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风伯峪本是指中条山中部一条南北走向的断裂带,这是中条山山脉中最大的一条峡谷。</h3><h3>从现在的风伯峪村,沿着峡谷的土路一路朝南,大约四十里的路程,可以抵达运城市芮城县的县城。</h3><h3><br></h3><h3>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该地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日军强征当地民夫,沿风伯峪西涧山根,修了一条汽路,汽路尚未铺上柏油,日本投降。该条汽路从此失修至今。</h3><h3><br></h3><h3>至今,仍有部分当年的修路纪念物证。</h3> <h3>侵华日军罪证</h3> <h3>侵华日军罪证</h3> <h3>侵华日军罪证</h3> <h3>沿山汽路</h3> <h3>风伯峪村的历史,由村民口口相传,据信有大约五六百年的历史,最早建立于明朝。</h3><h3><br></h3><h3>村名曾有桃花涧、龙泉观(灌)之谓。桃花涧的称呼,是因为早先在山谷两面的山坡上,曾长满野生桃树,每当春暖花开,桃花朵朵争艳,开遍山坡。飘落下的花瓣,随涧水缓缓流出深山,浇灌了贫瘠的土地,养育着一辈又一辈的风伯峪子民。</h3><h3><br></h3><h3>可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炼钢铁运动,导致山上树木被砍伐严重,如今山坡上的桃树已经不多。但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每至春日,山崖上石缝里,仍有零散的山桃野花,笑脸迎接着来自各方的游人。</h3> <h3>山坡上的野桃花</h3> <h3>生长在岩缝中的桃树</h3> <h3>龙泉观的名字,很大可能是龙泉灌之误。即将龙泉灌之称谓,讹传为龙泉观。如此说法查实,风伯峪的历史将远远超过五六百年,远在明宋甚至汉唐之前,就曾建立。</h3><h3>这样的说法,是有一定的根据的。<br></h3><h3><br></h3><h3>首先,沿风伯峪峡谷向南,约十余里的路程,有一座千年古剎,名叫“玉泉寺”。据有老人信称,该寺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侵华时被最终摧毁。但现在,寺庙旁的一颗古树,仍然郁郁葱葱。</h3><h3>这样来讲,风伯峪的历史,至少应在千年之上。</h3><h3><br></h3><h3>其二,目前村民认可的建村史,始于明代。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与明嘉庆年间(公元1556年)的华山大地震有关。</h3><h3><br></h3><h3>风伯峪村(当时属于蒲州府)离华山约160公里。1556年元月发生的那场大地震,是人类有史记录以来伤亡最大的地震。当地各县府记载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万!</h3><h3><br></h3><h3>这样大的地震,对当地的建筑及历史文化的破坏可想而知。</h3><h3><br></h3><h3>所以,很大的可能,该村是明朝大地震之后的重建,自明而始。</h3><h3><br></h3><h3>其三,在风伯峪的松林寺有两棵参天大树,是为华北地区十分罕见的白松(不是白岩松哦)。据有文章介绍,说该树为清朝所栽种,该说法不可能成立。有专家经过大体测量树木的周径,并根据白松树种的生长发育期计算,判断该树龄应在二三千年之久。</h3><h3><br></h3><h3>第四,风伯峪村属于古虞乡城的一片辖域,靠山傍水,(古时候)交通便利,在大禹治水之前,山西的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因汾河水积聚,是一片汪洋。大禹在中条山与华山之间,凿山开渠,使积水南流,进入河南。所谓“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原来的水泊之地化作良田。</h3><h3><br></h3><h3>而在此之前,古人们只能沿山而居,风伯峪所在的峡谷,又是中条山通往“外界”山那边的最佳途径。因此,风伯峪峡谷,应该早有人居。</h3> <h3>玉泉寺古树</h3> <h3>根据已知的零碎信息和逻辑推理,风伯峪的名字应该古已有之,不过最早是指这个峡谷。有民间传说,该峡谷因风伯追随黄帝,战死于此地,被黄帝划为其死后封地。</h3><h3><br></h3><h3>而风伯峪的建村,名称最早应为“龙泉灌”,是因为峡谷中的山泉,养育了这块地方的一代代子民。</h3><h3><br></h3><h3>后来,可能因明朝嘉庆年间大地震,像当地的其它地方一样,村毁人亡,世代居此的人们或亡或遁,远离了这个“是非之地”,村子从繁华走向没落。</h3><h3><br></h3><h3>直到自然生息上百年,生态恢复,新人或者后代来此重建,因山坡遍开桃花,取名桃花涧。</h3><h3><br></h3><h3>在明朝中后期,国家经济民生状况改善,才有了在村子的最“显赫”位置,修建了一座面积约四亩的风伯庙。由是,村名改名风伯峪,至今。