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麻，烂谷子

黃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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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朱自清先生在《匆匆》里写道：“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是呀，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从哪里来？我的身世、经历，晚辈是不太清楚的。我们年轻时，她们还太小，讲这些，也不懂。我们中年时，她们又忙于学习，中考、高考等压得喘不过气，我们也不可能去讲这与考试无关的东西。我们中壮年时期，她们又读大学，毕业后又投身工作了，离开家了。没有机会讲这些。对于第三代，如谢翰如、马丁、奥斯卡他们来说，就一无所知了。还有我的许多外甥也经常问问过去那些事，他们也想知道舅舅为何会从小就远离家乡进入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书，他们的妈妈又为何没出来，等等。为此，我也得留下点痕迹。把痕迹用文字表现出来，让晚辈们听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

写什么，怎么写，一直很纠结，一拖就是5年。年龄不等人，近来的视力不如以前了，记忆也差了，有点丢三落四，说不定这是老年痴呆的前奏。我得趁自己的视力、记忆力还没有完全衰退以前写出来，完成这个宿愿。写文章总得要有一个题目，使人一看就大体知道文章的主要内容。如果取名“我的回忆”或“回忆录”之类，又会给自己出难题。凭我喝的这点墨水，怎能写出回忆录来呢？这些如陈芝麻，烂谷子的琐碎事，又根本摆不上台面。有了，书名就叫《陈芝麻，烂谷子》多好，既然是些不值钱的陈芝麻烂谷子，那就随意地写吧。这样可以不拘泥于时间、空间和表现手法，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也不至于在如何遣词造句方面去花费太多工夫。只要能读懂就可以，我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吗。写这些的目的只是让晚辈了解我的身世及我们家的过往。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几十年中又做了些什么。别无其他，仅此而已。

黄辉

2015年10月

　　一、掀开岁月窗帘，重温流逝年华
—古稀之年有感 

2015年农历9月29日是我69周岁生日，过了这一天就可称为70岁了。真的，不知不觉步入古稀之年了。从一些发黄了的老照片中选了几张年轻时候照的，与近照做个比较：青少年象征着青春和活力，中壮年表现出沉稳、操劳和负重，老年时则如释重负，心宽体胖。照片同样可以诠释和演绎人生。从照片的面容、发型、着装等，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时代气息。也可看看我是怎样从少年到青年，再由中年到老年。如何由“帅哥”渐渐变成白头老翁。可谓人生短暂，时光无情啊！人生似登山，年岁越大就越接近顶峰。路上，荆棘丛生，百花盛开，风景迷人。从前，唯恐掉队而步履匆匆，无暇顾及。其实，人生追求与享受的不就是奋斗“过程”么？至于结果，我想那并不重要。现在，我站在“70”里程碑前的至高点，回眸以往，咀嚼过去，回味无穷。

七十年风雨无阻，日夜兼程。贫穷如影相随，抗争奋斗不止。淌过泥泞，跨越坎坷。名为主义，实为生计。没有波澜壮阔，也无璀璨夺目，草根布衣语不惊。多少欢声笑语，多少悲欢离合；多少苦辣酸甜，多少五彩斑斓；多少成功失败，多少悲喜交集；多少不眠之夜，多少放弃舍得；多少次临渊羡鱼，又多少次退而结网。这一切都交织成长长画卷，在我心中永远珍藏。夜深人静时，独自展开，细细品味。有时时空穿越，有时掩卷沉思……古稀之年，该做总结了。大女婿谢啸威已精辟地为我作了总结，他跟别人说：“我的老岳父，优点是认真，缺点还是认真”。说得很有水平。用当下网络语言就是“任性”。是的，我的总结只有两个字：“认真”。认真做事，认真做人，就是我的全部。要说缺点吗，很多，自丑也觉。最大的缺点是：睁开双眼看世界，不会睁一眼，闭一眼。且更糟的是，看在眼里，还要记在心头。正是：“太刚易折，明察无徒”！但“明察”决不是“斤斤计较”的意思。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不过，也无须改变，我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优点、缺点都是我的一部分。有了它们我才完整。才会有我自己的人生。改成没有缺点的人，那就不是我了。其实，对也罢，错也罢，优点也罢，缺点也罢，成功也罢，失败也罢，一切都会过去，成为过眼云烟，付诸谈笑中。如今，青春已逝，风光不再，斜阳西下。毋须追求，安度晚年，享受生活的每一天，吃想吃的，穿想穿的，玩想玩的，做想做的。我不管人，人莫管我，无拘无束，无牵无挂。我喜欢群居，但更爱独处。宜丰县城新的居舍，近似单家独户的小别墅，庭院可以种花、种菜，自家的压水井可手压，可机抽，源源不断供水。宽敞的车库除停车外，还是我的小工坊。给我提供了舒适的休闲条件，练字、下棋，会客、泡茶、搞点小修理等功能齐全。幸福只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就是幸福么？《夕阳红》的歌词写得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夕阳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情，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然而，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千古名句说得更好：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 

二、我的童年 

1946年农历9月29日深夜，我来到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的世界开始了我的人生旅途。我的家境十分困难，家庭成员已有6人：祖父母、父母、姐姐和哥哥（同母异父）。农民家庭，既无稻田，又无旱地，仅靠父亲织夏布（这工艺可能已经失传，苎麻掰成细纱后，一根一根用手搓成长纱，再用这纱编织的土布，可用于做蚊帐之类）养家糊口。艰难度日的六口之家再添一口。父母是高兴，中年得子，封建社会就是“有后为大”。但忧愁也接踵而来：吃啥？穿啥？古人说：“一条虫子，自然有一片叶子”，穷人也有穷人的活法。没有摇篮，箩筐可代替。箩筐放在地上，再塞半块砖，一边高一边低，不也同样可以摇晃么？箩筐内放些稻草，中间扒出一个窝，小孩简单包裹后就可往里面放，又保暧又透气，大人用一只手摇一摇，就可安静入睡。我就在这襁褓中度过婴儿期。所以父母给我取小名叫“罗生”，即坐箩筐长大的，生动、贴切。后来人称“罗牙”。《土地房产所有证》上面的“罗十”（意思是讨饭的人）是我姐姐，“罗牙”就是我，“彬女”就是我妹妹。

我家住的地方叫江西省宜春县洪塘区宣塘乡宝山桥村（现为宜春市袁州区洪塘镇宝山村）。距离洪塘镇5公里，金瑞镇也是5公里，是两镇交界处。门前有一条由北往南流的小河，宽约30米，水不是很深，也不急。河东属洪塘管辖，河西属金瑞管辖。在村西南出口处，有一座古老的石拱桥，宽约4米，长约3、40米，不知何时修建，桥的两端连着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宝山桥的地名可能也与这座石桥有关。修公路后，变成公路桥。汽车就在桥上经过。桥下方修了一条用木头打桩的拦水坝，用于取水碾米、榨油。在一个桥墩上方还用砖块建了一个宝塔似的实芯石笋，约有两三层楼房高。矗立在桥墩上，这石笋起什么作用，不得而知。听老人们说，修桥时，有一些人的“名单”被埋在石笋中，名单里的人就是保护这桥梁的神。这桥经过载重汽车的碾压，不堪重负，没几年就变成危桥了，大概古人没有想到，这桥竟然会变成公路桥。后来公路只有改道，重新修建一座水泥桥。古石桥是夏天纳凉的好地方，每天晚饭后，都会聚集不少人自带小板凳围坐一起谈天说地。我和小伙伴们自然也是常客，只不过，我们不是和大人们一起说笑，而是追逐玩耍。危险时常存在，因为桥两边没有栏杆，稍有不慎，就会掉入河中。我曾亲眼看见一位妇女在涨洪水时，站在桥上去打捞上游漂浮下来的柴火，而掉入河中被洪水冲走，几天之后，在下游几公里之外才找到遗体，她就是我的一位小伙伴的母亲。河水泛滥时，农田被淹没，造成灾害。但带给沿岸人民的好处却是数也数不清。这条河，给我的童年带来不尽的愉快与欢乐。夏天，多数时间我是在河里抓鱼、游泳、玩耍。衣服湿了就摊开晒在滚烫的沙堆上，一会就干。还经常用绿豆在沙堆上发豆芽。豆芽像春笋一样从沙堆里往上长，沙堆呈现出一条一条的裂缝，我一层一层地往上覆盖沙子。沙子越堆越高，豆芽就越长越长。我高兴，母亲也高兴。村里住着几十户人家，有李、彭、杨、陈、黄等姓氏。多少年来都相安无事，和睦相处。由东向西形成一条小街，中间一条石板路。两边有饭店、旅馆、商铺、茶馆、铁匠铺等。街东端的南面有一块空地，是我家的菜园。父亲曾告诉我，我们家原来是开染店（专门染布的作坊），菜地下面有三沙（古代的一种建筑材料，听说用沙子、石灰、糯米饭加水搅拌而成。干了，很坚硬，类似现在的水泥）做的三、四个大染缸。可见当时的规模不小。但是后来长辈们游手好闲，赌博成性，到我祖父手里就输得精光。再后来发生一场大火，把作坊化为灰烬。我家也就变成一无所有了。 现在看来，我的家乡虽然是离宜春（古称袁州）50多里路的乡下，解放前的商品经济就比现在还发达。究其原因，主要是门前一条石板大道带来商机和繁荣。这条道是宜春县的主要道路之一。洪塘、金瑞、慈化、天台、竹亭、水江、楠木、遶市、飞剑潭等乡镇的人员来往宜春和所有物资运输都要经过这条道路。当时没有公路，官员坐轿、老百姓出行，都在这里通过。物资的运输全靠肩挑或手推独轮车完成。数不清的独轮车长年累月在这路上经过，路上的每一块石板都被碾压出了深深的车辙。大量行人，挑夫、车夫等要吃饭、喝茶、要住宿。有需要就要有供给，因此这些商铺、旅馆、茶馆、得以开设和发展。通公路后，反而繁荣不再现，萧条随着来。

我家东北面约30米，有一座不大的座北朝南的庙宇，庙的左右及背面长着七、八棵高大的柏树。庙里有一尊大菩萨和几尊小菩萨。求香拜佛的人不少，庙的前面有一口井，我家以前就是饮用此井水的。都说是仙水，家里有病人的人来拜菩萨，往往都会包一些燃尽的香火灰，装一瓶仙水带回家给病人吃、喝。我的母亲也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在此庙拜过菩萨。解放后，宣扬无神论，烧香拜菩萨的人渐渐少了。井水也漫漫枯竭了，庙也无人管理，被一位无家可归的名叫振六老人住了进去。在里面烧饭、稻草堆中睡觉。这位老人会点武功拳术，我哥哥和另外几个年轻人经常晚上时间来到庙里向他学拳术，我一边看一边还给他们掌灯。 庙的前左侧，有一座建得非常精致的大戏台，戏台的天花板制作成倒立锅状，中央雕刻一朵大大的木莲花。四根双手抱不住的大木柱子牢固地支撑着戏台的顶部。顶部的外面，雕刻了各种图案。凝聚了古代建筑工匠们的极大智慧。我小时候和一些童男童女就经常在这个戏台上武枪弄刀地演儿戏。还由我自制了不少演戏的道具，关公刀、马刀、剑、梭标、胡须等。据父母说，以前正规的戏班子演戏，有时要演半个月，对面的山坡上都坐满了人，常有卖小吃的人来回穿梭人群中。遗憾的是古老的戏台和庙宇都被文革中的造反派破坏殆尽。后来干净拆除了，改建成宝山小学了。可惜呀，无知的人们，多少古老而璀璨文明废于你们的手里？！

我家后面是一座小山岗，紧挨着我家房屋的土坎上，长着两棵大樟树，树根一半长在坎上，一半长在坎下，有的还横向生长，形成多极台阶，我自小就在树根台阶上爬上爬下。树干围径有三、四米。粗大的树枝罩过我家屋顶，常有枯枝落叶掉在房顶上，堵塞瓦槽造成房屋漏雨。高大的树冠里住着各种小鸟，每天早晨，我还没起床就得听它们戏嬉和歌唱。有一种鸟，每当到早稻插秧时都会不停地叫着“家家栽禾，家家栽禾”，是在提醒人们，春耕生产开始了，得赶快插秧。近山识鸟音，近水知鱼性。一些鸟的叫声直到现在好像还在耳边缭绕。屋后的山坡上没有树木也无灌木，只有一些坟墓堆，但地上长满了厚厚一层马鞭草，像铺了一层地毯。我们小伙伴们常在山坡上一边放牛，一边在草地上翻跟斗等嬉戏打闹。尽情地享受着童年的乐趣。每逢雨季，草地上会长出黑黑的“地皮菌”，类似木耳，是一种好吃的菜。我出生农家，可能身体里带有农业基因，自小就喜欢栽树，杉树、柏树、桃树、李树都栽，学会了嫁接果树。也喜欢开荒种蔬菜、农作物。有一年的甘蔗长得特别好，比人还高，但还未到收获期。已出嫁的姐姐趁我不在家时，砍了两根带回家。我回家发现后，又气又伤心，拿起镰刀要全部砍掉，被大人拖住后还哭闹着在地上打滚。可见，我的脾气是与生俱来。父母去世之后，安葬在这山坡上，时时能看到自己的家。我家住在黄家众屋，类似宗族祠堂。黄姓家族办理婚丧喜事的一此公共用具也放在这屋里。解放前，由于我家没有房屋住，经族长同意，我们就一直住在此屋，带有保管公共用具性质。两边厢房，中间是大厅。厢房里有搁楼。厅堂有两扇高而大的木板门，上下配有两个门闩。厅堂的上方两个后门，中间有一高大神龛（台），上面摆满了黄氏家族已去世男人的牌位。下边有一土地神位，土地神前摆了一只小香火炉。左上边设有一抽屉，装满了黄氏族谱。可是在我父亲这一代，几乎没有文化人。也不知是什么东西，被一个叫杨丁八的村民每天来我家抽

