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坎坷中离藏

梁伦惠

人生能有几多难，

顺时常将骄傲防。

否中不失奋进志，

泰来莫把挚友忘。

人生一世，身处社会这艘大航船，行驶在永无边际的大海上，风雷雨暴，巨浪滔天，焉有片刻宁静。我自己的经历便是最好的一例。至今七十有余，仍不时有诸般烦恼相扰。我深深体会到没有一个良好心态，没有一个正确理念，是很难轻松一生的。因此我写了上面这首诗安抚和鼓励自己，并用以掌控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就用这首诗作为本章的楔子吧！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挑起的内战正酣，边境局势却稳定下来。为了减轻从内地调运粮食的压力，我们师开赴雅鲁藏布江以南的米林县开荒种地。清末派驻西藏的将军赵尔丰曾率部在这一线驻防，近百年过去了，仍留有烽火台等遗迹。可能他们也在此地进行过开垦。那时从内地调运给养是相当困难的，进行军垦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有效途径。

滔滔雅鲁藏布江自西北向东南流来，用神奇的伟力把两岸高山夹峙的广大地区，造就成气候温和、森林茂密、植被良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高原江南。经过半年多的开发，大片梯田层层叠叠长出的麦苗郁郁葱葱。战士手持着铁锹，立在地边，看着那从雪山上流下的清水注入田间。肥沃的土地吸饱了水，发出“吱吱”的声音，不时地从地中冒出一些气泡。辛勤的劳动，必将换来丰盛硕果。邻近江边的较平整地段全用来种植庄稼了，营房便建到山坡上的树林边。一条宽阔的路，自江边公路旁蜿蜒而上，道路两旁，已建起栋栋土木结构的营房，在建的房屋旁，堆垛着大量土坯和木料，干部战士在技术人员指挥下，熟练有序地施工。军人就是这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驻扎到哪里就自建营房，能住多久谁也不知道。一有换防命令，打起背包，痛快利索地走，把留恋之情寄放在以后的闲暇时刻，再思念和回忆。

我就在这个时候被派到那个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立了集体功的团主持宣传部门的工作。我本不愿离开师机关，拖了好长时间，在三督四催的情况下，无法与权命相抗，只得遵从上命了。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迭起，一波接一波，一浪高一浪的时候，两派“革命群众”文攻武斗，拼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怕死，争各自派别的“正确”、地盘，权力战犹酣。为了引导“群众”把这场关系“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最高指示”一个接一个地发将下来。

我所在的宣传机构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最高指示”迅速传达到全团。最严肃、最认真的方式是立即召开团机关和直属队全体人员的庆祝传达大会。大会上，由团最高首长讲话并表态。正值团政委离职，大任自然由团长承担。领导讲话，不能上台空讲，在那样的场合，空讲难免结结巴巴，难免辞不达意，难免背离“最高指示”的核心和宗旨，更怕说错了惹来“罢官”之祸。唯一安全又有水平的讲话是由宣传部门写好稿交给他，他在台上念，自然达到省事、快捷、有水平的目的。写这样的讲话稿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是要从那数十字的“最高指示”中正确、深刻、完整地领会其精神实质，用简短精练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还要提出“一、二、三、四……”的贯彻执行方法，布置如何学习讨论，完了如何向团里汇报等等。时间不容一刻耽误，从团的广播喇叭里发出“开纪念大会”的通知，到部队集合到团部会场，就那么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这是写讲话稿的控制时间，到时讲话稿送不到团首长手里，便会把首长晾在台上。这种“最高指示”都是在晚上八、九点钟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来的，全国都要在这一时刻统一行动庆祝。次日，全国各大报纸都要发“社论”，所以马虎不得。这项任务自然由我来担任。团长边志杰视力不好，见草字便无法识别。一次，我正忙于干一件事情，叫一个姓马的宣传干事写。马干事的字写得不错，就是潦草了些，我也没有检查，就交给边团长去念。他念着念着草字成了拦路虎。他生气了，说声：“什么乱七八糟的字”，把稿子甩给我，气冲冲走下讲台。台下一片哗然。我立即宣布会议结束。部队来时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口号声声；往回走进偃旗息鼓，议论纷纷。团长如此对待“最高指示”，不讲涵养，置自己的脸面与尊严于不顾，扬长而去，我也无可奈何。既不能批评马干事，更不能说团长如何如何。从此再有“最高指示”发布，我便称病卧床不起，叫干事们去处理。久而久之，那庆祝“最高指示”的活动便“流产”了。边团长明知我使的“以软制硬”的策略，却也无可奈何，然心中的芥蒂就此生根发芽，并随时准备给我以狠狠回击。他等待的机会在别人帮助下达到了。

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我遭人诬告，被送往学习班审查的前一天下午，那位曾经在中锡边界与印军对峙的斗争中，靠我用皮大衣与其共眠，度过了难耐严寒之夜的原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当时的团副政委与我谈话，传达师里有关审查我的指示时，团长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悻悻地说：“你是师里来的干部，可以到师里告我的状。这回你还告状吗？你等待着给你定个XXX分子吧！”他这番话的作用我全明白，也不感到愤慨。落井下石的人从来有之，个人的吉凶祸福全是命里注定，不是某个人几句咒语就能定论，无言便是最好的应对。后来我从学习班出来了，他却进了学习班。我和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又见面了，他不言，我不语，何必为一时之愤做那不必要的口舌之争呢？