</h3><h3>尽管在村史中的某些时刻,也有被称作“风柏峪”,但那应该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应对而已。</h3><h3>(参见<a href="https://www.meipian.cn/4murg3g?share_from=self" target="_blank" class="link"><span class="iconfont icon-iconfontlink"> </span>风伯峪 & 柏树林</a>)</h3> <h3>在上世纪中旬,风伯峪村也曾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它包括了现在的风伯峪村,也囊括了风伯峪峡谷内的几个小“村”:扶窑,槐树窟垛,南扶窑,榆稍坡,吕家,程家,吉家等。如今,因山里交通信息不变,山里居住的居民已搬迁的搬迁,进城的进城,许多山里人搬到山下,加入到风伯峪村的集体中。</h3><h3>所以,现代意义的风伯峪村,只是指风伯峪峡谷的涧口以及中条山北麓(风伯峪村域)的一部分。山里以前的村寨散居点,已经成为历史,或者说是成了历史和现代意义上的“人文景观”而已。</h3><h3><br></h3><h3>从风伯峪峪口出发进山,会有诸多的自然和人文景点,值得一看: 高滴水崖(瀑布),藏兵洞,丹霞地貌,“照壁石,阎王匾,老驴半个脸”,提子沟等等。</h3><h3><br></h3><h3>风伯峪村,历史上曾经遍盖庙宇,香火缭绕。最远处是位于山上距村十余里的“玉泉寺”,村里有“风伯庙”,“松林寺”,“马庙”,“龙王庙”,“祖师洞”,“赵家庙”等。</h3><h3><br></h3><h3>其中,玉泉寺据传为千年古剎,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彻底损毁,风伯庙,马庙,龙王庙,赵家庙等,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风伯峪村整体搬迁时统统损坏殆尽。目前尚存的松林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大雨山体滑坡,造成靠山的上殿倒塌,本世纪初重建。祖师洞洞口尚存。</h3> <h3>风伯庙初建之时,选址独特,位于风伯峪村的最高点,占地面积四亩有余。靠山而建,庙门朝北开。<br></h3><h3><br></h3><h3>在虞乡古县(城),有种说法:天下衙门都是朝南开,唯有开封衙门和虞乡衙门是朝北开的。把虞乡衙门与开封衙门进行并列比照。</h3><h3>在全国诸多庙宇中,正统的选址都是“坐北朝南”,像风伯庙这样的规模庞大而又“坐南朝北”的庙宇,十分少见。</h3><h3><br></h3><h3>庙宇的大殿在寺院的正北,立有风伯雨师,雷公电母的塑像。西侧是钟楼,东侧为鼓楼,南面为戏台。戏台高出地面一米五左右,是后来村民唱戏看戏的主要场所。</h3><h3><br></h3><h3>风伯峪村名,是因风伯庙而来,风伯庙在风伯峪村民的感情与地位非同一般。</h3><h3><br></h3><h3>风伯庙据传为明朝建立,规模宏大。在近代屡遭劫难。在1931年,曾因华北地区连日大雨,山水横流,庙宇曾被部分冲毁。当年的一些风伯峪村民,搬迁至北边的屯里村生活。他们将被山水冲下来的风伯庙木材,打捞出来,在居住地,盖起了一座“小风伯庙”。</h3><h3><br></h3><h3>据传,在日军占领期间,寺庙基本上没有太多破坏,但戏台曾经被拆毁过。据说日军因为找不到做饭用的木材,逼迫当地住民上山取柴,有人出了主意:那戏台上的木料就是很好的柴火。于是,古戏台的木材,被拆除并付之一炬。我们小时候看到的戏台,为战后重建的。</h3><h3><br></h3><h3>寺庙的第二次破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破四旧”运动,庙内塑像统统拆除,只留下了四面建筑主体。后来,被划做村办小学的教室。围绕风伯庙的近十亩水浇田,以及田野里的树木,原本是划归供养寺庙日常使用的。在庙宇塑像被拆,寺庙僧侣还俗之后,这些田地和树木,划归了学校。我们小学时候,曾经享用过学校分发的“温柿子”。</h3><h3><br></h3><h3>风伯庙的最后破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场“私有化”风波。当时,在风伯庙的东边,新的小学教室已全部建成,风伯庙作为村办小学教室失去了“现实意义”。村里将风伯庙的房屋(主要还是那些名贵木材)分批出售,至九十年代末,风伯庙彻底清空,连一堵完整的院墙都没留下。</h3><h3><br></h3><h3>因为风伯庙原来的地理位置特殊,在后来的岁月里,没有被重新利用和侵占,所以,经过又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风伯庙的院基仍保存完整,如今走到风伯峪涧口,还能隐约看到当年风伯庙的大致方位。</h3><h3><br></h3><h3>在风伯峪村整体搬迁,旧庙损毁之后,风伯峪村民于本世纪初,集资在新村中心部位,重建了风伯大殿。但因经济财力有限,目前的大殿,与以前的大庙规模,不可同日而语。</h3><h3><br></h3> <h3>在明朝,自朱棣之后,有个奇特的“民俗”,所谓“功大者钟大”,各个地方和部门善搞“大钟”。</h3><h3><br></h3><h3>风伯庙也一样。