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安家日喀则

梁伦惠

人生一世如扁舟，

漂泊游离几时休。

但得国强民宁日，

随遇而安即是求。

全世界都知道，在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的群峰中，有一座海拔8840多米的山峰——珠穆朗玛峰。它跨越中尼边界，北面属西藏日喀则管辖。每年四、五月间，登山黄金季节来临，曰喀则就热闹起来，车来人往，为攀登珠穆朗玛峰而忙碌异常。一九六O年，中国登山队第一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我也正是在这一年来到了日喀则，目睹了登山队在我们驻地做登山准备的一些事情。
我们师机关驻地是原十八军一个师级单位的营房，离日喀则地区专员公署不到两公里，营房设备较全，还有一个大礼堂，不足之处是要自备发电机供电和饮用井水。对我们这些刚从藏北那曲地区移防到这里的人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扎下营盘，结束了飘泊的生活，心安下来，便开始各种建设，先修营房，再种蔬菜。日喀则海拔3900米，气候还算温和，冬季不需取暖，昼夜温差很大，适宜蔬菜生长。我把办公室外的地打理好后种下了白菜。不久，菜苗破土而出，绿油油的特惹人爱。机关干部互相展开竞赛，看谁种的菜好，收的菜多。我自小在家就喜欢种菜，干起来自然不落人后，一个季节下来，我的成绩排名第一。单位种土豆，要挖窝窝，那地生荒好几年了，挖起来很费劲。管理员说：“大家不要使狠劲，防止缺氧伤身体。”此话正中大伙心怀，干起来就像老牛耕田似的，好一阵也难得前进几步。我看这样不行，便建议把体质强弱不同的人搭配成两组，分块包干，干完了就休息，干不完明天再来。这方法真有点像“包干到户”，很起作用，一天的任务半天就完成了，大家都说不太累，更没有人因供氧不足而躺下的。大家都说，高原缺氧也是一只“纸老虎”，你不怕它，它就服你了。

日喀则的确是一块宝地，日光充足，气候温和，一条高山雪水汇成的年楚河从旁边淌过，用它那清纯的雪水灌注着周围的田野。正值春天，农民们把牛牵到地头，给它带上红花，用二牛抬杠的方法驱赶牛儿在肥沃的黑土地上耕耘，把小麦、青稞种子撒下种完，夫妻双双坐到地头，用特制铜壶烧起浓浓的盐茶，再从皮袋里舀出青稞粉装入镶嵌着饰品的碗内，倒上茶汁，用粗壮有力的手边转动碗体边拌和青稞，糌粑便制成了。夫妻相对而坐，边吃糌粑边喝茶。望着秋天到来时可获丰收的土地，脸上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欢快的笑容。临了，男人掏出鼻烟袋撮上一些粉末往鼻孔边一贴猛吸几口，更加惬意起来，大声喊道：“呀古多！呀古多！”(好啊好！)。女人便站起来，用草料奖励那辛勤的耕牛。太阳偏西，夫妻才带着一天的疲劳，牵牛扛犁回转家园。

一九六O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难熬的年份，内地百姓的日子格外艰难，我们在西藏守边，国家全力保障，生活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上级号召，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支援在内地的随军家属。大家口里不说什么，但心里很不舒服，认为随军家属可以得到照顾，我们那众多的不随军家属吃不饱肚子向谁去诉说呢？此话只在下面说说，却谁也不把它摆到桌面上来。单位为了节粮，决定采用大米增量法，多加水，并用高压蒸气蒸饭。这哪里是什么大米增量法，明明是煮半干半稀的饭，吃少了很快就饿了，便多吃。这样搞来搞去，粮一点也不少耗，吃饭的人意见却多起来。本来机关干部比连队官兵劳动量小，体力消耗得也少，每日的粮食定量足够吃，不必搞这一套吃力不讨好的把戏。于是又改过来，买的那些高压锅便全部打入冷宫，但为了给国家减少负担，多生产些粮食还是切实可行的。师里成立了生产科，各团也成立了生产股，把机耕设备买齐全，大干特干起来。

