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青春筑天路

饮水思源

一个老兵的生命历程，

一段感人肺腑的真实故事，

听后，

你会真切感受到一种精神，

那种精神让我们心灵震撼，

那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

那种精神让我们昂首前行。

当兵5年的姜鸿逵，有4年多是在新疆、西藏度过，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工程兵二团的工程兵，他把最好的青春岁月都献给了被誉为“天路”的世界公路史奇迹的青藏公路、天山公路。在我一再恳求下，他的自述为我们打开一个几乎已经被人们忘怀了的世界。

旧时昆明德胜桥

01

想想，有些事不容易回忆了，要讲，还是从解放前说起。

1948年那个时候，是昆明最为混乱的时期，我在正义路裕安棉布店当学徒，只有十四岁，裕安棉布店就是在庆云街转正义路的第二个铺子。

社会腐败，民不聊生，学潮四起，物价飞涨，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得社会底层的职员、店员、教员、工人们苦不堪言，每领到薪水，拎着一捆捆金元券，有的忙着到威远街地摊上兑换成银元，有的到马市口兑换成金子，有的到三市街买上几股花纱，以求保值。

南屏街银行的高级职员却乘机发国难财，他们利用市场物价一日数变，从银行透支巨额款项套购美钞、黄金、花纱、大米，当日下午至迟次日抛出，将本金归还，所赚丰厚利润全塞进自己的腰包。

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苦难的生活激发起人民群众改变现状的深深渴望，人心向背，对国民党彻底失望。那时的昆明，“民主青年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等进步组织很多，成员有学校师生，也有工人、店员，还有银行职员。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民主青年联盟”、“布业联合会”，经常在顺城街布新小学活动，你几个人一个组，我几个人一组，组织学习，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还由学校里派来的进步学生带我们跳秧歌舞、唱歌。

山那边哟好地方，

一片稻田黄又黄；

大家唱歌来耕地哟，

万担谷子堆满仓。

大鲤鱼呀满池塘，

织青布做衣裳，

年年不会闹饥荒......

山那边哟好地方，

穷人富人都一样；

你要吃饭得做工哟，

没人为你当牛羊......

唱得我热泪盈眶，我被这首国统区人民向往解放区的歌谣深深打动，坚信解放了就能过上那种好日子。

那时公共场所及茶馆里到处粘贴着“莫谈国事”的告示，特务和军警遍布。我乐于做的事情，就是避开特务和军警，私下里在群众中宣传“民主自由”和“共产党是进步的、光荣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暗暗粘贴宣传材料等。

后来，我参加进步组织活动的地点又转到了福照街后面沙朗巷旁的中华职教社。我同布业商会的雷则君相处得很好，经常在一起收集材料，监督社会和布业里的大商户动态，向上级组织汇报。

我经常偷偷从铺子里的一部相当好的收音机里收听新华电台的广播，将解放军打到哪里哪里的消息悄悄传播。当时的昆明老百姓，已经知道“共产党来了要分田分地，能过上好日子，”因而特别高兴。

父亲和我们兄弟三、妹妹

02

我亲眼看到了昆明发生的一件骇人听闻的大血案。

发生这个血案的历史背景是当时国民党半壁江山风雨飘摇，金融秩序、经济秩序一片混乱。1949年2月12日下午，铺子里让我去南屏街昆明市银行存款，刚回到安宁巷口的时候，就看见许多愤怒的市民围住南屏街的中央银行，手持一张张春花色五十元一张的金圆券，被银行定为假币，而这是老板发的工资，职工的活命钱啊，要求银行兑换，不得解决，导致冲突升级，愤怒的群众推倒银行门卫岗亭，冲进银行，用木棍、拖把，从一楼打到了三楼，将银行的窗子玻璃打破，把银行的算盘、票据从窗子里扔下来。

大约下午三点多，近日楼那边响起枪声，银行的门被反锁了。听到枪声我们都跑了，后听说警察局和宪兵队的宪兵、警察包围了中央银行，以“暴徒抢劫银行”的罪名抓捕了100多名群众。省主席卢汉怒气冲冲赶来现场，当即在南屏街兴文银行门口路中央设案审问群众，下令在安宁巷口的人行通道，枪毙了21个群众，造成了哄动一时的大血案。

