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广斌的唏嘘人生

沙戈

　　 罗广斌，1924年11月22日出生于重庆市忠县，个子不高，身形微胖，双目睿智，英俊潇洒。他是重庆解放前11·27大屠杀幸存者，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青年团重庆市委委员、市青联副主席、全国青联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长寿湖农场党委委员、渔场场长，农场代理场长及重庆市文联专业创作员等职，是名动全国的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文革伊始，他成为重庆最早期的造反派，在派性斗争中被监禁，1967年2月10日从高处触地而亡，年仅42岁。

一、家势显赫，追梦少年

罗广斌的父亲罗宇涵，19岁中秀才，后保送进成都东洋学堂，国民党员,历任民国县政府科长、县、省参议员等职；母亲牟蕴山，毕业于政法学校,国民党员，长期在民国四川高等法院工作。解放后，罗广斌的父母成为普通老百姓，住在成都金汤街自己的房子里，房子后面还有半亩地，闲暇时自己种点小菜吃。母亲学过医，还在自己家里开个诊所给别人看病。

同父异母兄长罗广文，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29年回国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官、陈诚土木系十八军炮兵中校营长、团长、旅长、军长及兵团司令等职，围剿过中央红军并受伤，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战役、武汉会战、宜昌战役、鄂西大捷，为抗日名将，解放战争时期负有国民党西南防务重责，率第15兵团2.2万人在川西起义。卸军职后，罗广文任山东省林业厅厅长，1955年在山东病逝，留下一个妻子和4个儿女。

罗广斌出生时，家势显赫，田产富庶，环境优裕，为家人溺爱，是家中的“幺少爷”，虽在战乱时期，未识生活愁苦，任性而有些叛逆。少年时，聪明好学，眼睛明澈，额头青春光亮，嘴角永远挂着微笑，常沉醉于文学的世界里，感情细腻丰富。

二、初恋受阻，走向叛逆

1939年2月，为躲避日军空袭，罗广斌随父母迁居洪雅县城，就读于洪雅县中学初中。他在这里与商人出身的同学牟学莲产生恋情，父母知晓后坚决反对。对爱情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任性而有些叛逆的个性，满以为家人会疼爱、宠溺、支持实际上却反对产生的情绪落差和深深失望，使罗广斌与家庭进行了抗争，甚至与父亲打了一架。大怒的父亲中断了罗广斌在洪雅的学业，将他带回成都，并无情地禁足在家里三年。

正当罗广斌与家庭的矛盾激化而陷入痛苦时，他遇到了忠县同乡马识途（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原名马千木。著名作家，曾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马识途同情他的遭遇，支持他的反抗精神，并真诚地告诉他：“恋爱是年青人的权利”。

三、投身革命，被捕入狱

1944年初，罗广斌跟随马识途到昆明西南联大附中学习。在这里，他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在“12·1”惨案中，他亲眼看到国民党特务是如何屠杀青年学生，真正认识了反动政府的残酷血腥的本质，使他从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投身于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事业。1945年7月，罗广斌由马识途介绍加入了昆明地下共产党外围组织民青社，在年底的“12·1”学生运动中，他担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罢课委员会主席。“12·1”运动之后，由于特务组织跟踪，罗广斌撤往乡下工作。

1946年罗和马识途（调成都工作）一道到成都。1947年罗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并担任新闻系主席和系联会（学生会）主席。六一大逮捕后，罗加入外围组织‘六一社’并撤往民建中学任理化教员。从这时起，罗开始和家庭脱离关系，在民建中学一方面参加地下党刊《反攻》的印刷工作，另一方面领导该校‘六一社’的组织。

1948年3月1日，罗广斌赴秀山中学任教员前，由刘国志、江竹筠（儿子彭云，哈军工毕业，红卫兵时期在重庆造过反，现已移民美国，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计算机系的终身教授 ）介绍罗广斌加入重庆地下党组织，候补期9个月，其工作关系属于市委副书记冉益智领导的学运系统。1948年4月，刘国定、冉益智相继被捕叛变，并竞相出卖川东地下党组织。刘国定抢先一步，供出罗广斌的身份；冉益智也将罗广斌参加革命的情况和盘托出。

