交流沟通。1976年，乔健放弃了美国优裕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学术环境，为香港中文大学创办了人类学系。为了进一步引起中外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者的重视，促进世界各地学者对瑶族研究的交流合作，沟通中西文化，1986年乔健创办了“国际瑶族研究协会”，连任主席多年。在香港、湖南郴州和法国召开了三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瑶族社会的重视。

（1994年乔健获得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讲座教授时与校长高鲲、社会学院院长李佩良合影）

      1994年，香港中文大学为了表彰乔健为香港中文大学乃至为人类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香港中文大学授于他人类学“讲座教授”的荣誉称号，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以来第21位讲座教授。同年，在乔健的努力下，创办了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并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1995年乔健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又到台湾东华大学创建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担任所长10年。2001年又在东华大学协同创建台湾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鉴于他对中国人类学的重要贡献，2003年获得了台湾教育部最高学术荣誉---讲座教授。2005年又应世新大学的邀请创办了异文化研究中心，在寂寞的人类学生涯中继续耕耘，乔健始终行走在中国人类学的前沿，为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学科体系完备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

      倾力推动两岸人类学国际化交流建树颇丰。1983年，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在加拿大温哥华和魁北克举行的第11届召开，乔健先生作为该组织的常务会员，组织了以“边缘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为题的研讨会。中国和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参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学者第一次参加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对于进一步认识、了解、研究中国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1983年到2003年二十多年间，在费孝通先生大力推动下，乔健具体组织，在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召开了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 开辟海峡两岸三地一条学术界的沟通渠道，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广泛深远的影响。

      1987年，乔健赴福建参加“祟武古城创建六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积极倡议闽、台、港人类学者共同研究海峡两岸的大岞人，进而扩大到闽台惠安人。1988年，乔健在南斯拉夫召开的第13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上，组织了一次以探讨中国少数民族为中心的研讨会，扩大了中国人类学在国际上的影响，推动了国际人类学界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进程。

      从1995年到2001年由北京大学连续举办的6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乔健和费孝通先生，日本的中根千枝，台湾的李亦园，韩国的金光亿担任研讨班主讲嘉宾。这种高规格、国际性的研讨班在中国大陆还是首次，它是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许许多多有志于人类学的中青年学者，通过世界各国著名人类学家的讲演“培训”，学习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许多人因此走上了人类学的研究之路，成了中国人类学的学术中坚。

      2002年初，在费孝通先生的倡仪下，由中国社科院、台湾东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等22家单位，联合发起创立“人类学高级论坛”，费孝通、李亦园、乔健、郑杭生担任高级顾问。开启了台湾、香港、澳门人类学家与大陆学者学术研究、交流的新平台，是目前中国人类学学术水准最高、规模最大的交流场所。

      2003年7月，乔健作为中国申办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代表（港、澳、台地区唯一代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郝时远、清华大学景军等六位代表团成员，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申办大会上, 与代表团共同努力，发挥其与国际人类学界联系密切的优势，获得2008年第16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的举办权。这是中国有人类学近百年历史以来第一次与全世界人类学家面对面交流的盛会，素有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奥林匹克大会之称。

      自2005年乔健到世新大学以来，主力设计与校内同仁举办了四次与自己研究兴趣的发展与转变密切相关的国际性研讨会，反映了近20年来与他认知学界先进及同辈对汉族社会从底层至高层探讨的成果。首次研讨会便是对“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研究成果的展示，第二次研讨会主题是“异文化与多元媒体”，第三次研讨会向上延伸到汉族精英“谈情说异”，第四次研讨会“谋略、关系与华人思维管理”，进一步阐明了华人管理思维中“谋略”与“关系”经得起时空变迁的考验，成为当代管理领域的主流典范。

      2011年6月26日,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乔健当选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并经到会全体委员的无记名票决获人类学高级论坛新世纪(2000—2010)“人类学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是海峡两岸22个人类学教学研究机构,以及参加会议的数百名专家对乔健贡献人类学50多年来的最高荣誉。

（1985年乔健回家乡介休参观访问时与洪山村村民亲切交谈）

七、情系家乡

      早在1985年，费孝通先生就安排乔健回到家乡介休参观访问，介休县主要领导都接见了乔健,县委副书记张培荣和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段景勤专门陪同乔健和他的姐姐回到洪山村老家访问。