事后才知是新发行五十元的金圆券同时在上海和香港印刷，而发行局只将上海的票样寄到昆明分行，而未将香港印刷的票样寄来，市民到南屏街中央银行兑换，被认为是伪钞作废处理，持票人与银行发生争执，才发生了上述事件的。

这一天正是农历的元宵节，昆明的习俗是该吃汤圆，而这些人却吃了枪子。在这个本该红红火火的夜晚，却充满了惊惶和血腥。

现实的残酷，社会的黑暗，使我更加向往新的生活。

我和小弟弟姜洪

03

1949年12月9日晚，卢汉在昆明五华山光复楼宣布:“云南起义了！”一面五星红旗在五华山嘹望塔升起！第二天，我和青年学生、市民走向街头，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朗的天。”

几天之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等约4万余人，从昆明周围向城区发动进攻，并向士兵许下“攻下昆明，准许自由行动三天”的“奖赏。”

昆明保卫战打响了。

当时，昆明的黄土坡、北教场、南窑、大板桥、巫家坝一带都是双方交战的地点，今天，登上东郊的呼马山，当年起义部队筑的战壕，还历历在目。

当时的昆明城，四周还有城墙。保卫战期间，城内戒严，时时能听到枪炮的巨响。我参加了义勇自卫队，带着袖套，和许多市民、学生冒着危险，为卢汉的起义部队做后勤和宣传工作，维持社会秩序，大家齐心保卫昆明，坚守了六天六夜，等到了边纵部队的到来。

历经战争的洗礼，锻炼我的胆魄，坚定了我的信念！

我和三弟洪祥

04

昆明保卫战结束了，但国民党残余仍然遍布云南全省。

1949年底，我到昆明市第四区人民政府从青年工作队工作，工作队的办公地点在小西门城墙边四区政府内。当时，云南虽然建立了人民政权，但一小撮不甘心灭亡的土匪、特务、恶霸和不法地主等反动残余势力，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向新生的人民政权猖狂进攻，省内有好几股土匪进行武装暴乱。

我们在区里派来的领导袁积夔的带领下，深入发动群众，采取军事围剿和政治瓦解双管齐下，大张旗鼓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对地主、恶霸的监视、盯梢，随时向组织汇报其动向，感到压力很大，生怕有一点遗漏，给革命造成损失，同时也锻炼了我，使我渐渐成熟起来。

在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的同时，为逐步健全基层组织，我参加了昆明清泉乡西坝河南村农协会的组建工作，在秘书组担任委员。没有多长时间，我把工作交给了其他同志，参加了西坝河南乡街支会的组建，后当选联络委员，工作任务主要是每天负责把省、市、区政府的指示及时下传，将工作组开展工作的情况和群众的反映，及时向上级汇报，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锻炼了我对情况综合分析能力，提高了我的文字表达能力。

和舅舅一家的全家福 拍于1951年2月3日我参军前一天

05

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入城部队经过金马碧鸡坊

黑暗的旧时代终于过去了。1950年2月20日清晨，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当中，昆明老城迎来了陈赓、宋任穷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的入城部队。

在南屏街、正义路上，沿街的商家、住户在门前窗户上都插上了五星红旗，街道上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昆明的市民很早就守候在街道两旁，附近郊区的老乡更是不辞辛苦，跋山涉水，有的人第一次化了妆，有的人第一次进了城，为的是参加这千载难逢的盛典。

当解放军的入城部队顺着菊花村、拓东路、金碧路，一直走到正义路上时，老城昆明沸腾了，欢乐的人群汇成欢腾的海洋，老昆明人以传统的踩高跷，崴花灯，舞狮子龙灯，欢迎解放大军的到来。

我挤在人群中，看着解放军穿着整齐的军装，戴着胸章，枪扛肩头，带队的是腰别手枪的军官，威武的军容令我羡慕不已。也是这一年，我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成为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那是1950年12月1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消息传来，我当时很激动，虽然没有在学校读书，仍然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在区政府报名后，到长春路的昆明第一女子中学参加考试。参加考试的青年有几千人，记得考试的科目有语文和数学，还通过了严格的政审。也许是前一段参加革命工作过硬的阅历，使我能在那么多的人中脱颖而出。紧接着发榜，在昆明地区录取了24个学员，并在《正义报》登出名单，我是其中幸运的一员。

1951年1月全省录取的800多个学员在潘家湾师范学校集中。舅舅知道我录取军干校，十分高兴，带我们到国泰相馆拍了全家福，一表欢送。这张照片我一直带在身边，在部队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