　　作者的战友们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练和调整，我逐渐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驻地米林县离拉萨三百多公里，毫无煤炭供应，全靠从树林中采伐木材。因为气候温和，雅鲁藏布江带来了湿润的气流和较多的雨量，沿江两岸高耸的群山上，长满了浓厚的植被，生长着广阔无垠的温带树林。在国内和世界自然森林面积日益缩小的情况下，这里却仍然拥有原始森林的优势。要是在现在，国家绝不会批准部队在这里驻防。成千上万的部队，为了区区一点粮食，到这里来开垦处女地，砍伐大量森林盖营房；又把手伸进茂密森林，任意砍伐珍贵的以红松为主的林木，把它劈成大块烧柴，在炉膛内焚为灰烬。山林里原也有不少朽木。伐木者最不愿用它们，因为烧起来火力小而且冒烟。他们喜欢砍直径不大长势很好，笔直挺拔、节长疤少的红松木、青松木。砍伐时省力，也好劈，几斧头就把树干劈开。离营房越近的树木最受“亲睐”，有就地取材的“得地”优势。营房周围的树被“扫荡”一空，便向纵深和外围发展，把军事进攻中的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以最少的体力“牺牲”，换取“扫荡”森林的最佳战绩。炊事员烧柴的手段也足够可以的。我见过一些“烟鬼”抽烟，一根接一根，抽一大半便扔掉。炊事员烧柴的方法，好像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灶膛开得大大的，木头大段地往里放，火烧出炉膛，木头就在灶外熊熊燃烧，小炊事员也不可惜。忽有一天，团里来了一位高级干部，那是我原来替他抄写工作总结的师领导强鸿吉，调到成都军区任后勤部副部长。他见我在这个团工作，笑着说：“你原来是油房掌柜，现在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了。”又说，“连队的灶膛大得吓人，可在里面卧一头牛，一年要烧掉多少木料啊！”确实如此，西藏高原的森林本就很少，在寒冷的生态条件下，一棵树从出苗到参天，不知要比内地树木多多少年；如此破坏性的砍伐，实是在人类本已十分脆弱的躯体上又狠狠地砍上数刀，怎不叫人痛心疾首。我不知道强部长的批评是否起到了扼制恶性砍伐的作用。在我离开部队多年后，这个师已调回内地，进行机械化整编。想那没有了太多压力的雅鲁藏布江和原始森林，一定会为此欢呼庆幸。

在那个年代，中学生一毕业就要上山下乡，大、中专毕业的学生都要先去基层锻炼，许多军校毕业的本科生也要先下连锻炼。西藏是一个最好的考验学堂。一些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的中央高级干部的子女分配到师里来了。此时，正值江青大抓革命样板戏的高潮时刻，这批“文艺兵”到了师里，很快把样板戏排练出来，到军区参加样板戏文艺汇演。获奖后，演出队的名声大振，师里也感到很光彩。还有一些其他专业的军事学院毕业生也派来锻炼。

