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的回忆

宝哥

1965年9月，我从小学升入初中，就读于韶关中学。进入新的学校后，我又认识了许多新同学，同时，学习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教学方式也令人感到新鲜，当时在我的眼中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谁料初一第二学期的学习尚未结束，一场暴风骤雨式的运动便来临了，1966年6月4日，学校发出通知，停课三天，让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两天后，学校又宣布，停课延长至十五天，记得当时同学们都很兴奋，因为太意外、太新鲜、大刺激啦。那时候还不懂得珍惜学习机会，小孩子嘛，都有点想摆脱学习的心理，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完全是懞懞懂懂的。停课后，学校一片混乱，又过了两天，学校再次宣布，初一初二的同学放假，初三以上的同学留校继续闹革命，就这样，1966年6月9日，我的学堂生涯结束了。

这次停课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以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破四旧、立四新、大串连、斗走资派、两派对立、武斗……学校早已不像学校，到处一遍狼籍，待到同学们重新坐在一个课室的时候已经是1968年8月。工宣队和军代表进驻学校，每天都是开会、讨论和批斗，同学们前途未卜，人心惶惶。在递交了思想总结后，每个人都领到了下面这张粗糙的毕业证。

入学时，我们班是“初一（三）班”，初中毕业时，我们班还是“初一（三）班”，为什么呢？因为“初二（三）班”和“初三（三班）”还在。由于我们班在这间学校三年中只以初一（三）班的名义存在过，因此至今每有活动，通知时都说“初一（三）班的同学……”。可怜、可笑、可悲、可叹！

毕业时，韶关中学的校名已改为“红一中”，不是现在的“韶关市第一中学”这个名。那时学校初中堆积了三届学生，高中也堆积了三届学生，全国的大学都停办了，工厂的发展又停滞不前，要不了这么多人，小学还有三届学生等着上中学呢，中学这些人怎么办？这些人中很多都是文革期间横冲直闯的人，能放任自流？因此，摆在面前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上山下乡”！这就是那些被称为“老三届”的学生的命运。不了解当时的形势，就不明白为什么1968年秋至1969年春，全国会出现一个上山下乡的热潮。“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只是动员的口号，真正的原因是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

上山下乡前，韶关市革委会赠送给每位知青一枚特制的毛主席像章。像章正面有毛主席手迹：“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68年10月15日，韶关运动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泪飞如雨，数以千计即将奔赴连山和仁化的初、高中生聚集在这里，与前来欢送的亲友、同学话别，当时确实有很多人哭了，那泪水不全是为到艰苦的地方而流，更多是为感情而流。这一点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很难理解。在各届代表相继上台发言时，我与最要好的同学颜锦屏跑到运动场侧的韶关公园照相留念，他即将去仁化董塘，而我20日要去乐昌安口，原定是同一天出发的，因乐昌方面在开现场会，无暇接待，故去乐昌的知青被推后了五天。看看照片上那两张稚嫩的脸庞，充其量只能叫少年，那时我们才16岁呀，初中一还未读完，便被戴上“知识青年”的帽子送到农村。

我临行前，留城的杨炎生同学送给我的毛主席像和赠言。

1968年10月20日，我随着前往乐昌的知青开始了上山下乡的生活，我被分配到距离乐昌九公里的安口农场。安口农场的土地原属长垑，1958年大跃进时被划出来作为农场建设，但由于条件并不成熟，因此三个大队中只有一个大队是全民性质，即发工资的，那里两年前就收了几十位佛山青年。另两个大队则完全与其它农村一样，靠种田挣工分，我们韶关知青全部分到这两个大队。农场的场部靠近武江，这里恰好是一个江流的拐弯处，江滨有一个抽水房，它可以说是安口的标志性建筑，抽水房傍边有一棵大榕树，这棵大榕树见证了韶关知青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

这是一张50年前安口农场饭堂的饭票。前几天我在翻寻旧物时无意中发现。

这里的江畔景色很优美，只是当时无心欣赏。安口农场已于1986年撤销，重归长来镇，长来镇以前叫长垑公社，因为这个“垑”是古字，意为土地，很多人不会读，故改名长来，粤语“垑”与“乃”同音。长垑较有名的人是龚楚，我在下乡时就听农民说过，可惜这位当年参加了百色起义的红七军参谋长后来当了叛徒。在中央“不追究”的政策出台后，龚楚于九十年代重回故里，落叶归根。

