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的连队_永远的回忆（连队往事）

沈忆成

　　本文中，坦克25团通信连的的十七位战友，写下了三十篇回忆文章，用八万六千五百字，记叙了1965年至1982年间连队发生的故事。带领我们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重温我们靓丽的军旅青春。

火红的年代

王桂芝

我是1965年3月从天津武清入伍，来到坦克独2团指挥连，当时的独2团驻扎在张家口市。我们入伍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那时全军正在响应军委号召，进行争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五好战士”是1960年10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提出的，号召在全军青年中开展以＂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为内容的五好战士运动。“四好连队”的内容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

我们入伍时部队还在实行军衔制，我们都授了列兵军衔，领章上镶嵌着坦克徽章。3个月之后的1965年6月1日解放军取消军衔制，我们改为佩戴红色五角星的帽徽和两面红旗的领章，这“三块红”陪伴着我在部队工作生活了20多年，一直到转业。

我们一入伍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争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那一年指挥连被坦克独2团评为“四好连队”，全连大约80人被评为“五好战士”。

那时部队的政治工作是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干部战士每人配发一套《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和一本《毛主席语录》。那时把《毛主席语录》称为红宝书，每天随身带，一有空闲就拿出来学上一段，参加重大活动时都要挥舞红宝书，高喊“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的书就是全军政治教育教材，毛主席的话就是每个军人的行动准则，干什么事都要读上一段毛主席语录，叫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还有毛主席写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称之为“老三篇”，当时我们都能完整的把它背下来。毛主席的经典语录还被谱了曲，许多语录歌曲我至今还会唱呢。后来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热潮中，《毛主席语录》普及到全国人民每人一册。

按照上级安排，当时连队还开展了“天天读、天天练”活动，既每天早晨八点读一小时毛主席著作，下午进行一小时军事训练，其余时间全部安排政治学习。

总政治部为每个军人配发了毛主席像章，和《为人民服务》的条章，所有人都把它佩戴在胸前。我们那时崇拜的英雄人物是黄继光、董存瑞，雷锋、王杰、刘英俊、麦贤德……。

为表示革命战士对毛主席的忠心，当时连队像许多地方一样，开展“早请示、晚汇报”活动，就是早晨起床后，首先站在领袖画像前，请示当日一天的工作怎么去干。晚上睡觉前，同样按照早晨的样子汇报一天的个人活动。因此连队还闹出了笑话，有一名新战士睡到半夜，突然想起没有进行晚汇报，赶紧从床上爬起来，黑灯瞎火地站在画像前口中念念有词，汇报完一天的活动，然后又钻进被窝，这才如释负重安然入睡，弄的班里其他战友误以为他神经出了问题。

1966年7月份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掀起，连队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组织干部战士进行正面教育的同时，分别派出人员前往北京、张家口市的大、中学校，对准备进京参加毛主席接见活动的红卫兵进行有关训练。1967年至1972年的5年多时间，连队派出大部分骨干参加地方“三支两军”活动。“三支”，既支左、支工、支农；＂两军”，一是部队派出军代表对地方实行军管，二是进行军训。

那个年代，解放军的社会地位特别高，因为解放军是毛主席的战士，在那个年代是最值得信赖的人，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觉十分自豪。

作者简介：王桂芝1965年3月天津武清入伍。历任：无线排战士、副班长、班长、司务长、无线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组织股干事、组织股股长。1984年转业到天津市武清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杨技师舍身救战友

谢承恩

我是1967年1月，从北京军区通信7团分配到指挥连，1976年6月调到新组建的特务连。在指挥连生活工作了整整十年，那是我人生一段最宝贵、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每当我回想起在指挥连的那些往事总是心潮澎湃夜不能寐。最近读了沈忆成编写《通信连连史》，看到战友们的回忆文章，仿佛又把我带回到那个艰苦又充满快乐的年代。情不自禁的提笔和大家讲一件当年的故事。

1972年5月部队当时正在大搞“批林批孔”运动，25团副政委庄日华来到指挥连蹲点。按训练计划要求，连队要组织手榴弹实弹投掷科目的训练。那时候部队讲究政治第一，军事训练不能干扰政治工作，更何况庄副政委来连队亲自蹲点，为了保证“批林批孔”运动的正常进行，连队干部留在连里继续搞运动，没有参加手榴弹实弹投掷科目的组织实施，指定修理技师杨凤刚一人带队实施。

那天吃过早饭，杨技师带领全连，扛着几箱子手榴弹出发了，实弹投掷场地选在恒山脚下的一块山坡上，投掷方向是从坡上向坡下投。杨技师给全连讲了投掷要领，并亲自做了示范。投掷开始后一直进行的比较顺利，但轮到二排四班战士高俊柱（71年连云港入伍）投掷时出了问题。杨技师将手榴弹拧开盖，取出拉环套在高俊柱手上，命令他进行投掷。由于过于紧张的原因，他只把手榴弹投出了不到10米远。杨技师一看不好，把高俊柱推到在地，扑在他身上。5秒钟后手榴弹爆炸了，高俊柱毫发无损，但杨技师却被一片弹片集中了腹部，鲜血当时就涌了出来。因为浑源县医院离出事地点较近，战士们就把杨技师紧急送到那里抢救。万幸的是伤势并不严重，弹片击穿了杨技师扎的裤腰带，打进腹部不深，弹片很快就取了出来了。抢救的大夫讲：是那根牛皮裤带救了他一命。

事后县医院传出了一条趣闻：“解放军不穿裤衩”。原来是他们在抢救杨技师时，扒掉裤子一看，杨技师没穿裤衩。这条趣闻一直在25团广为流传，杨技师那天究竟穿没穿裤衩，也从未得到过本人的证实，只是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事情原本就是杨技师舍身救人的英雄壮举，连队许多人都认为应该给杨技师报功。但是某些领导对此事的处理，却令人非常不可理解。事情发生后在连队蹲点的庄副政委认为这是一起责任事故，他的理由是连队对这次实弹投掷组织不严密，导致事故发生。当时连队支部在研究此事时，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指导员王志田和庄副政委认为是责任事故，而其他支委都认为应该给杨技师报功。最后团里也活了稀泥，此事不了了之。

事情过去了46年，只要战友们提及此事，都不免有愤愤不平之意。我对此事的观点一直不变：只要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手榴弹实弹投掷是事故率非常高的一个科目，在这个科目上发生问题造成伤亡的事数不胜数，又有多少干部为掩护战士而英勇负伤甚至是牺牲呢！但凡发生事故，大都是因新兵心里素质不行，过于紧张而造成。杨技师临危不惧，处理得当，拯救了战友，绝对是应该表彰的。连队忙于政治运动没有派主要领导组织实施，是应付领导责任。但帐不应该算在杨技师头上呀！

作者简介：谢承恩，1966年山西省临猗县入伍，1967年1月从北京军区通信7团分配到坦克独二团指挥连，历任：报务员、文书、五班长、二排长、副指导员，1976年6月任特务连指导员，1979年8月任后勤处协理员，1980年10月任后勤处长，1984年1月转业到山西省铝厂。

炉灶唱出火红的歌

葛振虎

我是1968年1月，从河北省藁城县入伍分配到指挥连三排七班当报话员。1971年6月，我从七班长的位置上提任司务长，从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连队后勤工作。在指挥连我工作生活了近十年时间，那是我人生中最宝贵、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每当我回想起在指挥连的那些往事，总是心潮澎湃夜不能寐，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还是连队节煤改灶工作件件往事。

我们的连队是一支光荣的连队，在她近50年的历史中，全连干部战士紧密团结努力奋斗，出色的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工作和战斗任务，谱写下许多令人骄傲的篇章。其中最最辉煌的一页，就是连队节煤改灶工作。

节煤改灶是我们指挥连（通信连）的光荣和骄傲，也是坦克25团的一面旗帜。在这方面她的成绩卓著，享誉北京军区。1969年《解放军报》对坦克25团指挥连节煤改灶的先进事迹进行了报道，北京军区后勤部曾于1975年和1982年，先后两次在我连召开全区范围的节煤改灶现场会，并在全军区推广我连节煤改灶方面的先进经验。

过去我们部队一直使用传统的炉灶做饭，那种炉灶非常费煤，有人称它为“老虎灶”，全连一百号人每个月做饭烧水就得耗煤4吨左右。就是说百人的连队，每个月至少耗费一大解放车的优质煤。当时指挥连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4角5分，用这样的灶烧火做饭，单单煤炭费用就得从本来就很紧张的伙食费中支出一大块。勤俭节约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当时许多部队都在开展节煤改灶活动。

1967年，当时我团驻扎在张家口十三里营房，时任指挥连司务长的李善瑞，下决心解决炉灶用煤浪费的问题。在连队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带领炊事班攻坚克难，义无反顾的走上了节煤改灶之路。首先他带领相关人员，走访了驻地附近的其他部队，向他们学习节煤工作的先进经验。走访中发现节煤较好的部队，都是较好的利用了抽风原理，让煤炭得到充分燃烧，达到节煤的目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李善瑞带领大家认真研究，不断摸索和探讨，进行改灶试验。首先将炉膛底部做成马蹄形，让炉膛凹面和锅底相吻合，形成一个环形回风槽，回风槽又和烟筒相通，烟火在回风槽产生热渦流，均匀散布在锅底，使锅能够得到更多热量，达到节煤的目地。

经历了上百次的试验，基本形成了具有我们指挥连独创特点的马蹄形回风灶，按照现在的说法完全可以申请专利了。最终耗煤量大大下降，达到了人均每餐耗煤三两半的水平。全连上下人人想节煤，处处为节煤，例如连队将买回来的原煤用泥土覆盖封闭起来，减少煤炭因自然风化和雨水的冲刷而造成的额外损失。连队的伙食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甚至超过了一些坦克连队。当年指挥连被坦克25团树为节煤改灶先进单位，也在连队建设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指挥连在节煤工作中，给连队建设带来了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节煤改灶过程中产生的“团结协作，精益求精，不断进取”的精神，成为了连队的优良作风和精神财富，全连把这种优良作风贯穿到学习工作和训练的各个方面，并且一代代地传承了下去。

1969年10月，中央军委下达一号命令，我团整建制从张家口移防到大同。大同与张家口不同，这里煤炭资源非常丰富，大型国有煤矿就有十几座，其它大大小小煤矿煤井遍布全境，煤炭价格也常便宜。这对于以节煤改灶而著称的指挥连来说，将面临着严峻考验和挑战，置身煤海是否有必要继续开展这项活动。连党支部带领全连认真回顾了我军建军历史，重温了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全会上提出的二个两个务必，既“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大家一致认为，在这里搞节煤改灶不能只算经济账，它不仅仅是节省几个钱的小事，而是关系到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以及我连优良传统的大事，丟失了光荣传统，就丧失了精神动力，势必会影响到部队战斗力。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大家决心把我连节煤改灶作为传家宝，继续发扬光大，并且提出“身在煤海，惜煤如金”的豪言壮语。

1969年4月，李善瑞调任后勤处担任军需助理员，在他之后的历任司务长，将他开创的节煤改灶工作不断进行创新，继续发扬光大。连队后勤人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出使，不仅仅在驻扎营区改灶节煤，就连短期拉练，也还是，走一路改一路，住一地改一地，节煤改灶工作的接力棒代代相传，成为了连队的光荣传统。

为了不断提高节效率，我们不断进行摸索和改进。我们从照明用的罩子灯，能够聚焦点燃香烟的现象受到启发，与马蹄形抽风灶相比较，从中找出了有规律东西。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即上能抽风下能通风，中间不窝风。为提高炉灶的抽力，我们在原来基础上又加高了烟囱；为通风顺畅，适当加宽了炉条的间距。为不影响连队的正常生活与工作，改灶工作基本都是按排在夜间进行，直径3.2尺大铁锅，一晚要抬下抬上多次，大家从不叫苦叫累，饿了吃点剩菜剩饭，困了到院子里清醒一下回来继续干。

实践出真知，磨砺长才干。经过不断实践，大家对灶堂的宽窄，锅底座落的高低，回风槽是否光滑，出烟道坡度大小，炉蓖之间距离，火苗红白等都比较熟悉，哪里出了问题，像医生对病人一样，能准确（诊断）判断和（治疗）改进。例如，火苗发红说明底部通风不好，只要用煤勾向上捅一捅，火苗立刻由红变白；再如抽力不大，说明炉膛堆积灰尘多，只要一清扫抽劲立刻变大。改好的灶，贵在坚持，我们还坚持了一周一清扫，一月一修补制度。始终保持炉灶在良好状态。有一个小插曲，改过的炉灶往往因为火力过旺，在向锅里加水太快时，常常出现炸锅漏锅现象，造成了另一种浪费。为尽量减少损失，我们找来偏方，即用食用油和生石灰面和在一起，然后均匀地涂在锅的缝隙间，有效地解决了漏水难题。

炉灶改好后，烧火人员是关键。通常选择热爱本职工作，有事业心和责任心，能够团结互助不怕苦不怕累的战士担任。弓动动同志就是连队培养的一个优秀烧火员，他1973年从呼和浩特土左旗入伍，1974年底从侦察排来到炊事班，担任专职烧火员。他立足本职岗位，认真向老同志学习，刻苦钻研烧火技术，掌握了一套过硬的烧火本领。他将“身在煤海，惜煤如金”的口号写成条幅，帖在烧火间的墙上。还在烧火间门口帖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节约一两煤”，下联是“烧死帝修反”，横批“惜煤如金”。弓动动在烧火时，极其认真负责，从不离岗。他烧火的要领是：右手紧握短把簸箕胳膊，按照快开快添快关的顺序，将煤迅速送进炉灶准备通道，然后用火柴盒般大小的长把铲，一点一点地把煤添进灶堂。他还把每天烧火煤，砸成像枣一样的小块备用；将引火柴梱成像筷子长短一样，一小梱一小梱放在一旁；还把从炉堂掉下来的煤渣，回收后与煤面掺合起来压火用。同时他把烧火间的卫生打扫的干干净净，将所有物品摆放的整整齐齐，有条不紊。

我们连队灶堂里的火焰，可以说是一景。透过灶堂小门的玻璃片望进去，灶堂里的火焰在强大的抽力下呼呼作响，由于煤炭得到了充分燃烧，火苗添着黝黑的锅底，发出耀眼的白光。为了保护烧火员的眼睛，连里为此还专门为配备了墨镜。1975年北京军区后勤部在我连召开观摩会，当时是炊事员弓动动烧火，他只用7市斤的煤，给全连100多人做了两菜一汤和米饭，耗煤量达到每餐人均三两三的好成绩。我们的节煤改灶工作受到了与会各级首长的一致赞扬。当年炊事班荣立集体三等功，弓动动本人也受到团嘉奖。

1977年，坦克25团在怀仁县建设新营房，营建过程中统一把全团的伙食灶，修建为我们连创建的马蹄形回风灶。各连炊事班的做饭烧火，统一按我们的操作流程进行。极大推地动了全团节煤改灶活动。

1982年，北京军区后勤部又一次在坦克25团召开节煤改灶观摩会，距离大同较近的部队都前来参加。炊事员邵华(1980年入伍 河北承德人)，现场表演节煤灶烧火，受到与会人员一致称赞。事后军区后勤部奖励了连队一套炊事用具，其中还有一台切菜机。

本文配图照片，是1979年在连队驻扎在李家湾是，炊事班在伙房进行改灶时的现场镜头，右二是炊事班班长王义坤（ 1969年河北大名入伍），右一：洪应国（1977年湖北黄皮入伍），右三：郭西泽（1978年天津北辰入伍）。

五十多年过去了，提笔写下这段经历，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军旅生涯给了我踏实的工作作风，认真的工作态度。当我转业到地方，走向社会走向新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在部队练就作风，就在各个方面都会展现了出来，工作也取得优异成绩。我们此事回顾那段历史，真正体会到部队生活的真谛。

作者简介：葛振虎，1968年河北省藁城县，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司务长、后勤处军需股助理员、军需股股长。1986年底转业到石家庄行署招待所。

渴望知识与偷读“禁书”

赵建设

我1971年从江苏连云港入伍，在指挥连度过了5年多的军旅生涯。看了《连史大事记》、《连队相册》和《连队往事》，仿佛又回到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芳华岁月，情不自禁的写下了我在连队的几段往事，与战友们共享。

一、渴望知识

我参军前正值十年动乱的文革时期，在学校没有好好读书，来部队时的文化程度，充其量是小学毕业。1973年25团在呼市应征的新兵里，有一部分应届的高中生，我所在的一台分来了两个呼市入伍的新兵，都是刚毕业的（文革后首批）高中生张瑜和沈忆成，从他俩的文化水平让我非常羡慕，虽然他俩是新兵但我对他俩都很尊重，经常和沈忆成进行一些知识方面的交流，和他俩的交往中唤起了我对知识的渴望，我也一直把他当做我走进知识殿堂的启蒙老师。沈忆成看到我对知识的渴望，给我推荐了不少书，曾借给我一本艾思奇编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给我讲解了书中论述的一些理论，读完这本书我大概懂得了一些简要的哲学知识，也初次尝到了读书的乐趣。他还建议我学习中学的数理化，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可惜未能如愿。退伍回到地方后我没有忘记对知识的渴望，恶补了初中的课程。

我爱好诗歌，还经常写一些小诗。1974年夏天我们进行运动通信训练，我们的通信车在恒山脚下的山谷中急行，我们在通信车内进行收发报通信训练，我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小诗，前两句是“山像一把剑，天线刺破天”。描写车外的高山像一把指向蓝天的利剑，而我们的通信车上鞭状天线发出的无线电波刺破了蓝天，沈忆成看了后，发表意见说“天线刺破天”，应改成“天线划破天”，“刺”是垂直的动作，而我们的车是在疾驰之中，所以用“划”更贴切些。我们把这首诗投了稿，虽未被采用，但我却终身不忘。

沈忆成会吹口琴，我俩经常一起边吹边唱，记得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是《送郎出征》，那首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那时是不能公开唱的。四十多年过去了，歌的词曲还深深记在我的脑海里，高兴之时我会唱给外孙子听。“春风吹动河边垂柳，水中花映月。有云遮住了一轮明月，月儿出没水中。送郎出征满目明月，情比月云浓。挽手祝福你转战南北，愿你屡立战功！……为了自由为了生活勇敢战斗吧，今夜良宵亲吻离别，何时再相逢？”

二、偷读“禁书”

那时在部队后受到的都是红色教育，每天能看到的是：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战友报、解放军报。处于爱好我也会找一些闲书来读，但也都是那个时代的革命文学或小说。

一个星期天下午，王南秋（修理工，1970年北京入伍）和沈忆成，带我去了浑源县图书馆，文革期间的浑源县图书馆并不对外开放，只是有个看门人在那里下夜。王南秋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认识了看门人，我们在看门人的带领下溜进了图书馆。王南秋和沈忆成开始在书架上挑选，选到的书就让我拿着，我心里想现在都在学毛著，要这些书有什么用。他俩挑了很多书，我都背不动了。可能因为我们是解放军，看门人对我们毫无戒心，任我们随意拿也不做任何登记。

我们背着一大堆书悄悄的回到营房，我记得拿回来的书有《红与黑》、《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琳娜》、《静静的顿河》、《牛虻》、《福尔摩斯》、《基度山伯爵》、《唐吉诃德》。王南秋告诉我们这些书都是过去大学生必读的世界名著，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套《红楼梦》。

这些书在哪个时代都属于封资修的东西，看这些书是被禁止的。我一开始也是抱着猎奇的态度去读的，但很快就被这些“禁书”深深的吸引了。我是报务员，在值夜班时有大量的时间去偷读，看完一本就和王南秋交换，所以那时我非常喜欢值夜班，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伴着耳机中传来的信号声，开始在书海里遨游。初入文学殿堂的我，那时不会真正理解那些书的真谛，但确实在阅读当中尝到了许多文学带给我的快乐。文革结束后这些书解禁了，我再次重读了它们的时候，就又想起那次“偷书”的经历。

三、青春的心理躁动

“男女问题”是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都要面临的问题，“男女问题”在军队非常敏感，一旦发生问题叫“政治事故”，我在部队时连队也确实发生过几起涉及男女问题的“政治事故”。我很愿意回忆一下我曾遇到的问题。

在我疯狂读书的那些日子，看了一本书名为《沙菲女士的日记》，它是女作家丁玲的作品，小说中生动描写了一个妓女的生活，我对小说太敏感了，晚上睡觉时不知说什么梦话，可能是有关书上的一些不健康的事。第二天台长剧连贵（1968年河北藁城入伍）找我谈话，问我看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书，晚上睡觉还胡说八道，思想意识都跟王南秋他们学坏了。我当时也有些害怕，不过剧台长还把此事压了，没有向连里汇报。我们偷读禁书的事也就没有暴露，不然的话可能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申民选（一台报务员，1971年江苏连云港入伍）看了那本《唐吉诃德》后， 鍾情于书中的女主人公达西雅。他被连里派到浑源县城关镇小学当辅导员，在哪里认识一位临时代课的女老师，他坚信找到了达西亚，天天想着这个自我心目中的达西亚，还经常向我讲述这个女教师。我听了以后觉得有意思，就让他带我去了城关小学，近距离的看了他暗恋的达西亚。我觉得此人其实一点也不漂亮，个子不高，黑黑的嘴唇，情人眼里出西施吧！他让我发表意见，我说：“不好看！她要是达西亚，全世界女人都是达西亚了。”申民选听了火冒三丈，气的差一点就和和我翻脸，说我侮辱了他的达西亚。

后来我在城南发现一个女孩儿，非常漂亮！我想那才是真正的达西亚。我跟申民选说了，他非要我带他去见识一下。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申民选来到了城南，那女孩家在县医院附近住，靠近一片小树林。那是个初春的季节，地上的青草刚发芽。我和申民选在小树林里等着我们心中的达西亚，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看见达西亚露面，连队开饭时间快到了，我说：今天运气不好，有时间下次再来吧！我们俩就往回走，走着走着遇到了一群羊，头羊非常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羊，于其说是羊还不如说是小牛赎。一个有40多岁中年女人在地里捡野菜，抱在怀里朝羊群方向走去，头羊看到女人怀里野菜，猛的向女人顶去。那女人没有任何反应就被撞昏过去了。申民选见这情形，认为救人要紧，马上跑过去抱起女人，就往县医院跑去。我紧跟在后面看他快跑不动了，我让他把女人让我抱一会 没跑几步我感觉裤子湿糊糊的， 第一反应糟了那女人小便失禁了。又跑了一会实在跑不动了，这时一个青年小伙子看到两位解放军战士在救人，也主动过来要求帮助我们，我想到自己裤子湿了什么也不考虑，就把那女人给他了，再看看申民选的裤子，没想到比我湿的还多。那女人送到县医院我俩就离开了，当时已经下午4点多钟了，裤子都湿了也不能回连了，只好躲在城墙上等天黑才溜了回去。真扫兴为了申民选的达西亚，救了人还不敢声张，更搓火的是连里那天改善生活，大个的猪肉包子也误了。

四、王大pia 的故事

浑源县大街上有个国营 照相馆，设备非常简陋，照明设备就是几盏普通的电灯，为了提高室内亮度还在屋顶开了天窗。这是县里唯一的照相馆，我们的军装照都是在哪里拍的，沈忆成编撰的《连史相册》中的许多那个年代的老照片，就出自于这个照相馆。

照相馆有个开票的小姑娘，长得很漂亮，去照相的人都要多看几眼，连队的人也在背后经常议论她。一个星期日，我们几个人去照相馆合影留念，也有想看看那个漂亮的小姑娘的意思吧。一进照相馆，八班的王树奎抢先冲到前台去付款开票。票上要写姓名，小姑娘问：你叫什么名子？王回答：“我叫王大pia” 。这个pia字有音无字，在新华字典里是查不到的。王树奎看来事先有所准备，就是想逗逗小姑娘。王树奎北京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带一点方言。小姑娘听得很明白，沉思着望着这个一脸幼稚的小兵, 手在空中比划着，嘴上不停的说着：“pia？pia？”，显然她根本不知道这个pia字么写，想了很长时间，小姑娘红着脸问：“同志你还有别的名子吗？”王树奎说：“有，王pia 子”，姑娘听了脸更红了，也明白了这个解放军是在逗她呢！最后照相单上写的是什么，谁也不记得了！但王大pia 的故事却在连队流传开了。前几天我加入“战友微信群”，重新联系上了失联43年的王树奎。高兴之际马上想起了王大pia 的故事，并把这段快乐的往事发到了群里。

高平接兵

赵建设

1974年底，连队派我和八班的赵文龙（73年呼市入伍），随25团接兵部队到山西省高平县接新兵。高平县隶属山西省晋东南地区，地处太行山麓的西南边缘。高平历史悠久她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的故里，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的发生地，也是太行太岳革命老区和闻名全国的“煤铁之乡”、“黄梨之乡”、“生猪之乡”和“上党梆子戏曲之乡”。

我和赵文龙被分配到离县城最近的唐庄公社，我们一到这里就被当地群众对解放军的拥军热情所打动。老乡们像对待当年的八路军一样接待我们，这里比较贫穷，很少吃细粮，但是为了款待我们，拿出了逢年过节才吃的白面，给我们做刀削面。公社武装部长还专门上山打了一只野鸡，让房东炖了。我俩吃得满头大汗，一锅炖野鸡和刀削面被我俩吃了个精光。那味道我终身难忘，我后来去过很多国家，曾在迪拜帆船酒店吃过早餐。但再吃什么好饭，都比不上老房东那碗炖野鸡刀削面。老部长还送来两筐黄梨，送的黄梨真是又脆又甜个头又大，据说这“高平黄梨”曾是明、清两代的贡品。两筐梨我们每天吃得连饭都省了，老部长教我们用铁锅煮着吃，原来这煮梨汤才是真正的滋补品呢！70年代的军民关系非常融洽，我记得当时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是马玉涛唱的《老房东查铺》，歌中描写了当年军民鱼水之情。老百姓对子弟兵的热烈之情使我马上想起了《老房东查铺》那首歌。

唐庄公社是老解放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几乎家家都有人参加八路军或解放军，很多人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亲人，我们在村里随处可见挂着“革命烈属”牌匾的人家。这也是这里的年轻人积极报名参军的主要原因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年代这里依然很穷，一旦应征入伍，就走出农村，有军装穿，能吃上大米白面，容易娶媳妇，如果在部队提了干，那就彻底改变了命运。征兵开始各方面都很顺利，公社推荐的几个小伙子，条件都不错，我们也很满意。但是也有我们持有异议的，公社武装部长特别推荐了一个兵，他两个叔叔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本人是先进民兵个人，个头一米八。由于这几天农业学大寨很忙，不能过来目测，部长说是过两三天带来让我们看看，部长拍着胸脯说：“小伙子绝对没问题！包你们满意”。唐庄公社定兵的前一天晚上，部长把小伙子带到公社，让我们目测。远远看小伙子个子高高的，肩膀很宽，应该是个不错的兵。但是走进一看近看我愣住了，小伙子竟然是兔唇！我想：当兵怎么能要这样的兵呢，五官端正这一关就过不去呀，我挑兵的条件，长相应该标致，虽不能个个向样板戏里杨子荣、郭建光那样，怎么也不能是兔唇吧。我对部长说：“这个兵不行 ！”，部长马上变了脸，非常恼火地说：“怎么不行！家庭条和件本人表现都非常好，整个唐庄也挑不出第二个这么好的兵了！” ，当时就不不欢而散了。第二天的定兵会上，我提出那个兔唇的兵不能要，武装部长和公社书记都不再是之前的那副慈祥可亲的笑脸了，俩人怒目对我，拍着桌子对我大吼！意思是：这个兵什么都好，就是脸上有点缺陷， 保卫祖国也不是去演样板戏，好看睑蛋不出大米！，无奈！最后还是把这兵定了下来。从那以后的几天，我吃不好睡不香，征一个兔唇兵怎么向领导交待呢，主要是他的缺陷太明显了，直接挂在脸上，到了部队人家一看就会说赵建设怎么接来了这么一个兵。后来得知那个兵因体检复检时查出了肛瘘，最终未被选中。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一直是我心中的阴影。总觉的对不起公社武装部长和那个身高一米八，脸上有缺陷的小伙子。想想是不是我的虛荣心而漏征一个好兵，也可能耽误了人家的一生。

