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我的第二故乡！

踏遍青山

知青

我们

灌溉渠

苏北

滨海

村里

改水

刘训诚

当年

故乡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同学们组织了《重走知青路，第二故乡行》的活动，明天（10月27日）就奔赴苏北滨海─我们曾经插队生活过的地方。我不能参加活动，但总觉得应该干点什么，回忆曾经的青春岁月，在心灵上和同学一起第二故乡行。

当年拿到这张批准书还是非常激动的！

　　我是我母亲家族这一辈里年龄最大的，也是第一个下乡的。临行前外婆带领所有弟妹们合影留念，为我送行。

　　1968年11月11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告别了学生时代，告别了故乡无锡，与数百位城市青年学生一起登上航船，奔赴苏北农村插队落户，迈出了我社会人生的第一步。
      我们是在西门人民桥码头上的船，运送我们的是几条运货的大型铁驳船，由一艘蒸汽拖轮牵引。同班同学方志平、谢稼、史美康、周敬作和我一个知青组，杨成华、张时先、莫伟瑜在相邻大队的知青组，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中午时分码头上已经人山人海，到处都是送行的家长和亲朋好友。下午一点多，船启航了，学生们都站在甲板上与家人告别，这时告别声、嘱咐声交融一片，响彻码头上空。船上的同学们也由最初的激动、兴奋变得平静、恋恋不舍，不少同学流下了惜别的眼泪。我听到7岁的弟弟在岸上哭喊“哥哥、哥哥”，心中一酸，也差点掉下眼泪。
      下午五点左右，船航行到江阴长江口。由于天色已暗，加上江面风浪较大，船长准备在江阴过夜，第二天再过江。这时，一些充满“大无畏”革命精神的当年的红卫兵小将坚决不答应，说“我们就是要在大风大浪里经风雨、见世面”。为了安全起见，船长决定先放蒸汽拖轮到长江里探探风浪，一些激动的男同学也纷纷跳上了轮船，要求一同前往。半个小时后，轮船回来了，只见拖轮的甲板、船舱都被江浪打湿了，几个同行的学生在船帮上吐个不停。即使如此，学生们要求“经风雨、见世面”的呼声仍然很高，船长无奈只能答应连夜过江。
      江阴到高港逆水而上，约有70公里。再次起航，天色已全黑了。一进入长江我们就体会了长江风浪的威力，江浪拍打着船帮发出轰轰的声响，船身剧烈地左右摇摆，人在船舱里都无法坐稳，特别是坐在船底两侧的人，只能躺在船底任随船身的摇摆而翻滚。船舱里只有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在激烈的晃动中仍顽强地跳动着火花，给大家带来一丝希望。很多人都吐了，船舱里充满呕吐的酸味，引起了更多的人呕吐。忽然有人尖叫，“甲板上的尿桶翻了，尿水都滴下来了！”，又引起一阵骚动。这时大家才后悔不该固执己见，鲁莽地夜闯长江。也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风浪似乎小了些，大家都昏昏沉沉、东倒西歪地睡着了。等醒来的时候，发现天已亮了，船正行进在苏北内河航道内。
      船又走了两天一夜，终于到达了我的第二故乡—苏北滨海县，从此，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涯。

　　五个无锡一中初二丁班的同学自愿组成一个知青组，插队落户在苏北滨海县坎南公社北荡大队。

　　这是在我们知青之家门口的合影。

　　除了库房和大队部，知青之家是村里唯一的瓦房，我们房子的地基是乡亲们平了几处无主坟墓堆起来的，老乡说：你们是读书人，阳头高，压得住的，不怕的！

　　知青之家背后是一条可以走大车的路，路两侧种的是洋槐树，刚下乡的时候，树还小，几年后就长成了大树，春天槐花飘香，蜜蜂嗡嗡，应该是很赏心悦目的，但当年对于我们这些刚发育的年轻人而言，繁重的农活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根本就没有情绪欣赏这大自然的恩赐！