烟，把族谱撕成条状卷烟烧掉了一半。我读书后才知道是族谱，但为时已晚，剩下的族谱变成了老鼠窝了。可见，没有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无知。厅堂的神龛上方，横跨一块大匾，左边的匾额上写着“贡元”两个大字。两边有抬头、落款。右边的匾额上写着“生隆更老”四个大字，这些字都描了金，闪闪发光。字体是正楷与草书之间，可算是小草吧。很漂亮，真是好书法！“贡元”是什么学位或官衔，我不懂。经网上查寻，有人这样回答：在清代科举考试中，士子经过县试（知县主持）、府试（知府或直隶州的知州主持）和院试（省学政主持）三级考试成绩合格者，称为生员（即秀才）。生员可以经学政（管理一省教育的最高官员）考选升入国家最高学府京师国子监读书，因为是“贡献给朝廷”的生员，故称贡生。清代的贡生有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五种，合称“五贡”。其中拔贡每12年（逢酉年）由省学政考选一次，每府选2名，州、县各选1名。贡生名额很少，对一个州、县来说，每次大都只有一名，因而也是第一名，故称“贡元（‘元’是第一的意思）”。贡元本质上还是生员（秀才）。不管答案对否，总归是清朝的一种较高级别的学位。黄家出了贡元，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事一直影响到现在。我家的房屋，政府发给了房产证，可黄氏宗族总是耿耿于怀，不承认政府颁发房产证这一法律文书。心想，这么好的风水宝地，怎能让我一家占有？后来我把房屋让给侄子们去重建，黄氏宗族就是不同意，最后也未办成。说黄家要重建祠堂。现在房屋已倒塌，那些神灵牌位、贡元扁等早已不见踪影。我也不要为那栋旧屋而操心了。但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这94平米宅基地使用权仍然归的。我的母亲彭桂英，首先嫁在本村李家，生育多胎，只有一女一男成人，其余夭折。李家也是穷苦人家，在男孩一岁多时，丈夫因病去世，雪上加霜。受封建礼教制度的摧残，被包裹成一双小脚，行动不便。中年丧偶之痛，拖儿带女之苦，对于一个小脚女人来说，几乎走到了绝路。被迫把女孩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在媒人的撮合下，带着小男孩与我父亲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这个小男孩成了我的同母异父的哥哥，那个当童养媳的女孩成了我的同母异父的姐姐。我母亲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我上学后告诉她认识了自己的名字。她很会做人，从不与别人斗嘴吵架。肯帮助人，附近邻居大人小孩的衣服，差不多都要她剪裁。从不收任何报酬。待人大方，只要家里有的东西，都愿意借给人家。小时候听他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位郎中（农村医生）经常在门前大路上经过，多次进到我家喝水，我母亲每次都端给他开水喝。有一次，正好这位郎中来喝水时，我哥哥发病了，痛得在地上滚。郎中忙问，是怎回事？母亲告诉他，这孩子气痛病（胃痛）又发作了。郎中说，不要紧，我拿点药给他吃，吃两三次就会好的。随即从包袱中拿出一小块红褐色的东西来交给母亲，并告诉吃的方法。郎中走后，母亲按他说的方法给哥哥吃了。说也怪，吃了那次药后，病真的好了，而且后来一直没有发过。郎中再次来时，母亲告诉他，孩子的病已经好了，真要谢谢他。郎中说，那药就是虎膏，是老虎的骨头煎熬成的膏。不用谢，你们的心肠好，我也应当这样做。真是好人有好报阿！母亲爱整洁，做事有条理。全家人的洗浆补联等家务由她一人承担。常给我们说，衣服烂了，要脱下来补好再穿，衣服脏了要洗干净再穿。穿补钉衣服不要紧，但要干干净净，不能邋邋遢遢。

母亲常告诉我们做人道理：火要空心，人要忠心。有脾气，更要有志气。能吃苦中苦，才有甜中甜。还常告诉我们一些待人接物的规矩。端茶端饭要用双手，送刀给人时刀把应朝前。上桌吃饭时，上边大位要请长辈或客人坐。两人坐一条凳子时，要靠边一点，不要挤着别人。吃饭夹菜时，要夹自己面前的，不要夹别人前面的。刚上桌的菜要让长辈或客人先动筷子，才能自己吃。桌子上撒落的饭粒要检起来吃掉，放碗前要把碗里的饭一粒不留的吃干净。普通老百姓家里穷，只是没有钱，但道德富有。当今有些富人家，财产、金钱富足，但道德贫穷。我的父亲名叫黄仁祥，不识字。姐弟三人，父亲居中，上有姐姐，下有弟弟。弟弟黄有祥，从小过继给黄庆芳做儿子。也不在一起生活，住在隔壁另外一栋房屋。祖父黄发芳，赌博成性，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他拿去还赌债了。家里的开支，靠父亲“挑脚”（专门帮人挑货物、行李去远的地方）赚钱维持。父亲跟我们说过，“挑脚”曾经到过湖南省的醴陵市、浏阳市。后来，父亲到他舅舅家去学织匠并在舅舅家长年做事。只攒饭吃，不给报酬。实际就是打长工。这种情况下也没人嫁给他，所以等到大龄都没有结婚。直到和我母亲结婚才回家。家里本来就是一穷二白，一下变成了五口（祖父母，父母，哥哥）之家。那个做童养媳的姐姐又受婆家欺凌，经常挨打、挨骂。父亲知道后，又毅然把她接回家里共同生活。这样，家里就有六口人了，是一个大家庭了。父亲虽然会织布，但哪有本钱买纱呢？只有东拼西凑度日。在度日如年的窘境下，我们黄姓的姐弟妹三人又相继出世，最基本的生活也没保障。为了活命曾乞讨过，我姐姐“罗十”，因此而得名。我印象最深的是，祖母去世后因无钱安葬，曾在屋檐下陈尸三年。我每次看到那副墨黑的棺材，就毛骨悚然。我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如此艰难的境况下撑起一个家，实属不易。我可以领略到他的坚韧与坚强。联想到如今有些父亲，为了自己的安逸，抛弃家庭，遗弃妻儿。可恨可恶。我父亲性格直率，脾气有些急躁。可从不惹是生非，也不与人争长论短。他有骨气，从不要不义之财。只是对子女有些苛刻。记得有一次我把一个小皮球弄丢了，这是他买给我的唯一玩具。遭到他的一顿毒打，我因此离家出走，后被半夜找回。父亲的严厉，虽带给我些许创伤，但我并不怪罪，因为这是封建传统：恨铁成钢。如果说，我的性格是父亲性格的遗传，还不如说是父亲培养了我在艰苦的条件下自立自强。假如有一个溺爱我的父亲，我的人生肯定是另一种模样。老年的父亲，特别是母亲去世后的岁月，不肯和我们一起住。或许是易地生活不习惯，或许是与我性格有冲突，不得而知。他与几个李姓孙子相依为命，一直住在老家，一个人起伙，一餐热一餐冷。我尊重老人家的意见，想来我接，想走我送。我每月从29.5元的工资中给他汇5元。但他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穿，还盖了一间房，省吃俭用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天下父母心，心里装的只有儿女。父母双亲，不仅给我们血肉之躯，又在恶劣的条件下把我们拉扯大，确应感恩和报答他们。可我总想等条件稍好一点时再好好孝敬他们。殊不知，父母不是在原地等候我的孝敬，他们一天天在变老，并先后离我们而去。孝敬父母成了终身遗憾。不过，他们安身的寿材和木材是我历尽千难万苦从黄岗山运到三阳镇，再从三阳用板车拖拉走了30多里路送回老家，父母能亲眼看到，我也感到几份安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打土豪、分田地，贫下中农欢天喜地。可以无偿取得土地和财产。（解放后土改前，根据每家的财产多少，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和雇农等家庭成份。其中地主、富农为阶级敌人，财产没收，只留下生活必须品和少量住房。）1952年，我的家乡开始土地改革，我家被划为贫农，可以分田、分地、分财产。那年，我才6岁。最初的记忆是父亲从乡公所背回来一个放饭盆的架子，后来知道，这是没收地主家的财产，由乡政府重新分给贫农、雇农。除此之外，还分了房屋（我家住的众屋正式分给我们了）、水田、旱地、油茶山等。从此，我家有了房屋、水田、旱地和油茶山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1953年，政府还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障。有了土地，可以种田了，吃饭的问题总算可以解决了。那时的穷人分到了土地，比什么都重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的声音是从心底发出的。从此，我们家的境况也一天一天好起来。因而也有了读书的机会了。大约是1954年，开始修宜春至天台乡的公路，正好经过我家门口，当时修公路完全没有机械，全是民工用锄头挖，用肩膀挑。全县各地都要派人来，我们村每家每户都住满了民工。大约两年后就通了汽车。10岁时第一次在家门口看见汽车，并且每天都可以看见。高兴得很，由于好奇，每当有汽车停下来添加木炭时（那时可能汽油不多，很多货车都要烧木炭，车上装了一个圆形火炉），我都会仔细观察其结构，准备模仿去“造车”。凭借一把菜刀，几块木板加上几个铁钉，硬是“造”出了有四个轮子、有车头车厢，用绳子牵着可以跑的“汽车”来了。这是

我自己制作的第一个玩具。当时的农村也没有哪家给小孩买玩具，集市上也没有多少玩具卖。回想起来，我现在仍然具有的好奇心，就是从第一次看到汽车开始的。
　　八岁才上学，就读学校是宣塘小学，离家大约5里路程，全程多半是泥泞小路。中饭各自带上，不想带就下午回家后再吃。记得上学第一天，老师说，已经没有小学第一册课本了，明年再来吧。我说：我想现在就读书，没书也要读。老师说，那就坐到教室去吧。这样我就上小学一年级了，上课时看看同桌同学的书。开始跟不上，但半年之后，成绩就开始领先了，班主任也开始对我有好感了。年底，班长因带一些学生去校外看村民围打老虎，班主任怕发生老虎伤人事件，盛怒之下，把班长职务给撤了，然后指定我做班长。这样，我又当上了班干部，至小学四年级。1958年读五年级时，转到了区（现在的镇）中心小学。正值“大跃进”时代，全区五年级以上的学生要“四集体”，大概是集体学习，集体住宿之类。所以，12岁就是寄宿生了，学会了自己料理自己。说学会了，这是后话。我记得第一次洗衣服，擦了肥皂后搓一搓，肥皂泡也不知道冲洗就晒干了，一件白菊布短袖衬衫没穿几回就烂了。后来同学教我用清水冲洗，我才学会。这很好，给后来的独立生活打下了基础。
寄宿生活过了一年，以后又是走读，每天来回十公里。那时读书比现在轻松，没有家庭作业。现在想来，如果有家庭作业也无法完成。晚上没有电灯，连煤油灯都没有，只有一盏用一根灯芯点的清油灯，是没法做作业的。再说，下午回家后吃点饭就要开始劳动，放牛、砍柴、打猪草。有做不完的事，也没有时间做作业。我的父亲，对我很严，只要看到我没有做事就开始骂人。这时想玩也没办法，只有老老实实去做事。否则，晚饭就别想吃了。
　　1960年9月，小学毕业后又考入本校戴帽的初中一年级，共三个班，后与中心小学分开并改为洪塘初级中学，我们成了该校第一届学生。第一届的学生总是艰苦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校舍，一砖一瓦都是学生利用晚上时间从距离学校10多里路的井江村挑来。修操场，也是锄头挖，用扁担一担一担地挑。为了解决学生吃不保的问题，还种了不少蔬菜和马铃薯。晴天劳动，有时晚上也安排劳动，雨天才安排上课。差不多也是半工半读。
初中三年，多经磨难。正好与“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重叠，由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农民的土地、山林及耕牛、农具等都被收归集体所有，农民又回到一无所有的时代。社会上浮夸风盛行，牛皮吹破天，叫喊亩产万斤、十万斤粮！全国大炼钢铁，连我们学校都挖了一个土坑，用煤炭、木炭烧火炼钢铁。要我们学生到很远的大岭村山上去挑铁矿石，结果烧出一堆没有用的铁渣。折腾到1960年，整个国民经济都崩溃了。物资极其匮乏，又强迫家家户户去吃食堂。食堂又没有什么吃，喝米汤，吃菜叶，还算好的。各个食堂比赛，看谁用一斤米能煮出多少斤饭来，炊事员则想尽办法加水去闷出更多的饭。老百姓只有用野菜、野草充饥。由于极度营养不良，后来全国各地都暴发水肿病，死了不少人。学生为了节省力气，早读允许不读出声音来。我们学校也有一此学生坚持不住而退学了。我也如此，整天就想饭吃，哪有心思念书呢？实在饿不过，曾找一个认识的洪塘卫生院的李定中医生借了5元钱，就在他医院里买了几斤糠粑（这种糠粑是用少量细米和细糠做成，里面放了药，用来医水肿病人的药方），放在箱子里，做课间操时偷偷回宿舍吃两个。吃了很长一段时间，解决了很大问题。遗憾的是，那个医生后来一直没找到，5元钱到现在也未还。这件事刻骨铭心，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家里没有钱，又没米，因交不起学费、伙食费，或者拖欠食堂大米等，几经退学，又几经复学。很长一段时间，是母亲饲养几只母鸡和两只母兔，靠卖几个鸡蛋和几只小兔来供我上学。如此艰难地度过了三年。尽管环境如此恶劣，条件如此艰苦，但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数一数二。晚辈们一定会问，既然学习好又为什么没考上高中呢？这又和贫困有关了，前面已经说过了，家要种田，男孩子也只能读到初中毕业。不象现在，政府会给予补助。那时的政府也管不过来。中考那天的早晨，我一直在玩，不准备进考场。因为考好了又不能读，更难过。后来还是被班主任老师强行拖进考场了，成绩当然好不到哪里去。但这场中考虽然没有被录取高中，却为后来进入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书还是起了作用。
　　我的童年，虽然算不了幸福美满，但感觉还不错。自娱自乐的能力与生俱来，开荒种菜栽树，下河捉鱼抓虾，上树掳鸟取蛋。劳动又从中取乐，还能改善生活，并不比城里的小孩过得差。儿时的一些人、一些事是不会忘记的，现在回到老家时，也想会会儿时的朋友，也会去儿时玩过的地方看看。怀旧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
 
