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父亲——徐子鹤

松石山房

　　父亲徐子鹤，名翼，江苏苏州人，1916年8月23日出生，卒于1999年11月14日。曾任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教授、安徽省博物馆主持书画鉴定、安徽省书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934年到上海拜金石书画名家钱瘦铁为师。拜钱瘦铁为师在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父亲有出众的绘画才能，当时吴湖帆、张大千均欲收之为徒，祖父为不得罪两好友让父亲拜同是大家的钱瘦铁为师。自从拜钱先生为师后即随师住上海陶尔菲司路35号，也是当时中国画会活动场所，父亲因此和当时的名画家黄太玄、贺天键、孙雪泥、郎静山、熊松泉、汪亚尘等相识，尤其受到贺天键的赞誉并常加指导，使得父亲受益非浅。
1936年钱瘦铁夫妇定居日本，不久回国带父亲同往。在外面单独为父亲租赁住房便于他专心学画，同时让父亲在东方文学院学习日文。在东京期间父亲有幸参观了天皇藏画展及当时日本名画家横山大观、中村不折、竹内栖凤、小室翠云、荒木十亩等的画作，尤其对钱先生的知交桥本关雪作品看的较多，并受到关雪的鼓励和指正。这段时间对父亲画艺的提高有很大帮助。
父亲曾说：“对于好的画展，我常常自带干粮，进展厅一看就是一天。”他追本穷源探究各家风格流派、笔墨技法。观摩的同时还将各家画法默记于心，久而久之，对各家各派技法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日积月累，由浅入深，父亲逐渐悟出了历史上每个画家都有变和不变的道理。他的“变者从早期到晚期，或大变或小变，但其特点和习惯是始终不变的，就像一个人的穿衣吃饭一样。”鉴定书画的方法，难以以一句话所能表白，只能靠丰富的知识、长期积累的经验方能有所得。父亲也没料到日后鉴定竟成了自己事业的一部分。

从事文博事业二十余载，为国作贡献

1955年冬，应安徽省宣传部、省文化厅邀请与陆俨少、孔小瑜、宋文治到安徽临时参加工作，次年被正式分配到安徽省博物馆主管古书画鉴定工作，开始了他蛰居皖江20余年全力以赴投入鉴定事业，奔波于皖南、皖北为省博物馆竭力收购书画的书画鉴定生涯……

《北凉写经》云泥之别——

1958年，父亲已在安徽省博物馆工作了数年。一天父亲外出办事返回省博物馆，在大门口不远处遇到一个手里拿着一包东西的老主顾（此人专门做古董买卖）垂头丧气走来，便问：“您手里拿的什么好东西？”那人说是《北凉写经》。父亲为之一振，脱口说：“能否让我看看？”那人沮丧地说：“不要看了，你们馆说不要。”父亲坚持要看，故意激他一下：“不是怕我把您东西看坏了吧！”那人反倒不好意思，“哦！不是的，那您就请看吧！”父亲打开一看果然是真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根据国家规定“宋以前经卷中有作者或纪年且书法水平较高的”就属国家一级文物，《北凉写经》何等身价不言而喻。父亲平静地对老主顾说：“请您稍等一会，我们去商量一下给您答复。”父亲立即找到当时的博物馆馆长。父亲直言相告：“这人带来的是国宝级文物《北凉写经》，可以说是全国罕见，我们要收下来。”馆长颇具难色地回应道：“别人看过了，说不要！”父亲见馆长并无应允之意，心里着急了，连忙严肃又略打趣地对馆长说：“馆长，这件东西一定要买！买对了，国家多一件宝贝。买错了，您就扣我的工资，算我的，您看如何？”馆长见平时笑嘻嘻的徐子鹤今天一反常态，微笑中显露着难得一见执着神态，知道他不是在说笑，终于首肯。同意花200元收购。于是父亲就代表馆里将这件《北凉写经》买了下来。但是，这件作品最初并未为博物馆见重。60年代初，时任文化部书画鉴定小组负责人张葱玉（珩）先生去安徽省博物馆视察鉴定时，发现了这件《北凉写经》。他异常激动，兴奋地说：“这个写经极为珍贵，故宫有一件，想不到这里也有一件，加起来全国只有两件。”这才引起安徽省博物馆高度重视。这件事父亲对外人闭口不谈，内心却颇为感慨。

