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调查：贺氏姐妹及其家世探源

阳光文艺工作室

历史探幽——姐妹花：共同的起点，不同的选择，迥异的命运

前排右起：朱德、贺治华、郑太朴、张申府。后排右起：孙炳文、高语罕、章伯钧

贺治华出生地遗址，原为精致的木结构房，昔日风貌不复重现，此为他人在原址上修筑平屋。

（一）贺治华

贺治华（1903，实为1900年前后——1939），四川省开江县普安镇宝塔坝罗家堰（现名罗家院）贺家包（堡）人，原名贺厚瑜，号稚璠，开江县女子中学教员，朱德夫人，1922年由周恩来介绍于欧洲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的接待工作，1928年因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被顾顺章和陈赓带领的中央特科“红队”打伤，（媒体说被打瞎眼晴或打中额头系以讹传讹，笔者采访贺治华家众多高龄的邻里乡亲，其说法与贺治华的胞妹贺敬挥完全吻合，贺治华只是嘴受了伤，面部神经受损，嘴歪，常流口水，还有一处枪伤，子弹从眼间鼻凹处打进，子弹留在脑内，眼未瞎，头脑尚清醒，加之北伐战争中腿负伤，走路时脚微瘸，绰号“贺跛子”。）贺治华后来回开江，不问世事。贺治华与朱德育有一女朱敏（贺高敏/俊），与霍家新育有贺高英、贺高勇两女，回老家后，在生命的最后两三年，与一返乡团长同居（未结婚），生有一女贺高智。贺治华认丫环为义女，并为其改名贺高文。（贺高文后住普安镇仙耳岩村五块碑，已故。）1939年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因为土匪强占贺治华的房屋开赌场，共六个强徒堵住前后门，其中两个二话不说，进屋便将贺治华拉到贺家包老屋院坝当着贺高英、贺高勇和贺高智（当时年仅两岁）的面将其枪杀，子弹是从太阳穴打进的，贺家长工将其匆匆掩埋。事后匪徒恐吓贺高英不准给远在成都的贺敬挥等家人写信，否则烧掉房子。贺敬挥收到的信只是说贺治华得麻脚瘟去世了，强梁行凶杀人后直接将赌场开到贺家老屋去了。（关于贺治华之死，网络传媒众说纷纭，真假莫辨，说在国共合作抗日期间政治武装介入将贺治华杀害，是罔顾事实迎合斗争哲学，凭文艺想象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杜撰演绎。贺敬挥和贺家邻里都证实贺治华死于土匪枪下。而据笔者考证，贺治华有可能是被贺家包附近土匪头子潘孝平和绰号三结巴的詹学林打死的，他俩在解放后被镇反。）

宝塔坝

贺治华的出生地普安镇宝塔坝罗家院贺家包（堡），贺家老宅在大办食堂时（一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拆除

事略

一、开江之最

贺治华1903年（实为1900年前后）出生于四川省开江县普安镇宝塔坝罗家堰贺家包（堡），此地一望无垠，坦荡如砥，采风纳水，气象万千，是上天恩赐的一块富庶明媚之地，温柔缠绵之乡，堪称川东金银满钵，五谷丰盈的一个大粮仓。明代建筑的宝泉塔，像一柄利剑直插云霄，巍然耸立于一小山包上。宝泉塔下，人烟稠密，大门小户，皆重视子弟教育，诗书传家远，耕读继世长，文治武功，修身齐家，自小了然于心。方圆一公里之内的盈尺之地，孕育了众多知名人士，可谓山明水秀，洞天福地，人杰地灵，是造化之手镶嵌在川东大地上的一颗光华灼灼的璀璨明珠。

贺治华的爷爷叫贺贤俊，父亲名贺德全（号纯修），贺德全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时年三十多岁）丁酉拔萃科试选为拔贡，人称贺拔贡。受敬重耕读、尊师硕德的家风熏染，少年贺德全幼承家学，勤学慎思，腹笥渊深，十三岁（1893年，疑为1873年）应乡试为县学禀膳生（中秀才）。贺德全思想比较开明，在川东北四大名镇之一的普安场教过私塾，后进县城教书（见于开江县志），1912年全家搬进县城，住小南街。

贺德全曾被清政府委派为直隶州雷波外判（今大凉山），因为恨透官场腐败，未赴任。满清覆灭后，树倒胡狲散，清政府官员全跑光了，衙门内空无一人，开江地方便公推为人正派，德高望重的贺德全为城防司令保境安民，维持社会治安。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贺德全大任在肩，自感责任重大，不容懈怠。他殚精竭虑，与新宁县（开江旧称）首任县知事黄山民同筹共谋，全力以赴，兢兢业业毫无私心杂念操持政务，稳定了政局。时近一年，新任官员到任，便辞去了一切职务。贺德全在任时，政声颇著，当时拔庙乡匪患猖獗，每拿住苦出身的土匪押送县里，贺德全从不滥用刑罚对之进行肉体上的惩戒，更没有杀过一个人，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教育，然后放还回家。土匪对贺德全感激涕零，受其感召，从此敛身息影，秋毫无犯，放下刀枪，拿起镰锄，回归桑麻之乐，由是呈现“四方宁靖，县内大治”的清平可喜局面。贺德全以身作则，清廉自守，期间，他没拿过公家一文钱，连剃头的钱都回家自取。贺德全心慈面善，罗家堰的孤儿罗兴志九岁时父母父亡，贺德全收养了他，长至十六岁，贺德全又把他送往北京念书，后来罗兴志和贺德全的大女贺厚琼两情相悦，结为夫妇。

