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勘界阿里行

梁伦惠

南北阿里中华宝，

汉藏高山骨肉亲。

携手卫建寸金地，

焉患国土不安宁。

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友好国家纷纷抢先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有一个国家是尼泊尔王国。尼泊尔地处南亚，有很长一段边界和我国相连。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段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为使中尼友好进一步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尽快解决中尼边界划定问题，进而推动与其它国家因边界问题悬置未决而引发的国与国之间不和谐因素得以较好地解决。一九六一年初夏，中尼两国达成联合勘察边界的协议。在此基础上通过协商形式，正式划定两国的边界协议。方案一定，国务院立即指示有关部门付诸行动。

中尼两国边界全部在西藏境内，分布在日喀则和阿里边防线上。这次勘界共出动五个联合勘界小组，联合小组领导成员中有中央代表，专门负责与尼方代表谈判；勘界小组领导成员，包括正副组长、测绘专家、警卫部队首长等人。自从进藏以来，我经常被派出执行一些非本职的工作，初来西藏没几天便被派往拉萨充当“弼马温”，执行监督收购马草的任务。这次又不知道什么缘由，令我去第一联合勘界小组工作。干什么？如何干？没有具体交待，也不便问。还是按那首歌所唱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我们这些当兵的人都有一个习惯，去外地执行任务，从来不会也不可能给家里通个消息，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为了保密，三是什么也不好说，说也说不清楚。

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在我前往阿里的时候，我那在内地的妻子得到了调往西藏工作的通知。两地茫茫，谁也不用和谁打招呼，更不用互相牵肠挂肚。这种情况，要在现代人看来，那不但是不可思议，而是毫无人情味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不用担心，吉人自有天相。

第一勘界小组的目的地在阿里地区所辖的普兰县的一个小村，我们就要去这个谁也想象不到的地方安营扎寨，去为国家办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十几辆汽车团的解放牌大卡车载着军地两方人员离开日喀则，昼夜兼行，向目的地驶去。从日喀则去阿里，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经拉孜县、扎东县等西部县直达目的地的普兰县；另一条则要经拉萨附近的羊八井，北上那曲、安多等地再朝西，经班戈、改则等县去阿里地区政府所在地——噶尔昆沙(现简称噶尔)，我们要走的是这一条路。

　　作者与妻子在湖南涟源合影

在藏北的几个县中，班戈县有一定的优势，一是它比较靠近青藏路，二是它有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除有较丰富的食盐矿外，还有极丰富的冶金工业原料硼砂——在焊接工艺上也有广泛地应用。这里的硼砂，许多是一些纯度较高的结晶体，似冰块，似玻璃，似水晶。据说，采矿人员曾挖到一块面积一立方米的结晶硼砂，便运往北京，向毛主席献礼。有了采矿工业，班戈县比起别的县来，各方面的条件要好得多。前两年各大媒体报道的一个女县委组织部长，风华正茂，却因身体不好，坚持工作在缺少氧气的地方，致身患高原心脏病而不幸辞世。消息传来，人们都深感钦佩和惋惜。连我这个老高原、老西藏也很受感动。其它几个县比起班戈县来，气候条件要差得多。人们从许多报道上知道“可可西里”地区气候、环境恶劣，那几个县的情况比可可西里好不了多少。

我们师刚移防日喀则不久，便有一些中层干部转业到这几个县工作，其中一些人是我很熟悉的，分别后再也不知其信息。我们车队经过改则县境时，当晚住宿在县政府所在地，那里只有很少的一些平房。又听说从我们师转业到这个县工作的一个公安局副局长出去执行任务已失踪一天了，我们心里都十分难过，都在心底里期望不幸的灾难千万不要降临到他的头上，不要让他那远在内地的父母、妻子、儿女失去最亲的亲人。我边想边写，写到此处，心上像坠下一块石头，心底又像升起一股寒意，眼眶里溢满了泪水，赶紧停下笔来，心中祈祷，但愿我那时的忧虑不要成为现实。

