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上)

杨柳依依

父亲

二OO一年八月十三日，是一个悲伤的日子，上午十点，父亲在医院已不能开口说话，只用一双眼睛在我和妹妹们的脸上扫来扫去。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是那般的不舍，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叮咛、要嘱咐。一会儿眼睛渐渐暗淡，渐渐无神。因癌症病痛的折磨，枯瘦的双腿在病床上一会伸，一会缩，下午三点，父亲逝世。任凭我们撕心裂肺、哭天喊地呼唤着父亲，父亲始终沉沉地睡着。父亲走了，父亲的太阳没了。  

追悼会在南宁市傧仪馆举行，父亲静静地躺在玻璃棺里，面容是那样安详。我默默地凝视着父亲，泪水顺着脸颊流过不停。父亲啊，您睡吧，您太累了，您的一生都在超负荷劳作，您是血肉之躯，怎能禁得起这无限的透支。 父亲中等身材，五官端正，说话和言悦色，不急不燥。短短三年，父亲让病魔吞噬的骨瘦如柴，体重由原来的一百五十斤降到八十斤，让人见着心酸。 永兴县委组织部发来唁电，电文很长，作了中肯的评价和高度赞扬。县委赵黎明书记特批，组织部寄来了二千元慰问金，在当时是破例的。 父亲只活了短短的七十年，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没有说过豪言壮语，但却脚踏实地走完了一生。 爷爷是衡阳市常宁县人，爷爷因包办婚姻，心灰意冷，把日子过得穷途潦倒。逃荒到了永兴县。父亲是家中长子，小小年纪便提篮小卖，走街串巷。看惯了别人的白眼，饱尝了恶人的欺凌，从小养成了艰忍、沉稳、谦和的性格。父亲十四岁就从亲戚家借钱起本做生意，成了家中的顶梁柱。永兴县盛产煤炭，价廉物美，父亲租船走水路贩煤运到衡阳、长沙。卖了煤后又从长沙、衡阳贩煤油、蜡烛等物运回永兴。起早贪黑、劳神费力、风吹霜打、日晒雨淋，这其中的艰辛只有父亲知道。天道酬勤，在父亲的打拼下，家中慢慢地盈实起来。在永兴县城购买了一间大瓦房，爷爷的水酒铺也扩大了面积。父亲在永兴染织厂以三百大洋入股，后来历经公私合营，父亲审时度势，将三百大洋的股份捐献，当上了国家干部。 父亲参加了工作，进步很快，一九五七年任供销社主任，一九六O年到马田公社任副书记，一九六四年准备提升副县长，当时大叔叔在县委办任秘书，生活会上，给一个县领导提意见，说其从林区要来几棵树做家具，属多占行为，领导由此不满，在讨论父亲提拔的会议上提了反对意见。文革初期，父亲调到县矮塘铺林场任党支部书记，刚上任就被打成走资派，每月只发十五元生活费，并限制书信自由和人身自由。一九六七年十月，我有一年没有见到父亲了，也无父亲的任何消息，爷爷奶奶很是着急，于是派我去矮塘铺林场探望父亲。我乘坐班车到红旗公社，到站后已是下午一点多钟。第一次来，人生地不熟，赶忙向旁人问路，顺着路人指引的路线，来到了农科所，农科所位于一座山坡上，我以为能见着爸爸了，很是高兴，望着那一排排红砖房也格外的亲切。赶忙打听父亲的住处，好心人告诉我找错了地方，这是农科所。农科所和矮塘铺林场是相反的两个方向，我失望地走下山又回到汽车站。矮塘铺林场离汽车站有十多里远，我边走边问，多次走错了路，夜幕降临了我还没有找到矮塘铺林场，我沿着公路向前走，路两边是稻田和树林，村庄在离公路很远的地方。当时矮塘铺又不通班车，公路上没有汽车和行人，我越走天越黑，我害怕的哭出来，在心里一遍又一遍的喊着爸爸。终于看到了前面有一片昏暗的灯光，看到灯光就看到了希望，本来己经很累了，不知哪来的力气拔腿就跑，看到矮塘铺林场几个大字，我哭得更大声了。八点多钟，在食堂里见到了正在打扫卫生的父亲，我哭喊着爸爸，扑进父亲的怀里。父親见到我很惊讶，摸着我的头轻声地叫着：“纯纯，谁带你来的？”我大声地说：“我一个人来的”。我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长得矮小，十岁了看上去只有七、八岁。看守父亲的人动了侧隐之心，就要父亲安排我吃饭，不要去开会了。食堂里还剩下几钵饭，但炊事员已下班了，就带我去住处煮面条吃，一路上父亲小声的问我家里的情况，问爷爷奶奶的身体怎样？我一一作答。 父亲坐在矮凳子上用煤油炉给我煮面条，灯光下我看着父亲又黑又瘦，高高的额头有了绉纹，鼻梁挺得更高了，脸颊也深陷下去，胡子拉渣，才三十六岁头上就有了白发。这哪里还是我漂亮的爸爸呵，我难过的低下了头。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上山砍山去了，晚上批斗会上我见到了父亲，胸前挂块很大的木板，粗粗的铁丝深深的勒在父亲的脖子上，头上戴着一顶尖尖的高帽，父亲低头弯腰一动不动，和父亲站在一排还有几个人。我心痛父亲，这么粗的铁丝勒在脖子上该多痛啊，我想冲上台去把那块该死的木板给取下来，见旁边还有人拿着枪，我又不敢了。 我知道父亲是个好人，从小就教我认真读书，爱党爱国，长大了做个有用的人，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坏人呢？第三天，父亲托买菜的人把我送上了回城的汽车。 一九七二年元月，父亲调到了县氮肥厂任厂长，这是刚成立的厂，有千头万绪的事在等着父亲。父亲吃住都在厂里，和工人打成一片。因为从没有搞过工业，是个外行，便虚心向技术员讨教，我家离氮肥厂只有一河之隔，却一个月也难得见到父亲。