日喀则可耕地很多，土质很肥沃，还有许多水浇地，且适于种植小麦。种蔬菜就更不用说了，长出的萝卜和结出的南瓜大得像现在的转基因产品，小孩身高比不上，双手合圆抱不拢。有专业知识的人说，这就是昼夜温差大的好处。有的单位还把特大的南瓜用专车运往北京，送给毛主席当厚礼。我们这些机关干部虽用不着扛锄头挥铁锹干活，秋收时割麦那是少不了的，车送车迎，还要大大地改善伙食。还有一件事情是叫人挺难为情的，种粮种菜少不了肥料，施化肥不是好方法，得想办法搞有机肥，单位虽喂了几口猪，却提供不了多少肥料。比较好的方法是去寺庙弄肥。扎什伦布寺有5500喇嘛，大部分年轻体胖食量大，吃了青稞酥油的排泄物含尿素不会少，去帮助清理清理厕所，既省钱、方便又不违反民族政策，还帮助寺庙搞了卫生，真是一举四得。在通过有关方面联系好后，便开赴寺庙取“经”。虽然满载而归了，但人人心里却总有一股子说不清的东西在堵塞，好长时间化解不了。

　　作者第三排右四

转眼到了年底，师里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精神，这场斗争的矛头是指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老总向毛泽东上了万言书，直指“大跃进”“人民公社”产生的弊端。他自以为“为民请愿”，却不想这种“犯颜死谏”的行动，给他惹来了罢官去职直至以后丧身的滔天大祸。机关干部听了报告后便展开讨论并表态。师招待所副所长——一个湖南老乡直言不讳，大谈“全民大炼钢铁”和“公共食堂”的弊病，实有点不识时务，便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处分。还有一些人对西藏高原的恶劣气候说一些不满意的话，如：“风吹汽车倒”“炊事员跟着锅盖跑”等等，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决定要抓一次思想教育，主题是“艰苦为荣，长期建藏”。师政治部副主任文景山在大礼堂的报告会上侃侃而谈“长期建藏”的重大意义，引用古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的壮言激励大家，并明确地提出埋骨于喜马拉雅山麓的决心。此后，我再没有见到过文景山，直到“文化大革命”大办“清队”学习班时，才有人在会上启发性地说：“文景山因为其地主分子哥哥翻案，已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了。”我那时正处在被审查关头，对此深信不疑，但心想，一个豪言壮语，愿埋骨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官，竟走向了他自己的反面，委实可叹可悲，我可不要被打成什么分子才好，这并非悲观论调。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往往一句话就可断送一个人的前途乃至生命。一个国家主席被变戏法一样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我所知道的文景山也戴上了帽子，像我这样的小兵一个，被人算计起来，岂不是如同捏死一个蚂蚁那样容易。

还是回到长期建藏问题上来。不久，师政治部决定，动员在内地有工作的军官家属到西藏来工作，并已和地方政府谈妥安置岗位事宜。问到我时，我虽然精神上还没有这种准备，仍然毫不犹豫地表明了同意态度。我从未考虑过这件事能否办成，也没有想过妻子她一个女同志如何能来，来了以后又如何办，生活、工作能否适应，将来生了孩子如何办？不想它，心里也就没有什么负担了。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转眼到了一九六一年初夏，领导又派给我一项临时任务，到中尼边界去参加勘界。这种临时性的工作对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了，不能问也不应该问。有一首这样的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唱得很激动人心，歌词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啊，打起背包我就走，扛起枪杆就出发。”

这一去就是好几个月，我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日子。一天，一份密电发到勘界领导小组，说是我的爱人到了部队。我一下子愣住了，好一阵子才稳定住心神。天各一方，帮不上她一丁点忙，也给不了她一丝慰藉，唯盼老天保佑她不出什么事而已，好在不久勘界就“收官”了。回到日喀则时，见她安然无恙，这颗悬着的心才得以平静。还有叫我啼笑皆非的事。她前脚刚进门，就有人来动员她，说师里要搞文艺会演，单位找不到会演节目的人，好说歹说，非叫她参加演一个话剧节目。她从湖南来，满口的湖南土话，参加这样的演出，土话一出，岂不叫人笑掉大牙。我要阻拦她参加演出，她却笑了笑说：“我来到这里，举目无亲，人家热情地帮这帮那，我怎好意思不答应，大不了叫人笑话一番，也比叫别人以为‘不知好歹’为强。”一席话，说得我哑口无言，只得顺其自然了。事后，我从侧面听了听，竟没有人将她的湖南腔引为笑料，便有几分佩服她的胆识了。静下心来，我问起她进藏的经历。我以为她一定在路上受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谁知她淡淡地一笑说：“没什么，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原来，一接到师里寄去的调令，她们单位领导一看，立即放行。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三个年头，内地的生活已是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日子，不少人在饥饿线上挣扎，单位对放人一事，正是求之不得。于是，她打点行装，把箱箱笼笼、坛坛罐罐、锅碗瓢盆悉数带上，先乘火车到师驻兰州留守处报到，和一伙家属姐妹乘上师里派去迎接的带蓬卡车，披星戴月前来西藏。每到一兵站，便爬下车来，扛着自己的行李，住进兵站，洗洗涮涮，吃了饭，摊开被窝就睡；第二天吃完早饭扛行李上车，一伙素不相识的人同车互济，不几日便成了要好的朋友。漫漫青藏路，对身强力壮的男人们都是很不轻松的，而她们竟潇潇洒洒地走过来了，这就是那人间最美好的亲情给予了她们无比的力量。我从心底里升起一股无限感激之情，决心永生永世都不辜负她的情意。