第二天一大早，车队继续前行。自从离开班戈县后，正规的公路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自然路”和“车压路”。藏北地域广阔、田地荒芜、人烟稀少，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哪一个方面出发，都没有必要修公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可以说没有公路，而实际上却能通车，因而可以说这里也有公路，但这公路是自然形成的并且经过无数车轮碾压而确认的，只要看准方向，顺着车辙前进，就能到达目的地。但不是所有的车辙都是指路针，如果在你前进的方向上同时有几条车辙，那你可要慎重了。选对了可能是坦途，选错了便是牛角尖，说得不好听的，便是死路一条。

我们就碰到了这样的事，前方出现了两条路，没有指示牌，更没有向导。车队停了下来，汽车连长走到首长跟前，请示怎么走。各有关方负责人齐集首长跟前，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有的蹲下考察那边路辙的深浅，还派出小分队向前方侦察。最后汇总大家收集到的情况研究，认为右边那条路车辙较深，而且碾压过的车轮印较新，应该是前进的通道。首长拍了板，说声：“就这条！”马达轰鸣，车轮滚滚，把路口远远地甩在后方。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连长开的领队车仍在前方急奔。又一个小时过去，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停了下来，前方传来嘈杂的人声：“怎么回事？”车上人都站起来，伸长脖子看个究竟。前面传来消息，此路不通！这一百多公里的路白跑了。原来，这种以车辙深浅和新旧测定是否能通行的方法不对。其原因是，走错了路的车掉头返回，又把路压一遍，车辙便要深些。第一次走错的车，给后来的车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传递着错误的情报，后来的车怎能不上当受骗呢！
这条“自然路”上很少人烟，更无道班，我们一行人住宿用帐篷，吃饭自己做。早饭只有军用压缩干粮，中、下午下车后，以班组为单位做饭。荒滩野地，找几块石头支起锅来，打水的，捡柴的，用牛皮袋鼓风的，大家齐动手。草原上没有柴可捡，便捡牛粪。捡牛粪也有知识，要看外表和颜色，不懂知识，就可能抓一满手湿牛粪，叫你哭笑不得。用牛皮袋鼓风得有技术，不会鼓的人干用力不出风。长期在高原生活的藏民使用起来，如汉人揉面团一样，指力和腕力配合得恰到好处，鼓起风来，有如汉民拉木制风箱，“呼!呼!呼!”，把火苗吹得上窜尺许，不一阵就把东西煮熟。经多日勤学苦练后，我们也慢慢掌握了此技术，做起饭来，再不用爬在地上用嘴猛吹了。藏北荒漠上并不完全是寸草不生，有水有雪的地方就有草，仔细找找，在草中能寻到野葱，葱茎不长，根部有一个小球，有一股浓郁的香味，采一把做菜会令我们这些饱经风霜的人得到极美的享受。
离噶尔昆沙越来越近了，正当我们盼望早一点到达那里好好休整一下的时候，老天又来整治我们了。一个阳光艳艳的下午，突然狂风顿起，飞沙走石，随即与天同大的乌云网毫不留情地笼罩下来，一阵暴雨倾盆而下，把汽车引擎盖和覆罩卡车的棚布打得“咚咚”作响。接着便是鹅毛大雪紧紧相随，整个荒原便成了雪的世界。汽车已无法前进一尺，车队只好停下来做防冻工作。乘车人员除留少量的值班观察外，都打开行李，钻进被窝取暖，以防冻伤。雪下了一夜，汽车发动机也转了一夜，才保住了汽缸和水箱不被冻坏。

