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世豪 《大 洲 宣 言 》——浦一中63同学美篇

遥远

《光泽之光》全国征文一等奖

 

大洲宣言

                     沈世豪

 

西安国共谈判的点晴之笔是一个“逼”——赶毛驴上山，逼蒋抗日；大洲国共谈判最传神之处，则是一个“诚”字，中国共产党诚恳地邀请国民党站在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停止围剿红军，共同抗日。一北一南，遥相呼应，改变了中国的时局和时代的走向。大洲宣言的精髓和精神以及在党史上的鼎足地位，就在于此。

　　苍山如海。满目滴翠。

深藏在武夷山腹地的光泽县寨里镇大洲村，1937年9月到10月间，国共谈判的旧址，犹如久经修炼的哲人，在这里悄然等待80年了。青山依旧，小径无言，潺潺的清泉，穿山越岭，清冽而有点寂寞，汇成清粼粼的溪水，奔流不息。“百尺照心明”，是不懈地吟唱心中的希冀，还是深情地呼唤高举红旗从这里走出的共产党人？

卑微的小草不会忘记，摩天的大树更不会忘记。飘飞的岁月，可以剥蚀山崖，乃至如大浪淘沙，淘尽太多的风流人物，却无法淘去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上永恒的辉煌。

时代的风云曾经在这里汇聚。

严峻的历史曾经在这里拐弯。

中华民族的大仁大义曾经在这里奏响共赴国难的号角。

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这里谱写光照千秋的大洲宣言。

一

　　历史怎么会选择大洲村呢？

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应当是时任中共闽赣省委和红军的领导人黄道。

他是江西横峰人，五四时期，在南昌二中就读，当时，是接受新思想的热血青年，曾经和一批进步同学组织“江西改造社”。他是不乏幽默和风趣的，这批年轻人，特地身穿西装革履，坐在三轮车上招摇过市，以此宣传新思想、新思潮。后来，他北上到了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读书，亲耳聆听李大钊的教诲，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北京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反对段祺瑞政府的“三•一八”惨案中任旗手。他是早期共产党人中的杰出人物，参加过八一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和方志敏、邵式平等一起，组织弋横农民暴动，并开创了闽北革命根据地和组建了红军。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以后，他奉命留在闽北坚持革命斗争。

三年游击战争，艰苦卓绝，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把人间所有的苦难都尝尽了。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黄道不得不带领九死一生的红军队伍，转移到武夷山脉的深山老林之中。敌人层层封锁，山上缺粮、缺衣服，非常困难，曾经出现红军战士被活活冻死在深山的悲剧。其时，黄道他们和党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颇有儒将风度的他，作为精明成熟的闽北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更是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变化。

1936年12月12日，平地一声雷，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像一部跌宕起伏的大戏，轰然上演。“蒋介石被抓住了！”面对从天而降的绝好机遇，从“左”和右的阴影中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以驾驭国内外风云变幻大局的气魄和胆略，在极为复杂的政治局势中，审时度势，做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中国局势大变！危亡之秋的中华民族，终于升起了希冀的太阳！

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被释放回南京的蒋介石，此时，不仅没有放松对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红军的围剿，而是实施“北和南剿”的阴谋，企图在联合抗战之前，加紧步伐，彻底消灭坚持斗争的南方红军。因此，“西安事变”之后，南方的游击战争更为残酷，更为激烈。闽北红军中的吴先喜、黄立贵等领导人就是在这段时间壮烈牺牲的。