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得知罗广斌是国民党第七编练司令罗广文之弟，于是将罗广文约到重庆城内老街慈居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办公室，将罗广斌参加革命的详情告知罗广文，并向其保证不伤害罗广斌的性命。罗广文告诉徐远举，罗家对弟弟太溺爱，他非常调皮，到处乱跑，家里对他已无可奈何。罗广文明确表态，弟弟现已住回在成都家中，同意徐远举派人逮捕，帮助家人管教他。

徐远举立即派重庆绥靖公署侦讯科科长左志良于1948年9月5日由渝乘飞机至蓉。经过暗中侦察、周密安排。1948年9月10日上午，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来到成都金河街柿子巷7号罗公馆找罗广斌，声称从重庆带来一封署名为“马”的信件，需要亲自交给罗广斌。罗广斌以为是马识途联络自已，出门取信，遂被捕。

四、坚持斗争，越狱幸存

罗广斌被捕后，在成都稽查处被关押了十多天。父母心疼地到监狱看他，劝他不要再坚持，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希望他回归家庭，被罗广斌拒绝。9月下旬，左志良押解罗广斌，由成都坐飞机转到重庆，先后将罗广斌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看守所。

入狱后，因为哥哥是国民党军队司令，罗广斌被大家怀疑是内奸。他关在杨益言（《红岩》另一名作者）隔壁的楼上1号房，同房的28个人都不理睬他，他倍觉无奈、无辜、委屈。后来，入党介绍人江竹筠（江姐）表态说“我了解他”，他才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在 1948年春节，监狱里开联欢会，杨益言表演拉二胡，罗广斌表演是洋派十足的踢踏舞，演出时，他的脚上还带着铁镣……

1949年11月27日，解放军解放重庆的部队已经兵临城下，国民党在“白公馆”分期分批搞大屠杀一直到晚上，因要赶到“渣滓洞”去杀那里的100多人，就将“白公馆”还未来得及杀的包括罗广斌在内的19个人暂时放下，派了一个叫杨钦典的特务看守，这19人中有老人、妇女还有两个小孩。由于罗平时就给杨做了工作，已经基本争取过来。于是杨就将他们这19个人放了，因此他就逃了出来。

五、向党汇报，狱中八条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949年12月25日，重庆解放第25天，罗广斌将根据狱中同志讨论整理而成的长达2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上报中共党组织。报告共15页，包括七个部分，分别是：一、案情发展；二、叛徒群像；三、狱中情形；四、脱险人物；五、特务罪行；六、烈士典型；七、狱中意见。充满现实警示意义的著名的“狱中八条”就在这份报告中。这是狱中革命者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可能实行疯狂的大屠杀，他们有话对党讲并商定，如果有人能够活着出去，一定要把狱中同志集体讨论的这个意见向党汇报,内容如下：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报告》指出：“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恋爱问题、私生活问题，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往往决定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

1996年，“红岩魂——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斗争史”启动全国巡展，“狱中八条”首次对公众亮相。在红岩魂广场、革命烈士纪念展厅、罗广斌被关押的牢房里，“狱中八条”都以碑刻的方式展现。

六、成家立业，划清界限

妻子胡蜀兴在正阳学院读书，与在西南学院罗广斌在进步学生运动中认识。解放后，胡蜀兴在市妇联工作，罗广斌团在市委工作，开始更加熟悉。1952年春节后不久，两人在位于大坪的区团委机关小食堂举行了婚礼，后生育儿子罗加、女儿胡波。

因种种原因，或许是对初恋时阻挠的介意，或许是要与旧家庭划清界限，罗广斌对父母兄长姐姐都比较冷淡，一般不往来。1950年，罗广斌和未婚妻出差成都时去了趟成都的家，这也是胡蜀兴第一次看到罗的父母。罗跟父亲这样说：“您们可以自主生活了，一切都要听政府的。政府的一切规定都要遵守，不要违反，要跟共产党走……”

后来，父亲罗宇涵去世了，罗广斌没有回去。一位重庆市领导见罗母亲牟蕴山一个人在成都生活，便让老人到重庆三人民医院分部（现市八院）上班。老人一个人住在医院，只是周末时有时来罗广斌家吃饭聚聚。老人常跟别人抱怨：“我儿子对我不好”。

1966年文革开始时，母亲牟蕴山又一个人回到成都，靠给别人看中医维持生活，直至80年代初在成都去世。

七、建设农场，渔业专家

1957年12月，时任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的罗广斌，听说重庆市将在长寿龙溪河狮子滩发电站建成后，借着形成的一些岛屿和空地，兴建长寿湖农场来做为市级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劳动锻炼基地。罗广斌主动请缨，向组织提出了下放长寿湖劳动锻炼的申请。