跌宕起伏《潇湘竹石图》——

1961年，父亲正值在沪，家中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不速之客，自称白坚，由四川重庆来沪，请父亲鉴定一幅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据白坚说其父原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幕僚，北洋军阀时期，在北京一家古玩店买了苏东坡的两幅画：《潇湘竹石图》和《枯木怪石图》。《潇湘竹石图》是风雨楼古玩店的藏品，《枯木怪石图》则是古玩店老板从山东人处购得。其《枯木怪石图》已卖给日本人，现在带来的苏东坡《潇湘竹石图》请父亲鉴定真伪和价格。白坚因经济拮据，准备脱手。
父亲打开作品仔细看画、用笔技法、题款、画材、印章变化以及画上留下的种种历史痕迹等。画上有26人题跋，包括明代状元杨慎写的《竹枝词》；李烨“好似湘江烟雨后，令人不厌倚蓬看”的题跋；明朝任工、户、吏三部尚书夏邦谟所题：“东陂逸迹天下奇，竹石点染潇湘姿。恍惚二妃倚薄暮，林间或有泪痕垂！”等。

　　父亲仔细观后，心情激动，作品的种种迹象显示“真迹无疑”。于是脱口而出“真迹！真迹！你一定要卖给国家，卖给上海博物馆如何？”于是，白坚将此画携至上海博物馆，但几位老先生说是赝品，不收。白坚无奈只得又将此画带回我家，说上海博物馆人称是赝品。父亲善意婉转地同白坚说：“上海博物馆的人不是看不出，苏东坡的画他们认得，只是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大名头苏东坡，可能一时不敢相信，没有细看。”并告诉白坚“上海博物馆不收，你可以拿到北京故宫去。”听从了父亲的劝告，白坚赶到了北京故宫，故宫专家有的说真有的说假，也就不打算收了。他曲折找了国家文物管理局文物处处长张葱玉（珩）、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杨仁恺先生，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推荐白坚去找邓拓。
某天，白坚来到邓府。邓拓展开画卷，心情激动。白坚当时索价三万，他看邓拓先生认得此东西，就主动降价一万，只收二万，殊不知二万在当时也是天文数字。邓先生一时没这么多钱，就将自己收藏的明清字画委托他人卖了一些，拼凑了几千元买了这幅苏东坡的画。邓拓后来还特地写了《苏东坡潇湘竹石图题跋》，连同画卷照片一同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中写到《潇湘竹石图》，“隽逸云气扑面而来，画面上一片土坡，两块怪石，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山，涉无涯际，恰似湘江与湘水相合，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徘徊凝视，不忍离去。”并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苏画庐”。后来白坚特地返沪，告诉了父亲经过情况，是给邓拓收藏，并取了些钱要送给父亲，说是要向父亲道谢。父亲连忙摇手：“这万万不可！我只希望此画有好的归属，邓拓先生收藏，我就放心了。”白坚千恩万谢离沪返川。
本以为收藏界的一段佳话着落在此，殊不知故事风云突变，差点毁了邓拓。这是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
以后发生了所谓邓拓事件……。
父亲对此事也有所耳闻，虽不知详情，但是已知情况异常严重，邓拓是他很敬重的领导，不管如何，事情因自己而起，这段时间常常忐忑不安。以后邓拓在藏画中挑选出包括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在内的徐文长、八大山人、沈石田、文徵明、唐伯虎、仇十洲等144件作品，押上“邓拓珍藏”印后，无偿捐献给了中国美术家协会。

