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励志扎心文：放牛娃的文学梦

王智君 东北纯爷们儿

我是一个放牛娃，一本看不懂的书让我走上“歧途”，一次致命的挫折改变了我的命运！

一

我生长在三江平原一个落后的村落。因为家里严重贫困，我勉强读完小学，不得不去生产队帮助家里挣工分。　　

岁数小，体格弱，干活不顶硬，纯粹是个“半拉子”。整劳力一天挣15分，我忙活一天才挣7分半。　　

就是干这“半拉子”活儿，累得我不像样，一天到晚小身板造得快零碎了。队长与我家有点亲戚的关系，他当众人面踢了我一脚：“就你这熊样，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去放牛吧。”

表面看，队长“虐待”我，其实，他是在照顾我。之所以踢我一脚，那是有他考虑的，以防止别人说他偏袒亲戚的闲话。

他这一脚，把我从汗珠子掉地摔八瓣的重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至今我都感激那个亲戚队长，感激他踢我的那一脚。　　

虽然放牛不用出力，但是也不容易。最难忍受的是草甸子漫天飞舞的大蚊子。尤其是牛待着的地方，蚊子搅成了团“嗡嗡”袭来。

牛皮厚抗叮些，我只穿件小背心，哪里招架得了？我手拿树枝不停的挥舞，驱赶饿虎扑食一般的蚊子，即便如此，也阻挡不住蚊子对我这个小鲜肉的“情有独钟”。

蚊子“见缝插针”，一叮一个包，我身上的包连成片了，那真是，旧包没消，新包又起。　　

连片的红包，刚被蚊子叮的——疼；旧包刺挠得钻心。我想出一个好办法，跳进小水沟里，蹲在里面只露个小脑袋儿，蚊子怕水，叮不着我身体了，只能在头部和脸部嗡嗡转悠。

因为保护面积小了，我的手也能驱赶过来了。突然，小腿肚子像被猫爪子挠了一下，刹那间，疼得钻心。我跳出水面，低头一看，有三只蚂蝗叮在我的腿上。

蚂蝗是水里的“吸血鬼”，吸在人体上紧紧的，手别想抠掉，除掉的唯一办法是用火烤它的屁股。　　

我找不到火，吓哭了。情急之下，一口气跑回村子……　　

我骑在牛背上，仰天长叹：农村青年的理想在哪里？出路在何方？我不能就这么放牛，在农村受苦遭罪一辈子！　　

看到村里两木匠干轻活，我羡慕死了。　　

那时候的木匠不是一般的牛逼，去谁家打家具，一天不仅能挣5块现钱，雇主还给做好吃的，并且烫上一壶烧酒。　　

别人顶着烈日去田里除草，木匠则躲在阴凉处，耳朵夹一根儿烟卷，慢悠悠的推刨子。刨子“吐出”的木云卷嗤嗤飞，木匠口中哼着小曲咿咿呀呀。　　

我决定学木匠，为自己将来有个出路。学木匠必须有师傅教，这个理儿我懂。　　

村里的俩木匠，档次不一样。一个姓孙，岁数大，没啥文化，自悟的手艺，给人打个炕柜、地桌什么的，老样式，收的人工费也低。　　

姓刘的木匠岁数小，他高中毕业，是看书学的木匠，他打的各种家具样式新，因此收费也高。　　

孙木匠一天挣4块钱，刘木匠就能挣5块钱。还有一点更让人眼馋，因为刘木匠年轻、有钱，主动往他跟前凑的人可多了，其中有不老少小姑娘和小媳妇。

二　　

我认准了跟着刘木匠学手艺。　　

怕刘木匠架子大，拒绝收我这个徒弟，我转着磨磨想溜须的办法。刘木匠特别爱抽烟，而且抽的全是好烟。我偷了妈妈一块钱，买了4盒“葡萄”香烟。“葡萄”香烟在当时算是高档烟了，两毛四一盒。一般人都抽一毛五一盒的“握手”，只有村干部或者村里的牛逼人能享受起“葡萄”烟。　　

我揣着香烟，战战兢兢推开了刘木匠家门。也许刘木匠刚喝完酒，小脸红扑扑的，叼着烟卷，翘着二郎腿正在听收音机。农村还没有电视，能买起收音机的也没几个。

我记得一台收音机20多块钱，一个棒劳力干一年活儿，到秋天不仅拿不到钱，一算账还欠队里的，原因是庄稼欠收了，吃返销粮。

没办法，队长求人去贷款，银行领导开恩，每个劳动力才能借资5元。　　

我壮着胆对刘木匠说：“我想拜你为师，学木匠。”　　

