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后有关知青生活的记录

木头

那天看陈海转来的关于回忆知青生活的文章，突然想起从下乡成人开始己经五十周年了。

从1968年10月26日木头和延河坐第一辆西安下乡知青的闷罐火车到宝鸡插队，转眼己经五十周年。

不长也不短，将以前写的文章攒在一起，做为一生回忆的部分记忆，是非功过，无人评说，为自己，为我们同辈人记录而已。

我们队五个女生，六个男生，六个男生当年最壮的一个男生己去逝，死时，身体缩小佝偻成团，性格比较内向棉善眼睫毛很长，黑眼仁很大的知青队长也突然去世，有点神经质的龙也被传说离江湖己有时日，被去逝……

女生有三个也是大病缠身……

伤残比例不小，心中戚戚。

下面文献给我们已逝的青春，无人祭，自己记。

傲然拥抱
 
“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电话那头还是那么居高临下的口气，连个病中的问候都不会委婉的口气。
“需要什么？鲜花、水果？”
“橘子就行，不要酸的。”
我长叹一声。
这女子，磕磕绊绊几十年了，还那么傲。
苏平总是那么傲，是那种让人在几米外就感到她从骨子里透出的傲，那种与生俱来的傲，不舒服，可又不得不仰望的傲。
 
那年，父亲刚转业到地方工作。这是个新单位，是由好几个科研机构抽调人员，为完成祖国摆脱核威胁而急急忙忙组建起来的单位。单位里什么人都有，从国外留学的科学家、洋博士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战士，从各大学千搜万刮的年轻精英到国防工厂忠厚的8级技工，真是人才济济，到处生气勃勃！
院子里的孩子也是东西南北、各色人等，有巴黎时装、德国做派包装的洋小姐，也有顽冥不化、桀骜不逊的野小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结帮入伙是孩子们自然的选择。
我们这些工农子弟灰头土脸地玩着自己的游戏，旁若无人地高声喧哗着，惟恐人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苏平家来的晚，只记得那天傍晚，单位组织去城里看戏剧，大卡车上已经挤得满满，又爬上来几个孩子，车下还站着两个穿着笔挺呢子大衣的父女。
“人已经满了，不要上了！”车里的孩子们大声嚷嚷着。
那女孩子自顾自地拉着车邦往上爬，大衣随风刮着，她爬的很笨拙，车下她的父亲没有托她，她也无视着我伸出的手。
他父亲上车后，只觉得他很高，大衣领子竖着、干练俊朗的风度让人眼前一亮。
“啊，是苏书记，你也来了，你怎么不去坐前面的小车？”
“大家挤挤，没什么。”
苏平那双金鱼似的大眼瞪着那恭维的人。
骨子里的傲气还是一下子显露出来。
我暗自欣赏着第一次认识的苏平。
 
那个年代，是祖国年轻的、梦想的年代，也是童年的我们爱吹牛的年代。吹牛内容自然离不开父辈的骄傲领域。“等我长大了，也要制造原子弹、乘宇宙飞船上天。”
苏平在旁边清高地看着我们吹，眼里是不屑一顾地轻视。那份胸有成竹的骄傲常使我们感到沉沉的压力，我暗自不服气，也相形见拙地有着自知之明。
父亲羡慕着那些专家、知识分子，在我考初中那年，开眼地、自信地给我报了省上的重点中学。
录取通知下来，才知道全院那年考上省重点学校的恰好是“三朵金花的代表”：德国留学回来的第一代科技专家的千金、老革命党代表的宝贝，工农兵形象的代言人我。
“三个代表”分别考取的是师大一附中和二附中。两个学校是姊妹学校，但教学侧重点和校风迥然不同。
苏平骄傲着说，她们学校校风活、是五年制学校，体育棒，尤其是篮球和足球虎虎有生气。她瞄准的是活波波的北大
你们学校前身是老干部的工农速成中学，学风严谨，一板一眼，学校的体育特长是排球和体操，优雅地不敢和人热身地争高低。你看样只能和眼镜为伍进清华。
她言谈口气中还是高高在上地瞧不起人，好像我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汉奸或特务。
没有办法，我们上学还是走的同一梦想的路。
 
文革开始，我们三家成了“封资修”的代表。
谦的父亲也挨斗，但一次次核爆还要进行，中央出面保，斗争完了，将脸上的墨迹一抹，还要带领人员去沙漠基地做实验。
苏平她爸爸就百口难辩地脱不了“叛徒、特务”的干系。三十年代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没有成功，叛徒告密情况下，匆忙逃脱，失去了组织联系，红军北上抗日，他围着黄河打转转，才终于二次入党，投进了组织怀抱。现在证明人死的死，叛的叛，怎么也说不清楚的问题。
我父亲属于“旧军阀习气未改，新思想一点没有”的修正主义分子，根据阶级分析，他是属于老爹有富农倾向发展的阶级异己分子。
院子里白天黑夜那个热闹，打倒叛徒特务封资修口号震天，“我是牛鬼蛇神”锣声阵阵，我们两家搬上了由造反派监督的革命楼。
苏平还是不低那高傲的头，闷在家里，不理会那些斗争，坚决不去学校说不清抖不净地丢人现眼。
我傻乎乎地在学校里和保皇派一起战斗，与那造反派唇枪舌战着谁代表着真理。
 
一天终于累了，我和苏平商量着今后做点什么。
苏平说她们学校的造反派“井冈山战斗队”叫她一起去农村调查，像毛主席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一样，看看当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处境，听说他们将革命的火种在最艰苦最基层的地方点燃。
好主意！我跃跃欲试。只是奇怪，从何时起，她居然和造反派有联系？！
 
考察队是以帮助农民麦收为借口走出了学校。
三个女生，八个男生。除了我们两个，其余一个女生是老高三的大姐，沉稳厚道的风度一看就是个中心人物。其余的小伙子没有一个省油的灯。他们好像全做过准备，结实的疙瘩状的肌肉紧绷，深沉地男中音嗡嗡，光从外表上看就无法让人小瞧的一支队伍。
看见其中长的最周正、风度最好的老达，我终于明白苏平为什么会被结合进这只考察队。苏平看他的眼光是柔和的、暖暖的，没有她不满意地瞪着我时的严厉和傲气。
这里有苏平看上的人，我对这支造反派队伍没有了戒心。
 

一路上，我们进农家、闯农场泼命干活地挣个口粮；和陆三年下乡的知青座谈理想；去深山看已经扎根成家的姑娘有什么感慨；和结合进革委会的红人，激情满怀地规划着改造农民这个中国革命的最基本问题

过的很充实，过的真激情，好像看懂了中国几千年存在的问题。
在当时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也就是现在的西北农学院）考察，恰逢毕业前夕，人人都如飞鸟走兽样的奔走，没有人在意我们的调查提纲，一个姑娘给了我们一把宿舍钥匙，就飞跑的不知去向。
躺在床上，手百无聊赖地在墙纸上划着，不知今后到底是学农呢，还是从村长那里从政干起。
小伙子们敲门说，我们去果园实地看看科研成果。
雀跃而起。
落日后的百亩果田黑幽幽一片，微风轻快地拂去白日的燥热，扑通扑通地落果声像榔头砸地一样地沉闷结实，黑河水哗哗地带来了凉爽气息，我们欢呼着奔向芦苇丛。
月光下的黑河闪着一波波的银光，水流缓缓地滑过肌肤，“野驴”终于忘了还关在牛棚的父母，高声唱了起来，那延河边抗大的呼唤，莫斯科郊外的深情，红莓花铺的小路，上战场前母亲的叮咛……，芦苇摇晃着，青蛙和声着，浮在水面上静静地听，幻化出我们一个个的梦。
看看旁边的苏平，脸上的线条柔和了，眼睛亮过了水面的银色涟漪。
 
下着雨，我们走在泥泞的路上，苏平依然打着湿淋淋的旗，我升格了，抱着主席的相框走在队伍的前面。
男士们终于露出了疲惫像，一瘸一拐的，“笨板”还夸张地拄着棍子，离西安还有一百多里地，准备一鼓作气地赶回去。
一辆长途公共汽车“嘎”地停在旁边，司机伸出头来，说如回西安可以捎我们一程。大家欢呼着，将继续锻炼的意志抛弃，爬上了汽车，每个人还不忘记表扬叔叔的共产主义风格就是好！
到学校前，大家相约回去后要规划去农村长期干一番事业的准备。
 
两校之间的有无数小道相连，我们班死硬造反派的小头目是“笨板”的弟弟。一天，他讪讪地居然主动和我搭腔：“你和考察队去农村了？”“是啊。”我不在意，在学校我不是造反派，难道在校外还不允许我接触其他人？
他眼睛里羡慕的表情压抑不住地显露。我才知道此举一定引起了轰动的效应。
他能服谁？我压住了他一头，我骄傲万分。
 
没多久，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下乡，说那里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可以大有作为。城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下乡运动，我们肯定是同一辆火车，第一批走向农村的自觉自愿者。
我好不得意。苏平提前给我打了预防针。
我感激着苏平他们给我开辟了这样一条沉下心来、睁开眼睛思考的道路。
 
日复一日农村艰苦、单调的生活，消磨了我本来就不牢靠的激情，油灯下，面对乡亲们疲惫的眼神，我不敢再夸口要改造农村的誓言，也不敢违心地说扎根农村的壮语，我决心去看看苏平她们在农村是否站住了脚跟。
 
