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大方

母亲徐曼，于1926年4月8日出生于江苏响水，今年九十周岁了。
去年四月份，父母一实一虚共度九十华诞。全家祖孙四代齐聚青岛，同襄盛事。
以下这篇文章是母亲在当时准备的讲稿（未讲）的基础上完成的。（有删减）
母亲做人低调，很少谈及自己的经历，这是第一次较为详细地向我们这些子女儿孙们讲述她的一生。读来令人感动不已！
母亲的文风朴实如清风明月，文字细腻如小桥流水，情感真挚如细雨春风，她的经历是那个大时代的缩影又独具个人特色！
九十岁的母亲，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行动敏捷，眼观天下、胸怀慈悲，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她是核心，是定力，是老宝贝，她是我们的女神！
借此纪念母亲九十大寿！

九十话沧桑——徐曼
1931年9月18日，日寇侵占了东北三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开始。不久我大哥和表哥方立凡分别从上海和延安归来，在家乡开展革命活动。成立学校培养青少年，学校自己编写教材，授课，还学习马列毛著作，教唱抗日歌曲。除了学习外还挖防空洞，预防敌机轰炸。在这些教育启发下，同学们同仇敌忾，树立抗战到底的决心。1938年从上海来了一批青年（抗日救亡歌咏团），有冯国柱，陈飞等人，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叫段芳。有时候和我一起玩，一起住，有时他们外出我还为他们收藏文件。
1939年农历正月十一，春节刚过，日寇侵占了家乡响水镇，我们全家逃亡到外地。不管住到哪里，我家都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点。我除了参与接待来往人员外，还要照顾我父亲。他中风后遗症，行走不便。他从同情资助抗日和地下党，到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后来建立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专区、县的参议会组建，为我党做了大量工作。他不顾自己的病体全身心地投入，直到病重不治于1943年春与世长辞。丧父之痛对我打击最大，但他留给我的热爱祖国、克己奉公和对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使我受益终生。

1940年春，日寇对苏北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我们全家根据县委提议又回到了原籍（敌占区）。1943年春，我父亲去世后不久，我就离开家乡投身到战斗第一线。参加地下党情报小组，收集敌伪情报。1943年6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情报小组在潘庄一带活动，我在五叔家住，我们小组的聚集点就在五叔家（开明绅士）。小组成员有：徐坚（负责人配有短枪），徐沁泰，王一亚，曹恩明，徐彬（徐楚泰），苏斌（徐锡静），加上我一共七八个人。除了王一亚外，其他人都是中共党员。潘庄七叔家办了一个小学堂，有本家尔泰兄（坤云的父亲）任教。我们白天上学晚上活动。后来敌人知道潘庄一带有地下党在活动，开始怀疑我们，就从外地调来几个三青团员。他们都是本地人在外地上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到这个学堂上学，来监视我们。每当我们晚上开会时，用打纸牌作掩护。一听外面有狗叫声，大家就拿起纸牌吆吆喝喝，声音很大叫外边人能听到，和敌人斗智斗勇。1944年6月，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暴露，县委决定我们小组尽快撤出敌占.区，回县另行分配工作。小组研究分批走避免引起敌人注意。决定我和曹恩明，徐彬三人先走，定在第二天早上四点集合。因徐彬未按时到达，我和曹恩明带一个孩子，加上人力车夫四人，当天赶到双套到县委报到。我们离开第二天其余的几个人都被伪.军逮捕，还有我小哥徐峰(他不是我们组成员)。没过几天，徐坚，徐峰两人逃出，其他几个女同志在牢里又骂又闹，敌人拿不出真凭实据，又迫于外界舆论压力，只好把她们都放了。