12月27日，中共重庆市委决定，由团市委副书记向洛新、市农林局局长卢子英、罗广斌、陈民和、向福安、贺太贵及陈冰云7人组成长寿湖农场筹备建设委员会，乘船离开重庆朝天门码头，抵达长寿羊角堡码头后，乘车到达长寿湖进行考察，开展农场的勘测、规划和筹建工作。

经过一周左右的观察、测量和调研，他们编制出了以发展渔业为主，同时发展果树、粮食、畜牧业等多种经营，把长寿湖农场开发建设成一个综合性的、并结合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劳动锻炼基地的《长寿湖农场1958—1967年生产规划（草案）》。方案很快获得批准并实施。

1958年2月，长寿湖农场迎来了重庆市第一批下放到农场劳动锻炼的市级机关干部200余人。

1958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偕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带领一批支援电站建设的苏联专家，来到了龙溪河狮子滩长寿湖视察、游览。罗广斌他们向总理一行汇报长寿湖农场的规划和开发建设情况，听取了总理对长寿湖开发建设的指示，在农场待待所热情地宴请了周总理一行。后来，罗广斌激动地写下了《周总理来到了我们农场》并发表。

1958年3月8日，中共重庆市长寿湖农场党委成立，向洛新任农场党委书记，罗广斌等4人为党委委员。同时农场各机构、单位也相继建立。罗广斌先后担任共青团长寿湖农场团委书记、渔业大队（后改称渔场）队（场）长、农场科学院院长、渔业办公室主任、农场代理场长等职。

罗广斌负责养鱼期间，借阅了很多专业书籍来学习、运用且颇有心得。他曾经应邀到武汉的一所水产研究所去介绍经验。在农场及罗广斌的精心组织和努力下，长寿湖终于成为重庆市的渔业基地，长寿区（县）也获得巴蜀“鱼米之乡”的美誉。后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长寿湖拍摄了名为《鱼跃险滩》的新闻电影。

八、受命创作，红岩由来

1950年7月1日开始，由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著的报告文学《圣洁的鲜花》在重庆的《大众文艺》上发表。

1958年2月，署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革命回忆录丛书《红旗飘飘》第六辑中发表。这是以罗刘1956年在青年团江津地委所作报告为基础整理成文，也是长篇小说《红岩》的素材和初稿。1959年2月，经过增补内容的单行本《在烈火中永生》出版，反响极大。

1958年11月，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朱语今来到重庆，他敏锐地感觉到“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事迹是向青少年进行中共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题材，于是便决定向当时在重庆团市委工作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约写长篇小说。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和市委书记李唐彬对朱语今的建议很重视，决定把创作长篇小说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指定由时任市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代表市委负责组织和领导这一工作，并为《禁锢的世界》创作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和很好的素材。

在1957年“反右”中，约稿的创作者刘德彬因提出用群众运动方式搞肃反不妥被批判，1959年1月因工团主义分子、严重右倾及攻击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补划为“中右”，留党察看一年，撤销行政处分。同时被剥夺了继续参加写作和修改十周年国庆献礼的《禁锢的世界》就的权利。

1959年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资2000元，由重庆印出了作者署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征求意见本（第二稿），并送中国青年出版社征求意见。

1960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邀请罗广斌、杨益言到北京听取对书稿的修改建议。1961年3月，罗广斌、杨益言完成了长篇小说第3稿，并再次赴北京研究修改意见。1961年4月又完成了第4稿。

1961年12月，《禁锢的世界》经罗广斌杨益言与编辑最后加工、修改后定稿，即将付梓出版。罗广斌向重庆市委请示了两个问题：书名怎么定？作者是否仍署罗刘杨？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指示：书名定为《红岩》；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唐彬指示：刘德彬暂不署名，以免被动。

出版没多久，同年，重庆市总工会机关支部撤销了对刘德彬的处分决定。

1962年底，经组织安排，罗广斌调离长寿湖，和刘德彬、杨益言一起去重庆市文联专门从事文学艺术创作。

九、作品精彩 ，感动世人

《红岩》是以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线索的长篇小说。在描写狱中斗争的同时，小说又把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及其所领导的城市运动，华蓥山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等线索交织成一个整体，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的映衬下，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气势。