健笔直接千古遗珍

上海博物馆国宝级藏品唐代孙位《高逸图》由于年代久远，残缺不全，上海博物馆认为必须修复此作品。1986年谢稚柳先生经过再三权衡，将此神圣使命交由父亲承担。倾接此大任，父亲诚惶诚恐，无所适从，此画何等分量，责任重如山，辗转难以入眠。他开玩笑说：“这可不大好玩啊！”对外人而言，谢稚柳先生如何将这一重任托付给一位山水画家，是否搞错了。其实不然，谢稚柳先生是父亲密友，深知父亲在人物画上面的功力，足以完成此重任。上海博物馆领导跟父亲商谈酬劳之事。父亲开玩笑地对博物馆领导说：“画坏了怎么算？”博物馆领导一时语塞，万万不敢说“画坏了没关系”的话。于是父亲安慰他们说：“我会尽心的，放心好了，钱我是一分也不会要的。”但是父亲深知，要在一幅唐朝珍稀的古画上面修复，线条不但不能抖动，要同原作吻合，谈何容易？其中墨色也必须是一样，心中不惶恐是假的。这其实是功力、定力、心态、经验等综合素质的大检验。父亲向博物馆领导提出一个要求：“为了修补的墨色能与旧画一致，能否给我一段古墨使用？”。博物馆领导很为难地告诉父亲：“用馆里的古墨要报批且手续很烦，需很长的时间” 。怎么办？父亲记得家中还藏有古墨，于是把家里珍藏的旧墨找来后带在身边，开始为国宝级藏品唐代孙位《高逸图》接笔修补。当时父亲已届70高龄，身体并不好，因心肌梗塞，多次抢救；又患了胸膜炎大量积水，久病初愈；血压高老毛病，也缠着他。为此他调整了多年的生活习惯，每天晚睡改成早睡了。他清楚：哪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会酿成不可收拾的后果。父亲为了保持平静，修补期间终止一切活动，免得分心。母亲身体欠佳也尽量多做些父亲爱吃的菜，帮丈夫分担些。一天、两天、三天……十五天，终于完成了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谢稚柳同博物馆领导来验收的结果是非常满意。父亲如释重负压在心中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回家放松一下，喝了口小老酒，恢复了往日的悠闲生活。事后父亲基本上没有提及此事，因为他认为大丈夫理应为国家分忧解难，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而已。

　　一年后，父亲在朵云轩办画展，谢稚柳先生欣然为父亲写了前言，特地提到此事，并动情地写下“健笔直接千古、天衣无缝，使绝迹顿还旧观，足见其功力的扎实和胸次的不凡”。谢稚柳文章发表后，父亲修复唐代孙位《高逸图》方为外人所知。别人纷纷称赞父亲的人品和艺术功力，父亲淡淡一笑算是回答。

“甘守贫道，不为名利赶时髦，

要把功夫花在艺术追求上”

十上黄山“徐家黄山”的形成——

父亲从事古画鉴定，有机会接触大量的书画精品，工作条件相当优越，没事就在宿舍埋头作画。他经常去皖南征集文物，多次有机会登上黄山，对黄山的了解日益深刻，渐渐体味得黄山的精髓。
黄山实在是太奇美了。虽描绘黄山的画家众多，但真正能画象黄山的寥若晨星。宋元明的山水画家虽都到过黄山，但无作品可见，直到清初石涛、梅清等，才有表现黄山的作品问世。自乾隆至清末，却无一人画黄山。因此，黄山虽美，惜作者太鲜，也实在是交通闭塞之固。更主要的是画黄山太不容易，倘不象石涛、梅清拜黄山为师，从黄山之一松一石画起，或不能很好运用传统笔墨，是无法表现黄山的神和形的。

　　父亲在他的自述中说道：“我曾以各种手法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并试图打破前人的陈规，从他们的影响下挣脱出来。然而，由于长期受正统的南宗山水的熏染，我一下很难跳出樊篱，因此最初以南宗之法描绘的黄山，结果面目全非。在较长时间的探索中，失败，再失败，我深感作为一个画家，一定要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念，绝不能知难而退，而是要知难而进。对于北宗之法，我是颇为陌生又感新奇。那遒劲的笔致，气势凌厉大斧劈皴法和硬朗劲挺的风格，引起了我的注意。此时，对于把握画学，我已具有一定的能力，能在不同的风格流派中攫取其最本质的特点，并加以融化，逐步演变我自己的东西。当我对北宋有了较系统的认识后深入地将它与南宋进行了分析比较。在吸取两派之长的基础上，有意对沟通和融汇二者作了一些尝试。经过近30年的苦苦探索、不断的试写，和对黄山做深入细微的观察和剖析后，终于创出了一套描绘黄山奇观的独特的绘画语言。并巧妙地将气势雄伟的北宗笔法与韵味秀逸的南宗墨法，同自己的彻悟之心融合在一起。”
在皖二十年里，父亲曾十上黄山，而且一去就是十几二十天，对于黄山的云、松、石，他无不一一作细致而深入的揣摩。他不但写其形态，而且去细细地玩味它耸立苍穹、勇对艰辛的倔强、坚贞和乐观。对嶙峋峭拔的山石；他不但对景写照，把握〝长相〞，为了总结出一整套它山所无，黄山独具的表现皴法，他居然像地质勘探家一般地研究了小到拳石，大到山峦的石纹结构和刀砍斧劈似的块面。他恋黄山意切情深，山川本非无情物，故亦能畅怀报之。相知愈深，情谊愈笃，抒发愈烈。因此，在他笔下的黄山，烙上了深深的〝徐家黄山〞印记。他写黄山以竖直坚挺的笔道，辅以四向拖括的线条勾勒出黄山特有的形质；以五色墨烘染出轻柔荡漾，明灭出没的烟岚；以浅绛淡彩制造出艳阳在其间映发的神秘光照；以蛟龙探海般的奇松恰倒好处地装点于奇云、奇山、奇石的画面。记得古人曾有〝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的说教。这是一种艺术上退而求其次的说教。当然也是一种经验之谈。他写山，山出精神，写春，春出精神，且又能写尽烟霞、草树的精神。所以，观赏他笔下神采焕发的黄岳，其质若铜墙铁壁，其气若天风海涛，缜密、明洁而又灵变奇纵，画幅间充满着艺术矛盾，又充满着和谐的美的统一。令人抚掌击拍，令人心畅神驰。
最终以他独特的画黄山风格开创了黄山特有一种深玄迷蒙，清则郁勃性格，这性格是一种有别于古人，有别于同时代人，又有别于他先前的性格的新性格，这才称得上是真正地道的推陈出新。他的新性格、新风貌，含古而纳新，十分符合中国画的审美情趣和华夏民族的观赏品位。在中国画史上也是值得大树一笔的。