我们到县委组织部报到后，参加全县积极分子大会，而后我被分配到滨海县文工团。团长刘明（山东人）,指导员唐芳（曾经是上海一个纱厂的女工，老党员）。该团有男生分队，殷飞任队长。女生分队由我担任队长。还有一个乐队，有几十个人。滨海县（后改为响水县）是从阜宁、涟水、灌云三个县交界处划出来的，是盐阜抗.日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处于拉锯式的游.击区。文工团工作地点不固定，在全县流动。有时候到敌.占区周围演出，写标语办黑板报，向敌据点发传单喊话等。还有组织各乡镇以小学教师为主的小型宣传队。对发动群众参军支前，配合中心工作，提高群众觉悟，增强他们抗战信心和斗志，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每次小型演出，晚上在庄头打谷场上进行，大型演出就要用土垒成土台子，挂上幕布。照明没有煤油和电灯，就用棉籽油盛在乌盆里，点着棉线照明。服装出去借，道具自己做。有时候到靠近敌据点的地方演出，为了保障安全，乡民兵负责演出现场的保卫，县大队派武装力量到据点外布防。写标语写黑板报没有广告颜料粉，就用石灰水和锅底灰代替。在县文工团工作将近一年，同志们热烈的战斗情怀，团结友爱不怕牺牲的精神，使我终生难忘。
1945年调离文工团到县政府财经科任金库会计兼出纳。同年八月，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日本侵略者投降了！不久县政府就从双套迁到响水镇。安排就绪的第二年，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发动了对我们占领区的进攻。1946年我们从响水镇撤出，第一站县政府机关到大广庄集合。我因故晚走了一会，后来和苏斌两人急急忙忙向集合点赶。走到李老庄前的大路上，看到庄圩子上都是背枪的（坏人挑动群众抗夫暴动？），其中一个背枪的人向我们这边走来，我对苏斌说，我们很难跑出去，快做好被捕的准备。当时苏斌挺着个大肚子，怀着七八个月的孩子，我衣袋里有一份党员交党费的名单（我是党支部组织委员），还有些别的单据。从衣袋里拿出来撕碎了埋在土里。衣袋里还有我姐送给我的一只金戒指，把它戴在手上。这个带枪的人已经到了我们跟前，我灵机一动，把手上金戒指摘下来送给他，要他放我们走。他没有答应，拿着枪对着我们，一定要跟他走。走到圩子上，见有七八个人，盘问我们是哪里人。我说是东边三垡庄姓徐的。因为主要头头还没回来，他们几个人商量后对我们说，知道你是徐大爹家的姑娘，快走吧越快越好。我就拖着苏斌向大广方向奔，逃过一劫。后来知道那次是坏人暴动，我们牺牲了好几个干部和小学教师。

这几年和日伪顽斗争非常激烈，日伪进行殊死挣扎。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疯狂抢占地盘，我们县处于苏北根据地的边沿区。1944年，有一次敌伪孙良诚大部队过境，我县文工团分成若干小组，分散打游击。我们伙房老师傅想给大家做点好吃的，可菜金很少，买不到东西。他出去转悠半天拖回一条狗，做了一大锅狗肉，大家吃了才分头行动。我和殷飞，谢明等七八个人到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住了五六天，又集合到一起。我们伙房的老师傅做了一大锅山芋茶，每人端一碗吃着聊着，突然殷飞来了一首顺口溜：分家狗肉饭，团圆山芋茶……。大家正在说笑的时候，有一个同志从外边回来，大家不约而同把眼睛都集中在他的脚上，为什么？因为他穿了一双破鞋，居然还穿着袜子！那时生活艰苦，一年四季没有人穿袜子。大家笑着说：真会享福，谁送的？
还有一次在县政府财经科的时候，国民.党集中重兵围剿苏北革命根据地，县级机关还要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应对。我们科分几个小组，大家轻装。我的金库只有两个木箱子，一个挑夫。这个挑夫是个聋子，退伍军人，耳朵被炮弹震聋，但身体结实，党员可靠。那时征收土地税等可以用银元，也可以用金银首饰顶替缴纳。转移时我的负担最重，手上套上几副金镯子，衣服上缝上口袋，把戒子等小东西装进去再把口缝起来。我对我们科老科长唐海权半开玩笑说：“我要被敌人打死可不能把我丢了”。我们几个人冒着大雨向东南急行，当夜到达八滩一带，在荒草地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晚上又转移，这样没过几天，我们科就集合到一起，一个都不差，大家很高兴。