有一天放学回家，见到墙上挂着父亲的挎包，知道父亲回来了，我大声喊父亲。妹妹告诉我，爸爸去保姆家接小妹去了，我打开父亲的包，看有什么好吃的，里面有一本化学书和几本关于化肥知识之类的书，还有一本厚厚的笔记。父亲没有多少文化却写的一手好字，笔记本里密密麻麻的都是化学公式和书本的要点。父亲抱着小妹回来了，我好奇的问爸爸：“为什么还要学化学？”爸爸认真答道：“我是一个外行，现在要领导内行，就要想法让自己变成内行，才能管理内行。”当时我已是高中生了，听着父亲的绕口令，知道要成为内行需要多大的毅力，付出多少心血。   一天，我在街上走着，有人喊小李，我回头一看是氮肥厂的炊事员罗伯伯。罗伯伯脸色凝重的对我说：“小李呵，你长大了一定要孝顺父亲，他为你们经常一天只吃三分钱的菜金，中午花三分钱买一份咸鱼，中饭吃一条晚饭吃一条，别人吃咸鱼只吃鱼肉，你父亲连鱼头鱼鳃都吃下去。一天晚上，父亲很晚才来吃饭，他买了一钵饭，取回寄存在食堂的咸鱼大口吃着，见食堂没人罗师傅便打了一碗菜放在李厂长桌上，你父亲笑着对我说：“罗师傅，谢谢你的好意，如果我吃了这碗菜，以后见人矮三分。”把菜又递回去，罗师傅解释说：“不就是一碗菜吗？值不了几分钱。”你父亲说，这不是钱的问题。罗师傅说完这番话后，说了一句你父亲是个好人，转身就走了。我想着父亲，默默地走向学校，下午课一句也没听进去。  氮肥厂在父亲的领导下，全厂工人齐心协力，很快见了成效，工厂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一辆辆满载着化肥的汽车徐徐驶出了氮肥厂。而父亲也接到了调令去高峰公社任书记。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父亲到高峰公社走马上任。高峰公社是我县最偏远的高寒山区，因境内都是高山险峰，而取名高峰公社。高峰盛产楠竹林木，因交通不便，山上有很多参天古树。当时的口号是以粮为纲，以粮食的产量来评判工作的好坏，父亲到任前，高峰公社的排名全县倒数第一。  父亲不喜欢坐在办公室办公，总是在田间、地头、山上。每个生产队都留下了父亲的脚印。每到一处，父亲都会和当地的社员亲切交谈，听取当地干部群众的意见，边听边记在笔记本上。父亲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每户社员批了一块自留地建猪圈。父亲发现村中到处是猪粪，很不卫生，一问才知道村民没有猪圈，猪都是散养。一到夏天，臭气薰天，苍蝇蚊子成群，影响环境卫生，危害人的健康。有了猪圈后，猪粪可以做肥料，村里的卫生也好多了。 一天，父亲下乡发现山脚边零星地上长满了荒草，便问大队支书，大队支书回答道：“我们这里田多人少，这些零星地因面积太小，生产队没法种，过去有些社员做自留地，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也不让社员种了，就长满了荒草。父亲说：“既然是荒地，还不如让社员种，种了就会有收成”。 当时每户社员只允许养几只鸡、鸭、和一头猪，这是一家人的主要收入，社员一年到头难得吃上鸡、鸭。于是父亲决定，每户放宽饲养家畜的数量，条件是不能损害生产队的禾苗。这一大胆举措让父亲担着风险，也让高峰公社的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父亲走访了解到，粮食产量上不去，主要是种子问题。高峰公社这样的高寒山区，大多是冬水田，日照时间最短，和其他公社种一样的种子，就会因日照不足而造成稻穗短、颗粒不饱满、空壳多，导致产量下降。父亲立即决定，成立攻关小组。亲自带队，带领农技员、部分村支书去海南学习制种，一去就是几个月。和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虚心地向海南的科技人员学习，和当地的村民交朋友，在海南朋友的无私帮助下，终于培育出了抗寒、抗伏、生长周期短的优良品种，在高峰公社全面推广。通过全体社员的辛勤劳作，这一年高峰公社喜获大丰收。父亲站在高高的山坡上，层层梯田翻滚着金色的稻浪，忍不住走进稻田，抚摸着那一穗穗沉甸甸的稻穗，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高峰地处山区，有大片的草场，父亲因地制宜，成立了养殖场，养殖黑山羊，增加收入，改善村民生活，也为全县的人们提供了畜牧产品。 那时的冬天，农闲时大兴水利。每个公社都要抽调民工去青山垅修水库。高峰公社也不例外，父亲便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赵恒湘，说：“赵书记，修水库需要消耗大量的土箕、斗笠、锄把等工具，县财政是一笔大开支，而高峰盛产楠竹、林木，高峰公社的村民能生产此类工具，高峰公社以物代工，既减少了一笔不小的开支，也减少了高峰公社民工的吃住费用。高峰公社的民工可以坐在家里编土箕等物，为修水库出力，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赵书记一听，觉得有道理，采纳了父亲的建议。那一年冬天特别寒冷，雨水特别多，全县其他公社的民工都在风雨中奔走，而高峰公社的民工则能坐在自家火炉旁用一双双灵巧的手编着斗笠、土箕。

父亲在高峰公社担任书记短短三年，高峰公社由全县倒数第一，一跃成为省里的先进单位，父亲也被评为省里的劳动模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