小说把反动派在全局上不可逆转的覆灭命运，与局部上的气势汹汹，疯狂镇压；把革命事业全局上的辉煌胜利，与革命者个人的悲壮牺牲交错统一起来，真实地反映了革命先烈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敌我斗争的残酷性。红岩，是重庆的一处地名，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我想，或许这也是一种寓意，重庆这块被解放的土地，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均是11·27大屠杀幸存者。他们以身边的同志和敌人为原型，塑造出了江姐、许云峰、齐晓轩 、成岗、陈然、小萝卜头、华子良、双枪老太婆、徐鹏飞、沈养斋、杨进兴、浦志高等等一个个正、反面的鲜活人物。

看过这本书的人，没有人不被书中的精彩的内容，曲折的故事而震撼；看过这本书的人，没有不被这些意志坚定、品德高尚的英雄而感动；看过这本书的人，无不对国民党特务的凶残狡猾对叛徒的软弱可耻而愤怒；看过这本书的人，没有不想亲到故事发生地重庆来学习体验。。。。。。。。

十、创造历史，英雄成名

总之，《红岩》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深受读者喜爱。它被著名文学评论家林默涵评价是“党史小说”，并逐渐当作革命人生观的形象教科书而列为当时的必读书。《红岩》小说至今已累计出版20余版，发行数量上千万册，并译成英、法、俄、日等19种外文发行，高居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行之榜首。1999年，小说《红岩》被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此外，根据《红岩》小说还改编成豫剧、歌剧《江姐》 、京剧（夭折了）、同名电视连续剧、电影《烈火中永生》、同名连环画、杂志以及同名中国画等许多作品。

战犯管理所领导为了加强战犯们的思想改造，也买了一批《红岩》给他们阅读。因为大家都知道书中的“徐鹏飞”就是徐远举（白公馆解放后也曾短期被关押在此，也算因果循环）。有关领导还特地让徐远举认真阅读，并希望他能写出读后感，以小说中所反映的历史进行对照，更加认识到自己当年的罪恶，更加坚定思想改造的决心。

《红岩》出版后，既是幸存者，又是英雄，还是作者的名人罗广斌经常到渣滓洞、白公馆等地去。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当红明星王心刚、王晓棠、于蓝等到这里参观，拟编排京剧《江姐》的北京京剧团演员到这里体验生活，国外友人来此参观，都是市委指派罗广斌主陪和讲解。此时的罗广斌，个子不高，身材微胖，相貌英俊，眼睛炯炯有神。讲解时不紧不慢，条理清楚，并时常辅助必要的手势。讲解形象生动，效果极好。

文革开始后的当年11月，罗广斌曾带领造反派来收集市委丑化革命烈士的罪证。这是他最后一次去渣滓洞、白公馆。

十一、政审四次，疑点难消

因接受政治任务创作长篇小说《红岩》，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个人一起被调入重庆市文联任创作员（即专业作家）。《红岩》出版以后，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一次就支付给他们三人七万元稿费（这在当时可是巨款，因为很多职工每月工资不过几十元）。他们三人一起很快就用掉了三万多元，被市委宣传部和文联党组织批评了一顿。于是，他们三人就将剩下的钱全部交了党费。

因《红岩》在全国的巨大影响，多重身份的罗广斌自然而然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罗广斌当年在狱中没有被严刑拷打、大屠杀之夜从狱中成功脱险的经历，一直是政审时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不知是事实如此还是为减轻罪恶，徐远举、沈醉、杨进兴、张界等人被俘后均交待：因罗广文的关系，他们把罗广斌放了。所以，究竟是罗所讲的“越狱逃出”还是“被敌人放出”的问题，在文革之前的历次运动中就反反复复地审查了四次，却始终没有定论。

1963年团中央提议推选罗广斌为访日代表，被某单位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兵工厂请他去做报告，他前脚走，后脚某单位就叫文联打电话给厂党委，叫他们不要让罗参观保密车间。

　　十二、文革伊始 率先造反

文革伊始，因种种原因，小说《红岩》因政治牵连开始被批判。1966年6月22日，驻文联工作组收缴了罗广斌的创作笔记。1966年7月15日，罗广斌被迫写检查自我批评小说没写好。1966年8月3日，根据指示，驻文联工作组对罗广斌进行了第五次审查，连续提出《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之一》、《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之二》、《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之三》三份报告，得出结论是：罗广斌被捕、狱中表现、出狱及解放后的一系列活动，都存在着严重问题。根据这个调查报告，工作组决定在运动中发动群众对其进行揭发批判：首先批他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第二说他炮制《红岩》“反动”小说；第三，揭发他是“叛徒”！