广东省军区司令员陈德的儿子，是解放军油料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来到我所在的团里锻练。小伙子长得很帅，沉默寡言，有大干部子女的气质，却没有那种纨绔子弟的习气。住在我的隔壁等待分配下连。我和他认识后，因我和他所学的专业一致，我又喜欢他那种良好的气质，便很快成了朋友。他爱摄影，却只有一台仅能装单片的相机。交谈中，知道广州能买到进口照相机，便托他给我们买一台供单位使用。他欣然应允，并写信给他父亲，求其帮忙。我离开团里进了“文革”大清查学习班，再未与他通讯。待我被解放返回团里时，知道他下放到一个连队当兵，因表现突出，很快当了副排长。他在一次伐木时，惨遭不幸，被倒下的大树砸倒死亡。我收到陈德将军写给我的一封信，苍劲的正楷硬笔字，一笔一划把老将军的文雅风度在纸上一表无余。心想，只有这样好的将军，才能教育出这样好的儿子。年高德劭的老将军遭丧子的巨大打击，实是他一生中最难忍受的痛苦啊！然而，老将军并未为此而指责部队没有关爱照顾好自己的儿子。他在信中对我说，给我们买了一部照相机，感谢部队对他儿子的教育，用这部照相机做为感谢之礼。看到这里，我心里酸楚万分，眼泪不禁潸然下滴，沾湿了胸前大块前襟。我没有见到那部相机，也没有给陈德将军写信。我是个刚获得“自由”且失去职务的人，已没有必要、更没有资格给将军复信。即使能复信，我也不知该对将军说什么好。我把这愧疚心情深深地压抑下来，让它像利针一样时刻刺痛着我，让我分受一点将军的痛楚，或能减轻一点对将军的心理愧疚。一晃三十七年过去了，陈将军的宽厚仁德，他儿子那单瘦清秀、文质彬彬的身影，经常掠过心头。我时刻在问自己，陈德将军身体还好吗？痛失爱子的伤痛缓解一些了吗？在国家越来越富裕繁荣的时候，在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今天，人的生命价值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定。但愿在这以和谐为宗旨的环境里，广大人民和家庭，多一些天伦乐趣，少一些伤害和分离的悲痛。这便是人人所希求的福祉。
那时光，还有许多从地方院校毕业的学生也被派到部队来锻练。河南一家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男男女女二十多人分到西藏工作，被送到团里接受再教育。在团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吃饭、住宿没有多大问题，女孩子到这大兵一统天下的部队就不那么美气了。最尴尬的是上厕所。团里的营建策略是先解决住房问题，厕所是像西北农村那样极其随便。挖一个大坑，坑上搭几根木棒当板儿，周围用树枝排成遮棚。女厕所也一样，弄得更小更简单，以供一两个军人服务社的女职工使用，来探亲和随军的家属也很少。妇女们很有怨言，却无法诉告，即使诉告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只好忍辱负屈了。女学生们一来，形势顿恶化。每到需要集中使用时刻，却叫姑娘们站在那柴棚外排队等候，她们难堪，部队又何尝不掉价。好在时间不太长，待接受的连队将接收准备工作做好后，用汽车将这一群学生送到雅鲁藏布江边，再用工兵橡皮艇载过江去，在连队腾出的土坯屋中住下来。女孩子们需要妇女保健用品多，连队那些傻大哥干部们哪里有这份为妇女着想的聪明才智。当女孩子们提出要到县里买卫生用品时，便派出代表，结伴过江。先到团里招待所等候，遇到有汽车来又前往米林县政府的方向时，才能搭上卡车前往。返回时也要耐心地等候汽车经过。好在学生们下放锻练的时间不太长，这才解放了他们，也解放了部队。就在部队各项工作在新地区顺利展开，营建、生产取得了一定成绩，社会服务负担（军训地方人员）减轻的情况下，团里接连出现一些问题，把团干部弄得焦头烂额，部分部队疲惫不堪。
第一件是营建队一名战士食物中毒死亡。这是一名陕西籍战士，爱吃凉菜。他割了一些连队自产的韭菜，用盐腌起来，隔了一两天便吃。韭菜没有腌透，产生了大量亚硝酸盐，这是一种含剧毒且致癌的物质。他吃了后很快中毒，送团卫生队抢救，不治身亡。部队里很讲究“老乡”关系，死者的老乡们互相串连集结，不许安葬，要领导给个说法。团里怕处理不好，引起混乱，更怕因此出现大的人为事故，立即向师里请示。师里指示，多做思想工作，好好安葬死亡战士，抚恤好死者家属。死者老乡们不听，继续阻拦安葬。时值夏天，死者如不及时安葬，尸体便会腐败，到那时更不好收拾局面，甚至会影响全团各项工作顺利进行。便把情况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向师里禀报。师领导立即召开会议，作出果断决定，令团里再做思想工作，如再不听从，可采取果断措施，以违抗军令错误，把为首者关进“禁闭”室反省检讨。此令一公布，闹事者们顿时噤若寒蝉，一声不吭地回到原单位，风波便告停息。
还有一件牵涉面更广、处理难度更大的麻烦事。一天下午，高射机枪连打空靶，一发曳光弹未击中空靶，越过雅鲁藏布江上空，掉入江北岸大树茂密、杂草丛生的原始森林中，立即点燃山地上厚过二十厘米的干枯落叶，引发了森林火灾。宽阔的雅鲁藏布江上空，气流本就疾如奔马，与森林上空被烈火燎热的气流相汇合，便如万兽齐集，在空旷的原野上左冲右突，具有势不可挡和摧枯拉朽之势。在这狂风的挟持下，森林里的火势迅速蔓延，有把整个北岸丛林全部吞入火腹之势。我心想，这下完了，这么好的森林付之一炬，将给国家造成多么大的损失，这是很大的犯罪啊！我不知道团里向上面报告了没有，大火着了很长时间，团长边志杰有点清醒了，他眯缝着眼睛，用嘶哑沉重的声音发布命令，要团直属连队迅速过江扑火。
江边上，只有一艘小型橡皮舟用缆绳系在立桩于两岸的横跨钢丝绳上，一次只能载十一、二个人。把大量扑火人员运过去耗费的时间可想而知，但事已至此，还有什么高招呢？只能在什么山里唱什么歌了。驾驶橡皮舟的工兵们争分夺秒地穿梭运人，哪顾得上吃饭、喝水，更谈不上休息。团机关的干部们也主动出战。不知道有多少人上了山，扑火的人也没有什么统一指挥，各自为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扑打了一个多昼夜，火势被控制住了。还有小块树林的树叶烧光了，又引着了树枝和树干，增加扑灭的难度。更危险的是，许多地方的干枯落叶被引着了，从上到下二十公分的灰烬覆盖着最下面炽红的火灰，随时可能再引发大面积的火患，这是任何人也无法解决的难题，只有听天由命了。希望不要刮大风把死灰吹复燃，最好是下一场大雨，把原始森林浇透。大家从山上撤下来。上这座山，看似不高，爬上去要三个多小时，下来容易一些，也要两个小时。回到机关，人人都像煤矿工人一样，只有两个眼睛还露出一点亮光。先吃饭，后洗脸，躺到床上还难以入睡，那紧张的扑火情景仍在脑际盘旋。驱来赶去，疲劳终于获胜，以安逸的睡眠宣告扑火战斗完全胜利。
　　

一波才平，另波又起。一个在伐木场的士兵思想抛了锚，常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队里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处分，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向坏的方面发展，他扬言要进行报复。一天清晨，他以上厕所为借口，提前起床，带上武器弹药离队，不知去向何方，队领导立即上报。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上令传来，“严防紧守，全力搜寻”。派往各出境山口的人员询问从山口下来的百姓，都说没有见到带枪的人。便判断其可能设法返回内地。于是加强营房警戒，并向公路沿线有村庄和桥梁的地方派出潜伏哨，叮嘱其注意隐蔽，不要轻易开枪，见到时用喇叭喊话，争取其停止错误行径，获得宽大处理。一天傍晚，潜伏在一座桥头的警戒人员发现一个人黑影蹒跚地向桥头走来。那人走走停停，十分警惕，离桥头很近了，带队人判定目标已到，用高音喇叭呼其姓名，劝他放下武器，争取从宽处理。话音未落，那人便迅速卧倒，打来一串子弹。还击的枪声响起，数支冲锋枪同时吐出串串火舌，密如雨点的弹丸喷洒在叛逃者卧着的地面。指挥员判定目标已被击毙，叫停射击。又过了十多分钟，确认已无危险，才警惕地走近。确认罪犯已死亡，立即用电台向团部汇报。一场旷日数天的危机得以化解，灾难可能降临到任意人头上的突然一击也得以解除。

