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召唤--寻觅托克维尔的踪迹

雪藏胜地

赵越胜/文 雪儿/图

终于完成了介绍托克维尔的讲稿，扔下笔伸伸腰，看窗外好一派秋光。走，去沙马朗德城堡，寻觅托克维尔儿的踪迹。在他流连之地，奉上我们的敬仰。

一

一八五六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之后，托克维尔继续准备写下一部著作的材料。他设想这应该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下卷。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他说：“我一直写到大革命似乎完成了它的业绩，新社会已诞生时。然后我将考察这个社会本身，我要力图辨别它在哪些地方，与以前的社会相像，在哪些方面不同。我们在这场天地翻覆中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最后，我试图推测我们的未来”。在宣示了他的整体构想之后，他颇有些伤感地说：“第二部著作，有一部分已写出了草稿，但尚不成熟，不能公之于世。我能否有精力完成它？谁能说得准呢？个人的命运较之民族的命运更为晦暗叵测”。托克维尔一语成谶，果然晦暗叵测的命运夺走了他的生命。他没有完成这第二部著作，他所搜集阅读，留下的笔记，和几个几乎完成的章节，最终以《论大革命》(Considerations sur la Revolution)编撰成集。正是为了准备这部著作，他离开诺曼底的托克维尔庄园，与一八五六年春天住到了沙马朗德城堡，因为这里离巴黎近些，便于去国家图书馆阅读馆藏资料。那时他的妻子玛丽正陪伴她的姑母贝拉姆夫人住在这里。托克维尔到城堡时，正是杂花生树、莺飞草长的初春。在沙马朗德园林那一泓平湖之上，托克维尔可享受过“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逸趣？

沙马朗德城堡在巴黎大区西南方的埃松省内，距巴黎五十公里。它建于一片谷地，四围山峦环抱，如安河在园林里蜿蜒流过，留下大片湿地。山坡上茂林蓊郁，虽无林海的雄阔，但风拂秀木，仍是一片绿涛。沙马朗德城堡就是这绿涛中一处隐匿的港湾。这块地方历史久远，高卢- 罗马时代就有人居住。公元八一一年，查理曼把它封给了他的传记作者，圣高尔修道院的修士艾因哈德的兄弟阿特尔德。艾因哈德是查理曼宫廷中首屈一指的大学者阿尔昆的学生，对“卡洛林朝文艺复兴”贡献卓著，亏了他的优美文笔，我们才有了查理曼这位欧洲之父的可靠生平。随后，时代嬗递，几经传承，到了十六世纪末叶，它已败落不堪，仅余残垣断壁。

十七世纪初，巴黎公共卫生系统的创始人米隆重修了城堡，他采用典型的路易十三时代的建筑风格，红砖为墙，砺石为筋，黑石版为顶。三层主楼，门厅敞亮，虽有气派但绝无张扬。一六四四年，米隆的遗孀阿娜德·巴雍又加建了两侧翼。一六五四年，城堡转手给皮埃尔·梅侯，他是王后玛丽·美第奇的管家，他请著名皇家建筑师尼古拉·拉斯皮奈主持工程，完成整修。而那座美丽的花园，却要等到一七三九年，在奥尔内松·达拉鲁家族手中完成。这时，沙马朗德已升格为伯爵领地。他们延请园艺大师皮埃尔·贡当迪弗利在城堡四周修造了一座以几何图形为特征的法式花园。到了一七八二年，达拉鲁家族的后人，又把花园改建成自然风格的英式花园，这是一时风尚，滥觞于卢梭的《新爱洛伊斯》中那些对自然风光的描绘。草场牧园，取代了古板的花坛和修建成几何图形的灌木丛。横平竖直的通道，更之以蜿蜒曲径。古典风格的喷水池，被开凿成波光粼粼的小湖，这就是现在的样子。托克维尔来这里时，就是如此，至今未变。