我们抵达安口农场后，先在场部集中住了三天，农场领导在这里举行了欢迎大会和作了情况介绍，知青代表也在会上表了决心，晚上还看了安口大队宣传队的“文艺”表演，最后一天才宣读分配情况，我被分配到最边远的金鸡岭生产队。说到金鸡岭，一般人只知道乐昌坪石的金鸡岭，但是乐昌安口的金鸡岭是外地人很少知道的，现在有些人会叫它金鸡山，以避免老是要解释，但地图上标的都是金鸡岭。这张照片是多年后回去拍的，当时没有这口水塘，也没有红砖楼，全村都是单层的泥砖屋。

金鸡村是一个很年轻的村庄，当时只有23年历史，全村才十来户人家，一百多人口，三、四十个劳动力，但却有200多亩水田和不少土地，是典型的田多人少的村庄，在安口以贫穷著称，这个村没有地主、富农，村中农民产生矛盾，找不到“替罪羊”。场部本不欲在此安排知青，但这个生产队雇农出身的副队长主动提出要求，希望能安插知青到他们那里，结果最靠近场部那个富裕的生产队便把本来分给自己的知青“让”给金鸡岭，这一让便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到生产队后，我们每个人都被分到农户家中，队长说，接收知青的都是村中品质比较好的人家。我们刚去的半年内由国家供应粮食，每人每月60斤谷，碾后为42斤大米。另外还可从安置费里领取9元生活费，安置费230元，到队里实则228元，我们和队长算帐时才知道，原来从韶关坐车到乐昌安口，汽车公司收了每个知青2元车费。生活费是进知青口袋，谷则全部由戶主代收，这半年我们便在户主家中吃饭，我们一直把户主的家当成自己家，即使以后分开吃饭了，还是这样想。实际上我们在户主家中只吃了四个月，所有户主都提出分开，他们解释道，因到了春荒时期，他们家中开始以杂粮为主，而我们是有主粮配给的，跟着他们吃杂粮不好。下面这张照片是我回城几年后重回村中时与户主全家的合影，但户主的老母亲不肯参加，老人怕被摄走灵魂。我的户主叫宋土发（前排左二），他除干农活是行家外，还善长木工手艺和驳骨，是个聪明厚道还有点幽默感之人。后排左三是邻家女孩，也姓宋，她钻进来我不知道。这次我还帮了好几户人家拍全家福，只是相片自己没有留，底片即使能找到也没地方晒相。这个村姓宋的最多，有七、八家，实际是四兄弟及他们的子女，其他姓的最多不超过三家，统称“杂姓佬”，除姓郭的副队长外，杂姓佬和姓宋佬有点小矛盾，其实姓宋的内部也有矛盾，不过矛盾不激烈，无非是互相防着罢了，因此他们喜欢选知青当保管员。

我们到村中后，先是五个人挤住在队部的一个小房间内，后来多给了一个位于牛栏边的房子，便让红四中三位知青过去住，我们红一中两位继续住原来的房子。不久，队里用我们的安家费建了一排泥砖屋，每位知青分到一个房间。右二便是我的房间。建房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些农民对知青参加建设自己住房的劳动还记工分十分不满，我们当然据理反驳，说这屋终将是队里的，不会成为我们的私产，最后队里还是同意给我们记工分。工分就是每天的考勤，是日后进行报酬结算的依据。我们当时坚信，日后一定会回城的。最初那年，分配结果是10分为5角2分7，我们被定为一天7分，每天只有3角多钱。那年年底，我的钱在扣除实物分配后，只剩6块多，我们这个队穷呀，而且，这还不是最少的一年，最少那年10分才2角7分钱，当时我们提到了每天8分，算下来一天还拿不到2角2分钱，大约相当于今天一般人工资的千分之一。

我们的第一次劳动是跟着一群妇女上金鸡岭割茅草，金鸡岭的茅草又多又高，我们从未割过茅，那些大婶们便热心地教我们，割完后她们又帮我们捆扎，但是当我挑起茅草担子时，她们哄地发出笑声，我尴尬地望着她们，知道自己可能错了，但不知错在哪里？那些大婶说，我不应该茅草尾向前，茅草头向后，原来我犯了方向性错误，没想到挑茅草这么简单的事也有讲究。我们到农村那段时间，正是“三忠于”活动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场部要求村中的墙上要有毛主席像和忠字，队里便把这任务交给知青，村中至今还残存不少毛主席像和忠字，下面这张照片是后来回乡时拍的。