火车在秦岭深处的一个小站停下。下车，仰望着逶迤的山脉，墨绿色的树木深深掩住了一切人间的气息。
淌过了凛冽的河水，山沟越来越窄，二、三十米宽的山间夹道上偶然可以见一小块一小块粗放耕种的田地。五彩斑斓的野鸡在路边傲然散步，小松鼠探头探脑地滚动着松果，我像旅游者一样放慢了脚步，缓缓呼吸着山间清彻的空气。
哪有什么轰轰烈烈人定胜天的场景？哪有什么战天斗地的壮观场面？这寂静的大山深处如何施展苏平她们改天换地的抱负？
苏平她们住在一座大山的半腰。上山的路很窄，尖峭的石子在脚下滑动着，硌的人脚很痛，我心疼着自己做的布鞋，担心这一趟下来就要穿帮了。
路上遇到一老乡，挑着大半担水，一问才知道知青们也要这样每天往返一个小时地去担水。“那些知青喜欢洗，费水，她们比我还要多跑几次。”老乡摇摇头说。
“那你们不会离水源近点住？”
“住了老几辈，离开也不惯。”
唉，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煤油灯下，已经是妇女小队长的苏平尖削的面容更加显得冷峻。
她严肃地说，你没仔细观察下车的那个村，李军已经“颠覆”了那里的政权，当上队长的他，给村上接通了电线，不久就要接上自来水；老达他们队比我们自然条件还要差，他们准备自己搞个水利发电站；老何成了赤脚医生，正准备给贫下中农开展“劈膛动腹”的手术；“野驴”听说正在创办“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期刊，准备和其它地区的知青不定期地交流经验体会……”
我抬头仰望着她，惭愧着。半晌才嗫喏地说，我下乡的地方，知青的素质没有这里的高，村民好像也怕我们分了他们的工分和口粮，心里并不愿意接受我们，更别提什么改造农民的说法……”
她挥挥手，仿佛就能赶走这不理想的对比，“你还是要加强学习。自己都没有武装好，谈何改造问题。”
我翻翻她枕边的“战争论”一书，抬头试探地说：“好像龚谦她下乡带的都是大学课本？”
“那是受她老爹影响太深。”苏平又摆手，离开了这个问题。
 
从苏平那里回我们生产队后，我更加自觉地战天斗地、改造自己。修战备路的工地上，我手抡大锤一下又一下，推着小车步如飞，大队老支书几次背着手在我身边转过来转过去，说我是个好苗子，应该留在大队当个妇女队长去率领那些懒婆姨下地。
得到贫下中农肯定的我啊，是怎样的得意。
队里的知青老刘说，咱们主粮不够吃，又没什么蔬菜，挖的那一点野菜只够在面汤里点缀，咱们也开点荒地，种些蔬菜什么的补充补充。
我的革命警惕性立刻调动起来：咱们下乡除了改造自己，更重要地是要铲除每日大量滋生资产阶级小农意识的自留地。

老刘瞠目结舌地看着我。
我还得意着，苏平给我的榜样在开花，虽然是南橘北枳的结果。
 
结果来了。一天我背石头下山，一个趔趄，重重摔倒在地。正在监督改造的地主婆轻轻捏着我的脚踝骨说是骨折，富农的儿子二话不说背起我下山去看病。
大过年，我抱着吉它，拄着棍，一瘸一拐地进了家门。母亲说，好像有什么文件，咱院好几家的孩子都去部队当了兵。
想想，缺了两个月的工分，来年我吃啥？第三天，我剪开了腿上的石膏，爬上了南下的火车去当兵。
 
部队的生活节奏紧张而快速，一套套正规教育使我将苏平的理论渐渐丢在了脑后。只知道大规模地招工将这些有志青年一锅端进了三线军工厂。苏平来信还羡慕着那“颠覆”了政权的李军革命意志坚定，顽强坚守着最后的根据地；老达的水利发电站终于带动了他们村的15瓦灯泡，点燃了村民的梦想天地，就是走后，不知村民会不会修理发动机？；老何的“刨腹”还算顺利，居然接生了一个活的男婴；“野驴”的期刊终于寿终正寝，主要是没有钱去买油墨和纸张……。
 
很久没有接到苏平来信，母亲说，听说苏平裹进了“五.一陆”反革命分子的阵营。我不相信，苏平左归左，但绝不会加入反对周总理的行列，赶紧去信，杳无音信，失去了联系。
很久以后才接到她的信，说是她师傅是个很有头脑的人，看问题犀利，不知那些掌权的怎么将他当做了眼中钉，硬扣了个“五.一陆分子”的帽子逮了起来，让她检举，她不服气，顺便也将她送进了学习班。
轻描淡写地掠过了那一段难以目睹的经历。
她和她老爹一样的硬汉子作风，那寒风中飘扬的大衣。
 
正在我对在部队留还是去的选择犹豫不定时，接到了苏平上了清华，龚谦进了南开的消息，她们的旗帜在我眼前飘扬，我心急如焚，往院长办公室一趟趟跑的勤，坚决要求复员回地方去上学。
如愿，回到地方搭上了倒数第二的末班车。
可是离北大、清华还有几千里。
苏平、龚谦研究生毕业，一个进了中行，一个去了国外。我还在实验室里刷瓶子。
见了苏平，我惭愧地说：“跳过来，跳过去，就我一事无成。只有龚谦实现了梦想，听她妈说，测量美国航天飞船轨迹的数据和她事先计算的完全一致。
苏平依然不服气：“从农村回来后，她父亲对组织唯一的要求是让她进了实验室。”
“你不说，人家在农村时就啃完了大学的肆年课本。进实验室推荐工农兵学员是连续三次，也是人家实打实地自己干出来的。”
“那你怎么不说，她没有继续为祖国效力！”
想想龚老太太着急地对我说，连续给龚谦介绍的对象都是司机，难道这就是我们龚谦的命？！想想那唯成分论曾经伤了多少人的心，想想大洋彼岸孤身一人的她，弹着的钢琴声里怎可能没有思乡曲？
“命运是自己选择的，你拥抱的是西瓜，拣的绝不可能是芝麻。”苏平依然不屈不挠地争辩着。
“请问你的西瓜是怎样的？”
“我家的‘赵胖子’是我的工人师兄，很善良，很真诚，我们一起共患难过。”
身旁她家的‘赵胖子’嘿嘿地笑声从宽阔的牙缝里溜出，“别听她胡吹。”，胖子灿烂地笑着，没有压抑、没有扭曲地愁云。
苏平还是那舍我其谁、天下无双的骄傲模样。
 
三十五岁的苏平终于做了妈妈。
“你没见我家的‘缝缝’多漂亮，一抹脸，找不到了眼睛。”
丑就丑呗，她还在自我陶醉。
从此，她的有关教育圣经就在我耳边响起。
“我从小就要培育她的自立能力。我家‘缝缝’每星期就要做一次会计报表。”
身为银行处长的她，这点小儿科教育不算什么问题。
“我家‘缝缝’，每月只给她20元的教育经费，她自己的圆珠笔杆坏了还要缠胶布。”
对于才大气粗家里的千金不易，不易。
“我家‘缝缝’，情人节去卖花，挣了70元，50元支援灾区，20元自己地摊上买了件天蓝色的加克衫。”
天蓝色的加克衫？这么难看！
“我家‘缝缝’穿的特别美丽！”
……苏平还在有滋有味地说着“我家的‘缝缝’”
我悲哀地想着自己那懦弱、娇气的“千斤”，教育失败啊，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人家苏平骄傲的有理。
 
我家老伴的朋友在近郊租赁了几百亩河滩地，让我领他到中行投资公司的苏经理那里去贷款。
丈夫朋友的面子实在拉不下，我领着他进了苏平的门。
苏平从会议室里出来，边走边说，又是那走形式的教育。
她文温而雅地倒水、寒暄过后，一脸严肃地问了那人许多问题：“你的项目评估书在哪里？你的基础设施开始动工了没有？你的还款计划根据是什么？你的利润增长点在哪里？……，连珠炮地询问和质问，像是在审问奸细。
“我们准备盖个别墅区，有可能还要建个北方的迪司尼乐园，那是我从小的梦。”
“谁没有梦？梦的实现要有坚实的基础，而且不能伤害国家利益。”
那朋友满头是汗地看着我：“快到午饭时间了，我们一起吃点饭，再谈也不迟。”手还在底下暗暗做着数钱的动作。
“不用吃饭。你这样的项目还想立项？你看她也不行！我们是从小长大的朋友，不用解释那么多。”苏平义正言辞，脸板的平平。
我在旁边微笑着，心里赞许着她的严格把门。
事后，苏平骄傲地对我说，在许多行的投资公司中，就她们公司的呆、坏帐最低。

我对她的骄傲感到由衷地高兴！也从此不敢轻易地领人去她那里贷款，惟恐坏了她认可的几十年友谊。
 
“银行改制，我办了内退。”
“你能安分守己？”
“正在学钢琴，你别放电话，我给你弹一曲。”
电话那头钢琴声叮叮咚咚、断断续续，没有一点音乐的旋律。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弹的没有味道。”我呵呵笑着说。
“你没听出来？那是莫扎特！主要是电话里效果不好。”
好你的，再别糟蹋莫扎特，俺老太再不迷信你了！
“其实，我还参加了模特队。”
最难想象的这么革命的她，还在那里能扭腰送胯。
“好好好，终于走出了为自己活的人生一大步。”
“其实，模特队人员素质低，我最喜爱的是声乐，正在努力学习意大利语。现在回家一进门就是放歌剧。”
想想他家“赵胖子”从此被迫接受的艺术熏陶，我替他开始愁眉苦脸。
为了赶紧显示我和她差的不远，忙不迭地显摆我的功底：“我还是喜欢老柴的五、陆交响曲，舒伯特的‘冬之旅’。”
“你总是这样悲观，对你身体没有好处。”电话那头她又开始了对我的革命教育。
“你就这样过下半生？”
“没有，现在是休息休息，同学们劝我重出江湖，我正在筛选着他们的创意。”
可以感到电话那头她那一辈子不倒的傲气。
 