　　作者妻子

机关的房子很少，还是腾出一间来给我们暂住。房内盘了土炕，是住一个班的房子，连住带放东西正好合适。房外有一汪水塘，约有一亩多，蓄满了从远处雪山上融化流淌下来的清水。塘中几只从小就捉来喂养大的大雁，伸着长长的颈项，用鹅黄色长掌拨水戏游，见到人来时，仰天长鸣，以示亲切。每当喂食时，便掀动双翅，翩翩起舞。睹物思情，叫人不由想起唐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来。晚饭后我和妻子双双漫步在水塘边上，好似回到了我们那离别已久的家乡；清水池塘、竹林掩映、蝉声唧唧，鸟语花香。妻子仰脸向我问道：“我们要在这里住一辈子吗？”我点点头，有板有眼地说道：“长期建藏，边疆为家，我们要在这里生儿育女了！”我俩心意相通，就此开始了安家西藏的生涯。

数日后，她的工作定下来了，到日喀则县政府去当秘书。妻子虽是教师出身，但给藏族孩子们上学有困难，到县政府当秘书正合适，便安下心来从头学起，很快便适应了新岗位，并且和同事们相处得很融洽。又开始学习藏语，也能喝酥油茶、青稞酒，吃糌耙了。县里派人下乡工作，她也能胜任，骑马去，骑马回，军营门口的哨兵对她熟了，任其来去也不加询问。进营房，把马拴到宿舍门口的一棵杨树上。机关的同事见她如此，也用赞许的眼光看她。有空时，她便帮机关食堂的炊事员干干活，战士们也挺照顾她，打饭菜时总要多给她一些，也使她分享了军队这个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为了减轻部队住房不足的压力，经向县政府申请后，得到一间住房，我们便搬进去了。房子离县政府不远，隔窗即可望见那白花花一大片的扎什伦布寺。

这是一所四合院，正房比较大，房子质量也比较好，住着几个搞地质工作的年青人，均操北方口音。侧房住两户人家，一家是四川两口子，男的是县政府食堂管理员，女的在县粮食供应站工作，带着一个小巧玲珑的女儿。我们住的那边也是两间房，隔壁那间住着师通讯营无线电技师的妻子。我们这些来自内地的汉族同志相处一起，自然关系融洽，互相帮助、互相关照。谁知好景不长，当全国各地因经济困难大量削减工作人员时，西藏也紧随其后大减人员。日喀则地方当局也不例外，动员在藏的汉族工作人员退职回家。住在正房的几个年轻人早有离藏之心，便将申请递上，很快便得到批准。他们毫无留恋之情，打起行李与我们告别而去。没想到此祸又殃及到我们军队的家属。我们隔壁那位无线电技师的妻子竟也被当地政府列入精减之数。

一天晚上，机关值班员急急地通知我，日喀则县政府来电话，你家失火了，烧了东西。我大吃一惊，赶紧往家里跑去。一进门，但见室内一片狼籍，妻子被吓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好一阵缓过神来，才将失火的原因和经过告诉我。当天下午，隔壁那位女士被告知，她被批准精减了。那艰难的岁月，失去工作就等于失去了生命，怎么不令她伤感万千，便痛哭起来。我们家这位本与她交往甚厚，这晚在家，想起自己已有数月身孕，该为快要出生的孩子准备襁褓用衣才是，便在窗前秉烛编织婴儿毛线帽，忽闻好友哭泣声，便起身过去劝慰。出门前忘了将蜡烛移开，一阵风来，吹开了没有掩好的窗户，随即将桌上蜡烛吹倒在桌上的物件上，将其点燃。她那里只顾安慰伙伴，这边大火蔓延开来，引燃了床上物品。忽闻窗外有人大喊“着火了”，又嗅到一股刺鼻的硝烟味，才急忙返回。那位哭得泪人儿般的好友也顾不上自己的哀痛了，赶紧帮她扑火。好在火势还未上房顶，不多时便扑灭了。一清点，除烧了枕上的一应物品外，还烧了公家发的厚座垫，尤其可惜的是将我刚来日喀则时托朋友从外商手中买的一条从印度进口的纯羊绒毛毯，烧了好大一块。我急忙安慰她，财物是小事，人没有受伤是万幸。她也是个心胸开阔的人，很快就安定下来。我去县政府向领导同志汇报了失火的情况，对失火并烧坏公物表示歉意。领导们十分宽厚地安慰了几句，我们告辞出来带领她回师机关住宿。自此后我们再不敢稍加懈怠，得以安居乐业数年。