刘木匠斜视我一眼，吐出个烟圈说：“行吗？”　　我赶忙拿出那4盒好烟递上：“我能行，我挣钱了，一辈子都不忘你！”　　

刘木匠瞅了一眼烟说：“你小子聪明，开事，我先答应你，但是，你一点基础没有，必须看书，有点理论基础，我好教。”

我像大公鸡啄地上碎米一样，连连点头。刘木匠拿起一盒烟，掂了掂：“想着点这个就行。”

我不加思索：“必须的。”　　

回到家，我从仓房里偷出20多斤小米儿，临时藏在了草垛里。第二天起早，我背上小米，走了20多里地，坐轮渡过了松花江，来到佳木斯市。　　

当时正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政府部门不让农户卖农副产品，如果谁卖了被抓住，没收东西不说，还容易被当做典型批斗。　　

我没敢去市场，而是溜进了居民区，低价把小米儿卖了，卖了2块多钱。　　

手里攥着钱，我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在我想象中，有了钱，我就能买起书了，买起书我就能当上吃香喝辣的木匠了，我的人生就光明灿烂了！　　

新华书店比较热闹，书也多。我来到书架旁，急不可待地找开了。　　

翻了一本嫌薄，再翻一本还嫌不够厚，最后选了一本厚厚的《木工大全》，一看价格1块3毛钱，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看云，云都好像冲我笑；看水，水仿佛都在向我招手，那心情老好了，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像一阵风似的就回到了家。　　

我洗了一遍手，像模像样趴在炕上进入阅读状态。看着看着，我傻眼了，木工书里竟是几何运算，几何运算都是有公式的，这种公式只有到初中才能学到，我只有小学的底子，根本没接触过，完全看不懂。　

咋办？家里的粮食本来就不够吃，妈妈要是知道我偷卖小米儿，买了一本看不懂的书，一来气非得把我打懵不可。

我去问刘木匠咋整？刘木匠一拍脑门：“你没上初中呀？这茬我忘了，那还想啥呀，当务之急赶紧把书退回去，要不1块多钱不等于打水漂了吗！”

我返回佳木斯新华书店，当一名中年女售货员说明了情况。中年女售货员说：“孩子，书是特殊商品，看好了买，买完从来都不给退的。你看看，售出的书后面都盖章了，标记得清清楚楚。”　　

我一听，眼泪下来了，我当中年女售货员说了家里的困难情况，希望她开开恩，照顾一下。　

　

中年女售货员无奈地说：“能帮你，我能不帮吗？制度就是制度。”　　

我脑袋一片空白，感觉眼泪下来了。也许中年女售货员看我要崩溃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　　

她想了一个变通办法，她说，《木工大全》肯定是退不了了，但是，可以调换。　　

我按照女售货员说的去做了，把《木工大全》放到她个人手里，由她想办法处理，或卖给熟人，或抵库存，我就不得而知了。而后去书架挑选与《木工大全》等价的书。我一共挑了3本，基本等同于《木工大全》的价格。所挑的书都是能看懂的，有一本画刊，一本《牡丹》文学期刊，还有一本《乡土作家》。

三　

《乡土作家》是反映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还有乡土作家成长故事。当我看到高玉宝的故事时，眼前一亮，像打了鸡血一样——异常兴奋。　　

高玉宝因为家里穷，只读了几天书，根本不识几个字。他参军之后，开始练习写作，后来入选语文课本里的《半夜鸡叫》，就是他那时写的。　

　

高玉宝不会写字，他想出个用符号代替的办法。

比如，“地主”俩字他不会写，他就画一个带小揪的帽子，“公鸡”不会写，他就画一个鸡冠子，“喊”不会写，他就画一张嘴。　　

过后，他再请教识字多的战友，把图案改写成汉字。

有一次，他竟然拦住骑马的军长，目的就是问几个不会写的字。

军长警卫员误把他当成了敌特分子，差点一枪毙了他。　　

我顿悟到：没文化可以当作家呀！高玉宝属于文盲那伙的，与他比，我算是个半文盲，他文盲能当作家，我半文盲凭啥不能当？

我又仔细想了想，当作家基本没有啥成本，只需要一支笔和一本纸，不像当木匠，还需要投资买锯、买刨子、买墨盒等等。

作家门槛低，而且稿费还比较诱人，真是穷苦人赚钱的好项目。

这时我想起了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潘承谦。潘老师是位文学爱好者，上学时，每到周末他都给学生上作文课，作文课上，他鼓励学生好好练习写作，将来当作家，当上作家就能走出农村，就能出人头地，就能吃香的喝辣的。