我舔着折断的翅膀，扶着跌断的腿，嫉妒着，羡慕着，苏平她永远是那样傲然地拥抱着人生！

害的我总仰头望着她。

那 双 眼 睛
——迟到的记忆之七
 
年底了，手头的工作告一段落，我坐在办公室，想着女儿那么慌慌张张地将自己嫁到国外，丈夫又出去呼朋友拜弟兄，我也突然想干点自己的事。
刚送走北京的李处长，想着和她在酒吧里昏暗的灯光下静静地聊天，谈起了各自的感情生活，看着她那50岁依然秀丽的脸庞上挂着的晶莹泪珠，我终于开口说，我一生唯一期盼的是有双深情眼睛的男人陪伴着我。
什么都不用解释，这样年龄、阅历的我们都知道这话的深意。
我怕揭开那尘封在心底的往事。
我拿起了笔，从哪儿写起？笔端凝滞、沉重。
 
1975年夏天的一天，我见到办公桌对面肖老师的儿子来取东西，他在××市氮肥厂工作，休假结束明天要回去。
我瞪大双眼看着俊朗的他，对他说：“我刚从部队复员，想请你打问一个人。你们厂听说原来招工时，招了许多附近农村的下乡知青。”他长长睫毛覆盖着的眼睛那样深地望了我一眼，啊，好像他的一双眼睛！我有点慌乱地垂下了眼睑。
“他叫什么？”
“李有林。我们下乡认识的同学，XX市×中的学生。”
肖老师的儿子很善解人意地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再问什么。
一个多月后，肖老师的儿子来到办公室递给我一张窄窄的纸条，上面写着：××市化工机械厂，李有林。他依然没有说一句话。
我真不知道他如何在××市那么多工矿企业中找到了他。
我没说一句话。
我低头望着那张小小的纸条，自问我，现在有勇气了吗？
 
我搁下了笔，三十多年了，我如何理清那从没想清楚的问题。到底是为什么，使我一次次排斥了那青春的初恋？
 
1968年的夏天，我和延河在山间崎岖的小路上碰见了他们。
文化大革命狂热的时期，这时已经冷静了不少，我们那激情冲动的心渐渐跳的平稳了。我是学校出名的保守派成员，在造反派高扬的猎猎红旗下，我们保守派被打的四处逃散，我被迫躲在家里。
楼下的延河是我从小玩大的姐姐，她才比我大一岁，但我从小就把她当姐姐。她从不约束我，由我蹦前蹦后；我累了，我错了，我知道她总能原谅我，护着我；我胆小害怕时可以躲在她身后，我知道她是我姐姐。
大学不招生，听说在校的几届学生全部要下放农村去锻炼，我们两校下乡的地点都在××市附近的公社，我不想和我们学校的那些派别搅和在一起，我和延河决定先去看看她们学校下乡的地点到底怎么样。
我们在××市最边缘的地方到了终点站。
在清亮的阳光下，我们甩开大步走着。路两边亮晶晶的庄稼叶子上跳动着阳光，带着清香的微风吹拂着我们那饱满光洁的皮肤，路上的人在侧目这高高、亮亮的十七八岁的城里姑娘。我的头仰的更高，肆无忌惮地指点、评论着路边的景色。
我们脚下黄黄的土路奇怪的没有一点灰尘，那样结实，虽然有点疙里疙瘩的车辙印，但很好走，没费劲就走到了山脚下。山涧的水很清，水波欢快的奔流着，唱着愉快的歌，水边的石头漂洗的泛白，像我们身上洗的干干净净的旧军衣。石头上站着没有城市麻雀那圆鼓鼓肚子，身材苗条的小鸟，它睁着黑黑亮亮的眼睛歪着头看我们，我掬起河里的水喝着，清甜的水沁润到全身，我看着阳光照耀下的河道两边青黛色的群山，大城市里压抑的浊气缓缓呼出了胸膛。
在上坡的的叉道上，我们碰见了四个男孩子，奇怪的组合，高高的、瘦瘦的、矮矮的、胖胖的、大眼睛、眯眯眼、英气、平和、豪爽、乖戾许多那么不协调的字眼蹦了出来，我和延河相视一笑，爬坡累出的汗珠在红彤彤脸上闪烁。
“嘿！你们好，去哪？”我两手撑着腰，豪气地打着招呼。
“去坪头公社。”中等个头、圆脸的小伙子爽快地回答。
“哦，比我们还远。”
“你们哪的？”
“××市××中和师大附中的”
“厉害，革命造反派的旗帜！”调侃的语气。
“你们哪的？”
“××市×中的”
“也不容易，全都是男孩子！你们武斗起来更英雄！”
我们都笑起来了。彼此一交谈才知道他们也是准备下乡前的考察。问当地老乡才知道我们三个学校的插队地点正好呈三角型。
我们师大附中就在宽阔的×河北岸××公社。我抬头看着午后阳光照着那没有绿色、光秃秃的黄土塬上蒸腾着的燥气，想起那些造反派绷紧的“战备脸”，二话没说就否定了去那考察的意向。
延河她们学校的公社驻地离××市最近，我们其实已经走过了它，现在这条由南向北清澈的山涧河流就是她们公社最西边的一条山沟流出来的。我喜欢它的明净清亮，整个绿色山沟里闪烁着金色的光斑，吹拂的山风带有凉凉的湿气，我喜欢它！
×中为首的那个英俊的小伙子看样是他们中间的小头目，他和颜悦色地、居高临下地问我们：“你们两个女同学还挺胆大，怎么想到自己出来考察？”
文革中锻炼出来的我，也曾是官宦、高知子弟盘踞一方的“小首领”，岂能随意藐视。我立刻滔滔不绝地发表着“政治预见及评论”。我理论功底十足的表演，起到了他们平视我们的作用。
他们邀我俩一起去他们下乡的公社看看，我窝在家好久了，见这青山绿水，还有这么几个男孩子相邀相伴，立刻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一路上，我们随意地谈天说地，指点江山，只觉的山路还不难走，只是绿色越来越少，黄褐色的土地上没有多少水气，庄稼长的也不精神，远不如我们刚走过延河她们公社的风景和条件。
我们几个相伴着，渐渐走在最前面的是那个豪气圆脸的和一脸军师像的瘦小个子；我和他，李有林，走在中间；延河和那个叫刘循苍的走在后面。
我这才无意中打量了他一眼，他个高高的，有点瘦弱，神气很安宁、平和，走在他身边很自在，没有拘束、没有窘迫。主要是我在信口开河，说了些什么也记不清了，只觉的我好像是张牙舞爪、唾沫飞溅的形象，他仍然静静地走在旁边，包容、理解。
已近暮色，即将落山的阳光将四周全部浸染成金黄、淡黄、黄褐色交错的立体画面，周围偶然出现的几座农舍飘出杳杳炊烟，一切是那么和谐、美丽、温馨的安宁。我对着身边的他，说我要在农村扎根，好好干出一番事业，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他说：“20年？”我激情满怀地说了豪言壮志：“50年！”
我这时下意识地看了他一眼，他也扭过头，那么深深地望了我一眼。从此这双含蓄、忧郁、略带兄长似的爱怜、深情的眼睛走进了我的一生，夜深人静时出现，在梦中缭绕，挥之不去，难以忘怀，35年后依然使我动情，难以割舍！
他们公社的驻地在一个山凹中，只有十几间平房，很破旧。接待我们的是一个不拿事的人，话很少，对我们的到来既不惊诧也不好奇，淡淡地介绍了一下他们公社的概况。说我们想去的几个大队离这里都有几十里的山路，要走将近一天的时间。
我们在院子里，打量着山风吹的灰色窗框上撕破的窗纸哗哗迎风飘动着，热情随着凉风一点点带走。公社驻地没办法安置我们休息，只是煮了一大锅清水萝卜、白菜汤，一人一张饼，男孩子们不够，我们推让着。
只好连夜下山。半夜十分，我们终于坐在火车站旁的废弃铁轨上，等待清晨的班车。看着夜晚站台上闪耀着美丽、梦幻的光彩，清凉的风吹佛着我温热的躯体，那颗平常始终处于饱满战斗力的心脏似乎柔软、宁静了。
我坐在他的身边，我的任务是将傍晚的饭钱想办法还给他们。我们静静地坐着，话很少，也很轻。我有时侧目悄悄地看他两眼，夜晚的灯光下，他那清秀的脸上线条清晰，长长睫毛下的眼睛晶莹闪烁，身旁可以感觉到他的男孩子体温和气息，我靠近他，将饭钱放进他身旁的衣袋中时，真有点慌乱，心跳不止。
我们随意介绍彼此家庭。他父母是医学院的一般职工，他有一个姐姐，他是高一的学生；我说父母是一般干部，姊妹多，生活条件比不上工人，现在父亲还在“劳改队”。我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有一个林字。我叫林平，你叫李有林。我们都不能如愿自己的大学梦。要知道我们学校过去还保送了五个女生到苏联学习！我是多么想也在保送的行列中啊。
清晨没睡醒的我们下了火车，彼此摆手再见，他们邀请我们到他们学校去玩。临走时，他对我说，你的钱放在右边的口袋里。我沮丧、懊恼的表情使他像兄长似地笑了笑，我有点依依不舍。
 
