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金庸传》中

湖心月

最近是醒得早了些，每天在4~5点这个区间醒来，有两个选择，要么去寻找睡意，象黄米隔着玻璃找窗外的鸟儿，要么去寻找手机，象狗狗在摸索身边的肉骨头。

睡意既然不回来，我们继续读金庸。

1942年，查良镛与同学结伴西去求学。从浙江到重庆，数千里的漫漫长途，一路颠簸跋涉，形同流浪。

为避免遇到日军，他们选择走山路，悬崖峭壁就在脚下，蛇与爬虫难免相逢，树木竹林盘根错节，求学之路险象环生。饿了吃炒米，渴了喝山泉水。炒米吃完了，用铅笔盒放上生米烧火煮饭吃。既怕遇到野兽，更怕遇到日军，有一点响动就如惊弓之鸟，躲入草丛里。走到南丰，才知日军刚刚占领南城县，行军路线与他们几乎平行，相距不到十公里！

他们在赣州分手，各自投亲靠友。金庸盘缠用尽，寄居湘西，一边在农场干活，一边复习备考。

直到1943年初夏，联考日期将近，他才前往重庆。

他与王浩然，江文焕都考取了西南联大外文系。虽然被录取，可是因为西南联大己迁至昆明，路遥无钱，不得不放弃。最后他与王浩然选择了不收钱的中央政治学校，江文焕独去西南联大，还为他俩办理了保留学籍一年的手续。

有志求学，千辛万苦也要达成，没有任何借口，哪里需要督促？

这学校是国民党训练干部的地方，衣食住行样样供应，他与家庭几乎断了联系。

蒋介石亲任校长，陈果夫主持工作，强调军事训练，军事管理制度。

一年级读完，金庸成绩名列第一。

暑假放假，他无家可归，住在学校。天气炎热，他找了一把长凳睡午觉，在这上面读完了《资治通鉴》与《世界史纲》。

小龙女睡在绳上，灵感出于此处。

身体困在窄窄长凳上，心却随书上下五千年，穿越全地球，不亦乐乎？

这世界如何困得住我们？自设牢狱的只有我们自己。

金庸学贯中西，成绩一流，容貌俊秀，温文尔雅。可是他骨子里，却有一股血性，时不时要发一下飈。碧湖中学，因一文退学。石梁中学，因反对训育主任的学潮又上黑名单。到了大学他原本训练自己三缄其口，忍了许久，国民党控制言论，有同学怀疑三民主义，被打被侮辱，他又热血奔涌，见义勇为，与训导主任辩论，这一次被勒令退学。

有人还说他伪，他伪吗？他虽然儒雅含蓄，却从来不肯为当下利益违背自己的良心。

离开校园，前途茫茫，幸好亲戚多，路子广。表兄蒋复璁，时任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安排他进去上班了。

图书管理员看来是个好工作，毛爷爷也干过这活。

蛟龙无水困沙滩，但不要慌，不要怕，大量阅读可以给内心输入巨大能量，暂时闭关蛰伏，是为了飞龙在天做准备。

在阅读中，他的创业梦想又一次起航。

他找了几个老同学，计划办一份《太平洋杂志》，借不到钱，重庆大东书局勉强给他们印了一期，创刊号三千册，很快销完。但洛阳纸贵，第二期书局再不肯赊帐。于是，创刊号成了终刊号。

1945年，他离开重庆，和同学再次去到湘西农场，种油桐树。当地人爱唱民歌，金庸记录了三大册一千多首。在这里，他生活了两年。

后来文中，一灯，瑛姑，老顽童便在湘西隐居。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金庸重返故乡。

八年抗战，他从初中到大学，一直无家可归，漂泊异乡，饱受离乱之苦，并且两次失学。

母亲病亡三年后，父亲续娶了小他17岁的丫环顾秀英，她又生育了四子两女。

回乡途中，他买到了英文版《历史研究》，这本书让他大开眼界，叹为观止，他想：“我如能受汤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甚至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的一生。”

1946年，他正式进入东南日报社，负责收听英语的国际新闻广播，翻译、编写国际新闻稿。

47年十月底，上海《大公报》招聘，他在109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顺利通过严格的笔试和口试，第一个被录用。

他上夜班，白天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同时还在《时与潮》兼职。一个人若一生中没有一个阶段把自己拉满弓，永远发掘不出自己潜力到底有多强。

1948年，《大公报》港版复刊，金庸受命前往。那时，香港有如乡下，难比上海，比杭州都不如。但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算数，很合他心意。