“画到梅花不让人”

韩天衡先生在《徐子鹤画集》中这样评价父亲：子鹤先生是写梅的圣手。所作于扬无咎、王元章、陈老连诸家外别开生面。他写梅用笔谨严而气势恢宏，无于是疏萧一枝、仰或是繁杆密花，均能醒人、醉人。曾记得宋贤黄山谷称颂华光上人所画梅花〝如嫩寒清晓，行孤山篱落间，但欠香耳〞。其实，对于绘画的品尝，何止是用眼？耳、鼻、心、身都当沉浸到这环氛中去，如是方有真切而有富有想象的品位。子鹤先生的梅花，有笔墨可推敲，有韵致可咬嚼，有意境可领略，更有花香可嗅吹，这花香只要是具有艺术鼻息的人都是会强烈地感受到的。对于子鹤先生的写梅，倘使把梅王阁主人自钤的那方〝画到梅花不让人〞的闲章钤于他的梅轴上，当是更为得当，更为贴切的。大学者启功先生在读得子鹤先生的《白梅图卷》时，曾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墨痕浓淡影横斜，绰约仙人在水涯，有目共知标格好，这般才是写梅花〞。的确，子鹤先生的梅花是有目共知的好标格。〝这般才是写梅花〞，更是一句有分量的，含有尺度典范意义的评价。

人物设色和线条均显功底

1930年14岁时，他正式拜祖父义兄曹标（号筱园）为师，学人物、山水画。父亲临摹了大量的古代名画，对人物设色和线条均积累坚实的功底。当时父亲画的“神轴”，画面有形态各异的人像近百人，很受欢迎。当时，父亲的街坊是号称占全国收藏半壁江山的集宝斋主孙伯渊、孙仲渊昆仲。他们看到这位燃糠自照的后生，颇为爱惜，父亲去借画总是来者不拒。父亲看到好画爱不释手，恨不能长绳系日。临摹到细微之处更是明察秋毫，赏书读画也是滴水不漏。由此父亲临摹了宋元名家、四王、吴恽等诸多作品。

吴湖帆先生藏品丰富，父亲常去吴府登门求教赏花，吴先生不仅是画坛豪杰也是鉴定大家，吴湖帆先生察觉到父亲艺术上有天赋，经常给他许多指导和对古画的见解，使其获益良多。
传统绘画功力加悟法，使父亲对古代、近代的绘画有深入的理解和再现能力。在解放前，画家每每以作古乱真的炫耀技艺高超之快事、能事。他也常效法张大千、张善孖等名家作品，其中张善孖作《白猿图》，观者誉为善孖最精品，至今独未被人窥出。

　　父亲仙逝已19年了，但他对祖国的挚爱、对文博工作的极端负责精神、对绘画的精益求精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他那乐观豁达、风趣幽默的模样在我的心中永不磨灭。

　　 

2018/11/14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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