那时我认为，只有读书多了才有可能当作家。我预感到我不可能读到初中、高中，也没敢想当作家的事儿。

为了完成作业，作文是写了，然而，写得稀里糊涂，与班里几个学习好的同学相比，简直就是一堆儿狗屎。　　

受高玉宝故事的影响，我向潘老师表达了当作家的决心。

也许，世界上所有的老师，都不愿做打消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事儿，潘老师给我很大鼓励。

他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还说，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向他请教。

我把从新华书店换回来的书看完了，没有书看了，就去潘老师家借。

他一看我真下工夫读书了，开始认真给我讲文学作品，讲他所了解的作家故事，并且借给我很多珍贵的书。

我记得有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等。

农村晚上总好停电，我点煤油灯看书，小半宿儿下来两个鼻孔让油烟熏得黑乎乎的。

赶上有月亮的时候，我就趴在窗台上借着月光看一阵子。这样既省煤油又不影响家人睡觉。

月亮不是总有，只在每个月的十五前后才露面。我像盼着吃白面饼那样，盼着月亮出来。一旦月亮圆圆的、大大的挂在树梢，我的心就狂跳。赶紧趴在土窗台，翻开书仔细看，或者认真写点啥。　

东山嘴刚有一抹白色，生产队出工的钟声就恼人地“当当”响个没完，其他劳力下地干活儿了，我则赶着牛群跟在他们后面。　　

放牛的时候，我也不忘揣上一本书。我揣书绝对不是摆样子，而是真的抽空翻看。

我在地头的草甸子放牛，牛犊子不老实，到处乱跑。

我追来追去，往一块拢，好不容易拢到一块了，我就能休息一会儿，这时，我就悄悄钻到树底下看书。

其他劳力歇气的时候，围坐在一起，有的摔大小王（打扑克），有的唠闲嗑。　　

唠闲嗑的唠着唠着就牵扯到我。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尖酸刻薄地说我：“看到没？放牛娃看书呢。猪鼻子插葱知道不？那叫装象；家雀下鸡蛋——硬撑屁眼儿大……”　　

起初，我听了这些风凉话会很生气，气得心都哆嗦。

时间长了，我的脸皮也厚了，全当耳旁风。我想好了，我书念得少，家里又特穷，干不了别的，非当作家不可。

当作家的前提要多看书，多琢磨写东西。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把写小说，写散文看得过于简单了。

我绞尽脑汁把农村发生的事儿，编一编，“连一连”，再经过几遍修改就寄走了，还专门往大报大刊投，如《人民文学》《十月》《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中山》等。

这些大报大刊退稿了，我再往档次低一点的报刊杂志投，做梦都想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字，一夜成名。

买书、买稿纸、买邮票、买信封、买墨水，虽说这些用不了多少钱，但对于我家来说就算过重负担了。

有人用“揭不开锅”形容贫穷，而我家连一口完好的锅都没有，用的是一口掉一块碴的残锅，做饭的时候漏气，只好用一块抹布沾上水，把缺碴的地方塞上。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能从妈妈腰包里抠出几个用于买油盐酱醋的钱，后来妈妈看我费了不少心血，耽误了不少活儿，一点收效都没有，对我不抱有希望了，她不但不给分文，还常常唠叨没完：“你这个败家玩意，高中生、大学生有得是，你念两天半书不白扯吗？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嘚瑟啥呀！”　　

我说：“我有理想，将来当作家。”　　

妈妈用手使劲戳我的脑门：“儿呀！理想是啥你知道吗？妈今天告诉你，理想就是天上掉馅饼，理想就是白日做梦，知道了吧！”　　

我好委屈，一下哭出了声：“我是男人，我就这么一点理想了，不去做还能咋整？”

一看我哭了，妈妈也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脸哭了：“你托生这样的穷家，还有啥理想啊？能吃上饱饭就烧高香了……”　　