同时，因《红岩》来重庆串联并参观渣滓洞、白公馆，仰慕英雄先烈，崇拜支持作者罗广斌的红卫兵越来越多。斯可忍孰不可忍！1966年8月底，一向受到压抑的罗广斌愤怒了表态坚决支持市文联职工郭清等的造反。

1966年9月，罗广斌、杨益言与刘德彬，同文联司机、炊事员、勤杂工等组成“红卫兵战斗小组”，参与造反夺取了市文联领导权，成为了在市级机关团体干部最早的造反派。罗气愤地说：怕什么，最多是坐监牢，掉脑袋，全家打成反革命！”

10月6日 罗广斌、杨益言给上级写报告，称重庆市文联“问题不少，性质严重。所办《奔腾》双周刊，据前三十期的粗略统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约占40%，这不是小问题，有关领导干部是有严重责任的”，并称自己因积极与文联领导王觉等人斗争，长期受到压制，提出：“到底是机关领导？是工作组？还是工作组之上的领导同志对我们采取了错误的对待？总之，领导上怀疑我们，工人同志相信我们，群众靠拢我们，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到底算反革命的右派？还是算革命的左派？”

10月23日 罗广斌、杨益言写出大字报《致重庆市文联机关全体革命同志的信》，公开造反立场。

10月25日重庆市文联由罗广斌、杨益言主持进行所谓“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提出候选人11人，被剥夺选举权8人，选出郭清（炊事员）、尤淑芳（临时勤杂工）、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五人为文革筹备小组成员，组长是炊事员郭清，实际由罗广斌、杨益言控制，完成了文联的造反派夺权。次日起文联文革小组正式行使领导文联机关文革运动等权力。这也是重庆市最早的造反派夺权。

11月8日 罗广斌、杨益言晚上将原驻文联工作组组长牛文（替《红岩》的连环画配图的画家）拉到市中心解放碑广场“辩论”：“我不是叛徒”，我的作品没有问题……

1966年11月27日是烈士殉难17周年的纪念日。往年，都是由上级组织召开纪念大会，今年则由造反派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组织召开由全国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纪念大会。作为著名造反人物的罗广斌在会场上出现，更引起全场红卫兵山呼海啸的欢呼。罗广斌乘敞蓬吉普车进入体育场并绕场一周，接受崇拜者们的欢呼和疯狂的敬意。罗广斌在会上作了报告，会后出了一张全红的大传单，登载了大会通过的倡议书，要求把重庆市改名为红岩市，曾家岩改名为红岩路，把“11·27”烈士殉难纪念日定为“红岩烈士殉难纪念日”，把《囚歌》改名为《红岩烈士诗抄》，把《重庆日报》改名为《红岩日报》……总之，都以小说《红岩》来改名。

1966年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爆发两派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12月9日，罗广斌参加由造反派组成的“12·4惨案赴京控告团”启程北上。12月17日在北京，他作为惟一外地代表在40分钟发言中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他的讲话录音被迅速送回重庆，在各地反复用高音喇叭播放，让造反派声势大振。造反派们（此时还没有分裂）在重庆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再也没有敌对的什么“保皇派”了。胜利的喜悦从街头上的歌中透露出来，“解放区的天，是8·15的天”。

十三、派性相争，潮头浪尖

什么是政权？当年有一句名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既然有几个跳梁小丑敢公开跳出来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大夺权，那当然就要让他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罗广斌在造反过程中，一方面因小说《红岩》的巨大影响，极大的壮大了造反派的声势；另一方面，也因他历史上的疑点，获得胜利的重庆大学8·15派有意地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1967年1月上中旬，罗广斌几次去重大都吃了闭门羹，重大8·15派的一个头在他们的内部会上就说，罗广斌来找我们，我们不理睬他。这就使罗对重大8·15派感到不满，进而产生隔阂。

于是，罗广斌又去找了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等等造反组织，这些组织对他既十分尊敬，又言听计从。罗在他们那里尝到了当导师的味道，并很快就被簇拥为这一方造反派的“领袖”，窜到了时代的潮头浪尖上。