地方机关的供应比起部队要稍差些，但比起内地来要好得多，主副食全靠内地供应，按定量供应的东西比内地便宜，但新鲜食品较少。地方人员因人力不足，很少有自己种粮种菜的，肉食多为干货和罐头。妻子经常下乡，可以从农民手里买些新鲜牛羊肉和活鸡，西藏人也有喂养猪的，但从不见他们吃过猪肉，更不吃鱼。藏民视鱼为神，但也不反对汉人捕鱼，鱼儿生长缓慢，不知多少年才能长一、二斤，这种鱼和青海湖的湟鱼一样，可能属同一个品种，味道不如内地有鳞的鱼。藏民有水葬的风俗，我们在西藏也不愿吃那种鱼，忌讳鱼是吃人肉长大的。

西藏还有天葬的习俗，人死了，安放在山顶上，念完经后离开，等待猛禽秃鹫来吃。秃鹫身躯高大，翅展可达两米，常在高空盘旋，以犀利的眼光搜寻地面猎物，凡在其视力范围内的兔鼠鸟类等物，均逃不脱其凶猛的利爪。藏民视其为神，任何人都不可以对它侵犯，否则必遭天谴，大祸临头。西藏人对放在山顶上的尸体是否被秃鹫吃完还要检查，如有剩余则视为神不收受，要将所剩骨肉剐碎抹上酥油再颂经祈祷，求佛神收受。我们营门口便是条公路，常常可见藏民用两根木杆将死尸直直地绑于架子上，罩上白布、哈达等物，吹吹打打路过而去。人们初见时有些忌讳，时间长了，也就不为怪了。

日喀则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西藏的交通枢纽，有公路可直达拉萨、阿里、江孜、亚东等地，也可通到中尼边界的县城聂拉木，特别是作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中转地更有其独特的优势。K师驻日喀则时，常有军队和地方的各方面人员来住宿和搭乘军车，师里的招待所十分繁忙，他们也很注意做好接待工作。我们初到日喀则时，许多地方同志不太了解我们这支部队的作风，认为会打仗的部队一定傲气十足。时间一长，也可说是日久生情吧，不但对我们部队的战斗力十分钦佩，更感到在日喀则这个还十分落后的地方有了可以帮助他们的亲人，便愿意主动和部队交往，只要部队有需要，便在各方面给予支援，“军民鱼水情”在雪域高原开出了灿烂的花朵。我们这些家居日喀则的人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浓浓的情意。