（2010年11月2日我和郝继文在山西省人民医院第一次见到乔健先生）

      2010年我和继文兄通过山西大学朋友的帮助，11月2日前往省城拜见了这位国际著名人类学家。乔健虽然年近八旬,但看上去精神矍铄，慈祥和蔼的面容，充满智慧的眼神，第一感觉就是“大家”的风范。我们说明来意，乔健便开始从八十年代初与费孝通先生合作，在香港举办“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谈起，一直谈到前几天参加“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乔健娓娓道来，像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我们实在不愿意再打扰乔健先生的休息，便和他及公子乔立博士留下联系方式。

（介休市政协副主席郝继文陪同乔健先生在张壁古堡考察）

      2011年山西凯嘉集团成立“山西凯嘉古堡文化研究院”，乔健被聘为高级顾问。10月中旬，乔健全家应凯嘉古堡文化研究院的邀请回介休参观考察，介休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热情接待，市长王怀民与乔健先生就我市的文化建设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谈，乔健在新建成的介休一中学术报告厅作了“文化研究、文化自觉、智谋文化”的主题演讲。

      2012年9月1日至5日，乔健受王怀民市长的委托，凭借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威望，带领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回到家乡介休举办“维护文化遗产、发展城市文化”圆桌论坛。参加这个论坛的有著名建筑学家、台湾大学城乡建筑与研究所所长夏铸九教授，台湾世新大学副校长熊杰教授，还有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日本等11位知名学者。9月4日上午台湾大学夏铸九教授在介休宾馆报告厅，为全市科级以上干部举行了“文化遗产保存与地方发展”的专题演讲。在这次论坛上，乔健先生提出了“黄土文明介休典范”的研究计划。

      2013年9月，“黄土文明介休典范”的研究计划在中山大学正式启动，乔健组织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的18位专家、学者，用三年的时间，分别从历史、文化、民族、地理四个方面，对有2600年历史的介休深入田野进行调查、挖掘、考证，开展了研究工作，形成了15篇论文在各类期刊发表和80万字的四本专著，其中四川大学徐新建的论文在法国巴黎研讨会上宣读。2014年9月，在山西大学召开的 “人类学与黄土文明” 人类学高级论坛第十三次会议上，中山大学的周大鸣、厦门大学的彭兆荣、四川大学的徐新建、复旦大学的安介生四位教授以“黄土文明、介休范例”的研究成果分别做了主题演讲，在2015年12月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举行了“黄土文明、介休范例”专著的首发式，进一步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兴趣和关注。

      乔健不仅不遗余力通过召开各种学术会议，邀请各方学者参加的形式，促进文化的交流和学术的进步。他还多方建议：为了使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我们应该多派些学子到人类学发达的国家学习。通过国际性人类学期刊的订阅和投稿，通过广泛参加国际性人类学会议，增加中国人类学的参与，扩大我们的影响。正是基于这些思想，乔健经常回内地与学术团体和高等院校进行访问交流，并一直想方设法为内地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提供帮助和支持。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人类学大师，乔健数十年来，不辞辛苦，与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以及与世界人类学界的同行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为培育人类学的学术平台，培养人类学的后起之秀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人类学的发展，推动中国人类学及相关学科机构、创建与活动有特殊贡献。之所以那样热心和致力于各种文化的交流和促进学术的进步，正是为了让寂寞的中国人类学不再寂寞。

      2018年10月7日，乔健先生在台北突然去世，人类学失去了一颗巨星，我们失去了一位慈祥可爱的长者。

      作者：张志东，男，1961年生 ，大专学历，民建会员，曾任介休市政协三、四、五、六届委员，现任七届常委、主任科员，介休市侨联副主席，晋中市侨联委员 ，中国艺术摄影协会会员、山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介休市摄影家协会会员。

参考文献:

侯清柏《晋商巨族---乔家》

徐杰舜、乔健《漂泊中的永恒与永恒的漂泊》

侯娇兰《用他者的眼光探究世界的乔健》

李亦园《族群关系与文化的先驱》

乔健、吕品 《寂寞的人类学及其它一一乔健先生访谈录》

乔健 《试说费孝通先生的历史功能论》

乔健《谈中国研究的一些方法论问题》

乔健、李沛良 李友梅 马戎 《文化、族群与社会反思》

乔健 《费孝通是属于全世界的》，《社会观察》记者采访

乔健、刘贯文、李天生《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 

行龙《史学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 

行龙《收获的不仅仅是学术》

张俊峰《二十年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的治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