三、我的“大学”
我把大学两字打上引号，意思是表明不是真正的正规大学。而只是名义上的大学，其实是中等农业学校。还是半工半读。
1963年，我未满17周岁。初中毕业后，无路可走，只有在生产队里攒点工分。工分是计算劳动量的工具，男主要劳动力，一天劳动计10分，次要劳力就只有7、8分。妇女劳力最多5分，我的工分比妇女还少，只有2、3分。年终结算时，用生产队所有能够分配的现金收入，除以全队全年的总工分数，所得数额就是分值。各人的总工分乘以分值，就是各人的一年收入，还得扣除口粮钱。我们生产队由于人多地少，粮食除了交无赏的公粮外，只够社员一年吃的口粮，灾年连口粮都成问题，根本就无余粮卖给政府。也就没有多少收入来分配。有的全家全年收入就只十几元钱。有的家庭连自家的口粮都买不回来，还要倒贴，这就叫“超支户”。
这样的生活怎么过？！难道我一辈子就要去承受吗？初中毕业的我，是生产队里有文化的人了，当然不情愿坐以待毙。出去！只有出去才有希望！只有跳出“农门”，远离这穷乡僻壤才可能有更好的生存机会。
我的想法背离现实。其一，信息闭塞，村里没有人在外工作或经商，外面的世界，村里全然不知。其二，当时不像现在，到处有招工的工厂。要找工作是不可能的，全国都实行计划经济，一切由国家安排，哪有吃农业粮（所有人吃粮食被人为地分成两部分，城镇的人叫商品粮，农村人叫农业粮）的老百姓的份？其三，我国的社会制度是从前苏联搬来的，完全把农民禁锢在农村的土地上。除了升学当兵之外，户籍不许迁出，粮油关系也不能转走。就是外出探亲也要开一证明，还要写明多少天内有效。
看来，生在农村，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啊！
天不灭曹，时来运转。1963年8月的一天，我一个学姐告诉我一条消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黄岗山分校的老师住在宜春饭店招生。只有明天一天时间了。并告诉我，她也报了名。这学姐比我大几岁，此时已经与一个乡长的儿子订婚了。所以，她的信息比我们多些。这消息太好了，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立即把这一有可能改变命运的消息告诉母亲，并决定明天一早就去宜春报个名，看能否录取。母亲知道我的性格，决定要做的事，是谁也拦不住的，当然也只好同意了。并答应晚上说服我父亲。父亲当然希望我在家种田，他就可以专门织布了。可他也没有办法阻拦。
第二天天刚亮，母亲给我烧点吃的，并给我5角钱吃午餐。我上路了，不走公路，抄小路到宜春有50多里，那不是走，是小跑。中午前赶到宜春，找到负责招生的老师，看了招生简章。招生简章介绍了该校的些情况，还有“学制四年，实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每月还有16元钱补贴，毕业后由省统一分配工作，享受国家干部待遇”等内容。我很高兴，心想有这么好的学校怎么能不去读呢？于是，当时就报了名。老师说，你是应届毕业生，我们还要到教育局去查你的中考成绩，然后才确定能否录取。你把家庭地址留下就可以了，回家等消息。这样，我买点东西吃了又往家里赶，天黑以前回到家里。这一天，走了100多里路，根本不觉得累。异常兴奋，毕竟迈出了第一步。十多天后，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甭提有多高兴，不亚于那些收到北大、清华录取通知书的学子们。听说那位学姐也来了录取通知书，却被当乡长的公公给扣下了，公公不许儿媳外出读书，当时也不足为怪。
    遂后，在父亲和哥哥的帮助下，以最快的速度办好户口迁移、又向粮管所卖了半年的粮食后，才能转移粮油关系。
通知书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黄岗山分校校址是宜丰县潭山乡。离家两三百里路，对于农村人来说，已经是属于“遥远”的范畴了。我不管它在何处，也不管有多远，先到宜丰县再说。
　　1963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一根扁担挑着一床被子和一只木板箱子，带上些盘缠又要上路了，父亲知道，要走50多里路，怕我挑不动行李，要送我到袁州，我不同意，坚持一个人走。离别时，我看见母亲的眼睛里流淌着泪水，我毕竟是黄家的独生儿子啊，要远离父母，到遥远的地方去，心情是多么的复杂！我却完全不顾这些，头也不回地匆匆离去，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现在想起来，确有些伤感。
第三天，辗转多地终于到了宜丰潭山，一下汽车就有一伙先期到达的同学带着扁担来迎接。他们帮我挑着行李，大约走了两公里路就到了学校。这届的新生有三个班，有

140人左右。在新生队伍中还碰到了我同村的三个同学，他们比我大几岁，初中毕业后就在宜春读民办高中，消息比我灵通。他们是录取在上高蒙山分校的，结果该校招多了学生，学校就把他们转到我校来。这样，同村就有四个人在一起，感觉更不孤单，家里父母也更放心了。

这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学校建在小山坡上，占地很大，房屋不多，却很分散。简易教室、大礼堂、教职工宿舍在坡上，学生宿舍在北面坡下，学生食堂又在南面坡下，每栋房屋相隔数百米。房屋之间没有水泥路面，也没有石板路，只有黄泥巴路，一到雨天就满地泥泞。学校没有围墙，开放式，谁都可以进出，当地人经常在校区内放牛、砍柴。后来得知，学校的范围更大，周围几平方公里内的山林、稻田全归学校所有，是学生的劳动基地。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1958年创办，一所总校与众多分校。统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生佩带的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题写的校徽。

1961年8月1日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的时候，毛主席还特意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史称《七三零指示》。主要内容如下：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收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一九六一年八月一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泽东

                                          1961年7月30日　

 

  总校在南昌梅岭，学历是大专与本科。各分校分别办在全省各地市和各县。也有省属、地区属、县属之分。分校一般是中专性质。后来有省属分校也办大专。

我校是省属分校之一，也是1958年8月1日正式挂牌开学。当时的校址设在宜丰县潭山乡龙岗村，校舍全部都是借用当地民房，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开学一个月后，时任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就来校视察，在龙岗村的樟树坪里给学生作《论共产主义教育》的报告。1958年12月才迁至龙岗村枧下的山坡上（现校址），在这荒山野岭上新建校舍。师生共同努力，从无到有，教室、学生宿舍、教工宿舍、学生食堂、大礼堂等一栋一栋的房屋拔地而起。

各分校的专业设置及课程安排由总校的《教学计划》规定。学习时间为：第一年5个月，第二年6个月，第三、四年7个月。劳动时间为：第一年6个月，第二年5个月，第三、四年均为4个月。每年假期1个月。

学校建制分农学系、林学系、畜牧兽医系、医学系（班）、会计系（班）。我这届有三个班，农学系两个班，林学系一个班。我被分在农学系的一个班里。当时有学生约有600余人，开办时有1000多人，我们入校时已有两届毕业生全都分配了工作。学生来自全省各地，也有几个班是来自上海，但大多数是来自宜春、萍乡、新余等市、县。

从1964年起，正式列入中等专业学校全省统一招生计划，中考时由考生填报志愿，由省招生办公室按中考录取分数线统一录取，毕业时也由省统一分配。64级这届就录取了5个班。65级也是录取5个班。学生有1000多人。

我校教学方面是这样安排的：头两年除专业课外，还开设基础课，数学、语文、物理、化学、政治等，主要补习高中阶段的内容。专业课开设了作物栽培学、植物保护学、土壤学、肥料学、育种学、农业气象学、测量学、农业机械等课程。教材都是大学正规教材，书都是A4纸印的大大厚厚一本的。除劳动之外，每天早晚照常自习。雨天、阴天一般都安排上课，劳动安排在晴天进行。教师来自1958年从省里下放中的高学历人员，有些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后从城里送来山上改造，也成了教师。专业教师基本上都是从江西农学院、南京林学院毕业生中分配来的。

劳动方面，我们农学系主要是种田，生产稻谷解决全校师生的吃饭问题。其次是砍运茅竹销往全国各地，是为了解决学校的经费不足。稻田很多，大概一个班要种上百

亩农田。全校有上千亩农田。每班配一个农业工人，负责犁耙田和平时看水。插秧、中耕除草、施肥、收割等农活由学生完成。这些对于我们农村来的学生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来自城市的学生就会有些困难。但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也漫漫学会了。双抢期间确实累，劳动时间长，劳动量也大，时间又紧，汗水终日都湿透全身。每天劳动都在十个小时以上。那时的学生，被雷锋、王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所感染，没有谁会偷懒，都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干。但生活上会有点照顾，比如食堂会增加粮食定量标准，每餐有半斤米饭。伙食也好于平时。学校还规定，强体力劳时，四天休息一天。另外，还有劳动日可以不起早床做早操等“优惠政策”。

劳动的艰苦主要是一年一次20天左右的冬季拖茅竹（又称毛竹）。一般都要到离校几十里远的山区去，住在当地老乡家里，在客厅里搭地铺，就像民工修公路一样，集体住宿，集体用餐。学校购买的山场都是高山、远山，老百姓自己不去的山场。山高路陡，路程又远。所谓拖茅竹就是用短扁担挑起用绳子捆好的两根或者多根茅竹的大头，从山上往山下拖行。不好拖，山路陡时，茅竹会往前冲，会把人带倒摔跟头。路平坦时，茅竹又不走，拖不动，很累。但这还好，最多只是摔跤，爬起来继续前行就是。更危险的时候是山上捆绑茅竹时。山上面还有砍伐队员正在砍，一根一根的茅竹会随时往下溜，山陡溜得更快。稍有不注意就被撞伤或者致命。虽然几年下来，没有出大事，但“差一点”是很多同学都遇到的。拖茅竹这一关，确实难过。年龄小、力气小，个子小、及女同学没有不流泪的。我欣佩共大的女同学们，能通过劳动这一关，真是了不起。我虽然年龄比很多同学小，却是班上的主要劳动力之一，是砍伐队成员，负责砍伐，只是下午回家时拖两根干茅竹做柴火。因此，危险性不大。不过砍伐队员也辛苦，要没天亮就上山，把茅竹砍好。否则后面的人没有茅竹拖，影响人家的进度。晚上是最后下山的。往往是天黑以后才能下山回家。

劳动中危险是时常有的，学校也出过事故。1966年1月5日，我们63联（1）班在逍遥老虎岩炼山造林时，由于经验不足，措施不力，风向没把握好，使火势漫延。当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和63联（2）班的部分男同学立即冲出课堂，跑步数公里，快步登山进入现场救援。但为时已晚，重大恶性伤亡事故已经酿成。当场烧死三位（一男两女）同学。葛南生同学烧成重伤。使三位同学在青春尚未焕发之前就长眠于母校的山坡上。似含苞欲放的花朵在开放的前夜就凋零了。

快50年了，葛清华、张来琛、瞿如聪三同学永息！

生活方面还不错。首先，学校每月16元的补贴是这样安排的：伙食费9元，书本费1元，医药费1元，零用钱5元。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包吃、包住、包读书、包看病，每月还有5元零用钱。这在50多年前，是相当不错的。对于我们农村的孩子来说，是十分满足的，真是宜春话所说的“糠箩里跳到米箩里”。正是如此，我每次给父母写信，都是说学校各方面都很好，自己很适应，很开心。从不把困难和痛苦告诉他们，免除他们的心酸和牵挂。

还有，食堂每天有热水、开水供应，有澡堂。不过，由于太远，我们都基本不去打开水，也不去洗热水澡。而是去宿舍后边的小溪里用冷水洗脸、洗澡，夏天就到耶溪河里洗澡。也从不喝开水，离宿舍不远处有一口老百姓的饮水井，常年都是喝那井水。