面对上面所述的各种问题，我虽不承担什么责任，但做为一个团的宣传工作负责人来说，正义的压力和力求找到一种提高部队思想素质的责任感令我很是不安。其实我这种不安是多余的。团长、政委等首长心理素质特别好，对出了这许多事能泰然处之，既无自责之心，也无自查之意，更无防微杜渐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的措施。上级如此，我这个属下焉能不顺其自然，缄口不言，何况我和团长之间已有一些芥蒂，“自作聪明”，那便是最大的愚蠢了。

不久，我的心灵又受到了一次震撼。四连有一个战士得了白血病，住在林芝地区的军医院里，团长要我去看看。这本应是军务、卫生部门的事，但我还是欣然前往。我和四连连长乘吉普车匆匆赶到医院，战士已经亡故，一米六、七的身躯，干缩得如同一根一米三、四的枯木。我实在不忍多看，心里升起一个念头，这孩子的父母把活蹦乱跳的儿子送到部队，指望他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成长得有出息，却想不到期望落空，儿骨难归。回到团里，我将所知情况向团长汇报，团长一言不发。我转身离去，迅速做出一个决定，不要坐在机关消磨时日。第二天，我叫通信排用一匹马驮上行李，住到了十里外的六连。

天天和基层干部、战士呆在一起，自有一种轻松愉悦的感受。我深知连队中，连长的责任最大，班长次之，较轻松的是排长。他们如果不以排为单位外出执勤，便可以在连长、指导员的大树荫下好乘凉。我想，连队基层建设中，应充分发挥排长的作用，让他们在做好行政工作的同时，多做一些思想政治工作，对连队建设有利，也能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为个人今后的发展打好基础。连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一定要开大会、作大报告、谈长话，而是要及时地、个别地、针对性地进行，紧紧把握对战士热心、贴心、关心几个环节，以爱自己亲人的感情爱战士，以兄弟平等之情待战士，以关怀自己亲人一样的感情关心战士，还要相信战士有自尊心、自觉心、自爱心、自强心。谆谆善诱，没有打不开的锈锁，没有化不了的坚冰。在连队里，排长是最适宜如此地和战士相处、相交的。我在六连蹲点一两个月，和排长们商讨，排长们都愿意接纳我的意见，并付诸实施，感到效果不错。我也觉得，一个政工干部到连队来，不要把思维和行动束缚在走走看看、听听汇报的老套套里，而要脚踏实地帮助连队干部提高思想工作能力。人常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就是这个意思。

六连营房附近有较好的自然环境。不远处，有许多天然核桃树。正当夏季，气候宜人，树上青果累累。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孙悟空看守蟠桃园，把最好、最鲜美的桃子都吃光了，监守自“盗”，很有戏剧性。我们所见的核桃“园”，却没有人在这里下手。可见从农村到部队，都有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观。树林外不远处，有一座村庄，听说有一个藏族人家，母亲独自一人，养育了五个女儿，被称为“五朵金花”。我也好奇，想一睹“金花” 们的风采。心想，在这边远的农村里，如真谱出“高原金花”美丽诗篇，定会给神奇的高原增添几分妩媚，吸引更多的世人眼球。只可惜我未能如愿，也是一件憾事了。

作者在西藏的照片

一九六九年的七月，噩运降临到我头上。我们一行十一人——审查人和被审查者，乘上一辆卡车离开西藏，从西宁转乘火车来到成都，住进了军供站。夏日炎炎似火烧，我们被审查的人还有一股大祸临头的焦燥之火升起。两股烈火炙烤着，把人的脑子烧得一片空白。不再想什么了，到什么山里唱什么歌，上了“火焰山”就拜火神爷。还是那民间的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命运操在别人手里，听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老天爷的命吧！

审查集训班开在成都附近的新津县一所空旷的疗养院内，院内建筑不太多，且好长时间未使用了，但各种设施及水电供应完好，足够学习班管理人员和学员使用。全体人员除每人每日交六角钱伙食费外，还给予四角钱的补贴。对我们这些被审查对象来说，也是一种宽待。男女学员约两百人，大部分为男性。学员分成两队，每队有队长，指导员各一人，均为团级。中队下设几个班，由营级干部担任班长。从集中到开学有一段空闲时间，可以上街买东西、赶场，也可以到邻近一家寺庙去转，或到附近农村去观摩与农舍相邻相依的水田、菜地、楠竹、桔林，还可学习采中草药，买桔子。

田园风光的妩媚，湿润清新的空气，把覆盖在我们这些被审查人头上的阴霾和烦恼驱散了许多。这是山雨临来前的短暂平静，而那“阶级斗争为纲”的“达摩克斯”利剑，一刻也没有休止过在我们头上盘旋；那各种“欲加之罪，何患无事实”的逼供手段，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研究制定；那多年来只会进行军事技术战术训练和队列教练的基层军队干部，正在被培训成善于挖苦讽刺，视被审查人为阶级敌人，极力想在“部队中的阶级斗争”里立新功的好接班人。这也难怪，“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最高指示”，“与人斗其乐无穷”，谁若“与人斗”不积极，那便是“路线问题”，谁愿意戴这顶大帽子，戴上了就可能永无翻身之日。

