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岁月 难以忘怀

兔子

　　我是1969年1月到安嶶省宿县夹沟公社草场大队（现为草场村）插队落户的，1972年4月被推荐上大学。在草场的三年多经历，经常在梦中萦绕。用什么来形容这一段岁月呢？蹉跎岁月，贬也，不妥；崢嵘岁月，褒也，亦不妥。现在流行“青葱岁月“，青葱，即“青春“谐音，也有不成熟之意，我想，用来形容这段岁月倒也合适。

2014年10月1日至10月2日，我又回到了阔别四十年的草场村，感慨万分。今年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写此美篇，作为那段经历的回忆。

　　我的知青生活

我刚下乡时，在贫下中农家（这是很带阶级斗争味的名词，以后就用现在的称谓“农民“）搭饭吃的。农民大爷很热心，有时，到吃饭的时候，他家的小孩来叫我吃饭。虽是杂粮馍、大豆面条，再加白菜或萝卜粉条，我们吃得倒是很香。在別人家吃饭终不是长久之计，后来大队安排知青自己开伙。考虑到上海知青饮食习惯相同，我与其他三位上海女知青（袁孝元、傅帼梅、章爱云）组成一个知青户，锅屋（厨房）借用在她们宿舍旁的一户农民家。我负责烧火、挑水、上山拾柴火，她们负责做饭、炒菜等。伙食费用分摊。平时，吃菜没有荤菜，蔬菜是队里分的，后来自己的小菜园里种点菜。记得我姑妈通过铁路寄来一个大包裹，里面都是吃的东西，就拿来一起改善伙食了。因为生活上要向农民看齐，我们都吃得很随和。我们养了十几只鸡，鸡长大了，下点鸡蛋，改善伙食。

我记得队里分的香油不够吃，我们利用到区里、县里的机会买点猪板油熬油。那时，很少杀猪，买板油要排队去挤，有时还买不到。

生活虽然艰苦，我们却很乐观。尤其是章爱云，性格很开朗，总爱笑。小袁是高中生，各方面显得成熟，像个大姐。傅帼梅也是高中生，出生书香门第，个子很小。我是初中生，年龄比她们都小。她们都很关心我。我觉得相处得胜过亲姐弟。

一两年以后，她们陆续离开大队。大队用上面拨下的知青安置款，再加上大队的钱，盖了六间知青集体宿舍，东面三间住男生，西面三间住女生。分成两个知青集体户。我是其中一户的“户长“。我们这一户，除我之外，还有两个宿县男知青，两个上海女知青。宿县知青很会种菜，菜园里种有白菜、萝卜、黄瓜、大葱、辣椒等。生活仍很艰苦。我记得有一年连阴雨，菜园里其他菜都死了，只剩辣椒。我们只得用辣椒加点香油、酱油当菜吃了。

下放后的当年春节没回上海，与农民一起过了个“革命化“的春节。以后春节回上海，我当起“运输大队长“:当时，宿县城里商品很缺。农民知道上海的解放鞋很结实，于是托我到上海买鞋。我每次回队，要带十几双至二十双鞋。

这是大队为知青盖的六间石头屋。两边是锅屋（厨房）。现已拆除。

　　这是1971年元旦，草场村农民与部分知青合影。前排左起第二人为武宜良，我曾在他家搭伙。前排右一为袁孝元，右二为章爱云。中间排左一为武仲礼，曾任大队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

　　武宜良大爷已去世。2014年我回草场去时，在他墓前祭扫并敬挽花篮。我旁边是他的三儿子，老大和老二（比我小二岁）不幸早逝。

　　草场村还有一位老书记武宜平，比我大几岁。2014年我回草场时，他热情接待。10月2日早饭在他家吃的，吃的是红薯饭。他陪我到草场村四处转悠。

这是老书记在陡峭山口留影。

　　我们在陡峭山口合影。中间为老支书武宜平，右边为袁孝元，左边本人。

　　据考证，草场村唐朝时为朱陈村。白居易长诗《朱陈村》对此有描述。现在村北橡树林中立碑“唐朱陈村原址“。

　　武宜平老书记身体还硬朗，在家还能干些农活。他的大儿子是解放军某集团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我们在武宜平夹沟镇家中合影。中间两位是武宜平老两口。最左边是他二儿媳（小学教师），最右边是二儿子（宿州墉桥区机关干部）。

　　荒诞年代荒诞事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那是个荒诞的年代，出了许多荒诞事:

“早请示，晚汇报“。我刚到草场，经历了这一幕。早上吃饭前，要“请示“。首先要喊“万寿无疆“、“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接着要向老人家“请示“一天的工作。然后才能吃饭。晚上的程序相似，只是“汇报“。

“请宝像“，就是将老人家的塑像请到家，放在堂屋正中。有一个老太太说菩萨来了。有人说她对老人家真“忠“。

到处画老人家的像。根据队干部的要求，我到山上用白石灰写大字，都是“革命口号“。

跳“忠字舞“，就是歌颂老人家的歌曲，配以简单的舞蹈动作。

以上这些在1969年最流行。

“清理阶级队伍“。草场没有地主富农，就找个有“历史问题“的人斗争。后来，此人在山上的树下自缢而死。

“忆苦思甜“。大家聚在一起，用红薯叶子等做的，作为忆苦饭。有苦大仇深的人忆苦。他先讲旧社会如何苦，讲着讲着，讲到“再苦也没有六零年苦，都饿死人呀！“队干部马上制止:“不要讲了！“我感到诧异:“上海三年自然灾害时，油水少，粮食定量供应，肚子饿一些，还没死人呀“。后来向农民了解，三年时期实际上是大饥荒。由于安徽是刮“五风“最严重的省份，确实有许多人饿死了，有的饿绝户了。农民后来就骂当年的省委书记。文革以后，我们知道，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呀！