二

一八五二年，珠宝商勒内·罗比诺买下了沙马朗德城堡。他当时兼着沙马朗德镇的镇长。他把城堡分割出租，就在这时贝拉姆夫人住到了城堡里。她是托克维尔的夫人玛丽·莫特利的姑母，但她在玛丽四岁那年收养了她，所以贝拉姆夫人其实是玛丽的养母，也就是托克维尔的准岳母。这位英国老妇人是个喜欢清静的人，她看上了城堡周围的英式园林，所以选择来这里过着半隐居的生活。玛丽和这位老妇人关系亲密，经常来沙马朗德陪伴她，托克维尔在给朋友的信中常谈到“我妻子去看望她姑母了”，说的就是玛丽去沙马朗德城堡了。玛丽·莫特利出生在英国朴茨茅斯的一个英国海军世家。她的父亲、叔叔、哥哥都是皇家海军的官员，一八二八年玛丽随贝拉姆夫人移居法国，住在了昔日车水马龙、气焰喧赫的皇城凡尔赛。只是往昔烈火烹油的日子，已随王朝覆灭而云散。人去楼空的凡尔赛成了英国资产阶级喜欢定居的地方。因为这里的生活不仅便宜实惠，还有好品味。以至当时专门有一个词儿来称呼他们“凡尔赛英国人”。偏巧，托克维尔也在凡尔赛法院做见习法官，他与玛丽都住在安茹街，是邻居。冷冷清清的凡尔赛让托克维尔寂寞得要死，这时他发现了玛丽。有人说玛丽并不漂亮，特别是牙齿很丑，但托克维尔的传记作者休·布罗根描述了她的一幅肖像：“在画中，莫特利小姐打扮得十分迷人，她厚实而有光泽的乌黑卷发上，时尚地别着一根玳瑁簪，珍珠耳环勾出脸蛋的轮廓，穿着镶花边的泡泡纱女装，腰肢纤细，杏眼有神，樱唇紧闭，显出是位勇敢，有智慧的女士”。

托克维尔是位内心情感极为丰富的人，一生也有过几位红颜知己，却与玛丽厮守了一生。尽管托克维尔家族对玛丽很有保留，托克维尔却对玛丽一往情深。他在结婚前给玛丽的信中说：“我最多只能将生活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外部世界的行动、魅力、名声，另一方面是心灵的甜蜜感情。在那里我只见到你，除了你，谁也看不到。在生活的所有迷人之处，你是我眼中的唯一。唯有你将会成为那幅永恒的画面，我们终生紧密相连，至死不渝”。托克维尔说到做到。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路易·拿破仑登基，恢复帝国，史称拿破仑三世和第二帝国。政变期间，拿破仑三世拘禁了全体议员，托克维尔被拘押在万森城堡。一天之后，警察局长下令释放他，托克维尔拒绝出狱，他说，我的同僚未被释放，我不会独自先走。事后，路易·拿破仑派自己的老师、托克维尔的熟人维亚埃尔到托克维尔家道歉，托克维尔连门都不让他进，一付傲骨铮铮的样子。随后，他和玛丽商定，卖掉巴黎的房子，彻底搬回诺曼底的托克维尔庄园。那里是他家的祖传城堡。搬家费时费力，玛丽身体有些不适，她要去沙马朗德城堡住几天，休息一下，同时看望贝拉姆夫人，因为她年事已高，开始准备遗嘱了。托克维尔不断往城堡写信，慇慇眷顾，溢于言表：“亲爱的，总算收到了你昨天的来信，我心头的石头也算落了地。这里的天气真糟糕，下雨让我担忧烦躁，真比出去淋雨还难受。你会不顾外头的泥泞和雨水，出门去雇马车。我想全法国也就你一个女人会这样做吧”。这时他正在紧张地思考和撰写一部要在“世界上留下一点印记”的著作。他要能够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去洞彻法国大革命的本质。这部书后来以《旧制度与大革命》为名，蜚声四海。