岁月漫漶，往事依稀，贺治华懵懂无知的童蒙时期的许多事迹因年代久远湮没无闻，已不可考。据她的妹妹贺敬挥回忆：“还是在罗家堰的时候，为了我们吃上水果，父亲买了几株果树苗栽在屋后，不料被人偷去，后来父亲把这个偷树苗的人找来，一同坐在屋檐下的长凳子上，慢慢向他讲道理，指出他的不对，轻言细语，感动了他，第二天便把树苗还了回来。”

1917年贺治华在邓锡侯手下任连长的二哥贺厚忠驻守眉山，贺德全一家便搬到了眉山（幺妹贺敬挥一人留成都女师上学），五四运动不久，全家又随贺厚忠迁至成都。贺德全1921年因脑溢血病逝于成都（享年六十多岁），1922年安葬于开江普安场附近的方家茔，朱德到开江参加了贺德全的丧礼（朱德另一次到开江是1926年看望转移到开江普安的泸顺起义将士）。在开江文庙（解放后拆文庙建县委大礼堂）的先贤祠里有贺德全牌位，牌位上写的是“孝廉方正”四字（先贤祠现已不复存在）。贺德全虽生于清朝，但是位具有一定民主思想的乡贤。贺治华深受父亲影响，打小在书香瀚墨的熏染下成长。贺母熊晶宇（1876——1962，开江县拔庙乡人，因感冒病逝于新疆石河子，葬于南山中级公墓）亦是贤淑明理之人，自己迫于时代的局限裹了小脚，却不让女儿缠小脚。她还把儿女们送进了为封建势力所不容的新式学堂，后来又送贺治华去国留洋。朱德对贺母甚是敬重，贺治华婚后不久，母亲从昆明回成都，朱德亲拟路线，希望贺母绕安南、上海转游一圈回成都，拿出一大笔钱作为盘缠，但贺母坚辞不受，径直从昆明返回成都。贺治华的大哥贺厚坤十六岁时中过秀才，在绥属联中教语文，后行医，50年代初死于开江。二哥贺厚忠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与朱德既是同学，又是好友，系川军邓锡侯部军官，1925年病逝于合川。三姐名贺厚琼，号孟玖。贺治华的妹妹贺厚玥，号季贞（大学改名贺敬挥），毕业于上海南方大学社会科学系，系中共早期党员。贺治华和贺敬挥在5兄妹当中为同父同母所生，其他兄姐出自大房蒋氏。

有文章曰贺治华的堂姐妹均出生富绅之家、豪门之第，其实不然，贺家到贺德全之前早已是几代单传，自贺德全始才人丁兴旺起来。贺德全年轻时候家徒四壁，相当贫寒，中秀才前，居住于父亲贺贤俊在普安场买的一铺面里，可谓蓬门荜户，正应了那句老话：“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直到在科举应试上出人头地，贺德全才靠“打会”凑得若干银钱，在贺家包买下一块地皮，筑造了五间没有院墙的木结构平瓦房，总算有了自己的栖身落脚之地。

贺治华和妹妹贺敬挥在两三岁时便由父亲授课，教习文化，读书认字。贺治华从小冰雪聪慧，天生丽质，聪明伶俐，机智明敏，她坚忍自强，学习刻苦勤奋，贺德全看到贺治华乃可造之材，心中暗暗自喜，特意买了整套《资治通鉴》类的书，让贺治华在书上圈点，在空白处作眉批，博古通今的贺治华灵思驱动如万斛泉涌，写策论汪洋恣肆，作诗赋词洋洋洒洒，曼妙多姿，才情横溢。

青年时期的贺治华学成归来，曾在位于东街水神庙的开江县立女子中学当教员（15岁时），其时恰逢西风东渐，思想开放，科学与民主之风盛行的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大潮之下，裹挟前行，她恭逢其盛，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成为具有现代思想范型的新女性。目睹民生凋敝、国族衰亡，她亦抱有革除弊政，追求光明，扫除历史阴霾的壮志雄心。作为民国缔造以来，全县第一个外出求学的知识女性，贺治华回归桑梓，服务家乡，到开江女学教书是当时一大盛事，受到锣鼓喧天、群情热烈的欢迎。

贺治华因为性格开朗，举止端庄大方，模样周正俊俏，当时被乡人赐予“开江之最”的雅号。

袁世凯当政时，袁的个人野心大炽，南北对峙加剧。他罔顾民意，倒行逆施，用一系列卑鄙阴谋的手段破坏国民革命之成果。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昭告天下，接受帝位，他龙袍加身，篡国登基，复辟帝制，以洪宪皇帝自称，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止民国纪元，立民国5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通电全国，拥护共和，反对帝制。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开江人民在同盟会元老颜德基等革命党人的领导下，高张义旗，讨袁护国。战事胶着，开江女学迫于混乱时局不得不停课罢学。

1917年，贺治华在眉州女学执鞭任教，两年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影响波及西南，眉州各界纷纷热烈响应，在声援大会上，一代才女贺治华代表女界上台演讲，呼倡民主与科学，鼓动革命与解放，当时眉山的最高军政长官邓锡侯也在会上讲了话，会后，邓锡侯对贺治华学问淹博表示极为钦佩，称她的讲话“内容丰富，自己感到惭愧”，贺治华因此名声大噪，引得贺治华二哥贺厚忠的好友朱德对其才貌倾慕不已，遂委托同学贺东候（顺庆府岳池县人）代朱德说媒提亲。

朱德、贺治华与德国留学生合影

朱德

留学哥廷根大学时的朱德

二、异国岁月

1920年冬，贺治华在云南省盐津县城老鸹滩与朱德完成婚典，喜结良缘。婚后朱德夫妇住在朱德友人贾森莹位于盐井镇坪街87号的一栋两层楼的木结构四合院里，系贾森莹的私人寓所。不久，贺治华母亲随朱德夫妇到了昆明。完婚后，贺治华脱离了教育工作，没再教书，后来去了南京。