那时农场有些大会要先举行“献忠”和“表忠”仪式，因此与会者要带“忠”字牌。一次，队长宋贵才让我和朱勤做个“忠”字牌，朱勤小学时便是班里的小画家，他画了一艘轮船和向日葵，我则负责制作毛主席像和林彪手迹“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另外还借助字模写了一个以“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几个字组成的“忠”字”以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篆体字。这些毛主席像和字模是我下乡前在家中制作的，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贵才参加会议回来后高兴的对我俩说，我们队这个“忠”字牌在会上受到表扬，大家一致认为做得最有水平。1968年6月，韶关发生了洪灾，我在帮别人搬家时发现一本“怎样写美术字”的书，我借回来后，买了本图画簿，每天在家中学习，当一本图画簿写完时，我便掌握了写美术字的诀巧，谁知这技艺竟在下乡时起了作用。

这个以“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组成的“忠”字字模五十年后仍被我找出，只是已有点破损。胶片是母亲从医院带回来的废X光片。

这是我带到农村的毛主席像。好像是采用复写填色的，那时我在家中曾用三夹板刻过几个毛主席侧面的版画像。刻毛主席像的技术是同一个学生组织的高年级同学肖志刚教的，他而今也是我的影友。

我下乡时带到身边的毛主席诗词手迹。好像是大串连时在北京买的。

下图是我50年前学写美术字的图画本。临下乡前，学校工宣队要求每人课桌的右上角要贴三个忠字，当时就是由我写了仿宋体的忠字，交给女同学剪贴的，只是今天除了我恐怕没人记得。

生活少不了镜子，男生也一样，我下乡前买了一块小镜子带到农村，镜子的背面有毛主席和林彪像，从这镜子的背后可看到时代的背景。刚到生产队时，每晚都要开会，也不知是否上级的要求？那时农村的劳动时间都是遵循传统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收工后还要去打理自留地（每人五厘），待吃完晚饭洗完澡已经九点多了，因此不到10点钟开不了会。开会的地方没有凳子，不自带小凳的就只能蹲在那里。好在农民蹲惯了。我们还注意到，开会总是队长贵才先说，贵才很年轻，只有二十来岁，每次都能说一个小时，他主要讲工作和政治思想，说完了副队长老郭肯定要补充几句，他的几句又是一个小时，他主要是骂人，骂得很大声也很粗鲁。我们对这样的会议感到十分烦，但又不好说什么。有时困倦了，男人便开始卷烟，同时会问傍边的知青要不要？我们都吸过那种又辣又呛人的本地土烟。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一、二个月，直到干校干部住进村后才渐渐停止。那年代经常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每逢这个时候，乐昌必开大会欢呼，于是我们就有了上乐昌开会的机会，我们非常期待这种机会，因为既能进城玩又给记工分。当年我们去一次乐昌就如韶关人去一次广州那么高兴。我们都是走路进城的，大约十三、四公里路吧，很早就得起床，到灵口时才天亮，从我们村走到乐昌单程大约两个多小时，那公路边都有里程碑，我们在公路上的速度是十分钟1公里，很准的。虽然知青都能走，但也会找窍门，其他村的办法是让女知青拦车，拦停后男知青才从树丛中跑出来一拥而上。我们没条件用“色诱”的方法，便在韶乐公路著名的大斜坡候车，等有卡车上坡时便爬上去，起先还行，那时司机还慑于红卫兵的利害而装作看不见，后来就不行了，司机不再怕这些已失势的知青，爬上坡后他会下来骂人，赶我们下车。我们到乐昌后都不进会场，而是上街玩，乐昌县领导可能了解到这一点，以后会没开完商店都不开门。

我自幼爱看书，但下乡之初国家正处在特殊时期，很难借到书，书店也没有什么值得看的书卖，村中农民更是除了干部的语录和学生的课本，一本书都找不到。我自己在家中的书已看过多遍，也不想带，只带了几本父母曾用过的工具书，现在看来，书少亦有好处，让人心无傍鹜，反复看，看一本，记熟一本。这本解放前编印的《 分类成语手册 》包含了成语、谚语、歇后语以及常用的文言文词句，在农村那几年不知被我翻看了多少遍。另一本初中文史地和数理化综合性复习资料也一样。我一般是晚上看书，往往看到深夜，我夜睡的习惯就从那时形成的。我白天干农活时，如果身傍无人讲话，便在心中背诵读过的诗文，这样做感觉劳动时也没那么烦闷。