1950年，梅汝璈写信邀他做助理。金庸满怀外交官梦想，辞职北上，见到了乔冠华。却没有想到，他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本人又曾就读国民党军校，根本进不了外交部。他拥护共产党，但他害怕“铁的纪律”，思索良久，决定放弃，返回香港。

外交官之梦破灭，晚年回首，他并无一丝遗憾，这一生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不受上司制辖，官职羁绊。

1951年4月26日，查良镛父亲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在故乡海宁被处决。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也有相同的命运，在广西蒙山县被处决。

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张无忌，杨过，令狐冲，乔峰，皆是孤儿。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父亲被枪决后，继母艰难抚养一帮子女，不得以卖掉两间老屋，被诬为“地主婆要反攻倒算”，被毒打三天三夜。

1952年到1957年，他化名林欢，写了五年影评，每天都看一部电影。

看电影《梁祝》时，最令他心酸的乃是十八相送。

他自觉这些影评剧评随意漫谈，并无学术上的深度。董桥却给予极高的评价：学问要能随意化为漫淡，方才可观。

在《新晚报》时期，他与同事陈文统关系密切，两人下围棋，吃烧肉，饮啤酒，谈论武侠小说，眉飞色舞，密不透风。别的同事想插个嘴都插不进来，只好旁听一会，各干各的工作去。

1954年，香港发生一场轰动一时的武术比赛。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金尧如，灵机一动，由新晚报作为试点，推出武侠小说连载。

陈文统《龙虎斗京华》开篇，署名“梁羽生”。

七个月后，红极一时。金庸是他超级粉丝，却从未想过自己亲自操刀，某次，编辑突然向他紧急拉稿，金庸仓促上阵，他报了个题目《书剑恩仇录》，从哪里写起呢？一片茫然。2月7日，编辑派一老工友上门逼稿一千字，他便看看老工友模样，提笔开写：

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

伟大不光是熬出来的，而且可能是逼出来的。我们要终身感念那逼我们多学习，尽量写写写的人。

他也要有个笔名呀，于是本名查良镛最后一字拆分，变成金庸。

他的第一部小说，充满乡愁。海宁潮，母亲，乾隆的身世传说……甚至陈阁老夫人的名字，就叫作“徐潮生”。

最初两三个星期，反应非常平淡，一个多月以后，读者开始入迷。

陈家洛身上，隐隐有蒋百里，徐志摩的影子，他们的性格中有着忧郁和执拗。

金庸自己，又何尝不执拗，当时他的斗室里，挂了这样一幅对联：“偏多热血偏多骨，不悔情真不悔痴。”

这时，他又开始写电影剧本。1955年，在电影界联欢晚会上，苏秦大声问金庸：“你跳的是百花错舞吗？”

大家哈哈大笑，因陈家洛会使“百花错拳”，每一拳打出来都错了。

就在这个阶段，他相遇夏梦，从此心心念念，永生不忘。夏梦是绝代佳人，绝不仅仅指长相，她内外兼修，从小热爱运动，篮球网球无不精通，语通中外，学及古今，博览群书。公认的会演戏又有学养，号称“长城大公主”。

两人有缘无份，金庸离开长城，开创《明报》，对夏梦依然是永恒关注。1962年，夏梦欧洲旅行，《明报》开专栏报导她的旅行。夏梦的消息时时出现在头版，穿什么衣服，怎么美容。

1967年，夏梦移民加拿大，明报独家报道，连续两天三篇文章写夏梦，社论尤其诗意盎然：还于幽谷，遗世独立……

明报社评向来评述社会大事，国际风云。对一个女明星如此眷恋缠绵，那是绝无仅有。

从1959年到1962年，这三年是《明报》最艰辛的草创时期，当时香港流行的说法：“假若和你有仇，最好劝你拍电影；假若和你有三世仇，最好劝你办报纸。”

当时明报在中环，金庸家在尖沙嘴，回家要过海，他们夫妇宁可在海风中发抖，也不肯包船。第一个妻子负他，己离异。朱玫是他第二个妻子，与他一同创业，一起吃苦，一杯咖啡，也是两人共饮。

如此艰苦，但金庸并未忘了明报定位：公正与善良。

为了这五个字，明报不接受任何方面经济支援，以免丧失公正的立场。

后来，他津津乐道的便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明报》创刊第一天，《神雕侠侣》开始连载，新晚报上《雪山飞狐》未完，所以，他是每天写两部连载。