1922年9月上旬，朱德偕贺治华与孙炳文、房师亮、章伯钧、李景泌等十多位友人同乘法国“阿尔及利亚”号海轮离开上海到法国，由法国转道奔向马克思的故乡德国。这一批为寻求救国真理，远渡浩淼重洋去欧洲学习考察的爱国者，望着茫茫大海，思绪万缕，如潮汹涌。轮船在阴风怒号，茫无际涯的大海上艰难前行，驶越印度洋、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在法国马赛港登陆靠岸。这年10月，朱德夫妇抵达柏林，拜访了住在坎特大街（康德大街）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总负责人周恩来，并和周恩来一起访问了张申府。之后，贺治华和朱德在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并于该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贺治华到德国后，参加了德国工人运动，并将原名贺厚瑜改为贺治华。贺治华留德期间被德当局逮捕入狱三次，一次是五卅运动期间，另外两次是因议会的事。

朱德与贺治华1923年5月4日先住在哥廷根文德·朗特路88号，房主为参加过第一位世界大战的德国陆军旅长，是位男爵。1923年10月1日到1924年12月21日朱德夫妇迁居位于哥廷根城东环境清幽、绿树成荫的普朗克街3号，该寓所是一座红砖砌成的两层德国老式楼房，顶端有一间阁楼，下有地下室。这座建筑当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房主勒德曼出任过驻锡兰（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外交官，朱德、贺治华住在房东二楼左侧的两居室里，他们在此住了一年两个月零二十天，直至1924年12月21日迁出哥廷根回到柏林。

现在哥廷根档案馆还保存了一些朱德留学期间的资料和照片，其中最珍贵的要数朱德的登记卡。卡上登记了“姓名：朱德”“出生地：四川省”“国籍：中国”，以及朱德从最初住址搬迁到普朗克街3号等相关信息，左下角还附上了朱德和妻子贺治华的证件照。

1925年，因为朱德参予了在柏林爆发的中国留学生申援五卅惨案，占领中国驻德大使馆事件，朱德和贺治华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这时，贺治华已身怀六甲，有孕在身，根据党组织安排，他们横渡波罗的海到苏联学习军事和政治，贺治华被妥善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农庄待产。1926年4月18日，贺治华在莫斯科生下女儿朱敏，朱德喜出望外，心舒气畅，忍不住痛饮了一番。为纪念四十岁得一千金，朱德为女儿起名“四旬”。贺治华嫌此名土气，另起了一个洋气的名字“菲菲”。

贺治华在德国期间，与朱德共同学习，共同参加革命活动，但她的思想情感发生了变化，及至苏联，贺治华嫌弃朱德过于憨直实诚，不懂浪漫，婚姻濒临破裂。据张国焘夫人杨子烈说，时任东方大学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将朱德和贺治华分开，让朱到外地接受军训，贺治华对罗亦农的做法深为不满，心生仇隙。之后，罗亦农归国。新任旅莫支部书记刘伯坚牵线搭桥，让贺治华和一个姓雷的同乡（南充人雷定琨）生活在一起。朱德受训归来，与贺治华旧情复萌。雷定琨一气之下，和上海一名纺织女工缔结了婚约。

1926年5月，中共中央调令朱德回国，利用过去身份和关系去做四川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虑及国内环境，朱德强忍离别之痛，让妻子贺治华和女儿朱敏暂居苏联。朱德给贺治华留下了充足的生活费，备齐了她们母女基本的生活用品。离别在即，他难过得流下泪来，把女儿抱在怀里亲了又亲。他对贺治华说，日后局势稳定一点，就接你们母女回国团栾。

朱德回国后，贺治华留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政治系继续深造，这时，在刘伯坚的撮合下，她叛离了与朱德的婚姻而移情别恋，以早期革命者的罗曼蒂克和追求个性解放与独立自由的精神逾越出婚恋框定的轨道，爱上了从法国前往苏联学习的革命青年霍家新（兴）（四川成都人），并和他结了婚。前苏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显示，在档案全宗号530，目录号2，卷宗号1里，载有1925年9月4日中共旅莫支部的一次会议记录，内容是决定西欧同志的去留问题，其中留在东方大学读书的，第一人便是霍家新，第15人是贺治华。

（留东方大学者：霍家新 陈声煜 王成荣 田愚甫 金百溶 熊正心 徐寿松 王学步 徐有富 阚尊民 李畅英 向培嘉 彭鸿章 袁彻 贺治华 杨载鲲 潘锡光 雷定琨 林修杰 资道琨 张贵源 刘傅锰）

据朱敏说，1927年夏天，贺治华让妹妹贺敬挥从成都风尘万里赶至中苏边境，将女儿委与母亲和妹妹抚养，自己仍然滞留国外。而据朱敏姨妈贺敬挥回忆，贺治华是在1926年底奉党指示回国，到达武汉，贺敬挥在朱敏十个月大时，到武汉将朱敏接到成都。贺治华在老家被土匪枪杀后，又是贺敬挥赶回开江，将贺治华与霍家新的两个孩子以及在开江生的贺高智接到成都抚养。贺高英、贺高勇之所以修习艺术，是因为贺敬挥养的孩子多，负担重，而当时的艺专不交学费还包吃管住。

（资料）

1923年5月至9月，朱德、贺治华夫妇在德国哥廷根文德路88号的寓所，房主是一位男爵，也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将军。