每月有5元零用钱解决了很大问题，除购买一些牙膏牙刷等必需品外，一年下来可以添置一两件衣服。平时饿了还可以买点小包饼干吃。或者到附近的农工家里买点生红薯、芋头就在他家煮着吃。当时的粮食定量每月36斤大米。虽不少，但正值长身体时期，饭量大，加之油水少，仍然总觉得饿。

文娱生活方面比较丰富多彩，各系，同系各班，还有与其他校际之间，经常组织蓝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比赛，每学期可以看几场电影。学校还一年组织一两次文娱汇演，节目各式各样，有些节目直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每年放寒假和开学时，学校都会向宜春汽车运输分局包客车送、接学生。尽管是学生自己付车费，也省了很多麻烦。不用转车，直接送宜春、萍乡、新余等地。

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生活，心情很愉快。学习很努力。专业知识随着教学进度日益丰富，文学素养也有很大提高。

1965年，学校还选取了包括我在内的十几位同学的作文向前来我校学习考察的各省市代表团推荐介绍。以此来证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学生的文化水平很高。

1964年至1966年上半年是学校的鼎盛时期，全国各省市都派出考察团来各校学习考察。我校也来了很多次。湖北省考察团在学校时间最长，成员还下到各班与学生一起学习、劳动，体验生活，回去更好地在当地办湖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我们学生当然很希望有考察团来考察，因为，每当有考察团来时，食堂伙食都大为改善，我们“受益匪浅”！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从那以后，不得安宁。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校领导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白天劳动，晚上接受批斗。出身不好的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成天被学生批斗。学校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不得不停课“闹革命”。学校开始还能组织学生、教职员工代表赴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到后来就像一群脱缰之马去全国各地串联。我们班还算守规矩，坚持上山拖了20天茅竹，12月初回校后才出去串联，那时全校的学生基本上都出去了。全国各大城市和井冈山、韶山这些革命圣地已经人满为患。各火车站和各次列车和前几年的春运境况一样，水泄不通。因为学生串联是不用自己掏钱购买车票的，凭学生证或红卫兵证就可领到车票。哪里都可以去，哪趟车都可以坐。有的学生红卫兵还成群结队卧轨拦火车。那时，已经没有规矩，也无法纪约束。

我和同班的七八个同学，为了避开这拥挤的场面，选择了徒步串联。目的地是上海、北京。我们背着行装，高举印有“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队旗，从学校出发，沿浙赣铁路经宜春、南昌、东乡后北上，经万年、乐平、到景德镇，后又西进，经婺源县的赋春、清华等地翻山越岭进入安徽省的屯溪市、两省交界处的一座大山中还有黑熊出没。在杭州稍等休息后又经嘉兴、嘉善直至上海。行程估计有1000多公里。中途很多是走小路。一路上体察、了解许多风土民情，增加了不少见识。沿途一些机关单位设的接待站还贴出“欢迎毛主席的客人”的标语。并给予热情接待，当然也是不用付钱的。所以串联是不要花钱的。不仅如此，各地的接待站还可以借给少量的零用钱。有些不守规矩的同学串联回来还攒了不少钱。可是到文革后期，学校也收到了不少外地寄来的借条。如何处理，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这次串联，经历20多天才到达上海，当时的天气比现在冷得多，一路千辛万苦，风雨无阻，每天行程都在70、80里。多时达到100里以上。可是很多同学吃不了苦，开小差了，或者跑去坐车了，违背初衷。最后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坚持走到上海，这个同学就是王中方。他后来励志自学，考取了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建筑专业的函授生。毕业后和夫人赵敏娜（宜春师专教师）一起调入浙江宁波大学当教师了，退休前应当评为教授了。

一个人的毅力和忍耐力，是从小就具备的，从我们两人坚持走到上海，就可看出。

我们俩因意见不统一，最后在快到杭州时也分开了，他给我留下一纸条，约定时间在上海国际饭店门口会合。我们分别到达杭州、上海。后来我在上海国际饭店门口也没见到他，他原本是上海人，后移民到江西。可能住在亲戚家里。

第一次到上海，不知东西南北。好在班上有几个上海同学，听多了他们的上海话，到上海后，语言是没有问题的，至少可以听懂一部分。上海真大，到处是街，高楼林立。处处是自行车流。找到上海徐汇区红卫兵接待站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汇聚成人山人海，排成多路队形。有睡觉的，有躺在地上的，有站立的，都在等待安排住宿。经过漫长的等待，我被安排在一个里弄住宿，那里办了食堂，免费就餐。20多天里，每天乘公交车到处看，跑遍了上海各区。上海，当时是中国第一大城市，比我们农村的文明程度确实要发达几百年。第一次坐上有轨电车，第一次看见自动销售饮料机，第一次看电视，第一次看见自动化生产玻璃杯，第一次参观万吨水压机。太多太多的第一次。也目睹了上海的造反派夺取上海市政府的一切权力 “的一月风暴”，成立全国第一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也看到了上海的造反派把华东局和上海市的主要领导干部柯庆施、曹荻秋、陈丕显押上卡车游街示众，胸前还挂着一块写有“柯庆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牌子。此后全国各地都一窝蜂似的开始了夺权斗争，几乎所有政府、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都被造反派夺取了权力，进入造反派的天下了。原领导只有接受批斗的份了。

此时，党中央号召学生“复课闹革命”，坐车也只安排返程车票。我也经过近两个月的劳累奔波，身心疲惫。于是，在1967年春节前夕回到家里。

本想在家里好好过个年，正好我同乡同学陈象贤、陈潜也从外地串联回家了。可事与愿违。我家旁边就是我宝山人民公社所在地。大约春节后没几天，就陆续有一些生产队长来找我，说现在以宝山小学老师易俊华等人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把公社干部打倒，由他们掌握公社权力。整日在办公室里鬼混，根本不管事，现在春耕生产即将开始，他们却什么也不做。今年的生产肯定成问题，老百姓连饭都会吃不上。你们三个大学生都回家了，到外地搞革命，家里的事总得帮助我们一把。没办法，由我牵头把另外两同学和一些生产队长找到一起商量怎么办。决定由我执笔写一份大字报，对夺取公社权力的红卫兵组织给予反击。

我按照大家的意见写了一份措词较为激烈的大字报贴在公社门口的外墙上。对他们不管生产，不务正业的行为给严厉批判。这一下如同捅马蜂窝一样，这伙造反派的矛头直接冲我来了。因为公社就在我家旁边，这伙人就整天来找麻烦。我们三同学与老干部、队长代表研究决定，在公社门口搭一个平台，召开一次全公社社员大会，公布这伙人的所作所为，并予以驳斥和批判。开会那天，到了几百名社员，陈潜同学主持大会，我作报告，另一同学组织老干部和生产队长代表讲话。请公社武装部长召集民兵做

好保卫工作，以防意外。我在报告中措词严厉，责令他们做出深刻检查。大会上他们虽不肯做检查，但没有发生过激行为。第二天下午，这伙人要求晚上与我三个大学生进行辩论。我通过一生产队长给两同学送去一张纸条，要他们晚上不要出来，由我对付。队长们也给我打气壮胆。如果晚上他们敢于动手打人，我们一定不放过他们，我们也一定会保护你的。晚上，他们几十个人把我叫到外面坪地里，一个一个对我质问。我说，辩论有辩论的规则，你们只能派出一个人跟我辩，你这么多人一起说，我到底听谁的呢？他们看到无法把我驳倒，急了。有人开始扯我的衣服了。我想，要不赶快制止，一定会演变成一场斗殴。他们把我包围在中间，那些队长们及我的亲戚等又把他们包围了，人数众多，估计有100多人。只要他们动手打我，外面的人就会动手打他们。这样，可以肯定要出事。这时，我提高嗓门说：你们都是红卫兵，红卫兵的原则是用文斗不用武斗，你们扯我的衣服，这就是挑起武斗的开始，其后果你们想过没有？还真的给我镇住了，就不再动手了，这时外面的人群也开始大声骂他们了，他们感到有些不利了，就一个一个往回溜了，这场辩论就草草收场了。这伙人简直就是“搞屎棍”，既不认输，也不接受我们的意见，第二天又来我家纠缠。那两个同学住得远一些，家里又不让他出来，只有我一人顶着。本想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可一下又陷入家乡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漩涡之中。怎么办？一个人势单力薄，难以应对。我决定去宜春一趟，那里有我们的办事机构，也有我班的很多同学。把他们找来，共同对付这几小丑。公社的老干部也主张我这样做，并答应无论多少人来，公社都管饭。当我到门前的公路上等车时，被他们发现了，立即来了一伙人，不准我上宜春方向的汽车。我急中生智在他们不注意的时候立即上了相反方向的汽车。他们发现上当了，就在公路上守候了大半天，把每一辆去宜春的客车都拦下来，看看我是不是在车里。结果他们一无所获。他们这种伎俩早在我预科之中。我才不会跟他们想的一样，我先到东门桥姐姐家住一晚，第二天从金瑞坐车到宜春，经过我家门口时，看见他们还在公路边。我特意跟他们挥挥手，说我走了！他们气急败坏，拼命追赶奔驰的汽车，那是无济于事的。

第二天下午，我和20多个同学和老师乘一辆大卡车又来到公社。他们一看，傻眼了。当天就卷起铺盖各自回家了。我就请公社老干部回到各自的办公室去照常办公。准备着手抓春耕生产。另一方面，我们的同学老师也分别下到各生产队，进行调查，听听老百姓的意见。收集他们的劣迹，以适当的方式把他们搞垮，防止我们一走，他们又卷土重来。

经过调查，老百姓普遍都对这伙人不满，巴不得把公社权力夺回来。经过几天的工作，我们认为是时候发动群众清算他们了。因此，我们再一次召开社员大会，明确宣布，他们的夺权无效，恢复原来的工作秩序。请公社书记作报告，进行春耕生产的动员。这次大会很成功。公社领导在报告中，对我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黄岗山分校的师生表示衷心感谢，与会群众报以热烈掌声。

会后，公社书记尹绍云诚心对我说：“黄罗生，你不要去学校读书了，就在公社工作吧！”我说：“我还是学生，尚未完成学业，当然要回学校啦，再说，当干部，我不是那块料”。

这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终于和平落幕，并以我们的胜利，他们的失败而告终。

这些琐事我之所以写得较详细，是认为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家乡的一些人还送给我一个“小诸葛”的美名。年龄与我相仿的人，都记得当年那些事。我每次回家，他们都会主动提起，并夸我智勇双全。

大会后的次日，干部们用放鞭炮的形式热情欢送。我们离开了公社回到了学校，我也结束了串联生活。

回到学校后，并没有复课，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并不断深入，斗争方式也在变化，原先只文斗，不武斗，现在既文斗也武斗了，有的学生开始动手打批斗对象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也出来了。再到后来与到处都宣布“军事管制”的各县人民武装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全国分成两大派，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以学生、工人为主，保守派则以干部、军人（地方武装，正规野战军一直没有参与文革活动）为主。两派在全国各大城市闹得特别利害，真枪真刀的干。几乎天天都会有流血事件发生。宜丰的造反派最后发展到了抢夺宜丰县人民武装部的枪支，去攻打上高县城，企图消灭上高的保守派。互相对立的两派都声称忠于毛主席，这也是中国社会的奇特现象。不过，后来这些激进的师生也被判刑坐牢，有一个当了头头的上一届同学，因为会议表决时同意枪毙一个保守派骨干，结果自己也被人民法院判了死刑，并执行了枪决。

1967年3月12日，众多学生围攻前来学校宣布校广播站实行军事管制的宜丰县人民武装部政委王维远，被宣布为“3.12事件”。有学生领袖抓去坐牢。县武装部的政委在当时都是县里的一把手，省军区的第一政委就是省里的一把手。围攻了他们，就是犯法，是要治罪的。

我因为在家捅了马蜂窝，惹了不少麻烦，回校后，什么都不参加了，批斗会也不去看了。当然，这次围攻也没有我的份。我总是在想，国家不会永远这样无法无天，总会有一天

要正本清源的。所以，不去参加任何活动。利用这段时间看书自学。当时正好我是学校图书室的义务管理员，借书方便。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阅读了大量的书。有鲁迅文选、茅盾文集、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这些作品给了我精神食粮，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更是使我耳目一新，茅塞顿开。无意中走进了广袤无垠的哲学王国。哲学是一门使人聪明的学问，从而提高了思维能力，变得比以前更善于辩证地思考问题了。因为有了这些知识，1997年还应聘在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教过哲学，站上了大学的讲台，给大学生们讲课。我的教学还得到学院领导的肯定，最后还不让我离开，承诺弄个副院长当当。我因酷爱律师行业，最终辞职了。对于我这个连大学的校门都未进过，大学生的板凳都未坐过的人来说，感觉不仅仅是满足。这一年多，虽然没有上课，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上课还好。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比那些悉心投入“革命”，整天冲冲杀杀的同学不知好多少。

毕业前夕，学生中掀起了一股改名热潮，很多如“卫东”、“文革”“永红”等带政治色彩的名字应运而生。我也把“黄罗生”改成“黄辉”了。我是希望自己过得光彩一点，辉煌一点，没有政治倾向性。