一般来说，绝大多数人均有一个好的处事哲学——不违背良心，不伤害别人，但在“不伤害人便伤己”的政治环境里，为了自保，不得不昧着良心干。我是个被审查对象，自然不会进入他们的圈子，却也没有被轻视，并交给了我一项任务——给全队教唱歌曲，这可是一件很尴尬的事。论教歌，我会简谱，而且有一副大嗓门儿，教唱技能还能过得去，不会出什么叫人笑话之事；但我现在的政治身份实在不应该出头了，如不接受任务，即是和领导对抗，是对革命歌曲持抵触情绪，这两个大帽子扣下来，我不死也得脱层皮了。我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选了《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用大张白纸将词曲写好，贴到墙上。每天早上起床出早操后，值勤班长将队形整好，我站到队列前，用一根竹棍指点着教起来，对大家唱得不正确之处，便不厌其烦地纠正，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部队有一个传统，几个单位在一起集会，都要唱歌，其作用有二：一是热闹会场，二是把自己的水平拎出来，显显文化实力。先是一个单位带头，其它单位立即跟上，此起彼伏，好不热闹。待把水平发挥得差不多了，便向兄弟单位发起“进攻”——拉歌。你拉我，我拉你，都想在歌场上占上风。拉歌不是一种简单的喊叫，而是要把指挥人的水平发挥出来——声音洪亮，有“叫板”的豪气，调子要不断变化。我将指挥拉歌的水平发挥出来，每次都可以将对方的势头压下去。我这点小小能耐，竟会被学习班的最高领导——西藏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徐浩看中。言语之中，似乎有好感之意。

学习班除伙食不错外，对学员的正常行动不加干涉。课间时间可以玩扑克、下棋；下午还可以出外玩耍。吃饭后，只要天气好，便可出门游玩，到村子里去买桔子，采中草药，到附近一个寺庙去参观佛像，到树林中去观赏笔直粗壮的珍贵树种——楠木。和家里还可以随便通信，假日可以去赶场买东西。林彪发出“一号”战备令后，西北许多城市疏散人口。有在兰州工作的家属奉令疏散，举家来四川，在成都市租房居住，学员也可以在休息日回家和老婆孩子同住，享天伦之乐。我和家里经常通信。我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便把手头的钱（除留下伙食费和少量零用钱外）全部寄回了家，以防不测。

学习班审查计划开始实行。按照先务虚后务实的原则，第一步进行思想动员和教育——学习“最高指示”，特别是“阶级斗争为纲”，认清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实行的倒行逆施；二是学习江青麾下三大黑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所“导演”的“六厂、二校”经验，让其成为被审查者交代问题的思想钥匙；三是进行阶级教育。解放战争中对解放兵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的经验行不通了，要采用现实的教育方式。四川仁寿县的刘文彩的“罪恶的地主庄园”便是最好的教材。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认定这个所谓的“罪恶的地主庄园”纯粹是杜撰的。但那时谁又知其端倪。即使是确知其情的人，在那样的情势下，谁敢以性命为儿戏，站出来和轰动全国的“阶级教育典型”叫板。

参观“罪恶的庄园”是学习班思想教育的重要一环。一个晴朗的上午，西藏军区驻成都办事处派来几辆车，把大伙拉到“庄园”参观。我在日喀则驻防时，曾为师里的文艺汇演写过一个以“地主庄园”主人刘文彩残酷剥削压迫农民为主题的话剧，获得三等奖。我对“地主庄园”的具体情况，可说一点也不了解。这回要实地参观，心里实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要是过去我来过这里，一定能写一个要好得多的剧本，而现在我哪还有什么心思想什么剧本，只是硬着头皮来此接受“阶级教育”而已。
庄园占地面积很大，屋宇很多，但没有北京故宫那样的高大恢宏的楼宇。管理人员引导参观人群穿堂入室，边走边介绍。首先进入刘文彩残酷压榨迫害农民罪行展览室。在一个不太大的院子里，密密麻麻地摆放了一些泥塑的深紫色的如同木乃伊似的人像，衣衫褴褛，或扛锄，或背孩子，不一而足。陕西咸阳有名闻世界的兵马俑，这里的塑像似是从咸阳兵马俑那里借鉴的题材而制做的“地主庄园贫苦农民俑”，这些俑体个头不大。作品的原意不言而喻，制作的水平也非泛泛，只可惜没有经受住历史考验。紧接着这些“农民俑”厅的是一间很小的所谓“水牢”，室内储水的池子不太深，大概可淹至腹部，门口有铁栅栏，把人关入其中，很难逃脱。参观者急急来，匆匆去，很难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参观刘家的房舍时，气氛比较活跃。据说刘文彩有许多妻室，她们的卧室格外讲究，可说是中西型的巧妙结合，门窗桌椅床凳，均用最珍贵的木料精雕细刻而成，件件够得上艺术珍品，可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尚存的精品相媲美。其床上用品则是那个时代中西方最时髦华贵的物品。身居其中，定有一种其乐无穷的幸福感。就她们坐的藤椅而言，不但所用藤条极其细腻、洁亮，其靠背是S型的，两人相背而坐，却能相对聊天，尽享人际间友情与消遣之乐。
参观完了，进到一个小礼堂看“阶级教育”的电影，自然少不了放“罪恶的地主庄园”这部纪录片。开映前，各单位唱歌，唱完一两首，便向友队发起“进攻”——拉歌。我那时还没有进入“被审查”程序，也可以说是个自由之身，便无所顾忌地指挥唱歌，再施展拉歌的才干，把兄弟队的势头压下去。自此以后，我就自动地交出了小小的唱歌、拉歌指挥权，也可以说，从那次始，我再没有在任何队列前指挥过唱歌。
师里到这里来受审查的共五人，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团还有一个组织部门的负责人，其它团有副团长一人，团司令部副参谋长一人，团卫生队长一人。有两个人是历史问题，很快就说清楚了。我的问题缘于一九五七年我回家探望亲人。那时，军官都佩有“五四”式手枪，探亲时，手枪无人保管，只得自己携带。回到家乡，几个儿时的朋友在地方工作，都要看看枪。我见他们对国产手枪爱不释手，并想过过枪瘾，我便和他们到山上树林中让他们打枪玩。事情过后，我从未将此事放在心上。这些朋友中有当乡长的，有搞公安刑警工作的，打上几发子弹算不了什么。十多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把矛头也对准了这些人。他们一挨整，把我也牵连进去，一顶大帽子扣到我的头上——“威胁贫下中农”。所谓的“揭发信”寄到师里，师副政委魏光中对师政治部宣传科长陆居一说，“没什么大问题”，要他写信告诉我，不要害怕，把问题说清楚就行了。我那时哪敢和别人通信，因而也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信，更不知道人家给我捏造了多少罪名，只好挨一天算一天了。