我们在唐庄公社还看上了一个叫郭永发的兵，他有文化，写得一笔好字，因臀部有一小片烧伤留下的疤痕，公社不想让他走，我和赵文龙，因他的事还专门跑到县城向团接兵组请示，团里分管唐庄的何少群连长（1965年天津武清入伍，时任步兵连连长），非常支持我们！在我俩的努力下，郭永发终于被我们接走了。我很喜欢郭永发，想把他弄到指挥连，回到团里后，新兵集训期间，我特意回到连里，介绍了郭永发的情况，连里也很感兴趣，向团里提出了要他的申请，因为每年新兵下连之前分兵时，指挥连有权优先选新报务员，所以我也认为没问题，谁知何连长玩了个“近水楼台先得月”，把郭永发弄到步兵连去了。听说，第二年郭永发就干上了连队文书，后来到了团报道组，提了干，上了院校，最后干到团政委。

四十四年后，我与当年一起接兵的赵文龙联系上了，我俩通过微信共同回忆了那段往事。他在部队一直干到指导员，对我们从高平接的兵后来的情况比较了解，听他讲我俩从唐庄公社接走的16个兵，都发展的不错，其中有9人提干，并且许多人提升到营职，有的甚至走上团职领导岗位。我听了很是欣慰！那件让我纠结了几十年的兔唇兵的事，也就被淡化了。

作者简介：赵建设 1971年12月江苏连云港入伍。历任：15瓦一台报务员，连部文书。1976年3月复员。

入伍后的第一次锤炼

李传培

在解放军这座大熔炉里，一批批新战士经历了无数次锤炼，最终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我刚刚入伍后经受的第一次锤炼就终身难忘至今记忆犹新。

1970年12月底，我从江苏省连云港市应征入伍，穿上新军装，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当时只知道我们的部队是北京军区坦克部队，但不知道具体在哪里。火车开了20多个小时到达了大同火车站，一下火车，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在寒风中鼻子和耳朵都冻红了，呼出的气都是白色的，这就是我们这些南方人从未尝到过的冷的滋味。接兵的班长对我们说：“今天的天气不错！赶上寒流还要冷！”，我心想：“当兵来吃苦就从挨冻开始了！”。当晚我们住宿在大同四中，同时还有来自北京平谷，山西运城的新兵。第二天接兵部队的首长，把我们集合起来，向我们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1月24日，发布了要求部队进行野营拉练的重要指示，我们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准备徒步行军野营拉练，前往部队驻扎的浑源县城。”

就这样我们这些刚入伍的新兵，顶着刺骨的寒风，徒步踏上了前往浑源县的艰苦行军。浑源县在大同市的东南方向，距离大同市有150华里。我们身穿棉衣，打着背包，脚上穿着大头鞋在瑟瑟寒风中前进。当时的65式军装冬装，一身棉衣棉裤3市斤，一条棉被6市斤，一双大头鞋2.5市斤，一顶皮帽子也有一斤重，虽然全身的装备不到20斤，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南方人来说，寒冷的气候和穿着厚重的棉衣棉裤，感觉很不适应。特别是我们很多人从未走过远路，一双大头鞋穿在脚上更觉得十分笨重。

开始时我们兴致勃勃，精神十足，没多久里里外外就被汗水湿透了，走了两三个小时后，以后便感觉有些吃力了，慢慢的就有人开始掉队了。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具备一些吃苦耐劳的能力，一直咬着牙坚持着。心想：来部队就是要吃苦的，如果这第一关过不去弄不好要被退回去的。部队的领导也在用“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鼓励着我们。

这一天我们足足走了100里地，傍晚时间来到大同县与浑源县交界的西浮头村，这里离浑源县城还有50里地。晚上我们就要住宿在老乡家里。进村后我们在村里的场院上列队等着分配住处，在空地上足足站了一个多小时，寒风之中被汗水湿透的棉衣，冻成了硬壳，用手敲着后背都能听到“咚咚”的声音。进了老乡家我们一头栽到炕上，再也起不来了，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晚上脱下鞋来脚上打满了血泡，有的人膝盖都肿了，一旦坐下后就站不起来了。老乡们对我们非常热情，给我们烧好热水让我们烫脚，帮助我们用针挑开脚上的水泡，烤干身上的棉衣。晚上躺在老乡家的热炕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第一次睡北方的热炕，感觉很舒服，一觉醒来身上的疲劳消失了，但脚上的疼痛一点也没减少。吃过早饭，我们咬紧牙关踏上了新的征程。中午时分我们走完了最后的50里路，来到浑源县城东面的浑源师范中学，在这里开始了新兵集训。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指挥连电台当报务员，我在指挥连生活工作了5年多，1976年3月退伍回到连云港。快50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我的这段当兵历史，就马上想起那150里的艰苦经历，正是那次野营拉练，使我们这批71年新兵，接受了一次艰苦的磨练，它磨练了我们的意志，锻炼了我们的体能。经过了这次考验，我觉得任何艰苦都无所谓了。

编者注：1970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的批示时发出通知，通知要求：“野营训练，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解放军，大兴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进行战史、村史、厂史、家史教育，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树立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通知还要求：“参加野营”训练的人员，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传播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帮助社队修理农机具，给群众治病，等等。既进行野营训练，又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福利。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机关工作人员，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作者简介：李传培 1971年12月江苏连云港入伍。历任：15瓦二台报务员。1976年3月复员。

演兵宣平堡1973

赵文龙

读完沈忆成编写的《通信连史》之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特别是我们入伍第一年就亲身经历了张家口地区的大演习，演习中的情景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一、备战演习

1973年是我当兵入伍的第一年。刚过春节，连队就接到上级通知，要求全连立即投入训练，准备参加北京军区8月份在张家口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这是建国后我军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实兵演习，演习的全称是《打敌集群坦克军事研究性演习》，由于演习是在张家口坝上地区进行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坝上演习”。

通知就是命令。接到通知全连马上行动起来，首先连里召开思想动员会，全连集中在一排的大屋子里，连队领导作动员报告。当时连队没有营房，指挥连和团卫生队同住在浑源县城武装部附近一个东西四合院里。连部、一排、二排六班、三排七班以及炊事班住在西院，我所在的三排八班和伙房与卫生队同在东院，八班住在东院大门西侧一间坐南朝北的屋子里，由于房间小八班还有两名战士和副班长住在七班宿舍。二排的四班、五班和总机室十五瓦电台等住在团部大院，距离连部大约有一里多路。连里每次开大会，全连七八十号人来到一排的大屋子，四周围搭的都是床铺，人们坐在屋子中间空地的小马扎上，连首长坐着或站在前面讲话，这就是会场。动员会上，连长韩海顺、指导员王志田先后作了动员，紧接着各班排纷纷派出代表宣读决心书，大致内容是如何刻苦训练，坚决完成演习任务等。全连动员大会结束，各班排开会，讨论怎样开展训练，确保完成好演习任务，每个战士都在会上表了决心。全连层层动员后，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备战演习训练热潮。当兵若干年后我才感受到，部队每次有大的行动，首先开展思想动员，充分调动干部战士完成任务的积极性，这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光荣传统。

当时指挥连编制为侦察排、有线排和无线排，无线排又七班、八班两瓦班、九班十五瓦电台。我们排长是王桂枝，65年兵，天津武清县人；班长是任桃生，69年兵，河北大名县人。当时八班共7人，除了班长之外，还有71年北京入伍王树奎和张士生，一同分到八班的新兵有呼市入伍的段建平，河北定县入伍的陈久贤，河北完县入伍的陈志广。班里装备的两瓦电子管调频电台，型号是A233-B，主要用于作战或演习中，担负团指挥部与坦克之间的通信联络。

初春时节的雁北高原，山丘裸露，风沙弥漫。耸立在浑源县城南面的北岳恒山，如同一道屏障，遮着连队上午9点钟也见不到太阳。每天早晨8点，班长给我们下达训练科目，然后进行分组，俩人一组背着一部电台走出营房，徒步奔向县城四周的不同方向，选择较为隐蔽的地方进行通话训练，一直训练到中午11点多才返回连队。遇到好的天气，大家背着40多斤重的电台，训练回来能把后背的衬衫湿透；遇到刮风天气，大家回来满身尘土，一个个就像刚从土堆里爬出来。但是无论什么天气，从没影响我们的训练，全班训练热情十分高涨。因为排长和班长在动员会上讲了，＂你们这批兵真幸运，刚入伍就赶上了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大家好好表现，绝不能掉链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铆足了劲训练。

进入夏季，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大家能够熟练地操作手中的电台，按照训练计划，转入背密语和使用密语通话训练阶段。两瓦电台通信联络，有时为了保密，需要使用密语通话，因此背密语是报话员的一项基本功训练，报话员拿到密语表后，必须在较短时间里背的滚瓜烂熟，这样才能应对战时的需要。新的训练科目，给大家一度带来新鲜感，但是这可是费脑筋的活儿，每当训练时，大家手捧密语夹子，各自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嘴里不停地背着，有时一边站岗心里还在默默地背密语。尤其是夜里站岗，星空笼罩着浑源县城，空气中弥漫着从县城醋厂飘出的丝丝醋香，耳畔不时从县城西南方向传来坦克营进行夜间打靶训练，并列机枪发出的“哒哒哒哒”的射击声和时隐时现的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声，大脑里默默背着密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别是一番情趣。那时紧挨连队东面是浑源县粮食局的一个粮库，靠近粮库南面有一棵挺大的李子树，我们八班的人经常来到树下背密语，既凉快又清静，我入伍后唯一的一张训练照片就是在这里拍下的，一直完好地珍藏到现在，也被收入到连史相册中，并作为了相册的封面。

连队紧张的训练生活，时间显得过的特别快，转眼进入8月份，这时我们不仅能够熟练地操作电台，而且能够熟练地使用明语和密语进行通话，经过排里组织的技能考试，大家都顺利过关，只等一声令下，打起背包立刻奔赴演习场。

二、雨中行军

奔赴演习场的日子终于到了，打敌集群坦克的演习场在河北省张家口坝上地区，我们团的驻地在山西省浑源县，部队需要履带行军和摩托化行军到怀仁火车站，然后经铁路输送前往张家口附近的孔家庄车站。

8月12日，全连准备演习携带的武器装备，并进行安全乘车教育。8月13日清晨天还没亮，运输连派来的解放牌大卡车停在连队门口，后车厢上遮着绿色篷布，驾驶室挡风玻璃和后厢板上贴着行军序列的编号。早饭炊事班做的是馒头和小米稀粥，据说参加演习部队的伙食费比平时高，平时连队早饭都是粗粮，小米面发糕和小米稀粥。我们班围坐在一起，一边吃着香喷喷的馒头，班长一边嘱咐，大家多吃点，吃完饭把水壶灌满水，中午饭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

由于阴天的缘故，出发时天还黑着，汽车开着大灯。我们三排七班、八班同坐一辆车，排长也和我们坐在一辆车上。车辆沿着县城街道向西行驶，来到县城西侧的公路上等候编队。天气阴沉着，云层很低，远处的恒山被云雾笼罩着。全团的履带车辆、轮胎车辆，在公路边一字排开，绵绵数公里，犹如一条长龙栖息在恒山脚下。不大一会儿功夫，出发令下达，瞬间坦克和汽车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钢铁巨龙开始前行。这是我平生头一次见到这样的阵势，真有一种大战在即将士出征的感觉，随即车队一路向西开始行军，目的地是怀仁县火车站，全团要在那里装载火车，然后进行铁路输送。

车辆行军走了大约不到一小时，车队突然停住了，不一会儿前面传来消息说，由于昨晚这里下大雨，洪水把公路桥冲坏了，因此行军受阻。这时团指挥部果断做出决定，命令履带车辆涉水过河，按原来行军路线直奔怀仁火车站，汽车轮胎车辆返回浑源县，绕道大同市前往怀仁。于是我们坐的解放车立即调头，从县城边穿过，向大同驶去。行军途中，每个交叉路口都设有我们连侦察排的调整哨，哨兵全副武装手拿小红旗，指挥车辆通行。正当大家沉浸在行军遐想之中，突然车队又停了，不一会儿又从前面传来消息，说是前方通向大同的公路，是新修的一条路，已经竣工还未正式通车，我们为了准时赶到怀仁，必须走新公路。这时有的人在车厢里议论开了，＂这叫怎么回事，走走停停，如果真的打仗，黄瓜菜都凉了。＂坐在车厢里的排长立即大声说，＂不要乱议论，越是有情况，越不能发牢骚，一切行动听指挥。＂事后才知道，当时公路管理人员挡在路中间不让通行，与团领导发生了争执。经过与公路施工单位交涉，征得同意后才得以通过，所幸没有耽误多少时间，车队又继续前进了。

怀仁县位于大同市南部，距离大同市40多公里。车队顺利到达大同市，车队从大同南边绕行，路径坦克7师师部，按时赶到怀仁火车站。一路上的阴天，在这里变成了大雨，全团履带车和轮胎车辆，冒雨装上铁路平板车，通信连全连乘坐一节闷罐车，经过半天时间的铁路行军，于当天晚上抵达张家口附近的孔家庄车站。从火车站卸载后我们冒着大雨继续前进，最后随团部进驻了万全县宣平堡公社所在地宣平堡大队。宣平堡位于万全县最东部，东与张家口市仅一山之隔，南邻孔家庄镇，北与万全镇接界。

三、不眠之夜

八月的张家口地区满目翠绿，远处山上的古长城蜿蜒起伏清晰可见。北京军区在这里举行打敌集群坦克演习，演习的全称叫《华北地区打敌集群坦克研究性演习》，由于演习的主战场选在张家口北面张北县的坝上地区，所以简称为“坝上演习”。1973年的中苏关系还处在敌对状态，前苏联亡我之心不死，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我们坦克7师的作战任务就是在东起张家口西至集宁一带阻击苏军可能发动的进攻。据史料记载，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军兵分四路向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其中位于西路的苏蒙联军从二连浩特越过苏蒙边界，坦克大军一路向东快速推进，在张北的坝上地区与日军激战，全歼日军守敌。所以苏军若进犯北京，张家口是其必经之路。因为苏军的作战特点是使用集群坦克进攻，所以自1969年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之后，打敌集群坦克一直是我军的战略重点。

参演部队为坦克七师和65军195师583团、584两个步兵团，加上参演的空军部队，总计2万多人，是当时解放军历史上最大的实兵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北京军区马卫华副司令员。整个演习分为组织战斗、抗击敌集群坦克进攻（在坝上地区由坦克26团、坦克28团、坦克独1团扮演苏军坦克师）、消灭突入防御纵深之敌集群坦克（在宣平堡地区由65军和坦克25团实施）三个阶段。坦克25团做为坦克七师编程内唯一装备59式坦克的团，在演习中参加的是第三阶段，承担了两大任务：一是：坦克二营配属65军195师583团，夜间馒头山实施突击。二是：一营三营配属584团在宣平堡南山实施反空降。正式演习那天李德生司令员陪同叶剑英元帅乘直升机在空中观摩了演习全过程，演习部队在南山上修建了临时停机坪，那是刚从法国进口的“云雀Ⅱ”直升机。叶帅在指挥所接见了演习部队团以上干部。

8月13日经过一天雨中行军，我们于当晚9点多到达万全县的宣平堡村，团部派出打前站的同志已经在村里给我们联系好了住房，我们排住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走进教室，只见水泥地上用麦秸铺成了两排大通铺，我们八班睡在靠近北墙的通铺上。记得我刚钻进被窝，就听见头顶处“沙沙”的声音响个不停，我爬起身子用手电筒一照，妈呀！墙根上密密麻麻爬满了潮虫（我们家乡叫血板虫），这玩意虽然不咬人无毒无害，但如此之多的阵势，颇有大军压境之势，看了直起鸡皮疙瘩。由于经过一天的长途行军我们早已人困马乏，谁也顾不了那么多，我用被子把头一蒙又钻进了被窝。还没有睡着，排长从外面进来，命令大家赶快起床，连部通知我们排去火车站卸炮弹。一听有任务，大伙儿迅速穿上衣服，全排乘车又回到了孔家庄车站。先赶到的兄弟连队已经开始从火车上往下卸炮弹了，炮弹是用闷罐车运来的，我们七、八班负责一节车皮。我们把炮弹从火车上卸下来，转到汽车上。坦克炮弹装在长方形的木箱子里，每发有80多斤重，加上木箱将近100斤。这时天上依然下着雨，为了装卸方便，我们都没穿雨衣冒雨奋战，没搬几发就开始冒汗了，雨水夹杂着汗水全身都湿透了。因为铁路装卸有时间限制，大家丝毫不敢松懈，一直不停地搬卸，不知不觉中把一车厢炮弹卸完了，这时雨停了东方已经泛白，天亮了。来坝上演习的第一夜，就这样在不眠之中过去了。

四、演兵宣平堡

在坝上演习两个多月的日日夜夜里，我们排的通信保障任务非常频繁，有时一天派出好几拨儿人，多数时候一人背一部电台单独完成任务。在我完成任务过程中，有几次至今令人难忘。

一次是一营三营配属584团在宣平堡南山实施反空降演习，我一人携带一部电台保障了这次演习。演习地点是宣平堡的南山，这次演习除了坦克，还配属了炮兵和步兵等，主要演练多兵种协同作战能力。指挥部设在半山腰的石崖下，外面全部用绿色伪装网遮盖着，指挥部里架设了好几部电台，我带去的电台设在瞭望口一侧，主要负责与坦克部队的沟通联络。站在瞭望口望去，山下的平川沟壑一览无余，空旷的原野一片寂静。就在这时，指挥员下达命令，＂合成演练现在开始，工兵显示战斗分界线！＂话音刚落，两发红色信号弹划破天际， 一排排炸点腾空而起，由近向远延伸而去，炸起的烟雾有橘红色、黄色、黑色，清楚地显示出各个演习部队作战区间的分界部位。紧接着指挥员下达炮火准备命令，火炮开始怒吼，远处的山坡上冒起一股股烟柱，而后传来轰隆隆震耳欲聋的炮弹爆炸声，瞬间大地在颤抖。炮火准备完成后，指挥员下达坦克出击命令，瞬间山谷中响起了马达隆隆的轰鸣声，扮演红军的坦克25团，数十辆59坦克从隐蔽的沟壑中一跃而出，发动机排出的浓烟和履带卷起的沙尘遮天蔽日，从不同侧面攻向指定地区。到达射击位置后坦克开始射击，机枪喷射出条条火舌，一发发炮弹脱膛而出，准确命中蓝军火力点。195师584团的步兵紧随其后，在坦克掩护下快速跟进，迅速歼灭目标之敌。整个演习气势恢宏，这是我参加演习以来第一次如此身临其境，场面十分令人震撼，所以至今印象极为深刻。

另一次，是我保障坦克二营配属65军195师583团，夜间馒头山反突击演习。馒头山位于万全县东南方向，由于山的顶部好像圆乎乎的大馒头，所以被称为馒头山。那是一次危险之旅。当时坦克二营进行夜间实弹演习，有三个规定动作：一是履带行军到达预设阵地。二是行军途中关灯驾驶，不允许驾驶员和车长将身体和头部露出车外。三是到达预设阵地后快速完成对敌目标射击，然后迅速撤出阵地。为了保证规定动作的实施，团指挥部委派作训股张参谋跟随二营进行督导，我带一部电台随张参谋坐在吉普车上，保障张参谋与二营长车载电台的通信联系。

记得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天特别黑，真是伸手不见五指。行军过程基本顺利，只是途径一片树林时有两辆坦克迷路掉队了，二营长张久华当即通过电台向张参谋汇报，张参谋回答说注意保持车距，继续向目标行进，我和张参谋乘坐的吉普车跟随坦克一路驶去。大约走了一个来小时，二营长张久华乘坐的坦克指挥车第一个到达预设阵地，然后转过车身站好位置，把炮口对向射击目标，后面跟上来的坦克挨着营长的车一字排开，迅速站好位置调转炮口，做好射击准备。这时掉队的两辆坦克也跟了上来，张参谋下了吉普车，来到坦克队形侧面观察其余坦克站位情况，我背着电台跟着张参谋站在一辆坦克的后侧。只听电台耳机里传来＂预备——＂，当＂放！＂的口令还没有喊出的刹那间，张参谋猛的一把将我拉过来，这时全营火炮齐放，炮口喷出耀眼的火光。随着炮弹的发射，火炮的后坐力瞬间使坦克退后了足有半米多，张参谋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瞅着胳膊腿都没事，嘴里说了一声＂好悬啊＂，转身观察目标命中情况去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刚才危险的一幕，我是个新兵对坦克火炮射击是要后坐的一点也不知道，那59式坦克，那可是34吨重的铁疙瘩，甭说被它撞一下，就是蹭一下也受不了啊，多亏张参谋拉了我一把，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想起来感到非常后怕。联想到人生也是一样，关键时候有人拉一把，很可能拯救其一生，改变其一生的命运。我属于幸运者，关键时候总是有人拉一把。

五、有惊无险的班务会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部队有开班务会的传统，演习期间尽管我们排的通信保障任务非常繁忙，但是班里一直坚持这一传统。现在我要记述的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班召开班务会时发生的。那一幕虽然过去几十年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惊心动魄，尤其对战友奋不顾身所产生的敬佩之心，仍旧油然而生。

记得那天是星期日上午，因为参加坝上演习我们排住在宣平堡村一所学校的教室里，各班在一起召开班务会不方便，所以班长带领我们来到村边几颗树下开会。树荫之下凉风习习，全班人坐在一起，远离演习现场烟尘，边开会边呼吸着田野里飘来的清新空气，真是一种享受。

将近11点班务会结束，大家仍然围坐在一起，聊着其它一些话题。我们开班务会的地方有一颗歪脖子树，这树不是竖直着长的，它的树干在离地七八十公分之处，突然长歪了。树干横着长了出去，好像练体操的平衡木，生性好动的段建平站到那段横向生长的树干上，平申两臂表演起走钢丝绳。树下的我们正在为建平身体的平衡能力叫好的时候，危险的一幕发生了，只见他脚下一滑，整个人头向下从树上栽了下来，树干距离地面大约两米多。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大家都愣住了，陈久贤反应最快，立即冲上去想用双手接住，由于建平的身体比较重，再加上从树上落下来的惯性，一个人根本接不住，但是紧紧地抱住了建平的头，使头部没有直接落地。我的动作慢了一些，上去抱了一下双脚，又从手上滑下去了。由于陈久贤是第一个冲上去的，段建平从树上落下来的一瞬间，把陈久贤砸在身下，疼的九贤直呲牙。这时众人才反应过来，一拥而上又是搀扶段建平，又是按摩陈久贤，查看俩人都没有大碍，大家才松了一口气。陈久贤原地坐了一会儿，一瘸一拐地站了起来，段建平身上擦破点儿皮，缓了一会儿就没事了。这事儿多亏九贤的奋力扑救，并使自己的身体垫在了下面，不然那天我们班就出事了。

＂战友＂一词崇高而神圣，饱含着友情责任与担当，关键时候甚至牺牲自己的一切。陈久贤是和我一个班的战友，他在战友遭遇危险时刻表现出的机智和勇气，生动诠释了战友之情的含义，不仅使我敬佩，而且令人难忘。

高平接兵

赵文龙

近日，在战友微信群里忽然听到赵建设的声音，感到非常亲切。赵建设1971年从江苏省连云港入伍，是指挥连十五瓦一台的报务员，他不仅军事技能好，而且乒乓球打的相当不错，曾经多次代表连队参加全团举行的乒乓球比赛，并且屡屡得奖。40多年过去了，现在不由得回想起我俩共同的一段往事——接兵。

1974年11月，是我当兵入伍的第二年。我们坦克25团派出接兵代表，来到山西省晋东南地区高平县接兵，领队是步兵连连长何少群，指挥连派出我和赵建设执行接兵任务。高平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西南边缘，历史底蕴极其深厚。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仅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的故里，而且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发生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曾经转战太行山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高平成为闻名遐迩的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在抗战八年的艰苦岁月中，这里家家送儿当八路，村村都有军烈属。

来到高平县，我和赵建设被分配到距离县城最近的唐庄公社接兵。记得刚来唐庄公社的第一天，武装部长安排好我们的住宿，随后自我介绍说，我叫李红华，也当过兵，说起来我们还是战友呢。并且风趣地说，我们高平有三大怪：车比马大，碗比锅大，厕所比井大。经李部长这么一介绍，我在上厕所的时候特意观察了一下，这里的厕所茅坑真大，直径足有两三米宽，如同一口井，中间铺着两根石条，人就蹲在石条上如厕，头一次蹲在石条上真是有点腿颤，过了好几天才有所适应。

在唐庄执行接兵任务的日子里，我和赵建设吃住都在公社，工作上接触最多的就是李部长。为了掌握兵源情况，李部长带着我们深入到各村应征青年中进行走访。初冬时节的高平乡村，到处呈现农业学大寨修渠筑坝，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景象。由于李部长担任公社武装部长多年，对征兵工作的各项流程非常熟悉，从最初走访宣传，到报名登记；从集中目测到兵源体检，以及政审等无不了然于心。在他的组织下，全公社征兵工作进展顺利，这使我和赵建设感到非常轻松，我们与李部长相处的也非常融洽。但是，就在最后确定入伍人员名单上，我们与李部长发生了分歧，甚至“官司”打到公社党委定兵会议上。

按照当年的征兵计划，坦克25团在高平县征收80名新兵，其中唐庄公社16名。当时县里广大青年听说坦克部队来接兵，应征报名十分踊跃，仅唐庄公社报名青年就达200多人。经过目测、体检以及政审层层严格筛选，合格人数依然达到40多人。为了在公社党委定兵会议上拿出主导性意见，会议召开之前，李部长和我们一起商量入伍人员名单，然后拿到党委会上通过。

工作进行到这一步，掌握兵源质量情况非常重要。在我和赵建设走访过程中，发现应征青年郭永发的毛笔字写的挺好，在他家的墙壁上，悬挂着他书写的条幅，字体流畅秀美，全是诗词名句，我俩一致同意征收郭永发入伍。李部长和我们商量入伍名单过程中，前15人没什么异议。就是在一个人身上发生了争议，李部长坚持推荐公社通信员入伍，我和赵建设坚持要郭永发，经过反复商量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最后，李部长有些不满地说，你们坚持要的郭永发，体检时我发现他的臀部有伤疤，如果你们一定坚持现在的意见，咱们只好拿到公社党委会上研究决定了。

我俩太喜欢郭永发了，为了能征收郭永发入伍，我和赵建设返回县城，向接兵领队何少群做了汇报，何连长非常支持我们的意见。为慎重起见，何连长提出让郭永发来趟县城，再让随行军医做一次体检。经过军医检查，认为郭永发臀部的伤疤只是小时候的普通烫伤，并不影响健康状况。