哥廷根普朗克街3号

（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季子、莘农[1]同志：
　　我前一星期两函，谅已收到。转托中国代表 （驻莫的）[2]一封介绍信，往德共总部，使我加入他们的军事组 （此事可能否）研究数月，即来莫入东方大学[3]，再入赤军[4]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此种计划，在莘农同志留德时已定，我始终竭力办此事，均未有效。去冬欲偕莘农同志往莫，莫方以额满为拒，德组[5]为申送事，逼得治华[6]出党。今岁法组[7]送五人到莫，接任卓宣[8]同志函，法组送四名，德组送一 名，熊锐[9]或朱德前往。那时我已准备来莫，后又未果。似此种种困难情形，看来或是我党员资格太差，或是我行动太错，不能来莫研究，或同志中有不了解我的，说我是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终不能做一个忠实党员的吗？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相的人，决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我现在决心两月以后即动身来莫，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10]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治华倘然与我同来，惟住房子的问题是不容易的。如不许我入校，那就要请你们帮我觅得住处，我一定要来。如以后不能住了，我即回中国去，专为党服务。以上所问，请你俩不客气地、爽爽快快地答应我。或可能入校，或可能租房自住，二者必求得一，我心即定了。莘农同志何时归国，亦祈示知。此间数月来，为民党[11]工作及改组学生会[12]运动，颇生趣味，亦收点成效，惟荒了我们的主义研究，亦属可惜。我正月移居柏林，专为民党活动，经理报务，也印出一小本 《明星报》[13]来。对外发展是很困难的。专此作为革命的敬礼。
　　旅莫诸同志统此问好。
　　朱德顿首
　　三月七号

　　注　释
　　[1]季子指李季，莘农指陈启修。是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
　　[2]中国代表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3]东方大学，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二一年创办于莫斯科。它的任务是为苏联东方各共和国培养干部和为帝国主义殖民地、附属国培养革命干部。三十年代未停办。
　　[4]赤军指苏联红军。
　　[5]德组即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旅德支部。
　　[6]治华即贺治华，又名贺稚华、贺稚璠。
　　[7]法组即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旅法支部。
　　[8]任卓宣，一九二三年时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一九二七年被捕后叛变。
　　[9]熊锐，当时在德国留学的中共党员。
　　[10]莫组即中国共产党旅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

　　① 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赴德国留学。同年十一月，在柏林经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朱德为赴莫斯科学习写给季子、莘农的信。[11]民党即国民党。[12]学生会指中国留德学生会。[13]《明星报》指朱德主编的油印周刊《明星》。）

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学主楼

三、走上歧路

1926年底，组织上安排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回国，奉调到“红都”武汉，以共产党人的身份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贺治华受党委派，到唐生智的国民革命第八军的军官训练班任政治教官。贺治华参加了北伐战争，会打双枪，骑术精湛娴熟。1927年初转战河南，湖北一带，和吴佩孚，张作霖打仗，在郑州附近侦察时负伤，脚留有残疾。

大革命失败后转移上海，在上海新闸路机关工作，住的是一间大洋房。一说是爱文义路望德里的1239号半（即现在的北京西路1060弄的银发大厦），系石库门，有前后两道门，便于出逃，且所有建筑一模一样，不易辨认，因此作为中共中央秘密联络点。贺治华夫妇住楼下，楼上为中共组织办公、开会、接头的地点。据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维汉回忆：“贺治华夫妇原来在瞿秋白那儿住机关，瞿秋白住在楼上，他们住在楼下，伪装成二房东，晚上两人总是吵得很厉害，这样就把他们调到新闸路看机关了。”当时，贺治华是中共中央妇委委员，中共的早期档案中，有一份1927年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名单，其中邓颖超是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杨之华、李文宜、贺治华、周秀珠是妇委委员。【注：通行资料引述有误，当时书记应是杨之华，1925.10--1927.05杨之华代书记，1927.05—1927.11书记，邓颖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是在张金保之后，即1928.11--1932期间，该文件可能指邓颖超当时为副书记。】在上海，贺治华与邓颖超、蔡畅等结拜成中央妇委“八姐妹”。贺治华年龄排行第四，人称四姐（大姐杨之华，二姐蔡畅，三姐李文宜，四姐贺治华，五妹邓颖超——笔名伍美，六妹朱玉如，七妹王根英，八妹庄东晓，另一说法是大姐杨之华，二姐蔡畅，三姐李文宜，四姐贺治华，五妹邓颖超，六妹杨子烈，七妹朱玉如，八妹庄东晓。按年龄蔡畅最大，但杨之华是中共中央妇委最高领导，故蔡畅谦之）。贺治华的丈夫霍家新则被党组织委派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的秘书。

贺治华夫妇回到国内，迷恋大上海奢靡的资产阶级生活，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东亚大都市让他们目迷五色，慢慢的忘记了初心和使命。一个革命者从充满理想和幻想的革命道路渐入迷途，是有着它思想蜕变和生活嬗替的清晰的逻辑，在其生活演变的历程中有迹可寻，并给后世者提供参照与警醒。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贺氏夫妇如大江入海，混杂于三教九流，他们拿着和当时中央领导人一样多的每月二十多元的生活费用，时常出入于舞厅酒楼，在纸醉金迷的世界里自由挥霍，这区区二十余元，对于他们来说犹如沧海一粟，杯水微澜，因此月月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潜滋暗长，使他们如入魔境地痴迷布尔乔亚歌舞升平的夜生活而忘情不舍，欲罢不能。贺治华与霍家新经常忘记时辰，外出晚归，不遵党内秘密工作的组织纪律，多次受到罗亦农严肃、尖锐的批评，因而对罗心有芥蒂，怀恨在心。贺治华掌握大量党内机密，遂与租界当局静安寺的巡捕房接洽，向一位帮办（在舞厅认识的英捕头洛克）交涉，要求用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换取出国所需五万美元和护照，租界当局立即爽快答应，贺治华和霍家新首先抛出了罗亦农，报告了罗亦农的地址。