三

托克维尔渴望能够完成下一部著作，他阐明了这部著作的主旨：“如果我没有搞错，它将让人感受到革命在法国内外的普遍运动，在大革命结束其作为之后，该书将切实地指出，这一作为到底是什么，从那场暴力运动中诞生出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从这一运动攻击的这个古老的制度中，它消除了什么，又存留下什么”。为此，他不倦地搜集资料，钻档案馆，苦读革命时期各地的政府档案。除了这些官方记载，托克维尔把眼光放得更远，他说：“我的目标更在于描绘那些依次制造了法国大革命各事件的那些感情和思想的运动，而非讲述事件本身。与历史文件相比，我更需要那些能展示出每个阶段公众精神的文字，报纸，小册子，私人信件，行政信函”。通过阅读这些反映出革命前普遍社会氛围的材料，托克维尔断定：“很长时间以来，政府患上了一种疾病，那就是那种试图掌控一切，预料一切，操纵一切的权力常见却无法治愈的疾病。政府对一切都承担责任。无论人们因为抱怨的对象不同而产生多大的分歧，大家都很愿意聚在一起指责政府……对专断的仇恨，变成法国人唯一的激情。政府成为共同的敌人”。结果，“这无法名状的不适感，让上流社会和普通民众，都觉得他们所处的环境令人无法忍受。因此，尽管谁都不曾试图变革，尽管谁都不知道改变将如何发生，这种关于变革的普遍想法，还是进入所有人的脑袋里”。于是，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和人人都感受到的不适，造成“坠落前的摇摆”。而恰巧作为国家驭手的路易十六，颟顸而不明大事，整个民族便被带入深渊。而社会挣脱束缚，逃出深渊的自保行为，就造成了革命。然后，“那仿佛是施洗者约翰从沙漠腹地发出的呐喊，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萦绕在托克维尔心头：在经历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最高追求的大革命之后，法国人因为什么，“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得的一切自由”。而且，他眼见那些最诚实的法国人，“只梦想着如何在一个主子治下尽可能自得其乐”。更让他恐惧的是，“他们看来要把对奴役的热爱，变成美德的要素”。这是一八五六年初春，托克维尔住到沙马朗德城堡时，依然徘徊脑中的问题。一八五六年一月七日，正在他前往沙马朗德城堡的前几日，他给索非亚·斯维金娜夫人的信中说：“我在您很有兴趣的工作中走得越远，就越是觉得自己被卷入了一种与很多当代人所置身的思想潮流恰恰相反的思潮中。我仍然热爱着那些他们已经不再关心的事物”。人们已不再关心什么事物呢？那就是自由！大革命之后，人们获得了人身、言论、出版、集会、选举等等一个文明社会所须臾不可离身的自由了吗？眼前法国的现实告诉他，自由这最崇高的追求，这使人成为人的本质要求，已经被那样轻易地抛弃了。法兰西民族“不仅承受着枷锁，而且像得胜凯旋一样为之兴奋，激动不已地亲吻枷锁”，这让托克维尔痛彻心腹。

他向斯维金娜夫人倾吐心声：“夫人，我生活在这种精神孤独中，觉得自己与这个时代，与这个国家的思想环境格格不入的时候，您很难想象我体验到的痛苦”。这种痛苦可以用他在阅读材料中引用的一位德国作家的话来表达：“过去存在的已经破产，在这废墟上将耸立什么样的新建筑？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历经恐怖时代之后，过去的那个萎靡堕落的、各种形式都已破产的时代再次复生。退回第一幕，这不是我们演戏的方式，往前走啊”。但社会确实已经在倒退、堕落。波旁王朝复辟之前，拿破仑已经以铁腕扼杀了《人权宣言》中所明示的自由权利。那些反对拿破仑倒行逆施的读书人，大多是托克维尔的朋友。雷加米埃夫人的沙龙，被拿破仑视作眼中钉，它却正是托克维尔出入的地方。而斯塔尔夫人、雷加米埃夫人被流放，贡斯当被贬斥，夏多布里昂被禁言，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吹捧新皇帝。吮痈舐痔者飞黄腾达，庙堂上剩下一群只会唱“酒神颂歌”的人。这些僭取和倒退，怎能不让托克维尔切肤深痛？他愤怒地指出：“（新皇朝）取消了权利的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正是一七八九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他要告诉人们“共和国如何准备接受一个主子”。