1974年12月初，唐庄公社党委正式召开定兵会议，何连长带领军医和我俩一起参加了会议。会上，在研究郭永发能否应征入伍的时候，李部长与我和赵建设各执一词，事情依然聚焦在郭永发臀部的伤疤上。这时，公社党委书记提出建议，让部队军医进行检查，如果符合条件，尊重部队接兵代表的意见。随后，公社党委立刻通知郭永发马上来体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十分清楚， 25团接兵的军医夏德才（1966年河北香河入伍）。郭永发来到公社，夏军医把他领进会议室的里屋进行检查，不大一会儿功夫，夏军医走出屋子当场宣布检查结果：郭永发臀部的伤疤，系儿时热水烫伤，面积不足10厘米，不影响部队的作战和训练。公社党委书记让夏军医在检查结果上签了字，全体党委成员一致同意郭永发应征入伍。那个年代接兵部队的军医有绝对的权威，一言九鼎，夏医生的大笔一落，我和赵建设心中异常高兴，像打了胜仗一样。郭永发从此走进了军营，后来的情况证明我俩的眼光是锐利的，秉公坚持是对的，郭永发来到坦克25团成长进步，最后走上了副政委的领导岗位。如果我俩不坚持，不专程进城请示，那25团就缺失了一个好兵，郭永发的人生之路，也不知会是怎样？

古人云，“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我和赵建设在共同完成接兵任务过程中，我们既志同，也相谋。我们共同的“志”就是不辜负上级领导的重托，努力为部队接上更好的兵。实践证明，我和赵建设在此次接兵工作中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经我俩之手，从唐庄公社接走的16名兵，经过部队大熔炉的锤炼，都发展的不错，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郭永发、刘海洋、高安乐、李腊和、赵海根、田保林、田晓明、候德肉、米来库、张腊书、董天才、朱春阳、唐保建、李保同、闫金则、张年旦。他们之中有9人提了干，提干人数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这在我团甚至兄弟部队接兵史上是罕见的。据我了解郭永发是团政委转业的，田保林是连指导员，刘海洋后调炮团技术处付营职干事转业的，高安乐也调炮团正连职转业的，张腊书是在25团政治处干事付营职转业的，候德肉是调长治基地在部队退休的，田晓明是在装步团付营职转业的，米来库是在25团干部股付营职干事转业的，张年旦被我带到了指挥连，就在我们班当报话员，后来他在报务训练中成绩优异，成为连队的发报高手，被台长米汉林选中，到十五瓦一台当报务员，并提了干。后来他在团后勤处副处长位置上转业。

作者简介：赵文龙 1972年12月呼和浩特入伍。历任：八班战士、班长、司令部收发、坦克7连排长、后勤部战勤参谋、运输连指导员、守备六师坦克营一连指导员、守备22团后勤助理员。1986年转业到呼和浩特晚报社，2001年调入内蒙古日报社。

快乐的李家湾

段建平

1977年3月，坦克25团移防至山西省怀仁县，开始执行新营房修建任务。总部上级规定通信连为全训单位，不参加营建。通信连的总机、值班电台、司令部通讯员等通信保障人员随司令部迁至怀仁县，保障司令部的通信指挥，全连大部移防至李家湾执行训练和农业生产。李家湾行政归属大同市新荣区花园屯乡。它位于大同市北面，古店钢厂的东北方向，坐落在御河的东岸，与御河的西面和山底村一河之隔，当时是一个仅有一户人家的小村。它曾是坦克7师的一个农业生产基地，拥有500亩大田，过去是师直工兵营的一个排，在这里种植玉米。1976年底移交给了坦克25团，步兵连先期驻扎在这里，1977年步兵连执行营建任务，移防到怀仁，留下了装甲排。通信连自1977年3月15日移防到这里，到1980年3月坦克25团新营房落成后，通信连移防怀仁县新营房。在李家湾整整三年时间里与步兵连装甲排一起，边训练边从事农业生产的。圆满的完成了训练与农业生产任务，回忆起那段时间也是我军旅生涯中，最快乐的一段时间。为配合连史的编撰工作，我把记忆中的往事写出来，与大家同享。
一、淘井
李家湾有一口水井，供驻军和一户村民生活饮用，井口有一架辘辘，各班台和伙房都配有水缸，每天战士们都抢着打水担水。我虽然来自呼和浩特市，那时候呼市没有自来水，也要靠是担水生活，所以从小就学会了担水，只是我们在呼市用的是“洋井”，水是压出来的。摇辘辘打水这活不难，很快就学会了。李家湾这口井是露天的，没有井盖，刮风下雨后井水会变得很浑浊，听老百姓讲这井很多年没淘过了。为了吃水卫生，我们就决定淘井。说干就干，抽了个星期天的上午，我组织了几个战士进行淘井，我们先把井里的水，一桶一桶地打上来，直到井水快干了，我就和沈忆成俩人穿上雨裤轮流下井，清理井底的污物。井底的淤泥确实很多，大概有七八十公分厚，淤泥中还混杂着一些垃圾，下来一看就知道这口井确实应该清理了。我们用铁锹将淤泥和污物挖到桶里，上边的人把桶绞上去，我俩轮流下井一共干了一个小时左右，井里的淤泥清理的差不多了，地下水的上涌速度也加快了。我突然觉得不能向下挖的太多了，那样的话井壁就不牢固了，有坍塌的可能，就停了下来。大约三个小时之后井水恢复到正常位置，只是我们打上来的水还是混的，等到第二天井水就清亮多了，出水的速度也快了不少。
二、大抓副业生产，伙食大大改善
在浑源时住在县城里，连队只有一亩半菜地，每天4角5分钱的伙食费，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人吃的差劲，猪也喂得不行。吃饭不积极，训练没力气，伙食问题一直困扰着连队的干部战士。据连队的老司务长李善瑞（时任团后勤军需股长）讲，老独2团时部队驻扎在张家口，指挥连的伙食搞得非常好，是直属连队中最好的，甚至都超过了坦克灶。1969年开始搬家，先到大同，再到浑源，连队越搬越穷，伙食越搬越差，月月吃光，着急了还可能吃出赤字。来到李家湾，各方面条件都好了，仅菜地就有七八亩，连队抓住这个机会要在伙食上打翻身仗，全连干部战士积极参加，利用业余时间大搞副业生产。
连红根种菜、马华民养鸡、耿振学放羊、朱正德养猪。连队的副业生产搞得热火朝天，菜地的品种十分齐全，到了旺季每个班每天分得一脸盆西红柿。菜地的底边上、畦梗都种满了向日葵，一入冬每个班还能分上一脸盆炒葵花籽。最难忘的是到了8月底马华民不辞辛苦养的鸡开始下蛋了，炊事班每天中午一个炒鸡蛋，每个桌上不限量管够。到年底喂养的猪也长肥了，连续杀了好几头。那时候天天有肉，顿顿有蛋。
李家湾的农田边上长满30公分粗的大杨树，25团搞营建需要木材，就砍伐了一些，连队在筏树的过程中，利用边角木材，自力更生制作了餐桌餐凳。连队从此结束了延续了十几年的蹲着吃饭的历史，干部战士从此坐上了自制的餐桌。
连队的伙食打了翻身仗，战士一个吃的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干劲十足，起早贪黑搞生产，大田的玉米也喜获丰收，连队当年就受到了团里的通令嘉奖。
三、看电视
一年下来，连队的副业生产就自给有余了。我们和王排长赶上马车，拉着连队消耗不了的副业产品，到古店钢铁厂附近去卖，我们的菜特别便宜，不论什么品种都是一毛钱一斤，特别受群众欢迎，老百姓一看见我们去买菜，总是一抢而空。我们的为了丰富干部战士的文化生活，我们用销售副业产品攒下的钱，从北京购置了一台21吋黑白电视机。那个时候电视机刚进入百姓家庭，还是高档奢侈品。由于李家湾距离大同很远，电视信号很弱，杨技师和高顺祥制作了五振子四单元电视天线，二排把电视天线高高的架了起来，大概有20多米高。那时李家湾供电不能保证，我们就用50瓦电台车上装备的汽油发电机供电，由潘国民专门负责供电。一到晚上我们带着小马扎围坐在电视机前，虽然电视信号很弱，电视屏幕上经常是“雪花飘飘”，但我们每天都看的津津有味，不亦乐乎。通信连在25团是率先进入电视时代了的连队。
四、武装护秋
大田里的玉米进入成熟期以后，周边的一些老百姓就开始光顾我们的大田了，主要是附近的农民和古店钢铁厂的家属。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改革开放还没开始，老百姓的日子还很穷。他们看见我们的庄稼长得很好，就打起了偷窃的注意。最初来的大都是妇女儿童，她们表面上是在地里打草，经常干点“搂草打兔子”的活。为了防范他们，我们每天都要派专人到地里巡查，由于庄稼长高了，很难发现钻进去的老百姓，所以总是防不胜防。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束我们，遇到了我们也只能是驱离，查获了赃物，只能予以没收，最多也就是镰刀、绳子、口袋之类的东西。我们的战士很多都是农民子弟，对他们难免有同情之心，顶多就是训斥一下，咋呼咋呼而已。可是等到玉米熟透了马上要收割了，可就了不得了，这些人变成了成年人，他们成群结队，甚至还拉着车，并和我们打起了游击，特别是夜里，就更加难对付了。我们下夜护秋的战士，背上两瓦电台，埋伏在地里，发现他们的大队人马，就赶紧用电台通知连里，最厉害的时候还拿上了冲锋枪，当然不是打他们，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他们罢了。偷秋的农民还好对付，最难缠的就是钢铁厂的家属，因当时钢铁厂的工人工资不高，家属大部分没有工作生活比较困难。她们有一套对付我们的办法，记得当时出过这样一件事情，生产股的郑股长在大田里检查工作，发现有个女家属在地里转悠，就过去查看，这个女的发现解放军来了，就使出了她的高招，脱了裤子蹲下假装着方便。郑股长可不吃那一套，走过去照着屁股踢了一脚。那个女的一看这招不灵了，就丢下偷窃的玉米提起裤子就跑了。到了秋天庄稼收回来以后，场面上也得派上岗哨，夜里经常有路过的马车，如果没人看管的话，那就真有可能给你装走半车。
五、厨房打狗
1977年夏天的一天，连队要在第二天要改善生活，头天买了猪肉，准备第二天包饺子。晚饭后几个战士出公差，在伙房剁肉馅，肉馅剁完了，几个人离开伙房去看电视去了。炊事班长想起回来锁门，回到火房一看，坏事了，驻地老百姓家的狗不知怎么钻进了伙房，正在在偷吃饺子馅，一桶肉馅被吃掉了四分之一。赶紧喊大家来帮忙，有人拿来背包绳把狗脖子套住了，大家气愤极了，开始打狗，都说打死算了。有人说杀狗有个好办法，套住脖子吊起来，一瓢凉水灌下去，立马断气。大家把狗吊在伙房的梁上，有人舀起一瓢凉水灌了下去。那条偷吃的狗，蹬了两下腿就咽气了！狗是死了，但怎么处理呢，都知道狗肉好吃，可是谁也不敢扒皮炖肉呀。大家也不想让连里知道，就找了个口袋，把狗装进去，拉倒大路上，正好来了一辆拉煤的马车，几个人就把狗给了车倌。
这张照片是在李家湾照的，我赶着连里的马车，车里坐的是六班长段建立。

作者简介：段建平 1972年12月呼和浩特市入伍。历任：八班战士、副班长、班长、司务长、无线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干部股副营职干事。1986年转业到呼和浩特市农牧水利局。

穿越火烧岭

要还旺

1975年入冬，坦克25团进行机械化野营拉练。我当时在指挥连三排7班（两瓦电台），有幸参加了那次拉练，并在笔记本里做了简单记录，现在我把对这次拉练的回忆，整理了一下，写了出来，做为《连队往事》的稿件，以表示我对连史的一点贡献。

那次拉练历时一个多月，1975年10月25曰从浑源出发，途经广灵县，阳高县、大同县。12月10日返回驻地。那是一次机械化野营拉练，坦克25团的三个坦克营，每个营派出一个坦克连的教练车，编为一个坦克营。每天换一个营上车行軍拉练，三天到达目的地。参加拉练的直属连有修理连（部分）、运输连（部分）、卫生队、指挥连（全连）。10月24日那天全连进行了动員。侦察排担任行军途中的道路侦察和调整哨任务，15瓦电台跟随司令部行动，我们排每个班派出一部电台，保证团机关指挥行军。

拉练途中，部队要通过一个叫火烧岭的地方。火烧岭是位于山西省阳高县和河北省阳原县交界处的一段山脉。火烧岭地势险要，道路崎岖，从岭下到岭上有三十六道拐弯，每个拐弯都是一百五六十度的急转弯。那天一早，部队离开驻地。坦克在先汽车在后，一路上马达隆隆，烟尘滚滚快速前进。快到火烧岭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夹雪，由于道路是砂石路面，在履带和车轮的碾压下开始变的泥泞起来。队伍行进至火烧岭山下，大地已经被白雪覆盖。远远望去火烧岭已是银装素裹，盘山公路犹如一条長龙蜿蜒曲折盘踞着整个山脉。前面的坦克部队开足马力沿路缓缓而上，马达的隆隆声响彻山谷，发动机喷出的阵阵黑烟伴随着一辆辆铁甲战车，时隐时现地行进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上。

坦克开过之后，雨雪小了许多，但履带把路面都压坏了，使后面的轮胎车辆陷入了困境。本来就崎岖的山路现在又是泥浆翻滚，轮胎在泥水里任性的空转打滑，几乎是寸步难行。每个拐弯之处都得人工垫土，有的地方还得一辆一辆地推车，最终轮胎车辆也全部开上了火烧岭。

我们站在山顶，火烧岭像一副美丽壮观的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远处是白雪皑皑的群山，近处的岭上一丛丛挂满橘红色果实的沙棘点缀在白雪之间，我们沉醉在这美景之中。火烧岭山上的野生的沙棘，长得非常茂盛，当地老百姓叫“酸溜溜”，也叫“酸刺”。沙棘的枝条上挂满一串串或橘红，或深黄色的果实，果实上覆盖着洁白的积雪和晶莹剔透的冰凌。看着这漫山遍野的美味，怎不叫人垂涎三尺！品尝着冰冻的“酸溜溜”，让我们忘记了寒冷和疲劳。我曾经见过许多地方的沙棘，但从来没见过如此硕大甜美“酸溜溜”。

上山之后是短暂的休息，午饭是带来的干粮。下山时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团指挥部命令乘车人员下车抄小路徒步前进。我们下了乘坐的汽车，背着电台开始徒步前进。出发时间不长，天气又变了。突然刮起的五六级西北风，卷着片片雪花扑面打来。在大风卷着飞舞的雪花之中，我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慢慢的往下走，也顾不上有路没路了，一旦摔倒了就顺势出溜了下去，摔倒了的爬起来继续前进。突然我们回想起红軍过雪山的景象，不知谁晿起了毛主席诗词：“红軍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战土们特别活跃和兴奋，回头一望整个半山坡都昰我们的战士和我们的歌，就这样我们胜利的穿越了险峻的火烧岭，也在我的军旅生涯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作者简介：要还旺 1972年12月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入伍，指挥连三排7班战士。1976年3月退伍回乡务农。

摩托训练队三件事

王金增

1972年12月，我从呼市入伍，在东辛庄新兵连训练了一个月，然后被分配到指挥连二排六班，当上了一名摩托通讯员。下连后没多久，就被连队领导派到师部参加侦察科举办的第二期摩托集训队学习，带队的是三班长冯守明（1969年河北大名入伍），同去的还有三班长的另外两名73年兵，北京石景山（首钢）入伍的李绍华和呼市入伍的成永祥。当时师部侦察营和工兵营驻扎在大同市古店东边的花园屯，我们在集训队培训了4个月，8月份一毕业我们就直接开往宣化县宣明堡，随连队参加了坝上演习。集训期间，有几件事让我终身难忘。

一、和蔼可亲的大个子营长

7月的一天，班长冯守明带着27团指挥连的殷国安、田忠祥去夜训，李绍华馋着想吃西红柿了，说是工兵营菜地的西红柿长的不错，趁班长不在，鼓动我和成永祥去工兵营的菜地摘（偷）西红柿。我俩乘着天黑，溜进了工兵营菜地，当我俩正准备满载而归时，被起夜方便的大个子营长（姓名不详）給逮了个正着。营长説：＂站住！你们是哪个连的？＂我怯生生的説是摩训队的。只见大个子营长用他那特有的带兵方式朝我们俩的屁股上轻轻的各兜了一脚，然后说了声：“快滚吧，两个小馋猫。记住！回去多用水洗几遍，因为刚打了药没几天。”好温馨呦！真没想到大个子营长就这样处理了我俩，我倆屁踮儿屁踮儿地跑回了宿舍，打来清水把西红柿洗了好几遍。一会儿冯班长夜训回来了，和我们一起分享了偷来的西红柿。那一年工兵营的西红柿长的特别好，但是我们再也没有去光临，使我一直忘不了的不是那里的西红柿，而是那位和蔼可亲的大个子营长。

二、飞身下车化险为夷

训练队进行山路驾驶训练科目时，我和成永祥编在一台车，教练车就是冯班长带去的我们连三班那台甲8―99325（AM72）跨斗摩托，那可是一台老掉牙的的破车，当行进在古店钢厂后面的那段山路时，正好轮我驾车，由于坡陡车破我怎么加油也上不去，冯班长坐在兜子里也帮我加油，那台破车本身就动力不足，油门加到底也不行，发动机喘着粗气冒着黑烟，玩命加油只能加剧车辆的损坏，只听哽的一声左缸的连杆儿断了。摩托车趴在坡上不动了，没办法只能回吧。幸好还在坡上，我们把车头调了过来，由班长驾着顺下坡往回遛，当车遛到下一个上坡时惯性不够了，怎么办？班长説金增下去推一把。我当时感觉车速已经慢下来了，可是一下车就觉得不对劲，车速还是太快了，惯性带着我根本站不住，踉踉跄跄一溜跟头，但心里还算明白，我想这样翻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呀！一咬牙扭过身子干脆往下滚吧，就这样叽里骨碌一连打了十几个滚儿才停了下来。班长也吓坏了，铁青着脸扶起爬在地上的我，问：妈呀！你还好吧！我説好是好，就是新穿的确良裤子被摔破了。班长看我没有摔坏，身上只是有点擦伤，说了一句：行了，和命比起来裤子算个啥呀！后来在1976年李喜根坐摩托车执行任务，下车捡帽子时不幸摔伤身亡，我还觉得奇怪呢，心想1973年我那么快的速度跳车无恙，他却15公里的车速命断土桥铺。看来部队还需要进行摩托跳车专门训练呀，由我来编写教材并且亲自进行教练再合适不过了。

三、为什么考试达到了优秀标准，却给了一个良好

在训练队学了四个月，迎来了我们期待已久的毕业考试。考试的前一天，队长何绍群（1965年武清入伍，时任25团步兵连副连长）带领着所有教练，按照考试大纲划场地，我没事就跟着看，琢磨着考试时应对方法。场地划好后包括队长在内的所有教练，都驾驶摩托车试着走了几遍，却没一个能够达到要求的，不知天高地厚的侦察科的善参谋也要试试身手，结果在画外8字的时候差点翘斗子翻了车。考试开始后，是按班的顺序进行的，冯守明是四班长所以我们班排最后。前面参加考试的学员成绩都是及格，主要是蛇形路和定点停车扣了他们的分，连个良好都没有。我是我们班的一考，当我在蛇行路考试科目安全通过时，何队长还夸我说，还是王金增有心眼，场地划线时他就在这里琢磨，结果人家就是比别人强。最后一关是定点停车，我驾驶的车，随着一声急刹车声音，前轮稳稳地停在了停车线上，这是一个硬碰硬的优秀成绩。可是何队长和指导员以及善参谋，同时説了声只能給你一个良，优秀是我们教练的。他们也太小心眼了，估计是因为他们试车时，都没过关被我看见了的缘故吧。

一位老班长的胸怀

王金增

近日，我看了沈忆成编撰的连史非常激动，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指挥连，并不由得回想起一位老班长，在处理事情过程中表现出的仁爱胸怀。

那是1975年初春，我们连一班班长贺巩民，带领全班在浑源县体育场进行轻武器射击预习训练。由于时值初春乍暖还寒，训练中贺巩民的胳膊被冻得有些麻木，左腕上佩戴的手表不知什么时候掉在了训练场，但他毫无察觉，回到连队后才发现。当时他隐约感到掉落的手表被哪个战友拿上了，因为整个上午训练场再没有其他人，所以他没有声张这件事。

贺巩民原籍天津市，1952年出生，1968年17岁的他，作为天津知青下乡来到内蒙古巴盟五原县，1970回城被安置在呼和浩特市焦化厂当工人，1972年底从呼市入伍，下连时被分配到指挥连侦察排。由于他在连队同年兵里岁数最大，所以我们73年兵都称呼他为老贺。老贺在侦察排军事技术过硬，1975年就当上了一班班长；他的游泳技术在坦克7师也是挂上号的，曾于1974、1975、1976连续三年，担任坦克7师游泳训练队教练员。

在我们当兵的那个年代，手表还是件奢侈品，部队排职干部才能勉强买的起，好多人戴的都是委托江苏籍战友从老家代买回来30元一块的钟山牌手表。老贺戴的这块表，是他当工人时积攒了几个月的工资，才买的天津产东风牌手表，当时售价一百元，那时排职干部每月工资52元，不吃不喝两个月才能买一块。老贺身为战士，一入伍就带着东风牌手表，在指挥连战士里是件很“扎眼”的事，但由于人家是工人入伍，所以也没人干涉。

老贺的手表丢了不到一个月，他们班一位姓张的战士（在这里隐去他的真实姓名，只告诉大家他是74年兵），拿出来一块手表在班里炫耀，说是他们家里给寄来的，还特意拿给班长看。贺巩民接过一看是东风牌手表，和自己丢的表牌子一样，于是引起了他的注意。再仔细一看，感觉这块手表特别眼熟，除了表带和表蒙子是新的以外，其它都和自己丢失的那块手表一模一样 ，尤其是手表后盖上的划痕位置，也和自己的手表一样，那毕竟是自己的心爱之物，印象之深是肯定的，所以他断定这是自己丢失的那块手表。怎么办呢？老贺毕竟是侦察兵，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他拿着张某某的照片，来到浑源县唯一的一家修表铺进行核实，修表师傅一眼就认出照片上的人，就是他前些天拿着一块东风手表，来这里更换了表带和表蒙子。事情弄清楚后，贺巩民以他特有的风格要回了自己的手表，并且把换表带和表蒙子的钱给了张某某。张某某当即表示，知道这块表是班长的，出于喜欢想据为己有，并当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贺巩民处理完这件事，为了保护这名战士的声誉和前途，再没有声张，更没有向连里汇报。那时的指挥连对战士这类行为非常敏感，处理起来也比较严重。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即使是在马路上捡到东西，也要主动上交连队，更不用说在训练场上私拿战友的东西了，估计当时若汇报到连里，最低也是让其提前复员。贺巩民采取仁爱胸怀处理这件事，使张某某非常感激，在以后的日子里，与老贺和睦相处，直至正常复员回家。我想这件事对这个战士的教育和帮助，比那些空洞的政治说教要强上百倍。

这件事咱们连很少有人知道，由于我与老贺关系好，才得知了此事，老贺反复嘱咐我要保密，所以当时连里只有我俩知道此事。复员回来好多年后，我在连队几个战友聚会时谈起此事，老贺还再三说，千万不要说出那个战士的名字，传回家乡对人家影响不好。现在老贺已经去世了，我撰写此文，主要是用来怀念老战友贺巩民，赞扬他的宽宏仁义之心。并无贬低张某某之意，所以还是隐去了他的真实姓名。

　作者简介：王金增1972年12月呼和浩特入伍，历任：二排六班（摩托班）战士、班长，1977年2月退伍。

那年游泳集训队

张瑜

　　1975年7月，坦克七师按照惯例在河北省沙城县官厅水库组织一年一度的游泳集训队，各坦克团指挥连和师直属侦查营都要派人游泳集训。侦察排的贺巩民曾于1974、1975、1976连续三年参加了集训队，并在1975和1976连年任训练队教练员。我在6月底参加完师体操训练队集训后，作为体操集训队骨干合并到游泳集训队，参加了那一年的集训。

游泳集训队对参训学员要求非常高，入队时不会游泳的学员，通过一个月的训练，最后要达到武装泅渡（着军装，背步枪和四颗手榴弹，全重将近13斤）游两千米的标准。1976年游泳训练队训练结束时，有两个队员游了一万三千多米，破了记录，他俩在在水里一边游一边吃东西补充能量，持续游了7个多小时。

　　我们连侦察排三班的杜福义参加了那年的集训。这一年游泳集训队发生的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杜福义也是73年兵，来自内蒙古土左旗。在前期训练中表现很好，他是“纯种旱鸭子”，一辈子没下过水。但在前期训练中表现不错，经过一周的基础训练后，在浅水区已经能游好几百米了。一周后游泳队转入下一阶段训练，开始进行深水区训练。教练在深水区每隔五十米插一根竹竿，每根杆上绑一个救生圈。初到深水区的学员都存在恐惧心理，动作紧张极易疲劳。游到50米处可以借助救生圈休息一下，缓解一下压力。按道理已经能在浅水区游几百米的杜福义，不会有问题。但他还是有些紧张，每到一个救生圈，就要赶紧游过去，趴在救生圈上休息一会，当他游到第二个救生圈时，想借助救生圈再歇一会儿。此时恰好侦察营的一个学员也游到那个救生圈那里。两个人同时趴在一个救生圈上，但是一个救生圈只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这时两人同时下沉，俩人慌作一团抱在了一起，高度紧张的他俩都呛了水，更加拼命挣扎。这时就在近处橡皮舟上的贺巩民，见状迅速一个鱼跃跳入水中，快速游到两人面前。他俩就像见到救命稻草，双双死死抱住了老贺。贺巩民带着两个人奋力向回游，这时另一个教练员也跳入水中参与营救，拖着他们游出了深水区。虽然有惊无险，但此后杜福义对水产生了极度恐惧，再也不敢到深水区游泳了，见水就发呆，无论教练员如何劝导也没用，队长甚至威胁要给他处分。贺巩民是游泳队的教练员，与杜福义是同年入伍的呼市老乡，又是25团指挥连一排的战友，他在杜福义遇险后的第一时间救助了杜福义，也反复给杜福义做工作，并保证会到深水区一直跟着他，但也无济于事，他也只在浅水区里游，就是不去深水区。这只来自内蒙古土左旗的“旱鸭子”，最终也没有完成集训任务。多少年以后我们战友聚会，只要和杜福义一提及此事，他还是心有余悸。但还是很感谢贺巩民的“救命之恩”。

1976年的游泳集训队，贺巩民和我被师侦察科点名为当年游泳集训队的教练员，贺巩民任总教练，我任助教。坦克25团通信连派出了赵楼梦、李喜根、王喜胜3名75年入伍的高平籍战士，参加游泳集训。同是一个连的战友，我和贺巩民，对他们三人非常关照，惟恐再出现一个“杜福义”。李喜根和王喜胜都圆满的完成了任务，最后达到了优秀成绩。遗憾的是赵楼梦因太阳暴晒，后背起了一个大水泡，卫生员处理的不得当，导致伤口感染，不能下水了，最后也未能毕业。

哪年的游泳队是7月27日结业的，第二天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回到连队后没几天李喜根就因公牺牲了，我和李喜根同在指挥连，不在一个排，平时没有什么交往，但在游泳队对他的印象不错，他训练刻苦，不爱言语，是个好兵。

