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讲解员业务学习开讲系列之三

知青小分队

　　　 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位于延安市宝塔区枣园路中段，建筑面积14350平方米，陈展面积6080平方米，展线长1300米，由序厅、尾厅及六个单元组成。
博物馆通过平实质朴的设计语言、相对成熟的高科技手段、综合的陈列展示方法，再现当年28000名北京知青同延安人民一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用青春汗水和聪明才智，战天斗地、改造山河，传播知识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历史，讴歌了他们为改变延安贫困落后的面貌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博物馆力求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北京知青在延安农村插队落户的那段难忘岁月，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和知青岁月，启迪后人，为建设“圣地延安、生态延安、幸福延安”做出新的贡献。

今天由知青小分队曹容容为大家分享诗歌《理想之歌》的创作始末。

　　提起诗歌，我们会想起徐志摩、木心、席慕蓉等一大批闻名遐迩的著名诗人，可大家知道吗？在遥远的陕北，六七十年插队的北京知青群体中也有着体现时代价值，对文学深深热爱的年轻人，他们用自己的饱满激情创作出了具有自我价值和时代价值的文学作品。著名政治抒情诗《理想之歌》就是其中代表作，它的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

他们分别是：

陶正，男，去陕西省延川县插队前系清华大学附中高二学生。长期担任北京歌舞团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高红十，女，笔名高原、高红十秦风。去延安地区插队前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六七届毕业生，她两次来到陕北插队，分别是1969年1月，赴陕西省延长县里家堡公社插队； 1975年，大学毕业赴延安市南泥湾公社插队。中国作协会员，高级编辑。 获第六届中国新闻工作者百佳奖。 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有数本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诗歌集出版。其中较有影响的是20世纪70年代与他人合作的长诗《理想之歌》。

　 张祥茂，男，去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县插队前系北京初中六七届毕业生。曾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部级干部，已退休。

于卓，女，去北大荒兵团前系北京六九届初中生。在《科技日报》担任过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北京作协会员。已退休。

《理想之歌》就是由以上四人创作，谢冕老师指点。责任编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杨匡满和孟伟哉。

　　

1973年暑假前，中文系文学专业刚刚分出创作班和评论班，他们四个都是创作班学员。暑假，高红十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看妹妹。7月30日，作者高红十在兵团接到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告知北大有任务，文革初期停刊的《人民文学》杂志拟于当年十一复刊，复刊号需要一首长诗，等她回去参加写作。此事是谢冕老师通知的。因为是暑假，外地学生都回家了，只找了几个家在北京的同学。

　　高红十在8月初赶回北京，很快与陶正、张祥茂、于卓及另两位责编碰头。责编对大家讲明诗歌的要求：为《人民文学》复刊，也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献礼。主题是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青年一代的成长和理想。

　　据责编讲，此事也找过一些刚刚复出的老作家，他们表示，还是让小将们写吧，小将们有虎气。当时作者几人是既兴奋又紧张，因为从未接受过这么重大的任务！《人民文学》可是国家级文学刊物，能在上边发表作品，对他们这几个大一刚过，大二还没上的学生是件多么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生怕能力不够，写不好长诗完不成任务。在大致绺了一下内容后，几位作者就回家各干各的了。经过商量，分给高红十和于卓是写歌颂党和祖国部分，分给陶正、张祥茂是写青年一代的成长和理想。几天后碰头各念各的，征求意见再分头改。

　　高红十记得她在写歌颂部分时，用现代话语形容叫“宏大叙事”。写到最后已经没词儿，脑袋再也转不出大词儿。

　　9月初，大家将完成的两大部分初稿交给杨匡满，杨编辑很快看了，不满意那个歌颂的，决定放弃；让大家全力以赴改年轻一代的成长和理想。思路一下子变得单纯了，记得张祥茂写的那部分题目就叫《理想之歌》，我们一致同意用这个题目。大家还确定用第一人称写，“我”是一个共和国同龄人，延安插队知青，也许我们中间有两个——我和陶正——延安知青的缘故吧。

　　改完这一稿，大家就开学了。一开学就领受新任务，下去采访，写书。当时很正规的提法是：带着战斗任务组织教学，开门办学，走以社会为工厂的道路。

　　张祥茂带一小分队赴云南，采写知青先进典型上海的朱克家和北京的辛温。

　　于卓带一小分队赴山西平陆，写毛家山知青小组。

　　高红十、陶正和另两个同学刘玖华、姚二林、董学文老师，一个张思德老战友陈耀分赴陕西、甘肃、四川，采写毛主席名篇《为人民服务》主角张思德。人民出版社准备出书。

　　领了任务就下去了。随后听说《人民文学》又不复刊了。大家都有点遗憾，但没觉得多么吃亏，只当是练笔，练了一回大手笔。

1974年初，杨匡满又来找几位作者告诉大伙说，《人民文学》暂不复刊了，但筹备复刊期间收到不少诗作，决定择优编书，大家创作的《理想之歌》还想收进去，请大家再改改。

　　此时，张祥茂还在云南没有回来，高红十就先动手了。

　　她这回主要做的工作是绺出了顺序，之后其余人接受了她绺出的顺序：

　　第一部分，老知青迎接新知青到队，新知青问老知青什么是理想。

　　第二部分，回忆下乡之前“我”所受方方面面理想教育和影响。

　　第三部分，下乡，贫下中农帮“我”端正了理想的航线。

　　第四部分，批判形形色色非无产阶级理想观。

这中间，大家又改了无数次，用一句玩笑话形容：整个一复辟反复辟斗争。你改去我的，我又改去他的，他再改去你的……最后真是弹尽粮绝、黔驴技穷。高红十逼得用陕北话大叫：没脑水了！没脑水了！

　　1974年4月，《理想之歌》最后交稿了。看得出来，编辑并不十分满意，但我们已是“死猪不怕滚水烫”，爱咋咋，爱谁谁，只求别让我们再动笔了。

　　9月，该书正式出版。第一版是绿色封面，没有图案。《理想之歌》成了书名，排序在目录最后，可能因为篇幅最长缘故。据杨匡满后来介绍，该书第一版印了10万册。《理想之歌》的署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

1975年底，《理想之歌》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成配乐朗诵。1976年1月，《人民日报》全文刊出。这一下影响被放大了。当时几乎没有电视节目，电台就是覆盖面最广的传播媒体了。不少知青后来见到作者都说，是从广播里听到的这首诗。

1976年4月，《理想之歌》的书第二版出版。第二版是根据《人民日报》上的版本收书的。

“70年代初期的中国，由1200万年龄接近、感情体验共通的青年组成了上山下乡集团。《理想之歌》首先是这一集团的文学，是这一集团确认自我价值的文学。

　　“并不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歌，但是高红十这一代人有着自豪奋进的《理想之歌》。这是一首未完成的悲歌。如果把这一代人被历史毫无道理地抛弃后的困惑、激愤和悲哀写进去，这才是一部完整的歌。《理想之歌》的未完成性，象征着文革时期文学及其承担者的命运。”

　　当年的知识青年他们生长在红旗下，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少年，树立革命理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青年，走向社会最基层的农村，艰苦磨炼，砥砺意志，在深入了解国情的基础上，培养了实事求是的观念和作风；而立之年，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通过补习科学文化知识，开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发挥作用。他们有理想、有知识、懂实际、能担当；他们深深热爱祖国热爱党，从不曾忘怀同甘共苦的人民群众。　　

延安的北京知青，是知青群体中的一个缩影。习近平同志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让我们在历史中思索人生，在榜样前汲取力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的进程中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