1967年7月，是我们毕业的时间，同时也是分配工作的时候。因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全国进度不同，有的地方还是乱哄哄的，没有人管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决定，该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全部在校等待分配一年。一年后，学校又接到通知，全省大、中专毕业生到就近的农场、垦殖场当农民，劳动锻炼一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我们这一届共126位同学全部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开具介绍信，介绍到黄岗山垦殖场劳动锻炼，并写明了“当农民”。

这一张介绍信和当农民三个字，害了我们一辈子。干部身份就这样没了。第一，不是人事局的介绍信；第二不是来工作而是“当农民”。黄岗山垦殖场和省农垦厅都以上述两条理由拒不承认我们是国家干部。当时说的一年后再分配，可后来谁都不管了，变成了一辈子当农民了。

这样的处理，我们愤愤不平，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带来的苦果，要尝一辈子。我曾作为共大学生的代表，于1980年的5月去北京上访过，找过教育部，中纪委，国务院，但都是互相推诿，无济于事。最后我气愤之下，把从黄岗山总场借出的那些当农民的介绍信原件，全部扔在国务院接待室的办公桌上。我说，我们当农民还要什么介绍信呢？留下给你们以后放进国家历史博物馆吧！结果呢，他们用机要快件寄回黄岗山总场了，比我还先到黄岗山。

在共大读书包括等待分配时间共5年，实际上课时间只有3年。文化大革命占去了两年。总结起来收获还是不小。

其一，我从入校时17岁到毕业时已22岁了，长大成人，可以走向社会独立生活了。况且还有工作分配。

其二，学到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在农村是很有用的。一般的工作完全可以胜任。

其三，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一场浩劫，但我们也在大风大浪中见了世面，从而得到了锻炼。

我们的校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共大好，共大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真正好，学勇敢，学勤劳，学习把幸福生活来创造！”共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产生与发展有它的合理性。50多年前，有文化的人是比较少的，有专业知识的人就更少。半工半读这种办学形式，看起来不正规，却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农村孩子多数都读不起书，在半工半读形式下就能有书读了。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江西又是农业大省，需要的专业人才是一个天文数字。光靠正规学校培养人才，只是杯水车薪，远水解不了近渴。共大的创办与发展正是适应了这种形势。

现在共大已经走进了历史，并被人们淡忘。但在我的心目中没有被尘封，清晰可见！这正是哲学中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别。感觉到了的东西不一定理解它，理解了的东西就一定能感觉它。

 

四、我们一起走过

在这一节里，主要是回顾我们的家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家庭成员在一起走过的风雨路程。

我的一生和家庭都和共大、垦殖场息息相关。关于共大已在前面介绍过，这里扼要地介绍一下国营黄岗山综合垦殖场的基本概况。

1957年12月，江西省委、省人委遵照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组织省、市机关干部和各界群众10万人在南昌市八一广场隆重集会,邵式平省长亲自主持，热烈欢送干部上山开发和建设山区。当月，以省直机关615名下放干部为主体，在宜丰县的院前成立了江西省国营黄岗山林牧农综合垦殖场。后改称为江西省国营黄岗山综合垦殖场。后来又一批转业军官来场参加山区建设。 1958年9月,与宜丰县实行场县合一，总场设宜丰桥西，与宜丰农林垦殖局合署办公，宜丰县的芳溪、黄岗、港口、双峰、敖桥、花桥、同安、天宝、雷神、潭山、石桥11个乡转为黄岗山垦殖场的集体挂钩分场，总面积占全县的四分之三，人口占二分之一左右。1961年6月，场县分开，总场迁址潭山。1968年12月，下放宜丰县管，改称为“宜丰县国营黄岗山综合垦殖场”。1973年收归省农林垦殖厅领导。1993年12月，经省体改委批准，组建为江西鑫龙企业集团，隶属省农垦集团总公司。2000年7月，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将省属农垦企业移交属地管理的通知》文件精神，成建制移交宜丰县属地管理。2005年2月，江西鑫龙企业集团更名为江西黄岗山垦殖场。江西黄岗山垦殖场位于江西省宜丰县境北部，总场场部坐落在潭山镇，东南接同安乡、西邻黄岗乡(官山自然保护区)、西南与双峰林场相连、北与铜鼓、修水、奉新三县相连。南北长约32公里,东南宽约26公里，全境面积76.5平方公里。至县城18公里，距省会南昌市150公里。

1968年8月2日，我63届126名毕业生全部被省统一介绍到黄岗山垦殖场当农民，分散在各分场接受再教育。我与同届的26名同学被分配在古阳寨分场。在场部短暂停留后，当天被朱家岭生产大队的领导接到了该大队部。一起去的同学有8个。该大队是农业大队，主要的工作是种田，生产粮食。全队职工有5、60人，多数为农工，少数是负责砍运木头、茅竹的森工。我们被安排住进了一栋简易宿舍的一个房间。这种简易房子就是用几根木柱子撑起屋顶，柱子之间预留好门窗位置，其余部分用茅竹破成片编成隔“墙”，两面再用泥巴糊平，干了之后涂一层石灰水，成了白色的墙壁。我们8同学挤进了一间房，只用铺板两边搭通铺，一边睡4人，中间留下峡窄走道。自己的箱子只能放在通铺下面的地上。条件比在学校还艰苦，学校还有双层床。

大队长是本地人，女会计也是我校前两届毕业的校友。有一个简易食堂，吃饭的人只有几个单身工人。我们去后，人就多了，食堂就忙了。职工们对我们很热情，主动借桶或盆给我们，供洗澡用。但没有澡堂，只能待到天黑后，打水到外边去洗。

当时正是“双抢”时间，大量的稻子要收割，二晚要插秧。我们第二天就开始劳动，参加“双抢”。我们因为有了共大的经历，这种农活是没问题的，轻车熟路。所有职工都刮目相看。别小看这些大学生，干农活也个个都行。一星期后，我患了沟端螺旋体病。高烧不退，只得上医院去看医生。分场有一所医院，设在名叫枫岭的山坡上，据说，原来分场部就设在这里，所以医院、学校也都设在此。后来分场部搬下山了，医院、学校还在山坡上。从朱家岭到医院得先下一个坡，经过分场部再上一个坡，大约有3公里路。我一个人在高烧的情况下，走到了医院。医生姓陈，高个子萍乡人，他知道我是新来的共大学生，就主动介绍说，自己也是共大黄岗山分校的医学系前几届毕业生，分配在分场医院工作。在医生护士的照料下，十多天就出院了。为了感谢医护人员，我特地买了大红纸写了一张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贴在医院门口。医护人员非常高兴，大概很少有人这样做。因为一般的工人没有这种心思，也没有这种能力。

出院后回到生产队，“双抢”也结束了。队领导为照顾我的身体，不再要我下田做农活了，做什么呢？养猪。当饲养员！天哪，这活说是照顾，可我却有点不太愿意。一来在共大读书时也没有养过猪。二来也太脏，打扫猪拦时还要到猪拦里去跟猪近距离接触。没办法，只有去上班。否则要落下一个不服从分配的坏名声。这给刚进新单位的我，是极其不利的。

我的分析是对的，我的决定也完全正确。事实证明，叫我养猪只是一个过渡期。前面提到的那张字迹清秀，文理通顺，语词丰富的感谢信不仅感动了医护人员，也使分场的领导发现了我。大约一个月后，我就借调到了分场“三查”办分室工作了。“三查”是哪三查我记不清了，反正是政治运动。文革后期，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所以这个临时性办公室也就成常设机构了。而且还涉及一些机密，一般人还别想进去。这样，我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第一个调离朱家岭农业生产大队，进入分场机关“以工代干”了。这为以后的“转干”、“提干”又打下基础。

在“三查”办公室工作不到半年，又去分场学校当老师了。那时场里要办初中了，一批学生从潭山中学转回分场读书，可分场只有小学

学，没有中学老师。分场领导要我先去顶下来。半年后分场调了我的同学接我的工作，我又回场部了。这回可不是回原办公室，而是在行政办公室当秘书，管理分场公章，负责会议记录等。已经相当接近领导核心了。1969年6月，工作不满一年，我又被批准入党了，成为党的人了。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里，我家的贫农成份是有一定优势的。

1969年我23岁，已到结婚年龄了。但当时还没有找对象。说起婚姻方面，我第一是固执，第二是弱智。固执是指，早在初中毕业时，我的一个表嫂就来说媒。说某地有一女孩，长得如此这般，文化程度比我还高。要介绍给我。估计也是我母亲的意思，希望我早点成家，早抱孙子。可是这与我想要走出家门，闯荡江湖的“鸿鹄之志”完全不符。我知道，要是在家结了婚，成了家，等于用绳索捆绑自己。以后有再多再好的机会也不可能出去了。只能一辈子呆在农村。我经过充分考虑后，婉言谢绝。可那位表嫂很执着，三翻五次来说服。最后我火了说：你不要再说这事了，如果你还想说这事，就别来我家了。以后不但她不来我家，我也不去她家了。弱智指的又是什么呢？在共大读书，班上有十几个女同学，加上我们两个班合成63联班后，女同学有2、30个。除了一些不太理想的外，有的女同学很漂亮，聪明灵活，惹人爱慕。特别是经过共大生活的考验，证明她们是能吃苦耐劳的。但从没动心去“联络”。事后得知，也曾有女同学对我颇有好感，只等我的反应。我却如木偶没有任何反应，对于她的好感也没有“觉察”。有的男同学则更“胆大包天”，求爱信像现在的求职简历一样，向女同学送达。有女同学还把如此保密的“机要文件”交给老师，成为笑话。我最多只是给女同学打打分，从未加入这个追逐女孩的行列。当然，我不是禁欲主义者，既是年轻人，就有七情六欲，也有情感冲动之时。我的各方面条件都算好的，而且还属“帅哥”之列。用某一女同学的话说：“不高、不矮、又蛮好看”。那为何不动心呢？我有自己的盘算。同学之间，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文化程度，相同的经历，天长日久，可能会生变故。其次，我的家庭负担重，只我一个儿子，赡养父母的任务全落在自己身上，过早地成家，会使自己身心交瘁。再次，能否撑得起一个家，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得到实践正明。基于以上考虑，才作出“无动于衷”的选择。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想法不一定对。我班也有3、4对恋人终成夫妻，也没产生过什么变故。

住在分场机关附近，有三个年轻女性经常与我有接触。我的同学廖文宏和本场职工子女下放在分场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张润英，她们两人同在离分场不远的综合厂上班，该厂没有食堂，只有到场部机关食堂用餐。用餐的碗筷就图个方便，放在我的房间里。一日三餐，拿碗送碗，每天都得见面几次。廖文宏同学是新余人，比我稍大，在校都知道她家里已经订婚。我们都把她当姐姐一样看待。张润英不是同学，年龄小些，也不熟悉，很少说话。

另一位也是同学N，一起分配在分场另一生产队。因分场建了广播站，调她来当广播员，住在我的隔壁。不过她不是农学系的，没打过交道，很生疏。她很活跃，也很开朗，她的性格略知一二。因为住在隔壁，每天都要碰面说话，日子长了，她对我有好感了。每天要帮我洗衣服，我坚持自己洗。她比较开放，提出要跟我交朋友。我对她说，对不起，我们只能做同学做朋友了，因为老家已经找好了对象，只等结婚。她很不爽，生闷气多天。当得知我和张润英谈恋爱时，更是气极了。但当我们结婚时，她不计较，还特地从外地送来礼品表示祝贺。

廖文宏是个好心人，她看到我和N不能走到一起，就试图把她身边的张润英介绍给我，并夸了张的许多优点。张润英，个儿不高，衣着简朴，面目清秀，笑脸常在，眼神善良，梳着两只小辫，也确有几份姿色。打那以后，我也注意对她进行观察，有意无意地问问她家里的情况。得知她也出身寒微，千辛万苦从湖南来到江西（实际是逃荒避难）。缺衣少食，由母亲艰难地拉扯长大，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廖文宏也有意地创造我们见面说话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互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70年的上半年，我第一次去了她家里。她家住在黄岗山大桥东边，属于黄岗山造纸厂的宿舍。润英告诉过我，她家兄弟姐妹7个，父亲也在黄岗山工作过，只是后来又回湖南老家了，老家还有一个大哥和一个最小的弟弟。姐姐早已出嫁，在河南省驻马店。黄岗山有4个，哥哥在黄岗山肠衣桶厂上班，已结婚且分开住了。妹妹在黄岗山汽车队上班，弟弟还没有工作，经常在外面钓鱼。妹妹和弟弟与母亲一起生活。当天只有其母亲在家。我因为没有恋爱的经历，总会有些腼腆。为此我还拉了一个同学结伴而去。润英、我和我的同学三人进了她家，结果她母亲问润英是哪一个。润英说，是那个穿黑色灯芯绒的。我那天穿了一件黑色灯芯绒上衣。

她母亲个子不高，显得消瘦，长沙口音较重。听了她的一些话后就知道，母亲是一个老实本份的人。对我很客气，茶水里面放白糖。母亲话语不多，只问了我的家庭情况。我也没有任何隐瞒，如实地把家里的情况告诉老人家。我说，我的家是江西宜春的农村，那地方很苦，人多地少，也没有什副业，只是种田