1976年7月16日69军在官厅水库，组织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10周年活动。我们坦克七师游泳队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当时我和体操班的孙班长（71年兵）划着橡皮舟到会场，被警戒军人拦住，进不了主会场，只好远远的看着。在组织集体泅渡官厅水库时，我看着也挺有意思，就一个人游了个来回。被大会主席台上看到，用高音喇叭喊我。在水里听不到，他们正准备要派船去接我，看到我已经开始往回游，就作罢了。活动结束后，我被作训科长臭骂了一顿，还说要把我赶出集训队。其实大家都觉得我給七师争了光。

作者简介：张瑜，1972年12月从呼和浩特红旗区入伍。历任：一台报务员、八班战士、炊事班副班长。1977年2月份退伍。1975年在坦克7师体操集训队，成绩优异，参加了全师巡回表演，被战友们誉为“单杠王子”。

送别战友李喜根

沈忆成

李喜根牺牲已经40多年了，战友们在一起时经常会提到他，因为他是我们指挥连和平年代唯一一位阴功牺牲的战友。关于他受伤、牺牲、及后事的处理，有一些误传。我曾和他同在一起生活过，并参与了他后事料理的部分工作。在编撰连史的过程中，也和他的老乡赵楼梦谈及过一些关于他的事，我现在整理了一下写了出来，一是祭奠亡者的在天之灵，二是处于对历史的尊重纠正一些误传。

据赵楼梦回忆：1976年6月底连队派李喜根、赵楼梦、王喜胜，去坦克7师游泳集训队，进行武装泅渡集训。7月28日集训队结业三人在返回途中路经大同，赶上了唐山大地震，29日返回连队。回连之后的的一个星期天，赵楼梦和李喜根俩人在炊事班帮厨。李喜根和赵楼梦讲：“明天排里派我到李家湾执行电话线架线任务（当时步兵连刚从河头移驻李家湾）。我这两天感冒了身体有些不适，有些不想去！”。赵楼梦劝他跟班长请假，让班里派别人去吧。李喜根说：“不好意思。我去吧！”。第二天（1976年8月8日）上午9点左右，李喜根带上架线器材和工具，就随班长陈连儒乘坐摩托车出发了，班长陈连儒坐在摩托车斗里，李喜根坐在后座上，摩托车由六班的闫二顺驾驶。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摩托车驶出浑源县城一路向北，行至距县城3公里处的土桥铺附近时，李喜根的军帽被风刮掉了，他马上示意停车，闫二顺向右靠边减速，准备停车。李喜根在摩托车尚未完全停稳的情况下下车，失去了平衡，头部（后脑）重重摔在地上，他翻过身来试图爬起来但未成功。陈连儒和闫二顺跑到他跟前时他已经昏迷了，他俩把李喜根扶到车上，摩托车掉头就返回了连里。

那天轮上我在伙房小值日，吃过早饭清理完伙房卫生，就和炊事班副班长张瑜开始磨豆腐，我俩磨完豆子，滤掉渣，熬好浆，点上卤，压上石头，就等豆腐出锅了，我俩端起热腾腾的豆浆边喝边休息。这时就听到摩托车开到连队门口，看见陈连儒和闫二顺背着李喜根，直接进了卫生队门诊室（那时指挥连和卫生队在一个院里住）。我和张瑜跟进去，看见李喜根面无血色完全昏迷着。卫生队的军医开始对他进行救治，张瑜和七班的李占军还在军医的指导下给李喜根做了人工呼吸。我们几个在场的人开始时也觉得就是一般的脑震荡，但看到医生的诊治过程，氧气也用上了，就感觉李喜根伤势严重了。

将近中午时卫生队请来了县医院的脑外专科大夫，团里的领导也来了。大夫要给李喜根输血，当时指挥连在家的人都验了血，我也验了，但血型不对没有抽。连里血型符合的人没几个，抽出来的血很快就不够了，团里紧急调派离卫生队得最近的坦克三营，从张庄跑步来卫生队献血。

　　此时李喜根已经生命垂危了，县医院大夫也无能为力，必须马上开颅手术，而卫生队和县医院都没有这个能力。但县医院的人说：“雁北地区医院的一个脑外专家刚刚离开县医院，乘长途汽车返回大同了。”团领导马上派了一台小车去追，大夫很快就被追回来了。

　　当时到任仅两天的通信连指导员刘志敏一直在抢救现场，他问我：“你今天是电台值班吗？”，我说：“不是，今天是我伙房小值日。”，他说：“那你现在就在这里盯着，有需要连里办的事，你就先上！”。大概刚过中午，手术就在卫生队手术室开始了，大夫们都没来得及吃中午饭。手术开始后我就在手术室外候着，当时认为李喜根有救了，可是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手术失败了。据说手术是在头的前部先打了一个洞，没找到血肿块，又在脑后打了一个洞，血肿找到了，人已经不行了，各种措施都用尽了也无济于事，李喜根不治身亡。大夫们出了手术室就去吃饭了，我进了手术室，看见李喜根的遗体上搭着白布。我们通信连的几个人帮着卫生队的人清理打扫手术室。

　　按照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规定，亡故的军人应着冬装火化。连队马上派摩托车去团后勤部领来一套新冬装，衣服到了之后，指导员刘志敏让我去给李喜根穿衣服，我拿到衣服时看见领章和帽徽已经缀订好了。我从来也没经历过这种事，但也没有多想，就抱着衣服进了手术室。手术室已经清理过了，李喜根孤零零的躺在那里，身上盖着白单。卫生队的那个给我开门的战士（是谁记不清了）和我一起给李喜根穿衣服。我俩都没干过这种事，李喜根的尸体已经有些僵硬了，我俩研究了一下，把李喜根的遗体扶得坐了起来，把上衣的袖子从胳膊的后面套了进去，裤子也穿得比较顺利。虽然领来的皮帽子是特号的，但由于李喜根的头上缠满绷带，帽子根本戴不进去，我俩商量了一下用剪子把皮帽子后面剪开了，勉强把帽子戴上了，但由于李喜根尸体已经僵硬了，领来的大头鞋可就穿不进去了，只能请示领导了。我俩正要离开，来了一个军医让把李喜根的遗体的裤子脱下来，把一团棉花塞进了肛门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军医告诉我，是怕死者腹腔中的脏物流出来。鞋的问题后来经领导批示，后来去后勤领了了一双高靿胶鞋。

　　天黑以后连里派了几个人用担架，把李喜根送到了浑源县医院的停尸房，我跟着去了但没有抬担架。那时浑源县医院也没有正规的太平间，只是在医院的东边有一间破烂不堪的小土房，用于临时停放因病逝去的亡者，停尸房很小只放了李喜根一人。第二天团里派车从浑源县冷库拉来冰块，我去卸的冰块。指挥连为李喜根烈士派了双岗，我是第二天夜里后半夜的那班，与电台二台的邢占芬一班岗。我记得虽然是夏天，天气还是有些冷，我俩都穿着大衣。停尸房周围都是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风刮起来玉米叶子哗哗作响，我因为这几天一直在为李喜根的事忙着，所以并无恐惧之感。

李喜根的亲属是在他牺牲的第三天到的，我记得有李喜根的母亲、弟弟和县武装部的人。家属提出按家乡习俗，死者身上不能有皮毛之类衣物，必须穿着布底鞋，我们根据亲属要求给李喜根换了一顶单军帽，连里派人在浑源县街上的商店里给他买了一双布底的了“老头鞋”。帽子和鞋还是由我去换的，换下来的帽子和鞋，还有一个黄色的军用脸盆，我就放在7班屋里了。那时全连都因防地震住到帐篷里去了，7班宿舍空着。后来有人指责我为什么要放在屋里呢，我当时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封建迷信的想法，总觉得李喜根是我们的战友，又是因公牺牲了，他用过的物品怎么处理由连里决定吧。我和指导员刘志敏说了这事，指导员说：你做的没错，革命军人哪能讲封建迷信呢。后来他在连里点名时专门讲了：不要乱讲神鬼之事。那两件从李喜根遗体换下来的东西，在7班屋里放了一些日子就不见了，可能是连里统一处理了。

李喜根的遗体是在大同市殡仪馆火化的，团里在大礼堂为李喜根布置了灵堂，开了追悼会那天，我持枪为李喜根护灵，站了最后一班岗。李喜根的骨灰是由副指导员冯守明护送回高平老家的。李喜根家里人把他安葬在老家东周村(高平市马村镇东周村)。

李喜根牺牲后，通信连党支部追任他为中共党员。坦克25团在李喜根牺牲三天后，向其家属颁发了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证明书中认定李喜根家属享受烈士家属待遇。当时总政规定因公牺牲的军人，报请烈士应有军以上政治机关批准。最近我咨询了25团当时的政治处主任董连权，他讲：“李喜根没报请《烈士证书》，《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由团一级政治机关批准颁发，但两者之间在家属待遇上是完全一样的。”现在李喜根的老母亲还健在，现在已经80多岁了，她一直享受着烈士抚恤金待遇。

李喜根1975年从山西省高平县东周公社入伍，入伍一年半就以身殉职了，年龄刚过20周岁。通信连与他同在一个公社的战友，有连红根和巩秋屯。为了在连史中准确反映李喜根的实际情况，赵楼梦和连红根于2018年10月28日特意去了山西省高平县民政局查阅了李喜根烈士的档案资料，并复印了档案中由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给我发来了复印件的照片。连红根此前专门拜访了李喜根的老母亲，老人家身体还很硬朗。他俩拍来了李喜根老母亲的照片，以及当地人民政府颁发的《光荣烈属》的牌匾的照片，最为珍贵的是找到了李喜根入伍后拍的唯一一张军装照，为我们的连史提供了李喜根的影像资料。看见这张照片，我就回忆起了李喜根的相貌，我此时在想，如果他那天因感冒请了假，就可以避过一劫，不管以后的人生如何， 现在也应该是儿孙满堂了吧！我写此文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这些李喜根的战友永远记着他。告诉九泉之下的李喜根，这些战友没有忘记他。

当年关于李喜根受伤的原因也有一些“杂音“”，我也一直被那些“杂音”所困惑。在编写连史的过程中，几位战友提供了一些李喜根当时的情况，把我的疑惑解开了。当年对于李喜根的受伤细节，许多人都很困惑，想不明白的是摩托车既然已经刹了车，即使没有完全停下来，车速也应该很慢了（有人说车速只有5公里/小时），李喜根这时是下车即使摔了，也不会摔的这么重呀，通常人在摔到的瞬间是要本能的保护脑袋的。当时私下里就有一种说法，说是李喜根平时动作就不伶悧，属于小脑不发达那种人，所以在下车的瞬间没有控制身体的平衡，后脑着地摔成重伤的。我当时也认为这种解释合情合理，40多年来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在撰写连史的过程中，张瑜提到他1976年在坦克7师游泳队任助教，李喜根和同去的指挥连的赵楼梦、王喜胜，都是他亲手教练的学员，他回忆李喜根学游泳不算很聪明，也算是学得快的，短短一个月时间，从一个从未下过水的旱鸭子，到最后结业时，全副武装游完了2公里全程，获得优秀成绩。武装泅渡是：着正式军装游蛙泳，携带一支7斤半的模拟步枪重3.75千克和四颗教练手榴弹，每颗600克重，全重将近13斤。我是会游泳的，很明白学习游泳，对人的要求很高，特别是蛙泳，上肢与下肢的配合，加上换气动作是很难掌握的。我不禁要问：一个小脑不发达的人，能这么快学会吗？而且武装泅渡2公里呀。张瑜讲：每年游泳队都有一些人因学不会而交白卷，说李喜根动作不协调，小脑不发达是站不住脚的。现在根据赵楼梦的回忆，当天李喜根患着感冒。我觉得这倒有可能是他下车是动作失去平衡的重要原因。四十多年过去了，没有必要在深究李喜根受伤的原因了，但我是坚定了现在的看法。

我与电台通信车的那段情缘

沈忆成

我入伍被分配在坦克25团指挥连15瓦电台一台。当时连里有四台短波通信车，三台15瓦通信车和一台50瓦通信车。每个15瓦电台编制一台15瓦通信车，15瓦通信车是由北京212吉普车改装的，通信车上装有电台架子和车载供电电源，电台架子按装在正副驾驶座之间，大八一收发信机就安装在架子上，车载供电电源由一块坦克电瓶驱动一台逆变器，利用原车的发动机给电瓶充电，车载天线就是59坦克的四米鞭状天线。通信车用于解决了坦克部队在机动过程中对上的通讯联络问题，一个电台编制四个人，包括：台长、报务主任和两名报务员。我们一台的任务是随团基指行动，二台是随团前指行动，三台是随团后指行动。平时这三台北京212吉普车通信车并不在连里，归团小车班管理，基本上是供团首长乘坐之用，电台也不装在车上。只有在执行任务时通信车才派到连里，装上大八一电台随团司令部行动。

另外指挥连还有一台苏制的50瓦通信车（嘎斯51），和六部71型电台，接下来给大家讲的就是有关它们的故事：1950年12月7日坦克25团的前身，坦克独立第2团在徐州茅坪车站成立，团直属的指挥连同时组建。1951年11月在哈尔滨为了抗美援朝，作为我军首批改装的苏制装备的10个坦克团之一，一次接收了一个苏军T–34坦克团的全部装备，包括T－34/85中型坦克30辆，IS-2式（斯大林2号）重型坦克6辆，轮胎式装甲输送车5辆，122自行火炮4辆。以及保障分队的全部装备。那时指挥连编制有侦察排、有线排、无线排、装甲车排。这台50瓦短波电台通信车和71型短波电台就是那时指挥连的主要装备。当时的苏制坦克、自行火炮、和装甲车装备的是短波电台型号是HF-9-RS和10LT。坦克团对上对下的无线通信都是短波通信。 我1973年入伍时苏制50瓦通信车编制在一台，由于它是制式通信车，不能挪做它用，所以一直是由指挥连管理，那时的50瓦通信车的驾驶员是岳进贤（1971年北京平谷入伍），他平时不在台里，生活和工作在二排六班（摩托班），只是在执行任务时才回到台里，所以台里的老兵给老岳起了个外号，管他叫“岳大使”，意思是电台派驻六班的大使。岳进贤退伍后，由马建忠（1974年河北唐县入伍）从运输连调入，接替他开50瓦通信车。我第一次上这台50瓦通信车是刚下连不久，那时我们还没去师里学报务，记得是个星期五（武器保养日），报务主任剧连贵，打开通信车门，我随台里的老兵上去打扫卫生，保养电台。那时这台50瓦通信车是封闭的，平时基本不用。驾驶室和电台室是分开的，电台室里干干净净，设备状况良好，随车物品放置有序。那时50瓦发信机好像还在，只是不能用了。但7512收信机还完好，加上电后还能收到电台信号，随车的150瓦汽油发电机也完好无损，车箱里的工作台、电风扇、车窗的窗帘都是好的。车箱内右后角有一个冬天取暖的小铁炉子，炉子是烧煤的。

这台苏制嘎斯51通信车从1950年装备指挥连，到我们入伍它的车龄已经20多年了，驾驶楼显得有些破旧，但车辆的技术状况机械状况还很不错，跑起来很有劲，一点也不输给大解放。最露脸的是1974年冬季野营拉练，25团从山阴县返回浑源途中，在一个村子过夜。那天夜里突遇寒流下起了大雪，气温降至零下20多度。我那天夜里在50瓦通信车里值下半夜的班，车里的小炉子火烧得很旺，车里非常暖和，炉子上始终烧着一壶开水。虽然车外的天气异常寒冷，但我在车里一点也没感觉到。 那时候没有车辆防冻液，汽车水箱里加的是普通的水，到了冬季汽车入夜前都得将水箱中的水放净，第二天出车前要忠新加水。严寒下发动冷车也是一门技术。天亮了岳进贤过来发动车，我一开车门才发现雪下得很大，天气非常寒冷。老岳不紧不慢地开始发动车辆，他先往发动机上浇了一点热水，然后用摇把摇了一会，由于车里烧着炉子，所以车体是热的，又有一壶滚烫的开水。老岳做完准备工作，坐进驾驶楼一脚马达下去，车就发动起来了，然后他将热水全部加进了水箱，前前后后也就用了不到15分钟。车辆正常后，老岳上车一边烤火一边跟我聊天，他说昨晚放水时就跟电台值班的交代好了，让天亮后给他准备一壶热水。老岳告诉我：人家坦克上有加温锅，坦克驾驶员们早早起来，点燃加温锅，通过加温锅给坦克供热，严寒之下坦克都能发动起来。可咱这汽车就比较麻烦了，好在咱们通信车上有炉子，一夜下来起到了车体保温作用，再加上这壶热水，所以没费劲就把车发动起来了。我俩正聊着，小车班的人跑来向我要热水，好在老岳用了那一壶之后我又烧了一壶，他提着壶走了，可是一会儿又跑回来，说还是不行，电瓶都打光了，叫我们去帮着拖车发动。老岳就开着通信车过去帮他们拖车发动，我在车里一边值着班，一边帮他们烧水。一会我们就帮着小车班拖着了几辆汽车，拖着的车辆再去拖别人，这些轮胎车辆最后就这样才全部发动着了。部队按时出发了，我们的老岳和嘎斯51也算立了一功。

从1975年以后50瓦通信车，就成了我们的电台值班室，平时执勤的大八一电台和139收信机搬到了车上，从此结束了我们在一间屋里，同时值班和休息（补觉）的历史，过去在一个屋里，一旦有电报了想睡个好觉是不可能的。

指挥连的两瓦班早期时装备的是71短波电台（两瓦），因为那时的苏制坦克、自行火炮和装甲车装备的是短波电台，型号是HF-9-RS和10LT，团指挥机关是通过71电台对坦克实施指挥的。看过电影《英雄儿女》的都知道，英雄王成就是用71短波电台，向指挥部高喊着：“向我开炮”。71电台是报话两用，有老兵讲，在朝鲜战场上曾经用71电台和双极天线和北京通过报，可能是那时空间的电磁环境不复杂吧。我们在报训队快毕业时用71电台搞电台实习，使用鞭状天线信号好时，通个七八公里不成问题。

1966年坦克25团换装了国产59中型坦克，59坦克装备的是苏制A220超短波调频电台，发射功率16瓦，由于是超短波调频，A220之间的通信距离最远也不过16公里。听老坦克兵讲原来苏制坦克装备的短波电台能够通46公里呢。指挥连两瓦班也在25团换装59坦克的同时换装了A233B超短波调频（两瓦）电台。这种电台使用的是碱性充电电池，所以通信连修理室负责对A233B电池进行充电。淘汰下来的71电台交给了我们15瓦电台，由于它是报/话两用与当时15瓦使用的81电台可以互通，我入伍时每个“15瓦”台还配有1部71电台。我入伍后还使用它搞电台实习，那是1974年夏天，台长剧连贵带我和张瑜携带一部71电台，到坦克一营的驻地唐庄，搞电台实习。到了1975年这批71电台经我手，移交给雁北军分区的民兵了。

1976年全军掀起装备技术革新的浪潮，在连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用废旧的双极天线（多股裸铜线）制作了一个两米长直径50公分的笼锥形天线，横（斜）向安装在15瓦通信车车顶上，取得了不错的通信效果，提高了一定的通信距离。1977年10月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通信处，组织所属坦克师、团无线通信分队，在北京南口地区进行专业进行比武。允许携带自己革新的天线参加比武，我们一台代表25团参加了比武，当时就携带这台安装笼锥形天线的通信车参加了比武。

1979年通信连一台换装了150瓦(116)短波电台通信车，50瓦通信车就随之淘汰了。当时的一台台长是韩玉振，这台150瓦通信车也是他亲自接来的。新装备的150瓦通信车，是河南省鹤壁市无线电四厂生产的，它是在北京212吉普车底盘上改装的面包车，车上装有150瓦(116)短波发信机和236收信机，车辆运动中仍然使用4米鞭状天线，还配备了有一部小发电机（小油机），可以在行进间发电给电台供电。这台150瓦(116)短波电台通信车的装备，大大提高了坦克25团的通信联络能力。

那时的短波通信车一直存在着三大缺陷，一是：汽车发动机点火系统对短波通信产生的干扰，正好全覆盖短波通信频率。二是：电台设备供电系统比较落后，通信设备的供电采用的是另置的发电机，它的工作效率很低也不方便。发电机使用汽油做动力，使用和维护都比较麻烦。另外野外工作时发动机的噪音很大，容易暴露电台工作位置。三是：通信车装备的都是鞭状通信天线，这种天线的发射效率很低，它电磁场是垂直极化的，发射的电波中天波的成分很少，基本是靠地波通信的。电波沿地球表面传播，随着通信距离的增加，衰减的非常厉害，所以通信距离有限。不管发信机发射功率多大，双方使用鞭状天线时，其通信极限距离不会超过15公里。我们平时短波通信主要是使用的是水平架设的双极天线，每部电台都装备便携式双极天线，由于它的电磁场是水平极化，发射的是天波，靠电离层反射，通信距离很远，15瓦短波电台使用双极天线就可以通几上百甚至上千公里。但是它不能安装在通信车上，行军过程中如遇联络不畅，我们就只能把车辆停下来，快速架起双极天线，一般两个人架设完毕，需要2-3分钟左右，有时遇到紧急情况就干脆不架天线杆，由人把天线拉起来，快速沟通后，完成电报收发后，收起天线继续前进。很显然短波通信车的这三大缺陷，严重制约着我军机动中的通信联络。当时全军各部队都在开展技术革新来解决这三大难题，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通信处的通信技术革新小组在这方面走到了全军的前面，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革新成功了通信车发动机防干扰设备、150电台直流供电（晶体管高压键控逆变器）、车载可调谐菊花天线。我和乔克强1978年从25团通信连调入该小组工作（我是2月份调入，乔克强是4月份调入），我们调入时，革新小组几代人在孙发（时任通信处副处长，1979年任处长）领导下，已经在技术上攻克了这三大难关，革新成果得到了总参通信部和北京军区的表彰，并在全军试行推广。我和老乔的主要工作是，将三项革新成果，结构上坚固化、产品化、配件化，通信车改装工作流程化。我俩带领3名战士，安装上述三项成果的改装时间，从原来的每台车十几天，缩短至2-3天，1978至1980两年多的时间内，我俩带领3名战士为全军各部队改装了近20台150瓦通信车。

1979年5月总参通信部在北京阳坊（坦克24团驻地），进行全军150瓦通信车改革性能测试选型会，准备测试评选出最好的革新成果，然后定型装备全军。全军各部队对短波通信车的革新成果聚集北京。总参通信部组织了专业测试设备和人员对与会的革新成果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为了得到革新天线在空中的准确测试数据，还从空军调来了一架从法国进口的“云雀Ⅱ”直升飞机。我和乔克强做为北装通信革新小组主要成员参加了会议。时任坦克25团通信连一台台长的韩玉振，携带坦克25团新装备150瓦通信车参加了会议，承担会议的技术保障工作。坦克7师无线连干部报务员刘建国（原坦克25团通信连报务员）也参加了会议的技术保障工作。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等接见了与会代表（5月31日）。我和乔克强、韩玉振、刘建国都参加了接见，并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会议结束后，由于坦克25团在会议保障工作中表现出色，作为奖励北装通信处决定给坦克25团的150瓦通信车改装了菊花天线，这是北装通信处给北装部队坦克师、团通信分队改装的第一台车。我和老乔亲自改装了这台车。

　　在这次总参测试会上，北京军区装甲兵的《菊花天线》、沈阳军区通信修理所的《双回路天线》、济南军区的《双8字通天线》，技压群雄脱颖而出，但没有分出高低。1981年11月这三个单位的革新天线，经过两年的完善改进重聚大连，参加总参通信部组织的第二次测试。这次测试我没有去，乔克强去了但没有参加，因为在前往途中，发生了翻车事故，乔克强被压在车下，腰椎受伤。翻车之后汽油流了一地，幸亏我们在改装通信车时对车载的两块坦克电瓶固定的非常牢固，与它连接的供电电路的防短路措施也非常可靠，没有发生着火事故，不然的话老乔和同车的另外三人可能就成为烈士了。老乔受伤最重，被路过的地方老百姓救起后，送到沈阳军区204医院，在那里治伤疗养3个月，出院时评的二等乙级残废。但回到北京军区总院复查时，改评为三等乙级残废。同是解放军医院，同样的评残标准，北京军区总院真不够意思。老乔入伍前是呼和浩特机床厂二级钳工，有着非常过硬的钳工技术，而且心灵手巧，我俩同在25团通信连5年对他非常了解。我到北装后，发现革新小组的成员都不具备必要的机加工技术，在改装通信车的工作中干出来的活都很粗糙，就缺老乔这样的人才，经我推荐老乔被调到北京军区装甲兵通信革新小组。在北装通信革新小组我俩密切配合，耐心培养其他战士，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高效的、工作流程，使得通信车的改装工作面貌一新，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我记得来北装改装150瓦通信车的友邻部队有二十来个，印象最深的有北京军区空军通信修理所、天津警备区通信修理所、24军通信修理所等，他们派人带车和我们一起改装车辆，都对我们的改装水平大加赞赏。老乔遭遇车祸，我心里非常难过，因为他到北装来，完全是因为我我的大力举荐，他在25团通信连已经服役满5年，来北装提不了干，也不想转志愿兵。在这里又干了3年，并且也准备复员了。大连测试本来是我的事，我因为有不同意见没有去。所以他是顶我去的，他因此受伤落残，也是我一生的愧疚。

大连测试结果，选中了沈阳军区通信修理所的《双回路天线》在全军装备。北京军区装甲兵的《双荷叶天线（原菊花天线）》落选了，但获得了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菊花天线》落选的原因，我个人的看法是，它的性能略优于《双回路天线》，但与《双回路字天线》相比，《菊花天线》结构复杂、易损坏、体积大、不适合野战环境，所以总参通信部最终放弃了它。从那以后全军的短波通信车都安装了制式的《双回路天线》，我们的《菊花天线》从此消失了。

我从军16年，一直从事无线电通信技术工作，前10年从事短波通信（报务），后来从事坦克通信业（教员）。工作中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成绩，但应该说是比较称职。对我们部队的通信装备和通信工作一直情有独钟，几十年过去了对我们曾经使用过的装备还念念不忘，对它们的战术技术性能，还能如数家珍，现在回忆起那时事好像还是历历在目。

　　这就是那台由我和乔克强亲手改装的那台坦克25团的150瓦通信车。车前合影的是当年坦克25团通信连的报务员何智与崔和平，拍照时间是1980年。

一次难忘的远程电台实习

沈忆成

远程电台实习也称远程单台派遣，是通信连电台成建制训练的基本科目，科目内容是：建制台携带全套装备，远离部队单独执行训练任务，锻炼培养电台干部战士，在远离部队的情况下独立随行通信保障任务的能力。我在连队时坦克7师通信科几乎年年都要组织全师范围的远程电台实习，组织方式是师直无线连（150瓦监制台）和25团、27团、28团各出一个15瓦建制台，组成远程实习网，各台不携带车辆单独派遣到远离本部队几百公里的地方，架设天线、展开装备、接通电源，按指定的远程通信联络文件，进行全天候的通报训练。这样的全师范围的训练我在当报务员的四年之中，有幸参加了两次。做为一个普通战士报务员，每次随台参加这种训练，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最难忘的是1977年的那次远程电台实习，多少年过去了，那一个多月里发生的事至今历历在目。