1967年1月23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肯定了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成果。重庆驻军在第二天就召见重大8·15派全体勤务组人员，表示坚决支持重大8·15派联合全市造反派组织夺重庆市委和市人委的权，并于1月28日组织2000名重庆大学8·15战斗团，联合各行业大部分造反组织，一举夺了重庆市委和市人委的权，1967年1月24日，重大8·15派在市委贴出布告，宣布夺权成功。西师造反派与工人造反军等组织公开声明反对。“领袖”罗广斌通过西师造反派、工人造反军等串联了几十个组织，宣布成立联络站，反对重大八一五造反派夺权，认为其单方面接管全市党政领导机关大权，“是假夺权，是在搞分裂”。他们向北京发出急电，要求上面干预，宣布夺权无效，应重新实行大联合夺权。于是，以重大造反派为一方，以罗广斌为代表的市文联造反派、工人造反军和西师造反派为另一方，双方矛盾冲突日益剑拔弩张。

十四、检举批判，发令逮捕

1967年1月31日，经过预先策划，针对罗广斌的批判陆续出台。支持重大8·15派夺权的北航红旗驻渝红卫兵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攻击他的帽子一顶接一顶：“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北航“红旗战斗队”的宣传车还广播讽刺罗广斌、杨益言的打油诗“老罗和老杨，整天工作忙。一个想当书记，一个想当市长……”

材料还揭发罗广斌“窃据”了以养鱼为主业的长寿湖农场的代理场长后，一次省上来人参观，他布置“要好好招待，要大方，要有气派，要以鱼为纲”，结果摆了四桌，“两餐吃魚200多斤，喝酒十多斤。”“他每天的烟酒鱼肉不能少，早上一磅牛奶，晚上吃夜餐，炊事员睡了就叫行政干部给他弄。深更半夜把医务所的医生叫到他房里赔他喝酒。”

《略谈罗广斌》揭发得更精彩：“《红岩》出版后，罗广斌等二人得稿费7万。过着腐朽的生活，抽烟要抽“牡丹”、“大前门”,喝酒要喝“味美思”（高档商品，办特供手续才买得到）。两口子衣服焕然一新，仅罗广斌一人就有好几套料子衣服，家里面的装饰、布置与他在《红岩》中描写的叛徒甫志高的家里面的一模一样，名瓷、古画挂满房间，地毯、沙发、古董玩物应有尽有，他不是叛徒谁是叛徒？他还四处请客吃饭，出入高级餐厅，给黑市委的部长老爷们送礼。讲排场、大方，任意挥霍人民的钱财。”罗广斌养热带鱼，还买了给水加温电热器，一下就用去了“人民的钱财”700多元。

1967年2月2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8·15派）发令抓捕罗。

1967年2月5日中午，罗广斌与其妻子胡蜀兴和一位老友正在市文联的家里谈话，一群红卫兵冲了进来，自称是北航红旗战斗队的（实际是建工学院8·18的人），要罗广斌跟他们走一趟。罗广斌十分淡定，边走边说：“走！前边带路！有什么了不起，我就当17年前没有从白公馆跑出来。” 8·15派就这样将罗从家中绑架走并抄了罗的家。

十五、高呼万岁，以死殉节

罗广斌被关押在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连夜审讯。审讯者要他必须认真交代11·27大屠杀时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他不满地多次向审讯他的红卫兵发问：“你们不会把我当作敌我矛盾吧？工作组也最多把我划为三类干部当成内部矛盾！”。罗从5日被关押到9日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被轮番逼供。

在此期间，支持 8·15派的后勤工程学院义正辞严地广播了《罗广斌该抓》的广播稿，绘声绘色地披露了罗广斌是“叛徒”的细节，声调激昂的指出：“罗广斌这个大叛徒，是重庆黑市委组织部长肖泽宽包庇下来的……罗广斌打着‘造反’旗号跳出来，完全是挺而走险，孤注一掷，妄图伺机为四川和重庆的‘走资派’翻案！……”他多次想向看管的红卫兵申诉、辩驳，但红卫兵不理他……他勉强写他狱中生活和怎样出狱的交待，写写停停，一支烟接一支烟的抽，还将清凉油涂在烟上，极端烦躁又疲惫痛苦，彻夜不眠。