　　天亮以后，雪停了，太阳冒了出来，把大地照得银光四射，谁也不敢睁眼去望什么，怕被刺成雪盲。此地不能久留，得赶紧离开。首长下令，铲雪开路。警卫部队立即行动，但那雪实在太厚了，几乎把车轮的一半埋住。干了大半天才开出一条勉强能通过的沟来，就此离开了险地，却已有不少人眼睛红肿，刺痛异常。“山舞银蛇，原驰蜡像，欲与天空试比高。”在诗人笔下，是何等豪迈，而在这奋斗于高原的我们面前，却是极其严峻的考验。我想我们这队人马经受了这样的考验，也一定能经受更加严峻的考验，完成好勘界任务。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颠簸，结束了进驻勘界点的第一阶段行程，来到了阿里地区重镇——噶尔昆沙，这里是阿里地区党政机关所在地，由于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政治、经济、交通都不发达。在一片十分广大的平滩上，一群不太显眼的建筑物在公路两旁分列开来，一边是地委、专署和所属企事业单位；另一边是驻军阿里骑指(一个骑兵支队)。同一屋檐下，却是“两家人”。地方单位属西藏自治区管辖，一切供应都由拉萨运来。军队却由新疆军区统帅。原来，在解放初期，我军从西北、西南两路向西藏进军的时候，新疆军区便派出一支部队从南疆地区驻进阿里，并长期驻扎下来，随后又派出部队进驻靠近边境的几个县，担起守边和地方保安任务。

一九五一年，我有几个堂姐妹应聘到新疆军区，后来我听说有一个结了婚，随丈夫到了阿里，在邮电局工作。十年过去了，我们从未通过信。这次来阿里，真是千载难逢的相见机会，便去邮电局，那里有几个女同志在工作，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来访没有什么特别反应。我问道：“请问你们这里有个梁守道吗？”有人问我从何处来，找这个人有什么事。一个人淡淡地答道：“她已走了，和她爱人回乌鲁木齐去了。”我心里明白，在这遥远的边疆，每个人都向往内地，与她们谈调动的事，会引发她们的思乡情怀，便道谢离去。

勘界组在噶尔有许多事情要办。勘界本是政府的工作，自然应由政府来领导，军队只起协助作用。上级指定阿里地委书记为勘界组组长，还增加了英语翻译。我们军队干部便去“骑指”联系，商谈物资供应问题。“骑指”的领导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们，要我们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初次见面，我们不便多打扰主人，仅就主、副食供应问题提出了计划。“骑指”全部给予解决，还派出专人跟随我们去勘界点工作。

经过短期休整，人和车的状态都有所好转，于是又踏上新征程，向边境县——普兰前进。这条路好多了，沿途有道班，还设有兵站。住进兵站后，“骑指”的同志便去联系。他是熟路熟人，给兵站站长一介绍，站长对我们这些从远路来的客人便刮目相看，热情接待，叫我们有点他乡遇故知、不是熟人胜似熟人的感觉。喝了热开水，吃顿热饭菜，住进热烘烘的房里，能得到这样的厚待，也可称之为享神仙福了。次日一早，天气晴暖，加上车好、路好、人的精神好，可说是一路顺风，到普兰县时，太阳还高高地停在西边天际，用它的笑容宣告我们此次数千里之行胜利结束。

　　资料图：1952年,进藏先遣连官兵安营扎寨于普兰

普兰，在我的脑海里曾有过印象。那是五十年代，我阅读一份杂志，有一篇文章吸引了我，并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文中的主人公是我军的一个教导员，他带领部队来到普兰，开展群众工作，受到当地一个头人的阻挠。他已经得了“高原高血压”和“高原心脏病”，生命危在旦夕，全靠吸用氧气支持。那头人十分狡猾，认定教导员身体会一天天垮下去，部队也不可能长期驻扎在普兰，主宰一方的仍然是他头人。但他也不敢和军队硬扛，生怕解放军一旦坚持下来了，会清算他的对抗行为。他多方打听教导员的身体情况，都说教导员很好。他以为在欺骗他，决定亲自和教导员见面以探虚实，便买了哈达登门拜访。此时教导员正卧床吸氧，通讯员准备回绝头人，被教导员制止。他拔下吸氧管，毅然走了出去。头人等了几分钟，以为教导员已卧床不起，正准备离去。还未转身，“头人你好”，一个声音洪亮、体态健壮、神采奕奕的军人站在他的面前。头人诚惶诚恐地赶紧献上哈达，敷衍一番，便急急地离开。教导员回到内室，不久便以身殉国，而他所开创的群众工作得以顺利地展开，部队也扎下根来，和当地群众结成了鱼水深情。时间过去好几年了，我没有忘记那篇“故事”，更没有忘记这个气贯长虹的教导员。如今，我们来到教导员用他那无限的忠诚和坚强的意志所开垦的“处女地”，更感到他的不朽精神和崇高形象永远不可磨灭。