那年5月，当时坦克25团在怀仁建营房，通信连正在李家湾执行农业生产任务。我记得我们亲手种下的玉米已经有半人多高了，并且已经锄过两遍了，大田里的庄稼长势喜人。通信连接到命令，派一个建制台参加坦克7师通信科组织的远程电台实习，任务落到了我们一台头上。由剧连贵台长带队，我和台里另外两个战士张年旦、刘建国共四人一同执行此次任务。那时我已经入伍5年多了，各种演习、拉练、实习任务参加多次了，老兵一个轻车熟路，对此次任务并无过多想法。只是张年旦和刘建国需要说上两句，张年旦1975年山西高平入伍，下连后分到了两瓦班，当上了一名报话员，1976年连里组织两瓦班学习报务技术，一台报务主任米汉林任教员，这个老米可不一般，1969年河北大名入伍，1973年提干。虽然提干晚了一点，但他的报务技术堪称一流，特别是发报技术在北京军区装甲兵各部队报务员圈里可谓是大名鼎鼎，他有一个电键型号是“PK-3”，据说是奖品，那只电键是老米的宝贝，我们只能看不能摸。老米发的报非常正规，我们把它形容为快机（一种专门用于发报的机器），1977年11月他获过北京军区装甲兵通信比武发报第一名，还担任过北装报务骨干集训队的发报教员，再后来当了25团通信连的连长，这是后话。有句老话叫名师出高徒，一点也不假，张年旦在老米的教练下，很快掌握了报务技术，而且报发的非常好，堪称老米第二！77年初连里把他从8班调到一台，成为了一名正式的报务员。刘建国1976年河北遵化入伍，在坦克7师报训队学习8个月，毕业回连后分配到了一台。张年旦和刘建国都是台里的新报务员，参加战备值班才半年时间，连里安排他俩参加这次远程实习肯定有培养锻炼的意图。

坦克7师通信科安排25团远程实习的地点，是位于山西省长治市的北京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出发前张年旦发现左腿根部长了一个肿块，领导反复问他，碍事吗？能否随行？他太想参加这次行动了，坚定答复没事，领导也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就同意他随行了。我们准备好装备器材，从大同乘火车出发了，装备和背包是随车托运的。从此之后的一个月里我们这次远程实习，发生了几件意外，使我终身难忘。

大同没有直达长治的火车，我们需要在太原倒车，晚上19点到太原，开往长治的火车，是第二天上午9点开，这样我们就要在太原住一夜。台长在开往太原的车上认识了一位老乡，该人非常热情，推荐我们到一处离车站很近的地方过夜，这个地方不是正式旅馆但有床铺。台长选择这里可能是为了便宜的原因吧，台长自己睡一个屋，我们三人睡一个屋。可是我却在这里经历了“悲惨”的一夜。睡下不久，我就被不知什么虫子咬醒了，被咬之处是一个大红包，奇痒难忍。我想这个时间不会有蚊子呀，就继续睡了，可是不久又被咬醒了。我无奈开灯查找，发现墙上有一个黄豆大的黑点，我上去一拍，鲜血四溅，还有一股臭味，妈呀!这就是臭虫吧！过去只听说过这东西，知道它是四害之一，这次是见到了真家伙。张年旦和刘建国也被我弄醒了，但他俩没有被咬。无奈我只能再睡吧，可是那些臭虫老是攻击我，全身被咬满了大包，实在睡不了了，就开灯打臭虫。臭虫这东西怕光，灯一关就出来活动，灯一开就立即停在原地，我就和它们打起了游击战，消灭了不少，有鼓肚的也有瘪肚的。满墙都是臭虫的尸体和我的鲜血，作战之中我发现墙上贴的旧报纸下面是它们的栖息地，我揭开其中的一张报纸，眼前的一幕太可怕了，大约有十几只臭虫趴在那里了，我用鞋底抽下去，墙上马上花成一片。我想其它报纸下不知还有多少臭虫呢？总不能把满墙的报纸都揭了吧，索性不睡了，但开着灯又怕影响他俩睡觉，就一个人在屋外呆了一夜。他俩可倒好，不知是臭虫不咬他们，还是咬了没反应？美美的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上火车我就病倒了，上吐下泻，在车上煎熬5个多小时，一路折腾到长治。基地通信科的何参谋带车来接我们，一进基地大院就首先把我送到卫生科。军医诊断后说是急性肠胃炎，问我吃了什么不良食物，我回答说：没吃什么，是臭虫咬的！军医也吓了一跳说：这个年代了还会有臭虫？没吃不洁食物，就是在外面呆的时间长了，凉着了！她要收我住院，我说不行呀，我是来执行任务的。她说那就先输液，再看看吧！我拿了药去输液，护士给我扎上针，问我怎么了？我就把在太原挨臭虫咬的事讲了。她们觉得这事太离奇了，好几个护士跑来看我，都说不可能！我就把身上被臭虫咬的地方给她们看，还把大战臭虫的故事讲给她们听,一个小护士说：她听得直起鸡皮疙瘩。还好我没有住院，输了三天液就康复了。

电台的开通与天线的架设工作我全参加了，两天之后正式开通联络。基地通信科的何参谋1970年浙江桐庐入伍，坦克33团报务员出身。他亲自为我们安排工作场所与食宿，电台值班室与住处是分开的，而且离营区较远，这样既不影响别人，也能保证我们休息。吃饭就在机关司政食堂，还准备了两个暖壶，打开水就在食堂边上，总之一切都安排得很好。电台实习的方案是，一天分4个班次，每个班次4个小时，上午8-12点，下午14-18点，前半夜20-24点，后半夜2-6点。每个班次由师直台主叫，全网勾通后发一份通播报。然后指定两个属台改频，另外组成专向联络，留一个属台和主台组成一个专向，两个专向互通实习报。两个小时后各属台回到主网，重新交换联络对象后，再互通实习报。结束时再回到主网，结束本班的实习。四个小时一班，工作紧紧张张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因为师通信科在实习结束后还要评比各台的通报数量和质量，所以我们要在事先削好铅笔，一开机就抓紧时间沟通，克服干扰，应对各种情况，快速收发电报。结束联络后要填写统计报表，还要互相校报。这样的实习确实对报务人员特别是新报务员，是一次难得的超常锻炼。

由于基地通信科的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非常顺利。我和台长对两个新报务员只各跟了一两个班次，他们就基本能独立工作了。几天之后，台长找我说：家中有事想回去看看，让我盯着，走几天就回来。我想一切正常，不会有问题的，就应承了，也觉得三个人对付的了。台长家在石家庄，坐火车一白天也就到了，他很放心的走了。我当时也不知道他回家的事，连里是否知道，但是我也向张年旦和刘建国交代了，不管连里知不知道，回去之后我们谁也不能说。

谁知道台长前脚刚走，麻烦的事就来了。张年旦大腿的肿块加重了，疼的厉害！我带他到基地卫生科检查，医生说必须住院手术切除。台长回家了，我们就剩三个人了，张年旦住了院，电台实习怎么办呀！我们请求能不能不手术，或者手术后不住院，医生的答复非常坚决，必须住院手术，不然的话可能导致败血症。我们三人商量了一下，张年旦的手术必须做，我和刘建国咬牙坚持吧，台长可能走不了几天就回来了。就这样张年旦住进了卫生科做了手术，我和刘建国就把四个人的工作顶了下来。那时我的病刚好，这样连轴转确实有点吃不消了。

屋漏偏逢连阴雨，我们带来的发信机电源又坏了。我去找何参谋求援，他从库房里找了一台借给我们，好在只耽误了半个班，没影响全师的实习。吃饭的时候何参谋看见只有我们俩人，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台长回家，张年旦住院的事讲了。他说这样不行，他让我到他办公室给连里打个电话，让连里派人来。我心想一打电话，连里不就知道台长私自回家的事了吗！就跟何参谋讲：台长回家的事可能连里不知道。何参谋说：从基地电台给我调一个报务员过来，替我们盯几天。我也婉言谢绝了，说台长可能快回来了！就这样我和刘建国，连轴转着了十几天，台长才回来。张年旦也康复出院了，他俩就最后实习了几天。远程实习结束后，师通信科开了总结会，我是全网个人通报量第一，刘建国第二，受到了师通信科的表彰。我心想能不第一嘛!一个人干了俩人的活呀！

这次远程实习对我们的锻炼太大了，回到连里半年之后我就提了干。张年旦在1979年6月提干，刘建国1979年底调到师直无线连，在那里提了干。我们三人都一直严守着那个“秘密”至今，现在时过境迁了什么都无所谓了，写出这段故事供大家欣赏，实际上最难忘的还是太原那一夜的臭虫大战，从那之后我去过两次太原，一住进旅馆我就格外紧张，太原的臭虫给我留下的心里创伤太深刻了。

另外1983年3月，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撤销，我调到北京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通信科任通信科教员，科长正是当年的何参谋。

连史编撰过程中的一次争论

沈忆成

我在编撰连史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就是在1976年6月指挥连改为通信连时，二排(有线）编制有没有三班的事，成为了悬念，最后经过我不懈的努力，这个问题得到了落实，现在我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供大家欣赏。

坦克独2团1950年组建时，按苏军坦克团编制，编有一个指挥连。1958年坦克独2团改装为全装重型坦克团时，将指挥连一分为二，编为指挥连和通信连。据老连长韩海顺（1959年12月山西繁峙入伍）书面回忆，他入伍时通信连编制：有线排（一排）下设 三、四、五、六班，四个班的编制。无线排（二排），下设：五、六、七、八、九班。

1962年坦克独2团指挥连与通信连合并称指挥连。编制三个15瓦电台，侦察排（一排），下设：一、二、三班。有线排（二排）下设：四、五、六班，三个班的编制。无线排（三排）：下设，七、八班，九班（三个15瓦电台）。

1976年6月坦克25团成立特务连（撤销工兵连），指挥连一排（侦察排）归建特务连，指挥连改称通信连。三排（无线排）改称一排，七班改称一班，八班改称二班。二排（有线排）不变，下设：三、四、五、六班，恢复了三班编制。

但在我的记忆里，一直认为通信连从此没有了三班。编撰连史的过程中写到1976年那段时，我也就这个问题在群里咨询了几个当时连队的老领导、有线排的老战友，得到的答复都是通信连有线排没有三班。但只有崔和平（1977年太原入伍，1981年任文书）一人，说有线排有三班，但面对那么多认为“没有”的老领导和老战友，他也不敢十分肯定。总归这个问题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疑问。毕竟一个连队在编制上有没有一个班，这是连史不可能回避的事啊！

2018年3月5日我与黄岐斌（1981年山西入伍）微信视频聊天（之前我俩并不认识，因为写连史才建立的私信），他说：他1981年入伍下连到二排三班，班长是湖北兵姓易。我一查，二排有个1977年湖北兵，叫易福仁。我跟他讲许多人都认为有线排没有三班呀，但黄岐斌很肯定。为了最后核实此事我就又在群里向大家询问和讨论了此事，群里发言很热闹，但持“有”的还是极少数。当晚上10点多了韩玉振（1969年河北大名入伍，曾任通信连连长）在群里告诉我，此事可以找潘国民（1976年河北赵县入伍，曾任有线排排长、通信连连长）了解，并给我发来了潘国民的电话号码。第二天一早，马华民（1976年河北赵县入伍，曾任无线排排长、副指导员）给我发来微（私）信，非常肯定的说通信连有线排确有三班，而且还指明了当时的三班长，是1974年河北大名入伍的王凤书。我一看就知道这事有眉目了，马上给潘国民打电话（他没有智能手机加不了微信），问了一些关于连史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问他有线排有无三班的事。韩玉振说的对：他可是老二排长呀！这事必须问他呀。潘国民一开始也很不确认，但他认为这事事关重大，必须落实，答应我晚上与马华民通电话，落实此事。到了中午时分崔和平翻出他的笔记本，从他的笔记本中查证出了确有三班，并将笔记本相关记载拍成照片发在群里。到这时这个问题也就基本定案了。顺便告诉大家，崔和平的这个笔记本并不是他当文书时的笔记本，而是他刚入伍时的私人日记，其中记录了许多连队的大事。他那时只是一个无线排一班的战士呀。我看了以后，感觉他太伟大了！。

故事没完，请往下看。晚上潘国民来电话了，他和马华民通过电话了，毫无疑问通信连有线排编制三班的事是肯定的！但又爆出了猛料：1983年3月坦克七师成立炮团和装甲步兵团，25团通信连奉命抽调部分兵力组建装甲步兵团通信连。当时从通信连抽调了二排三班一个班的整建制和部分一排战士，调归坦克7师装甲步兵团通信连。25团通信连有线排三班从此撤销。至于以后是否重新组建了有线排三班，也再无人提供信息了。 1991年底25团缩编为两个坦克营，坦克三营撤销。通信连在编制上又有一次调整。1998年通信连随坦克5团撤销时，有线排编为一排下辖一、二、三、四班。无线排编为二排，下辖五、六班。但具体的改编情况，我咨询许多后来的干部战士，至今没有准确的信息，也就给连史留下了一笔遗憾。

怀念老指导员刘志敏

沈忆成

我在坦克25团指挥连（通信连）工作生活了5年多，经历了三位政治指导员，他们分别是：

王志田，1963年河北承德入伍，1969年9月由团卫生队副指导员，提任指挥连指导员，1974年3月转业回承德。

赵树春，1970年河北遵化入伍，1974年3月由修理连副指导员，提任指挥连指导员，1976年6月提任坦克一营副教导员。

刘志敏，1968年山西榆次入伍,1976年6月由团通信股收发提任通信连指导员，1979年6月转业到山西省统战部。

凭心而论这三任指导员中，我与刘志敏相处得最好，也对他的评价最高论。2019年1月6日刘志敏因病不幸世，悲痛之际写下此文，以表达我对他的敬重和怀念之情！

我1972年12月入伍，来到指挥连，他当时是团司令部通信股收发。那时我作为一个新兵，一个普通战士，他不是连队干部，没有工作上的交集。因为团收发室紧挨着团部大门，离门岗岗台只有三四米远。我们站岗时，他进出收发室和团部大门总要和我们打声招呼。我们电台的宿舍就在收发室北面，中间隔着连队武器库和修理室，闲暇之时他也会和我们聊上几句，我对他最初的印象就是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知识面广健谈。慢慢的相互就熟悉了，记得我经常去他的小屋里和他聊天听他拉手风琴。他的小屋内有不少藏书，我大着胆子向他借书，他也从不拒绝，后来还向我推荐了几部世界名著，时间已久书名不记得了，只是记得那些书，在那个时代是不能公开看的。

1976年6月他来通信连任指导员，我们俩就走的近了。他也经常安排我做一些连队的工作。他刚一上任，就遇到了二排战士李喜根因公负伤牺牲。在李喜根抢救及后世处理的几件事，他直接安排我去干的。我当时就觉得连里有那么多干部，而且我与李喜根既不是同乡，也不在一个班排，怎么就安排我去干呢？可见他对我的“重用”。

刘志敏来通信连任指导员，正值刚刚粉碎四人帮，军队的政治工作还未摆脱文革时期的那些极左的东西。他看到一些战士文化水平低，就在连队开展文化补习活动，补习的内容基本是小学五六年级的语文和数学。我入伍前是高中毕业，就充任了连队的小教员。这件事当时在部队没人敢干，上级机关既不反对也不提倡，但他在通信连率先搞了起来。我觉得此举确属全军首创吧！这件事也说明他有很高的政治敏感和责任心。

刘志敏多才多艺，拉的一手好手风琴，曾任25团宣传队队长，来通信连任指导员，抓连队的文化生活当然是一把好手，他还作词作曲了创作了《通信连连歌》，当时全连干部战士都很喜欢唱，但是后来失传了。

1976年10月25团组织连队文艺调演，他安排我参加通信连演唱组。我没有什么文艺细胞，很有顾虑！他对我说："张宝和是新兵，要在演唱组唱主角，你去是给他“压台子”"。演唱组里我积极配合张宝和，演出很成功！

1977年6月刘志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介绍我入党，年底我在连队提干。入党和提干时都是刘志敏代表组织跟我谈的话，谈话没讲什么大道理和官话，没有谆谆教诲，都是语重心长的“私房话”，就像是哥俩聊天。

1982年12月我当时在北装通信站工作，我出差去山西太古，返回北京时路过太原，想去拜访他。当时也没有他的联系电话，就直接奔了264医院，去找他爱人李军。李军是264医院传染科军医，我在科里打问李军时，传染科的人告诉我，李军不在，但他们的孩子病了，就住在在传染科病房，刘志敏就在病房陪护。我直接找到病房，推门一看病房里座着几个人，没有刘志敏，就问同屋的人：“刘志敏在吗？”，房间里的人没有搭理我，我就又问：“这里是否住着李军医的孩子？”，这时一个蒙头睡觉的人，在被子里头都没露头就大喊一声：“沈忆成我在这呢！”，我过去撩开被子一看，果然是刘志敏。此时我与他分别已有5年之久，他居然还能从声音上，听出我来！我想还是我俩有缘吧！

1983年8月我当时在长治坦克乘员训练基地通信科工作，家属带着出生三个月的孩子从长治回呼市，在太原转车，要在太原待一天。我由于工作忙走不开，不能去送，就求助于刘志敏。是刘志敏把她们接到家里，休息了一天，晚上又送上火车。

我退休之后一直想去太原拜访他，未能如愿！在编撰连史的过程中又萌发了和他联系的想法，得知他生病了，想等他康复了再说吧！没曾想，他这么快就走了！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作者简介：沈忆成 1972年12月呼和浩特入伍。历任：战士、干部报务员、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通信连400瓦单边带台长（副连职）、北京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通信科教员（副营职）、呼和浩特军分区政治部干事。1988年转业到内蒙古电子计算中心。

挖窖遇宝

王忠义

1969年3月珍宝岛之战后，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解放军进入了全面战备状态，坦克25团奉命从张家口移防至大同，1970年5月迁至大同以南的浑源县。连队离开了张家口正式的营房，原先的农副业生产家底全部丢弃了，特别是到浑源县之后，伙食水平降了一大截，到了冬季副食就是萝卜土豆。1976年入冬前，团领导决定从河北保定地区的徐水县购入冬储大白菜，解决部队冬季吃菜问题，并要求各连队在此之前构建贮存大白菜的菜窖。

1976年10月份中旬，天气开始变冷了，为了在上冻前，保证冬储大白菜及时入窖，司务长葛振虎多次与紧挨着连队驻地的浑源县粮食局领导联系，想借用他们院内的空地为连队挖菜窖。那个年代军民关系非常好，地方政府和单位对部队的难处，总是大力给以支持和解决。我们连住处东面紧挨着浑源县粮食局，穿过连队伙房烧火间有一个小门，就到了粮食局院里。粮食局的领导和员工与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亲如一家。连队的一些训练科目就在粮食局的院里进行，连队的篮球场也设在粮食局院内，连队干部的家属临时来队探亲，也经常住在粮食局的房子里，同样我们也经常和粮食局进行拥政爱民活动。

k我们的要求很快得到粮食局支持，在不影响粮食局人员和车辆的出入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将粮食局大院靠南墙空地让给指挥连挖建菜窖。

那块地南北走向，我们的菜窖要占地大约5米宽10米长左右。需要向下挖两米左右，然后蓬上顶子，再覆盖上80公分左右的土层，最后在窖里搭上放菜的架子。挖菜窖的工程完全由连队干部战士利用训练之外的业余时间进行的。我当时在连部当通讯员，做完连部的日常工作，就去和大家一起挖菜窖。在挖土方时就遇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当下挖到大约挖在一米左右的时候，我们几个人的铁镐和铁锹几乎同时碰到一个东西，挖出来一看是个铜锅，再往下挖又碰到一个铜壶。把铜锅和铜壶上的泥土去掉后发现它们都完好无损。这时大家都觉得肯定还有别的东西，于是开挖工作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果然，不一会又挖出一个磁瓦罐，罐子里装有不少古铜钱，铜钱上可以清楚的看到“乾隆通宝”的字样，大家把散落土里的铜钱收集起来，仔细数了一下大概有三四百枚。离磁瓦罐一米处又挖出了不少步枪子弹，后经人识别那是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步枪子弹，子弹是散落在土里的，已经锈迹班班了，这些子弹装了整整半麻袋。大家将挖出来的东西清理好，如数交到连队。后来，连队将铜壶交团里了，铜锅留在连队炊事班用了。子弹由葛振虎司务长保管，他也不辞辛苦将子弹头拧下来，将火药倒出来销毁，将子弹头、铜弹壳和古铜钱卖到废品回收站。连队用这部分钱买了4个中号水缸，用于当年冬天淹咸菜，还买了一辆小拉车，用于连队拉菜，夏天打猪草。那个铜锅炊事班一直在用，我任司务长时（1979.3-1980.6）这个铜锅还在，后来的去向就不知道了，也许连队的后人们，有人能说出它的去向。

当菜窖挖好后，盖菜窖顶的材料又成了难题，葛振虎司务长又通过粮食局联系到了林业局，林业局同样是大力帮忙 ，从他们的苗圃中将死树无偿送给了我们，我们用树干和树枝搭建了菜窖的顶子。就这样七筹八筹的将菜窖盖好，当年冬天就用上了。当年冬天就储存了一解放车大白菜，解决了冬季吃菜难的问题，改善了连队伙食。从哪以后，管理窖藏的大白菜，也成了连队后勤管理的一件主要工作。大白菜入窖前要在太阳下晾晒四五天，白菜入窖后必须把窖内温度控制在0-5摄氏度之间。每天都要给菜窖通风，每隔十天到半个月的时间，还要把窖内的大白菜翻一遍，翻菜时对每颗菜要逐颗检查一遍，扒掉烂叶。挑出状况不太好的，送到伙房及时吃掉。这些工作单靠炊事班是干不过来的，我们经常要出工差去翻白菜。

坦克25团在怀仁建设新营房时，统一在营区北面挖建了制式的菜窖。由于怀仁通铁路，团里为了节约运输成本和防止车辆事故，从80年代起改为从河北唐山的玉田县采购冬储大白菜，并由铁路运送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这件事觉得很有意思，沈忆成编撰连史，向大家征集《连队往事》，我就把它写了下来，供战友们欣赏。写作的过程中，多次与当时连队的老司务长葛振虎通电话，他对此事也记忆犹新，提供了许多我不知道的细节。

那些年指挥连和团卫生队住在团部南面五百米处的一个的四合院里，卫生队住东跨院，指挥连（部分）住西跨院，从1970年5月到1977年3月指挥连共在这里住了近8年的时间。这个院的真正主人，是浑源县的一个大户人家，据传院子建于清末民初。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院子的主人携全家去了台湾。由于是统战工作的原因这处院子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我们几个呼市籍老兵2017年10月重返浑源县时，回到了这个曾经居住了四年多的老院子，它还非常完整的保存着，只是变成了大杂院，院内的住户对1880部队还记忆犹新。我们几个呼市战友分析1976年挖掘出来的那些东西很可能跟这户院子的真正主人有关系，因为埋藏的地方正在小院的旁边。古钱币可以佐证是个大户人家，古铜币埋藏的时间可能是清末明初，因为到了民国时这些铜钱已经不流通了，况且那时也不值几个钱。1976年我国的文革已经尾声，文物保护的工作还没有开始，我们把它当废铜卖给了废品回收站，当时废铜的价格只有每公斤不到一元钱呀，可是现在这些“乾隆通宝”却已经是稀世珍宝了。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乾隆通宝”古币，由于铸造的年代不同，规格也不一样，现在的价值也不一样，2018年每枚的价格最高的几万元，最低也得四五千元。那半麻袋“三八大盖步枪子弹”，则可能是院子的主人在抗日战争以后，全国解放之前那段时间埋藏的，它可以佐证这家人有自己的武装。过去中国的老财们有埋藏家财的风俗，为得是躲避土匪或战乱。我们估计在那附近应该还有其它埋藏的宝物。我们当年挖出的那些东西出土时间早了些，如果是现在挖出来，那可就了不得了，交给政府文物部门，就可以获得一笔丰厚的奖励，拿出去倒卖可就发大财了，不过当时也确实给连队建设提供了一笔不小的资金。

作者简介：王忠义 1972年12月呼和浩特市毫沁营公社入伍。历任：七班战士、连部通讯员、班长、文书、无线排长代理排长，司务长、守备六师坦克营一连司务长、呼和浩特预备役师一团军需助理、后勤处长。1992年转业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两次擦肩而过的危险经历

闫四毛

回想起在指挥连当兵时的亲身经历，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虽然是和平年代，没有经历战争，却也遇到了两次擦肩而过的危险经历。

1973年8月份，我随连队参加了北京军区在张家口地区举行的“打击敌人集群坦克军事研究性演习”。在那次演习中，我遇到了一次非常危险的事，差点儿成了烈士。在正式演习之前，一般都要进行几次预演。有一次预演在夜间进行，连里派我一人携带一步两瓦电台，跟随作训股李参谋（李建华）在指挥所里进行通信保障工作。那天，天气阴沉，伸手不见五指。虽然刚刚入秋，演习地域已经是寒气逼人，我们都穿着大衣。李参谋在指挥所承担着发射信号弹的任务，我带着电台在他的右边。演习预计在晚上10点开始，李参谋看着表，做好发射准备，他双手持装好信号弹的信号枪，准备左右开弓，双枪齐射。10点整，电台中传来“预演习开始”的命令，李参谋举起双枪，指向天空，可能是紧张的原因，他左手那支信号枪正常先响了，右手那支信号枪随后打响，但枪口偏了，我和李参谋距离挨的很近，信号弹嗖的一声从我耳边飞过，差一点就打在我头上。枪声把我的耳朵震的嗡嗡作响，我当时就蒙了，把李参谋也吓坏了，一个劲儿的给我道歉，真是有惊无险。

还有一次是1975年冬天，连里派我携带电台随高炮连到昌黎县实弹打靶。昌黎县隶属河北省秦皇岛市，靶场位于渤海之滨，这里是北京军区的高炮靶场，每年入冬北京军区的高炮部队都要来此进行实弹射击。高炮连是从大同经铁路输送到昌黎县的。昌黎地处渤海之滨，冬天海风很大天气很冷。老乡家里都生着火炉，到昌黎驻地后我和高炮连的段继林（也是73年呼市入伍），住在该村老支书家里，是一堂三屋，屋内靠火炉取暖，老支书每天回来都要进我们屋说会儿话，才回他自己屋睡觉。村子的旁边有一条小河，河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隐约可以看见冰下面有小鱼在游动，我和段继林砸开冰层，很容易就捞了十几条小鲫鱼，回到家里，我们就在炉子上烤小鱼吃。小鱼挺肥烤熟了很香，俩人吃的很高兴。当地烧的是无烟煤，我俩不太会摆弄无烟煤，不知不觉的被煤气熏得晕了过去，两人都摔倒在地上。老支书开会回来，又来看望我俩，进屋一看我俩躺在地上，知道是中了煤气了，急忙把我们抬到院子里，我俩在院里慢慢苏醒过来。幸亏中煤气时间不长，老支书又有天天和我们聊天的习惯，及早的发现了我俩，我俩才躲过了一劫。感谢那位老支书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生命又一次和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我入伍四年，在两瓦班两年，执行外出保障任务不多，但却遇上了这两次危险的经历。这是我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经历

　　作者简介：闫四毛 1972年12月呼和浩特市郊区入伍。历任：7班战士、炊事员、给养员（上士），代理司务长。1977年3月退伍，回原籍务农。

往事的回忆

赵楼梦

我是1974年12月从山西省高平县入伍，1975年2月分配到指挥连当上了报务员。那时候报务员属机要人员，在新兵连是优先挑选的。不知是谁选中了我，从此决定了我在坦克25团18年的通信兵生涯。直至1993年转业我一直没有离开过通信工作岗位，在指挥连（通信连）就工作生活了整整十一年。借此机会通过《连队往事》这个栏目，回顾一下我早期在连队的几件事。