1947年土.改新政策下来，从减租减息到打土豪分田地，开始批.斗地.富。党组织为了把地.富出身的干部骨干保护下来，把我（我出身成分是地.主）和其他一部分同志调离本县到地委党校学习三个月，学习结业后我被分配到华中党校校部工作，在总务科干老本行——会计。党校从部队和地方抽调一部分干部，准备过江后开辟新区使用。
因为我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国民.党对我苏北革命根据地加紧围.剿，党校准备北撤到山东。全校人员急行军昼夜兼程，赶到一条河边（盐河？）。正准备过河，上边来了紧急通知，敌人一支轻装部队向我们这支非战斗队追来。校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我们县老舍区一带转移。这个区的区长叫许士超，民主人士，是我们的统.战对象，比较可靠。我们总务科有几辆人力车，在夜色中大家轮流帮着拉车，快速转移，敌人扑了空。不久形势好转，我们又回到合德南原来的驻地。这里再插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我到行署报账，地点离校二十多里，报完账是下午四、五点钟。本来可以在那里住下，我想我走路快，赶回去没问题，就一个人上路了。那天是阴天，走了一半路天就黑下来了，还下起了毛毛雨。这条路穿过一个乱坟场。听人讲这里经常有吃死小孩的野狗群（因为死孩子是不埋的），也会有坏人抢钱财、抓人。一路走着心里犯嘀咕，不一会就走到乱坟场。开始时大步走，后来就小跑。这段路很长，因为心里害怕，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忽然听到有汽车喇叭声，还有灯光，心里一震。只见有一辆大卡车开过来。我就跟着卡车后边使劲跑，卡车开远了，我也跑出了这个鬼地方。回到驻地，伙房师傅给我做了顿好吃的面条压惊。这是我一生感到最害怕的一次体验。

1949年春开始做渡江的准备，每人发了两套军装（土布洋布各一套，土布的一直在我身边保存）、胸章、帽徽等，一个个都成了解放军战士，挺神气的。后来就一站一站向长江边移动。有时行军路上和正规军走到了一起，第一次看到了汽车拉大炮，我们都朝着一个方向，向江边集结。国民党的飞机不停地来骚扰。有一次宿营在一个村庄，不远处有一个小集镇。我们几个同志想去玩玩，顺便买点儿卫生纸之类的生活用品。刚到达就看见几架敌机飞过来。我在一座房子旁靠墙站着。炸弹机枪一阵轰炸扫射后离去。不一会，离我们不远处抬出一个解放军女兵，她负伤了。

南京解放的消息传来，大家兴奋不已。我们向江阴方向出发，1949年4月24日渡过长江。当时江中有一条负伤的小军舰冒着浓烟。我们过江后到了目的地无锡。
过江前后的场面非常振奋人心。我们经过的地方有大片的油菜花，我们当时的军装也是藤黄色的，一片黄加上鲜艳的红旗和着嘹亮的歌声，不时有敌机在天空上轰鸣而过，像在为我们伴奏，多好的一幅美景！可惜当时没有相机，现在想起还遗憾。
滚滚长江水，浩荡迎亲人。
黄花遍田野，胜利庆新春。
我们住在惠山脚下，离太湖不远。经过整顿，开始组织工作队分赴各条战线。出发前听了几次形势报告会。党校的领导陈一诚，华中局的领导饶漱石、陈丕显等作报告，讲形势任务，对开辟新区的工作要求。我和校部的几个同志被分配到一个纱厂。住下后厂方向我们介绍了情况，开始和管理人员、工人接触做调研工作。问题来了，语言不通，无法交流。无锡本地话特别难懂，后来找了个苏州出生的女同志当翻译。五月下旬我就离开工厂回单位，因为部队来调令，六月份我就离开无锡前往郑州到四野后勤二分部报到，开始成为一名正式的解放军战士。