在“骑指”同志的带领下，我们访问了位于县政府附近的边防中队。这就是那位牺牲的教导员亲自带领过的部队，全队官兵，继承教导员的遗志，扎根普兰多年，为保卫边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参观了中队的营地。它位于普兰县政府前右侧，其地势比县里的建筑群约高四十米，居高临下，可俯瞰县政府周围一切，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地形优势，除取水需用军马下坡去近处溪边驮运外，其余生活用品均囤积充足，可保较长时间的需求。营房设施虽简单，也可保干部战士们安居无虞。中队的同志对我们的来访十分高兴，他们远离内地和城市，长年偏安一隅，极少有机会和外边人士接触，见我们到来，自然有他乡遇故人的情感生出。一再询问我们有什么困难需要他们帮助的，一定尽全力去办。我们本无什么困难，即使有困难也怎好向这些长期守卫边防的同志开口，便婉言相谢并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意后离去。

普兰县政府及其所属单位均集中在一所大院内，我们没有去打扰县政府的同志，只去贸易公司访问一番，了解有什么物资可供我们采购。普兰是个半农半牧区，因地处高原和边境，农业也不发达，所产粮食全是青稞，仅够当地藏族人民食用。县政府人员所需主副食大部分靠从拉萨和新疆喀什供应，也有少部分如食用油等物品由尼泊尔的边民贩来交换物资。县贸易公司的门市部很小，只有一个营业员。她操湖南口音，一问，竟和我是一个县的。我想和她拉老乡，她却不大感兴趣，我也就适可而止，免得人家讨厌。估计她也是五十年代初和大批湖南女青年一起到新疆再随丈夫来此工作的，老乡多，也就不再稀罕在“老乡”这个概念上劳神费心了。门市部里有鸡蛋挂面，包装精致，价格不菲。这在当时一般人家是不愿购买的，心想在这西南边陲恐怕难以销出。索来一看，产地是广东省的，估计是经香港销往国外，转一大圈又回到中国来，如果我们买此“出口转内销”的货，那便是极其荒唐的事了。而那尼泊尔贩过来的植物油，不但包装好，而且价格也适宜，便买了一批，以后又陆续来买，保证了全体勘界人员的食油供应。

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这里的羊特别便宜，六元钱一只，每只能宰二十斤肉，皮还可以卖二元钱，每斤羊肉合二角钱，几乎是白送了。原来，藏北的牧区很缺粮食，但食盐很多，用盐换粮食是一桩很好的交易。春末夏初，牧民们将盐装入特制的长形袋内，不是用马和牦牛，而是用羊驮运，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待赶到普兰时，羊群已疲惫不堪，又缺草少料，眼看要大批死亡，好歹卖些钱总比毫无所得要好得多，这就是六元钱买一只羊的缘由。我对警卫部队的司务长说：“我们要多吃羊，少吃脱水菜，一斤脱水菜一元五角，又很难吃，羊肉既好吃又便宜，吃手抓羊肉，人人高兴，更能保证大家的身体健康。”司务长反对说：“军队伙食标准中有一条，每人每天一斤菜，我们只能按标准办。”他这番话可说是十足的教条主义蠢话，但掌握伙食的大权在他手里，你再有理也奈何不了他，便由他秉教条吃干菜去吧。

有个从北京来的同志在家时生活十分苦，吃肉便是一种奢侈享受，他想买点肉煮熟晒干带回北京，我叫人悄悄地给他买些，他特别高兴，觉得我是挺讲人情的，我玩笑地说：“悄悄的，打枪的不要。”我们手拉着手高兴地大笑起来。