我听不进妈妈的劝告，下定决心，继续走下去，将来即便不成功，能够收获“此路不通”的经验，留给和我一样，怀揣文学梦想的人一个借鉴，也值了。

我养了一条大黄狗，实在没钱买稿纸了，一狠心把它卖了。

卖狗的揪心场面，今天仍历历在目。

来买狗的是两个朝鲜族人，他们买狗的目的就是“喝狗肉汤”。

讨价还价之后，来人给到18块钱。我默认了，接过几张纸币。

狗咬生人，不好控制，买狗人教我逮狗的技法：把麻袋放在地上，撑开袋嘴儿，往里投块大饼子，狗认吃，往麻袋里一钻，袋嘴儿一收，完事大吉。

常言道：狗通人性。我想那是它与主人相伴时间久的缘故。

大黄狗好像知道了我要卖它，一反常态地静静站着，我从它那疑惑的目光里看到了质问，又看到了怨恨。

这时，东院一头老母猪从我家的泥墙豁挤过来，寻找吃的。狗仍忠于职守地冲上去，前爪搭在猪的“后秋”，利齿啃咬着直拧劲儿的猪尾巴。

把猪撵跑，狗又回到原处，还是那样望着我。我这才发现，狗的眼仁是晶莹的棕黄色，并能映出我的模样：小细脖支着大脑袋。

我自问：能把理想坚持到底，对得起这一条鲜活的性命吗？　　

那天，大黄狗没有马上进麻袋里叼那块大饼子，而是缓缓走进去的，并转回头一直看着我，直到我亲手把麻袋嘴儿扎紧，它才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　　

我心碎了，跑到村东的大沙坑里，痛哭一场。　　

从1979年到1981年，两年多的时间，我写了80多篇小说、散文，每篇我又修改，抄写了3至4遍，加起来足足能装满一面袋子。

我满怀希望投给报刊杂志的文学作品无一“存活”，有的石沉大海，有的寄回了退稿信。

退稿信是铅印的，内容千篇一律，现在我都能背下来，基本上是这样一些文字：您的来稿收到了，已阅不拟刊用，感谢您的支持……　　

要说一点收获没有也是不对的，报刊杂志退稿的大信封厚厚的，十分显眼，尤其是铅印着xxx报社或者xxx杂志的大名，这些包含厚重文化的名字既庄重又气派，可以说是明晃晃、光亮亮的。　　

不少人误认为我与这些报刊杂志有联系，或作品已经发表了，为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也高看一眼。

我急切盼着报刊杂志给我来信，最好信里夹着样刊或者样报。

然而，我每次接到报刊杂志的来信，用手一摸就确定是退稿。失望的同时，也不忘装逼——把退稿信故意在村办公室的信篓里多放一会儿，好让更多人知道报刊杂志又与我来往了。

四　　

公社（现在叫乡镇）举办新闻写作培训班，一个村只给一个名额，我们村的支书胡有权派我去了。

胡支书说，全村谁有文化？顶属老王家钢蛋（我小名），读初中、高中的那么多，也没看谁写半篇字，钢蛋念了两天半书，却写了一面袋子！这回就让他去。　　

培训班上，地区报社、电台和县广播电视事业局的编辑、记者讲新闻写作知识和宣传报道要点；老通讯员介绍写稿经验。

仔细听后，我开阔了视野。此时我才知道，除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之外，还有什么消息、什么通讯可以写。消息和通讯属于新闻稿，新闻稿件一旦被媒体刊播，也给稿费？

我的天哪！写文学作品因为长，字数多，真让我感到心力不支，艰苦攀登连成功的边都没摸着。

我暂时放弃了写文学作品，投入到写短小的新闻稿上。

1981年冬天，一场罕见的大雪严严覆盖了村庄、田野，雪后回暖，雪又化了。

农户烧柴出现了困难，村里干部去银行贷款，为农户买煤。　　

针对这件事，我写了一篇400多字的新闻稿。稿件的题目至今还记得——《万庆村化解了能源危机》。

稿件投给了地区报社。我焦急地等啊，等到第7天的时候，邮递员来了，因为之前我多次问过他，有没有我的信？

每次邮递员都摇摇头，我则沮丧地转身走了。

这次见到邮递员，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冲我喊：“傻小子，这回有你信了！”