一、初学报务

我入伍时连队还是指挥连（第二年改为通信连），当时编制上共有三个建制15瓦电台，编在三排(无线排)九班。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战备形势严峻，部队时刻准备打仗。所以电台人员配置很多，一个台多达六七个人，我下连时电台人员共有十七八个报务人员，其中一台：台长剧连贵，报务主任米汉林，战士有赵建设、申民选、张瑜、沈忆成。二台：台长刘振华、报务主任韩玉振，战士有李传培、武海波、邢占芬。三台：台长王景山，报务主任韩鹏信，战士有匡有柱、张强、李占军、沈国平。

1975年指挥连补入了四名新报务员，我和另外两个高平老乡巩秋屯、陈虎旦、还有大同入伍的秦瑞星。3月我们四人来到了坦克7师通信营报训队学习报务，那时坦克7师还没有建营房，通信营的报训队和无线连驻扎在，师部东面不到两公里的一个学校里，学校已经完全停课了。我还记得通信地址是：大同南门外建筑工程技校驻军3分队。听老兵讲：坦克7师从1968年成立到1975年，一共举办了四期报训队，1969年首期报训队是由我们连承办的，当时我们连还是随坦克独2团驻扎在张家口市，1971年通信营报训队成立举办了第二期，1973年举办了第三期，1975年是第四期，第二、三、四期都在工程技校院内。我们的队长是高凤先，副队长张振东。张振东1965年河北正定入伍，是我们连出来的，发报技术在坦克7师享有盛名，教练员是无线连的张红军（1969年邯郸入伍）。

报务技术比较复杂，对人要求较高，报训队对学员的要求非常严格。我们在那里经历了整整9个月的紧张训练。学习的科目有：发报、字码抄报、数码抄报、干扰报、勤务用语、整理乱报、线路通报、电工学、军体。电台实习只讲了理论与实际操作了半天就完了，听73年老兵讲他们在毕业前搞了电台实习，使用的是71型电台。而军体科目是前几期没有的。报务训练的科目都是在教室里进行的，虽然风刮不着雨淋不着，但学习难度很大，要求有较好的悟性，顽强的毅力。特别是发报技术，比较难掌握，有些神秘，每一个动作都必须高度听从教练员的指挥，循序渐进，绝对禁止蛮干。学习过程中要领掌握稍有偏差，就可能形成孤僻，一旦孤僻了就无法纠正，只能淘汰，以往历届报训队都有半途退出改行的。我们四人刻苦学习，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圆满地完成了集训任务。毕业时经过各个科目的考核，我获得了各科全优的好成绩，获得了通信科的表彰。

1976年1月回到连队后，我和秦瑞星被分配到二台，陈虎旦在一台，巩秋屯在三台。韩玉振主任带领我们这几个新报务员，开始了紧张的实习值班。在他带领我们进行电台调试与操作，那时的电台型号是“大八一”，收信机型号是“139”，都是电子管的。还进行了野外架设天线，电台开设，发电机的操作。在他的精心指导下和严格要求下，我们很快就能独立值班了，成为一名合格的报务员，开始承担战备执勤任务。

二、游泳集训队

1976年6月连队决定我和有线排四班的李喜根、侦察排三班的王喜胜，三人到河北省官厅水库，参加坦克7师组织的武装泅渡游泳训练。集训队总教练是我们连侦察排二班班长贺巩民，教练是我们连电台的张瑜，二人都是73年呼市入伍。由于同是一个连的战友，所以对我们特别关照。武装泅渡不是一般的游泳，训练起来相当辛苦。我们三人都是从未下过水的旱鸭子，学习起来难度较大，集训队的训练方法非常科学，先是地面学基本动作，然后再下水练习，由浅到深循序渐进。我们开始下水时存在着恐惧感，经常呛水。半个月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浅水区游一二百米了。我由于从水里出来后没注意防晒，背部晒伤了，起了一个大水泡，就和开水烫伤一样，非常疼痛！为了防止进一步感染，队里就停了我的训练，很遗憾！我因此未能完成任务。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强化训练，除我外，其余人都圆满完成了武装泅渡任务。

三、任职炊事班班长

1977年3月连队移防到李家湾从事农业生产，我和值班电台随司令部一起，在怀仁参加战备值班。到年底，连队将我从怀仁调回李家湾担任炊事班班长。指导员刘志敏给我的任务是，搞好协调，团结，调动起炊事班全体人员的积极性，保障好连队伙食，同时搞好卫生。副连长何瑞生负责连队后勤，司务长段建平（73年呼市入伍），付班长是朱正德（75年湖南宁乡入伍），上士：號树林（75年河北正定入伍）。

通信连炊事班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集体，曾两次荣立集体三等功。这是我入伍后第一次当班长，也就是第一次带兵管兵，深知责任重大，不敢有一丝懈怠。一上任就和班里战士谈心交流思想，取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在我的带领下全班团结一致，一心一意为连队战士服务，钻研烹饪技术，精心调剂伙食，继续节煤改灶，处处精打细算，不但连队伙食搞好了，到78年底还彻底扭转了亏损状态，节余粮油数千斤。部队有句名言：炊事班是连队的半个指导员。这话一点不假！炊事班的工作搞好了，大家训练和生产的积极性就上去了，成绩就出来了。年底500多亩大田玉米喜获丰收。我在炊事班工作整整一年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是我18年军旅生涯中最快乐，和最充实的一年。

作者简介：赵楼梦1974年12月山西高平入伍，历任报务员，炊事班长，司令部部收发，报务主任，电台台长，付指导员，指导员，通信股长。1988年授少校军衔。1993年9月转业到山西省高平市土地局。

两次难忘的文艺汇演

张宝和

看了沈忆成编撰的《通信连连史》，和战友们编写的一个个回忆连队往事的故事。把我又带回到了，那个我曾经工作生活了5年的连队，勾起了我一串串美好的回忆。

我入伍前酷爱文艺活动，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学校文艺宣传队骨干。1976年从天津河北区参军入伍，分配到指挥连二排当上了一名有线兵。来到连队听老兵介绍，指挥连在25团是文艺活动开展非常好的的连队，有着许多光荣传统。1968年入伍的老台长剧连贵曾在25团宣传队排演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饰演杨子荣，他的那段《打虎上山》非常精彩。1968年入伍的指导员刘志敏，曾经是25团文艺宣传队的队长，他拉的手风琴演奏得棒极了，他把连队的文化生活组织的丰富多彩。指导员很快发现了我的文艺特长，鼓励我发挥特长，丰富连队文化生活。

记得入伍第一年的10月份，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英明领袖华国锋，顺乎民意一举解决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举国欢腾万民庆祝。25团借此机会举办连队文艺汇演，连队非常重视这件事，抽调班台战士，组成战士演唱组。指导员任命我为组长，我当时觉的自己是新兵，组织这事挺有顾虑。指导员给我打气说：“不要怕！你有特长，新兵也可以挑大梁。”，他找几个老兵亲自谈话布置任务，通信连战士演唱组就正式成立了，我记得组里就有电台的老兵沈忆成，还有天津一起入伍的姜涛。我们自己编写并开始排练节目，时间很紧大概只有半个月时间，大家也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出主意想办法，个个配合得非常默契。正式汇演就在团部大礼堂举行，通信连参演的节目，我能回忆起来有：我独唱指导员手风琴伴奏的《骏马奔驰保边疆》；由我编导并领舞，指导员手风琴伴奏的舞蹈《喜讯到草原》，反映的是粉碎“四人帮”的喜讯，由解放军战士传达给草原牧民的欢乐过程；姜涛和沈忆成编写并表演的天津快板（名字忘了），内容是假想逮捕“四人帮”的情景。

第二次参加文艺汇演是在1979年国庆节，坦克7师为迎接建国30周年华诞，组织所属部队进行连队文艺调演。要求个团和直属队必须抽调建制连参加，演员必须是战士，节目必须是自编自演。调演结束后还要评出名次。团里非常重视这次活动，首先在全团范围内进行了筛选，后来据林干事讲，选中通信连的理由是：通信连有传统，领导又重视，连队有特长的战士多。所以把这个任务下达给了通信连，并特派宣传股干事林金友(73年呼市入伍）来连里主抓这项工作，而且要求力争前三名。

8月中旬连里接到团政治处的通知，连队对能够承担这么艰巨的任务更是倍感光荣，指导员王桂芝，亲自给研究参加人员，并做了动员，要求参加人员全力以赴，为25团增光。参加调演的有：张宝和（四班长）、崔和平（报务员）、杨经培（一班长）、伍云宝（一班战士）、郭以柱（二班长）、陈景武（五班战士）、胡勋泉（文书）及修理连的周韵平。虽说参加调演的几位战友都是连队文艺骨干，有着不同的文艺特长，但大家毕竟不是专业出身，要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从节目创作到排演，并做到高水平演出，难度可想而知。当时正值部队各项军事训练的紧张时刻，我们的排练还不能脱产。为了既不耽误训练也不影响调演，我们充分利用课外时间，加班加点，全力以赴，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明确分工，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并保证了训练和排演两不误。

我们一共编排完成了4个参演节目，演出的形式有曲艺、有舞蹈、有合唱，节目的内容有展现全连战士精神风貌的，有军民一家亲的，有激励青年参军入伍保家卫国的。这些节目是：由林干事创作我演唱的京东大鼓《参军》；我编导并主演的蒙古族舞蹈《草原骑兵》；大家群策群力共同编写群口快板；我领唱的男生小合唱《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

舞蹈的排练难度最大，有的战友从小就没有接触过跳舞，特别是蒙古舞的舞姿，对于大家来说是个难题，排练过程中好几个人打起了退堂鼓。但领导又看好这个节目，不能轻易放弃。林干事就给大家打气，做工作，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并让我从蒙古舞的基本动作教起。我虽然有一定的舞蹈基础，但要独自编创一个完整舞蹈节目还是第一次。我就根据确定的舞蹈主题寻找乐曲，再从每一个音乐节奏风格和所表达的内容，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编凑。白天时间被占用，我就晚上在别人休息的时候，特别是利用夜间站岗放哨时机进行编排。在排练过程中，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指导做示范，不厌其烦。参演的各位战友从基本动作学起，一遍遍地练习，克服腰酸腿疼，终于用了半个多月时间把难度较大的舞蹈拿下了。在排演红军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时，我们从严要求，不仅要分声部，更是强调带着情感唱，把红军战士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通过演唱充分表现出来。

我们付出辛勤的汗水，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国庆节那天我们在师部大礼堂的舞台上，表现出了最好的水平，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并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在全师各部队几十个节目中脱颖而出，被评为第一名。

参加师部文艺调演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参演的过程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品质，提升了我们的艺术修养，活跃了我们的文化生活，加深了战友间团结和友谊，更是展现了当代军人的风采。虽然现在离开部队已经四十多年，但这两次汇演的经历和那欢快热烈的场景时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令我终生难忘。

演出一落幕，我就奉命立即回团参加全团《学雷锋报告会》，因为大会上我要做《学雷锋做一名出色的革命军人》的汇报演讲，所以没有赶上师部调演颁奖仪式。获奖的合影中也没有我身影，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遗憾。

作者简介：张宝和，1976年3月天津河北区入伍。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1981年退伍。曾荣立三等功一次，并作为优秀士兵代表参加了北京军区装甲兵党代会。

难忘的不眠之夜

安振强

我是1976年3月从天津市河北区应征入伍的，新兵集训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第二十五团指挥连（后改为通信连）。刚下连时并没有立即分配下班，由八班长赵文龙集中管理，带领我们进行队列训练和条令学习。连里委派电台三台长王景山，在新兵里挑选报务员。他带着我、刘建国、马建海、李广利、张志平五个人学习抄报。一个月以后，王台长将我、刘建国、马建海、李广利四个人，送到坦克七师通信营报训队学习无线电报务；张志平调到坦克四连。

我们到报训队开训不久，通信营改编。成立了接力连，报训队缩编为无线连教导排，我们是教导排首批学员。教导排分三个班，一班二班是无线连的学员。一班长赵刚（1971年兵），二班长？？（1973年兵）；坦克25团、27团、28团的学员编在三班，一共10名学员；27团和28团各3人，25团4人，我被任命为三班班长。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我们初步掌握了收发报的基本技术。由于我在训练中非常刻苦，我平时所有考试都是优秀成绩。毕业考核，我又获得了九个科目全优的成绩。回连后经过实习，我和刘建国留在了电台，马建海和李广利去了两瓦班。到了电台，在台长、报务主任的带领下，我很快就能够独立值班了。

在我当报务员几年的经历中，有一个最难望的不眠之夜。那是在1979年的六七月份，北京军区装甲兵在张家口地区，组织装司、师、团三级的作战、机要、通信部门合练（演习）。我们通信连，派韩玉振（69年河北大名入伍）台长带领着我、尹君宝（77年河北赵县入伍）、修理技师高顺祥（75年河北正定入伍），随坦克25团司令部参加了演习。提供保障的电台，是当时最新装备的小15O瓦通信车。我清楚地记得演习开始的那天傍晚，我吃完晚饭上通信车，接君军宝的班，在电台日记上郑重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演习计划在夜里三点钟开始总攻，在实战演习前要求保持无线电静默。平时战备值班我们所在的坦克七师无线网里只有师（主台）和25、27、28三个属台，这次演习网里的属台增加到六个，我们团是主攻团。遇到这样大的演习，大家都很兴奋，非常认真地做着演习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然后，静静的等待着演习大幕的拉开。

夜里三点，演习准时开始，我们第一个任务是调试发信机。小150瓦通信车配备的是小型发电机，调整发信机时，需要发电机提供稳定的电压和电流。刚开始发电机转速不稳，给我调机带来了麻烦。韩台长和高技师就用手指控制住发电机的油门拉杆，使它运转速度稳定。我紧跟着迅速调整好电台的收信机和发射机，当时我对他们俩个人认真熟练的技能十分敬佩。

演习按时开始，耳机中传来主台的通播呼号：“TBO TBO TBO de e XXXX ”，手法非常正规，一听就是上了老手，全网都在第一时间与主台沟通了联络；主台立即通播了一份特急电报，信号很好（XH3），我一组不掉的抄了下来。这时，机要股也送来一份发往主台的不到100组的特级电报。由于我们是主攻团，主台通播报发完之后，第一个跟我要收据；为了尽快发出机要股送来的这份特级报，我在给了主台收据的同时，不经他同意，就将手里的特急报盲发给他。不到100组的电报，也就是几分钟的事。当我打开收信机时，耳机中传来“达达地 滴滴滴 地达达达（GSJ）”的回答；主台给收据了（GSJ是勤务用语，意为电报收到了。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短码，勤务用于还是汉语拼音），慎重起见我又和主台核对了电报序号、组数；确定准确无误后，我们几个人高兴地笑了。演习过程中，28团有一份主台的报没有抄好，主台当时很忙，我就主动与28团联系，把我抄好的报给他们转了过去。

演习中电报特别多，我们还不至于有多大的压力；但遇到无线电紧急信号（JJJ），我们就比较紧张了。无线电紧急信号，是作战部门为了应付紧急情况而事先制定的，类似密语的代码；它不需要经机要部门译电，由各级作战部门直接掌握，通常只有几组到十几组。由于它简短快速，省去了译电过程，从而大大提高了作战命令的传达。它的等级高于特急报，通信部门规定无线电紧急信号，必须在五分钟之内送达作战指挥室，晚了就是贻误战机要给处分的。这种无线电紧急信号，在平时战备值班时是根本遇不到的。这天夜里，演习一开始，主台发来的无线电紧急信号一个接着一个，一共收到了十几个。那晚，我值主班负责电报和无线电紧急信号接受和发送，韩台长和尹军宝负责传送电报和无线电紧急信号。遇到无线电紧急信号，就一路跑着去。韩台长和尹军宝俩人，一会儿给机要股送电报，一会儿给作训股送无线电紧急信号，可真把他俩忙得够呛，也累得够呛。高技师一直在现场保证着设备的正常运转；我们几个人齐心协力，密切协作，圆满地完了演习任务。由于我们在主台工作忙的情况下主动给28团转了报，受到了北京军区装甲兵的通令表扬，也为连队和25团争了光。

四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那次近似实战的演习，还是令我激动不已；那真是一个兴奋、紧张、圆满的难忘的不眠之夜！

老连长——韩海顺

安振强

我是1976年3月从天津市河北区入伍，来到坦克25团通信连，那时坦克25团驻扎在山西省浑源县，第二年就移防到山西省怀仁县。开始建设新营房，通信连没有参加营建，驻扎在大同市北面的李家湾；在完成军事训练的同时，进行农业生产。我1976年底从坦克七师无线连学习报务技术毕业后，在浑源只呆了几个月，就随电台跟同团司令部去了怀仁县；当时，团部就驻扎在怀仁县生产资料公司院内。我当兵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怀仁县，随团司令部电台值班，一直到我退伍的几年时间都基本没有在连队生活。
尽管我在连队呆的时间很短，但对老连长印象深刻。记得老连长韩海顺个子不高，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抄着一口浓浓的山西口音。虽然我听不太懂，但总是被他洪亮且铿锵有力的声音所感染。听老兵们讲，他是山西繁峙县人，1960年入伍的兵。从年龄上讲，应该是我的长辈，如果不穿这身军装，我应该管他叫“叔叔”。韩海顺连长在我心目中，虽然个子不高，但军姿严整。按现在的话讲，他应该是我心中的“偶像”。在通信连，他为人正派，和蔼可亲，笑容可掬；从不训人，但又威严而令人生畏。由于我常年不在连里，韩连长又于1979年就转业了，所以和韩连长接触不多。尽管如此，他给我留下的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有两件事，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现在，借《连队往事》征文的机会，我把它写出来，与战友们共享。
一、手榴弹实弹投掷
记得刚下连不久，韩连长带着我们十来个76年入伍的新兵，进行手榴弹实弹投弹训练。由于是第一次投实弹，之前也听老兵讲过，连队前几年投实弹训练时，有新兵因为过于紧张曾经发生过事故。我在平时至少能投四十多米，正常情况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轮到我投掷时，韩连长将手榴弹盖打开，交到我的右手，并把拉火环套在我的中指上，还嘱咐我按要领投别紧张。可是，我还是由于心情特别紧张，才投了二十多米。手榴弹一出手，我就一下子趴倒在地。由于害怕的原因动作很大，膝盖重重地碰在了地上，疼得我龇牙咧嘴，差一点喊了出来。等手榴弹爆炸后，我爬起来满脸愧疚的看着韩连长。他显得很沉着老练，并没有责备我，还微笑着说：“没关系，第一次吗，以后就没问题了！”可是，我心里想难受！心想这次我是过了“心理关”了，下次一定会投好的！
没过多久，连里又组织了全连手榴弹实弹训练。不知为什么，连长单独带我一个人先出发了。我扛着一箱手榴弹跟着连长，一边走一边想，你带着我还是对我不放心吧！这次我一定拿出真本事来让你看看！实弹投掷训练场地，设置在一个山沟里，并且还事先搭建好了掩体。连长拿出一颗手榴弹，让我试投第一弹。这次我可一点也不慌了，铆足了劲，一出手就是50米，连长开心的笑了。我知道，这一笑是连长对我投弹进步的认可。我也体会到，连长就是这样把一个新兵带成老兵的。
二、轻武器实弹射击
在77年初，连里组织轻武器实弹的射击，电台干部打的是手枪，我们战士报务员打的是冲锋枪。第一练习100米卧姿有依托胸环靶，每人八发子弹；三个单发，两个点射。我第一轮“剃了个光头”，连长站在旁也没说什么。我对连长说，我再打一轮；可还是八发子弹过后，还是一环末中。我又要求再打一轮，连长说：“你要是再打不好，回去不能吃饭！”这轮我打出了七发子弹，打了23环。真够丢人的，我一共打出了23发子弹，只打出了23环。站在一旁的老兵班长还为我辩解说：“他这些天一直在电台值班，没参加预习训练，是没打好的主要原因！”我非常难过！回去以后，我真的没有吃饭。这件很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铭记在心。
正因为如此，我在担任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防暴支队副支队长期间，带领队员刻苦训练；给他们讲我在部队23发子弹打23环的故事，要求他们刻苦训练。在天津市公安局防爆总队举行的射击、摔跤散打比武中；我们取得了射击团体冠军、个人冠军，以及摔跤散打三个级别的全部冠军。这是和当时在部队，老连长对我的触动是分不开的，正是那次投弹和打靶给我的深刻教训，让我明白了苦练出精兵的道理，并把它贯彻到我的从警生涯之中，使我在公安队伍做出了一些成绩。
现在我已经退休了，退休后经常回想在部队的那些日日夜夜，回想起和韩海顺连长给我留下的深刻记忆。韩海顺连长，您永远是我心中最好的连长，我永远是您的兵，为有您这样的好连长，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作者简介：
　　安振强，1976年天津河北区入伍，历任坦克七师无线连教导排班长，坦克25团通信连一台（150瓦）报务员，1979年底退伍。1980年三月天津市河北区公安局民警，历任副所长、指导员、所长、防暴支队副支队长、经侦支队副支队长。2008年被公安部授予三级警监警衔。2016年退休。