普兰县政府所在地被周围的群山拥抱，气候较为温和，风沙也较少。门前有一条小路沿左侧通向房后，那里有一条小溪，溪边青草依依，溪中水清见底，还有一条木制小桥横跨溪上。虽不能与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媲美，也能称得上阿里一景了。对我们这些久别青山绿水的南方人来讲，到溪边坐一坐，也能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并能勾起许多对家乡往日经历的回忆，实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了。

　　勘界组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向该县科加乡步行开进，其主要任务是做建立营地的准备，另一部分留下来做后应，并担负修通从普兰至科加乡的汽车路，我和警卫部队部分人员担负了这一任务。这条路虽不到十公里，但要开通它却也不是一件易事，有一段很长的坡能否攻下来，是全程能否通车的关键。警卫部队这伙人是啃惯了“硬骨头”的，二话不说，第二天就以工兵姿态干起来。一早就上班，中午就在工地啃干粮，晚上很晚才收工。挖那段陡坡时，把汽车开过来试一试，哪儿上不去再刨哪儿。但用汽车来试路，往上开问题不大，但上不去便要退下来。有驾驶经验的人都知道，坡上倒汽车，那是最危险的事，弄不好便车毁人亡，这又要靠人来保驾护航了。战士们抱来大量石头在斜坡上摆好给车轮“打眼”，用人力控制汽车后退速度，把那几吨重的“宝贝”安全地弄回平地。这样上上下下地折腾了许多次，终于把那陡坡攻了下来，余下的工程也一一解决了，这十来天的辛苦终于划上了句号。

短短的一段路能过汽车，为我们勘界人员往返和物资供应起到了不小作用，也为普兰县境内的交通发展开了一个好头。藏民骑马赶牛从这段路上悠哉游哉地过往，一面捻着毛绒线，一面唱着藏歌，再也用不着下马吆喝牲口了。见了我们便伸出姆指赞道：“金珠玛米，呀古多！”

翌日，我们“拔寨”离县，乘车前往科加。到达时，一线人员已经到达中尼勘界谈判点——斜儿洼村。把偌大一个空空的寺庙留给我们居住。从那既矮又挤的帐篷里解放出来，登楼入室，虽没有明窗净几、桌椅板凳，却也是一种优厚待遇了。早晨起来跑跑步，中午、下午或学习或操练，晚饭后到寺前大场地上看藏胞们围成大圈纵歌狂舞，有兴趣的也可大胆地加入他们之中同享狂欢之乐。寺庙里麻雀成群，那时提倡除“四害”，可怜的小麻雀也在其列。我们中有人便打了它们的主意，想方设法诱捕麻雀用以解馋。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一个给勘界组领导开小车的地方司机，爱去藏民家串门，几天下来认识了不少人，瞅机会买了一块走私表，谁知“天机”泄露，便有人向勘界组领导汇报，领导要处罚他，他不得不交出手表，深刻检讨，表示决心不再犯，方免于处罚。从此，再没有人胆敢买走私货了。司机交出的那块手表也算是名牌了，花了二百多元，财物两空，对他来说每月工资不高，遭此巨大损失，实是莫大打击，我们虽同情他，却也爱莫能助。

勘界组只有一部电台，随领导工作，为便于和师机关联系，我离开科加，进住斜儿洼。

斜儿洼村不太大，只有十数户人家，土地不太多，且多为不能浇灌的坡地。因地处边境线，居民们很少见过这么多的人群。对我们的到来，始则不了解而持观望态度，后经通司（翻译）向他们介绍并转达我们对他们问候及希望他们给予帮助的请求，他们十分高兴，热情地帮忙。勘界人员和斜儿洼村民就此结下了鱼水深情。在整个勘界日子里，藏胞都积极参与和帮助：当向导、运物资、供柴草，其中不少人成了勘界人员的好朋友、好伙伴，他们也从勘界工作中挣了不少钱。直到我们完成任务离开时，他们难舍难分地送出很远很远。数十年过去了，我仍难忘他们那份执着感情。