我急不可待的接过信，一摸，激动万分，我知道有喜事了。因为信封上印着地区报社的大名，而且信封鼓鼓的。　　

我猜测到，我的新闻稿发表了，信封里有样报，如果是退稿，绝对没有这么厚实，因为我写的稿只有两张纸。　　

我屏住呼吸，拆开了信封，果真是一份地区报，油墨的馨香仿佛把我带入了仙境。　　

我小心翼翼翻开报纸，从一版找到二版，又从二版找到三版，一直翻到第四版也没找到我写的那篇稿。　　

我不死心，开始仔细查找，终于在第二版中间部分看到了我的名字——王智君！

开始没找到，是因为编辑把我的稿子改了题目，改成《雪中送炭农户心暖》，再看一下内容，编辑基本上是重新写的。

我有点失落，认识到自己的写作水平不是一般的次，而是相当地不过关。　　

不想那么多了，稿子发了是硬道理。我拿着报纸开始显摆了，去了村支书那里，去了村会计那里，所有的亲戚家也转了一圈。

以前那些怀疑的目光被敬佩的眼神取代了，我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五

大约过了半个月的时间，村里的大喇叭喊我去取稿费单，我一蹦多高跑着去了。

到村办公室一看，一个印着绿字的小白信封，金额和寄发单位都是橡皮戳印上去的红字。

当时，我的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我点灯熬油几年了，头一次得到稿费，这钱虽然只有两元，可它不是卖粮、卖菜、打工挣的，它是用我的心血和智慧换来的。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我把这张稿费单贴在嘴上，亲吻了好长时间，眼泪悄悄地划落腮边，内心百感交集。

像穷光蛋得到了狗头金一样，我也不知道咋显了，因为我没有去邮电所取钱的经历，一遍一遍向左邻右舍打听，取款都需要哪些手续？

答案大致是这样: 在取款单背面盖上村里的公章，收款人签字，再拿着户口薄就行了；有了这些手续， 别人代领也可以。

也有不同意见：一般取款是这几道程序，稿费可能需要本人亲自到场。

镇里的邮电所离村有20里地，我没有自行车，去一趟着实不易。

后趟街的小丽每天骑自行车去镇里上学，她漂亮的身影在我跟前闪过，弥漫一股香味，真馋人，我总想与她套近乎，又感觉自不量力。

稿费单给了我勇气，我去她家，让她帮我到镇邮电所把稿费取回来。为了理由充分，我还添上一句:“让男生捎，我怕毛手毛脚给弄丢了。”

小丽右手捏着稿费单，左手一捂小嘴儿惊喜道:“哇!没想到，你写文章能挣钱了，真叫人佩服。”

她这种表情是我盼望已久的，当时我有找不到北的感觉。

我本想自己去取稿费，为了在心目中的女生面前显摆一下，故意把这激动人心的机会让给她，由此让她对我产生好感。

从小丽家幸福地回来，望了望天上的月亮，又看看眼前的村庄，感觉整个村子都搁不下我了。

突然，我有些后悔了，心想，自己亲自去取稿费那该是多开心、快乐的事情啊?

吃完晚饭，我琢磨了半天，找到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理由，第二次去了小丽家。

面对小丽，我很不好意思地说：“刚才别人告诉我，稿费需要本人亲自去取，代取不好使，怕你白跑一趟。还是我自己去，就不麻烦你了。”

小丽爽快地说：“这没啥，以后稿费挣多了，别忘了给我买好吃的就行。”

我自信满满地点点头。心里想，等我稿费挣多了，不仅给你买好吃的，还要与你处对象呢。

不用小丽代取稿费了，就得借自行车去。那时自行车非常金贵，谁家有一台，那真是嘎嘎牛逼，而且呵护仔细，车大架子一般都用小塑料条缠严实，骑车遇有小坑，得把自行车扛起来走。

你想，这么重要的东西，车主人是不会轻意外借的。除非直系亲属，或者相处特别好的人。

西院马大婶性格外向，好说好笑，年近50岁了还像小媳妇那样擦胭抹粉儿，因为她本是大城市人，丈夫在文革中犯了点所谓的毛病被下放到农村。

她不甘于农村的贫困寂寞，经常进城偷着卖点农副产品，一来二去，在城里搭勾个相好的。相好的常和她通信，可她写信经常提笔忘字，我没少帮她的忙。

凭这层关系，我到马婶家借自行车，当然心里有一定的底数。

马大婶一听我要借自行车去取稿费，一扬手，＂骑上我车，快点去吧，这么大的事儿可别耽误了，一旦去晚了，让别人领走可咋整。＂

六

雪后，出村的路没有道眼儿，只能推着自行车趟着雪走。

上了公路，捋着车辙骑，一遇牛马车或机动车就得闪向路边。路边有浮雪，骑起来非常吃力。

可是那天，我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迎面过来两个本村人，我与他们打招乎，不想车把一晃悠，打个促滑，连人带车摔进路边的沟里。