　　作者和妻子女儿的合影

一九六二年初夏，我妻子已怀孕满月快要生产了，她托人找来个藏族姑娘卓玛当保姆。卓玛聪明能干，会说汉话，善解人意，把这准妈妈照顾得无微不至。有她管理家事，妻子仍能坚持上班，我也很是放心。现代人的家庭里，要是有一个待产妇，全家不知要从思想、经济、物资等方面做多少准备，直把个准妈妈捧到天上，待到生产时更是忙碌非凡，用一句话来表达——举家同庆，也一点不为过。但在西藏那样的艰苦条件下，丈夫又是个不能时刻相伴的军人，产妇能得到的照顾就微乎其微了。我的妻子就是这样，但她是个十分坚强的人，自结婚之日起，从未对我提出过什么要求，再重的担子她自己挑，再困难的问题她自己解决。那时，日喀则只有两家医院，而且条件都很差，一家是解放军第八医院，是一九五九年援藏调过来的，房无一间，地无一亩，在班禅警卫营的大院内搭起帐篷开展医疗工作。另一家医院是日喀则市人民医院，虽有固定房屋，但其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医疗设备都很一般。我对去哪家医院毫无主意，她却明确表示，自己是地方干部，不麻烦军队，就进市人民医院生产。我那时头脑简单，丝毫不知道妇女生孩子的危险性，且工作较忙，便住在机关里再没有去照顾她。谁知她在临产那一天下午竟在小保姆的陪同下步行到市人民医院住了下来，当天晚上，我的大女儿梁莉便降临人世。第二天一早，才有人接到电话说她已在市医院生了孩子。我慌忙赶到市医院，一进那间极其简陋的病房，见到她躺在病床上，脸上很是苍白，心里的愧疚实在难以形容。她却若无其事地淡淡一笑，似乎感到我到了她身边，她就已经十分满足了。我问她保姆呢？她说叫她回去煮酥油茶去了。我到婴儿室看了看女儿，见她长得眉清目秀，甜甜地入睡，才放心地回家。卓玛正在煮酥油茶，很爽朗地对我说，我会照顾好“阿加娜（姐姐）”的。她果然认真负责，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要出院了，这在现代人来办，一定要隆重一番，有钱者奔驰宝马，钱少者最低也要打个“的士”。我主张用辆车接她回家，一则弥补她住院时没有照顾过她，更是怕她母女二人感受风寒，因为这是高原啊！她不同意，说自己没那么娇贵，唐古拉山那么高也过来了，还不到一里之遥，何需动车动马，又说，你手里掌握着车可以随便用，别人的妻子儿女有了事，你能照顾得过来吗？现在社会上的政治气氛你又不是不知道，何必叫别人指指点点的。我知道她是关心我，便推着一辆自行车让她坐着，小卓玛抱着孩子回了家。卓玛早生好了干牛粪炉子，室内暖融融的，我们用欢乐的笑声，庆祝这幸福美满的日子。

孩子的出生，引得众多好友来看望。人们都知道，雪域高原生孩子，母子都会有很大的危险性，尤其是孩子的健康。据有关资料记载，高原缺氧，会使孩子在胚胎时期损害心脏，导致先天性心脏病。这也是我们夫妻俩最担心的。师卫生营有一个湖南籍的女医生，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还有一个女司药，是师后勤部副部长的夫人，她们二人都是我们在甘肃临夏时的好朋友，要来看一看。见孩子长得可爱，又看了看嘴唇、手指的颜色，觉得孩子很健康，我们自然高兴，便留她们吃饭。李大夫和我们年龄一样大，还没有对象，她医术高超，又是一个手枪射击运动员，待人处事十分豪爽，然究竟是女性，自有一股更喜爱孩子之情，但婚姻之事实在难以叫人揣摩，只好笑祝她早日找到称心伴侣，和我们一样同享天伦之乐。

　　作者在西藏出生的大女儿

一九六二年对我们这个师以及全师指战员来说，又是一次重大的考验。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师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许多单位和个人立功受奖。我受命为总政治部和西藏军区即将编印出版的先进事迹汇编写文章，其中一篇《择绕桥头的战斗》，描述了一个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坚持在英雄的运输线上的汽车驾驶员魏成功，又在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担负了运输抢修被印度侵略军炸毁了的择绕河上桥梁所需木料的任务。他运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机智灵活地和美军轰炸机斗争的经验，避开了印军炮火的封锁，把大量木材运到桥头，为进攻部队架起了前进胜利之桥的事迹。刊出后，受到了上级宣传部门的关注。从此，一些赶鸭子上架的事就频繁地压到我的头上，叫你不接受不成，接受了又很尴尬。

先说那位带领我们去敦煌千佛洞参观的师首长强鸿吉，他是“三八”式的老八路，在我们师工作很有些年月了，可说是元老级的人物。他文化程度不高，充其量是个小学毕业，但他不但工作能力强而且能摇笔杆，他所领导的部里的年度工作总结从不假手他人，都是他自己动手，也不需要各业务部门提供素材，写起来又长篇大论，洋洋洒洒数千字，质量也是很棒的。但他的字却叫人不敢恭维，狗爬式的不说，那字与字、行与行、字与行之间的排列组合可说是一塌糊涂。人们称赞毛泽东的字是龙飞凤舞，这强老兄的字却是虾跳鱼窜，有时上行的字窜位占领下行位置，叫你难以寻踪觅迹。他写完初稿后，便叫秘书们替他抄写。成品出来，往往令他老人家不太满意。不知为什么他竟不耻下求，要我帮他抄写，一个职位这么高的老首长为这一点小事求我这个小干部，实叫人受宠若惊，自然尽力为之效劳。也可能是我特别能辨认他那种“天书”，再难解读的句子、段落、字形，却能百分之百地破解，对其中个别不要的字、词，也先斩后奏地进行删改。交差后，老首长说声“放下”，从不“秋后算帐”，久而久之，我就成了他的编外秘书了。还在甘肃临夏时，我因成天在汽车、机械、油料堆里摸爬滚打，手脸、衣服污渍斑驳，油光闪亮，他一见便说：“好一个油房掌柜。”我听了不以为羞辱，而以为荣耀，知道首长的话中虽带几分嘲弄，却也隐含着某种赞许。因为在别人眼中，我们这些干部都是读了几年书的小知识分子，与工农出身的同志难以志同道合。他这“油房掌柜”四个字虽不太雅，却已把我和工农出身的同志摆平了。对我来说，应该是地位提升了，岂不令人快哉！