我是一个‘后门’兵

崔和平

兵这个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上半部“斤”字，在古代表示形似斧头的、非常锋利的武器；下半部是人的双手；组合起来，就是双手握着锋利武器的人。兵字有四个含义，一是，战士，军队之意；如：当兵、兵种。二是，军队中战斗员的最低等级；如：士兵、上等兵。三是，武器之意；如：兵工厂、短兵相接。四是，关于军事或战争之意；如：兵书、纸上谈兵。
兵，就是加入到军队当中去，做一个战斗员。军队，是指被授权使用致命武力及武器，以战争的形式抵御和消灭敌对势力，从而保卫国家和统治者利益的常规武装力量。“当兵”这个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的军队，由于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常有军兵欺压百姓的事例。所以，老百姓自古就有这样的谚语，叫做：“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然而，在近代中国，由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立的由红军到八路军，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这支军队，则彻底推翻了过去的观念。这支军队以“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为宗旨，其目标伟大，纪律严明，热爱百姓，作战英勇，是国家的国防力量和中流砥柱。这支军队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是英雄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是培养和锻炼人的革命的“大熔炉”。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处在中国要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向人民共和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转换的过程中。建国伊始，国家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任务繁重，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从苦难中挣扎出来的广大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情感，那真是感恩戴德并且刻骨铭心。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杨根思、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麦贤德、年四旺等等这些英雄的解放军战士；看的电影则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奇袭》《上甘岭》《英雄坦克手》等等这些战斗的故事；听的戏剧则是《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等这些慷慨激昂的高大形象；穿军装、戴军帽、背军用挎包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时髦和时尚；再加之，那个时候当兵需要“政审”，家庭出身要好，必须是“贫下中农”（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家庭出身”这个个人标志的；个人表现不得有任何劣迹，即所谓“根红苗正”。而且，我自己还认为解放军战士一定要像电影和“样板戏”里的那样，威武高大、英俊潇洒。所以，当兵就几乎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理想；而我自己由于从小就个子小，压根儿就没有奢望过当兵，只是默默地羡慕着那些当兵的人。 一、当兵前奏曲
　　1975年七月下旬，我终于高中毕业，结束了这一生当中九年半的学生生涯。在家呆了三四个月，爸爸找了一个叫梁成杰的“关系”，介绍我去太原市南郊区晋祠公社赤桥村的造纸厂“打临时工”；我记得当时好像谈妥的每月工资是16块钱。这也是当时我们这拨毕业学生的一个临时“出路”，大家几乎都有这种经历；一方面挣点小钱儿贴补家用，一方面防止那些“怂孩子”在家无事生非。
　　我们那个时期的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大致有这样几个方向；一是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主流出路，而且是硬性规定。因为当时毛泽东主席有一个“五七指示”，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二是留城安排工作；但条件是每个家庭只允许有一个孩子“留城”；如果家里已经有一个子女在市里工作，则不允许再有子女“留城”；留城对象的工作一般都不会是正式的国营单位，而是一些“集体所有制”工厂或商店，以及校办工厂等“烂单位”。三是当兵；那时候想当兵的人趋之若鹜，所以正式由人民武装部应征入伍的学生和待业青年微乎其微；所以便产生了以“拉关系、走后门”的方式去当兵的现象。四是硬着头皮在家赋闲，这种情况往往是经济条件两个极端的家庭。五是身体有残疾的“待业青年”，政府给安排一些“烂单位”的工作。六是顶替，即父母或者祖父母到退休年龄，可以让一个子弟来顶替工作。那个时期，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基本上都是这样。29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以外，全国一盘棋。
　　1975年11月底，作为高中毕业生的我，终于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到我们这拨知识青年“插队”的时候，已经基本上算是正规了。各个单位基本上都有与附近农村联系的“知青点”，单位的人事部门有专职人员负责初高中毕业的子弟，到“知青点”插队落户的各项工作。我父亲在当时的山西省物资局下属的建筑材料公司工作，我们山西省物资局负责“知青”工作的，是人事处的干部程思进——一位说着一口不错的普通话的河北人。奇怪的是，这位程思进一家六七口人，除了他说着一口不错的普通话外，老婆孩子一水儿是土土的山西腔太原话。
　　我办理了下乡手续，我的户口迁到了我们省物资局插队的定点村——太原市南郊区晋祠公社索村大队。这就意味着，曾经让我们这些城市人自豪的城市户口，以及城市供应，即26斤粮食（成人应该是28斤粮食）、3两食油、副食烟酒、棉花布票、工业卷等，从此不再拥有了！既然户口已经迁走了，那么人也很快就要下去了。于是，我在1976年的春节前，结束了在赤桥造纸厂两三个月的“临时工”，拿着总共挣到的60来块钱，回家了。1976年5月8日，我们这拨“知青”坐着物资局统一安排的大卡车，拉着行李和生活用具正式下到农村去了。我记得，我把家里的曾经不错的一只1.1米左右长、0.6米左右宽、0.6米左右高的红色油漆的木质扣盖箱子带到了农村。和我一同去的有王少林、韩书原、孙继文、胡子华、邢连生、宋娟丽、龚晓华、杨天凤、万秀霞等，这些伙伴基本上都是我们在太原五中初高中的同学，而且是一个大院的，或者是一个单位的子弟。
　　1976年11月份，北京军区卫戍区到我们村子招兵。我们这帮男知青都非常兴奋，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原本压根都没有想过要当兵，因为从小就个子低，当时的身高也只有1.57米；我认为人家解放军不会要我的。但是，当接兵的部队人员到我们村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小当兵的，跟我的个子也差不多。于是，我就和他套近乎并悄悄地问他，像我这样的个子行吗？他说：“行啊，只有你身体好、政审过关就行！”这句话，一下子就激起了我当兵的欲望，我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抓紧时间报了名。没想到，接兵的部队人员对我还蛮有兴趣，同意了我的报名，并通知我参加体检。于是，我们知青队里被选中的艾金牛、任建业、王少林和我，四个人参加了体检。
当时的我虽然瘦小，但身体素质还是可以的，体检对我来说，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的眼睛从初中就开始近视了，这肯定是一个难过的关口。我从小就“鬼点子”多，为应付体检查视力，我搬来了救兵——我的爸爸。其实，平时爸爸和我之间很少交流，在一起做事更是从来都没有过，更何况还是做这种摆不到桌面儿上的事情。但是，这次我想当兵，爸爸是支持的。所以，他破例和单位请了假，从市区来到远在郊区的晋祠公社卫生所。爸爸的视力很好，我的视力不好，但听力非常好。在我检查视力的时候，爸爸提前就进到查视力的那个房间。他是一个大人，别人也不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爸爸也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所以没有人想到他是在暗地里帮我的。我们提前约定好暗号：吸鼻子是朝上，用脚搓地是朝下，干咳是朝左，不吭气是朝右。由于我的听力非常好，这个办法非常奏效。最后结果，我的双眼视力：1.5/1.5。之后不久，我又接到通知，去南郊区再次进行体检；我也只好依靠爸爸来了第二次配合，这次的双眼视力：1.5/1.2。最终，我们索村去公社和南郊区参加体检的四个人都没有问题，全部通过；下一步，就是等通知了。
1976年11月10日，应我们的恳求，我被从“菜队”抽调出来，回到太原市；在我们物资局大院儿的前院儿锅炉房烧锅炉。往年，负责烧锅炉的民工都是我们知青点儿的农民；而冬季村里也没有什么农活儿，况且我们生活很苦，大家都很想家。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村里就同意了我和王少林，好像还有邢连生、韩书原；我们几个回家烧锅炉，村里面每天给我们记工分。我记得，当时我们男知青劳动一天，给记8个工分，女知青是6个工分；村里的男劳力，一天是10个工分；干得好的，甚至于可以拿到12个工分。其实，我们的劳动强度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有些人还经常投机耍滑，而我们知青干活儿不敢投机耍滑；否则，外号是“麻虎”的“菜队”副队长“应堂伯”是要骂人的。这明显是不公平的，但是也没办法。
没几天，村里面传来了消息，艾金牛和任建业被北京军区卫戍区录取了，而我和王少林被打了下来。据说，我被打下来的原因是我妈妈出身“地主”，政审不合格；也有人说，我和王少林是被当时在晋祠驻扎的一个部队医院“276医院”的子弟，走后门把我们俩挤掉啦；我倒是觉得，后一个原因比较可信。说起276医院，我记得我们高中的一个同学叫滕波，是我们十六班同学、部队子弟徐建京的朋友，外号“滕歪嘴”，好像就是276医院的子弟。至此，我也只好打消了当兵的念头。
1977年1月5日，和我一起插队的好朋友王少林，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也应征入伍了。他邀请我，参加他和金生参军入伍纪念照片的拍摄。看着同学朋友一个一个地都当兵走了，我心里充满了惆怅和无奈。那时我在物资局锅炉房烧锅炉（还是知情身份），天天烧锅炉的我，经常望着熊熊燃烧的炉火发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默默地烧锅炉，狠狠地烧锅炉。短时间里，我烧锅炉的技术突飞猛进，一大方锹煤粉抡起来往炉火里一投，在出锹的一瞬间右手腕一抖，满满一铁锹的煤粉就会均匀地散开，炉子里轰的一声，火就更旺起来。锅炉的气阀呲呲作响，显示水位的玻璃水珠上下抖动；我穿着短大衣，满脸汗水和煤粉，然后扯开嗓子来一段样板戏，那叫一个过瘾呀！好在，锅炉房在深深的地下室；要不然，大半夜的，人家会以为是“狼来啦”。院子里的叔叔阿姨们都反映，今年冬天暖气特别好。我的小伙伴王平，也收获满满，因为我总是提前给他弄出大块大块的好“燎炭”。
1977年1月8日晚上，妈妈忽然被传达室的李赦大爷叫去接电话，还说是从大同打来的长途；那个时候长途电话是要花钱的，而且很贵。接电话回来之后，妈妈用异样的目光和口气，压低嗓音跟我说，是爸爸从大同打来的电话；说在大同那边给我联系到了一个部队，问我去不去？她张开握着的手，上面写着“52875”五个数字，我和妈妈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电话号码吗？不对呀，电话号码是四位数呀！管他呢，这么说我也可以当兵了，我丝毫没有犹豫，去！于是，妈妈连夜给我准备行装。爸爸说大同很冷，妈妈就把两条秋裤中间絮上棉花，给我做了一条特殊的“棉秋裤”，再加上我们平时在冬天穿的棉裤，这样就会更暖和些。另外，还带上了一床花被子，用绳子捆成井字形；再穿上那双漂亮的黑色猪皮棉鞋，从里到外武装的严严实实。那个时候，我们家的经济条件相对好了许多；大姐在山西纺织厂，哥哥在太原市卫生防疫站，二姐和我在一起插队；可以说，全家人基本上都自食其力了。当时，太原市的冬季时髦“伞兵靴”；那是一种棉鞋，外表是黑色牛皮，里面是羊羔毛，两侧开口，有一条窄小的皮带环扣；一反过去正面系鞋带儿的样子，价格很贵，而且非常难买到。我从来没有奢望穿那样的鞋，现在这双黑色猪皮面、棕色栽绒里子的棉鞋，已经让我美的屁颠儿屁颠儿的了。
准备停当，刻不容缓；第二天，哥哥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了新建不久的太原火车站。我拿着6块钱一张的硬座火车票，背抱着嘀里嘟噜一大推行李，便独自一人坐上北去的列。“呜”，火车长鸣一声，呼哧呼哧、咣当咣当地朝我的“军旅生涯”进发。这一天，正是1977年1月8日，是我生命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天。 二、进入部队的“门坎儿”
　　爸爸在大同火车站接到了我，他住在“雁北招待所”，也就是后来的雁北宾馆。我和爸爸睡在一张床上，住这么高级的招待所，我这是头一回。爸爸当时是山西省物资局建材公司统配科的科长，管着全山西省水泥的计划与分配。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都是从苏联学来的，经济制度是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由于生产能力差，所以大宗物资、关键物资、稀缺物资都是由国家统一计划生产、统一分配供应。像水泥、钢材、木材等物资，都必须统一分配，故而叫统配物资。所以说，当时的爸爸，虽然“官儿”不算大，但是由于物资的紧缺和工作的性质，所以“权力”还是不小的。
　　住下之后，爸爸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我简单地描述了一下。原来，由于工作的关系，爸爸跟部队代号为“52875”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装甲兵坦克第七师的管理科科长佟作功，关系非常好。坦克七师当时有自己的煤矿，生产建设方面的事情也不少，而部队供应的物资不一定够用，或者不能及时到货。所以，免不了要与地方上的物资部门再调剂或者调配一些急需物资。我的爸爸正好负责全山西省水泥的计划与分配，而且性格温和善良，为人谦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一点儿也不“牛逼”。所以，他和来往的客户之间，相处的都非常好。那一段时间，坦克七师下属的坦克第25团在山西省的怀仁县筹建新营房，需要大量的水泥。佟科长便找到我爸爸，想调配一部分水泥。当然，谈事情嘛，在一起喝喝酒就很自然啦。每年的这个季节是部队征兵的时间，席间大家便无意中聊到了“今年的‘后门兵’太多啦”这个话题。因为毕竟爸爸跟我做过一次“有趣”的体检，而我又被“后门”挤掉，爸爸顺口就说了此事。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佟科长马上接茬，问道：“老崔，你儿子想当兵？”还没有等我爸爸回答，他马上就指着25团负责营建的彭树藩副团长说：“老彭，老崔的儿子要当兵，去你们团吧！”彭副团长更是痛快，只说了两个字：来吧！我这一生的轨迹，就这样让这几位长辈，谈笑中轻松敲定。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领着我去见佟科长，佟科长人很好，非常热情。当时，部队子弟时兴相互称呼对方的父母为“叔叔、阿姨”；于是，我也管他叫“佟叔叔”。佟叔叔一看我还是一身老百姓的装束，便安排手下的人，很快就给我弄来了一套5号的冬季军装，包括：外套、棉衣棉裤、绒衣绒裤、衬衣衬裤和大裤衩子；另外，还有军用被子、宽窄背包带、腰带、水壶和挎包。因为时间太仓促，所以没有弄到军用茶缸和大头鞋。倒是给我弄了一顶军用驼绒皮帽子，但是这顶帽子是早几年的样式，颜色呈浅棕偏黄色，形状也不像呈深棕色的新式皮帽子整状好看。这种帽子，大家还戏称之为“烧鸡帽”；是因为它像烧鸡，还是大家想吃烧鸡？不得而知。不管他烧鸡不烧鸡，也不管他好看不好看，反正换上这身“行头”，我好歹就像一个兵了。

三、奔赴浑源县

当兵，对我来说是人生第二个大的选择；我的人事轨迹，就此走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如果说，插队是国家政策规定而无法选择的话，而当兵却是我自己选择的。可是，谁曾想十个月之后，在邓小平的力主下，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这个酷爱学习，且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优等生”，却与高考擦肩而过。因而，时至今日我一直认为，当兵是我人生的一个错误的选择。可是，这就是命运，这就是只能感慨而无法挽回的人生道路。

从1977年1月12日开始，我走进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我将面对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人际交往、新的一切的一切。可是，在爸爸和“佟叔叔”的眼里，就是老佟帮着老崔办了一件事儿——这么简单。

佟叔叔毕竟是历练几十年的军人，做事干脆利索、雷厉风行，在找衣服的同时，车已经安排好了。我脱下自己从家里穿来的妈妈做得暖暖的衣服，换上肥大的军装，戴上“烧鸡帽”。按照佟叔叔“什么都不要拿”的指示，我把带着体温的衣服和被褥捆扎在一起，交给爸爸带回去，只留下一双穿在脚上的牛皮棉鞋。佟叔叔的部下，按照部队的要求帮我打好背包；我拿着水壶、挎包等军用品，装上爸爸送给我的一只钢笔和笔记本，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我们一起坐上了一台挂着“甲8-30XXX”的北京212吉普车，朝着浑源县的方向出发了；说实话，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小汽车。我虽然出生在山西省的省会太原，这里在全国来说不算大城市，却也不算小城市。但是，由于爸爸妈妈都是从农村上来的年轻小干部，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也才只有116.55元；再加上，在老家沁源县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舅舅以及在太原市让爸爸一手拉扯大的叔叔，都得靠着爸爸妈妈来接济。所以，家境一直是比较贫寒的，根本就没有机会享受吃穿以外的生活待遇，甚至于像买本课外书这样的事情都没有过，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唯一的一次“旅游”，是1976年的五月份；我的姐姐哥哥都已经有了工作，家里的条件好了许多；我年初打临时工，挣了一笔小钱，也算开始自食其力了。爸爸到北京出差，好像是开一个什么会，正好有机会买两张火车票——那个时候去北京，是要开介绍信的；有介绍信才能买火车票，才能住招待所的。爸爸先期到北京，然后安排我随后再去；之后，我自己坐着火车到了北京，心情那个激动呀，简直无法形容。我们住在北京市辟才胡同的一个好像是空军招待所，我和爸爸挤在一张床上，吃饭的时候，拿着餐券总担心有人会问这问那。而且，那个时候正赶上1976年的“清明四五事件”，居委会的大妈们挨家挨户地调查呢。

一路上，佟叔叔和爸爸在聊天，从天南海北到王张江姚，打发着路途中无言的尴尬。小吉普车在大山的缝隙中弯来绕去缓慢地前行，谈话时常被汽车的剧烈摇晃所打断。车开了两个多小时，眼前豁然开朗；远远望去，前面影影绰绰是一片房屋。“浑源县到了，那面就是恒山！”顺着佟叔叔所指的方向，一座小小的县城就在眼前了；县城的南侧是壁立的大山，两山之间，有一个大大的豁口。“那个豁口的东面是恒山，豁口的西面是翠屏山，那里有一个‘悬空寺’！”爸爸是一个不太爱扯闲话的人，出于礼貌他也得和佟叔叔多聊几句。颠簸了将近三个小时，吉普车开进小县城，进了一个有持步枪、穿大衣的军人站岗的院子。我们下了车，佟叔叔和几位领导样子的军人互相敬军礼，然后握手；这种寒暄方式，我又是头一次见。之后，我们随着一位胖胖的，被佟叔叔称作“老彭”的领导进了他的办公室；我想这应该就是那位彭副团长了。佟叔叔向“老彭”介绍了我爸爸和我，他和爸爸握手之后，也向我伸来了手。我怯生生地把手伸过去，我冰凉的小手立刻就被这双软绵绵、热乎乎的大手所包围。

正在中午“饭口”上，两个当兵的把饭菜端进彭副团长的办公室，佟叔叔、爸爸、我，还有司机被邀请吃饭。彭副团长说他已经吃过了，就在一旁和佟叔叔聊着。这时候，从外面进来一个小战士，个子比我略高一点点，硕大的驼绒军帽下面压着一张粉扑扑的脸蛋儿，就像一个女娃娃。彭副团长问佟叔叔和另外一位年长的军人说：“你们看，这小子像谁？”佟叔叔似乎看不出来，另外那位军人说：“是不是老董的儿子？挺像！”后来，我才慢慢知道，这个小战士叫董京生，他的爸爸是时任坦克七师的副参谋长董振鹏，那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坦克兵，曾任过我们团的第七任团长；董京生和我同岁，是1976年当的兵；他的弟弟叫董京德，后来到我们连提干当技师，和我相处的不错，这已经是后话了。

饭后，彭副团长叫来一位年轻的干部，带着我们的那辆吉普车开出县城，去到一个叫“东辛庄”的村子，这里是我们这个团每年的新兵训练基地。车子很快就到了，年轻干部找到新兵三连的连长赵宗；这是一位魁梧英俊的、穿四个兜的军人；他操着一口京腔，让我记忆深刻。赵宗连长又找来了一位排长，这位排长个子比我稍高一些，穿得还是战士的两个兜的服装，圆圆的脸被冻得通红，和连长说话时笑容可掬，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

赵宗连长把我交给这位排长，跟年轻干部说：“好了，你们走吧！”这时候，一直在旁边的爸爸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他什么都没有说，抬起胳膊用手背向我挥挥，转身上了车；并没有熄火的吉普车嗡的一声，轮胎卷起地上的泥水，转眼间越来越小。

四、新兵训练

圆脸排长跟赵宗连长说了声，“连长，我们走了”转身在前面走，我背着背包跟在后面。一会儿，我们走进一户人家的院子，圆脸排长向屋子里面喊了一声：“五班长！”

“到！”一个瘦瘦的、中等个子的军人从屋里跑出来。

“给你一个兵！”

“噢，哪儿的？”

“不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圆脸排长回身问我。满脸的严肃，刚才在连长面前的笑容一下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太原！”我怯生生地回答他。

“太原？”那位“五班长”露出诧异，我明显感觉到他们俩都不知道太原在哪儿。

“山西省的省会！”我补充了一句，没人理我。

五班长把排长送出去，圆脸排长嘟囔了一句：“又一个‘后门兵’，还穿着一双皮鞋！”他的声音虽然小，但我却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咯噔”一下。我脚上这双皮鞋在班长心里留下了阴影。

五班长送走排长，回来领着我进了屋。这是一幢典型的山西民居院落，我们住的好像是正房，一进门分左右两个耳房，这就是我们的卧室，里面都是北方的火炕。

我被安排在离火最远的冷炕头，而热炕头已经被先来的人占领。他们都来自湖北省英山县，有两个是英山县城的“城市兵”，其余都是“农村兵”，他们比我先来了一两天。我挨着一个叫王琳的，他长得粗粗笨笨，黑黑的面庞，个子不是很高，但很结实，人很好；他年龄比我大两岁，而且还是一名党员呢。

人生的变化怎么会如此之大呢？前天，我还在太原市，虽然是烧锅炉，但那是我熟悉的地方。昨天，我还和爸爸睡在一张床上，有爸爸的呵护在身旁。今天，我却被扔在这里，看着一张张生生的面孔，心里一阵阵发凉。

冬季的夜晚来得很快，不到六点，天已经全部黑下来了。我跟在王琳的后面，排队，去吃晚饭，回来睡觉。昏暗的15w灯泡下，左右各275度近视的我，看不清他们的长相，但却真真地听着他们的湖北方言，我把头偏向那道山墙。眼泪夺眶而出，却又不敢啜泣，心里真是拔凉拔凉。当兵的第一天，我就开始后悔！一直后悔了六年！一直后悔到现在！还将继续后悔下去！

我的新兵生活开始了：出早操，跑步；洗漱，吃早饭；队列训练。吃午饭，午休；队列训练。吃晚饭，听湖北佬叽里咕噜；睡觉。我不是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也不是一个怕吃苦的人；一两天时间，我就开始适应这里的生活。我开始了解这里的情况，也开始用我的小笔记本写日记，记录我的生活。

我们这支部队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装甲兵坦克第25团；部队的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52892部队。过去的部队的代号：1880；团部设在山西省浑源县县城；浑源县的老百姓管我们这支部队叫“80部队”。

新兵营，驻扎在浑源县张庄公社东辛庄大队，那会儿县以下的农村行政单位叫人民公社，再往下叫生产大队，再往下叫生产队，或者叫小队；其实就是现在的乡（镇）、村、自然村，或者村民小组。我的房东家姓史，是一对四五十岁的夫妇，老大妈操着一口软绵绵的浑源话，听上去很有意思；家里有一位结婚不久的大哥，身材魁梧，眉清目秀；新婚的嫂子，长得非常漂亮，皮肤白皙，鹅蛋型的脸；就是那种古代仕女的模样，真可谓不施粉黛自窈窕；说话莺声燕语，非常好听。来到浑源县，就听人说浑源县的女人漂亮；而且传说，在古时候某个朝代的皇帝，把多名妃子贬谪到此。于是，繁衍生息，后代多美女。

因为那个时候，一天愁眉苦脸，所以关注的事情不多；只记下我们新兵营有三个连，我是新兵营三连二排五班。我们的连长赵宗，指导员姓纪，排长武海波，班长白同年，炊事班长李纪峰，六班长田宝连，炊事员郑天宝。

我们新兵班的战士，都来自湖北省英山县，他们是：万玉望、王琳、徐庆、徐国新、胡子龙、方九元、宗文斌、佘家全、刘建军、范英山、皮松平，加我共12个人；我们这个新兵连的其他“后门兵”有：王向东、马超英、项志勇等。新兵万玉望是我们班的副班长；因为他在我们班个子最高，所以被指定为副班长。在部队，个子高的人处处占便宜，个子低的人处处吃亏；颜值高的人处处被重视，颜值低的人往往被忽略；这是个摆不在桌面上的，谁都不愿意承认却又都照此办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我呢，正好就是那个最受委屈的，因为个头不及格，颜值也让瘦小给冲淡了许多。队列训练，是我们在新兵连几乎唯一的课程。从稍息、立正，向左、向右、向后转，到齐步、跑步、踏步走、立定，接下来就是稍难的向左转走、向右转走、向后转走，最后难到正步走。对我来说这些都不算难，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有“学工、学农、学军”课，就有过这些方面的练习内容；只是没有学过向左转走、向右转走、向后转走和正步走；在学校有运动员入场时候的“正步走”，但和部队的正步走不一样。最让我偷笑的是，喊口令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所以喊出来的口令五花八门。比如说，圆脸排长武海波的口令，“向左、向右、向后转”他一水都是向左、向右、向后“坠”。再说这个“一二一”，那就更是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同的腔调，听起来很有意思。