沟里的雪深，我一头扎进去，脖子里，鞋窠里灌进了很多雪。

雪沾到肉皮就开始融化，大冷的天能不凉吗？

我倒没觉得凉，屁股硌在一块石头上，也没觉得疼，只顾忌自行车摔没摔坏。

我从沟里拽出自行车，跪在雪地上扒拉自行车的前后轮子，一看都转，心里踏实多了。

等到把自行车扶起来一看，吓了一跳，车把摔歪了。

我双腿夹住前轮，一咬牙，一使劲，将车把正了过来，一迈腿骑上车继续往前赶。

邮电所是个不太大的小黄房子，绿窗户绿门，座落在镇东头。

我带着一股寒气进屋，顿时感到暖烘烘的。我跺跺脚上的雪，抬头看见两个柜员正在给顾客办理业务，我也没着急说话，而是在小火炉边烤手。

顾客走了，没等我吱声，一名穿绿衣服的中年妇女问我:“你有事吗?”

我说：“我是来取稿费的。”

“替别人取吧?户口簿带了吗?”中年妇女像是审问我。

“我取我自己的稿费!”说着我把揣在怀里的稿费单和户口簿递给了她。

“报纸刊登的稿子真是你写的?”她怀疑地问。

“真是我写的，我已写了4年多了，这是头一次得稿费。”我回答得很干脆。

听我这样回答，中年妇女找了一把椅子让我坐下，还给我倒了一杯热水。

两元钱稿费是一张纸币，图案今天我都记得很清，票面是绿色的，中间有一名工人猫腰在车床旁工作。

我好不容易拥有了这张纸币，我要按照我的意愿去支配它。

我到镇里供销社，给妹妹买了一件背心。妹妹都六七岁了，一到夏天还光着上身，多磕碜哪！

这时想起，妈妈暗地儿和马大婶唠叨过，最想吃镇里的大麻花。

好麻花，需要到镇政府食堂去买，那的麻花皮酥肉嫩，不要粮票，两毛钱一根儿。

板板整整的红砖墙里，南侧是镇政府办公室，我在那参加过新闻培训班，往北，绕过一棵大榆树就是镇政府食堂。

食堂里飘来油炸麻花的香味，我一狠心买了5根儿。

临走的时候，我几次回头张望红砖大院，心想，有一天我能在镇政府上班，拿着饭票吃食堂，那该有多牛哇!

七　　

我静下心来，拿着发表的稿子仔细想了想，写稿应该有事说事，不能往大了联系，农户没柴烧了，怎么牵扯到能源危机？文字表达太不准了。

还有，我写了一面袋子文学作品，一篇也没成功，发表的处女作竟然是一篇新闻稿。看来，我的出路在于写新闻稿上。

我们村是个大村，共有11个生产队。公社团委书记侯小平下乡了解一些我的情况。他认为，我既然写稿都能在地区报上发表了，一定有“两把刷子”（有水平）。

他和村支书胡有权一合计，让我担任村团总支书记，以便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写稿。　　

这样一来，我就由放牛娃变成了半脱产的村干部。写稿时间宽裕多了，从写春耕、夏锄、秋收、打场送粮，到写好儿媳、好邻里、好少年等，我不闲着，稿件不断在地区和省级媒体刊播。

其中长篇通讯《有我们地就能种上》《迎新粮盖新房》上了省报重要版面。

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组长徐建修慕名坐了100里的火车，下车又步行3里地到我家看我。

当他第一次见到我时，很惊讶，他说：“从稿件质量上看，我判断你最低也得有40岁，没想到你只有18岁。”

1982年末，我被评为全县优秀通讯员，并获特等奖，成为十里八村的小能人。此后，我写稿用的稿纸、笔、信封、邮票等，全部由县委宣传部赠送。　　

可我万万没想到，黑暗的日子渐渐逼近我，遭遇近似毁灭性的打击。　　

1983年11月中旬，我与一帮劳力在场院打场。我虽然算作半脱产村干部，也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在打场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农民倚在像小山一样的稻垛上抽烟。

队长发现了，责问他：“你不怕弄着火？弄着火，你就要进监狱，你进监狱谁养活你家老婆孩儿。”