没有什么收入。我家里有哥哥、姐姐和妹妹。哥哥是同母异父所生并已分家。姐姐已出嫁，只有妹妹与父母一起生活。实际上我是独生儿子。父母的赡养全落在我的肩上，所以我的担子很重。这些话不能不告诉老人家，这是事实。老人家也很同情。也表示理解，父母总是要负担的吗。当天午餐很丰盛，还杀了一只鸡款待。

经过这次串门，润英的妈妈表示没意见，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基本确定了。至于我自己的父母那边，没有问题，一切都由我作主。我们关系确定后，分场领导很支持。他们全力促成。

我们的恋爱一帆风顺，没有海誓山盟，也没高潮低潮之分，一切都在平淡之中。润英也是进步青年，她还从自己的16元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来帮助分场的一户困难家庭。分场领导多次表扬。并被为评学雷锋的积极份子。还入了党。成为最年轻的共产党员。在综合厂上班不久，便抽调到场部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搞宣传了，唱那些“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色革命歌曲，演那些宣传伟大领袖的文艺节目。她歌喉不错，舞姿也优美。1970年12月在中共江西省国营黄岗山垦殖场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党委委员。任职十余年。

我们双方的家庭状况差不多。她家也没提出要收什么彩礼，说实话，我也拿不出。连定情物也没交换。1969年的8月，我和分场的一位领导去上海出差，哪位领导也正谈恋爱，一起在商场逛，他准备给女朋友买东西。他说，你也给小张买点东西吧。我说不买。其实我也想买，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从来没有给女性买过东西。最后我买了一件绿色的男式毛衣。表面上是给自己穿的，其实我是给润英买的。我自己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穿绿毛衣呢？至于是男式的是不要紧的，折开重打一次不就变成女式的吗？这件毛衣后来也是润英穿了。可能现在还在衣柜里。

1970年9月2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这一天我和润英带着介绍信从分场步行到潭山人民公社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从此，我们正式成为夫妻。

分场领导很关心我们的婚姻大事，有一个管财务的副场长（那时叫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叫袁宝珠，他是内蒙古人，是转业军官，行政级别很高，当时工资每月82元，是分场最高工资。他特别地关心我们。经常坐到我的办公桌上说“黄辉呀，你们把婚结了吧”。我说，主任啦，我真不好意思说，我的家庭挺困难，现在母亲生病，可能还要住院，我每月只有29.5元工资，还要寄点回去，哪里还有多少节余呢，结婚是件大事，总有一些同学朋友来贺喜，要吃餐饭吧。他说，原来是这样啊，那就由我来安排，我的工资比你多，每月可节余50元左右，我可以借些钱给你。我说，借你的不太好。他说，那你现在就写一张借条，先向分场财务室借点钱寄回家给母亲看病。你不要买家具，床铺由分场买一张新的，借给你先用，以后自己有了再还给公家就是。酒也不要做了，节省一点。你们不要等到10月1日国庆节那天，那天分场会杀猪，不做酒就不好。国庆节前结婚，不做酒，我来跟客人说，现在分场不杀猪，不好做酒，等杀猪时再做。到了杀猪时，我又可以跟他们说，婚都已经结了还要做什么酒呢！我说不好吧，对不起朋友。他说，就这样定了，我作主。

袁主任是北方汉子，说到做到。非常关心下属，我写了借款50元的借条，他在上面签上“同意补助50元”几个大字。我的钱不用还了，算困难补助。这样的领导，向哪里找呀。后来他调去宜丰县生资公司当领导了，我还经常去看他。他去世时，我骑自行车从潭山赶到宜丰给他送行。

按袁主任的安排，1970年9月20日上午，在分场礼堂为我们举办了婚礼。客人们围坐在两张乒乓球台周围，上面摆放糖果和花生。财务办公室主任周多义主持婚礼，分场领导为我们证婚。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我只花30元钱，由分场通信员糜振林代买了些糖果和花生。茶水、茶叶等都是分场的。没有音响，没有吹奏，也没有照相机的闪光。更没有交换结婚戒指之类的仪式。当然，婚纱照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更不可能有。在那个年代，人和事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就连我们的结婚证都是大红的。上面还印了光芒四射的伟大领袖的头像。“无产阶级的婚礼”理所当然应当节约、简朴吗。

我的婚姻大事，完全是自作主张，没经过家里同意，甚至也没有告诉父母，我怕他们知道后一筹莫展，不知所措。结婚后也没有写信告诉他们。现在回想起来，也有点对不起他们。直到一个月后，我帮姐姐在潭山商店购了一台缝纫机，她请我妹妹来我家取货时才告诉她，我已经结婚。

我们的新家很简朴，房间里就摆着借用分场购的一张新的樟木床和一张竹板床。两个人把各自己的箱子拿来放在竹床上。还有一条学生坐的长板凳。房屋也是简易的，地面虽是水泥地面，可一到春天，地下水往上冒出，不仅是潮湿，还得穿套鞋。

这一时期的工作很忙，润英在宣传队除了经常下生产队宣传外，场部还会安排一些别的中心任务。回来后要排练新的节目。

我虽在办公室工作，也是忙不过来。那年头，最高指示广播后，我就要在晚上9点，守在收音旁听记录速度的广播，并要细心的记录，不能出差错。否则会酿成政治大错，贻害终生。记录好后，要刻钢板，用红纸油印好，分头送达到分散在各边远山地的八九个下属单位。这些都是当日的夜晚要完成的。不能等到第二天，否则又违反了“最高指示传达不过夜”的规定。最高指示的发布是没有规律的，经常有，也不管是否星期天。所以，我也是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1971年6月26日，润英十月怀胎分娩，黄宇出生。“宇宙宽宏”，取其首字为名。寓意心胸开阔，志向远大。

因润英提前休产假住在妈妈家，当时生小孩还不时兴上医院，所以就在家里生，只找产科医生来接生。生产还顺利，是女孩，我们很高兴。生男生女都一样，我没有半点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月子里全靠黄宇外婆与姨妈照顾。我又回单位上班了。满月后我把母女接回分场。考虑到小黄宇要人照料，就把我母亲从宜春老家接来。住了几个月之后，我的母亲因第一次远离家门，语言不通，生活不太习惯，我又把她送回老家了。后来得知，当时她已重病在身，实在是难担此任。没办法，只有自己带。

小黄宇生不逢时，那年代不仅工资没加，物资也特别紧缺。一切粮食制品和副食品都是凭票供应。奶粉、白糖之类的更难买到，只有找熟人“开后门”才可以买一点。好的是，老乡家里的鸡蛋不要什么票证。我到分场附近的中兴大队的老乡家里订购了所有鲜鸡蛋，每隔几天就去买一次。1角1个，价格不算贵。

润英上班后，经常要去总场参加党委会，多半是晚上开会。从分场到潭山有近10公里路，那时虽有公路，但没有汽车坐，连拖拉机也没有，只有步行。每当开会的那天下午，只好抱着小黄宇送她母女俩走路去潭山。次日又接回。好在有朋友送了一件带风帽的小孩披风，可以遮风挡雨，凛冽寒风也无所畏惧。

1972年上半年的一天下午，闪电雷鸣，大雨滂沱，又要送她母女去潭山。我把小黄宇包裹得严严实实，外面还用塑料布披上，我戴着斗蓬，穿着高筒套鞋，双手紧抱着小黄宇。润英撑着一把雨伞，背上一袋子衣服，我们三人一路逆风而行。当走到龙岗上坡时，碰上总场党委书记李秉金穿着雨衣，骑自行车去古阳寨分场视察。他问我们去哪里，我们告诉他，润英今晚要参加党委会，所以我送她下来。他说，唉呀，你们太艰难了！我们乘机向他提出要求，调往潭山工作。就不会有这么艰难。

李书记真当回事办了，不久，润英就调到陈家坪千头养猪场上班了。住在妈妈家，小黄宇也就托付外婆照料了。                  

我仍然还在分场工作，利用空余时间种些蔬菜，星期六就送往潭山。为了来回方便，在场部废旧自行车上拆些零部件，自己拼装了一部自行车，去潭山的次数也多些。有段时间，我比较空，我的工作有人接手了。我却没安排什么工作。袁主任向我透露，总场要调我，李书记不放，把调令给烧了，分场要用我，但要等转干的批文，才能下任命。要我等等。我利用这段时光学做木工活。家里什么家具都没有，于是上山砍木头，锯木板。在一个木工朋友的指导下，学会了做床铺、衣柜、椅子、凳子等木工技术，解决了没有家具的问题。还给老家的姐姐妹妹做了盆和桶之类的东西。

小黄宇一天天长大，大眼睛，黑眉毛，瓜子脸，真惹人喜欢。曾经在潭山拍电影的工作人员，还开玩笑说，要把她带去拍电影，当小演员。读高中时，已亭亭玉立，素有校花之称。蔡建华老师还专为她拍照一张放在学校的阅报柜窗中展览许久。有人说，黄宇很像她爸爸，我打心眼里高兴。

小时候可苦到了外婆，吃喝拉撒，老人全部要管。抱不动就放在木架栏里。没有玩具，外婆就拿一只搪瓷茶杯和一支筷子，告诉小黄宇用筷子打茶杯，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既是音响也是玩具。后来那只茶杯的搪瓷几乎被敲光了。当然，准确地说，是常常掉到地上摔坏的。

润英身体一直不好。有人说是“月子”里受了凉，才会得这病。到处寻医求药，中药、西药吃了无数，多次住院均不见好转。医生也没有好办法治愈，建议再生一胎，在月子里治疗效果更显著。

1973年5月3日，润英第二次分娩，黄新出生。黄新的新字是希望一切从新开始，告别过去。小黄新长大一点后，她自己要跟妈妈姓张，由此改名张黄新。我是没意见，姓名只是一个符号，并不代表其他。

这回生产是在黄岗山医院。他们告诉我是个千金。我说，好呀，两千金了，更值钱。后来老父亲总想要我带一个男孩做儿子，被我顶了回去，再也不敢在我面前提起此事。事实上，女孩男孩都是一样，关键在教育培养。

产假是在分场度过的。润英的身体还是没有康复。不能下冷水，下了冷水更利害。从生小孩起，洗衣服、洗尿布等凡是要下冷水的事就只有我来做了。那年代没有洗衣机，也没有热水器，连自来水都没有，只有到河里去洗。冬天的河水格外冷，洗完一桶衣服后，手被冻得发红。

因黄岗山又归省管了，我的提干也就没有下文了。1974年10月，我从分场调到黄岗山职工子弟学校工作了，学校给了一个小房间。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可以生活在一起了。那时，黄宇有3岁多，已经上幼儿园了。幼儿园离外婆家很近，且不用过黄岗山大桥。加上在

外婆家的时间拔长，又有姨妈的照料，所以放学后就回外婆家，或者由姨妈接走。回自己家的时间相对少些。这段时间，润英经常出差或者去外地看病、住院等，小黄新就只有我来照顾了。白天送去幼儿园（托儿所）晚上就在家玩。我晚上开会时，就把她带到会议室去，让她也参加会议。还算听话，不太吵闹。我每天晚上把她白天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都记录下来。有厚厚一本。可是墨水易退色，后来什么也看不见了。大一点后，就自己找小伙伴在一起玩，跑呀跳呀，常常满头大汗。有一习惯，喜欢站在桌子旁边用双手放在桌子上把自己撑起来，运动学叫引体向上。并坚持好长一段时间。一天中要撑几次。而且是自觉自愿撑。可以看出，黄新小时候就具有不凡的毅力。黄新长得天真活泼，圆圆的脸蛋泛着红晕，小小的眼睛充满活力。并不讲究穿着，那件深红底上印有黑色大方格的衣服穿了多年。记忆力很好，每当我们找不着东西时，她会告诉在哪里。善于观察、思考，不断地提出问题。当看到魏运夫老师玩健身宝剑时说：爸爸，魏老师是不是学校里最大的官哪？

黄新也常到汽车队姨姨家与黄宇一起玩，两人关系不错，姐妹两个互相帮助，互相照顾。汽车队的工人还给她俩取外号“椅子”、“凳子”。黄宇自上学以后，在家的时间也多一些。如果妈妈出外了，自然就会去外婆家。说到这里，应当感谢外婆、姨姨、姨夫，是他们给了黄宇太多的关爱。父母，特别是父亲有些愧疚。时光不可能倒流，父亲的缺失已经无法弥补。只希望黄宇对姨姨、姨夫好一点，再好一点。

黄宇、黄新读中学时，每月的粮食定量由每月18斤增加到每月24斤。因粮食比较充裕，我父亲就带领我的侄子李平牙来我校读书。经过一段时间后，粮食还是有点紧张，只好在粮管所买些碎米补充。以后还喂养了两头猪。尽管如此，我们一家三代六口人过得还比较温馨。

黄宇读高一、黄新读初三的1987年，爷爷去世，我们三人还从三阳镇走了30多里路回老家，去给爷爷办丧事。尽了我们晚辈的孝心，九泉之下的爷爷应该会感到慰藉。

为了使黄宇、黄新得到锻炼，学校仅有的一次教职工出去旅游的机会，我自己没去，让她们两姐妹跟着我校教职工旅游团去了一趟北京，增加了外出旅行的知识。平时，两姐妹有时也会到同学家里吃饭，我和润英商定，要黄宇、黄新也把要好的同学请到家里来吃餐饭，自己烧饭、自己炒菜。我们有意回避，目的是要她们同学不受拘束。培养她们与人交往的能力。