斜儿洼村边有一条小河，叫孔雀河。顾名思义，这条河确能名副其实。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竟有这样一条清彻见底、碧波荡漾、树丛掩映、游鱼嬉戏的河流，冠以“孔雀”之名，实不为过。这是一条界河，它把中尼两国划分开来；它又是一条友谊河，把两个友好的国家联系在一起。遗憾的是，河上没有桥梁可供边民顺畅通行，也影响了两国边民的文化经济交流。我们见到从尼泊尔过来的一些边民，十分贫困，与我国边民相比，差距很大。我们选择此地做为勘界谈判地点，是因为这里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直线距离最短。为使尼方人员能顺利过河来我方谈判，我们运来了工兵部队使用的橡皮舟，并买了许多牦牛绳编成船缆，固定在两岸临时树立的木桩上，以减少渡河时的危险。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贵客光临。

尼方派出的代表是一个陆军上尉，军衔虽低，来头不小，他是国王马亨德拉的亲属，在国内颇有地位。他带领一支人数不多的警卫和勘界测量技术人员。过得河来，我方优礼相待，在大帐篷内摆盛宴欢迎尼泊尔国王代表，其随从人员也由我方予以接待。
双方第一轮谈判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就如何展开勘测等具体事项达成了协议，勘测工作就此顺利展开。双方警卫人员相遇，便有一些可比之处。我方干部年轻英气，携带武器格外显眼；尼方士兵的岁数较大，可能是雇佣兵，所携带的武器装在帆布袋内。我方人员便有一种说法，认为尼方士兵所携带的武器可能很旧，用帆布袋包裹，可以遮人眼目，并非是为了爱护武器。因为军人的武器是要随时动用的，用帆布包裹起来实不合军队战斗要求。我方带队军官立即制止下级议论此事，以免影响相互关系，妨碍勘界工作进行。

　　作者拍摄的老照片

　　住在斜儿洼时间长了，便想了解点当地风俗习惯。每当天气晴暖，藏族妇女就炒青稞，她们在室外支灶架锅，把干净的沙子倒入锅中炒到一定热度，再把晒干的青稞倒进去用大铲翻炒，火候一到，青稞发出扑鼻醇香，便倒出来筛净，用以磨糌粑粉。妇女们还有一种编织氆氇的手艺。大晴天，妇女们在室外支起一套木制织氆氇的工具，那东西十分简单，在两根长横木上钉上许多钉子，按需要的长度摆在两头架空，将事先拧好的毛绳子一根一根地悬挂上去，这便是织氆氇的经线。操作者用手将经线一上一下地分开，形成两层，插入木棍，使其有较大空隙。织入纬线时不用梭子，而是用一块石头当梭，将毛绳绑在石头上，从右向左，从两层经绳间穿过，用一根小而长的棍子轻轻按紧纬线，同时抽出那根隔离木棍，这一根纬绳就安好了。依前法泡制，再将纬绳从左穿右而出，完成第二根纬绳安放。周而复始，直至把全部经绳织完。这种极原始的织机和织术，干起来所消耗的劳力和时光，实在难以估算其价值几何。但愿有关方面从发展藏区经济出发，为广大藏族人民生产出能减轻他们劳务而又经济实惠的工具，藏族人民定会感激万分。

勘界组里有藏语翻译，他是汉族，但藏话说得特棒，我们就向他学点藏语。但要在短时期内掌握好藏语不是件容易的事，且工作一忙就放下了。这样学学停停，等到勘界任务完成互相分别时，也只学到几个简单的词句，如计数用的1(鸡)、2(尼)、3(松)、4(希)、5(昂)、6(舟)、7(丁)、8(街)、9(古)、10(鸠)和姓名(名卡则)、多少钱(票卡则)、年龄多大(诺卡则)等，算是沾了藏话的边，后来再没有机会学藏话，实是人生一大憾事。