下乡前，我和延和相约去他们学校继续还饭钱。
他们学校是个××市仅有的男中。一进校门就可以感到是个百年老校，到处都是老式的仿古花园建筑，造型很美，很别致，小石头铺的弯曲石径旁柳树很多，那种优雅的风格怎么都让人想到红楼梦的林黛玉在其中穿梭，而不是一群秃小子在奔跑！
我俩身材长相基本一致，都是1.68米左右的个头，可以说是端正、大方、美丽的面孔，再加上那洗的发白的列宁装军衣（那年头干部子弟的身份标志），顿时所有人都直瞪瞪的目送礼！我们感觉到学校里一片骚动，甚至听到奔跑的脚步声。
我们坐在他们宿舍里，门外好多人来回走动张望，男孩子们的气势表现的赤裸裸，我们有点后悔和慌乱。才知道他们几个是学校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全校可能都知道了下乡考察，有我们这两个自主的女孩在一路。难怪这么轰动。
我们没敢多留，估计我们的长相和气质很快得到好评的反馈，他们送我们出来时，潜在的谦恭表情使我俩像个高傲的公主。实在不习惯，我俩留下了饭钱和下乡的地址，匆匆逃了出来。
我们这是干什么来了？！自投罗网？再也不去了。
 

下乡的日子对没有任何生活经验的我们来说，很艰苦。从进山几十里，爬没有路的山坡打柴，到背着头重脚轻不断碰腿的湿柴过冰冷的山涧；从手握钢钎劈石放炸药，到背着石头光脚修公路；从咽不下掺着麸皮的窝头到天天拿着瓢看着日见缸底的包谷面，盘算着还够几天；从清晨队长的吆喝声中睁开双眼到满天星斗中拖着疲倦的脚步去开会，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到了那份最低层生活的艰辛与不易。
在煤油灯下的扎根农村、炼就红心的表态会上，我再也没敢豪言壮语，含糊其词地回避长期在农村扎根的问题，连呆20年的话也不敢说，何况50年了，那是整整一生啊！
有时，夜晚我坐在山顶的石头上，看着满天那么明亮的星星，黑黝黝的群山在浪漫的天空下稳稳地端坐在那里，没有一点声音，平和而不压抑，像他的身影静静地听你诉说，我轻轻地唱着歌，想山那边的他，现在怎么样了？
 
过年时，没有什么农活，大多数知青回家了，留我和延河留守照点。他来信说他们也留了三个人照点，我们约好初六去看看他。
沿着村民指点的山路，在冬尽春来的暖暖阳光下，我们在崎岖的山道上走着，过了一山还有一山，微风不断吹干我们汗津津的脸面和脖颈。我们走到太阳下山，一打问，对面还有一座大山！我们看着黑沉沉的大山，知道无论如何我们今晚是翻不过去这座山了。
摸着黑，我们在山腰处找到一户人家。敲开门，是个很面善的利利索索的老妇人。她笑笑，山里人即不过分的热情也不陌生地让我们坐上了她那干干净净的炕头。家里灯光很明亮，墙上的镜框里贴满了各种照片，她淡淡地介绍着，语气中的大气和安详，让人立刻感到她见过了许多的大市面。
相片中有精干利索的青年人，美丽洋气的城里姑娘，一问才知道她的儿子在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工作，儿媳在外交部工作。我们惊诧，他们怎么从这么高的大山深处走出去的？他们能走出去，我们呢？望着明亮、洁净的屋子，山风在窗外呼啸着，我们心里感到了希望和温暖。
大清早雾气很大，我们早早动身，翻过了大山。坐北朝南的山腰上终于找到了他们的房子，房子里很凌乱，灶房的房顶上吊着灰尘的絮絮，找不到什么做饭的用具，整个灰蒙蒙的一片冰锅瓦灶。房子里只有一个房东的女儿，矮胖身材，从我们进来就没抬头正眼看我们，问一句说一句，虽无山里人的灵气，但也不至于痴呆。房子里冰冷潮湿的让人坐不住。
一问才知道，天刚亮他们就到公社去买肉了，说要包饺子。我一听就又气又急！去公社买肉？！来回几十里山路啊！回来要到什么时候！
那时候吃饺子只有逢年才吃，知青的细粮、饭钱是各个点最困难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将包饺子这种设想提到计划里，况且要翻山越岭走整一天的山路去公社驻地赶集！亏他想的出来！我以为他只是高高地站在那里，安详、宁静、深情地望着我。我被他的那超出范围的盛情吓坏了！
我一边嘟嘟囔囔地埋怨着，嫌那不切实际的接待，嫌没人管我们，嫌房间的冰冷潮湿、凌乱……，延河没理我，挽起袖子开始清理锅台，房东的女儿挑了一大担水进来，用那责备的眼光看着我，我压下了自己无名的惶乱和烦躁，他对我们太超出一般同学接待的规格了，我不情愿地面对着这个事实。
中午，他们居然赶回来了。我真不知他们怎么走的这几十里山路！
他话不多，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话，没有正眼看我，我从他的眼神中看见慌乱、内疚、自我的责备，没有原来的宁静和深情，我不理解为什么有这样慌乱的尴尬。
我们急急忙忙地剁馅，和面，包饺子，下饺子，吃饺子，我至今始终想不起那顿饺子是什么味道！吃完饭，我拉着延河坚决要走，说还有那么多山路。他们送我们，山民指了一条沿着山腰开出的挺宽也挺平的路，我们没走多久，饶过一座山居然看见了我们四队所在的山坡！原来我们大队那些该死的、狡猾的山民故意给我们指了一条饶了那么多大山的远路，我一想他们狡点目光中窃窃地笑意，我真生气，我们被他们耍弄了！
我坚决不让他们再送了，看着站在山腰拐弯处他那高高瘦瘦的身影，一种压抑的忧伤那么深地浸透我的胸膛，我突然深深地弯下腰给他鞠了一个躬。在我记忆中仅此一次的鞠躬！
聪明的延河不问我什么，也不评价什么。
我潜意识中害怕发展这种已经撕破了朦胧表白的感情。我慌乱，我惶惑、我惊恐，我怕发展这走不出大山的初恋。我愧疚，使我弯下了这个腰？我准备埋葬着还没表白的初恋，使我弯下了这个腰？
 
正月没出，他给我来了一封信，原来他写信是给我和延河共同属名的，这次是我一人的名字。他清爽的柳体字透出文静和温情，信的话同样也不多，官样地写着没有招待好我们之类的话，在信的末尾只是说他最近病了，发着烧。
我犹豫着，煤油灯下，心跳的很厉害，你病了关我什么事！

我犹豫着，煤油灯下，心跳的很厉害，你病了关我什么事！让我去看你吗？好像我们真是那种关系了？谁说的！我又开始了无名的烦躁。
延河看着我，眼神中询问着，是否去看看？我脸通红，提起了笔，生硬客气地谢了他的盛情款待，信的末尾狠狠心地写到，你的病与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签名延河在上，我在下。
我就这样自私残忍地伤害了他。他再也没来信。
一个夏日的中午，我们在××供销社缴公粮，阳光炽热地照着，强光反射下，我觉的自己全身煞白，和周围的人、物融合成一片。我一扭头，看见了大树下坐着的他。他的眼光是那么清澈、清凉，他静静地看着我，里面没有责备，没有忧伤，依然兄长似的深情目光，我感到了一阵眩晕，扶着自己的额头，转过了身。
 
多少年，梦中反复出现那双世间再也见不到的眼睛。我狠狠地将它压下心底，它又冒了出来，还是那么深情、那么专注地望着我！我一次次愧疚，一次次悲哀，为我懦弱、惶惑的第一次触动的真情，为我那么狠心、残忍的伤害，我好悔啊！

“大姐”燕旋
人一生好像都会有一个大姐。
我的“大姐”就是比我大两个月的燕旋。
燕旋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她长的不俊，圆圆的脸上有一个明显的朝天鼻。但在一群任性、叽叽喳喳的女孩子中间，她嘴角的微笑，天生的端庄、沉静的气质，使得她像圣母一样发出祥和的光芒。
成年以后的我每当看到世界名画中那些秀丽、年轻的圣母，就暗暗地不信任和排斥着，觉得燕旋才是那种善良的万物之母的形象。
燕旋很爱干净，是那种真实的干净，她浆过的床单永远洁白、平整。空闲时间，她像一个大家族中任劳任怨的老大，顺手将周围同学的床上床下清扫的一尘不染，真真的大姐风格，良好的保姆习惯。
她惯坏了寝室中的每一个懒姑娘。
几个好朋友经常相约星期六去燕旋家，吃完喝完还要在同一张大床上睡。燕旋的妈妈是河北雁荡湖根据地的老妇救会主任，一双小脚跑前跑后曾为八路军组织了多少军粮和鞋袜，当然对我们一晚上一晚上的意气奋发抿嘴笑。
燕旋是我们许多人共同的大姐姐。
多少年后，我们几个好朋友无意中聊天，才知道大家曾早早不约而同地就将燕旋纳入哥哥、弟弟未来对象的最佳人选。
 
文革中，班里同学不可避免地也分成几派。
像我这种酷爱“自由”，害怕一切清规戒律的人，自然属于早期的红卫兵小将。我们激情满怀、我们要解放全人类，我们任重而道远，我们跃动着，高举着拳头要砸烂万恶的旧的教育体系！
我游说着燕旋和我站在一起。她笑笑，依然温温地听我唾沫飞溅地指天说地，评东论西，窗前飘进棉花糖样的梧桐花絮，静静地贴在她的朝天鼻上，她没有拂去。
随着斗争的深入，学校这些早期的红卫兵小将的父母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被迫面临着角色的转换，革命小将成了狗崽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巴掌终于落在自己的脸上。
我们开始被迫思考更深的问题。
我探询地追问，“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万寿无疆好像是皇宫里的思维和语言体系”这本身就违反辨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啊？
小范围的质询很快传开了。
同学们躲避着我，我无从辨白，无从解释，我理论上思想还没有更深的思考，我被孤立着，随时可能被打成反革命，进入万劫不复的地狱，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教室里空无一人，我百无聊赖地坐在课桌上，无意中打开了桌上燕旋的笔记本。
“李林是个热情、有头脑的人，她的疑问，她的思考是正常的，为什么要否定她的本质？为什么要孤立她……”想起她大姐一样同情的眼睛，一如既往的温暖的双手，我委屈地哇哇大哭，教室门口其它班的同学在探头探脑，我擦干了眼泪，从此认定燕旋是我一生最可信赖的朋友。
 