1949年6月到郑州和方兄会合。先在招待所住了十几天，组织科吕延庆科长找我谈工作，确定分配我到青干校女生区队接替区队长职位。我的工作性质变化了，本来干财务和算盘打交道多年，现在开始和人打交道，还不太习惯。特别是过起了部队连队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才适应。
不久从郑州南下，带着一队女孩子，经过长沙，乘车、坐船、徒步，10月15日到达目的地湖南衡阳。这些孩子大都是十几岁的中学生，第一次离开家乡，大多数表现还好，也有个别哭鼻子，但都顺利到达目的地，没出问题，还受到领导的表扬，好像还记了功。
我们在湖南湘潭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一个小广场开庆祝会，大家兴奋地唱着胜利的凯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青干校结业分配，我们从学员中选调一部分到分部宣传队工作。我和高文彬同志（青干校的教导员）也被调到宣传队，他任指导员我任政治干事，王晶波是原来的队长。
1950年4月，四野后勤二分部奉命全部人马开往山东青岛市筹建海军青岛基地。宣传队驻江苏路17号，原建制准备撤销。这段时间我集中精力给队员写工作鉴定，而后队员中留下一部分人为组建基地文工团做准备（王晶波同志后来任该团团长）。调二航校一部分，调北京海政一部分（高文彬调海政文化部）。
我十月份就开始休息。因怀孕全身浮肿，十一月份就住进海军医院待产。11月20日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又大又胖很健康。出院时雇了一辆马车回家。青岛当时下第一场雪，天很冷，我抱着孩子住到基地通信处集中台（培泰的单位）。在海洋学院旧址后面的山洞里，大小便要爬山找地方，吃不到热饭热汤，又没有育儿经验，母乳又少，满月后就到基政组织部上班。找了个保姆是一个民警的家属，小青年啥也不懂。住在一个小阁楼上，天窗是坏的关不上。外边下大雪里面飘雪花。天太冷了，就搬到集体宿舍住。孩子又饿又冻，病了几个月，好险送命。到四个月大，才换请了李奶奶把他护理好了，成了广西路十四号政治部大院的流动玩具。常常给警卫连、卫生所的小战士抱走吃冰糕吃水果糖，把牙齿都吃坏了。不久，政治部从广西路十四号搬到广西路一号。我在部里是组织科的干事，后来取消科改称助理员，我的工作又增加了党务方面的一些内容。因女同志生儿育女的负担很重，不能下部队，交给我的工作就非常繁杂：下属党委班子改选增补委员，经我审查写出报告送政委批后印发；组织介绍信、外调介绍信的收转；党费的收缴；结婚报告的审批；烈士、病故军人的证明、遗物的收转；政治统计表的填报（每季要亲送北京海政），忙得我团团转。后来先后配了两个工作员刘秀兰和张静，我的负担减轻不少。

第一个孩子

1953年新年前后，我怀着第二个孩子去北京参加海政召开的统计工作会议。因为坐火车颠簸了一天，刚住下感到不舒服，就问服务员医院的位置，告诉他准备送我去医院。可休息了一夜又没事了，第二天也没影响参加会议。我们第二个孩子1953年2月9号在青岛海军医院出生。在待产期间，立凡兄抗美援朝归国后经青岛回老家探亲，培泰带着他到医院看我。我带着腹中的孩子和他大伯会面留影。而后他们兄弟俩就一起回响水。没过几天，我的小兵和童淑华的二狗就同一天先后出生。