1951年2月4日，昆明政府召开了盛大的欢送会，我们戴着大红花受到市民的夹道欢送，到拓东体育场，坐上大卡车离开了家乡，直抵重庆。

邓小平、贺龙亲自签发动革命军人证明书

在解放军空军成都第四预科总队

06

长长的由美国道奇、美国GMC十轮大卡、苏联吉斯杂七杂八品牌组成的车队，沿着一条呈无数“S”状的狭陡公路，从幽深的险峻荒凉的峡谷向山顶缓慢爬行。这是我们行进在昆明到贵州必经的著名的“二十四道拐”神秘公路上。

乌蒙磅礴，群山连绵，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离开家乡，我是那样兴奋，新鲜，在欣赏大自然的雄伟壮观的同时，也感到身在山中行路难。

整整坐了八天车，到了重庆。我被分到成都空军部队，又坐了一天的汽车，来到成都小天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空军司令部第四预科总队，安排在4大队22中队学习。学习军事、队列调列、纪律，参加体育运动，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

最后又进行了一次整编，以身体素质、文化程度为主。我被分配到新疆工兵二团。

我们的车队又一次开始了长途跋涉，仍然是由美国道奇、美国GMC十轮大卡、苏联吉斯杂七杂八品牌组成的车队。这次从成都到新疆的部队有一千多人，每天行程只有一百多公里。印象最深的是经过四川的剑阁。据说蜀相诸葛亮伐魏，见大剑山峭壁中断，两岸奇峰倚天如剑，令开凿山崖，凌空架桥，搭建阁道以便交通，可见道路之艰、险、难。车到剑阁，我们全部住在破寺庙里，半靠半躺，没能好好睡上一觉。

天山公路

07

车队出了兰州，到了张掖、酒泉，站在空旷的原野上，没有一顶帐篷，一棵乔木，只有枯草和大漠戈壁。远看是片水，近看是沙漠，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车到那里是下午四点多，下车后，风大得吓人，特别冷，小便撒在地上马上就冻成冰。

终于来到了屹立于祁连山下、大漠之中的“天下第一雄关”，立身于嘉峪关城楼之上，只见楼阁破破旧旧，厚实的城墙像土堆。

这里的公路简陋得不能称之为公路，只是将戈壁上车行走的地方的石头拣到两旁，风大的时候又把石头吹到路中。每天的行程要计算好，歇息在有水的地方。

车子到了甘肃与新疆相交的星星峡，用大行军锅烧出的开水苦涩得简直没法咽下。生活真的是十分艰苦，听老百姓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汪汪，要想见爹娘，来世再还阳”。我还是读过一点书，从古诗里知道“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那时是我担任连队的文化教员，还年轻，身体也很好，思想很单纯，对今后艰苦生活是有思想准备，义无反顾的，所以每天都是乐呵呵的。

到了哈密，领导让我们休整休整，洗个澡，洗个脸，每个连队派人到老乡家里买猪，改善一下伙食，谁知有个连队却闯了大祸，买来的猪脱手跑了，跑到清真寺，这还了得。领导忙带着战士遵守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去赔礼道歉，才算没有什么事情。

我们千辛万苦走了24天才到了迪化，“迪化”是今天新疆乌鲁木齐的旧称，这个名称是清乾隆皇帝征服回疆的准噶尔汗国叛乱后，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定名的 。迪化的意思是“开导教化” 。

工兵二团机械营二连战友，后排左起夏怀景、陈恭庆，前排左起刘传兵和我。

我千里迢迢赶到的工兵二团，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工程兵二团，尹保仁任团长，尹德馨任团政委。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战功卓著的部队，被新疆各族群众誉为“天路铁军。”“既然加入了这样一支英雄的部队，可千万不能当孬种，”我立志要干出个模样来。我本来可以留在教导营作为干部储备，可我还是选择了直接下连队。我去的连队机械营二连驻扎在迪化的水磨沟，是特别荒凉偏僻的地方，附近有一个煤矿。

工兵二团是我军最早的机械化工程兵团。我们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修建迪化到库尔仑的公路，其中有一半是经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长年冰雪不化，人迹罕至，工程沿线崇山峻岭、悬崖峭壁，雪崩不断，施工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极为危险。接着又修建了迪化到石河子，迪化到塔城的公路。