四

拿破仑如何成为共和国的新主子？经历了大革命的法国人，又如何拥戴他把共和国变成帝国？托克维尔看到法国人，只想成为拿破仑这个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这正是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讨论过的问题。通常，人们热爱平等超过热爱自由。那时，他就预言般地指出：“我想描述这种专制，可能以哪些新的特点展现于世？我认为，到那时候将出现无数的相同而平等的人，整天为追逐他们心中所想的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上，耸立着一个只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和照顾他们的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当局”。他甚至预见到，这种监护所产生的最终结果，“（它）使人精神颓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政府则是牧人”。监管严酷的背后是暴力，追逐享乐的背后是金钱，这两者结合起来，只为达到一个目的，让社会道德败坏。因为道德败坏的民族，是专制的土壤。社会的普遍堕落，让暴政肆意疯长。你不能想象一群梭伦式的公民会屈服在暴政之下。你同样不能忘记，社会沉沦的背后，有一只牵引它的绝对权力之手。所以托克维尔的问题，“共和国如何准备接受一个主子”，就转变为“社会大众如何准备接受道德败坏”。

托克维尔注意到大革命后财产归属的变化，注意到拿破仑新王朝如何操纵这个变化。一方面为自己的家族攫取财产，一方面给他的追随者肆意施恩。托克维尔指出：“拿破仑对待他的将军，就像猎人对待他的狗，他听任这些狗吞吃动物尸体，从而让他们热爱打猎”。这话够犀利。但他关注的并不仅是那些帝国的将军，他更要剖析专制制度如何利用人的逐富心理，来巩固统治。因为，“在这类社会中，金钱已经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就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在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物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颤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他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更可忧虑的是，这种诱导通过无形的胁迫来实现。也就是严控言论与思想，如果你发言谈论政治，让当局不快，那么富歇的手下就会对你假以颜色。如果你只谈如何炒股票，勾女人，则一切平安。慢慢地，公共话语空间便只剩下黄色的话题，金钱和色情。这必然改变人的价值认同。托克维尔指出：“在漫长的革命中，最为败坏人的，与其说是他们在信仰的热忱和他们的激情中所犯下的错误，不如说是他们最终对曾推动他们行动的信仰的蔑视。当他们感到疲惫、幻灭、失望，他们最终转过头来反对自己，发现他们的希望是幼稚的，热情是可笑的，而他们的献身尤其可笑，这种蔑视就产生了”。这是一种双重的背叛，即背叛自己所怀抱过的自由理想，亦背叛自身在自由光辉照耀下焕发出的崇高人格。所有的暴君对背叛者都是既蔑视又喜爱，所以，他对这种背叛的嘉奖，就是严酷压制下的稳定和秩序。在这种稳定和秩序下，自由的公民消失了，贪婪的小人得势了，社会再不见清明和崇高的理想，只有现世的得失。那么我们拿什么对抗这种背叛？

五

托克维尔给我们的召唤是：“始终不渝地热爱自由”。因为人忠诚于自由，是人之为人的责任、义务、权利，也是一种道德立场。托克维尔说：“我把自由看作首要的善，我一直都这样认为。自由是孕育刚毅的美德和伟大行动的最丰饶的源泉”。正因为自由是首要的善，所以它是一种美德，属于绝对律令的范畴。这就是为什么当人更深切地依恋着自由时，会抑制追逐物质利益的冲动，因为在绝对律令之下，利益的计算没有位置。成败得失不能证明行为的善恶，不是道德正当性的标尺。所以托克维尔有力地为自己痴情于自由声辩：“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仅仅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发表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之外的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托克维尔甚至知道，会有人指责他“对自由的酷爱”已不合时宜。大变革之后，日趋逐利的法国，已很少有人在关心自由。但他仍苦口婆心地告诉世人：“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种种社会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其实，托克维尔又何尝不知道，真正把自由挂在心上的人，永远是少数。大众关心的通常只是身边的日子，这并不格外反常。托克维尔只是企盼在社会中，在政治生活中，在以文字为生命的人中，会有一些人心系自由。他们对自由的牵挂，是暗夜中的那一点光亮，这点光亮随时能燃起自由的火把，照亮社会丛林中晦暗的道路。若没有日常生活的晦暗，那擎灯之人又照向谁呢？这正像查拉图斯特拉对太阳所说：“你这伟大的星球啊！如果没有你所照耀的人们，你又有何幸福可言呢？”自由是人的本质，只要有光亮，人们便会朝它走。