1954年初，军委决定要实行军衔制。我是党小组长，部长要我帮他给部里的同志起草军衔鉴定，就到广西路十四号找了一间办公室，把档案从干部部借出来。每个人的鉴定写好后，交部长阅改（其中也有我的一份）。秋后就开始动员女同志转业到地方。当时干部部想留我到保密室工作，后来又要我到子弟小学干协理员，都属于部队文职人员不授军衔。因为我是从地方工作转到部队，对地方工作心里有数，坚持还是转业到地方好。我是最后离开部队的。转业时在部队是正连级，转业后到地方扣行政19级，转业费200元。我买了一块手表还贴了些钱。

1954年12月转业到市南区委组织部报到，后被留在组织部工作。工作没几个月，1955年4月20日第三个孩子在山医附院出生（现在是青医附院）。当时我在市南区委组织部搞纪检工作（当时还未成立纪委），干这项工作的就我一人。4月20日上午接到市南区税务局书记的电话说，下午研究该局一个股长的问题，他在日寇侵华时被捕，有变节疑点，要我去参加会。（该人姓曲，文革中自杀身亡）午饭后，我从湖北路经中山路步行到河北路（靠近大窑沟）的税务局。一点半开会直到下午四点多才散会。回家经过中山路爬坡到天主教堂走黄岛路又爬了一个大坡回家。李奶奶叫我吃饭，我说休息一下再吃。刚坐下裤子湿了，流出半盆羊水。李奶奶赶紧陪我去医院上了产床。躺了一个多小时却没有感觉了。医生说破水后时间太长孩子有危险，就用了一些办法催生。折腾了两、三个小时才把宝贝女儿生下来。因为是女孩一家大喜。特别是她大哥，从保育院回来，趴在床上看着这个新鲜的小妹妹，半天不离开。方兵对她的到来好像无所谓。
1955年下半年任命我到文教部干副部长，还未到任，又调我到区委审干办公室任副主任。审查干部，纯洁干部队伍。在这里工作两年。57年开始整风反右，接着就大跃进大办钢铁全民动员。机关党员带头，从家里把带铁的用具（铁锅、煤勾、铲子等）集中起来上交，到海边淘海沙，到工厂捡废料……有一次去拉废铁，机关干部拖着几辆地排车，我也跟着去，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子帮我一起拉车。口号是“五年超英、十年赶美”。机关院子里都砌起了小高炉，把拉回的碎铁和收回的铁质用具放在炉子里炼成铁水，凝固成块就算成功了。有时根本就化不出铁水。

孩子的爷爷奶奶

我和淑兰嫂子

1959年5月4日，第四个孩子在青医附院出生。因为“整.风反.右”、“大跃.进”、“赶.英超.美”等一连串的运动，把老百姓折腾的苦不堪言。生活困难吃不饱，肚子里的孩子营养不良，生下时皮包骨头。房奶奶接我出院，抱着孩子回家。到家没几天孩子就发高烧。房奶奶就抱他到平度路中医院找推拿师李老大夫给他治疗，很有效，几天就退烧了。后来房奶奶给他报户口，问叫什么名字，房奶奶说他哥叫鲁英，那他就叫海英吧。所以方朔的小名是房奶奶给起的。
海英不到一岁又生了一次病。因为我59年下半年被调出搞社教运动，先在台西一个工厂任工作组长，不能请假，就把孩子的大姨请来，带海英到401医院住院治疗。我每天从台西经过贵州路骑自行车赶到医院给孩子喂奶。我姐还把她的晚饭留一个玉米饼用热水泡泡给我吃（那时粮食定量吃不饱）。海英小脸红红的不久就出院了。（后来我到金口路办事处工作时他又因出麻疹住过一次院，住在传染科。他还记得院里有一个小木屋，里面有两只小猴子）在这家工厂领导班子整顿完之后，我又带着工作组进到市五金公司。还未开展工作，社教运动就停下了，我们又回到区里。