那些派来帮助我们的班干部一个个神气十足的，最难听的挖苦话都能说出来，认定了我们是最危险的敌人，若能挖出来，便立下了头功，将来升迁有望。好几个月，他们没有把我这个堡垒攻下来，便把我晾在一边，隔三差五地逼供一次，叫我那悬着的心放不下来。我本患有神经衰弱症，处在那样的情况下，最担心万一自己有个好歹，妻子儿女今后如何办。一到夜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偶尔睡着了，大脑仍在活动思考，浑身燥热，心窝里积满汗水，又不敢多吃安定等镇静药。这样日复一日，饭量骤减。我知道自己得了神经官能症，便尽力矫正心态，命令自己不要垮下去。妻子一再来信，说要来四川找学习班领导问问，丈夫究竟犯了什么错。我连忙写信制止，告诉她，千万不可来，来了反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这才劝住了她。一天，学习班最高首长徐浩副主任碰巧与我相遇，他说，你这么一个精干的人，怎么现在弄得这么狼狈？我说，主任，我的问题交待不清，心理压力很大。他说，怎么说不清？一定能说清的，你不要泄气。此后，再没有人来逼我了。

第一批学员毕业了，我得到了解放，给我定了个“犯严重立场错误”的结论，免于处分。通知我先回去休假，再回部队。临行那天，我向仍留学习班继续接受审查的人告别。见到那位副团长，也不避嫌地和他告别。副团长姓孙，解放战争中，他给他们营的副教导员当通讯员。不知什么原因，副教导员失踪了。后来，他也被蒋军俘虏，那时他才十四岁，后来他获得解放，又回到部队。这次审查，是要他交待副教导员是怎么失踪的。他说不清，急得跪在地上叩头，声泪俱下地说：“毛主席，我是叛徒，是我出卖了教导员。”要他交待如何出卖副教导员的，他却说不清。一事未完，另事又起。初来学习班时，他和他们团副参谋长马学政同居一室。一天，马学政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帧像对他说“都是这个人害了我们”。在审查过程中，马学政把问题说清楚了，等待解放。在一次追逼副团长交待问题的小组会上，马学政发言说副团长不老实。副团长记恨在心。一次他对好几个人说了这件事。此话不知何人何时向领导汇报了，便开会要这位副团长确认，并找出证明人，否则，这种话就是副团长自己说的。这下副团长可抓瞎了，自然没有人替他证明。眼看他又要背一个辱骂“最高”的罪状了，后果不堪设想啊。此事如落在别人头上，精神可能崩溃，副团长却能坦然应对，咬定为马某所说。事情定不了案，马某也被拖得不能解放。以后结果如何，我不得而知。

与我同批解放的是团卫生队长欧阳钧。他是四七年的老同志，解放战争中被敌人俘获，后又为我军解放回归部队。他妻子原在我们师当护士，后转业到宁夏青铜峡县医药公司工作。他和我可称得上是宁夏同乡了，且他性格温和，善于和人相处，我二人相交甚好，常在一起谈心。能同时回家探亲，自然高兴，便一起住进西藏军区驻成都第二招待所。这里离火车站很近。迅速买好了车票。登上归程心情便好多了，虽然前程未卜，但总算脱离了学习班这个牢笼，暂时无大的危险了。老欧要在青铜峡下车，我在车站上送他。几个月的相处，同安危共患难，已结下了浓厚友谊，虽暂时相别，也难舍挚友之情。

我回家的消息未提前通知家里，进得家门，全家人都惊喜万状。妻子几个月来的担忧，顿时缓解。她是个提得起放得下的人，自和我结婚以来，对那种分居生活习以为常，对我常处于战争危险的环境虽甚为担心，但也能泰然处之，她对“为国牺牲”四个字了解得十分透彻，对独自挑起全家的重担也早有充分准备。只是对我平白无故遭人陷害格外气愤。

　　作者从西藏探亲回家和女儿的合影

见我安全归来，似乎已在她意料之中，也没有那么格外惊喜。对出生不到一岁的小女儿说道：“你爸爸回来了，我们家又团聚了，快叫爸爸抱抱。”我搂过女儿，心中升起一股愧疚之情。孩子一出生，就碰到了我这做父亲的蒙冤受难，今后的艰难还不知道会怎么样，一家人的生存、孩子的前途，都是未知数。小女儿在我怀里一言不发，伸出两只小手抓住我的两个腮帮，似带一种不解的迷惘。