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那里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可以大有作为。”伤了心的我，没有和我们学校的大部队一起走，选择了一个院子的伙伴和她们学校的同学去那广阔天地锻炼成长。燕旋回她河北老家插队。
在疲惫、漫长的夜晚，看着燕旋的来信，娟秀的字体，潺潺流水似地叮咛，温温地感觉隔绝着冰冷土炕的凉意。
人山人海的修河渠工地上红旗猎猎，燕旋是铁姑娘队队长，想她这个队长一定当的辛苦，一定将自己碗中的定量食物拨给其她正在青春发育期的姑娘们，自己饿着肚子高举着冰镐敲向那冻成白碴的土地；夜晚的她一定在灯下给姑娘们烧烫脚水，挑血泡，补衣服。
燕旋来信不说我也知道。
燕旋说，你想看什么书，我让我哥给你送去。
燕旋的心意，我以女性的直觉一下就明白了她的良苦用心。
燕旋的哥哥是一名牌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学的专业是国家急需的保密专业，人又长的周正精神，是他们家的骄傲。文革中有人在省委静坐的大学行列中见到了戴大口罩的他，他的低调，他的沉稳在我们一群小女生中口碑极好。
燕旋想让我们在接触中培养感情。
年轻的要强的我，想着人家帅哥已经分配到西安飞机厂技术处当助理工程师，我还遥遥无期地与穷山恶水战斗，总不可能让戴着眼镜的他无止境地奔波在我们这蜿蜒崎岖的山间小路上吧？！
燕旋的哥哥来了信，同样的温厚委婉，同样娟秀的字体，我故意拖延着没有回信。
几年后，几万人大厂的厂长在众多的年轻精英中挑选中燕旋她哥哥做自己独女的佳婿，并第一批送往国外学习。
我后悔着错失了俊才佳偶，感激着燕旋曾经的心意。
 
打倒“四人帮”后，燕旋参加了工作，上了电大，成为工作系统中的技术革新能手，劳动标兵，她那不俊的长相没有影响她对男性的吸引力，追求者众多，其中一个同样是她们系统的标兵，长的俊朗，是众多女孩子暗恋的对象。但是，燕旋说，他比她小三岁，她犹豫着，让我帮她参谋。
我远距离地臆想着，主观地指手画脚着：比你小三岁？他是否有恋母情结？你要照顾他到何时是止境？比你俊！树大招风，你会永无安宁。
我的武断是否影响了燕旋的判断？多少年后，我再见燕旋一家，我问是不是那个人。燕旋说，不是，尽管她早就没有了泪水，没有了责备，但眼中依稀飘过当年的阴影。
我愧疚着，当年的她怎么能那么轻信年轻的我这莽撞的结论？！
 

几年前出差到北京，顺便抽空去探望燕旋和她的家人。
燕旋她们单位早就搬迁到京郊。
她们单位周围商业网点稀疏，行人稀少，只有路边的小商贩叫卖声带来几许生气。家属院很大，空旷而安宁，低矮的家属楼陈旧的砖墙上好像只有风在进进出出忙个不停。
燕旋家里很干净，墙壁上可以看见多次清扫的笤帚刮痕，暖水瓶上的铝盖依然擦的明光铮亮，我抚摩着快洗化了的床单，经线纬线根根透亮，什么年代了，还有如此赤贫而严谨的人家？想想几个北京同学家里的豪华和奢侈，我没想到会有如此明显的两极分化。
我心沉重起来。
爱干净的燕旋非让我去厕所冲澡，提进一大桶煤气上专门烧的水，我估计是平常她家人冲澡用水的三倍。我节约再节约，为着这艰难的清贫。
燕旋在忙碌着，张罗着能拿出手的最好饭菜。
燕旋的爱人老张也是个提前退休的技术人员，他说厂里效益不好，别说他了，燕旋是他们厂的工会主席照样一刀切提前下岗。
老张说燕旋的一个同事的爱人是个私企的老板，说早就看中了燕旋的为人，那么多年轻人都没要，只是聘用了近50岁的燕旋，每个月能挣600元。
燕旋憨厚地笑着说，人家能选中咱是不容易，我出差到广州都找最便宜的旅店住宿，要努力干才能对得起人家的信任。
老张说，现在的孩子都太讲究，穿衣穿鞋都要穿名牌，这不，刚花了200元钱给孩子买了名牌的运动鞋。他望着我，又一次强调那“名牌运动鞋”的昂贵：200元一双啊！
我问老张，你这么早退休不准备做点什么？
老张说，他没事就琢磨研究着炒股。他开始眉飞色舞地描述着他的光辉战绩、他的英明决断：6000元的股本基本没赔，他轻飘飘的唾沫飞溅。
我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我是屡败屡战，溃不成军。
燕旋在旁边依然静静地微笑，大姐样地宽容说，她不聪明，她不敢碰那些玩意。
我说要顺便去拜访燕旋的母亲，感激着燕旋的母亲当年在定量供应的粮食中挤出细粮来让我们这些傻闺女楞吃海喝的恩情。
我说，老人一生不容易，有空应该多去看看。
老张的头轻微地扭向了一边，没有掩饰眼中轻蔑的不屑。
我心咯噔着，痛着我那大姐燕旋的一生！
 
我得病期间，燕旋来电话，还是那不紧不慢的温言细语。
我说，这回真是青松老了，李林倒了！唯一的遗憾是当年我错过了咱们成为一家人的机会。
燕旋说，我们从来就是姐妹。
 
我对女儿说，万一我不在了，如果社会有剧烈变动，你遇到天灾人祸，你就投奔你燕旋阿姨，她绝不会出卖你，她会分给你她手中最后的一块馒头和最后的一滴血。

学   习（一）
老支书背着手围着李林转悠，汗烟袋在屁股后面晃悠着，寒风中，满头大汗的李林杵着撅头站在石头堆旁，难得一见的笑意冲破了老支书满脸核桃皮一样的皱纹：“你给咱们当个妇女队长好了。”
退休后的李林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知青生活时老支书给自己的最高荣誉和评价。
李林最在意的认可。
老支书是李林的第一任老师，这种认可一记，就是几十年。
 
那年往深山修建的战备公路将经过李林她们的生产队。大队承揽了这一段的修路工程。全大队能出工的人其实并不多，所有的劳力全部都上阵了，包括十一、二岁的孩子们。
劈山开路劳动强度很大，抡大锤掌钎放炮都是青壮年的活计，运送挖掘土石是妇女和孩子们的任务。老支书老了，他干一会活，就蹲在旁边默默地抽一袋烟，人们仿佛早就习惯烟雾后面络腮胡子的老脸默不作声。
几天强体力活下来，工程进度慢了，疲惫的人们开始烦躁。孩子们终于开始杵着铁锨站在架子车旁歇息。
吵闹声越来越大，李林搭眼望去，是老支书的儿子和地主的儿子在争执。
老支书的儿子也就十一二岁，刚抽条的细高身材，清秀面容让人不容轻视，他很威严地手指着地主的孩子，谴责着他干活不出力气，像个小生产队长的模样颐指气使。
被指责的孩子是大地主的孩子。
李林早就很好奇地观察过这些地主及其子女。
地处秦岭深山，全大队只有一户地主，弟兄三个，老三在外面教书，老二曾经在外面工作，因为经济不清被遣返回家，只有老大是真实的山里地主，常年在地里干活，子女都很乖，干活踏实，细眉顺眼从不若事生非，李林看见他们，常有一种想抚摩小动物的冲动。
但是革命小将的李林当然有自己坚定的阶级立场，对阶级敌人怎能不横眉冷对？！李林从来没有流露出对地主及其后代的怜悯心肠。
看见孩子们扭打起来，众人拉扯着，身材高一点的老支书的儿子嘴角流着血，还在拼命地往上扑，个子矮小敦实的地主儿子不服气地用袖子揩着鼻子，满脸的血迹。
李林站在远处，知道地主的儿子敢还手必定是有道理的。周围的人们沉默着，没有人品头论足。
远处的老支书过来了，二话不说，拿起了铁锨就朝儿子身上打去。
是那种劈头盖脸的暴打，真心实意地打，没有演戏成分地打。人们开始劝阻，老支书喘着气，身体瑟瑟地颤抖着，拿着那把断了的铁锨把。
李林明显地感觉到周围的气氛开始松弛，人们好象开始平和地出着气，仿佛公平在蔓延。
短暂的瞬间，李林开始真心地敬重老支书，开始知道怎样做人。

学习(二)
 
    女人爱照镜子,李林也不例外.
老了的李林眼角耷拉下来，满脸太阳暴晒后褪不尽的黑斑。惨不忍睹啊，李林伤心地想。
黑斑就黑斑，关键是耷拉的眼角，李林多少次对着镜子恐慌地看着，自己是不是开始像黄世仁他妈?
望着镜子里自己满脸淳朴、厚道、无城府的笑容，没有变形的张扬，没有虚浮，没有刻薄，没有残忍，像个正常健康的人。
李林喘口气，知道自己这几十年跌跌绊绊走的还是正路，还是要感激那个真诚的理想主义的青年时代，得益于刚踏上人生道路时的农村生活教育。
 
在农村日复一日的艰苦劳动中，在筋疲力尽的关键时刻，一个农民兄弟关怀的眼神，伸出手的一把扶持、饥肠碌碌中一口饭的谦让、炕头上掖掖被角，精心擦拭着铁锨、翻晒着粮食……，一点一滴，让李林知道了感恩，体会到善良的温暖，懂得了珍惜，知道了淳朴人们的道德取向，学会了尊重每个最平凡，最穷困人。
李林是在这所学校里渐渐成人。
 