据老人们讲,风伯庙的钟楼里,有一口直径达一米五左右的青铜大钟。大钟外围刻有铭文,造型美观,声音洪亮。每次风伯庙的钟声响起,远在二三十里外的“姚尉渠”都可以听到。</h3><h3><br></h3><h3>大钟是在58年的大炼钢铁时期,被熔为炉渣,彻底从历史中消失了。</h3><h3><br></h3><h3>但在我们上学的时候,风伯庙里还有一个“文物”一直伴随着我们的少年岁月,那也是风伯庙里的一个小钟,或者可以称作“铃铛”。这个物件称作小钟可能更为合适,称作铃铛有点过分。</h3><h3>因为那个物件,好像是大钟的复制品,铜质钟形但无字,开口直径大约在一尺左右,比普通的铃铛要大出太多。</h3><h3><br></h3><h3>不知道那个小钟,是风伯庙里哪个位置的物品,是做什么用的,又是如何被村民保留下来的。这个物件最后是做了我们学校的响铃。</h3><h3><br></h3><h3>这个小钟的钟声,不能和大钟的钟声相比,但也足够洪亮。</h3><h3>我们学生以及几乎全体村民,似乎都是以学校的铃声作为作息时间的。敲钟的人,一般只能是校长,或者校长委托的某人。校长,也几乎是全村唯一拥有手表(或者怀表)的人。<br></h3><h3><br></h3><h3>铃声分为三个音节,代表不同的意思:</h3><h3>一声“铛”,代表“上课了”;</h3><h3>二声“铛铛”,代表“下课了”;</h3><h3>三声“铛铛铛”,代表“放学了”。</h3><h3><br></h3><h3>那时候,学生和村民,几乎都是天亮就起床,大人上地里干活;学生去学校上一节早读,然后再上一节课,然后放学回家吃早饭。</h3><h3><br></h3><h3>农村妇女打发孩子上学后,就开始在家做早饭,男人上地干活。等学校放学了,早饭正好做好。于是张罗孩子吃早饭,吃完饭了,打发孩子上学去。妇女又盛上稀饭和菜,带上馒头水壶,到地里给干活的男人送饭。吃完饭了,再帮男人干点地里活,等到听见中午第二节课下课铃声响了,又匆匆忙忙赶回家里,准备午饭。</h3><h3><br></h3><h3>学校的中午上课,是三节课。有时候,因为在地头劳作,没有听见学校的铃声,往往会打乱一家人一天的生活节奏。</h3><h3><br></h3><h3>那个时候,农村人几乎都没有手表或者闹钟,所有的时间都是跟着学校的铃声行进。</h3><h3>就这样,风伯庙里留存下来的那个唯一的“文物”物件,成了风伯峪村民生产生活的号角。</h3><h3><br></h3><h3>风伯庙里的这个小钟,从走进学校开始,服务于风伯峪村民十余年。小钟的铃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深深影响着风伯峪村的每一个人的生活。</h3><h3><br></h3><h3>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某一天,这个钟声戛然而止。</h3><h3>那本来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一天,校长像往常一样,拉起缠在“旗杆”上的绳子,准备敲响下课铃。突然,小钟在旗杆的顶头从天而降,差点砸到校长张老师的身上。小钟落到地面,与碎石铺就的地面猛烈撞击,粉身碎骨,面目全非。</h3><h3><br></h3><h3>原来是穿挂小钟的铁丝生锈磨损,年久失修,终于不能承受十几公斤的重量负荷,嗖然落下,彻底完成了它最后的历史使命。</h3><h3><br></h3> <h3>小钟摔碎之后,村里不知从哪里又找了个铃铛,当做了学校的响铃。这个铃铛,无论从形状还是体积重量,或者从声音大小,传递的远近,根本不能和以前的小钟同日而语了。</h3><h3><br></h3><h3>好在,风伯峪村子不大,学校很小,这样的声响,还是可以勉强维持,在学校的校园里,如果不是特别吵闹的话,每个教室还是可以听得到。</h3><h3><br></h3><h3>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人民的生活日新月异,手表、闹钟等计时器械,开始不断进入寻常百姓人家。风伯峪村民,再也不需要听着学校的铃声,来安排自己的日常作息了。</h3><h3><br></h3><h3>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风伯峪村民整体搬迁,在风伯峪新村中央,新建了学校。学校里,也开始使用上比较“时髦”的电铃,这个声响,又比以前的铃铛声音,更是弱了几分。</h3><h3><br></h3><h3>在本世纪初,随着计划生育、农民工进城,以及劳动方式的不断改变,风伯峪村的小学,也因为学员大幅减少,不得不关门大吉。风伯庙的铃声,彻底销声匿迹。</h3><h3><br></h3><h3>留给我们的,只有那让人牵肠挂肚,欲罢不能,又不得不去面对的落寞与回忆。</h3><h3><br></h3><h3><br></h3><h3><br></h3> <h3>(图片来自网络,谢谢原作者)</h3>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font color="#ed2308"><b>条山野人 坚持原创</b></font></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