我只觉得孩子的两只小手在揪我的心，我无声地问苍天，我有何罪？我的孩子有何罪？老天为什么要如此作弄人？我们一生端端正正地做人，一心一意地为社会工作，为保卫边防、建设边防不辞辛劳，不怕牺牲生命，却落得如此下场？妻子见我情绪不好，劝道：“人生在世，不如意十有八九；好人必有好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家人都指望你，千万不可因一时挫折而丧失生活的勇气。”她的一番话缓解了我的思想负担，只好“听天由命”了。

假期结束了，我约好欧阳钧一起回部队。先乘火车到成都，买好飞机票，便畅游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九孔桥、四川大学等等，玩了个遍，还尝了一些有名的四川小吃。在逛一些小街道时，发现成都市的百姓大都比较贫穷，虽住在城市中，住房都十分拥挤，不少房屋是木板为壁，芦草为顶。大夏天，不少人均赤膊在室外打蒲扇驱热纳凉，毫不避忌外人。吃饭也是在门口进行。还有一种习惯是我这个从西北去的人所难以感受的，便是大白天家家户户将马桶摆在门外，实是不敢在那地方展目浏览，更不敢在那里深呼吸，只能直视道路前方，匆匆越过这些地段。

我在逛街时，做了一件别人不好理解，我自己也认为十分糊涂的傻事。见到小贩卖小竹蒸笼，想竹蒸笼蒸馒头有股香味，便买了一副，却没有考虑自己要去西藏，只好带它上飞机。在机场碰到一些熟人、领导，特别令人尴尬的是，西藏军区政委、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任荣也乘这趟飞机回拉萨，见我手提一条装有东西的麻袋，便问我带它干什么。我不好意思地说买了副竹蒸笼。他看我很难堪，便没有多问。我是第一次乘飞机，这副竹蒸笼好福气，也坐了趟飞机，直到我退伍回家时，才把它带回内地。

我不想为“蒸笼游行”写什么，需要写的东西太多，特别想写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东西，因为自我进审查学习班以后，越来越感受到它对我的心灵的影响。
在西藏军区驻成都第二招待所，一天去如厕，碰上了我在军校同窗的老同学又交往甚密的同乡——尹健斌，我们一起被分配到K师并在一个科室里同事多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何况我们两人相交多年，确非一般熟人可比。而当时的场面，却是形同陌路，他毫无表情地问我“怎么样”，我淡淡地答道“我也没受什么处分”。我虽落难，并不希望别人给我什么同情，却也忍受不了势力小人的冷漠。时过三十年后，突然收到他一封信，希望和我联系，并要我加入军校同学录中。我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对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同学录”不感兴趣，何况我们已是垂暮老人，更无心要为此操心劳神了。我没有复信，但愿老乡兼同学、同事的老尹也不要有所责难。
我们乘坐的是原苏联生产的伊尔—18大型客机，飞行一小时五十分钟便到了拉萨贡嘎机场。在拉萨住几天后，适逢有师里的大轿车到来接人。大轿车经林芝后，乘渡船过雅鲁藏布江南的米林县境内。这时，乘这辆车回师的师后勤部长尤传俊指着路边山坡上的一个坟堆说：那是王才三的墓。王才三何许人也？他是我们师后勤部营房科的副科长，一九四九年新疆和平解放时起义参加我军。他是那种谨小慎微的人，工作积极，待人谦虚，两只手稍有颤抖，却能写出一手好字。老婆没有工作，也未生育，领养了一个男孩。一家三口靠他一个人的薪金度日，谈不上有积余。一日，干部科找他谈话，要他把参军前那段历史再谈谈，不言而喻也是一次再审查。只是没有进审查学习班罢了。比起我们来，已是优待了。谁知他想不通，竟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用手枪顶住鼻孔开了一枪，子弹从头顶穿出而亡。那时候有一条规定，自杀即为叛徒。他的尸体被埋葬到了荒坡野岭上。一缕孤魂就此呜咽在雅鲁藏布江畔，他的老婆、儿子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我感到自己是不幸中的有幸者，也惋惜王才三不应做此愚钝之举。若能挺得一时，必不会遭此惨祸。我心里的话自然不宜对任何人表达。
回到团里，幸有一间空房，我便住了进去。我离开时，还留下一些衣箱，已被人占用。我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别无它物，只好问他们，我的衣箱在何处，幸得送回。我在职在位时，可行使职权；如今是人们视我为瘟神一般，擦肩而过，无人答理。连我原来的下级也将我视同陌路，还窃窃议论我“心宽体胖”。对这种冷淡，我早有思想准备，抱着吃饱睡好，睁眼冷对千夫指，充耳不闻挖苦言。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师里来了通知，叫我去师政治部，把我从尴尬中解放出来。

已是一九七O年的夏天了，藏北地区又发生了一次叛乱，我们师一部分部队在那里执行平叛任务。政治部决定派一个写作组赴战区采写集体和个人的先进事迹，我被定为写作班子成员。自从离开审查学习班后，我在精神上早做好了退伍的准备，把棉衣裤留在家中，只穿了一件大衣御寒。这哪能去藏北？负责这次任务的副政委郑万兴十分恼火，问我怎么办。我提出请军需科卖给我一套新棉衣，就这样去了藏北。这大概是我人生又一次阶段性转折契机，我也不负首长的期望，写出了几份有分量的典型材料，还写了“平叛战斗争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总结”，可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时任前线指挥部指挥长的师政治部副主任，以后任师长的白占彪十分满意，令警卫员包饺子慰劳。其中一份写卫生员马继邦火线救伤员的典型材料，使当时只立了三等功的马继邦升为一等功，马继邦一跃成为英雄人物。