比老首长的“重用”还叫人啼笑皆非的是“写剧本”。师里每年要举行一次“文艺汇演”，令各单位出节目。我到师里工作十年了，对这样的事从不关心，更谈不上热心了。哪知“人怕出名猪怕壮”，谁叫我闲时给报纸写通讯，还要为战功人员写什么《择绕桥头的战斗》等文章，难道不应该为全师文艺汇演做些贡献吗？于是，一道“军令”下来了，以我为首，成立写作小组，在某某时间内写出一个剧本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还有更严肃的交待：“现在是国内外阶级斗争最激烈、最复杂时期，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抓阶级斗争，一切文艺作品都贯穿‘阶级斗争为纲’这根主线，千万不要在文艺路线上犯立场错误。”临了，交给我一本刊载“阶级斗争为纲”的小册子。我哪能不晓得这番话的分量，部队政治思想教育中，阶级教育是主题，甚至是全部，我有几条命几个脑袋敢去踏这个“雷池”。当时部队正开展忆苦思甜教育，苦大仇深的同志纷纷上台倒苦水诉冤情。有年轻战士上台痛苦地诉说：“一九五九年，自然灾害来了，‘人民公社’大食堂再也不管我们吃饭，家里人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啃树皮……。”边说边哭，谁也制止不住，直哭得快要晕了过去。连队指导员等实在听不下去了，便派人把诉苦者搀扶下去，忆苦大会便草草收场。看来，像这样进行“阶级教育”的题材不大好采用了，还是另谋对策。好在下指令的人给了一本“阶级教育”的册子，可从中选到适合的素材。

当时，国内各地都在开展“阶级教育"，搞得最好且最具典型意义的，要数四川的大地主刘文彩所掌握的“地主庄园”。资料揭示，那刘文彩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兄弟，富甲一方，良田遍及数县，房产屋宇无数，妻妾成群，却为富极为不仁，凭借其本人及弟兄们的势力对无数四川人民巧取豪夺、欺诈勒索、残酷迫害，更有甚者，私设水牢，动辄将稍有反抗的百姓投入其中长期监禁。其累累罪行已被四川有关部门将其一一明列，编成罪行录且用电影幻灯的手段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以教育人民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其中一份材料上写了一个贫农妇女冷月英被刘文彩关入水牢中折磨多年，几乎丧命，直到四川解放才得以脱离魔爪。于是，我选定这个题材编写起来，并如期向下达指令者交了答卷。

这个剧本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四川某县青年李小鹏自小就有强烈的参军愿望，十八岁时正值部队来人招兵，李小鹏欣然报名并如愿以偿当上了解放军。新兵团初训结束后，小李被分到西藏军区。这是小李事先没有想到的，心想，父母把自己养大不容易，若能在近处当兵，可随时回家看望父母。但军队是有严格纪律的，一经确定，便不可更改。小李抱着思念来到了西藏。由于环境艰苦，训练和值勤紧张而辛苦，小李有点吃不消了，便闹起情绪来，影响了学习和训练，有一次还差点出了事故。班长不善于做思想工作，一味地严格要求，不讲方式地批评教育，结果越弄越崩，几乎到了互不相容的地步。还是指导员细心且注意教育方法，一方面细心开导小李，一方面给小李的父母写信，向他们汇报小李在连队的表现，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第二部分写小李父母接到连队的信后，心里很是焦急和生气，原本盼望儿子在部队学习进步，立功受奖，今后有个报效国家和毛主席的好机会，哪知儿子却如此不争气，给部队添了麻烦，也违背了自己的心愿，都怪自己对儿子偏爱多、教育少。为了解决儿子的思想问题，夫妻俩决定不远万里到西藏部队亲自做儿子的工作，于是打点行装，不辞劳苦来到了西藏部队，受到了连队官兵的热情接待。第三部分用倒叙的手法，夫妻二人向全连官兵，特别是向儿子倾谈了在旧社会备受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母亲被投入刘文彩水牢残酷迫害的经历。剧情中再现那个悲惨岁月的幕幕情景及获得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当剧情再回到连队现场时，全连指战员先是鸦雀无声，随即欢声雷动，涌向李氏夫妇，表示要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努力学习训练，用实际行动感谢党和毛主席，保卫好边疆；还向他俩检讨自己，帮助小李不够，决心今后用深厚的阶级感情关心帮助小李进步。李小鹏虽在父母身边长大，却从小不知父母受过如此苦难，又懊悔自己太不懂事，辜负了党和国家的培养教育和首长同志们关心，决心改正缺点，当一个好战士。剧幕在一片欢乐和亲切的笑语声、音乐声中徐徐降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后，终于登台演出。