不写文字的人，不知道写文其实是耗废很多心血，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

《明报》创业之初，《神雕侠侣》是订阅量扩张的重要原因。因此，他连生病都困难，一天不发文，就要发表解释与说明。

半年之后，明报收支平衡，他的小说可谓功不可没。金庸粉都了解他文字的魅力，要么你就别打开，一旦打开了，再难放下。

电影演员麦玲迷恋《神雕》，租阅六次，挑灯夜读，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

在写杨过十六年后苦等小龙女这一天：太阳不下山，这一天便不算过去。悄立山巅，四顾苍茫，但觉寒气侵体，暮色逼人而来……

金庸写到这里，自己痛哭失声。

若不全情融入，岂能撼动读者？

《射雕》还在收尾，《倚天》开始连载。射雕三部曲中，郭靖诚朴质实，杨过深情狂放，张无忌却复杂而软弱，更接近普通人。

这时，他己意识到，普通人的人生不是黑白两色，善恶难以明显区分。

为了紧紧抓住死党，金庸象写稿机器一样在工作，一手社评，一手小说。寡言的他有着郭靖一样的坚韧。

死党们有多铁呢？台风袭港，当天上不了街，第二天补买昨天报纸，出门旅行三周回来，要求补买三周报纸。

是他的用心导致读者痴心。

1962年5月，是明报重要的转折点，内地饥荒引起大逃港。主管广东的陶铸下令撤了边关岗哨，5月5号到5月22日，逃港者不少于20万人。

5月8日以“爷娘子弟哭相送，尘埃不见罗湖桥”为题，在头条位置刊出五百多偷渡入境的难民被集体遣返内地，送行亲友临风涕泣、哀声动地的新闻。

良心的驱策使明报不能袖手旁观，虽然害怕左派攻击，还是决定大篇幅如实报道，发表成千上万同胞的苦难。他派出所有记者到一线采访，他自己亲笔写下《巨大的痛苦与不幸》社评，尖锐指出逃亡潮的原因。

那个碧湖中学的少年一直在，从未变得圆滑自保，汲汲于名利。一介报人，为民喉舌，这就是侠之大也！

5月14日，记者龙国云亲临梧桐山采访难民，从来不哭的他，每天都在流泪。母亲带婴儿翻越梧桐山，母死婴啼，惨绝人寰。由于香港警方拦截，偷渡者水尽粮绝，坐以待毙。金庸又写社评为民发声：由于饥饿而求生，这是每个人所要争取的最低限度的权利！

“火速！救命！”的大标题，震撼人心。

他每天送一车食物分发给难民，人道主义的光芒，使明报脱颖而出，其它大报黯然失色，一夜之间订阅量大增。

《明报》终于度过了艰难草创的三年，从靠武侠小说支撑的小报变成了新闻，评论为主的大报。

开始每周增出《自由谈》副刊，也曾信过马克思主义的金庸，此时已转而信奉罗素的理性主义。

“自由谈”谈王实味，谈陈寅恪，谈《红楼梦》等，透着一种强烈的文化味和自由气息。

书生意气，吸引到从内地逃难而来的大量知识分子。

明报草创三年，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迎合普通市民，发些娱乐休闲类。它从一家面向市民的休闲类报纸，转为面向知识分子的报纸，《自由谈》功不可没，自由谈编辑的座右铭“无欲乃刚，有容乃大。”成为了整个明报的报训。

8月31日，金庸在社论中批评，给外国新政府送九千吨小麦，不如分给老百姓吃掉。此时距离逃亡潮不到三月。

他反对强行洗脑，认为违反人的自由。

他反对核武器，核试验。这一次激怒了左派报纸，展开了激烈辨论，明报销量也节节攀升。

去香港旅游时，我惊叹于各种思想可以并存，各种宗教相安无事。自由的空气无处不在，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到1965年，月订阅量超过7万份，超过《大公报》，成为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作为商人，他开始日进斗金。

思想原本是值钱的，象六神磊磊这样的自媒体人收入超乎我们的想象。作家富豪榜中，当年明月，何马都名列前矛。

从九月开始，《天龙八部》开始连载。武侠小说抓牢了市民，《自由谈》抓牢了知识分子和公务人员。金庸做事，可谓两手抓，两手都很硬。

《天龙八部》写作了四年，这四年间，正是金庸因写社评开罪《大公报》旧同仁，正邪之争，左右对立。极好的朋友因政见不同而断绝往来，甚至恶毒咒骂。他所经历的一切，在乔峰身上显示出来，聚贤庄干杯断义，与众兄弟生死搏杀，虽千万人而吾往矣！