 作者（右一）和战友

  　

平叛战斗结束后，写作组返回师部，我又有点被人看得起了。一天，师党委中心组学习中央关于“反骄傲”的有关指示，让我参加记录，并写出学习体会。这次学习是基于我们党在历史上因三次骄傲自满，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全党应该以此为戒。会上，几个领导没有一个事先准备，你一言我一语地漫谈起来，还互相插话。这样的发言，记录也很困难，更找不到他们发言的中心思想。我只好先将他们的片言只语串连起来，写了我们师进藏以来因平叛、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文化大革命“支左”取得成绩后，在部队中曾出现过的骄傲自满情绪，应该引起各级党委和领导的警惕，戒骄戒躁，不断前进。学习体会写好后，主持中心组学习的郑万兴副政委十分满意，认为说出了他们心里想说的话，对我从内地回藏时不带棉衣的事只字不提。领导的表情令我又减少了一些悬念，心情逐渐地好起来。接着又参加了师政治部主任领队的“四好连队”工作检查组，下到我所在的团。离开团时，我灰得不能再灰了，这次回团里，情况变了，我成了“钦差大臣”的随员，熟人都笑脸相迎，我原来的下级也彬彬有礼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我知道自己的处境并没有什么改变，面对别人的笑脸，只好回报以微笑，用以掩盖内心的不安。工作上也尽力多承担一些，完成好一些，不要叫别人看不起。“四好连队”工作检查完成，我也交出了一份令领导满意的总结报告。以后又下了几次连队。

这年冬训开始了，部队拉出去野营，我又被派到喷火连蹲点。这个连队有一些特点，除武器与众不同外，连队还配有汽车，士兵多来自北京等大城市，其中有许多高中毕业生。他们对连队干部的民主作风格外敏感，其不足之处是不如农村来的士兵能吃苦。野营拉练对连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背负喷火器长途行军，比步兵要艰苦得多，特别是从城市入伍的战士，体力较差。一出现掉队，连队干部就比较急躁，动辄批评训斥。干群关系紧张，连队行军速度便慢下来，上级的批评也就跟着来了。工作组和连队干部讨论如何解决。我提出，喷火连战士在行军中背负的重量远超过步兵战士，应从实际出发，定时更换背喷火器的士兵；对他们中的一些怕苦怕累情绪，不宜过多训斥批评，连排干部应在行军队列前后走动，边鼓励边和战士交谈，还要解决战士小病痛、脚打泡等实际问题。工作组也到行军队列中去做个别的思想工作。这样做了以后，战士的情绪好起来，掉队、说怪话的人没有了。野营指挥部开会时，我们将这些做法写成汇报材料报上去，被军区野营冬训指挥部通报表扬。

这个连队的指导员姓郭，是从师司令部管理科下来的，他知道我受过审查，开始很轻视我，几天下来，改变了看法，对我客气恭敬起来。在这次野营行军中，最令我痛心的是一个战士在爬雪山时病了，很快转成肺炎，我们立即请军医诊断，让他停止行军。收容后立即送往医院治疗。后来我问及这个战士，说他已经死亡。这件事使我更感到高原气候对人们健康损害不可轻视，也更感到任何时候都要以人性化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生育扶养长大的，父母把他们的子女送到部队，是对部队的支持和信任。如果不好好关爱他们，甚至让他们无谓牺牲，便是对他们父母的不负责任。
我在惶惶中等待了两年，这两年我一点也不消极，用自己的脑和手完成了许多令师领导们满意的任务，但没有改变我的命运。我也不抱任何希望，更不埋怨那些只顾使用我而不关心我的人，那是时代不允许，当时的政策不允许。

一九七二年春节过后，我离开K师，结束了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和难友欧阳钧一起返回内地。临行前，领取了全套崭新军服，师政治部照例开宴送行，要好的同志还送了些食品罐头。我从内地再返西藏时，除身上穿的衣服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过了两年，又有了一些包裹、木箱，不便坐飞机，只好乘汽车了，没想到又碰到了麻烦。老欧刚领来的新皮大衣在卡车上被机油污染了一大块。住进军区第二招待所后，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瓶汽油，用以擦洗新皮大衣上的油渍。当晚停电，点蜡烛照明，他一不小心把倒在洗脸盆里的汽油引着了，他手上粘有汽油，也烧起来。眼看大火要上房顶了，情急智生，我立即抱起着火的脸盆，冲到门边，用劲甩到门外。好在是平房，才没有酿成大火灾，但老欧的双手已被烧伤，立即送往军区总医院治疗。我们是患难战友，要等他治好后才能回内地。过了半个月，我到总医院接他出来，碰上西藏自治区工业厅有大轿车回内地。偌大一辆大轿车，载上三四个人，可坐可睡，顺顺当当地像游山逛水一样回到兰州。
万里天路云和月，十三年风雪高原情。任凭千言万语，难以仔细表述，纵写千章万赋，难表思念之心。但愿有朝一日情再续，飞越关山再睹容。

时光流逝，转眼到了一九七九年，从离开西藏起已是七个年头。七年的时间不算长，我却感到时间很难挨。正是在最难挨的时刻，时运有了转机，“文化大革命”强加在人们头上的“冤假错案”被一一否定，西藏军区也给我平了反。十年时间，在人的一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对我来说更是不堪回首，因为那是我最有发展潜力的十年，也可以说我的如锦年华已永远流逝而不可返回了。但留在我心田深处的西藏却是永远也不会消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