我心知这个剧本是鸭子在架上扑腾出来的蹩脚货，故未去观看演出，任观众赞扬也好，批评也好，我只是眼不见、耳不闻、心不烦，谁知演出后评奖时却获得了三等奖。别人向我祝贺，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用这样的东西糊弄一般人还可以，要拿到行家面前，那便要贻笑大方了。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就这么一个蹩脚剧本，日后竟让我离开技术岗位，走上了宣传工作的道路。

　　作者

长期建藏的方针既定，师里便大兴土木建营房，搞副业。为了照顾老同志，把家属院也建起来了，军人服务社、随军银行、邮电所也应运而生。随军家属们不但有了安定的居室，而且都能干上一份工作。整个军营不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而且有了女同志的音容笑貌，顿觉人气浓厚，环境和谐。西藏有一个很通人性的生命条件，其紫外线虽有强大的杀伤人体细胞的作用，却对妇女生育极为有利，一些多年不孕、膝下无儿无女而苦恼不堪的军嫂们一个个怀拥珠胎、脸泛红光。大兵哥哥们自然倍加配合，买来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给媳妇吃，有的还托人从内地买香水和漂亮的衣服向心爱的“阿佳拉（妻子）”献殷勤。随着孕期满日，孩子们一个个呱呱坠地，男人们又是一番忙碌，直把一军一地两个医院挤得满满当当。师首长们自然为军营里人丁兴旺而高兴，各种禁令能放开的尽量放开，各种物资尽量保障供应，其意义是要保证“长期建藏”后继有人，代代相传。年轻父亲们在拥妻抱子的同时也心存很大的顾虑：西藏这高原之地，空气稀薄缺氧，孩子出生后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不少；孩子长期在西藏生活，可能对其生长不利。事实确实如此，机关干部新生儿中已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甚至个别体质不好的孕妇未生产就突然死亡。一些准父母们心理起了变化，欢乐的成分少了，忧虑的成分增加了，每对夫妻都在为自己即将出世的孩子做精心的考虑。

我的女儿出生后一直生长得很好，爱喝酥油茶，到一岁时便能用藏语说个别字，大人伸出一个手指问她，这是几？她便用藏话说：“鸡”，即“一”。哪知到一九六三年夏天，妻子给她洗了一个澡，这一下可坏事了，她发起高烧来。一年来从未吃过药的她便住进了陆军第八医院。一诊断是肺炎，病情较重，烧得迷迷糊糊的，眼不睁、奶不吃。我俩心中的焦急实在难以形容。这肺炎如控制不住，就可能出现肺水肿，那就太可怕了。小儿科的军医是湖南娄底市人，和我们是老乡，自然关心备至，施展平生所学控制住了病情，两天后有了明显好转，我们那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一些。经半月治疗，孩子方痊愈出院。以后大夫和护士——这一对未婚夫妇就常来我家作客，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高原缺氧的危害性确实不能轻视，其最大的害处是引发高原高血压和高原心脏病。现在国家已将这两种病列为职业病，凡患此种职业病的人都要享受特别照顾。我女儿自那次得肺炎后，本来很强壮的身体一下就垮了下来，本已能走路的她再也不能走了，回内地后又得了肺不张，不爱吃饭，多次住院治疗，还出现心脏杂音，不少大夫都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一九七六年，去北京阜外医院检查，方排除了“先天性心脏病”的结论。但她身体多年好不起来，上大学时还出现了在课堂上晕倒的现象。我自己也在一九六三年患上了高原高血压。