《神雕》前，正与邪泾谓分明。

《神雕》后，正邪之间就难以断然区分了。

世事如棋，一局又一局。每个普通人何尝不是受着这种教训。一个人身上，善与恶交织，正与邪难分，爱与恨混合。

乔峰身上，有所有英雄的美德。对友至诚，对爱专一，对民仁厚。可是却难逃折箭自杀之命运，看至此节，作者与读者同样万念俱灰。

连载其实很辛苦，若要出国旅行，要么预先写好多少章节放这，要么国外写了快信寄回，心理压力很大。

反正不能不管，就象农村婆姨相约去赶集，速去速回，心里惦记着家里的猪还没喂呢！

这次，金庸要参加国际会议，顺便去欧洲旅行，就请来倪匡代笔，续写三四十天。

金庸社论之尖锐大胆，超乎我的想象。他预测，红卫兵真正的目的是打倒刘。几乎所有左派报纸都骂他造谣。可是结果神吻合。

他又预言林彪与江青的下场，又一次完全正确。

由于报道详细，分析客观。赢得大量海外读者，报纸订阅量在68年达至月十二万份以上。

为民喉舌，必须自问良心，只说真话。

可是，只说真话，就是这世上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他的报纸被禁止销往澳门，他被左派人士骂为头号大汉奸，豺狼镛。甚至上了六人暗杀名单。这就是他为说真话付出的代价。

播音员林彬因挖苦左派暴行，被人拦截汽车，淋上汽油，与同宗兄弟两人一起活活被烧死。

金庸怕了吗？他大幅报道，愤怒谴责。

他收到邮包炸弹，明报被几百名左派分子冲击，扬言要火烧明报。记者们外出采访，被追打谩骂，甚至要冒生命危险。

写《笑傲江湖》，正值文革。这本书充满象征和隐喻，说出权力令人异化扭曲，最阴暗之一面。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或可看成一句咒语，你要角逐权力吗？好的呀！请先以泯灭人性为代价。

33年，金庸共写社评7000多篇，他以梦为马，以笔为剑。不输于他笔下任何一个大侠！

明报销量长居香港前三位，被称为“精英报纸”，“高级报纸”，查氏社论功不可没！

读者评价他：“有先机的触觉，鞭挞倒行逆施，敢言人所不敢言，令人耳目一新，有针砭时弊的功能，令人在混沌中清醒。”

有些人看明报专为看他武侠，有些人看明报专为看他社论。他的社论在香港报界成为一块金不换的牌子。

这时，他又开始创明报月刊，创刊之日，正是文革前夜，金庸自称与文革对着干，彭德怀受迫害，《明月》偏尊称“彭大将军”，出版《彭德怀集》，揪斗吴晗，周信芳，邓拓。《明月》就发《海瑞罢官》《谢瑶环》剧本。

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他相当于把胸口放在枪口之前。

创刊那一年，他废寝忘食，全力工作，很少回家吃饭，妻子朱玫过海送饭，女儿阿讷从钢琴上掉下来摔骨折。

《明月》将政经学术，汇于一刊。作家陈冠中70年代从大学预科开始看，以后一期不缺。龙应台说：“70年代台湾大学生，正是吸收《明月》养分成长起来的。

文革破四旧，焚书籍。《明月》却从垃圾堆里不断抢回珍宝。

金庸说：“你们在内地摧毁文化，我们在海外要保护文化。”

1976年12月，《明报》以800多万元按揭买下整幢南康大厦，改名明报大厦。这楼共有十层，屋顶另外搭建了半露天的员工餐厅。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是《明报》成功的象征。

数十年漫长时光中，金庸不断为明报物色人才，胡菊人，董桥，吴霭仪，王世瑜，林山木，潘粤生，雷伟坡，龙国云……

不同个性，全数包容。山容万物，海纳百川，最后成就了明报集团。

副刊定期作者董千里，倪匡，亦舒。个个是他的好朋友，经常在一起约饭。

《明报》新闻取舍得当、风格清新活泼、社评警策有力，坚持中国报人的特有理想而不媚世取宠。代表多数海外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

而金庸自己也说他最引以为傲的，不是销量，而是读者平均质素最高。

金庸武侠小说的成长过程，明报的发展壮大，与金庸个人的经历，思想上的成长与成熟是密不可分的。

他的书籍报刊给予读者养分，读者汲取着养分长大，其间历程长达数十年，甚至决定要永远相伴。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这是金庸创造的传奇。

想起一句话：

我创我传奇，努力胜过千言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