1967年2月10日是农历大年初二，天空阴沉沉的，凛冽的寒风仍然十分刺骨。据8·15派看守的红卫兵陈述： 8时半左右，罗广斌端着洗脸盆被押到三楼卫生间洗漱，把他的大衣（皮袄内有手表、钱、粮票、毛主席语录本、一张‘渣滓洞监狱’ 照片等物）、围巾、帽子，脱下来挂在厕所壁上，把钢笔、手表放在大衣袋里（因洗漱不方便，也可能不穿着而挂起来），然后爬上窗台。他在门外值守了一两分钟，不见罗广斌出来（洗漱时间不够），进门一看，罗广斌已在窗台上弓身欲跳了。当时，他急忙喊了声：“你要做啥子？”。罗广斌高呼“毛主席万岁！”，然后就朝着三楼（离地距离为10.73米）下的一块石阶跳了下去，头部触地，当场死亡，年仅42岁。

当时的惨状在 8·15派红卫兵印发的那张“死有余辜”的传单上清晰可见：右侧半边脑袋摔得稀烂，面部有一矢状裂口，残剩一只左眼，瞪大得几乎迸出了眼眶。

当时，在关押的屋内有一本罗广斌的《毛主席语录》，他在下面压了一封写给“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的信，标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十六、自杀他杀 是谜非谜

罗广斌在渣滓洞白公馆的监狱里坚持了400多天，在文革红卫兵的监禁中只坚持了6天就死了，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是畏罪自杀还是以死抗争？是谋杀还是逃走时不慎坠楼？这几种说法在当时曾被造反派对立两方炒得沸沸扬扬。革联会一派（8·15派）宣布其为“畏罪自杀”，甚至编写了10多万字的专辑《叛徒罗广斌》向其大泼脏水。

逃离重庆经贵阳上京告状的杨益言则在共青团中央及直属机关造反派集会上的发言要《揭穿谋杀罗广斌同志的阴谋》。

罗广斌的妻子胡蜀兴坚持认为丈夫自杀没有根据。因为在丈夫死的前一天，还亲笔写条子给她说，他一切还好，要她带钱和粮票去。另外，凭丈夫的性格，在自认必死的国民党的监狱里，还总是那么乐观和活跃，现在不过是造反派刚抓了他，他为什么要自杀?

马识途认为，如果罗广斌是跳楼自杀的，一般应该是腿脚首先触地（据公安机关验尸人员说，跳楼、跳岩自杀的人大至如此），而罗是头先着地。

1968年3月15日，在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代表时，江青表态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 “华蓥山游击队叛徒很多”、“川东地下党叛徒很多”的传言开始广泛传播，新的斗争又开始了。。。。。。

罗广斌死后，他的妻子胡蜀兴和几个子女无处安身，就带着孩子们逃亡青海，躲藏了很长一段时间。

十七、平反昭雪，歌乐长眠

1978年秋天，重庆有关部门准备给罗广斌平反，开追悼会。奇怪地量，大家连他的一张照片都找不到。罗家多次被抄，所有带字的纸张、相片都被抄走，一张不剩。幸运地量，罗的一个亲戚家里有一张合影，大家从合照中把他的头像“抠”了出来，这就是现在大家经常能看到的照片。

罗广斌最后被埋在重庆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一座墓园的一小块草地下，没有碑，草地上的一圈石头便是标记。

十八、人生如斯，唏嘘不已

沙戈叹：短暂一生，罗广斌从富家少爷，转革命青年，光荣入党，又铛锒入狱，再为大屠杀幸存者，团市委干部、农场场长、红色作家、造反领袖，最后成为文革的殉道者，经历曲折离奇，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年轻时与旧家庭决裂，是家庭环境和性格养成，不做苛求；做农场场长，兢兢业业，几成渔业专家，让人敬配；三年苦熬，五易其稿，终成《红岩》，还原先烈，精神永照，令人敬仰。但已成革命干部，为划清界线，漠然以对弱势父母，生死不见，不敢苟同；文革之中，造反夺权，慷慨激昂，苦寒羊春，一朝怨魂随水流。

斯人已去，《红岩》长存。不忘文革，宪法践踏，几成废纸。人性迷茫，道德丧失。尊严肉体，无端受侮。文攻武卫，都是忠于。噩梦已过，伤痕难愈。看网上渴望文革语，忧心忡忡。故整理罗广斌人生之路，唯愿不重蹈覆辙，尊重人权，文明进步。

沙戈呓语于读《红岩》书于2018年11月3日再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