艰难岁月

1960年初，大办人民公.社运动发展到城市也要办人民公社。把我调到金口路街道办事处干总支书记（后改为党委），打算和海洋学院合办人民公社。我到办事处后，就和海洋学院侯副院长、总务处刘处长取得联系。（那时我们都感到这是新事物，心中无数，等着瞧）在办事处发动群众搞“三化”：生产集体化。组织居民办生产组、服务站、工厂等，现在的青岛黄海制药厂就是从金口路办事处一个生产组发展起来的；吃饭食堂化。孩子托儿化等。“一大二.公”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马不停蹄地又开始折腾。大.灾.荒逐步降临，从58年粮食就开始定量供应，减少到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只有26斤，其中只有几斤细粮（三斤大米和五斤面粉），各种副食品、日用品，许多都要凭.票供应。因我孩子多，外地的亲朋好友给我寄粮票布票，还有给我寄肥皂的，帮我克服困难。
那时街道工作头绪多，党管一切。市、区部门会议都要求一把手书记出席，否则就是不重视。屁大的事都要书记过问点头。工作太累，不久我的身体垮了，浮肿、闭经、消瘦，开始迈不动腿。咬牙坚持，后来实在不行了，就去医院检查。肝大两指，确诊为营养性肝炎，要住院治疗。这是最难的一段经历。
插几个小故事：
（1）、最困难的时期，我问房奶奶冬青叶子能不能好吃，她说试试，就摘了一些先用水煮一下，放在清水里泡泡，切碎放点苞米面摊在锅里炕脆，尝尝还可以，有点儿苦香味。后来吃了几次。邻居们听到剁叶子声音就开玩笑说，又包饺子啦！（当时培泰在哈军工上学，供应不在舰队，所以照顾不了我们。）
（2）、1961年秋，我带了七、八个人到市生产基地平度县去挖茅草根。茅草根在土里扎得很深，像白色的粉条一样，挖起来很费劲。挖出来晒干磨成粉和粮食一起做着吃，带甜味还有营养。我们挖了几天，洗干净晒在外边，结果一夜之间全被人偷走了，只好空手而归。农村的.惨.状使我不能平静。老人孩子骨瘦如柴，挺着大肚子（浮.肿），坐在墙根晒太阳。青壮年也不干活啦，地也荒了，地里的野菜也挖光了，我想他们的处境比城里居民更困难啊，如何得了！
回来后开会研究做最坏打算。发动群众收集能吃的树叶子。办事处的阁楼上堆满了干树叶子，第二年情况好转没用上，就清出去烧了。
生活困难期间，和群众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管区内的重点困难户，我和几个领导同志每周必走访一遍。分管路段的民警和办事处的干部每周汇报情况。后来生活逐步好转，才转入正常。
63年生活好转，我又迎来了第五个孩子。开始不想要了，因为身体刚恢复，生活还很贫苦，就到401医院去做人流。检查后发现有炎症，手术可能出问题，劝我再生一个。（那时生育没有限制）1963年6月11日在青医附院出生，还是房奶奶抱着回家。而后成为最受宠的一个。海英都比他大四岁，哥哥姐姐都把他当成宝。上学回来都抢着抱，特别是姐姐。有一次她抱在怀里向上蹿，从肩上掉到地上，还好没伤着。
1963年底我被调出参加市四.清工作团街道分团。在市南区办公，负责人是台东区委张书记和济南市一个区检察院的检察长。我在办案组，在观海路办事处办公。1965年结束，我被留在观海路办事处任书记。（是市级机关驻地。听说金口路干、群向区委提出要我回去）在观海路工作不久，区、市组织部派人找我谈话，要调我到市北区干副区长。听说市北区当时结.帮拉派很复杂我不愿去。后来只好服从组织决定。