有一次，李林她们又要走四十里山路去修水库。
蜿蜒的山路没有尽头，阳光铺就的山路上，李林短发飞扬着，腰间扎着的藤条勒显着青春的曲线，落满补丁的衣服闪着清爽的白光。李林认为自己像抗大的学生，朗朗的朝气，不可限量地走在大路上。
又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两块玉米饼早就下肚，李林开始饿的心发慌，一再扎紧着腰间的藤条，拒绝着村里金花递过来的干饼子。李林知道自己此时的形象一定很糟糕，灰头土脸，头发汗淋淋地贴在脑门上，尖利的山石划破的裤角随风飘动。
回去的山路格外长，李林的脚步开始趔趄，还不如一个邋遢的农村妇女。
好不容易看见路边有个工程指挥部，院子里有一个滴水的自来水管。李林二话不说，闯进院子，直奔水管而去，仰头狂饮，水顺着脖子往下流，浸湿了胸前的衣服。
“你干什么？谁准许你喝水了！”恶狠狠地呵斥声。
李林目瞪口呆，喝个自来水还要遭此侮辱？
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鄙夷的冷酷的眼光，让李林不由地在心里寒彻地颤抖着。
平等，平等，人生而平等！
难道衣裳褴褛，灰头土脸的农民就随便可以受到欺辱？
李林从此知道了自己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农民兄弟。
以后无论在什么角落，李林看见饥饿、肮脏、畏缩的农民兄弟，哪怕自己穿着绫纙绸缎，哪怕脑满肠肥地挺胸凸肚，也再没有轻飘飘的眼光和语气，总是歉疚地讪讪地上前搭话，问收成，问年景，问愿望。
 
有一次，李林坐在公交车上。在一个站口，两个农民兄弟拿着装的鼓鼓囊囊的蛇皮口袋从后门上了车。
又是一声恶狠狠的呵斥：“下去，谁让你们从后门上来！”
两个农民肮脏、疲惫、恐慌、不知所措地望着周围的人。
满车的人静默着，没有人援手。
李林压着火气，静静心，缓缓地笑着说：“别怕！我原来坐车也不知道这些规矩呢。现在出门上车要准备好零钱，从前门上，没有零钱投币也不让坐车呢……,再说,司机就一个人又开车,又要招呼,又累又烦躁……。”
两个农民兄弟的眼睛里闪过了感谢的目光。
满车的人还是没有说话，但是气氛分明开始松动，司机也没有回头。
从农村出来的李林知道自己应该在哪怕一个微小的环节上尽着自己的心力，将普通人的善意、宽厚、淳朴传播，化结这浮躁社会不平等的戾气。

     学习(三)

    舞台上灯光柔和，高新社区的业余歌咏队唱着“圣母颂”。
    前排的老年女歌手们白色锦缎连衣裙包裹着肥硕的身体，钻石项链和耳环在灯光下不停地闪烁着光芒，一看就不是廉价的玻璃仿制品，表演的歌曲选的都是那种浅吟低唱，庄重、柔和、悲天悯人的曲目，仿佛罗马的某教堂的唱诗班在演唱。
    一看就是有钱有闲家境优越的人们。
    李林嫉妒又羡慕地望着台上的人们，想物质丰富了，人们有条件开始享受艺术的熏陶，追求精神的丰满，开始有模有样的贵族化了。
看着相仿年龄的演员，李林想她们一定也和自己曾经有过相似的经历。
    李林眼前又出现了还在农村的戈卫。
    黄泥巴的墙壁四十年前的白色的标语字迹还是那样清晰，消瘦的戈卫沉静地站在低矮的门前,
    眼神坚定沉郁。
    李林自己没能像戈卫那样走下去，但是在内心里觉得自己是站在戈卫身后，和他是真实的同路人，看见戈卫就想到了自己灵魂中的选择。
    李林心里一阵难受。是否戈卫的坚持努力是在做着无用功？没有条件享受艺术是不是一生的遗憾？
    李林反复问着自己，好象在拷问自己当年选择的生活目的、标准、质量是不是有残缺？
    反复对比着，在这物欲横流，尔虞我诈，媚俗恶欲的社会大染缸中，戈卫这群人能始终有着深切的社会责任感，时刻关注着祖国的进步，尽心尽力维护着正义、远离奢侈、与最普通的劳动群众同生同爱同疼，淳朴、简约……，坚守着道德理想的净土，你还要他的一生如何呢？怎样才是真正丰满的人性呢？
李林静思，终于给自己的问号打上了一个答案。
在农村中的知青生活在一生中很短暂，也很宝贵，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李林的一生。
    当年的农村生活教育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垫了一个好底，是人性正常发展的必要一课。
    李林对曾经走过的路有了一个自己的诠释

知青生涯有趣的点滴记忆
 
下乡知青生活今年五十周年了，据说老年痴呆的表现是近期遗忘，远期记忆清晰。所以将远期的记忆记录下来也很有意思。
不夸张，又没有诗意，自己看亲切就好。
 
蛇
 
刚下火车，生产队有人接，山路崎岖，弯弯绕绕，总说快到了，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我们的新家在半山腰上，房子很高大，据说是富农家的房产，知青住的是坐东向西的厢房，隔壁是小队长，小队长长的贼眉鼠眼，唇上还有稀稀拉拉的一瞥小胡子，他极力挺直腰，像伟大领袖一样壮志满怀，准备好好“再教育知识青年”。
有人高喊“蛇，蛇，蛇！”
一条胳膊粗细的黄黑色蛇从房梁下不慌不忙地滑过，足有一两米长。
小队长挺着腰说：“没什么，房梁上有蛇，冬暖夏凉，好吉利呢！”
知青的房子炕是新盘的，泥巴还是湿的，所以全体知青就在放粮食的阁楼上睡通铺，男女生之间拉了一道塑料单子。
木头盯着房梁上瞅，怕那条冬暖夏凉的蛇倒挂下来吐着芯子。
晾被子
 
生产队晚上经常彻夜开会。吃完晚饭，住在各个山头的社员陆陆续续到齐后，再念一通报纸，等到评工分，就是漫长的等待，没有人发言，谁也不愿意得罪人，大家实在很累，很冷，能挤在富裕中农家的炕上抢着盖一床被子就是莫大的幸运。
富裕中农很大气，从不埋怨，一直让大家拉扯着那床棉被。
很快木头发现自己家的被子染上虱子了。
她觉得不好意思，不能公开对男生说，只好将被子挂在院子正中间的铁丝上，风吹雨打一个多月，准备将虱子冻饿死。
棉被成了毡片，虱子还在那里，只是身体变白透明，肚子瘪了。
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闻不问，从被子下钻过来钻过去，也不怕虱子掉进碗里。
记不清，最后什么时间收回了被子，也记不清是否拆洗了被子，只是身上不再感觉奇痒，终于容忍了那些个小虫子，彼此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估计那些虱子肚子也终于饱满起来，有了血色。
 
大惊小怪
 
知青回家，有家长问，是不是你们睡觉就隔个塑料单？
是啊！木头不在意地回答。
家长大惊失色。
有两个家长坚决要实地考察。走了几个小时山路，傍晚爬上阁楼倒头就睡，第二天昏暗的阁楼上，两老太太直不起腰爬在一尺见方的小窗户上往院子里瞅，看远方黛色山峦，谁也再不谴责孩子们的不伦。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炕还湿的淌水，不睡在阁楼上睡在哪里？
第二天下午，俩老太讪讪而归。
 
烧炕
 
刚下乡，知青劳动借老乡铁锨碰上石头也不知道避一避，两下就卷了刃，人们开始不愿意借东西给知青，嫌知青不知道爱惜，节俭。
我们的炕还是干不了，大家下决心用火烘干它，麦秸烧，干柴烧，为了节约热量，堵住坑道出口，拿半个大锅盖当扇子使劲煽，烟熏缭绕，咳嗽声一片，做饭的干柴也用光了。
“里面的炕热了没有？”
“没有”
男女生屋内屋外呼应着。
院子里富农的儿女们不吭气在窗户后面观望。小队长咋咋乎乎说知青不知道节约，还堵着烟道，怎能烧好炕？
半夜男生女生全部蹲在炕上轮流交换着双脚，烫的睡不成觉。
小队长幸灾乐祸说知青不知道节约，就是要加强教育。你们那被子厚的，睡在山梁上也不会冷。
从此，知青再不烧炕了。
 
打柴
 
知青做饭很浪费，生产队给了三次大锅很短时间都用坏了，其中一个锅是58年大跃进吃集体食堂用的锅。所以木头不服气，认为是那锅太旧了，不经用。
可是知青用柴费是真的，总是再节约也不够用，周边的茅草很快就用光了，只好经常进山里打硬柴。
大家也很心疼不挣工分专门进山打柴，可是也很高兴游山玩水地旅游散心。
走过最远的住户人家，一身大汗落下，坐在山头，遥望远方，觉得哪怕在西安火车站卖大碗茶也比山里劳动强。富农儿子很老实肯干，到处披荆斩棘，砍下树枝，并用藤条捆成能背的柴火捆。
这是一个技术活，藤条绑的位置不对，就会头重脚轻碰的你无法走路，柴火放的不顺，硌的脊背疼，总之，这是技术含量高的活，可怜我们院子的富农子弟全心全意地帮助着这些城里娃，他付出的劳力比在生产队上工要辛苦许多。
以后，我们自己进山打柴，总挑路边长的直，长的顺溜的树砍，沿途尽量蒙混过关林业检查站，因为许多树干太直，一看就是快要成才的树木。
有次我们正在路边抱着小树砍，远处农家主人边跑边喊,那是我们种的树，别砍!
吓得大家落荒而逃。
回家做饭，一烧火，女生一个个成了猪头小队长，脸比铜盆大。
原来砍的树中有漆树，过敏反应。
 