来自农村的新战士，队列训练可就是一个难关啦。简单的一个齐步走先出左腿、出右臂，好些人往往就做不来。到正步走的时候，那就更难了；有些人咬着牙、瞪着眼、使足了“吃奶”的力气，非常认真地左腿左臂一起出，右腿右臂一起上；那地地道道的“一顺边儿”，真是叫人忍俊不禁。于是，少不了得到班长、排长的“奖赏”——踹屁股。
　　队列训练，以连为单位进行；有单兵教练、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一般以班队列教练为主，而且课目最多。英俊壮硕的赵宗连长，踱着方步在操场上巡视着；时不时操着京腔京韵，带着轻声的“话把儿”——“你他妈的”，给大家做着示范。他的正步走，踢腿舒展，“环绕式”摆臂煞是好看，我心里一直很敬佩我的第一位连长。
　　在操场踱步的还有一位，他穿着一身最小号的军装，尽管袖口和裤腿都挽起来了，还是大的不得了；头上顶着一顶比脑袋大了许多的驼绒皮帽，脚上拖着沉重的大头鞋，一张娃娃脸被冻得红扑扑的。因为个子太小了，所以没法加入到我们的训练队伍当中，在那里百无聊赖地走来走去。这帮新兵对他指指点点，这个说他十四五岁，那个说顶多十二三岁；说到最后，还是那句话：正宗的“后门兵”！有人爆料他是坦克28团副团长的孩子。就是因为有这个小家伙在那里晃来晃去，我的心里才不至于太难受，至少有一个比我还像“后门兵”的“后门兵”。
　　而后，我慢慢地开始适应湖北话了，从湖北佬那里也听到不少关于“后门兵”的话题。从他们口里得知，今年的“后门兵”多了去了，在我们新兵营就有不少。后门兵没走正规应征入伍的渠道，很多人的军装都没发齐，我的鞋就一直是那双家里带来的猪皮棉鞋。在训练当中，我也看到有个别人没有穿大头鞋，而是穿着黑色棉军鞋。这样，我的这双黑的发亮的猪皮鞋，就成为整个新兵营最显眼的“亮点”，格外引人注目。特别是班排长总是看着它不舒服。
　　为了不让别人“歧视”，不让排长“讨厌”我。我便和房东大妈商量，用我的猪皮棉鞋，换她家的一双白塑料底、黑色灯芯绒面儿的棉鞋。虽然她明明知道我亏大了，但是在我的再三请求下，还是同意和我换了。这双鞋当然不如我的鞋暖和，但是我可以避免成为全连的“焦点”。因为，在整个新兵营没有人穿皮鞋，连干部都穿的是大头鞋。
　　吃饭，在新兵连算是一件出奇的事情；因为那个年代，人们是吃不饱的。我们在插队的时候拿饭票吃饭，每个月按照每个人的定量核发饭票。所以必须掌握好，否则到月底没的吃，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现在到了新兵连，没有定量也不要饭票，可以海开了吃。这帮新兵，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在“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再加上队列训练挺消耗体力，新兵相互之间又不熟悉，也没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之说。那帮农村兵更是不管不顾，简直就象一群“饿狼”。所以，一到开饭的时候，这帮“饿狼”手持碗筷双眼圆睁，集中精力严阵以待；等专管领饭的副班长端着放馒头的洗脸盆，从炊事班一出来，全班人一拥而上；满满一盆馒头，转瞬间一扫而光。白菜汤、小米粥、玉米糊糊、大米汤这类的汤水，盛放在铝制的大号洗衣服盆里；当炊事员提着盛汤的大水桶，把汤倒进洗衣盆之后，之前已经抢到的老式铁质大马勺，便会上下翻飞。时至今日，我对“一个锅里搅马勺”这句话，依然感触良多。
　　新兵连的炊事班，人员都是从各个连队临时抽调来的，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厨艺，把饭做熟就是最高标准。面对这堆“饿狼”般的新兵，他们也是忙乱的不知所措。有一次，一个炊事班的班长不知道因为什么，大骂不守规矩的新兵，最后来了一句：臭新兵蛋子！臭新兵蛋子？我觉得好有趣，就记住了这个称呼，也记住了这个人。没想到，后来我调到通信连之后，发现这位老兄正是我们连的炊事班长。从那以后，我们这帮新兵就都知道了，老兵同志们对我们的昵称——臭新兵蛋子。而且，这个昵称使用频率非常高，而且一直沿用到现在。只要是当过兵的人，对此称呼那可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我们的新兵生活的确非常苦，村子里哪有供我们做食堂的房子呀？大冷的冬天，大家就在院子里，戴着皮帽子、皮手套就着西北风吃饭。筷子前三分之一扒拉饭，中间三分之一是冰碴子，后面三分之一用皮手套抓着。奇怪，那个时候基本上没人叫苦，更不知道什么叫“人权”，大家的忍耐性很强，只是吃饭越来越不规矩了。也许因为有时候饭做得不太够，抑或因为这帮新兵蛋子太能吃，后来就出现了抢饭的现象。有一次，一个打饭的副班长端着一盆馒头，刚出门就有人伸手抓了一个，其他人也过来抢；这老兄还真有招数，把脸盆往胸口上一扣，撒腿就跑。一个周末，炊事班做面条给大家改善生活。炊事员提着大桶刚把面条倒进大洗衣服盆里，腿快的呼啦一下子就把大盆围了个水泄不通，蹲在那里不停地往碗里夹面条；个子高、胳膊长的更不示弱，越过他们的头顶就下筷子；面汤顺着挑起来的面条往下滴，流到蹲在地上抢面条人的帽子和衣服上，那家伙也全然不顾。抢不上面条的去抢卤，没有面条就把卤先喝了，一桶卤一会儿就见底儿啦。炊事员又拎出一桶，这回没人喝卤了——齁咸齁咸的；这叫做——菜不够，盐来凑。抢饭，我肯定不行，但我会动脑筋想招儿。一招是，先少后多；就是先少拿点儿，赶紧吃完，趁他们还没有吃完，我就狠狠地再盛第二碗，这样我就差不多了。另一招数是，“三快一慢”；在盛汤饭的时候，抢勺快，下勺快，起勺慢，吃得快；起勺慢，就能捞到稠的，就是现在人们的话——能弄到“干货”；相反，起勺快了赶得“干货”到处转，盛上来的都是稀汤；那就只好“稀汤灌大肚”了。
　　刚来没几天，新兵之间，特别是农村兵之间，就开始分团团伙伙了。按公社、按大队、按亲戚，各式各样的都有；讽刺挖苦，吵吵闹闹，甚至都有动手的迹象。我们班的范英山和皮松平，两个人是县城来的，或许还有些势力和背景，这帮农村兵都挺买他们的账。挨着我的王琳，人很憨厚；但是好些人嫉妒他是党员，所以冷言冷语、挑衅嘲弄都指向王琳。因为我从小就是弱者，所以向来是同情弱者。这样，我和王琳的关系就越处越好，引来了其他人的不满。有一次，我从炕上头朝下拿我的鞋，不知道哪个混蛋在我的屁股上踹了一脚，我一头就载到地上。多亏那时候年龄小身子轻，我双手垫头一个前滚翻站了起来，顺手从炉火中抽出一根还冒着火苗的木柴，喊了一声“谁来？”我都能想到，我当时一定是怒目圆睁、一脸杀气。可我不知道是谁干的，虽然血往上涌，决心拼命，但不知道该向谁下手。这时候，一个叫刘建军的吓的脸色刷白，其他人也面面相觑，没人做声。从那以后，没有人再敢轻易挑衅我，我和王琳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
　　王琳是湖北省英山县杨柳湾公社的，具体是哪个村子，我没有记载。我对他记忆最深的是，他打背包非常快，快到令人眼花缭乱。他打背包的方法很独特，把背包带的一头提前做成一个像套马杆前端一样的固定套环；打背包时，先把宽背包带放在已经横叠成三折的被子上，再把被子竖叠四折；把叠好的被子竖方向用环套好，背包带没有环的一头穿进环套拉紧，然后转换成横向，缠绕三圈，背包带在后面打结；再把宽背包带穿好，把单鞋固定在三横两竖的背包带上；不到一分钟，结结实实的背包就打好了。后来，我在部队一直使用这种方法，而且还把这个方法传授给我之后的新兵蛋子们。由此看出，王琳是一个干活儿非常麻利的人，他穿得背心上好像就有“XX奖”的字样；可想而知，人家的党员称号也不是凭空得来的。
当时，王琳的年龄应该是将近21岁；在农村，就已经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在家乡，他已经有了心仪的恋人；想给对方写封信，可自己又写不好，就让我帮他写。我当然乐于帮忙，帮他写了情书，还特意编了一首“打油”情诗，诗曰：滔滔洞庭湖水绿，葱葱英山杨柳荫。松林挺拔经风雨，玉兰芬芳抗霜冰。□□□□□□□，千里岂隔心相映。今日离乡踏野火，明朝欢聚日月兴。诗中提到了湖北、英山、王琳和他女朋友的名字“玉兰”，其中第五句当时写得有些直白，担心别人偷看到我的日记；后来，我就把这句涂掉了，而且还涂的真够彻底，现在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了。
　　1月16日，星期天；我和王琳搭伴儿，步行去了浑源县城。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拍张照片寄回家，而且最好是戴领章帽徽的照片。到了浑源县唯一的一家国营照相馆，准备照相的人很多，正好有穿戴领章帽徽军装的老兵。我就和一位老兵对付，想借人家的衣服穿一下，照张相片。老兵爽快的答应了，把军装借给了我。那是人生第一张军装照。照片上一脸稚气，并充满极度没有自信，而且充满忧虑。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当年的“后门兵”成灾了；据传，有可能对“后门兵”要进行再次体检和政审，把不合格的“后门兵”退回去云云。这给我的心里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虽然当兵的确有些后悔；但是，如果真是被退回去，那可就糗大啦。
　　这一段时间，我们“后门兵”之间也开始了交流和接触。我认识了几位“后门兵”朋友，他们是大同的王向东，北京的马超英和项志勇；因为我们同病相怜，所以，很快就相处的很好。特别是王向东，我们是一个排的，而且有唱歌的共同爱好。我记得他说他的叔叔是大同市挺出名的一位歌手，叫王国栋？还是王国梁？我记不清了，反正肯定是“栋梁”。
　　新兵连的训练已经20天了；说实话，这20天，比两年都难熬。终于传来了体检的消息，但并非针对“后门兵”，而是全部体检。这下子，大家议论纷纷，“后门兵”则是人心惶惶；因为几乎所有的“后门兵”都没有参加过正式体检，谁都不知道自己体检是否合格，是否会被“遣返”。体检，其他项目我不怕；但是，眼睛的视力怎么过关呢？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王琳。体检时间确定之后，我找到王琳；悄悄地和他说了帮我“通关”的事情，并把和爸爸一起“作弊”的方法告诉了他，他一口答应。新兵身体“复检”的那天，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负责体检的医生和护士就是我们团卫生队的那几苗苗人，被体检的却是一个营的新兵蛋子。体检内容也就是量量血压、听听心肺，再就是测身高、体重、视力、色盲；排队填表，乱乱哄哄。我测视力的时候，人又多又吵，再加上王琳和我的配合肯定不如我和爸爸的配合默契；一会说对了，一会又弄错了；最后，那个卫生员在体检表上瞎胡写了1.21.0，也就算了事了；这样，我也就算是过关了。现在看来，这样的体检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那年的“后门兵”人数太多了，涉及的范围太大了，牵扯的关系太广了；大家心知肚明，人们主要就是为了逃避“上山下乡”去农村。再加之，刚刚打倒“四人帮”，国家领导人还顾不上管这些并非至关重要的事情。但是，后来听说还是退回去几个兵，主要原因是身体确实是有问题，而且还是“前门兵”，并非“后门兵”。
　　越往后就越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们班的“英山帮”在那两个“县城兵”的怂恿下，不知道为什么和班长白同年不对付了。再搭上白同年的水平的确不怎么样，状告到了圆脸排长武海波那里。这帮英山兵是武海波接来的，所以他肯定向着这帮新兵蛋子。于是，据说73兵的武海波把74年兵的白同年咋呼了一顿，把白同年都吓哭了。说起来也是鸡毛蒜皮，好像是白同年不知道占了谁点儿什么便宜，最后退还了了事。全班就我和王琳还同情并向着白同年，所以后来白同年还挺感激我们俩的。
　　2月10日发领章帽徽的日子终于来到，捧着亮闪闪的帽徽和红彤彤的棉布质领章，我激动的直想哭。这说明部队正式接纳我了，我真的当兵了，我真正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了。兴奋直至，彻夜难眠；在被窝里，我打着手电筒，写下了当天的日记。
　　2月12日我来到东辛庄的整整一个月时间；午饭后，来了好几辆挂着“甲8-31XXX”的绿色军用“解放牌”大卡车，驾驶楼里是司机和两名干部。我们新兵营的全体新兵蛋子，打起背包，列队集合。来的干部拿着名单念到谁，谁就跟着上车。一个月的新兵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印记，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五、坦克三连的5天
　　2月12日，新兵连结束了，中午有个会餐，其实就是多了两个肉菜而已。下午，我们很快就下到了连队。我被分配到驻扎在位于恒山和翠屏山之间的大豁口东侧的唐庄村里的坦克25团一营三连三排五车，这是出乎我的预料之外的。因为当时来的时候，我跟佟科长和彭副团长说过想搞“无线电”；彭副团长当时说，坦克上就有电台，团里还有通信连；最后我说要去通信连，他便满口答应了。
　　为什么我要去通信连呢？主要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爱听广播，特别是“小喇叭”和“长篇小说连播”；其中有孙敬修讲的故事《孙悟空大闹天宫》和曹灿播讲的《闪闪的红星》《战地红缨》《新来的小石柱》《向阳院的故事》等等；所以，我对收音机特别感兴趣。因为爸爸很关注国家大事，所以家里也“花重金”买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到短波的时候，那个绿色的显示灯还会随着声音的大小一开一合，非常漂亮。但是，收音机是被爸爸“把控”着的，他每天要听“新闻联播”；而我们这些“猴鬼”（山西方言：小屁孩儿）是不许随便开关和乱动的。每天中午的“长篇小说连播”正是爸爸的午休时间，所以我们就只好跑到别人家去听；久而久之，我和小伙伴王平的关系特别好，因为每天都要去他家听收音机。后来，在哥哥的影响下，我们找来了“漆包线”，弄来了耳机，安装上“天线”，还插上地线，中间接上二极管；别说，还真的听到了广播，只是声音小的可怜。但是，突然有一天妈妈大发雷霆，用“火钩子”把我和哥哥辛辛苦苦弄好的“单管收音机”砸了个稀里哗啦；原因是她不知道听谁说的，或者是自己感觉到，我们安装的“天线”会招来雷劈。我们无奈，只好再琢磨自己安装收音机了。于是，买无线电零件、缠变压器、画电路图，甚至还用丙酮腐蚀过印刷电路板呢。到高中的后期，我们学校根据当时教育部门的政策，把高二年级分设了不同的兴趣小组。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不同的小组。我和同学李源，当时参加的是无线电小组，由来新华老师负责代课，我们在无线电小组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李源的腿有残疾，但是人非常聪明，也爱鼓捣和琢磨收音机、照相机一类的玩意儿。由此，我对无线电越来越感兴趣。
　　我分到的坦克25团一营三连的部队代号是52892部队83分队；据我自己日记的记载，我们的排长是张栓群；车长是郑天宝，在新兵连当过炊事员；炮长是李德江，驾驶员王玉珠，文书赵书仪；还有黄米贵、乔礼义、赵伟、商小辉；我们几个新兵是：周迅杨（好像也是一个“后门兵”）、朱和平、李斌；因为时间太短，连长、指导员等的名字还没有记住，我就离开了。后来，好像还听说，本来连里是安排让我去长治北京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去学习的。
　　到三连以后，我的排长张栓群人非常和善，比新兵连的那个排长简直不知道要好多少；对我们这些城市兵也没有歧视，我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许多。马上就要过年了，我还参与了连队的春节节目的排演。我们住在唐庄村，吃的是村边的一股山泉水；我去挑过一次水，别人认为我是城市兵，个子又低肯定不行。可是，他们不曾想我在插队的时候天天挑大粪，有一副好肩膀和挑担子的技巧，挑一担水对我来说，绝对不成问题。
我还参加了连队的冬季训练，我们的坦克高大雄伟，看上去令人振奋。坦克上有四块大电瓶每块重120斤，作为启动坦克之用。驾驶员在中间，我和周迅杨一边一个，拎着两块大电瓶跑到坦克车前；放下后，再来一趟。驾驶员很快就能够把电瓶装好，一按点火开关，轰的一声坦克就发动着了。这让我想起了当年，我们在杜家山时，看着履带式推土机发动。先要用一台汽油机，发动着之后，再带动柴油发动机，鼓捣半天柴油发动机才“嗵、嗵、嗵”地发动着。相比之下，我们的坦克真是太棒啦！排长还教我们“三步蹬车”，我也有幸进到坦克车里的炮手位置；可惜，我调走了，只和坦克相处了短短的五天。
下到连队吃饭，那感觉可就更好了。全连听到开饭哨声后，集合在一起；先唱一支歌，然后排队一列一列地进入食堂。虽然没有桌子，但大家有序地蹲在地上，一个车的人围成一圈，一尺二的大搪瓷盘子摆在中间；大家有序的排队盛饭，悄无声息地围在一起吃饭；这叫做“食不言、寝不语”。我们坦克连队的伙食费是每天0.81元，这个标准在当时是很高的。我们的正餐，基本上是吃细粮（即白面、大米），每天中午四菜一汤，保证两个肉菜，而且是绝对“管饱吃”。噢，真幸福！这就是说，我可以海开了吃啦。我吃饭速度慢，又很能吃，所以，我总是吃在最后。
　　2月16日晚上，我们营在一个大操场集体看电影。电影开始不久，从银幕后面的喇叭里有人在广播：“三连的崔和平，请到营部接电话；三连的崔和平，请到营部接电！”大家左顾右盼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分明是在叫我么，我就是崔和平呀！丢盹了半天，我才明白这真的是在叫我。于是，赶紧到电影机旁，有个人在等我，他领着我去到营部，我拿起电话。“小崔吗？我是老彭啊！”噢，我反应过来了，对方是彭副团长。“噢，彭副团长，您好！”我紧张地不知所措。“听说你分配到坦克连队了，行吗？”这下子我反应过来了，彭副团长是在关注我的下连分配，他说话是守信的。他是副团长，忙于我们团新营房的筹建，一定很忙，前期的新兵分配可能没有参与；后来，应该是想到了佟科长送来的我，便专门打电话过问这个事情。
“噢，彭副团长，我还是想搞无线电。”我紧张而又嗫嚅地说。“噢，他们准备安排你去长治学习呢。好，你要愿意去通信连，我和他们说一下吧。好，那就这样吧。”对方的彭副团长，说话干脆利索，放下了电话。
　　次日，1977年2月17日，农历腊月三十，除夕；这天部队应该是两顿饭。上午，连指导员叫我去，和我谈了话，勉励我调到通信连后好好干。下午，全连春节会餐，而且有酒。指导员宣布了我要调走的事情，并对我这几天的工作做了一番表扬。连首长向我敬酒，鼓励我好好干；熟悉的战友们也向我敬酒，我也敬他们酒。挺热闹的，我不爱喝酒，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喝的略高了。
　　会餐刚结束，通信连的指导员刘志敏，坐着侧三轮摩托车，专程来接我。我打好背包，拿着我的大提包，挥手告别了三连，告别了唐庄，向在县城方向的通信连驶去。掐指算来，我分配到三连，从来到走整整五天。 六、通信连，浑源县的42天
　　摩托车的驾驶员叫闫二顺，也是1973年河北定县的兵；他的车开得很快，十来分钟我们就到了通信连。通信连住在浑源县城团部旁边的一条街上的一个小院子，院子的里面还有我们团的卫生队。刘志敏指导员把我交代给了一班长乔克强；这样，我就正式安排到坦克25团的通信连无线排（一排）一班（2W报话班）；部队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52892部队3分队。
　　第二天，1977年2月18日，也就是农历丁巳年“蛇年”的正月初一。大年初一吃饺子，这是连队的规矩，也是部队官兵们“打牙祭”的时候。“打牙祭”的意思是偶尔享用丰盛的菜肴；是客家人和四川、重庆、湖北等地人的一种说法，出自叶紫的《行军散记》。原指每逢月初、月中吃一顿有荤菜的饭，后泛指吃肉或会餐加菜。在我们那个时候，吃一顿好饭菜或吃饺子都是大家渴望的事情，所以我也称之为“打牙祭”。通信连，是坦克部队的直属连队，或许是因为训练强度不如坦克连队大？所以，伙食费的标准比坦克连队低了38%，坦克连队伙食费是每天0.81，而我们通信连的伙食费是每天0.51元；这个差距，在当时可真是很大的哟。

　　早饭后，炊事班给每个班发了白面和饺子馅。因为在家里，我经常帮着妈妈和面，所以很会和面。于是，第一个自告奋勇地说“我和面”，便撸胳膊挽袖子干了起来。没成想，这却招来了躺在暖炕上的另外几个城市兵的白眼。因为这帮家伙很懒，自己不愿意做事，别人积极主动地干活儿，他们还挺嫉妒。像我这样自告奋勇、主动干活的人，他们的说法是：“显俊”（这是北京天津一带的说法，意思是故意显摆自己）。而我却是一个喜欢干活，从不惜力更不懒惰的人，在这方面与他们格格不入。由此，我在部队与这帮家伙的斗智、斗勇、斗嘴，就此拉开了帷幕。

在部队包饺子，是一个大家共同参与的集体活动，很有意思，也很有激情。没有擀面杖，我们就用啤酒瓶子擀皮；没有案板，我们把桌子擦干净，铺上面粉当案板做剂子。反正，能想什么办法，就想什么办法。包出来的饺子，更是千奇百怪，别具各自的地方风格。我小时候就喜欢跟着奶奶做这做那，因此包饺子没有问题；包出来的饺子，是典型的山西式饺子，而且很好看。正是由此之后，我才知道全国各地饺子的式样有所不同，而且各有千秋。不过，好像大家都有一种说法，就是在包饺子的时候，弄一个一分钱的硬币包进去；到时候谁吃着，谁就有福气，就算“中头彩”；其实这样很不卫生，但是谁又在乎这个呢？最终，无论饺子包成了什么样子？煮熟是什么样子？包的好看也是吃，煮成片儿汤照样吃，而且大家总是吃得津津有味儿；没人去挑剔，更没有人去追究。

当兵，最躲不过的就是“走队列”和“站岗”。如果有人说他当过兵，但是既没有走过队列，又没有站过岗。那绝对是假冒“兵”，或者是“稀拉兵”，要么就是地地道道的“后门兵”。我虽然是通过关系“走后门”进来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正规野战军；部队的一切的一切，我都体会了一个淋漓尽致。

到了部队，从新兵连就开始了“站岗”。这个站岗，可是实实在在地站岗，一般是“夜岗”；大半夜你会被“带班”的人叫醒，然后去站岗。一般是一个小时，最多两个小时；其实，在和平时期站岗，为的就是磨炼人，没有更多的实际意义。
我们通信连，因为离着团部最近，所以我们站岗就负责了团部的“大门岗”，而且是全天岗。部队的门岗，那是很厉害的。现在，但凡是部队驻地，都有门岗；而且还会在显眼的地方放置一个牌子或者标语，上写“士兵（或哨兵、岗位等）神圣，不可侵犯”等类似字样。凡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敬而远之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时候，站岗的当兵的会非常牛逼，上司有命令，手中有枪；谁敢咋刺儿，他就敢拿枪说话。
在浑源县的42天里，我应该站过了很多次团部“大门岗”。第一次白天站岗，不是很明白，也没有人跟我说过什么。只是穿着皮大衣扎上腰带，拿着早已想往已久的半自动步枪，雄赳赳气昂昂地、直卜愣登地站在岗位上。后来，我发现穿四个兜的干部进出门的时候，会给我敬礼，我有点紧张。但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给我敬礼。还有一个干部进大门的时候，看了看我，又歪头看了看我的双脚，犹犹豫豫、勉勉强强地给我敬了一个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赶紧又站得直直的。后来，我才慢慢地知道，站岗的时候，一般情况是保持稍息姿势；见到干部进出大门，你应该立正，表示对他行礼；然后他会行举手礼，向你回礼。噢，原来如此，我觉得这样很有意思！于是，在站岗的时候，很希望有干部进出门；这样，我可以有意识地双脚立正，同时挺胸抬头，还故意用脚搓地，两个脚后跟使劲儿磕在一起，弄出些声响，让对方知道我给他行礼；然后，等待对方的回礼。当对方回礼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也就是现在时髦的话说——刷“存在感”。一般情况下，四个兜的干部都会回礼的；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干部，一定会回礼的；因为他们也有“存在感”。而那些年龄大些的干部，或者官儿大干部，就有可能不回礼。然后，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就会在下面议论，哪个副团长或者副政委不给回礼，等等等等。那个时候我就想过，如果我要是干部，不管当了多大的官，一定要给站岗的士兵回礼。可惜，我这一生却始终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我一生中一个小小的遗憾。晚上站岗，就没有那么多礼数了。在部队，作息时间有严格规定，晚上很少有人进进出出。有一天晚上，我是半夜两三点钟的岗。外面风很大，我就躲在大门内的岗亭里。迷迷糊糊稍微有些困意，忽然感觉不对；睁眼一看，一个黑乎乎的家伙就在我眼跟前。吓得我大吼一声“谁”，随即把早已上好刺刀的步枪对准那个黑影，那家伙撒腿就跑；我才发现是一条狗，这次可把我吓得不轻。
1977年3月25日，我们连移防到大同市古店的李家湾，屈指算来在浑源县呆了短短42天，再来此地正好是42年以后的事了。

“毛遂自荐”当文书

崔和平

文书，这个词其中的一个含义就是指，从事书信、公文工作的人。军队的文书，自古有之。在我军，每个连都设文书岗位。据说，我军第一次军衔制，文书是准尉军衔，至少也是上士军衔。我入伍时每个连队都有文书兼军械管理员，在我们通信连，文书工作和岗位，同样很受连队领导的重视。
1980年底，我当兵满四年了，面临着复员退伍的问题。是走是留也在犹豫不决。原因有三：一是，我当报务员的后期，出现了“坏手”现象，这让我的报务员工作很是难堪；二是，我当兵4年还没有入党，没有面子见“江东父老”，故而不能复员回家；原因之三是，我比较喜欢文书这个行当。
当时我们通信连的文书胡勋泉要求复员；我得知之后，经过反复思量后决定去找连队领导，那天真巧他们几个领导正在连长宿舍讨论老兵复员的事情。我推门进去，看到何瑞生、段建平、米汉林等几位连首长在。那时候我已经是四年的老兵了，说话做事都很随便了。我就和何连长说：“连长，我和你说个事儿！”何连长跟我到了院里，我说，“我不想干了！你要让我干文书，我就不走；要不然，我就要求复员！”“你等一下”，何连长一听我这样说，就回到他的宿舍。没有过几分钟，何连长出来跟我说：“崔和平，别走啦，当文书！”
其实，那个时候胡勋泉一走，连队正发愁没有文书人选呢。就这样，我自荐当上了连队文书，在文书的岗位上又耗了两年。
条令上连队文书兼军械员的职责：
（一）领发和登记全连的武器、弹药、器材和军械装具；
　　（二）管理连队集中存放的武器、弹药、器材和军械装具，严格执行安全规定；
　　（三）检查了解全连武器装备的使用、保养和保管情况，并给予技术指导，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四）及时送修损坏的军械和器材，按照规定回收、上交旧品（废品）和缴获的军械、物资；
　　（五）填写和保管全连军人登记表、名册和规定的报表；按时准确统计、上报连队实力；
　　（六）领发、登记和保管条令、条例、文件、教材和教具、文具；
　　（七）在政治指导员直接领导下，负责领发、登记和管理连队密码装备。
文书在完成条令规定的职责以后，实际上就是连长指导员的文字秘书，连队抄抄写写的事都由文书来干。所以连队领导都特别重视文书这个岗位，总是要选文化程度高的、有一定写作能力的战士来担任。
我于1980年12月接替胡勋泉任文书，1982年退伍时罗国才接了我的班。我在连队文书的岗位上整整干了两年，由于我也属于当时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又是老兵了，所以连队文书工作干得还算出色。我对连部文书的工作熟悉了以后，就萌发了编写连史的想法，我把这个想法向指导员段建平汇报了，他非常支持，批准我买了一个非常精致硬皮笔记本，我就开始把连队每天工作、训练、教育、人员变动的事在这个笔记本上详细记载下来。我退伍时把这个本郑重地交给了下任文书罗国才，并向他交代了记事原则和注意事项，并希望将这个本本好好的传承下去。去年沈忆成约我一起来编撰通信连连史，我想起了那个笔记本，追问过很多后人，都没有结果，如果那个笔记本能够完整的传承下来的话，将会给连史增添很多珍贵材料。
以下是通信连历任文书任职情况表：……，高友谊（1960年山西繁峙）、于志明（1961年山东省）、高水河（1963年山西闻喜，1965任文书）、谢承恩（1966年山西猗，1967年任文书）、刘志敏（1968年山西榆次，1969年任文书）、蔡少勇（1968年河北藁城，1970年任文书）、冯守明（1969年河北大名1970年任文书）、严海平（1971年江苏连云港，1972年任文书）、赵建设（1971年江苏连云港，1975年4月任文书）、王忠义（1977呼和浩特郊区，1975年10月任文书）、陈志广（1973河北完县，1976年3月任文书）、马华民（1977河北赵县，1977年5月任文书）、胡勋泉（1977湖北广济，1979年6月任文书）、崔和平（1977年山西太原，1980年12月任文书）、罗国才（1997年河北故城入伍，1982年11月任文书）、李学军（1983年天津蓟县，1983年12月任文书）、高宝军（1985内蒙古丰镇市，1986年12月任文书）、孙百卓（1987河北省石家庄市，1987年11月任文书）、仝晋中（1988年山西大同，1990年12月任文书）、……、李章（1995年黑龙江五大连池，1995年任文书）、宋秀珍（1996年内蒙古武川县，1996年任文书）、乔邦洪，1996四川泸州,1997年任文书）、梁江（1997四川宜宾，1998年任文书）。

日记本的故事

崔和平

我入伍时父亲送我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从我穿上军装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在这个笔记本上，记录每一天的看到的和经历的大事小事，写下我的精神磨砺、学习心得、人生感悟和心路历程。这个日记本伴我从军六年，并一直珍藏至今。
一年前沈忆成因编撰《通信连连史》向我征集资料，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我翻出那本尘封已久的笔记本，重温自己的那段历史，翻看之间连我都惊讶了！在那个年代里，我竟然无意中在这个本本上记载了很多连队的事情。例如：
一、我的《日记》中记载，我们连队当时的编制和人员情况是（1977年3月—1978年3月）：
连长韩海顺（1960年山西繁峙），指导员刘志敏（1968年山西榆次）；
副连长何瑞生（1965年天津武清），副指导员冯守明（1969年河北大名）；
文书：王忠义（1973年内蒙呼市），通信员尹军宝（1977年河北赵县）；
技师杨凤刚（1965年河北邢台），修理工高顺祥（1975年河北正定）；
司务长葛振虎（1968年河北藁城），给养员（上士）王福江（1975年湖南）；
炊事班长：赵春和（1973年河北完县），副班长：朱正德（1975年湖南）；
超编炊事班长：王义坤（1969年河北大名），炊事员：在战士中采取轮流制；
一台：台长剧连贵（1968年河北藁城），主任米汉林（1969年河北大名）；
二台：台长王景山（1968年河北藁城），主任武海波（1973年河北定县）；
三台：台长韩玉振（1969年河北大名），主任陈志广（1973年河北完县）；
超编台长刘振华（1965年天津武清），后提主任沈忆成（1973年内蒙呼市）；
报务员：邢占芬（1973年河北定县）、张年旦（1975年山西高平）、巩秋屯（1975年山西高平）、赵楼梦（1975年山西高平）、刘建国（1976年河北遵化）、安振强（1976年天津）；
一排（无线排）：
一排长王贵枝（1965年天津武清）；
一班班长：乔克强（1973年内蒙呼市），副班长，连红根（1975年山西高平）；
战士：李广利（1976年河北遵化）、张秋忠（1977年河北赵县）、崔和平（1977年山西太原）、周岱（1977年北京）、杨经培（1977年内蒙呼市）、武京阳（1977年北京）、王力维（1977年北京）、徐方（1977年北京？大同？）、郭荣军（1977年北京）、刘海水（1977年河北赵县）、沈宝明（1977年山西怀仁）、吴建波（1977年河北赵县）；
二班班长：段建平（1973年内蒙呼市），副班长马建海（1976年河北遵化）；
战士：李增会（1977年河北赵县）、李彤（1977年北京）、李建（1977年山西孝义人，从邯郸入伍）、胡勋泉（1977年湖北广济）、郭以柱（1977年河北冀县）、林均峰（1977年北京）、马华民（1977年河北赵县）、周根锁（1977年河北赵县）；
二排（有线排）：
二排长，李文海（1968年河北藁城）；
三班班长，王凤书（1974年河北大名）；副班长，张宝和（1976年天津）；
四班班长，杨建设（1974年河北大名）；副班长，姜涛（1976年天津）；
五班班长，陈连如（1973年河北定县）；副班长，万瑞福（1976年，河北遵化）；
三班战士：
陈明堂（1977年河北赵县）、尹振海（1977年河北赵县）、李辰英（1977年河北赵县）、马树法（1977年河北赵县）、耿振学（1977年河北赵县）；
四班战士：徐海平（1977年湖北黄陂）、邓新华（1977年湖北黄陂）、洪英国（1977年湖北黄冈）、易福仁（1977年湖北黄冈）；
五班战士： 王志强（1976年河北滦县）、號树林（1975年河北）；李军（1977年北京）、吴瑞元（1977年河北石家庄）、焦岩（1977年北京）、赵岭（1977年北京）、张彦（1977年河北石家庄）；
六班（摩托班）班长，闫二顺（1973年河北定县）；副班长，段建立（1973年河北定县）
战士：黄金彪（1975年，湖南）、程玉清（1976年，河北遵化）、潘国民（1977年河北赵县）、周学中（1977年河北赵县）。
1977年3月底，通信连复员人员：
杨建设、赵春和、程玉清、王福江、黄金彪、邢占芬、闫二顺、巩秋屯。
二、1977年坦克25团通信连随坦克七师，参加北京军区装甲兵组织的所属各师团无线通信分队比武。我有幸作为两瓦班参赛人员参加了那次比武，并在日记本上，记录了通信连参赛的人员名单及参赛全部过程。
我那时就是个新兵，连队的人员状况也不是我应该操心的事情，可是我却在这个本子上鬼使神差的记录了下来。特别是那段1977年3月—1978年3月人员情况，提供给沈忆成后他更是如获至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信连二排三班的详细情况，他在编撰连史的过程中对二排有无三班这个问题存在疑惑，因为1976年6月以前通信连的前身指挥连有线排（二排），编制四、五、六三个班，指挥连原有的侦察排（一排一、二、三班）规建新组建的特务连，指挥连无线排的七、八班，改为通信连的一、二班。这样改编后的通信连有没有三班就成了历史悬念。沈忆成咨询了许多当年的老领导，都认为改编后通信连没有三班，就连二排的几个老班长也是如此。这件事还在群里引发了热议，几乎90%的人都持否定的态度。由于我的笔记本向沈忆成提供了准确信息，后来经马华民等人佐证，终于确认了通信连有三班这个问题。
我的这个日记本对连史的编撰作出了突出贡献，连史编撰人沈忆成称它为“通信连的一级文物”。

作者简介：

崔和平，1977年山西太原入伍，历任通信连一班战士，15瓦二台报务员，连部文书。1982年底退伍。曾任山西省物资厅建筑材料总公司、外商企业物资总公司，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中国印度友好协会理事；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山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天龙印社社员；中国书画摄影家协会理事；山西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太原市作家协会理事；山西老年大学摄影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