部队开进了天山，修筑公路。记得那是在白雪皑皑的黑熊冰达坂筑路，公路一边是高耸云天的冰峰，一边是怪石嶙峋的深沟。我们冒着零下20、30度，甚至零下40度的严寒施工，住的是帐篷，帐篷里用废油桶做的炉子生着火，喝的水是用雪水化的。长期在雪山上，施工队战士们一个个因高山紫外线照射和雪光反射，眼睛红肿得像个烂桃，脸上黑一块紫一块，铜钱大的皮一块块脱落，嘴唇都裂了几道血口子，人人眼窝深陷。

施工时铁镐钢钎一起上，遇到岩石就用炸药。汽车开不动，就用人拉肩扛，把水泥、炸药从沟底扛到山腰施工点。

我很快学会驾驶推土机、压路机、平路机、空压机。那时我人年轻，爱学习，肯动脑筋，不仅能顺利完成工作任务，还经常帮其他战友修理机械，在同志们中有很高的威信。

天山上雪坚冰厚，滴水成冰，我们连队两个战友送物资到工地，返回迪化的途中，机械故障汽车熄火，又无法和部队联系，两个人硬是冻死在驾驶室中，这两个战友的年纪都还不到二十五岁。他们把火一样的青春年华和年轻的生命融进了长长的天山公路。

这条国防公路，是我们的战友用鲜血和生命铺成的啊！

09

那时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王震，国家有建设的五年计划，王震制定了新疆建设的三年计划。他说：“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人站在生产劳动之外。”

部队全体官兵在王震的亲自率领下，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开渠引水，修路架桥，挺进沙漠，垦荒造田，植树造林，饲养牲畜，办农场，建作坊，办学校，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使新疆历史上的第一批新型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先后诞生，八一钢铁厂、七一纺织厂、十月汽车修配厂、六道湾煤矿、苇湖梁电厂、乌拉泊水电站、八一面粉厂等均于次年陆续投入生产。

我凭着年轻人的热情，积极投入到火热的工作之中，在苇湖梁电厂和七一纺织厂建筑工地上，砌过砖，扎过钢筋，浇灌过混泥土，制过预制板。

进疆初期，部队的处境异常困难，吃饭穿衣都是突出的大问题。王震的理念是工作要努力，生活要节俭。原来部队着装每人每年发棉衣一套，单衣两套，大衣一件；被他给缩减了，每两年发棉衣一套，大衣一件，每年发单衣1套。着装减少，长期艰苦劳动以致服装破烂不堪，衣不蔽体，有些寒酸。

10

1953年底，我们的部队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开着GMC十轮大卡和所有的筑路机械，日夜兼程十天后来到兰州的桦林山军营。原来听说准备进朝鲜，后来，通过学习整编一个月后部队转向另有任务，要我们到甘南一带剿匪。

解放初期，西北地区匪患依然猖獗。甘肃境内有土匪67股，主要分布于临夏、河西走廊、陇东、平凉等地；青海境内有马步芳、马鸿逵残部近万人，我们要对付的是活动于阿坝、松潘的马良匪帮。这些土匪到处袭击城镇，组织暴乱，破坏民族团结。

我在连队参加剿匪的战斗，从辉县到了阿坝，用过汤姆式冲锋枪、加拿大冲锋枪、斯登式冲锋枪，其中斯登式冲锋枪是最顺心如意的。

剿匪还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洮河边要架一座桥让大部队和汽车通过，我们连带着大锯子到洮河上游的大森林里伐木。那时的森林真是茂密，一棵棵大树都是两三个人才能合抱得住的。不通公路，砍下的木头又怎样运到架桥的工地？只有利用河水运输木头。连里点名，让会游泳战士报名，结果大部分战士都是北方来的，两百多人只有十七、八人会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战士们将大木头扎成木筏，中间搭个架子放上背包，带上干粮，我在木筏的后面掌舵，另外两个战士各在一边撑着，木筏顺河而下，河水有时湍急，要淹过背包，有时又很平缓。到了晚上，就用背包带将木筏绑牢在河边的树上，人躺在木筏上休息，满天的星星闪烁，山里风真冷啊。