勘界组长期和外界相隔，物资生活较差，文化生活更是单调。好在临行时带了电影放映人员和设备，只可惜仅带了一部影片《上甘岭》。只要天气晴暖，便放电影，翻过来覆过去地看，村民们也兴高采烈地参加。《上甘岭》主题歌《我的祖国》人人都会唱了，电影故事中的情节人人都能记住了，直到离开斜儿洼的前一天晚上才停放。多亏这部影片，否则我们会寂寞得生出病来。

勘界组中最艰苦的是搞测绘的人员，他们天天得爬山，什么地方的地势高，便要爬上去在那里设测标，悬崖绝壁也要想方设法爬上去。山高氧气少，许多人高山反应强烈，经常头痛、晕眩、呕吐、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仍坚持天天走路、爬山，攀着绳子上下绝壁。每天的任务是定量的，非完成不可，否则要影响按时举行勘界谈判，影响签订边界协定。他们白天爬山测量，入夜盘坐在低矮的帐篷里，借着微弱的蜡烛光，精心地绘制地图，一笔一划，凝聚着他们对事业的责任和对国家的忠诚。经过勘界测量所绘制出的各种地图，是边界划定的重要依据，一厘一毫都关系国家领土主权，不能有任何差错。这就要求测绘工作人员有过硬的测绘基本功，还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学到做到的。人们看了精彩的杂技表演，夸赞演员是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张精确细致无误的边界地形地貌图，可称得是“图上一公分，实地数年功”，这样的比喻也是十分恰当的。

测绘上的艰辛一言难尽，其他方面也有不少难解之题，先说说界线谈判。那些峻岭峭壁，只要双方测定和地图绘制一致，一般不会产生分歧，可立即确定。碰上草场、河流、湖泊、湿地，问题就不好解决，尼方总是提出无理要求，争取多得土地。我方代表忍无可忍时，便要出现激烈争论，经常因此不欢而散，使谈判不得不一再拖延。

　　作者拍摄的勘界照片

　　时值夏初，气候无常，经常有雷暴雨，那“孔雀河”水会突然猛涨，把橡皮舟掀得随时可翻转。尼方人员过不来，商定的谈判又得推后。有一次竟然把橡皮舟的缆绳冲断，不得不电请军区紧急从近处调运橡皮舟，同时，由我带领一部分人顺河岸去下游寻找。几天过去，毫无橡皮舟的踪影，只好无功而返。好在新疆军区从南疆驻军中紧急运来橡皮舟，谈判才得以继续进行。
　　生活上也出了问题，工作人员长时间吃不上青菜，体力消耗又大，身体状况与日俱下，病号增多，派出去独立执勤的分队生活更加艰苦，个别战士思想波动很大，班排长们思想工作跟不上，关心少，批评多，竟有一个战士私自离队而去。领导又派出人员多方寻找，数日后才找回。他在走失途中幸有尼方人员见他佩带有勘界臂章，收留他住宿，方保住了性命。这件事惹下的麻烦给勘界组带来了多方面的重大损失。
　　就勘界工作本身而言，还要谈到的一件事情是，勘界队伍来到科加这块小小地区，对这里的自然生态形成了极大的压力。西藏境内那时还没有探明可供开采的煤矿，拉萨、日喀则地区的用煤得从唐古拉山以北的青海用卡车拉运。其他地区所耗燃料，除一部分靠农牧区自拾晒干的牛粪外，还要从森林和草原上想办法，对森林和植被造成很大破坏。科加这块弹丸之地，农牧民除自拾牛粪外，还从沙滩上拾取羊粪，甚至从石缝中抠羊粪作燃料。勘界队伍一来，燃料供应便成大问题。农牧民便去割一种不长叶只长刺的植物，以每市斤一角的价格卖给我们。勘界队每个帐棚旁都留一大块空地堆刺柴。那种刺柴不耐烧，上午柴堆垛高一米，到傍晚时便所剩无几。初步估算，每人每天需耗刺柴一斤，占当时每人每日伙食标准六角钱的百分之十七，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连队伙食平时很少有节余，勘界期间又无特殊补贴，长此下去，将造成连队经济上的很大压力。但不管怎样，饭还是要吃，而且要吃好，保证战士们有足够的体力和健康，从而保证勘界任务的胜利完成，连队只好超负荷开支了。诸多因素像铅块一样压在勘界组领导的心上，也压在我们这些中层干部的心上。恰在这时，师里又发来电报，说我的妻子已经到了部队，这个消息对我们这种牛郎织女般的夫妻来说虽不会引起太大的思想波动，但总有一种缠绵之情萦绕心头难以拂去，惟愿早日结束此行。也许这是一种灵感，真的是心想事成。双方关于边界划定的谈判终于冲破樊篱，达成了初步协议，也就是说我们这次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不日即可启程回师了。