卖桃
我们队山清水秀，最可贵的是各种野生果树很多，春天过后不久就是知青大快朵颐的季节，漫山遍野的桃树上各种桃子成熟了，有的个头不大，但是桃型美丽，窈窕娇娆，俏皮的桃尖鲜红地翘着，摘下来往衣服上蹭蹭，一口咬下，浓烈的桃稥（现在无论什么品种，再也没有我们队里的野桃那种正宗的仙桃香味）。
根本吃不完，村民们只能摘下来喂猪。
知青都觉得可惜，决定让两个男生各背一筐桃子去宝鸡卖。
第二天两个男生回来，说一毛钱一斤也没人要，晚上下雨，他俩站在路边的屋檐下躲了一夜，总共卖了一毛八分钱。
从此知青再也无人提议卖桃。
商业活动的艰难给木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次试着下水，内心总是害怕鄙视这种不人道的残忍行为。

所以，我们中没有出有钱人。

捉鱼及捕青蛙
 
我们所里的溪水很清澈，平常流量不小，过河得踩着许多石头，搞不好就掉进河里。遇上一块大一点的山洼，就集很多水，规模像个小型游泳池，当地人没有人会游泳，当看见知青跳水，很壮的小伙子也吓得用手捂住眼睛。更别说看见知青捉鱼，晚上拿手电捕捉青蛙，而且还要做熟了吃。
他们认为知青有些行为很魔鬼，不可思议，知青骄傲给农村带来了新思想新风尚，普及了科学知识。
见鬼，木头一点也想不起当年那些鱼和青蛙腿的滋味，想不起来谁吃了。
 
互助
 
刚下乡，我们队给知青一年分的原粮330斤，要知道是带皮的原粮，包括整个的玉米棒子。知青没有粮食积蓄，肚子里油水很快消耗殆尽，整天饥肠辘辘，所有的麸皮全部掺进已经磨出来的粗面中蒸馍馍，还限制每个人的数量。
有次两个男生背玉米到山下的水磨坊磨玉米面，因为玉米太湿，他们将玉米晒在溪旁的石头上，回来吃中午饭，下午他们去磨坊，回来低着头，像罪犯一样不敢看人。木头问，粮食呢？一个男生支支吾吾说，粮食让鸟都吃光了。
木头觉得一定有阶级敌人捣乱，偷走了粮食，否则一顿饭功夫，鸟能那么干脆利落吃完了一百斤玉米。
没人破案。
大家同仇敌忾瞪着那两个男生，他们还是低着头，仿佛犯了世纪大罪。
所以，每当别的队男生因为饥饿到我们队混饭吃，因为理短，他们殷勤地提水，劈柴，木头还是脸吊着，恨不得将勺子在锅沿上敲的声响，说我们也快断顿了。
队里男生乖的没人吭气，全体静默。
几十年后，木头才知道对面山头三队的知青因为全部是男生，早早就粮食断顿，饿的躺在炕上，只有一个爬出来喊救命。
这个当年喊救命的知青居然是木头女儿同班同学的父亲。一表人才的孩子像极了电影演员黎明，他和女儿是闺蜜似的哥们，后来在微软公司上班，是个计算机方面的技术骨干。
木头对他爸歉疚地说，我当年太小眼，对不起知青兄弟。
他说当时也是“无法拉兄弟一把”。
木头还是久久难以原谅自己。
 
风度
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温柔，气质，风度”等词汇。印象中的红卫兵跳舞都要将脚踹的舞台要出现塌方才算气势磅礴。劳动中一定要有铁姑娘的泼命作风，不怕死，能吃苦，不娇滴滴的装模作样，能扛一百斤也要扛一百二十斤。
有时候听说山沟口要有折子样板戏演出，队里的女知青就眼巴巴地望着对面山头的太阳什么时候下山，半夜看完演出回来，大家唯一羡慕的还是铁梅的红绸褂子那么红，颜色那么正。
山里柿子红了，女生嘴馋，看看周围没有外人，一个踩一个肩膀，爬上树摘柿子。
山对面劳动的社员看见了，撇撇嘴，瞧不起的说，这些女子疯成那样子，将来怎么能嫁出去？
没个姑娘家的样子。
就是说没风度。
果真几十年下来，有风度的没几个，大多数骨子里依旧是当年的彪悍气质，敢承担，能吃苦，不装样。

初中同学问木头，你劳动时脚骨折了，地主婆给你揉，富农儿子背你下山上山去看病，你队的贫下中农呢？

木头仔细想五十年前自己下乡插队时，队里的人员成份组成(因年代久远，数据不精细了，但大体不错)：

木头插队原有社员，老少全算93人，12户人家，除去在家妇幼人员，全劳及半大小子闺女的半劳为23人。

(知青一下来了11个全劳，占1/3，新鲜血液，所以不甚受气)

其中老中青地主三家，5个全劳，富农一家，2个全劳，2个半劳。

地富户数占1/3，劳力占1/3强。

中农，富裕中农共2户，劳力全劳7人。占1/6，劳力占1/3

贫下中农，6户人家，占1/2，劳力8人，占1/3，

仅90多人，12户人家，地富，中农，贫下中农基本各占1/3。

可能土改时，划分成分有偏差？或生产大队，地主集中在生产二队居住山头所致。

木头在劳动中观察，由于政治高压，地富分子沉默寡言，劳动中不偷懒，也不十分积极，但地富子女普遍劳动踏实肯干，为人诚恳质朴，有个别在山外工作过的地主分子油尖水滑，人品不行。

中农富裕中农家风严谨，持家勤俭，在劳动，社会活动中往往成为村中决策及行为的中流砥柱，带头模范，一般口碑好，威望高。

贫下中农中，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因疾病致贫致弱的，约占半数，有的夫妻双方，有一方素质不好就影响群众威信的，因贫困家中人丁不兴旺的有之，也有疑似过去潜留下身份不明，沉默寡言之分子。

但在党的政治依靠和信任中，还是可能成为村中响应政策号召的力量及执行者。

几十年后，木头知道事物不是绝对的，就像社会力量的敌我关系，依靠与打击的对象等往往不是纸上的结论，它们常互为转换，更为重要的是文化，道德伦理的选择与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的世界观，是非观的培养非常重要。

同时，寄希望于年青人，孺子可敎，许多出身在不同家庭里，反而品质非常纯良，性善非恶。

不管它理论上怎样划分阶级，强调阶级立场，木头在农村劳动中曾默默观察那些出身不好的年青人，至今，他她们诚恳，忠厚，吃苦耐劳的样子是那样栩栩如生在眼前晃动，让人不忍心伤害他们，质疑那些斗争的合理性。使得木头在后来不像脱缰野马那样在极左的道路上狂奔，伤人害己。

这些话，在过去年代不宜说，老了的木头，还是非常感激在社会最真实的底层亲眼看到非书本的现实，能够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变的比较实事求是。

此段真心地感谢我们村中的那些父老乡亲，兄弟娣妹们，问他她们安好！谢谢当年的真挚关怀与宽容！

最后的坚守者
小面包汽车沿着山脚下的公路奔跑着，窗外秦岭山脉的景色已经是一片初冬的凋零和冷漠，山间渭河水早已没有了奔涌的激情，只有几只精灵一样的白鹭还在河滩盘旋着寻觅着。
李林深吸一口气，在心里大声地冲着山谷喊：我回来了!
 
李林早早就谋划了多少遍，要去看看38年前在宝鸡坪头插队的知青戈卫，就他一人留了下来实践了他当年的诺言。
老伴出差了，这是一个无人监管的空挡，李林要了结自己多年的心愿。
踏上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灰尘迎面扑来，坪头镇埋在一团团黄土中，正在修建的宝天高速公路搅动的沙石和灰尘，破坏了山区原有的洁净和宁静。
一辆蓬头垢面的小车颠颠簸簸地停了下来，年轻的司机探出头向站在路边左右张望的李林询问是否用车。李林说知不知道一个叫戈卫的人？
“知道，太知道了，他很有名气。我还知道他家呢，离这里有十里地，在码头村，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村子。”
顺利地出人意料。
 
李林打量着戈卫这间黄土泥巴房子。
房子坐东向西恰好在山路的中间，“怎么坐落在穿山风往返拉锯的地方？风会摧毁这个土堡垒的。”李林下意识地裹紧着棉背心。她抬头看墙壁上很有年头的白色字迹的标语：为社会主义创业！为共产主义奠……,墙壁上的黄土抹的很平整,碎方格木窗上还贴着白色的草纸，只有低矮的门由白色油漆刷过，略有一点现代的气息。
还真是这样？没有超出想象的现实就这样眼睁睁地立在那里。
李林心里一阵难过。
门窗紧闭着，李林轻敲着门，想进去又想逃走。
门居然开了，高高瘦瘦的一个男人弯腰走出了房门，他静静地笔挺地站在那里，眼神清冷戒备。
看着那似曾相识的脸，李林第一直觉是他年轻时一定也曾英气。李林慌张地介绍自己，碎碎叨叨语无伦次，早就忘记曾经在心里排练过的告白。
看着臃肿憔悴一身老太婆打扮的李林那窘迫的模样，戈卫闪开了身，让她进了家门。
第六感告诉李林这个门一般不会轻易向人打开。
房子里的空气清爽带着浓浓的水气，地面还有刚擦过的水迹，进门的客厅里有一圆型钢化玻璃的桌子，两把椅子，沿墙一排白色油漆的书柜，毛玻璃后面整齐地码着许多书籍杂志。没有锅碗瓢盆，没有厨房用具。
里间有个双人床，床单枕巾纹丝不乱，但是布纹清洗的并不透亮，没有女人经手过的痕迹。一张书桌，台灯开着，桌面上还摊开着一本“南风窗”杂志，翻开的一面文章标题是“中国的成长和亚洲格局的改变”，旁边是“世界农业”“国际家禽”等杂志。一个布衣柜，一台电视，一台空调，地面上铺的是薄薄的碎花地毯。
也就是说这间房子干净整洁，没有沦落，没有颓废，没有女人，也没有家的气息。它像一个隐士的洞穴，拒绝着外界的骚扰。
李林看着戈卫那消瘦的面庞，花白的头发，明亮的眼睛，挺直的腰身，觉得他很像西班牙画家格列格笔下的那个拉长了形象的使徒保罗，但是忧伤的眼角，又不完全像那个翻然悔悟后眼睛里满是执着和狂热的使徒。
 