我一下来了灵感，中午收工的时候，我写一篇新闻稿《粮食上场防火当先》——建议各地加强场院管理，杜绝发生火灾。　　

稿子写完，看了一遍，觉得不生动、不形象，没有说服力，因此，从头到尾改写了一遍，加了些新内容，依然觉得不理想。　　

为了引起重视，我“编”了一个着火事件，稿件最后变成如下内容：1983年11月16日，我们这里的场院因一农民吸烟引发大火，烧毁一垛水稻，损失了2000多元。　　

这回“编”得满意了，并且把稿件投给了地区报社。

过了10天时间，也就是1983年11月26日。我的这篇改变我人生的小稿在地区报二版见报了，编辑还配发了一个警钟的插图。

没过几天，一辆警车开到我们村，车上下来两名公安人员，他们经过一番打听，直奔我家低矮的草房。

很快，我家房前就围了一群看热闹的大人和小孩。

两名公安人员进了屋，自我介绍说是县公安局防火科的，他们确认我就是那名写稿的，说：“把你写场院失火烧毁粮食的事儿说一说。”

我头嗡的一下，眼前一片漆黑，感觉天塌下来了。心想：完了，全完了。什么理想呀，前途呀，人格呀全部一切的一切好像都随我一起葬身于18层地狱。

纸里包不住火，我如实交待，这是我“编”的一篇新闻稿，尽管这样，我还是挖空心思地寻找一些不成立的理由，遮掩已无地自容的脸面。　　

因为，我在新闻写作培训班上听老师讲过，新闻稿不能失实。

我之所以敢“编”，认为是一篇小稿，发表了也不会有人太在意，目的是蒙混过关，为了挣点稿费而已。　　

面对公安人员，我不能说出真实的动机呀？尽力为自己开脱：“我的本意是告诫人们粮食上场，要注意防火。”　　

公安人员说：“你写这些年稿，新闻稿不许失实你不知道吗？”　　

我继续狡辩：“我一直写小说了，后来才写新闻，前一阵子活儿重，我累懵了，一下写串了，只想写，没注意是新闻还是文学。”　　

公安人员严厉地说：“你不用狡辩，是不是名利思想在作怪？你清醒认识一下这篇稿子的严重性吧。因为这篇东西，咱们县连续5年防火安全先进县被地区取消了，10万元奖金没影了。引起了县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我被宣布拘留15天，从驶向村外的警车后玻璃看到，妈妈手捂着头栽倒在人群里，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下。

在县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公安人员给我拿来纸笔，让我写一份深刻的悔过书。

我写了一遍，他们看了说不深刻，又让我重写。最终，我写了因为名利思想严重的内容，他们这才通过，随后，把我推进一个带小铁门的屋子里。

我再三求公安人员帮我转告县委宣传部的徐建修老师，我对不起他的培养。

我被拘留的当天下午4点多钟，公安人员把我带回办公室，我一眼看到徐建修老师在椅子上坐着，眼泪抑制不住“唰”的一下涌出。

徐老师起身，我一下扑到他怀里，哇哇地哭了。　

徐老师拍着我单薄的肩膀，嘴里一个劲儿说：“岁数小，没事儿没事儿，知错就改嘛！”

徐老师以县委宣传部的名义向公安人员全面介绍我的情况。他表扬我是一名有志农村青年，家里贫困，借月亮光写稿，在市里、省里的报刊杂志刊发了很多高质量、有影响的稿件。　　

最后徐老师说：“他还是小孩，以批评教育为主，再说，他一天又干活儿又写稿，肯定是累迷糊了，把新闻当小说写了。”

