髙尔基轶事之十——军训

回望峥嵘

军 训

图为女民兵训练。

　　我作为一个在兵团出生，在兵团长大的“兵团二代”，可以说是听着军号声、踏着练兵场、住在民兵连长大的，民兵军训是再熟习不过的事。我的父亲曾任过高尔基农场第一个民兵连——一连的政治指导员，后调任机务连，我们家也与一连只一沟相隔。机务连解散后，其营房又由新组建的民兵值班连入住。当时我们家没有随我父亲调动而搬家，依然住在原处。

图为老八连的叔叔们在训练。

　　在我幼年时，我们家的房前屋后，成天都有一些叔叔走队列，练刺杀，练射击，做战术。从小我就对驳壳盒子枪（毛瑟军用手枪）、多眼冲锋枪（五四式冲锋枪）、转盘机关枪（捷格加廖夫轻机枪）、三棱刺刀步枪（五三式骑步枪）以及六〇小钢炮（六〇迫击炮）等各种枪械武器都耳熟能详、常见不鲜。那时，看到民兵叔叔们擦拭枪，我就会凑上前去，看看这，问问那，仔细端详一番。甚至会动手去摸摸枪管，碰碰枪栓，有时还想去扣扣枪机。这免不了会遭到擦枪叔叔阻止。他们多是说道：“千万不能碰，碰了会走火”，也有说“可别动，小心它咬手”。对枪械，我从小就有一种心驰神往的眷恋，喜欢玩母亲给买的玩具手枪、步枪，邻居叔叔给刻的木枪、窝的铁丝枪，非常渴望有一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钢枪。

　　在我的印象中，机务连民兵连在我们家搬走后不久也就解散了，然后又在下面连队组建了新的民兵连，到底是七连还是三连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但在文革期间，由于中苏关系剑拔弩张，备战备荒，进行战备值班，高尔基农场又在维吾尔大渠上（即：南岗水泥厂的位置）组建了新的民兵值班连——二连。团场每一次重新组建民兵连，人员基本都要更新，成分主要是转业军人和支边青年，除连队领导干部外，都是青一色的未婚青年。

武汉支边青年梁有生老师刚来高尔基农场时被分配到当时的民兵连——七连(摘自梁有生美篇)。

　　大渠上的民兵连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解散后，高尔基农场在七、八年间没有组建新的基干民兵值班连。但是，在此阶段，我那跟随王震将军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新疆剿匪战斗的军人出身的父亲，由于受“带牌牌”现役军人团领导的排挤，从团行办室（不设主任）协理员的位置上被贬到团子校当指导员（没配校长）。他这个断断续续上过三年学，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人来到了学校，在教学管理工作方面自然是依重那些有威信和能力的知识分子，听取他们的工作建议，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以保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并陆续调入了一批下放到高尔基农场劳动的知识分子，如：隆应时、段魁臣、胡富涛、李贵褀、王毅、朱傲梅、吴宝茹、黄启良、皮定光、向格忠以及我五年级班主任陈老师和她的丈夫杨老师等都是那时先后来团子校当老师的，使得当时高尔基农场子女学校的师资力量成为全农四师很强的团场子校。但是，当时按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育工作思路，学校文化课教学没有统考、考评压力，学生也没有过重的应考负担，文化课教学按部就班正常运行出不了什么“彩”。这时，教导处有位老师给他献了一策，说：现在学校教学没有统考、升学压力，很难把教学工作做得风生水起、热热闹闹，要让学校工作有声有色，要突出课外活动，文体是特色。经过这一点拨，作为组织军训比组织教学更在行的父亲，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环境下，又有兵团准军事单位的先决条件，理所当然地把军事训练纳入了学校课外活动之列。于是，在开设军体课和开展课外文体活动的同时，他还力主组建了学生民兵连，从团武装股领来了三十多支五三式骑步枪，开展了课余民兵军训，这使得高尔基农场民兵训练的传统得以延续和传承，也为兵团子弟继承兵团人的本色做了一点实质性的工作。

　　当时，子校的军体老师是苗茂林老师，他是四川复转军人，中等个子，三十左右岁，行为举止刚劲洒脱，身板挺直有力，说起话来洪亮而尖脆，还带有浓浓的四川腔，看上去有一副标准的军人气质。每个班级每周设两节军体课，苗老师虽然也让学生们进行一些体育活动，如打篮球、跳跳绳、拔河等，但多则是给我们教队列、讲射击、偶尔也让我们练练操枪。学校民兵连，苗老师是当仁不让的教官。那时我还不满十二岁，是初一的学生，也有幸被选中当了民兵。民兵训练是利用下午放学后的课余时间进行，冬季天黑的早也会利用午饭后至上课前这段时间练一会。训练的科目主要有队列、操枪、刺杀、射击和单兵战术。民兵训练是一件辛苦劳累又枯燥无味的事，一下午不停的重复做一个动作，练得人腰酸腿疼、精疲力竭，训练完还要擦拭枪支，其实我有时也有一些厌倦情绪。但是，能参加学校民兵，在同学中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我能坚持参加民兵训练完全是处于虚荣心的满足。

图为我哥哥李国平手持冲锋枪的照片。

　　有一次，苗老师给我们讲授枪支的分解结合，也就是枪械的拆卸和安装。讲完后还专门强调，在擦枪时要按照教程规范对枪进行分解结合，教程规范没有讲的部位不要拆卸。在擦枪时，我一方面处于好奇，另一方面是青春期叛逆心理作祟，心想“有什么不能拆卸的？拆卸下来难道还安不上吗？你不让拆，我偏要拆下来看看”。我没有按照苗老师讲的规范做，把枪拆卸的七零八散，连枪托和护板都卸了下来。好在我又把它重新安装组合了起来。但是，这件事还是让苗老师知道了。他把我叫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让我在全体民兵大会上做检查。还说，由于我乱拆卸，破坏了枪的瞄准精度，严重影响了枪的命中率，枪再打不准了。在打靶时也不让使用我的枪。后来，我参军当了文书兼军械员，在军械员培训时才知道，我当时拆卸的范围根本没有涉及到准星和标尺，不可能影响到射击的精度。

　　一九七六年七连民兵训练。机枪射手是文明、副射手是车蜀元、站立者是笔者的哥哥李国平。

　　高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十连工作，这个连队是继大渠民兵连解散七、八年后高尔基农场又再组建成立的集干民兵连。我这才算当上了真正意义上的民兵，有了一支可以挂在自己床头上的崭新锃光瓦亮的半自动步枪。

图为民兵训练的照片

　　一九七八年二月我应征入伍参军时，部队接兵干部刘连长来到我们十连，观看了我们的队列和操枪训练，对我们严谨的军姿，整齐划一的军事动作，赞声不绝，直竖大拇指。我当兵后，在部队凡与他相遇，他都要回顾一下观看我们十连民兵操练的情景，大加赞叹一番是少不了的。

打靶归来

　　由于，从小受所处环境耳濡目染的熏陶，造就了一代既能握镐扶犁屯垦种田，又能仗剑持枪戍边卫国的“兵团二代”，传承了老一辈兵团人的优良品质，默默地在祖国边陲继续演绎着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壮举，为边疆的长治久安无怨无悔地做着荫及万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