黎明之前的黑暗，沉重如山！

更为紧迫的情况是，被铁通般围困在深山之中的黄道，对这一时局的巨变却一无所知。1937年1月，他从一张包盐的旧报纸上得知“西安事变”的简单消息的。后来，红军游击队在拦截国民党的运钞车的行动中，缴获了有关的文字材料，才得知较为详细的具体情况。此时，富有远见和睿智的他，敏锐地预感到：时局的剧变，不仅给被包围在大山之中的闽北红军带来了突围的全新希望，而且意味着，更为重要的使命——联合国民党和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抗战，共赴国难，已经神圣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十年红军战争，国共之间，生死之仇敌，刀兵相见，牺牲在国民党屠刀下的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成千上万，血海深仇化为熊熊烈火，在每一个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的胸中燃烧。如今，日本人打来了，大敌当前，却要化敌为友，共担民族存亡之责。这一转变，何其容易？尚未和党中央联系上的黄道，毅然做出决定，抓住时机，主动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江西国民党主席熊式辉等联系，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为了取得党中央对国共合作抗日问题的指示，9月24日黄道、曾镜冰联名致函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征求对闽北国共谈判的指导意见。至此，终于恢复了与党中央中断三年的联系。随后，又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取得联系，并在东南分局领导下开展工作。

黄道的决定，和党中央的决策十分吻合，并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充分肯定和支持。

因此，是审时度势、大智大勇的黄道，催生、推动、组织、指挥了大洲国共谈判。如果说，“西安事变”期间的国共谈判，是中国共产党处理重大重大政治事件、扭转时局极为精彩的一笔；大洲国共谈判则是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国共产党人，粉碎国民党“北和南剿”的阴谋，联合国民党共同挽救中国的史诗！其高屋建瓴之势和远见卓识，同样惊天地泣鬼神！西安国共谈判的点晴之笔是一个“逼”——赶毛驴上山，逼蒋抗日；大洲国共谈判最传神之处，则是一个“诚”字，根据新的局势，诚恳地邀请国民党站在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停止围剿红军，共同抗日。一北一南，遥相呼应，改变了中国的时局和时代的走向。大洲宣言的精髓和精神以及在党史上的鼎足地位，就在于此。

 

二

黄道派出的谈判代表居然是他的儿子黄知真，还有一个是闽赣省军区教导大队教导员邱子明。

黄道怎么会把自己的儿子派出去呢？一是向对方充分表达自己的诚意；二是他深知，谈判虽然在共产党控制的游击核心区进行，但依然处在敌人重兵围困之中，危机四伏，他不愿意让其他同志去冒这个险。他爱儿子，更爱战友，这就是黄道博大的胸襟。

有这样一个动人的细节：

在送儿子奔赴大洲村谈判的路上，他们父子两人到路旁的一位老百姓家讨了一碗苦茶喝，黄知真说道：“这茶好苦呀！”黄道告诉他儿子，干革命就是应当吃得起苦，并随口吟了一首诗：

     蹈火归来又赴汤，

     只身亡命是家常，

     东南西北路千里，

父母妻儿各一方。

叹息斯民犹困顿，

驰驱铁马未玄黄，

烽烟未熄寇蹄急，

索得浓茶作胆尝。

    此诗如壮行酒，吟罢，黄道深情地嘱咐儿子，我就送到这里了，这首诗就送给你吧！听了父亲黄道这首口占的诗篇，黄知真怎能不热血如涌、壮志满怀。因为，这不仅是一首情深意重的送别诗，更是代表党和红军对出征儿子激情如海的重托！

黄知真当时只有17岁，是个机灵聪慧的红小鬼。1927年共产党领导农民暴动的时候，方志敏就住在他家，当时，黄知真才7岁，就开始为红军站岗、放哨、送情报。闽赣根据地建立以后，他上了列宁小学、列宁师范。13岁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5岁参加中国共产党。此时，尚是青少年的他，已经担任闽赣苏区宣传部副部长和儿童局的局长，由他出任谈判代表，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

他能够担起重任吗？

80年过去，亲历者早已远去。详细的史料难以寻觅。大洲谈判的旧址，1963年被原来的房主拆掉了，现在是按照当时的模样重建的。一幢简陋的农家平房，砖木结构，五间，中间是只有约12平方米的小厅。小厅的四周摆放了四张窄窄的木板床，国共双方的四位谈判代表就睡在这里。中间有张小木桌，几条长凳，人们或许不会想到，紧紧系着中华民族命运的大洲国共谈判，居然就在这张小木桌上进行。