1928年4月15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原主任罗亦农约邓小平和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吴鬃（一说是卢福坦）到戈登路中福里的中央机关处谈工作，结束后，为不被敌人注意，邓小平先行一步。邓小平出门后，习惯性地向不远处的暗哨看了一眼，惊讶地发现扮成鞋匠的暗哨向他做了个危险的动作。邓小平迅速回望身后，结果发现英国巡捕房的洋侦探已走进他刚刚走出的大门，罗亦农和吴鬃已无法脱身，被巡捕带走，邓小平急匆匆汇入人流离去，幸运地逃过一劫，前后只差一分钟。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同志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邓小平立即报告了周恩来。罗亦农被捕后，周恩来等中央特科的领导人万分焦急，当日周恩来立即召集特科的陈赓等人开会，通报了这不幸情况。听完周恩来介绍的情况，陈赓等人立即断定，贺治华和霍家新是叛徒。周恩来神色肃然，以他惯有的富有磁性的嗓音说道：“当初我也曾做过这种判断，但是同志们，请你们负责任地想一想，这件事关系到霍家新和贺治华两人的政治生命呵！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会上，周恩来指示陈赓：一、通过内线查明真相。二、立即将霍家新、贺治华转移到安全地方，并严加监视，但不要惊动他们。

为营救罗亦农，也为避免革命进一步遭受损失，周恩来、陈赓等决定要找到告密者。陈赓想到了在调查科工作的内线——英、法租界巡捕房顾问杨登瀛，因杨跟兰普逊关系比较好，由他出面比较合适。 杨登瀛接到任务，立即行动起来。他仔细考虑之后，认为自己现在正式身份是调查科的人，利用这个身份出面既显得光明正大，又能借此实现自己的目的。经过杨登瀛对兰普逊的大量工作，终于得知叛徒就是霍家新和贺治华夫妇，而且还打听到贺治华之所以要价五万美元，是因为她手中还握有一张300多人的共产党人名单。出卖罗亦农只是贺治华夫妇取信于巡捕房的一个筹码。为避免给革命造成更大的危害，必须尽快惩治叛徒，夺回名单。

中央特科决定由顾顺章、陈赓带领，尽快惩治叛徒，保护党组织。对于惩治叛徒的过程，1928年4月26日《新闻报》报道称，这日“上午七时许，其家所雇乳媪吴刘氏，因贺氏夫妇业将起床，正并坐床上阅报，乃手提水壶，开门出外，往附近老虎灶买水……迨乳媪买水归来，则见有四人已经入门，穿本国装者三人，直奔楼上；西装者一人，禁止其行动，初尚以为遇盗，不敢声张，维时只闻该屋后门忽大放鞭炮无数……无几何时，三人下楼，偕另一西装者出门扬长而去。吴刘氏惊魂甫定，遂上楼观看，见贺嘉兴（即霍家新）及其妻……均已倒卧于血泊之中”。《申报》《新闻报》均报道，事发地在霍家新和贺治华的新居，法租界蒲石路178号二楼（今长乐路），房子的房东是一个叫夏禹奎的山东人，当时霍家新自称是汽车公司买办。

罗亦农

四、结局

在中央特科行动科的锄奸行动中，贺治华并没有死，只是打伤面部伤及嘴角，给国民党送到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抢治。本来红队还要到医院干掉贺治华，但由于国民党特务看守很严，没有机会下手，再加上党员名单已夺回，贺治华已难作祟，只得作罢，饶她一命。贺治华伤愈后，回到四川开江，委身他人，从此远离了大革命的惊涛骇浪，风风雨雨。

附：评述

杨子烈（张国焘夫人）的《往事如烟》一书中说，贺治华生得的确妖娆，柳眉杏眼，怒中带笑，愁中见喜，见了周恩来、罗亦农等高级负责者，热得像团火。

张国焘回忆录记述：

当天晚间，项英回来又告诉我们，罗觉的被捕果然是由于奸细告密，而且牵连极广，据捕房的消息，今早有一个能说德语英语的漂亮女性，自动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负责人告密；她自谓她手中有三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数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人物；只要捕房答应给她一张出国护照和五万元美金，让她到她所愿意去的国度，并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交出来。她愿意先报告出罗觉的地址。要捕房立即去逮捕，以证明她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此后，双方再履行条件，完成这桩买卖。捕房依照她的话行动，果然抓住了罗觉。

项英还说到捕房如有逮捕同志的行动，中央大致能在半小时之前获得消息，因而避免了不少的损失，但这次罗觉的被捕，事前毫无所知，现在中央已经查实了，那个告密的女人，便是贺芝华；正在设法将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夺回来，并消灭这个告密的“口”。我听了项英这个惊人的报告，曾慨叹的向他追述一段关于邓演达、章伯钧等在武汉时期怀疑贺芝华的忠诚，甚至企图将她当作张作霖的侦探来枪毙的往事。可惜周恩来没有接受我的忠告，仍然信用何家兴、贺芝华这对宝贝夫妻，以致酿成今天的大祸。

第二天一早，项英出去活动了。我则仍留在他那里，等候消息。不久，项英回来很高兴的告诉我：“何家兴和贺芝华已被解决了，今早顾顺章指挥几个行动人员，到他们的寓所去，他们尚在睡觉。行动人员掏出手枪，逼他们将名单交出。名单到手之后，就在门外的爆竹声中，将这两个叛徒枪毙了（其实后来证明贺芝华只受重伤，经捕房送医院治愈，不过她没了名单已不能作崇，而返回四川乡下去了）。