自由之为美德，会唤醒人的心灵。它不仅与伟大的心灵相呼应，甚至能使平庸的心灵变得伟大，贫弱的情感变得丰厚。苍白的情感，永不会成就自由的事业。托克维尔说：“我不知道是否存在过一个非常伟大的心灵，在其行动上没有投入某种伟大的情感”。而自由的心灵和伟大的情感相结合，便可能产生辉煌的文字。托克维尔把他对自由的关注，转向精神成果的诞生。他断言：“人类精神的所有杰作，都诞生于自由的时代”。“政治平庸和奴役，从来只会制造乏味的文学”。这话原则上对，但征之以史又不尽然。黑暗时代一样有伟大作品，所以托克维尔在这里所谈的仍是心灵和精神自由，不争的事实是，只有自由的心灵才能创造伟大的作品。时代越黑暗，自由的心灵之光越耀眼，托克维尔论证道：“这一时期歌颂皇帝或者在皇帝前厅发财的作家，那个时代的迈瑞和梅里美们，显然要么是极其平庸的作家，要么是些非常二流的头脑。但那些与皇帝斗争，为了争取人类的权利而反对他的作家，则拥有杰出的才智。显然，带来斯塔尔夫人和夏多布里昂的十年，不会是平庸的十年”。我们知道，这两位正是为了捍卫人的自由权利而挺身反抗拿破仑。尽管一个被流放，一个被封口，他们却代表了自由心灵和文字的力量。所以托克维尔断言：“心智的伟大只会存在于那些抗议其政府，在普遍的奴役中仍然保持自由的人那里”。说到底，还是自由的心灵，自由的精神，对自由的挚爱与持守，造就时代的辉煌，给人类历史留下希望的印迹。

六

去沙马朗德的路上，突然乌云翻滚，暴雨如注。到了城堡门前，天却陡然放晴，蓝天剔透，瑰云舒卷，夕晖映在远山上，秋林绿红相间，山色已见斑斓。城堡的大门绿栅金顶，颇有气派。走进园去，雨后的园林清新亮丽，纤尘不染。肥厚的树叶上，雨水仍断断续续滴落着，夕照映射，雨滴化成串串琥珀色的泪珠。抬眼望去，芊绵草场的尽头，轻睡着一弯静泊。芳草荡向湖边，如泄入湖中的绿波。园中几不见人迹，雾霭袅袅，裹着寂静飘来。突然，老树苍叶间传出几声鸟鸣，又旋即消失，岑寂中只听见我们脚下沙石簌簌。

进到中庭，城堡正沐浴在落日余晖中。玻璃窗上映着彤红的云影，大雨刚刚洗尽它身上的尘埃，庄重古朴的红白黑三色调搭配，透着老贵族骄傲的神采。和接待处的人聊起托克维尔在城堡的往事，他说他们知道托克维尔和玛丽住在城堡左侧的二楼上，但没留下任何痕迹。因为他们住在这里时，城堡再次转手，拿破仑三世的宠臣博尔西涅公爵买下城堡。他要在底层修建一个大画廊，陈列他搜集的各种徽章，所以托克维尔很快就离开了这里。这位工作人员还说，他曾在沙马朗德镇的档案中查找托克维尔的租房契约而未果。其实我想，他应该查找的是贝拉姆夫人的租房契约，因为租房的是她而不是托克维尔。玛丽和托克维尔来这里只是小住，他们不是租户，这位工作人员找错了方向。一八五八年五月十六日，托克维尔从诺曼底的托克维尔城堡，给凯戈莱写信说：“她（玛丽）很怕旅行奔波，而且很喜欢我们过的隐居生活。既然贝拉姆太太现在很好，既然我们在沙马朗德城堡的住宿困难越来越大，我们根本不想走了”。这是说，城堡里的修建工程让他们不方便居住，所以他们决定不回沙马朗德了。我们知道，他随后渡海去了英国，回来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为了在温暖的气候下调养，他们去了南方。不过数月，一八五九年四月十六日，他在嘎纳去世，离他告别沙马朗德城堡不到一年。