双方曾是对头冤家，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如今，却是同居一室，枕席相连。可以想象，开始的时候，戒备之心是客观存在的。屋外月光如水，流萤纷飞，蛙声一片，他们能睡得香吗？不得不佩服上苍的青睐、神秘乃至诡异，时局的变迁，民族的命运，居然又一次地共产党和国民党推到同一张小木桌旁。

青春年少的黄知真，已经是老革命了。不仅久经战阵，而且反应敏捷，善于辞令，开始，国民党的代表见他年少，曾经要挟过他，但他毫无惧色，沉着应对，后来在谈判条件上又多次设置障碍，其中谈及国民政府对改编后参加抗日的红军部队应当予以应有的物资、弹药等供应的时候，不大顺利。此时，黄知真除了大义凛然进行阐述以外，坚定地说道：“那也没有什么，过去10年贵方没有供应，不是也都过来了吗？”理直气壮且有理有节，不得不让国民党的代表为之叹服。

大洲谈判前后进行了六天。共产党提出了四个条件：允许抗日；释放政治犯；国民党划出地盘让游击队集结休整；允许红军游击队派代表向中共中央请示工作，对方要保证安全；将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闽赣边抗日义勇军，国民政府应提供给养。国民党方面也提出了两个条件：停止双方交战；停止打土豪、分田地。

黄知真坚定而机智。谈判当然不是一帆风顺，国民党企图借“改编”之名将红军游击队“收编”到国民党的保安团之中，但黄知真他们坚持原则，重申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和联合抗日的主张，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谈判取得成功。10月1日，闽赣省委，省军政委员会的黄道、曾境冰在大洲村接见了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按照双方的协定，红军游击队下山，到铅山石塘镇集中，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开赴抗日前线。

国共双方联合抗日，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洲谈判犹如一把神奇的金钥匙，开启了江南局势的深刻变迁之门。而黄知真，这位共产党和红军的少年英雄，也成为英姿勃勃站立在滚滚时代大潮中的弄潮儿。

共产党的伟力在哪里？真理在手，民心所向，群英辈出。黄知真，深得毛泽东的喜爱，伟人见到他，曾经诙谐地说：“知道真理的人来了！”中国共产党正因为有无数像黄知真这样的忠诚战士，才开创中华民族的新纪元。

 

三

 

大洲国共谈判，是国民党主动邀请共产党的。

是什么原因促使国民党这么做呢？主要是形势所逼。因为，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 一三事变”之后，围剿闽北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开往抗日前线，后方空虚，他们不得不邀请共产党进行谈判。国民党派出的两位谈判代表，一位是国民党江西省第七区（南城）保安副司令周中恂，一位是光泽县县长高楚珩。这两个代表的选择，有着特定的背景。

1937年9月20日，中共闽赣省委专门写信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信中明确表示“我辈向以抗日救国自任，对救亡图存工作，决不后人。”提出合作抗日三点主张：一、同意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并在划定的区域内实行抗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二、红军游击队改编后受中共中央领导；三、在谈判未确定之前，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而中间的联络人和送信者就是光泽县县长高楚珩。

经过黄道他们艰苦而不懈的努力，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也有意愿同中共闽赣省委谈判，于是决定释放被关押在南城监狱的中共光泽县扫帚尾区委书记蔡诗珊，并由南城第七保安团副司令周中恂找蔡诗珊谈话，委托他寻找闽赣省委领导人，转达他们的诚意。蔡诗珊回到省委机关后，向省委领导汇报了江西国民党方面的意图。闽赣省委谅解蔡诗珊的出狱经过，对他继续信任，并委派他负责联络双方谈判具体事宜。9月下旬，蔡诗珊带回高楚珩的信，同意闽赣省委的谈判条件和指定的光泽县大洲村作为谈判地点。

因此，国民党方面选择这两个人作为谈判代表，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他们均曾经作为国共双方的联络人，有着一定的基础，并且对共产党也有一定的了解。周中恂是个有点粗矿的军人，个头高大，有点瘦，一身戎装，脚穿长筒军靴，还挂着一把佩剑；高楚珩显得胖，皮肤白皙，一看就是官场中人。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他们两个人也没有辜负国共双方的期望，他们同样是对和平谈判的成功有贡献之人。