注：张国焘的叙述有误，需要厘正，是一对（两张）护照，而不是一张。

郑超麟回忆录记述：

“周恩来曾来公寓看我们，我从他得知亦农是被霍家新夫妇出卖的。这一对四川人本住在被破获的机关楼下。贺子华原是朱德的爱人，曾跟朱德去德国读书，漂亮，聪明，能说几句德国话。朱德和她分手后，她经过莫斯科回国，爱了从法国来的霍家新。”

“亦农事情发生后，党内的情报机关立即从巡捕房打听到是这两夫妇告密的。恩来出去不久，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了今日法租界发生的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了，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

郑超麟曾经回忆，就在罗亦农遇难前不久，罗亦农曾请上海的很多共产党领导人吃饭（罗亦农和李文宜婚礼），其中就有贺治华，瞿秋白当时的夫人杨之华问了贺的姓名后曾对贺说：我们俩的名字是一样的。

李维汉回忆：

文化大革命初，“造反派”怀疑罗亦农的牺牲是我设的圈套，是我的一个阴谋，要我交代，把过程都讲了，以后没有再追问过。但他们进行了调查，后来告诉我贺治华还活着。

据《邓颖超传》载，贺治华后来回到四川老家，又嫁了人，在解放前病死。

“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大家要聚餐一次，时常不离伴的，大概是叔隐、太朴、师亮、朱德夫妇（贺治华，朱德的第三任妻子。著者注）和我。”

——高语罕《九死一生》

朱敏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说：“我常常怨恨母亲：她为什么不要我？不抚养我？不给我母爱？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弃我而去，甚至叛离了我的爹爹，是为了追求与爹爹的信仰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在这一点上，我作为女儿，是不能原谅她的。”

贺治华的埋身之地是由原大队主任（即村主任）潘学汤指认

贺治华墓

（二）贺敬辉

贺敬挥（1905一1987），四川省开江县普安镇人，中共早期党员，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开创者之一。

左起：贺高洁、贺敬挥、朱敏、贺母（60年代初病逝于新疆石河子）

事略

贺敬挥（辉），原名贺厚玥，1905年出生于四川省开江县普安镇罗家堰（现罗家院），1912年在开江女学上学，读了四年初小，一年高小，即于1918年在成都考上女师，录80名，贺敬挥考取第三名。1921年初在万县教书，寒假回开江，贺治华来信力促贺敬挥去南京上大学，以增广见识，开阔眼界，将青春之生命汇入时代洪流。风云激荡，大潮奔涌，受贺治华殷切言辞之鼓舞和革故鼎新大变革时期新时尚、新风向的影响，一缕微明的光辉穿透时代的藩篱和欲启还遮的帏幔，映照进了温婉如玉的少女纯净无瑕的星空，贺敬挥求知上进、救国为民的初心萌动，毫不犹豫地于1921年底启程，离川赴南京求学，用真知和新知丰富自己绚丽的人生。正当此时，姐夫朱德脱离滇军，为逃避唐继尧的追杀，决定出川寻求救国真理，1922年夏赴上海绕道南京，专门探望了贺敬挥，并会见了留居南京的云南讲武堂教官李鸿祥先生。不久，贺敬挥到上海念书，毕业于上海南方大学（校址在戈登路，即江宁路）社会学系，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与向警予、杨之华发起成立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负责宣传工作。1925年与杨之华创办《中国妇女》杂志（旬刊》。在上海期间，贺敬挥与陈独秀、沈泽民、李达、杨之华、王会悟、夏之栩、沈雁冰(茅盾)、邵力子、陈望道等人，为妇女刊物撰写了大量文章，呼倡妇女解放运动。在向警予的直接领导下，贺敬挥开办过长达一年多的工人夜校。贺敬挥在上海参加了五卅运动，她与阳翰笙（欧阳本义）、何秉彝、李硕勋四人作为在沪学生被推选为四川学联代表参加中华学生全国联合会1925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七次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后定居成都，抚育女儿贺高洁与朱德女儿朱敏（贺高敏），大革命失败后从事地下斗争，做四川上层统战工作，1935年为重庆《民众日报》副刊主笔。抗战期间，贺敬挥与周源江领导了四川妇抗会的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被国民党警察和特务秘密绑架，想从贺敬挥口中套出朱敏是朱德之女的真实身份，贺敬挥一口咬定朱敏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贺飞飞，经多方营救，贺敬挥得以出狱。贺敬挥与中共党员、《建设晚报》社长、成都华阳人王伯杰结成革命夫妻，生有一子贺高静。

逸事

贺敬挥在开江女学上小学时，当时女学校长是县知事帮审赴任时带来的表妹，凭着连带关系而委以重任。该校长不学无术，既未在大庭广众之前发过言，也未讲过课，办行政也不行，能不配位，尸位素餐，把当学生的给耽误了。正所谓“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贺敬挥见此情形，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她任意挥洒，写了一首讽喻的打油诗贴在城门上，继而恣意勇进，甚至将它贴于衙门的府墙之上。诗的大意是说猫是逮耗子的，狗是守夜的，而有的人连猫狗都不如，人在其位，不谋其政，不称其职。于是第二学期，这个校长便卷裹铺盖、打包行李回乡了。可见昔人尚知廉耻，而今人不然。