　　为了办县图书馆的借书证，穿着劳动的衣服临时在东坎镇照了这张照片，肩膀上还有两块补丁。这是1971年。

对知青来说，最大的苦恼是农村文化生活太枯燥。文革的极左思潮把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文艺作品归于糟粕进行批判和禁止，但是年轻人渴望知识的愿望是无法被阻挡的，就像干涸的土地渴望雨水一样。于是知青中相互偷偷传抄各种手抄本，私下 传阅《复活》、《战争与和平》、《三国演义》等中外名著，传抄《外国民歌300首》，在田间地头劳动之余哼唱《鸽子》、《红河谷》，背唐诗、练书法、学乐器成为很多知青的业余爱好。广泛流行于知青中间，后来成为轰动一时政治事件的《南京知青之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记不清楚是我们知青组的哪一位了，一天从老乡家里捡来厚厚一本书，没封面没封底，仔细一看，居然是一本竖排本的《红楼梦》。大家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争相翻阅。知道这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也知道“红学家”们为这本书争吵得不亦乐乎，甚至上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连毛主席的夫人江青都出来说话了。正是这些原因，让大家都渴望尽快地阅读这本没头没尾的《红楼梦》。商量的结果是轮流阅读，每人看一天。于是，轮到读书的这一天，每个人都如饥似渴，不分昼夜地阅读。晚饭后屋里唯一的一盏煤油灯也就理所当然地归属于当天的读书人。夏天的夜晚，闷热、蚊虫咬，人躲在蚊帐里，伸出脑袋，凑近煤油灯阅读，一读就是一个通宵。清晨起床，看着头天晚上的读书人，大家都会爆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读书人满脸黢黑，俨然一个黑李逵——煤油灯熏的。那阶段，组里人说话也带点“红”腔。有老乡问：“知青啊，你们想不想女人啊？”“不想，我们空空道人是也！”
尽管当年读《红楼梦》 囫囵吞枣，对书中大量的诗词、曲赋似懂非懂，尽管后来又读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也看过电影电视《红楼梦》，但都没有第一次读《红楼梦》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和莫伟瑜在油菜花田里拍照留念。

　　我们插队的地方在苏北灌溉总渠以北，缺水，以旱田作物为主，主要种植玉米、大麦、小麦、红薯和棉花。公社要求“旱改水”，种植水稻，于是挖灌溉渠，建抽水站，这样我们队就通了电！队里也舍不得拿好地“旱改水”，但为了应付上级，就拿村子最边缘荒芜的盐碱地种水稻。这里是古黄河泛滥平原（这是学地质后才知道的），全是盐碱沙地，耕好的地，水一泡就板实了，插秧要先用小锹崴个口子，才能把秧苗放进去。辛辛苦苦，毫无收成，我们就从来没吃过自己种出来的大米！但“旱改水”让我们知青组干成了两件值得一说的“大事”。

与方志平在棉花田田间休息。

　　村里有电了，只能用于抽水吗？乡亲们都渴望家里能点上电灯。为了节省开支，队长问我们能不能为队里架电线，我们谁也没干过，但年轻和热情给了我们勇气，满口答应。知青组全体出动，方志平俨然是“总工程师”，一切由他指挥、调度和技术指导。队里砍了一些路边的洋槐树做电线杆，我们知青负责技术活─架线、屋里屋外安装。乡亲们都很期待，每到一家都是欢天喜地的，特别是孩子们！整个架线安装过程还算顺利，只是电线里的云母纤维飞到脸上身上，有疼又痒，十分难受，至今记忆犹新！整整干了一个星期，终于安全顺利地完成了全队的安装任务。接电那天，队上请来了县管理部门的技术员对我们的安装进行了验收，当技术员准备合上闸刀的那一刻，我们既紧张又激动，既盼望又担心。电闸终于合上了，全村一片欢腾，从每个小屋里透出的灯光是那么的激动、兴奋！煤油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我们因“旱改水”干成的第一件事。

和谢稼在牛舍旁合影。

　　“旱改水”严重污染了村里的水资源。本来就缺水，乡亲们的饮水就靠灌溉渠的水，种上水稻后，白天把水抽到稻田，晚上水又流回灌溉渠。尽管种稻没有收成，但施肥除虫一样不能少，灌溉渠的水就是这样被污染的。喝了这样的水，村里很多人都发皮肤病，大家再也不敢喝灌溉渠的水了，只能到两三里地以外的打靶场水塘取水，我们知青组也不例外。怎么办？我们决定在家门口自留地里挖一口水井，以解缺水燃眉之急。思路一旦形成，就付诸行动。同样是年轻和热情让我们充满信心和勇气。我们向公社知青办报告，请求支援，公社给我们支持了1000块砖和水泥。各项准备完成后就启动开挖，我们每天挖一点，按照常识，口小底大往下挖。苏北的地下水是非常丰富的，挖到两米多不到三米时，地下水已经从井壁周围的水眼里喷涌而出，已经无法再往下挖了，决定盘井。由于地下水出得太快，为了不让井壁垮塌，我们四个人下到井底，三个人负责盘井，背靠背各管一段，一个人配合井口的人负责吊水和运砖，用最快的速度将砖盘到潜水面以上才松了一口气。这时，井下的人都已经被泥浆水糊得面目全非了。盘完井，修好井口，井底铺上石子，生产队还砍树做了个井盖。终于全队人有好水喝了。公社知青办的张秘书来我们知青组看我们的水井，大加赞扬，建议把这口井命名为“扎根井”，大家面面相觑，无人吱声。这是我们知青组因“旱改水”干的第二件事。