他们是坐着轿子到大洲村的，只带了为数不多的4个警卫人员。尽管，他们对共产党有一定的了解，但真正进入由红军游击队控制的地区，心情还是颇为紧张。此地群山耸立，莽莽苍苍，地形极为险要。他们知道，此刻，大山深处，红军游击队很可能是全副武装，不仅有无数的眼睛正看着他们，而且有无数的枪口正对着他们。据知情人介绍，这两位国民党的谈判代表，最担心的是谈判破裂，他们会被红军游击队绑架到深山老林里作为人质。显然，他们对共产党还是没有真正了解，光明磊落的黄道他们，即使谈判没有成功，也会安全护送他们回去。

六天的谈判，和中共的两位代表同居一室，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如今已经很难寻觅到详尽的材料了，争论、争辩乃至针锋相对，当然必不可少，但可以相信，这两位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并不是敷衍塞责之人。面对着日军大规模入侵中国，尤其是上海“八一三”抗战之后，中华民族的危亡已经迫在眉睫，国民党同意和共产党谈判，从主流上看，也是不乏诚意的。这两位谈判代表正是顺应了国民党的这一意愿和时代潮流，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历史没有忘记也不应当忘记他们。

80年风云漫卷，回首细看，大洲宣言实际是和平宣言。国共从战争走向和平，是两党的大幸，更是中华民族的大幸。和平是旗帜，和平是人民的福祉，和平也是中国实现中国梦并崛起世界的保障。

四

　　随着大洲国共谈判的隆重揭幕，一位几乎被岁月忘却的人物，带着款款的笑容，走进人们的视野。

他就是徐先兆。江西铅山人，和黄道是同学。当年，他们一起在南昌二中读书，一起组织“江西改造社”。1925年，徐先兆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起义，随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回到江西从事革命活动。后来，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流亡日本。1936年才回国。他应铅山乡绅丁觉中的邀请，出任私立狮江中学的校长。

1937年11月2日，徐先兆突然接到一家久别10年的老同学黄道的信。欣喜异常。此时，他才知道，黄道就隐蔽在离他不远的崇安大山中的长涧源坚持游击战争。虽然，大洲谈判已经结束，国共双方代表已经在协定上签字，但要具体落实有关条款，防止国民党背信弃义，突然袭击，保证红军游击队安全下山、聚集，改编为抗日部队，还需要时日和艰苦细致的工作。黄道是从狮江中学的招生广告上突然发现徐先兆的，徐先兆有个笔名叫孔江，很少有人知道孔江就是徐先兆。得到徐先兆的消息，黄道立即给徐先兆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史料，如今此信的原件保存在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在这封信中，黄道不仅倾诉了对他以及其他老同学深厚的怀念之情，而且简单地向老同学讲述了他现在的情况和坚持革命的心境。黄道还语重心长地鼓励很有文学才华的徐先兆：“不学鲁迅，也得学一学茅盾。不要轻易地埋没了自己的天才。”接到黄道的信之后，徐先兆冒着危险，在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下，上山见到黄道。一别十年，老同学相见，真是有说不尽的感慨和话语。

此后，徐先兆利用自己的关系为国共之间履行大洲谈判协定穿针引线，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并公开发表文章为红军辩诬，赞扬共产党的联合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颇有传奇意味的是，黄道还把黄知真送到徐先兆任校长的狮江中学读书，接受教育。曾经担任大洲共产党谈判代表的黄知真，隐蔽了自己的身份，在该校一面学习，一面秘密从事青年工作。他在狮江中学读了9个多月的书，由于奸细的告发，身份暴露，国民党妄图抓他，在徐先兆等人的掩护下，终于脱险，参加新四军的队伍，奔赴抗日前线。狮江中学因而被国民党借故查封了。

徐先兆解放以后在江西师范大学任教。笔者有幸和他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并和他的父子两人相识。徐先兆先生是研究元明清文学的知名专家和学者，老先生谦和待人，豁达开朗，很少谈及旧事。黄知真曾经在江西任省委书记，按理来说，黄知真是他的学生，但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因为有师生之谊，而求助于大权在握的黄知真。