（申报●1925.03.30）

南大之追悼会

南方大学昨日上午举行追悼孙公大会，学生及教职员到五百余人，来宾有叶楚伧等。闻会情形如下： 　　会场设该校大礼堂，四周满挂挽联、祭屏，中设灵座，从孙先生遗像，绕以花圈，座前遍陈鲜花及先生遗嘱。九时开会。全体缠黑纱，鱼贯入场。首由司仪宣言开会，继由主席殷芝龄致词，略谓：孙先生革命功绩，大众尽知，他为民众牺牲精神，无人不佩服。我们追悼他的意思，是他伟大工作尚未完成，我们先须普及民众教育，然后灌输他主义于民众，以完成他伟大工作。次全体向孙先生遗像三鞠躬礼。周玉麟读遗嘱，范少刚读祭文。又次全体静默五分钟，继放先生演说留声片。教授李石吟、汪英宾，来宾叶楚伧，学员徐长颖等，相继演说。末由贺敬挥、宋亚英女士等分发孙先生遗像暨该校追悼特刊，乃散会。

附文：

关于朱德去苏联学习的背景资料

杨奎松

根据目前已见的有关朱德的传记资料，人们几乎无法了解朱德早年在莫斯科学习的情况。史沫特莱根据朱德回忆撰写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及他在苏联学习的情况；《朱德年谱》中，关于朱德去苏联学习的问题也只有寥寥几句话。笔者偶然在原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查到了一些有关朱德从德国前往苏联学习的资料，现简单介绍如下，希望能够对读者了解朱德早年在苏联学习的情况有所帮助。

朱德为什么去苏联？

早在1924年秋天前朱德就提出了去苏联学习的愿望，但由于朱德当时担任中国国民党驻德国支部的执行委员，并负责组织工作，一时没有可能得到中共留德组(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为中共留法德组，旋又改为中共旅欧支部)的批准，离开德国前往苏联学习。朱德之所以突然被批准去苏联，严格地说，并不是他的学习要求得到批准，而他个人的去留也并非因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委员会批准”。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促成了他的苏联之行。

其一，自国共合作以来，中共中央经常感到国内干部力量的严重不足，因此曾多次要求中共旅莫支部和旅欧支部选送在国外学习的党团员回国工作。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时期，此时中共中央更加意识到人才之缺乏，因而接连致信共产国际和中共旅莫支部，要求立即从西欧派遣50人，并将在莫斯科的所有没有问题的党团员，全部派回国来。旅莫支部担任训练组织工作的袁庆云曾这样说明当时的情况：“在上海事变发生以来，中央命令由西欧派遣五十人及莫斯科全部开拔回国工作，我们接到此命令便把不成问题同志六十人派遣回国，其余有正式工作或有病者尚留此间。”①当时关于旅欧支部的人员调动，旅莫支部也专门发出信函并提出应该派遣回国的50人名单，要求旅欧支部迅速落实。旅欧支部接到旅莫支部的来信之后，立即于6月间召开会议，决定派60人回国。②显然，朱德之所以能够去苏联，并不是旅欧支部同意他去苏联学习。

其二，朱德之所以能够去苏联，又纯粹是由于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第一，根据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萧朴生的介绍，可以清楚地了解，朱德的名字最初并不在旅莫支部提出的回国人员名单上，而且因旅莫支部的来信未说明这是中央的命令，加上“当时旅欧团体实在不满意旅莫支部”，旅莫支部提出的名单中又有许多是已经退党退团的，甚至搞错了名字的，以致使旅欧支部发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旅欧支部没有接受旅莫支部的名单，而是根据自己的了解决定了派遣回国的人员名单，这其中就有朱德。萧朴生明确说：“朱(德)、贺(治华)之决定，是由旅欧(支部)决定的③。第二，朱德之所以会被选中回国，自然不是因为当时的工作不再重要了，而是因为朱德在6月18日德国共产党人发起的声援中国上海“五卅”运动的集会上被捕，两天后虽被释放，却被吊销了护照，难以再在德国继续工作。因此在6月下旬旅欧支部第一次具体讨论欧洲回国人员人选时，上了旅欧支部第一批回国人员的名单。④

朱德怎样留在了苏联？

既然朱德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从欧洲转道苏联回国工作的第一批旅欧支部的成员，那么为什么在到达莫斯科之后又留在苏联学习了呢？说起来这也是一种巧合。

第一批旅欧党团员于7月到达莫斯科后，即在旅莫支部的安排下休整、参观，等待第二批留俄回国人员的到来，准备一同回国。但不料“随西欧同志来到，中央命令其余留俄不忙回国”，⑤结果待8月上旬和8月中旬后两批旅欧回国人员到达莫斯科后，这批人员究竟如何安排一时竟成了问题。

还在8月上旬，当第二批旅欧回国人员到达莫斯科之后，留欧回国人员已经在旅莫支部的参预下，组织了党和团两个执行委员会对归国人员进行管理。旅莫支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刘伯坚、武胡景和穆清等参加执委工作，朱德被选为执行委员，同时兼任党的六个小组中的第六小组组长。⑥

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从德国来到莫斯科，旅莫支部决定对其开展宣传影响工作。朱德因在德国与邓演达曾有过工作关系，也接受了这方面的任务。从档案记载看，旅莫支部的这一工作安排是这样的：“(刘)伯坚与他谈唯物史观，朱德谈旅莫团体精神及来莫后感想，(武)胡景与他谈阶级斗争，家辰解释俄国现状，穆清、(周)唯真、林蔚亦乘机宣传并给他一份上海事变提纲”。⑦

当然，这里应当说明的是，朱德等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工作，是“武装训练”。实际上，这就是旅莫支部提议，并得到苏联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的留苏学生的暑期野营活动。这种带有军事训练性质的暑期野营活动，是苏联学生，包括中国留苏学生暑期的一种固定的安排。但对于朱德等人来说，这种短时间的训练，则具有更特别的意义，因为旅莫支部安排的这一训练，在相当程度上还带有对这些回国人员进行各方面能力考察的内容。⑧