尽管如此，在培养关心、教育小孩方面，特别是像现在提倡的和小孩平等地交朋友，我们没有做到，或者做得太少，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慈母严父式的教育。在那个年代，没有网络，甚至连书都买不到，一方面，除了知识与经验都不足之外，也得把重心放在工作上。确实是忘我工作着。那时的年轻人的工作热情，是极其高涨的。

1984年下半年，我和润英都从“以工代干”转为国家正式干部了，都担任中层领导，负责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的工作。工作更加繁重，照顾和关照小孩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润英于1985年9月至1987年7月在宜春师范专科学校参加妇干班学习，我又当爹又当妈地熬过了两年整。

1985年，我又从黄岗山汽车队调回到总场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深感学历太低，知识浅薄，不利于工作。因此，自1986年上半年开始，我除了砍柴之外，就没有种菜、种地了，全力以赴看书，参加自学考试。坐在那张简易小圆桌前，昏暗的电灯下面点着煤油灯，每天苦读到深夜，星期天就在办公室看书，连我下棋的爱好也暂时放弃。由于不懈的努力，从1986年至1992年的6年时间里先后获得了江西师范大学主考的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业（专科）和江西大学主考的法律专业（专科）的自学考试毕业证书。1989年还与一些年轻教师一起参加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被录取在江西教育学院政教专业的函授班学习，1992年7月获得政教专业本科（函授）毕业证书。每一个文凭的取得，都付出了许多精力和时间。每一专业都要考15门到16门课程。每半年差不多就要考四门课，自学考试每半年举行一次，一次两天。最多可报考4门课，我基本上都是满负荷，每次都报考4门课，且每次都能过关，没有重考。还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习。1000多人的学校，校长、书记一肩挑，还有两个高三毕业班的政治课，工作不能耽搁。6年中获得3个大学文凭，没有相当的毅力是无法实现的。当年，我们几个毕业生的照片挂在宜丰县教育局门口的宣传栏里有很长时间。江西电视台通过记者对宜丰县教育局采访后还在《江西新闻》节目中播放了我的照片和事例。当天晚上，有几个老师都告诉我，在电视里看到了我的照片。因为在当时，一人拿几个大学文凭的还极少。我也被黄岗山评为自学成才优秀人物，并获得“自学成才”奖金500元。

与此同时，润英因妇干班的学历不被承认，也参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经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大专文凭。那段时间，黄宇、黄新很听话，每天晚上，各人都自觉学习，互不干扰。不听收音机，不看电视，专注自己的学业。直到1989年才买了一台赣新牌采色电视机。真有点难为了俩姐妹。

　　1990年黄新高考没上本科分数线，但已达宜春师专的录取线，是我要黄新补报宜春师专的志愿。当时考虑到两个先走一个吧，至于学历以后还可以补上。从而使黄新没有复读，错过了上本科的机会，一直深感内疚。所以后来想尽办法，历尽艰辛，南下广州为黄新找工作。机会被我们牢牢抓住，三天就落实了接收单位—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后来被分在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第三中学当教师。户籍随即迁入该校，从此就是广州人了。在这里还要感谢高勇峰同学为我们提供吃住的方便。

黄宇录取在江大新闻系，可不是我的过错。当时问过黄宇，你前面5个志愿都是填北京的学校，怎么第六志愿又填江大呢？黄宇说，不要紧，反正是按次序录取。但江西的自我保护主义就偏偏不按次序录取。把档案拿走了还不发出录取通知。真损人！为此，我专程跑去南昌向塘录取现场，找到宜丰教育局有关人员了解，才知道江大确实把档案拿走了，只有等录取通知书了。    

毕业后，黄宇能在厦门工作是她自己的努力，我没有出什么力，也出不了什么力。不过，我是主张小孩不要在父母身边工作，不要像母鸡带小鸡一样总要把小鸡藏在翅膀底下，这样对小孩的成长不利。在广州、厦门这样一些开放地区，发展的机会肯定比内地多。当时也确有家长不太同意我们的作法，不留子女在身边，自己老了怎么办？我们从未考虑自己，只要子女好，长辈就好。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

对女儿的婚姻，我们持开放态度，只要自己满意，我们也就满意。黄宇、黄新都很不错，各自找到了如意郎君，建立了各自的家庭。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在润英的筹备与策划下，2004年2月28日，为黄宇和谢啸威、黄新和皮尔两对新人共同举办了一场隆重而热烈，空前而体面的婚礼。特地购买了一万元烟花在总场的上空绽放。在当时、当地传为佳话。

两女儿的结婚成家，标志我们家庭养育子女的责任、义务均已经结束。现在，她们各自都成家了，又有自己的下一代了，便开始了下一个循环了。我们的家又不得不退回到两口之家了。可以说，任何人的家都要经历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过程，这是自然法则。

父母此时此刻虽有几份莫名的惆怅，但也感到轻松和快慰。然而，岁月也在忙忙碌碌中流逝，我们不再是青春年少。皱纹和老年斑不知不觉爬上脸额，头上的青丝已经花白。在公交车上开始有年轻人给我们让座了，人家对我们的称呼可能也要改成“二老”了。但这没有什么遗憾，也不图晚辈什么回报。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年复一年，代复一代，无限循环。

润英和我组成家庭后，工作、家庭两不误，身体一直很虚弱。可为了这个家，却操了不少心，吃了很多苦。我的一些近似冒险的抉择，都得到了她的理解和支持。对我的生活，也很关心，1972年冬，我患急性黄胆型肝炎在黄岗山医院住院，她不顾被传染的危险，不顾身孕，坚持在我身边护理。使我深受感动。她勤俭持家，节衣缩食，结婚时的一对枕巾竟用了30多年，自己的内衣，破烂陈旧，却仍然穿着。不愧为贤妻良母。对女儿的入微关怀和体贴确实比我做父亲的做得好得多。所以，母爱是伟大的真诚的。女儿应当铭记。

父爱当然也有，只是宏观的，是隐性的，有时是儿女不易感觉到的。

年轻时曾有一位朋友跟我说过，有了孩子之后，心态就不一样。举例说吧，在家做事或是看电视什么的，当外面有小孩哭声时，马上就会意识到，是不是自己的小孩哭呢？得赶快到窗前去看看。要是没有小孩就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和行动了。这话说到我的心里了。但我作为爸爸，往往表现的是粗犷与严厉，有时也会伤及小孩的自尊，不免会带给女儿某些负面的记忆。希望尽快忘却。黑脸的爸爸只当是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角色罢了。有一篇微信写得好，形象地说明了妈妈和爸爸在孩子心中亲近的程度：女儿要吃，要穿，要钱，都会找妈妈，妈妈会给。找爸爸的时候也有，只是说：爸爸，妈妈呢？

我们的家，从一人，到两人，再到三人，后又增至四人。父母除了家庭外，专注工作。我们的工作，应当说在黄岗山是出色的，我们在没有任何背景下，双双被提拔为中层领导干部。执掌着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的主要工作。女儿听话，没有惹是生非，专注学习，且成绩优秀，双双考入大学，是父母的骄傲。

我们的家虽然平淡无奇，却有人羡慕不已：四个人都有大学文凭；四个人都坐飞机出国旅游过；家中有两个中层领导干部；家里可以成立一个党支部，还有书记；四个人的名字都载上了《黄岗山垦殖场志》这本历史史册等等。

是的，我们一家四口就象时代列车里同一节车厢里的一组乘客，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相互关心，相互照应。共同度过了几十个寒暑秋冬。

这是一种前世因缘而结合成的命运共同体，在人生的跋涉中，我们手和手挽扶；在时代的风浪里，我们风雨同舟！

五、我的律师梦

  做律师，是我的梦想，从1988年开始自学法律那天起，就把梦想当目标，一步一步地前行。1992年12月，我已经获得法律专业专科自学考试毕业证书，为参加全国律师考试扫清了学历障碍。律师考试每年安排一次，都在每年的10月进行。我最早只能在1993年10月参加考试。正在这时，我被调到了频临倒闭的黄岗山缝纫机台板厂工作。该厂有300多职工，而缝纫机台板又滞销，急需转产。我原打算复习两个月，10月份参加全国律师考试。这样一来，全打乱了我的计划。

我是一个为了实现理想而愿意拼搏的人，没有什么能拦住我的追求。进厂后，白天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晚上在家复习法律知识，按原计划参加考试。一共考4门，两天考完。律师考试是当时最难的考试。我考了第一天后，就没有信心了，考题实在太难，连做对做错，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听天由命。当分数出来后，奇迹也出现了，我的分数竟然超过录取分数线十余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得益于过去的自学考试的功底扎实。一次成功，成为江西省第1830位律师。当时全国的律师才4万人。后来，我问过许多律师，都是考了几次才通过的，一次成功的少之又少。取得律资格后，因工作需要又不能去作专职律师，厂里的烂摊子总得要收拾。总场也给予了关照，有关部门发了一个公函，告诉各单位如果要请法律顾问就可请我，我有《律师资格证》和《律师执业证》。润英也帮找一些单位的领导，结果有几个单位请我当法律顾问。这样，我一边上班，一边做兼职律师。有时到顾问单位去解决一些法律问题或者为工作人员讲法律辅导课。

台板厂，经过我们三年多的努力，新办了一个体育用品厂。添置了液压机、模具、烘干机等设备。生产滑板和沙滩球拍等产品，销往广东、福建等地。当生产正常，工厂有了起色后，急流勇退。我毅然辞去了别人有些羡慕的领导职务，并向厂里写报告申请停薪留职，并获批准。停薪留职说说是可以，真正要做是艰难的。当时有些干部大话连篇，但没有谁有我的胆量，到了50岁还停薪留职。所谓“停薪留职”，是没有工资发的。没有工资就没有退路。预示着我的后半辈子只能前进，没有后退的路。到那里去？去做什么？我还没有考虑好。这时正好以前送过货的广州冠信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给我来电话了，听说我已经辞职了就要我到他公司上班。我求之不得，正好想去广州闯一闯，便立即答应。

1996年3月 6日晚上，我拖着行李箱，身背一个黑色的塑料包，坐上单位送货的货车驾驶室，在润英的含泪送别下，离开了家乡，丢下了润英奔向了千里之外的广州。在漆黑得可怕的夜色中，只有汽车的两柱灯光照亮我们的前程。我坐在驾驶室里，没有和司机李满芳说多少话。在汽车马达的嗡嗡声中沉思：为什么好好的领导不当，50岁的人了，还要背井离乡，外出闯荡呢？或许是我的性格刚强，决定要与贫穷抗争；或许是想去体验，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广州能否有我的生存空间；或许是为得到某些东西而先予放弃某些东西叫“舍得”；或许是正因为自己已经50岁了，更要去挤改革开放的最后一班车。总之，我坚定地开弓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冠信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邢书航先生是台湾人，曾到过黄岗山体育用品厂，知道我是厂长，也是律师。对我很倚重，叫我当副总，每月工资2000元，免费吃住，我二话没说，满口答应。

在公司上班之后，我抽空到一家律师事务所打听招不招聘律师。回答是肯定的。只是有几个条件。1、吃住自己负责。2、案源自己找。3、每年注册费8000元由自己担。3、每月的税由所里代扣，另外要向所里每年交2万元的管理费。天哪，在广州做律师竟然如此艰难，出乎想象。看来只有“曲线救国”了。我想这几个条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要做到三个积累：金钱的积累、经验的积累、社会关系的积累。否则，只有说拜拜了。如何获得第一桶金，这就是金钱的积累，也是在广州落脚的首要条件。这时家里没有积蓄，只有自己赚取。好在公司为我提供了免费吃住，每月还有比家里多几倍的工资。但还远远不够，如果等到工资积累再去做律师，我得要退休了。

我工作满5个月后，大体知道公司的运作方式，如何进货，如何销售之后，我用前5个月的1万元工资买了一部摩托罗拉手机。在白云区柯子岭租了一套民房开始了做体育用品的生意了。我并没去挖公司的客户，而是自己开拓市场。我带上一些滑板、溜冰鞋、运动服等样品，前往南昌、长沙、上海、安徽、山

东、河南、北京等地找客户，推销商品。运气也真不错，确实联系到几个客户。凭这几个客户，回广州后就给他们发货，客户卖完了货又电话通知发货，上次的货款也立即打到了我的账户。由于流动资金不多，侄女张美兰曾帮助过，错了些钱给我周转。那时的生意比现在好做些，利润空间较大，一般都在30%以上。每发一次货，本金又膨胀一次。外甥易庆华还帮我打理业务。我还在一所大学做兼职教师。晚上坚持复习法律知识，准备随时加入专职律师队伍。一年以后，生意也有点不好做了，货款很难回笼。我也赚取了第一桶金。可以在广州生活一段时间了。