《毛主席著作中的成语典故》是文化大革命中能找到的书之一，字典也是必须带的。我在农村时，经常看的书还有毛主席的四卷著作，这些书是不是市革委送的我记不清了，我看这些书倒不是为了加强思想改造，恕我直说，我还没那么高的觉悟，过去经常表示要学毛选，那都是嘴上说说而已，但下乡后，因为有时间，又没有多少书看，因此免不了会翻翻那些政治书籍，这时的看，才是认真的看，看毛主席的著作，对了解中国革命史，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策略和方针以及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很有帮助。以前年纪小，知识有限，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事情似懂非懂。在翻看过毛选后，感觉如醍醐灌顶，对中国革命历程中的许多做法加深了理解。另外，我对毛主席著作中的文章结构和精炼的词汇深为叹服，所以我看这些书，实在是把它视作吸收知识养份的一条道路。

1972年我回家乡过春节，发现了父亲小时候读过的《 千家诗 》，它也被我带到农村，并时时翻看，不久就背得滚瓜烂熟。同村知青知道我喜读古诗文，也将能找到的古诗文书籍从家中带来借给我，如朱勤的《 唐诗浅说 》就让我看了很久。而镇江借给我的《 古代散文选 》，更是让我从单纯对古诗的爱好进入到对古文的兴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我读着那些名篇，如饮醇醪，每日废寝忘餐，如饥似渴地阅读、背诵，古代四大名著中的《 水浒 》、《 红楼梦 》和《 西游记 》都是在下乡时看的。回城后，我继续寻找古代文学作品类的书籍阅读。那时朱勤也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物理系，但他经常到中文系找朋友帮我买书，先后寄给我多本 《古代作品选 》，这些我一直铭记在心。因为读这类书多，在参加自学考试时，有人最怕考大专的“古代文学作品选”和本科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我却最不怕，我在自学考试报名处翻看过当时的中文本科考试成绩登记册，我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全市第一。

小时候，堂姐经常将她读过的书送给我，这本《作文基础知识讲话》就是她送给我的，也被我带到农村。另一本《农村木工 》是下乡期间在书店买的。我下乡时没干过木工活，倒是回城后做了一个小书柜。我的户主善木工活，有人向他请教做木桶的方法，他不想教，便说是硬打硬做出来的。我因看过这本书，便把做木桶的计算方法在他面前说了一遍，他含笑默认。

两年多后四位同学在韶关公园欢聚，前排两位是下乡知青，后排右为留城的杨炎生，左为升高中的黄剑辉。当年青涩的少年已老成了很多。

趁墟往往是件愉快的事，我们一般都是趁长垑墟，从金鸡岭到长垑大约五公里，走的路绝大部分是山径或田基，弯弯绕绕地要走一个小时左右，还要经过一条长约30米，由四根大腿粗的圆木并在一起的木桥，有时我们还顺便挑担谷子去碾米。金鸡村的农民挑担耐力特别好，因为这个村离哪里都远，所以经常要挑重担行远路，我刚下乡时只能挑五十来斤，到第二年开春，已经能从村前的仓库挑九十斤谷去村背的水池浸种，以后挑百斤担子中间不停走三、四公里没问题。我们趁墟时不会错过到墟场的饭店吃肉片炒河粉的机会，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肉片炒河粉有三角五分和四角五分两种，我们钱少，只吃三角五分的。在墟场，还能见到其他队的知青，听到一些消息，因此只要不忙，墟日都想去趁墟。下图是下乡四十周年时拍的长垑墟场，四周的模样已变了，名字也变成长来墟场。

那年代吃碟沙河粉是要给粮票的。农村不发粮票，我们的粮票都是从家中来。干校的干部笑我们幸得有个强大的后勤部。当时金鸡村附近有两个干校，一个是省水产厅干校，另一个是省电业局干校，都是广州干部，其中省水产厅干部刚来时房子不够住，很多人就住进我们村，我戶主家都住了好多人，这些干部也很喜欢我们知青。有这两个干校在傍，为我们的文化生活增添了很多快乐，因为干校经常放电影和进行文艺表演，我们不须通知，一听广播声，年纪较轻的人都手拿板凳去看戏。由于经常接触省里来的干部，金鸡村的姑娘人穷志不穷，走出去和其他队的姑娘在一起时，坐在那里都显得神气一点的。