站在城堡前，望着晚霞点燃起火把，照亮托克维尔房间的高窗。一刹那，我陷入幻觉，仿佛时光倒流，托克维尔正倚窗眺望残阳。恍然惊醒，眼前房屋依旧而哲人已萎，不由记起拉辛的哀叹：“他真是个堂堂男子，总之我再也见不到他那样的人了”。如今，在我们身处的时代，技术辉煌而灵性贫弱，只见人群而不见人物。子曰：“甚矣，吾衰矣，吾久不复梦见周公”。当我们的心灵不再追慕先哲，不再踵武前贤，不再敬仰崇高，则无论年龄几何，都是衰朽。

离开城堡，出中庭右拐，行百余步，便是如安河。水流潺湲，落叶逐浪。岸边泊着几只暗红色的小舟，一对情侣依偎舟上，姑娘秀美，小伙儿俊朗，缱绻在清流树影间，宛如画中人。沿河岸信步走去，夹岸皆是参天巨树，盘根错节，逸枝虬曲，密叶间筛下阳光，片片光斑，随波逐流，晃人眼目。据城堡文件记载，达拉鲁家族修建园林时，曾植树三百余株，这树若是当年所栽，距今已二百五十年，它们是托克维尔在此居留时的伴侣。若能开口说话，或许会给我们讲述托克维尔河边漫步的情景吧？清风穆穆，枝叶摇摇，谁知我们是不是正踏在先哲的足迹上？

不知不觉沿河走了好远，过一座小桥，便是一片开阔的湿地，繁茂的芦苇招招摇摇，正在夕阳下酣舞。穿过苇丛，便走到湖边，湖水如镜，莲叶半卷，野鸭悠悠然穿行浮萍间。岸边泣柳婆娑，风动长条，惹起涟漪，搅碎一泓静水。湖上有桥，凭栏远望，城堡身后水泉隐约可见。两具河神白云石雕，护卫在水泉两侧。天色向晚，古堡隐入暮霭，隐隐绰绰，透着几分神秘。或许一百六十年前，曾有过一个月淡星疏的夜晚，托克维尔沉吟湖畔，微风慢捻香草的柔弦，唤起轻歌，慰籍他苦吟自由的寂寥。

突然，城堡墙外圣康坦小教堂晚祷的钟声起了，先是轻轻叩响，声音柔和清亮，渐渐宏大起来，激越高亢，震人肺腑。这正是晚祷的洪钟大响(pleine volee)，它要震撼信徒五内，让他们在极度的欢欣中得知救主的莅临。随后钟声又渐回低诵，余音渺渺，飘过城堡、高树

、静泊，绿荫，追逐着落日，没入烟林。这宣示圣主降临的钟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沙马朗德响起，这不正是托克维尔召唤自由的声音吗？在一个迷惘的时代，他的声音如晚祷的钟声，震醒已不知哀痛的心灵，告诫他们，永不要自轻自贱，更不要说服自己去热爱枷锁，做一个自愿的奴隶。托克维尔警示我们：“如果在这个充满自私和可耻行径的现实世界之外，人类的精神不能建立一个公正、勇敢，总之，一个美德可以自在呼吸的世界，那么生活该是多么卑微、冷酷、凄惨！”

初稿于2018年中秋月圆之夜

10月4日改定于奥赛

11月12日刊《财新周刊》副刊 (删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