老小

调任副区长

1966年1月，市北区召开人代会，通知我参加。会上被选为副区长。还未上任就被调出参加市北区小教口四.清工作队任副队长。工作队员是从部队、中学抽调上来的，每所小学派一个工作组，队部设在上海路小学，在九中食堂吃饭。工作组进驻小学后先排查摸底，解决领导班子是否执行封、资、修教育路线，解决领导班子问题。正副校长、书记、教导主任，都要洗澡下楼人人过.关。校领导解放后再清理教师队伍。工作开始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工作组从各校撤出。学校成立校文.革领导小组，工作队的队员都回原单位闹革命。队部的人留下来做收尾工作。“文革”深入发展，造反派开始成立造.反组织，原学校的文.革领导小组被称为保皇组织，被造.反组织代替。我们队部的正副大队长、指导员三人成了第一茬接受批.判的对象。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勒.令”，只好分头去接受批判。开始时还比较文明，后来就要低头认罪，有时还要站在凳子上批斗。我们在九中吃饭，中学闹得厉害，有的中学把干部和老师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后来我们几个都回原单位了。我回到区政府上班。

因为刚调到市北区，还没接触工作，所以我的“罪恶”不大，只是在小学执行了资反路线。全区召开批判大会，我只是作为陪衬。后来逐步深入揭发，发现我是混进党内家有八百亩地的大地.主，“油炸火烧八百亩地的大地.主徐曼”的大标语在马路上出现。办公大楼全部被造.反派占领，党、政领导干部都在走廊里楼梯口“办公”接受批判。我也是在那时染上了抽烟的恶习。后来支左部队军代表进驻，成立了革.委会，我获得第一批解放，被结合为革委会委员，不久因表现不好又靠边站了，后来到五七干校劳动了几个月，就这样反复折腾了几年。（军代表陆、海、航空兵换了三茬）

为人民服务

文.革中造.反派闹归闹，但市北区以王衍宝书记为首的这个领导班子是团结的。因为党委政府原来的领导成员在文革前已经被撤换和调离，我们都是后调来的，没有派.性倾向，与造反派和群众之间也没有什么恩怨情仇，所以还能做些工作，为市北区的人民群众办了些实事。
原来的老市北区，六平方公里的地盘，十七万左右的居住人口。在这个区划内，有小港火车站，汽车总站，大、小港码头等重要设施，驻有四五个市级机关大局，还有院校、驻军、文化团体。居住和流动人口密度特别大，给区、街工作带来很大压力。特别是街道办事处工作，牵扯方方面面，他们形容说：“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办起事来特别繁难。街道工作也是各条战线的后方，搞好了使在岗人员无后顾之忧。在文革后期，我们侧重抓了街道工作（区委常委中由我分管街道工作），也为市北区的居民办了一些实事。

我在市北区工作十七年，先任副区长，党委委员。文.革后期任党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除工业以外，各业务部门我都分管过。重点是政府办公室、人事、民政、劳动等，这些部门事务多，也是不停步地忙忙碌碌，侧重点还是抓街道办公室，和王昌孝、董书楷等同志一起和群众打交道最多。1982年文革后搞全国人口普查，是我在市北区除正常分管部门的工作外，担负的最后一项任务。
1983年底，经过我的申请正式离职休息，时年57岁。按理应等下届人代会选出新的领导班子后再下来，正逢中央下达文件，要求党员干部男60岁，女55岁到达离退休年龄，要开明主动带头退下来，因此我就响应号召带头退了下来。不过我现在行政15级又享受厅局级待遇，很满足！
在市北区这些年，对于个人来说虽无大作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守。

离休生活

我83年培泰84年先后离职休息了，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约占人生的三分之一。

我们晚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优厚的养老待遇，有安定的住所，有一帮人为我们服务，儿孙绕膝，生活无忧。上老年大学，函授大学，学书、学画、学古诗词，运动健身；养花、种菜，营造一片美好景象。在干休所获得好多人的赞羡。

我感到非常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