李林安慰自己，说真人面前不要伪装自己，她不愿意让戈卫认为自己来是为了猎奇为了追究心灵的隐秘。这毕竟不是采访，是还她的心愿:相信这世间还有真理想主义者。
李林在戈卫静静的目光下开始慌乱，开始了旋转、漂浮、紊乱的自白。
她从自己的一生开始说起，说自己当年曾夸过海口，要扎根农村五十年，结果一年多就跑了，说自己像个兔子东蹦蹦西跳跳，到处寻找着崇高，希望着不平凡，结果一事无成，临死的她要来还愿，她在内心里很敬重那些坚守信念，坚守人格的人。
“戈卫，你一生太不容易了，四十年啊！你还在坚守着当年的选择。我一直想来看看你，计划了很多次呢。”
“别这么说，什么叫成功？人生太短了，就那么点时间能做多少事？”戈卫体贴地说,停顿一下,他接着说:“再说，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李林感受到了戈卫的真诚，觉得自己的笑容已经开始自然。她抬头打量着棕色木格的房顶，说和我们当年下乡住的房子很相象。戈卫说这也是队里为当年知青盖的房子。
“这座房子怎么建在风口上，冬天太冷了。”
戈卫说自己有电暖气，室温还可以。
“那很费电呢。”
“是水电”戈卫没有再解释什么。30瓦的日光灯明亮地照耀着戈卫那斑白的头发，丝丝清亮。
李林狡猾地想把话移到当年戈卫率领大家建立第一个水利发电站的话题上，戈卫聪明地回避着这个问题。
李林知道当年戈卫率领村里的老乡们建成第一个水利发电站，将电灯自来水拉进了村庄，傍晚电灯光像河道中飞舞的萤火虫明亮闪烁，飞舞的光线激励着分布在各个山头的知青，催动着他们在农村建功立业的小小野心。
打量着书桌上那紧贴时代脉搏的书籍杂志，李林说想看看过去报纸上刊登过戈卫的文章。戈卫说他从不保留这些。不事张扬和一丝不屑的表情悄悄滑过他的面庞。
看这已经不年轻的戈卫那智慧的眼睛、沉稳的风度，当年的狂热和激情早就悄悄地安放在过来人的心底。
李林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和自己有基本相同的道德取向。
李林笑着说，网上博友曾经问过，你这一生最骄傲的是什么？
“自己的选择。”戈卫脱口而出，接着又补充到“我不愿意人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我。”

李林听到这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答案，不由地哈哈大笑，说我比你只是多说了两句：凡是自己选择的都是最高兴的，从不后悔的，凡是别人决定的，都要翻悔。脑后有反骨啊。
“对你当年的选择，家里人没有反对？”李林继续着这个话题。
“我们姊妹关系很好，我弟弟就和我一个队的，他们尊重我的选择，父亲更是开明。”
李林知道戈卫父亲是当年医学院的教授，经历了那么多世道的老人一定也有一双聪慧的双眼，柔韧的双肩下一定有一付坚硬的骨骼。
李林又一次环顾着这间洁净冷清到不食人间烟火的洞穴。
“你家就你一个人？”
“离婚了。”戈卫眼光温柔，补充说到：“幸亏没有孩子。一个女人不可能这样。就几年。”满腔的理解和怜悯。
“我回去给你张罗张罗。”李林好当媒婆的习惯又自觉地钻出来。
“不了，我还是一个人过”。
时间停顿着。李林开始心痛，“羊肚子手巾三呀三道道蓝，我的那个二妹子那个真呀真好看，你把你的哥哥心搅乱；山丹丹那个花呀，就呀就地开，你有什么心事呀你就说出来，你呀你不开口我心明白……”
“你平常吃饭怎样解决？咱们到外面吃点饭吧，我请你。”
“我在村支书家搭伙，几十年了，亲兄弟一样。不用请，俗了，我外出开会就怕这样的应酬，不喜欢。”
李林笑了，怎么又撞车了？她也最怕请客吃饭应酬。她自嘲地笑着说自己一应酬，脸上的肌肉就像水泥一样僵硬，再应酬就是痛苦了。
戈卫微笑地看着李林前后反转。
李林笑的满脸皱纹像菊花一样层层叠叠开放。
李林问戈卫的经济收入从何而来？很唐突的问题，也是现实地让李林担心的问题。
“我有工资，现在退居二线了。”
“哦，那真好。”李林没好意思问他曾经为官几品。看着清贫的家，看他智慧的眼睛，就知道他没有去借题钻营，绝不会往上爬。
李林和他聊着曾经共同认识的同学，说当年和他们学校的一帮同学在毛主席号召下乡前，曾经步行几百里考察60年代初下乡的那些知青的遭遇，从此对知青能不能扎根农村这样的问题有着异样的关心。“像你这样选择的人，在当年全国几千万知青中是极少的吧？”李林没好意思说是绝无仅有的。
“嗯，可能，留下来的多是各种原因。”
李林知道这是真话，像他这样紧紧抱着当初的理想不放的人是仅有的。李林崇敬地望着活在书本中的人物，知道他的信念是有思想基础的。
对着兄长一样的他，李林不由地诉说着自己曾经的选择，提起过去的挫折、委屈，李林一次次压住了呻吟一样的哽咽，泪水在眼眶里转悠着。“真不容易，调整自己的心态起码要两年时间。”
戈卫那样专注同情地望着压着泪花的李林。“挫折，谁都有，我有三次，很伤人的。有时候并不是我们自己的错，不同的家庭、历史背景让人们有不同的猜疑和想法。”
“其实各人的选择不一样，幸福的标准不一样，这样才是真实的。世界因此而丰富起来。”戈卫脱口，终于说出了现代的词汇。
“我观察了许多农民，幸福对他们来说很简单的，很真实的。”戈卫认真地探询地看着李林的眼睛，怕她不相信地又一次强调着。
李林知道自己没有理论功底，怕讨论这些抽象的哲学问题，反正她从没有问过自己是否幸福？那河水一样永远奔腾没有止境的字眼对李林从没有诱惑。
“现在村里农民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吧？终于能吃饱了？”
“吃饭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建设新农村，恐怕还要城乡联动。我们这里没有什么资源，只是山野秀丽，看将来能否作为旅游资源来开发。你看西安附近农村和城市联动的多好。我们村子里好多人家都在盖新房……”
想起西安周围秦岭山脉脚下那云集的农村饭铺和家庭旅社，李林不以为然地轻轻摇头，乱哄哄的闹市早就将山清水秀的地方搅和的没有了灵气，成了倒人胃口的开发项目。
戈卫固执地充满希望的语调让李林不忍预测这里发展的前景是否看好。
 
眼见时间过去很久，李林知道不可能在村子里住下来，来时在车路上李林就留心了周围的情况。
“你有心脏病，这病又不同于其它病，你一个人出来太危险了。你不应该这样。明年春天你和你家人一起来这里玩。”戈卫真挚地有点温柔地说，像家人像兄长下了逐客令。
他弯腰帮李林拿起了背包。李林出门换鞋时，看见戈卫的布鞋是那种70年代的样式。穿旧鞋走老路？李林有点辛酸。
看着山坡那边新建的希望小学，棕红色白色相间的瓷砖贴面，阶梯台阶像皇宫前的御道，很有气势，戈卫说是一个台湾人建的。
每个人心中总会有藏有那么一块圣洁的充满希望的角落，条件合适，种子就会发芽开花茁壮成长，终其一生不灭不弃？
山谷河沟里搅拌机轰鸣着，高速公路这一段的建设已经初见规模。
“你们村要是能揽上一段公路的建设或者办个碎石加工厂就好了。”
“那需要很大的投资。”戈卫的口气里有一丝无奈。
李林回头望着他，说“你如果当年出去上了学，一定是做学问的。”戈卫若有所思地点着头。“会学有所成，成为领军人物，说不定是出国的访问学者，住在有花园的……，你后悔吗？”
“不后悔”戈卫的回答衔接的很迅速，很决绝。
李林感觉到自己的问话伤害到了戈卫，这样的庸俗的对比！
站在公路边，李林抬头，认真地问戈卫，“为什么能坚持这一选择？”

他终于说，是那个理想主义的情结。和这里的农民有了感情，总想为他们做点事情。
山风很冷很硬，李林转过头去，压抑不住温情的流露：“房子在山道风口，冬天很冷，你也年龄大了，一个人，多穿点，小心感冒，病倒怎么办？”
“没事，我怕热，不怕冷，吃的少，体质好。”
“你如果回城里是否已经不习惯了？”
“我们姊妹感情很好，我在他们家里很自在，不外出，也没有什么应酬……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最适合的。”戈卫接对着李林充满怜悯的眼光。
过路的汽车来了，李林和他握手告别，手很温暖坚定。
在布满灰尘的车后窗，李林还在向他挥手，依稀见他也挥着手，身材笔直地站在寒风中。
李林心里怎么那么难受，泪水在眼眶中打着转，胸腔中浪潮一样的泪水还在拍击。
“为什么就留下他一个人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