有了钱就可以开始试水律师行业了。广州增城市律师事务所招聘律师，1998年7月我就把律师关系转到增城市律师事务所，开始我的专职律师生涯了。我的一个朋友，溜冰鞋厂老板要我帮他收一笔货款，收取一万元律师费。这是在广州做的第一单业务。几个月后又转到新塘镇的一个分所，新塘比较发达，位于广州至深圳的中间。案件比较多。在那里，认识了一些做生意的老板，帮他们处理一些法律事务，做他们的法律顾问。为了扩大业务，必须杀回广州，广州是大城市，律师的名气也要大一些，有一些人就是相信大地方的律师。1999年底，我又把律师关系转到省属的广东怡乐律师事务所，并申请开办分所，一年交5万元管理费。正好有一个法律顾问单位的老板拿出5万元要与我合办，5万元算作投资。于是，在广州动物园附近的中核大厦租了一套办公室，添置了办公设备，我也当起了分所主任，开始了律师业务。招聘了一些业务员，去开拓案源。同时每天在广州日报上登广告招揽业务。那时我女儿张黄新正好辞职了，也帮忙发了一些广告，通过一段时间的开拓，业务量也逐步增加，还招聘了几位办案的律师。

律师，在人们看来，是比较风光又比较体面的一种职业，往往在电视里看到某某律师在法庭上一边踱步一边口若悬河振振有词，或者高谈阔论。那都是外国或香港电影里才有的事。内地的法庭，根本就不可能。通过十多年的摸爬滚打，深有体会。

第一、外地人在广州做律师，太难！首先要会听会说广州话。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我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学习，还只能听懂80%白话。其次，先要准备一笔钱才能在广州落下脚。每年都有大量的律师从北方南下，许多都是带了部分积蓄高兴而来，等到把钱用完又扫兴而归。能留下的少之又少，这就叫大浪淘沙。

第二、有谁会请你打官司呢？这就是案源问题了。律师行业也是遵循三七定律的。什么是三七定律呢？即30%的律师掌握着70%的案源，70%的律师去争抢30%的案源。大律师一年可以有上千万元的收入，小律师连温保都成问题。一般的律师一年也就是10万、20万、30万吧。

什么是大律师呢？大律师就是不办案子的，专门凭关系接案子的。如前些年，广东省高级法院一个执行庭庭长因一栋大厦拍卖，私吞下数亿元。有一律师所主任（有名的大律师）也被抓起来了，他们几个老乡都是潮州人，那数亿元的房款，他也有在其中。这就是大律师，他们的案子标的大得很，一般律师想也别去想了。小律师只能接一些小案子，一个案子也就几千元律师费，还要服务几个月。老百姓的案子都想找大律师办，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大律师根本就不办这种小案子。他们一般是不办案的，接了案件之后就交给助手办理，给助手发工资。

经常有当事人问我，你们当律师的工资很高吧？他们哪里知道，律师这一行不像别的行业，干了一个月老板就得发一个月工资给你。律师则不同，不仅没有工资，反而还要交管理费一、两千元。税还得代扣，不能偷税漏税。收入全靠自己接案子，收取律师费。

第三、律师的社会地位表面是很高，其实很低。公安人员总是与律师作对。他就不愿意律师介入，他要搞刑讯逼供不方便。检察官更是如此，在法庭上，律师就是针对检察官（公诉人）的起诉书进行辩驳的。有些低素质的法官是站在检察官一边的。本来法官是居中的，根据法律来判定谁有理，可很多事实不是这样。因为公、检、法三家是代表国家来治罪犯的罪的，而律师只是代表犯罪嫌疑人。私权与公权不可能对等。还有在民事案件中，有的法官受贿了某一方，另一方的律师就更难当了。你有什么理由，官司都得输。

第四、法律不健全，律师也很难做。我曾经做了几个农村出嫁女告村民委员会不给她们分土地、宅基地的案子，结果都不理想。因为村民委员会既不是政府也不是经济组织，而是村民自治组织。有的法院根本就不受理此类案件。在法律方面，这种现象很多。即使打赢了官司，也是无法执行的，赢了白赢。

　　第五、律师队伍良莠不齐，有的律师接案子时说得很好，当收了当事人的律师费后就不负责了，有的律师甚至连出庭都会忘记。还有的律师帮人家打赢了官司，可判决书又忘记给当事人，一旦过了申请执行期，法院又不受理执行。官司白打，而且根据法律，还不能重新起诉。造成很大损失。律师的名声被他们搞坏了。因此，律师协会每年都要处份一批律师。

我们的国家，以往几千年都是人治，人们也习惯了，出了事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找有权力的人，当这些都无法解决时，才会想到找律师。国家要真正达到法治，路还很长，在人治社会里，律师只是一种摆设。

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防止各级领导干部干扰司法独立，法官办案终身责任制等一系列措施。法纪环境应当会越来越好，律师执业环境也会不断改善。以后的律师也会也做些。

我做十多年的律师，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总体来说绝大数案例都是成功的。由于我的工作责任心比较强，也从不骗当事人，不能赢的官司，就告诉当事人不要打。由于认真负责也赢得了当事人的信任。有一东北女士请我打一单官司，判决结果不是很理想，我很生气。可她还说，黄律师不要生气，打官司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你已经尽力了，我不会怪你。你的为人很正直。我以后有官司还会请你的。还特地从东北带来一箱猴头菇等东北特产送给我。我做律师这么多年，送给我东西的倒不少，请吃饭的就更多。但从没有当事人投诉，也没有当事人找我什么麻烦。更没人当面指责我。离开广州时，我们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说：黄律师，你走了真可惜，你是我们所的镇所之宝啊！只要你往办公室一坐，当事人一看，有这样一个沉稳的老律师就放心了。

律师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一定要仔细，要注意细节。一旦出现失误，就会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我有一个同事，余律师，萍乡市人，在东莞接了一个案件，代理房产开发商告一个香港人（业主），要求该香港人支付拖欠的30多万元建房款。结果官司输了，上诉到东莞中级法院也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来又进行申诉，也被驳回。按照法律规定，没有新的证据是不能再起诉的。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了死胡同。那样，这30多万元就要打水漂了。他实在没有办法才找到我，要我与他一起去东莞找当事人，看有什么办法能补救。余律师总是说法院的判决错误。我仔细地对判决书进行研究后发现，法院的判决没有错，它的判词没有问题，而且是站得住脚的。余律师问，为什么呢？我说，根据他们之间签订的建房合同，开发商是要帮被告办好房产证后才结清建房款的，现在原告没有帮被告办房产证，对方的律师肯定会抓住这一点，法院也可以根据这一未完成的事实判原告败诉。我又问，为什么不帮对方办房产证呢？原告开发商说，是对方不拿出土地使用证来，政府不给办理。我又问，为什么被告不拿出土地使用证呢？原告说，被告实际是没有土地使用证，该房属于违章建筑。所以，房产证没有办法办理。我经过考虑后说，这个案子有救了。余律师问，那怎样救呢？我告诉他，本案的关键是因为被告没有土地使用证而无法办理房产证。那就再起诉被告，要他把土地使用证等资料拿出来，原告帮助他办房产证。并且，这个官司只会赢，不会输。被告能拿出资料，原告就帮办理房产证。如拿不出来，那是被告的错误，判决书会写清楚的。我们原告方可以凭判决书重新起诉那30多万元建设房款了。余律师听后说，我没有想这么深入，得拜你为师。这个案子由你做吧，我被它弄得精疲力尽了。后来，经过长时间的较量，被告拿不出办理房产证的所需资料，只好放弃办理房产证。我们赢了这场官司之后，凭终审判决书，再次起诉被告偿付建房款。法院不得不受理。正是按照我的设想，经过一审、二审，一步一步地实现我们的目的。最终，建房款全部收回。对方律师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哟。余律师后来对我也是师傅长师傅短的，碰到疑难案件就电话请教我。这个案件也证明“细节决定成败”是千真万确的。

　　我做的案件大部分都是熟客介绍来的。我的认真，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使我这个不是科班出身，半路出家的律师能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坚守十多年，实属不容易。直到现在还有年轻的律师称我为师傅，常给我电话问候。

广州，毕竟是大城市，各式各样的案子都有，比在内地做律师更能锻炼人。十多年来，不仅在珠江三角洲各地法院办过案，还到过上海、北京、江苏、贵州、广西、海南、湖南等省市的法院办过案。

关于我的律师生涯不准备写太多，专业性强，不搞这行的看得费劲。另外，我以前也写过一本《匡扶正义》的小册子。对于一些成功案例做了介绍。

曾经有人问我：你在1988年的时候，担任学校的书记、校长，怎么会想到去学法律后又去考律师呢？我回答说，这是基于我对社会发展形势的判断所做的决定。

其一，校长、书记的职务，只是暂时的。它的基础就是一张任命通知书，紧跟在其后的就是免职通知书。任职时间的长短是自己决定不了的。再说，我也预见到垦殖场的历史使命很快就会完成，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当领导不是我的专长，较真的倔强的性格和急躁的脾气与领导的身份格格不入。雷厉风行往往会抢上级领导的风头，给自己带来苦果。官场上那种买官卖官、请客送礼、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恶习，我厌恶至极。

其二，国家的发展最终是要走向法治的，法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现在搞法律的人少，去学法律才有意义，等到大家都去学律的时候再去学，意义就相对小了。事实正如我所料，后来什么大学都开设法律课，培养众多法律人才，以至法律系的学生找工作都相当困难。

其三，律师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业，不是它能帮助我赚多少钱，而是一个我喜欢的自由职业，只要在法律的范围内可以独立工作。我一生最反感的就是有人在面前指手画脚，要你做这，要你做那。当单位的所谓领导就是这样，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工作，上级的指示要无条件地执行，有错误时，上级是不负责任的，只有自己承担。做律师可就解放了，谁也别想管，也管不着。只要委托人满意就可以。对我来说，就是最理想的工作，在职责范围内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创造性地工作。

润英自2004年退休后，一直与我在广州生活，在生活上给予我照顾，使我能全力投入工作。

2010年，我已经65岁了，也该真正退休了。为了筹划退休生活，曾在1999年就办理了汽车驾驶证，在律师生涯的最后时刻，我也和年轻人一样，玩起了汽车，变成了“有车一族”了。从而圆满地实现了儿时的美梦。

2010年5月20日，在邓伟军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我驾驶着新买的爱车上海大众-朗逸，听着音响播放悠扬的歌声从广州凯旋而归。那天，久雨过后晴空万里，初夏的阳光和清风，送别我离开曾经打拼了十四年的广州，回到了熟悉和眷恋的第二故乡黄岗山，我的工作经历从此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后 语

断断续续，修修补补，总算完稿了。写文章比做律师还难啊。墨水不多，才疏学浅也确难为了我。我写的也不知什么体裁。是记叙，是议论，还是夹叙夹议？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还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我说不清楚。

时间跨越半个多世纪，没有日记和资料，连早前的照片也极少，仅凭记忆，确实苦了我这么多日日夜夜。只有从脑海的记忆里挖掘这些陈芝麻烂谷子。

很长时间没有在电脑上打字，五笔输入法有些生疏，只有慢慢腾腾地打。两个月后，终于可以打印、并由我自己亲自装订成册了。

回首往事，感慨万端。童年的天真烂漫，至今还难以忘怀。中年的奋发努力，一幕一幕在我脑际浮现。曾经的苦涩也有时使我老泪洗面。

我也是生不逢时，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想读书的时候碰上文化大革命，本该读四年的中专（半工半读）只读了三年。参加工作时又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本该属于干部行列，却从当农民开始。改革开放后，机会多了，可是年龄又大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不是临渊羡鱼，而是退而结网。自小就渴望知识，潜心自学。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刻准备着。因为机会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人生的每一次抉择都会带给自己不同的经历和感受，以往的这些经历，虽然算不了成功，但总可以说没有失败。

人到七十古来稀，百年长寿终有期。凡生命都要终结，这是自然规律，也是历史规律。我悄悄来到了这个世界，也将悄然离开这个世界。在这里我也想对自己的后事做好安排，给晚辈和亲朋好友一点思想准备。

1、如患无法医治的重病时，或者生命弥留之际时，不要抢救。若留下后遗症，生不如死。

2、离世，后事从简。

3、火化。

4、骨灰撒在我父母坟前的草地上。

5、不留坟，不立碑，草根归故里。

6、往后不扫墓，不烧纸。

这本《陈芝麻，烂谷子》小册子，供晚辈及亲朋好友作为留念。里边有我的照片和话语。饭后茶余翻翻这本小册子，也是一种思念啊。

附：

我的简历

1954年9月—1958年7月洪塘区宣塘小学读1-4年级；

1958年9月—1960年7月洪塘中心小学读5-6年级（集体住宿）；

1960年9月—1963年7月洪塘初级中学读书（第一届）；

1963年9月—1967年7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黄岗山分校农学系学习；

1967年7月—1968年7月在校等待分配；

1968年8月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统一分配在国营黄岗山综合垦殖场当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8年8月—1974年9月黄岗山综合垦殖场古阳寨分场 秘书、团委书记，于196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4年10月—1981年4月黄岗山职工子弟学校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

1981年5月—1985年8月黄岗山汽车运输队政工组长、党支部副书记；

1985年9月—1993年8月黄岗山职工子弟学校党支部副书记、书记、书记兼校长。当时取得职称：中学一级教师、政工师；

1993年9月—1996年2月黄岗山缝纫机台板厂党支部书记（1993年10月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取得律师资格证书）；

1996年3月，辞去领导职务并办理停薪留职手续，南下广州从事律师职业（期间，2006年10月办理退休手续）；

2010年5月返回黄岗山，过退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