8月中旬，萧朴生带第三批人员到达莫斯科。此时到达莫斯科的计划回国的旅欧党团员，连同萧朴生已经达到61人。考虑到多数人一时不必急于回国，并且许多人还需进一步进行有关的学习与训练，因此，鉴于暑期即将结束，旅莫支部正式向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开设一个一年期的学习班，并由军事学校教员开办一个实际工作短训班，以便培训从西欧来莫的这批人员。

同时，考虑到这三批来莫人员，各方面情况相差较大，有些岁数较大，有相当一些不大识字，也有一些具有相当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因此，旅莫支部对这61个人根据个人情况作了安排，有的回国，有的去东方大学，有的则进行短期的实际工作的培训。朱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旅莫支部决定留在苏联学习的。

朱德是在东方大学学习吗？

关于朱德等人的去留问题，是在1925年9月4日旅莫支部的党部会议上正式决定的。这次会议的议事日程是“决定西欧同志的去留问题”。会上袁庆云代表旅莫支部解释了对于欧洲回国同志下一步去留问题的安排和考虑。他说：对于西欧来的同志，旅莫支部经过与共产国际协商，决定采取三种办法，“1、送一批人回国，有作用的人或年龄较大者；2、留一批人往东大，认识浅和行动未团体化者；3、留一批人学一短时期者，这些同志在俄经过短时期的训练有进步，但有两种缺点：一组织能力欠缺，二不知道作秘密工作。留短时期的同志可派到工会或其他组织学习，在短时期可以学习军事操及秘密工作。”⑨

对于61人的安排，名单公布是这样的：⑩

一、回国者(分为两部分)

派回国工作者：孙炳文 陈发兰 帅本立 史光庆 萧朴生 熊季光 曹鲁东

由红色救济会送回国者：白立贵 郭成昌

二、留东方大学者：

霍家新 陈声煜 王成荣 田愚甫 金百溶 熊正心 徐寿松 王学步 徐有富 阚尊民 李畅英 向培嘉 彭鸿章 袁彻 贺治华 杨载鲲 潘锡光 雷定琨 林修杰 资道琨 张贵源 刘傅锰

三、学习实际(秘密)工作者：

邱少元 朱德 唐兆尼 武兆镐 房师亮 彭仲英 宋得里 杜基祥 王德林 李为栋 贺学礼 秦治谷 谢陈常 卢政纲 周唯真 林蔚 魏裔真 颜克玲 丁宝珍 沙居光 王佩璜 欧阳钦 钟汝梅 南炬焜 左纪常 焦海 郑家康 徐增生 奚佐尧 蔡疾呼

通过上面公布的名单，可以清楚地看出，派回国者有9人，其中除两人因岁数较大外，萧朴生、孙炳文等7人被认为工作能力较强，回国后在工作上“有作用的人”。留东方大学学习为22人，这些人在旅莫支部看来是属于“认识浅和行动未团体化者”。朱德是被安排在第三部分人当中的。这一部分有30人，是被认为经过短时期训练有进步，但在组织工作及秘密工作方面尚有不足者。这些人的任务，是留在苏联一短时期，专门学习军事及秘密工作的方法。而不是有的著述所说的被安排到东方大学，“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地理”。

关于朱德参加实际工作训练班的情况，《朱德年谱》一方面说朱德于1925年下半年在东方大学“学习了几个月”，一方面又说朱德进入莫斯科郊外的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六七个月”，这显然是有误。朱德等人自9月下旬正式参加实际工作训练班学习，到第二年5月初决定回国，前后只有7个月的时间，这一段时间自然只能是在实际工作训练班中学习，而不可能再去上几个月的东方大学。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⑧⑨⑩ 原苏共中央档案馆档案，全宗号530，目录号2，卷宗号1。

④ 原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全宗号530，目录号2，卷宗号5；全宗号530，目录号2，卷宗号1。

⑥ 另外五个党小组长是：第一小组长彭鸿章，第二小组长谢陈常，第三小组长林修杰，第四小组长邱少沅，第五小组长卢政纲。

《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罗兴志传略

罗兴志（1881.11—1974.9.20），号立吾，开江县普安场（今宝塔乡）罗家堰村人，是前清四川提督罗思举的第五代后裔。6岁时，父母双亡，弟兄3人均赖兄长罗兴恕抚养。兴志童年，入贺德全（拔贡）家读书，贺见他天资聪颖，资送成都优级师范深造。1912年毕业后，任四川陆军小学堂教官。1915年任绥定联中校长，后因军阀迫害，逃匿他乡，进入政界，先后受任四川省督办秘书、武胜县知事（民国十四年）、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军部政务视察员、四川省主席邓锡侯的机要秘书等职。

罗兴志平易近人，凡同乡赴成、前求学或谋事，均尽力相助。或介绍工作，或资助学费，深受绥属七县同乡称道。他提倡男女平等，早在清末民初，力阻女孩缠足、穿耳，鼓励女孩勤奋学习，独立自主，不依附男人，因而罗氏女性较早走入社会，或任教，或从公职。

他得成都中华书局经理胡浚泉的赞助，在达县开设分店，出售书籍文具，拓宽学生知识。3年后，受地方反动势力所逼，与王维舟、陈志学、熊开文等人潜移他乡。罗兴志避难北京，经叔父罗春士介绍公职谋生。

罗兴志就读于成都优级师范时，适同乡陈志学、熊开文亦留学成都。时逢四川铁路结算，开江股款有余资银300多两。罗力赞陈志学的提议，将此款移建同乡会馆。

解放后，任四川省文史馆员，时年逾古稀，仍勤于清理古籍。后加入民盟。1969年3月，不幸被自行车撞伤，卧病五载，1974年9月20日逝世，终年86岁。

注：罗兴志乃贺治华与贺敬挥的姐夫，传略系开江县志所载。

普安镇一角



 颜德基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