我知道徐老师在为我找借口，以减轻我的罪过。

徐老师建议公安人员对我进行批评教育，之后，他就把我领走。　　

公安人员表示，县委主管领导任副书记过问了此事，他们让徐老师到县委找任副书记说情。徐老师安慰我一下，转身走了。

过后我才知道，我在上级新闻媒体刊发的稿件，宣传部都有登记，并存了样报样刊。　　

徐老师把有我稿子的样报样刊找了一大摞，专门向县委任副书记作了汇报，汇报的言词比他在公安局说的更加动情。　　

任副书记听完，不但气消了，还表态说，想不到现在竟然有借着月光写稿的青年！有志气，是棵好苗子，小毛病，多帮助教育，小孩吗。

傍天黑时，徐老师领我走出了县公安局大门。我吸了几大口凉凉爽爽的空气，望一眼天空，天上已有几颗星星在闪闪亮亮，我顿觉自由的珍贵，天地间是那么宽，那么大。

县城里我举目无亲，徐老师把我带到他家，他爱人炒了两盘菜，做了热汤面，还打了荷包蛋，让我吃好吃饱。

这还不算，一家人鼓励我振作起来，重新开始写作人生。　　

我在徐老师家住了一夜，双眼望着天棚，一点睡意也没有，想了很多很多，想的最多的是，闯了这么大的祸，今生肯定完犊子了（废了），别人不论咋劝，都是在安慰我而已。　　

第二天，我往家返。临坐车前，徐老师千叮咛万嘱咐，不要放弃写稿，一定要吸取教训，坚持到底。

回家之后，我见人抬不起头，四周传来讥笑我的声音。就连放猪的刘二丫，也傻乎乎地冲我直撇嘴。　

八

同情弱者是人类的一种美德。徐老师给我写信，让我放下包袱，写出好稿。他还让县广播电视事业局的张志刚编辑给我写信，同样给我鼓励。

地区报社几位编辑不仅没有怪罪我，还继续向我约稿，并且一再鼓励我，从哪跌倒，就从哪爬起来。

别说这些，那时候就是村里用衣袖抹大鼻涕的小孩冲我一笑，或与我打个招呼，我都会深深谢谢他，记住他的恩德。　　

在多位老师的关心、鼓励下，我振作起来，重新踏上奔向理想的道路……

1984年4月15日，全地区要选派一名年轻，并有培养前途的通讯员，去省城哈尔滨市太阳岛参加《中国青年报》在那里举办的新闻写作培训班。

我非常幸运，被地区报社和县委宣传部一致推荐，获得了半个月的学习机会，这与我写的那篇糟糕的稿件不无关系。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辛辛苦苦写了一大批好稿，别人不太留心，写了一篇糟糕的稿件竟然名声鹊起，全村、全公社、全县乃至全地区的无数双眼睛关注起我，大家还纷纷打听：“这是一个啥样的人？多大岁数？写过多少稿？”　　

大多数的答案都是从县委宣传部徐老师那里获得的，因为他说话最有权威性。　　

徐老师说了我很多好话，一再强调，这孩子好稿写得多，仅写这么一个有毛病的。　　

关注我的人同情我，理解我，甚至成了我的力挺者。　　

成绩越大，毛病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工作干得多了不可能不出一点毛病。不干工作啥毛病都没有，这成了大多数人的共识。　　

我没想到的是，一篇糟的糕稿子，先是把我折磨够呛，到后来又把我好顿“炒作”！

美丽的太阳岛上，阳光明媚，松花江水波光粼粼。15名学员数我年龄最小，还唯一是个农民。

当老师们得知我在农村困苦的条件下，借着月亮光写稿时，他们非常感动。　　

时任《中国青年报》驻黑龙江省记者站站长雷收麦耐心教我采访和写作技巧；时任团省委副书记王悦华讲青年人如何在逆境中树立远大理想；时任《哈尔滨日报》副总编辑的贾宏图讲从一名知青成为报人的经历。　　

通过学习，我不仅吸收了新闻知识，而且还得到一个《中国青年报通讯员证》，这给我以后的采访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我没有辜负老师们对我的厚望，回到家乡写出了很多被老师们称道的优秀新闻稿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文学作品也喜获丰收，在地区报副刊和外省杂志刊发多篇。　　

1984年11月26日，经县委宣传部徐建修老师和县广播电视事业局沈吉老师的力荐，县人事局和县委组织部考核，县委任副书记“拍板”，我被破格选拔到县广播电视事业局工作，成为一名专业记者，并拥有了干部编制，年仅20岁。

湛蓝的天空任鸟飞，春风得意马蹄疾，望着高耸入云的广播电视发射塔，望着宽敞明亮的县广播电视事业局办公大楼，我感慨万千。

这时，我想到了我家那口掉碴的残锅，想到了蹲在地上捂脸哭的妈妈，想到了发出撕心裂肺叫声的大黄狗……

我泪流满面，跑向城西的汤旺河畔，冲着清澈、波涛滚滚的河水发出誓言——我一定会好好干，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

作者近照，作者微信：lengtudou

18岁那年，在野地里照的，虽已穷困潦倒，但心里充满希望

图片选自网络，向为此付出劳动的人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