这一年冬天，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快出生了。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决定回内地，孩子出生后将两个孩子请我母亲抚养。我母亲在银川随我姐姐居住，身体不好，带孩子是很困难的，但我们再无更好的地方可投靠，便抱着“走一步算一步，到什么山里唱什么歌”的心理踏上了归途。我姐姐家人口多，三个大人加四个孩子，住在两间窑洞式的平房内，很是拥挤。我们的到来给他们平添了很大的困难，但他们二话不说就接待了我们，随即向邻居求援，借得一间空置房屋，将我们安置下来。又有好心朋友感于我姐姐夫妇为人厚道，帮助我妻子申请了调回银川工作的手续，为我们现在在银川安家打好了基础。

　　作者左一

人们到西藏旅游，最主要的是景仰拉萨布达拉宫，自然也不会忽视日喀则，不仅因为它是西藏的主要城市，更在于它是班禅大师的驻锡地。要说日喀则有什么诱人景观，那可是有点难为它了。那里虽有名列西藏第二的扎什伦布寺，然据我的观察，在我们驻扎期间，很少有人问津，也看不到什么络绎不绝的朝拜人群。从我家住处的窗口望去，可将其寺门前一切活动尽收眼底。也许我所看到的现象，是西藏民主改革后，住寺喇嘛人数减少，香火不如以前旺盛所致。还有一个原因是，达赖叛逃后，班禅常住北京，即使回到西藏，也在拉萨驻锡。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西藏民主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斗争的矛头扩大到班禅本人，罪状有两条：一条是残害百姓（曾令人杀害了一些群众）；另一条就大了，是图谋叛逃外国，并且将所乘坐的吉普车进行了改装，以便携带更多的油料以备途中补给。但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下台，班禅又复出了，直至他圆寂，再未听到什么关于他的行动的消息。在日喀则还有一种传说，班禅有一个弟弟，既哑且傻，却娶了一个貌如天仙的老婆。她在班禅家里，自然身份倍增。还有一点叫人费解，班禅每次从北京回到拉萨，必有信息到日喀则，他的这位弟媳妇必去拉萨，而其父母、弟弟却不相随。许多东西都曾在那时候出自街头批判材料，耳闻目睹的东西是否真实，也用不着我们这些军人去考证。

离扎什伦布寺不远，有一座班禅行宫，门面不太豪华，面积也不甚大。我们曾数次去参观，也在门前台阶上拍照留影，至今还保留有一两张照片。行宫殿堂里有许多神佛的塑像，最让人引为谈说资料的是其中的一尊欢喜佛，那是一个牛和女人相抱做爱的玩意。在西藏，对性关系看得很平常，在汉人眼里，那“欢喜佛”便是极其荒诞离奇的东西了。听说在许多喇嘛教的寺庙里，都有这种“欢喜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后来听人说，佛教来自印度，唐僧玄奘取经传入大唐。在佛教的信义里，把牛视为神圣，女子和牛神做爱，那是上天的最大恩赐。

日喀则地理位置虽不如拉萨，海拔也高达3900米，但气候条件并不太恶劣，并且有一条比拉萨河还大的水流——年楚河贴城而过，因而具有较好的水利条件，在扎什伦布寺一侧，有许多可供种植的水浇地。夏季到来，远处冰山融化，清清雪水唱着欢歌，嬉戏地奔向洼地，奔向平原。日喀则附近的耕地盛满了水，远远望去，似汪洋一片。大量的水鸟飞来，或觅鱼寻虾，或亮翅比美，或长鸣求爱，构成一幅幅引人喜爱、观赏的图景。尤其那高近一米的黑颈鹤，在内地众多名气很高的园林地也很难觅其踪迹，但在这高原上的天然园林，却是天赐良机，任你尽饱眼福。人们常用“鹤立鸡群”四字赞扬那普通人群中格外突出的人物，然这种情况是难以常见的，真正地把漂亮的仙鹤放入鸡群里，那人们一定会责为“投玉入污”或“侮辱斯文”了。但在这高原天然园林里，人们会感到格外自然与和谐，会羡慕那些未生活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环境里的人的莫大幸福了。

时光的车轮驶入一九六四年的最后一站。我们师从一九六O年起进驻日喀则，和日喀则人民一起度过了难忘的五年。回顾五年的风风雨雨，部队为日喀则地区和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日喀则地方的党政机关和藏族同胞，给予了部队很大的关心和支援。当上级调令下来的时候，部队全体指战员带着对日喀则和藏族同胞无限依恋之情，迈开行军的脚步，沿着雅鲁藏布江向西藏首府——拉萨开进，在新的地方再尽子弟兵的责任和热忱。再见了，日喀则！再见了，日喀则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