徐先兆于2003年去世，活到101岁。

仁者寿。

共产党人的精神、风骨、情谊更是山高水长。

五

 

黄道对国民党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应当赞叹黄道对国民党的深刻认识和了解。鉴于许多血的惨痛教训，黄道深知，国共联合抗日，并没有改变国民党企图借此削弱乃至并吞、消灭共产党的野心。对于国民党主动要求谈判，黄道的分析是：“要知道，是他们着急，而不是我们着急。”他紧紧地抓住了这一机遇，确定谈判的原则、方针，认真安排谈判的具体。他确定有利于共产党谈判代表安全的地点——大洲村，派出了一个排的警卫，即展示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威严，又给黄知真他们壮胆。如今有句时尚的话：细节决定成败。黄道的可贵之处，不仅重视国共谈判这一重要的决策，而且在细节上精心缜密，充分表现了他远见卓识的政治目光和成熟的指挥才能。

在红军下山集结的地点选择上，他的第一选择是红军控制的崇安，因为国民党的谈判代表是江西的，崇安属于福建管辖，没有达成协议。后来，改为铅山的石塘镇。为什么要选择石塘呢？黄道告诉大家，下山的红军不能驻扎在铅山城内，也不能在河口，因为容易被国民党包围而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石塘靠山，一旦出现意外，红军可以立即上山。

黄知真同样不乏乃父之风。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的代表问？红军有多少人？黄知真回答：8个纵队。具体人数因为被封锁，难以统计。共产党代表在谈判中提出很重要的一条：释放政治犯。国民党代表推托，说无法界定谁是政治犯。黄知真立即回答：共产党员、红军战士、苏区群众都被你们定为政治犯，应当无条件释放。大洲谈判协定签订以后，落实释放政治犯这一条款，国民党多次借故阻扰，经过共产党联合多方力量进行努力，才逐步得到落实。

纸上的东西变为现实，并非易事。大洲谈判又一次清醒地告诉人们：国共联合不仅是有时机和条件的，而且同样隐藏或潜伏危机、危险，任何的懈怠和放松警惕，往往要付出血的沉重代价。在联合和统一战线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事实证明，黄道的预见何其珍贵。

大洲谈判之后，国共双方大规模的战争虽然已经停止，但少数地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挑衅并没有结束。黄道下令：对于这种行为，坚决反击。在连续拔掉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几个据点之后，这股逆流才得以制止，红军才顺利下山集结、改编，奔赴抗日前线。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对黄道恨之入骨，在1939年5月，利用黄道生病的机会，特务买通医生，借治疗之名，在上饶附近的河口将黄道暗害。黄道牺牲时，才39岁。此时，距大洲谈判签字的时间，还不到两年。黄道的不幸遇害，再一次证明：签订了和平宣言并非可以放马南山，在双方握手言和的美丽笑容中，往往有杀机潜藏其中。

因此，大洲宣言，如洪钟大吕 ,不仅洋溢着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激荡着时代潮流的铿锵回响，记载着中华民族同心敌忾的壮阔篇章，同时，也警醒人们：和平发展虽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然而，睁大你的眼睛，识别真伪、善恶、是非。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俗世中，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很有必要。

 

2017 年 5月  22日

作者在谈判房内参观

　　与徐先兆先生的儿子傅修延的合影。

傅修延和作者是老同事。作者调到厦门后，他出任江西师大的书记兼院长。

作者沈世豪简介

　　知名作家、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厦门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有24部专著和长篇作品正式出版。在中央电视台以及省市电视台播出的记录片30多部。系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福建省优秀专家、厦门市拔尖技术人才、全国优秀教师，全国第四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全国第五届青年读物一等奖和二等奖等全国奖的获得者。散文《泰山一片月》曾选入北京语文出版社出版的全国七年级语文读本(上册)。还有多篇作品被选入省编中小学语文教材。

2018. 11.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