神山： 冈仁波奇

告别斜儿洼那天，当地老百姓给我们准备了大量的牦牛、马匹，捆扎停当，和老乡们挥手告别。牛铃“叮当”，马蹄“得得”，不多时便到了科加乡。寺庙前，十几辆大卡车一字排开，大伙有条不紊地登上汽车，告别科加，向普兰行去。来到我们修好的那段陡坡前，乘车的人一律下车，帮助汽车一尺一尺地从坡上缓缓滑下，直到最后一辆平安到达平地，才又雀跃似地攀上汽车，放心地驶上归程。

这回，因不再去阿里，便不再走藏北那条路，而是沿中尼边界马泉河畔的边防公路返回。因其地理位置靠南，且有马泉河贯穿该地区，故自然条件较北路为好。离开普兰不久，便走近传说中的“神山”“圣湖”。为何称“神山”“圣湖”，我们从未打听过，著名作家金庸先生的小说里曾提到过这两处神秘地方。旅行家余纯顺在他那篇《走遍阿里》的日记里也提到过，并记录了他曾在那里的一家藏民小店住宿的情况。据传藏民对此两圣地是极其景仰崇拜的，朝拜者往往要围绕“神山”“圣湖”走上一圈，历时数月乃至一年，不达目的决不休止。我们这些乘车者只能沿“圣湖”边公路行驶，并遥望远处“神山”。虽然想窥其“神秘”之处，但这种“乘车目扫”，比起“走马观花”更加不如，只好把那莫名的遗憾留在心中罢了。

一路行来，要绕过许多沼泽地。这种沼泽地大体和红军过草地时所遇到的沼泽地相同，但彼一时，此一时也，红军战士所经受的诸多艰辛，已不可能阻止现代人的脚步了。公路沿沼泽地边蜿蜒而伸，有时要穿越两块沼泽地的连接处。这种连接处往往有小沟，沟中常有鱼儿逗留其中，车轮碾过时击水如柱，常将鱼儿带起并抛向岸边。有捕鱼经验的人说，在此捕鱼十分容易，将小沟两头堵住，用麻袋当网使，不一会便可捕上百斤鱼。我们路过此地，赶路匆匆，哪有功夫办此好事，只好望鱼兴叹而已。

这条路上，沿途有我们师的部队布防，防止窜逃境外的叛匪返回骚扰破坏。他们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一年四季都住单帐篷，终年吃不上新鲜蔬菜，但连队同志们都学会了发豆芽，豆芽炒猪肉天天吃已成习惯。遇到供应短期中断，只能用盐水煮黄豆，战士们仍甘之如饴，不怨不艾，仍脚踏实地履行守边职责。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帐蓬外整理出一场地，捡来各种颜色的石子，铺成“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等大字标语。这样好的战士，这种豪迈之情，任你是铁石心肠，也会为之感动，为他们而自豪，对他们倍加信任。

世界上干任何事情大体有这么一个过程，开始时困难，中间还有许多挫折，待到这些困难和挫折克服了，迎来的便是收获和胜利。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的勘界之行，就按着这个规律进行，在我们回到日喀则的这一天，划上了胜利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