伙伴们在敬作父母家门口装模作样合影留念。

　　我们知青组多次评为滨海县和盐城专区的先进集体。这张照片是1973年冬，我到盐城参加盐城专区知青代表大会期间，在那里偶然遇到谢稼和张时先，于是，我们三个就到照相馆照了这张相片。

　　在滨海，我也遇到了同为无锡知青的她，并成为我的终生伴侣。为此，我也要感谢我的第二故乡─滨海！

　　当我长成这个模样的时候（1974年），我被推荐去了成都地质学院读书。与同窗四年又共同农村生活六年的伙伴们依依惜别，与生产队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们依依惜别，与心中喜欢又不曾表白的她依依惜别......留恋、不舍、感动，我流泪了。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开始了我的另一段人生─为国家寻找石油天然气。

　　1985年夏天，我利用到射阳滨海地区进行石油地质调查的机会，专门去了一趟曾经插队生活了六年的地方。变化有点大，知青之家屋后的那条路变得坑坑洼洼，路两侧的洋槐树被砍得一棵不剩。田地被分割得一小块一小块，地里的庄稼长得也不整齐，大田中央居然还盖了一栋房子。当年的抽水站已不复存在，灌溉渠也基本费了。沿着原来的灌溉渠，新盖了不少房子，但仍有不少是泥墙草顶。
我首先到了知青之家，站在自留地里看我曾经住了六年的房子，基本没变，只是把门头由原来的平的改成花式的了。我没有注意自留地里还蹲着一个人在干活，她抬起头站起来，看了我一会，突然喊起来：“哎呀，周玉琦回来了？”我认不出来这位中年妇女是谁：“你是......？”“我是秀梅唉！”我终于认出来了：“小文媳妇。”“是啊，是啊。”我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位就是当年嫁到我们队的胡家新媳妇。也就十年的光阴，怎么老成这样了？农村生活还是艰苦啊！

　　村里的老人们看见我回来都很高兴，纷纷拉我到家吃饭，我也很高兴很感动。我走时还是光屁股的小孩现在都是高出我一头的年轻人了，还有一大堆我完全不认识的小孩，都是我离开后出生的。大家在我们知青之家门口照了合影。我还专门去看了我的老队长，当年的生产能手，老人家身体不错，精神很好。村里有些熟人已经离世了。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

　　和老队长合影

　　和乡亲们照相留念。

我在村里就呆了一个多小时，除了人还是亲切的，对村里的状况感觉不太好。这大概是改革初期必须经历的阵痛阶段吧。

　　2015年春节后驾车回京，途经苏北滨海县，决定到曾经插队6年，已阔别40年的北荡村看一看。

　　进入滨海县城，到处都在搞建设，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彻底颠覆了我对这里贫穷落后的陈旧记忆！

　　通过GPS搜索，发现我们村已经被纳入扩大了的新县城范围，新县委县政府大楼居然就建在我们村。那我们村的村民去哪里了？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后如何生活？

县委县政府大楼很气派！

　　县委县政府大楼前的马路宽阔整洁，完全找不到当年的影子。

　　我还是要找我的老乡。停车，询问路边修车的老师傅，“这里是北荡村吗？”“是啊。你找谁？”“我找黄荣胜、刘训诚”“黄荣胜已经过世了，刘训诚还在”“他住哪里？”他手一指“就住那排房子，第七个门，你是……？”“我曾经在这里插队过，离开这里40年了。”“你是……？”“我是周玉琦。”“啊，周玉琦，真是你啊，你回来了啊！我带你去找刘训诚！”我很兴奋，但完全认不出他是谁了。

　　这是北荡大队村民们的新居住区，还在建设中。

　　刘训诚家就在这一排。

　　和刘训诚见面，我们都很激动，他长我6岁，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们一起回忆了当年的很多故事，我惊讶他们对当年的事情有如此清晰准确的记忆！我们知青组6个人的名字他都叫得出来。

　　为了赶路，我婉言谢绝了刘训诚一家的熱情挽留，与他家三代人和带我进村的老者合影后，恋恋不舍与他们告别。

　　有机会我还会再去滨海。我为我的第二故乡─滨海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