木筏漂了两天两夜才到了架桥的工地。

有一次，在洮河边，要紧急搭建一座桥让大部队通过，离岸近的地方已经结成厚厚的坚冰，河中间是一层薄冰，我和战士们脱光了衣服，喝了几口酒，跳到冰冷的河水中搭桥，一露出水面，冷风一吹，身上的皮肤立刻被冻裂成一个个小口，鲜血直流。

11

最猖獗的马良匪帮没有正规建制，除他自己亲自指挥的少数卫队外，其他武装都分散在各个部落，临时听候调遣。马良匪帮骑着马，当地的老百姓也都骑着马，难以区别。这些土匪土生土长，人熟地形熟，往往追了几天不见踪影。

有一天，连队到洮河边宿营地，过了三个小时，还不见炊事班的战士到来。大家有些着急，连长、班长和我们在一起商量，由二排长带十一个战士，佩带冲锋枪、捷克式机关枪和很多子弹，骑着没有马鞍的马，去寻找炊事班的战士。骑着马差不多走了十公里，不见踪影。在返程的路上，细心的战士发现，我们修好的路边有一段路沟又被新土埋了，下马查看，炊事班的事务长和六个战士都被土匪杀害了，就埋在这路沟里。大家十分悲愤，后来通过内查外调，发现是连队里的一个叫肖元科的战士卧底作的案，他是四川人，家里父亲是恶霸地主被政府镇压，他满怀仇恨里应外合，串通土匪作的案。

后来，这个肖元科被军事法庭审判后枪决了。

在甘南的临洮，得到情报有一股土匪要经过这里，我们机械营组成一个阻击连，两个伏击连，埋伏在黑风垭口。整整一夜，我们匍匐在冰冷的地上，没能睡觉，第二天，土匪果然从这里经过，但土匪如惊弓之鸟，预感有些不妙，刚到山口，开了几枪，调头赶马就逃。

1953年3月得知马良和小股残匪狼狈逃窜到四川若尔盖县班佑地区，部队昼夜兼程，采取左右并进、前攻后堵之战术，将敌包围。最后，在拉勒山击毙匪首马元祥，活捉匪首马良，全歼残匪。

12

1953年为了援救饥饿中的驻藏部队和工作人员，慕生忠将军征购全国各地的2.8万峰骆驼，向西藏赶运粮食。每个民工拉七八峰骆驼，共约1200多人。从大本营青海的香日德浩浩荡荡出发。雪地无高草，自带的草料不到半道就吃完了，身躯高大的骆驼不得不弯下脖子去啃地皮下的草根，很快一个个瘦成了骨头架子，随即便倒在了路上，它们驮的粮食只好堆弃在路旁。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央下决心在青藏高原修一条公路。

我是1954年初随工兵二团从格尔木开始进藏的，开始山上土质还好，没有遇到坚硬的岩石。我们把行李背包放在车上，挥舞着铲、镐、锄，还开着推土机、压路机，边施工边向前走，遇到沼泽用石头砌两条石堰刚够车轮碾过，遇到河在两岸用石头砌个标志，汽车从河水里开过，先粗通、后测量、然后施工改建提高路线标准。所以速度之快，每天可以修25至30公里。

接着就没有那么轻松，施工条件越来越恶劣。青藏公路路基筑于平均海拔4000米的崇山峻岭间，沿线要跨过1公里宽的楚马尔河、冬布纳英莫河、乌兰木伦河、通天河、黑河，还要翻越昆仑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等11座大山，其中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有5座。还要通过流沙、冰川、松石、冻土、悬崖峭壁、地震和塌方等地区，工程异常困难。我们和藏族民工们，在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接近雪线的高山顶上住下来施工。冒着生命危险，在毫无立足之点的悬崖峭壁中间劈山筑路，在急流上面架设桥梁，最难”啃"的施工任务都是由工兵二团担负。

在我印象中最深的，青藏公路最艰巨的一段工程是冈底斯山脉的羊八井石峡。两山夹峙，九曲十折，全长15公里，宽仅20至30米，中间夹着一条深深的山涧，流水奔腾，整个石峡酷似一把巨大的石锁，把拉萨的西北大门紧紧锁住。多少世纪以来，来往于黑河拉萨之间的商人、旅行者和朝拜者，只能望"锁"兴叹。我们西北军区工兵二团和工程队从北往南修，西藏军区从康藏公路调来了工兵八团一个营从南往北修，南北夹击合力劈开石峡。经过１０天１０夜，硬是把１５公里的石峡打通了。