现在想来，荒诞中带着悲伤，带着苦涩。这样的事永远不要再发生了！

　　四十年后重回草场，草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也来一次回忆对比，这是以前农民的住房，墙是石头垒的，屋顶用山红草盖的。

　　这是现在农民盖的楼房。

　　我们在农民家作客。左一是原党支部书记武仲礼。

　　我们在农民家作客。

　　合影。

　　草场农民有种植果树的传统，种有桃、杏、梨、樱桃、柿、山楂等果树，可惜在那以粮为纲的年代，果树的优势发挥不出来。现在草场大力发展以樱桃为重点的果树生产。樱桃开花至果实成熟期为春季至初夏，不用农药，为绿色水果。每年5月，满山遍野的樱桃红透了，令人馋涎欲滴，吸引了徐州、宿州等地的游客，络绎不绝。

我向现任村长提建议，建立果品合作社，建立网站，通过网络销售水果。

这是板栗树。

　　这是木瓜树。

　　初升的朝阳。

　　草场人也有种树的传统。现在保护森林，再者农民普遍用液化气，不烧柴了，所以，林木越来越茂密。

　　玉米丰收，正待收获。

全村实现耕种、运输机械化，收获半机械化。农民家拖拉机、农用车比比皆是，有的还有小汽车。

我们知青下放时想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是改革开放改变了农村。

　　我的民办教师生涯

我下放后不久，队干部找我谈话，要我担任草场小学的民办教师（原来的公办教师因有历史问题，“挂起来“了），我担心我是初中生，不能胜任。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接下来了。开始上小学高年级的课。后来，小学“戴了帽“，有初中班，就叫我上初中的课。没办法，只能一边学一边教，语文、数学（那时教材编得很乱，不叫数学，而是叫工业基础、农业基础等）都要教。虽然很吃力，还是坚持下来。我与学生的感情很好。

每年暑假，教师也集中学习，叫办学习班，主要学习政治文件，搞阶级斗争，基本上不讲教学业务。

草场小学办学经费很困难。草场小学负责人发动学生勤工俭学，在麦收期间拾麦穗，秋收期间拾红薯，倒也有几百元的收入，改善办学条件。

后来，有几位学生包送到夹沟高中上学。有一次，高中老师反映这些学生基础很差。我听了，感到很内疚:都是我这位老师没教好。文革耽误了太多太多。我到大学后拼命学习，特別是文革后，通过自学、进修等，终于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

　　2014年重返草场时，我在草场小学留影。

　　合影。中间一位是草场小学的老校长武家宽，右边一位是他的儿子、现任草场小学校长武升锦，“子承父业“，2017年，被评为“安徽省最美教师“，2018年，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

　　小学操场。

　　教师办公室。

　　我和我的学生武宜志合影，他是宿州一家国有煤矿企业的中层干部，现已退休。

　　人间自有真情在

在草场，我感到人间还有真情。

麦收期间，我在打麦场上干活。起初，我感到身体不舒服，但还坚持干活。渐渐地，我感到支持不住了。别人看我这样，一摸我的额头滾烫的，原来，我感染疟疾了（俗称“打摆子“）。我被架下来。这下子，惊动了全大队。队干部来看望我，“赤脚医生“为我看病，要我服药；农民大爷大娘为我送来鸡蛋面条；同一知青户的知青也给我做可口的饭菜。我感动得流泪。虽然远离家庭，远离父母，但得到这么多人的关心。后来，我的疟疾病也是在赤脚医生的指导下，坚持服药根治的。

刚到草场，我的生活自理能力不强，有些衣服换下来没有洗。不知怎么搞的，这事传到与我同一知青户的上海三位女知青那儿。她们悄悄地把我的衣服拿去洗了。我知道后又感激又羞愧。后来，我干了一件“傻事“，我也洗了她们的衣服。她们却不高兴了。原来当地习俗，只有女人洗男人的衣服，没有男人洗女人的衣服。现在想想，真是好笑。

后记:也许不少老知青看了我的美篇，会说，你真幸运，你所写的一切是真实的吗？十年内乱是不幸的，草场的三年是幸运的。我下乡的大队当时是安徽省安置知识青年的先进集体，是真先进，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好。该大队先后安置宿县、上海、蚌埠和合肥知青共34人。有兴趣的读者可查看黄新铭的新浪博文《草场村的知青岁月》。

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一样，是“史无前例“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有明显的两点错误之处，一是剝夺了整整一代人受教育的权利，二是强制迁徙。

知青在农村确实受到了磨练，了解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至于知青上山下乡是战略部署，是选拔接班人的途径这种奇葩言论根本不值得一驳。

从全国来看，知青上山下乡中出现许多问题。不少知青承受了力不能及的体力劳动和经受了恶劣环境，身上留下了后遗症甚至终身残疾；有的女知青为了招工、上学，被当地“土皇帝““潜规则“，心理上留下阴影；有的知青在农村结婚生子，后又回城，演绎了像《孽债》这样的人间悲剧；有的知青“牺牲“在那片“黑土地“、“黄土地“上了。

我们不能忘记善待知青的兵团、农场的干部职工，不能忘记善待知青的农村的干部和农民，否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正值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之际，我希望广大老知青把那段真实经历写下来，不论你是幸运的或不幸的，不论你遇到艰苦，甚至磨难，都写下来。千万人的经历就是历史。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写，谁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