拉萨布达拉宫前的铁桥

13

青藏高原上修路，只看见青草，看不到绿叶，吃不到新鲜蔬菜，那时没有高压锅，海拔高气压低，煮出来的饭总是夹生，蒸出的馒头粘粘糊糊，吃着粘牙齿，还常常因给养运不到而断顿。

一天，白天在河里发现有鱼，晚上，大家悄悄用背包绳带缠上钢丝绳做的钩，挂上鱼饵，扔到河里，一条条鱼就被拉上来了，全连饱饱美餐了一顿。

在羊八井还发现一个不大的山洞，我也去看过，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洞，当地人有个习俗，谁家小孩出生了，就要把这个小孩放到洞里来在一夜，第二天如果小孩活着，认为是真神托生，就领回去喂养，如果小孩不幸死了，也不悲伤，认为是鬼托生的。

连队不知是谁掉了一个手榴弹，被藏民拾到，不知是什么东西，几个人围在一起看，被谁拉了拉环，一下炸死了四个。

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

14

1954年底，青藏公路终于修到了拉萨。12月25日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同一天建成通车，我们终于休整了几天。

在布达拉宫广场召开了通车典礼，我们都参加了会后分别为参建者发了纪念章。

在青藏线和康藏线交汇处立起了青藏、康藏公路纪念碑，这是值得永远回忆的，人民解放军为修建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建设，结束了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的历史，极大地推动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自豪为了西藏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绵薄之力。

随后，我们也能轮流着到拉萨城里去看看，但必须四人一组，佩带武器。拉萨城的房子都很破旧矮小，寺庙倒是金碧辉煌，但纪律规定我们不能进寺庙，奇怪的是在哲蚌寺的四个角用石头雕刻着四个生殖器。街道上没有一辆汽车。

八角街最热闹，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不丹人在做生意。卖毛呢用肘为计量单位，讲好多少多少钱一肘，一肘就是以毛呢的口面折过来方方正正的那么大的面积。卖表是在口袋里摸，各个口袋的价格各不相同，我花了2块银元摸了一只罗马表，有人花了3块银元摸到一只劳莱克斯，那时还没有假冒伪劣，都是货真价实的。那时的战士每个月发津贴2块银元。

拉萨城里的人贫富悬殊太大，有钱的贵族穿着珠光宝气，浑身散发着香气，很远就能闻到。贫困的奴隶衣衫褴褛，举止委琐，浑身散发着膻臭，也是很远就能闻到。我见过女藏民喝生牛血，用生牛血洗脸。他们大部分都不懂汉话。

15

1955年底，我随部队经兰州回到了陕西咸阳，第二年转业，先被分配到北京27号信箱，这是保密单位，生产电子管无线电的。我对组织说，父母年纪大，离家时间又长，要求回昆明安置。当兵5年我一直没有探亲回过家。

1956年4月，我结束了部队的生活，分配到昆明机床厂四车间开坐标镗床。这一年的年底，我被调进了云南省供销社。

和我相濡以沫的妻子解桂英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

青稞酒酥油茶会更加香甜，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今天，我已经离休多年，在家里颐养天年。

在省财政厅老干部合唱团里，我们经常唱起这首高亢粗犷的《天路》，此时，我仿佛看到那横空出世的唐古拉山，看到那群峰钻天白雪盖顶的天山，看到那一个个因雪崩、塌方、泥石流牺牲了的年轻战友，用自己的身躯化作了路的基石，托起了这条生命之路。

我们有了宝贝女儿

在省财政厅老干部合唱团里，我们经常唱起这首高亢粗犷的《天路》，

此时，我仿佛看到那横空出世的唐古拉山，

看到那群峰钻天白雪盖顶的天山，

看到那一个个因雪崩、塌方、泥石流牺牲了的年轻战友，

是他们用自己的身躯化作了路的基石，托起了这条生命之路。

高山有情，大漠作证。

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官兵们崇高的品格、宽广的胸怀、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将永远被全国人民所铭记。

高山有情，大漠作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官兵们崇高的品格、宽广的胸怀、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将永远被全国人民所铭记。

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高山有情，大漠作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官兵们崇高的品格、宽广的胸怀、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将永远被全国人民所铭记。

我和妻子到台湾旅游

高山有情，大漠作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官兵们崇高的品格、宽广的胸怀、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将永远被全国人民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