我们除了趁长垑墟，也趁过廊田墟，廊田墟更远，但墟场更大，廊田马蹄很出名，我们村没种马蹄，马蹄在北方好像叫荸荠吧。

长垑墟场有个邮电所，我们寄信买邮票都要到那里，记得一次见到里面正在卖编号文6的邮票，我非常兴奋。一下子买了不少。这套标题为《毛 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邮票，全套共2枚，每枚8分。我从九岁开始集邮，虽然文革期间有人说集邮是小资产阶级的趣味，但并未影响我收集邮票的兴趣。可惜这次买的邮票后来都用于寄信了，我现在只留了一枚信销票。若全套新票留到现在，价格当在1200元左右。

长垑墟虽然卖的东西多，但不是什么都可以买的，那时物资紧张，有些东西要凭证。下乡第三年，上面才给我们发了购买证，看，就是下面这张，队长替我们领回来，并为我们填写了姓名和职业，他为我填的职业是“识青”。

这购买证能买什么呢？从证上可看到，当时只用它买了糖。不知为什么，这个证只用了几个月，是停止了使用还是不须证也可以买糖，不记得了，不好乱说。

春去秋来，斗转星移，村头的树叶绿了又黄了，在金鸡村度过四个寒暑后，1972年11月下旬，我终于回城了！但是农村的生活仍让我念念不忘，在回到韶关两个月后，我寻得一个机会，与同时回城的雄哥一起返回插队的地方。我读小学时就认识雄哥，因为他母亲白老师是我读四年级时的班主任，他弟弟也是我小学隔离班同学，早就相熟，这次他借了相机，和我们同行，为我们拍了多张珍贵照片。下面这张照片就是在我们知青屋前拍的，与我一起合影的另两位农友朱勤（中）与韶明当时还在生产队。我临走前夕，买了点食物，在房内把床板当桌子，又借过其他知青的凳子，搞了个告别会，将全村十多家人每家请来一位，那些人并不知我要走，参加告别会后才知道。当时气氛很热烈，大家都非常激动，但老郭却似乎不太高兴，好像做错了什么事，告别会上老在埋怨贵才不该让我出钱请大家，而应该由队里出。我这一次回去时，老郭的爱人春凤悄悄告诉我一件事，说当晚老郭回到家里，躲在厨房里哭，从来没见过！我问他你这么大的人哭什么？他说我舍不得宝庆……他还教我识字……。我听后大吃一惊，也很惭愧，我根本没做过什么大一点的事，他叫我当教师时我不当他还有点生气，我无非是比较善待村民。保管员虽说是队里五个干部之一，其实也没人把你当回事……，听春凤这么一说，让我对老郭这位雇农出身，在队中无人愿当队长时挺身而出，后来又主动让贤的老农产生了更多敬意。

我与雄哥（中）和伦哥在场部抽水房傍的大榕树下合影，伦哥当时已被抽调到安口中学任教，他在学校时曾作为高年级学生派到我们初一（三）班，这是学校以大带小的一种教育方式，因此我早就认识他。我这两位学长文革前都是高三学生，下乡时又与另一位高三同学一起分到灵口坝生产队。

在金鸡岭前的合影。这张照片经剪裁后，只能看到金鸡岭山脚的一角。前排中那位便是雄哥的弟弟，他将相机放在草地上玩自拍。其实我那时已经会照相，因为我家有相机，是三伯父夫妇1954年回国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时留给我父亲的，同时给我父亲的还有一张周总理9月30日晚宴的请帖，因这张请帖我很小便知道中南海和怀仁堂，这张请帖不知还在家否？由于家中有相机，所以我学照相至今已有五十年，上山下乡期间我还在家中学习过用简易方法晒相。在那次返乡的摄影中，实际上每个镜头如何处理都是我与雄哥的弟弟共同商议的。

这张照片是在我们村晒谷坪拍的，几位知青或爬到风车上，或手扶禾桶，到这里照相是我的提议，因为这里是我下乡后期的主要工作场所。在农村的后两年，我接受了保管员的职务。当保管员要负责晒谷和入库等工作，因此风车是我经常使用的农具。我任保管员时，有一次农场陈书记前来查帐，她看过我的帐本后，说我的帐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将不同地方挑回来的稻谷分别登记，这样就可以算出各块地的亩产。另外我的各项记录也用很工整的文字书写。今年我与陈书记通过一次电话，这是我与她在47年后的第二次讲话，她小叔子曾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与她谈起我时，她说有印象，并能说出我的特点，于是和我通了电话，八十多岁的老人声音还很宏亮。她丈夫姓郑，当时在安口大队任支部书记。我在晒谷时，利用空余时间，向户主的长子借来初二、初三的数学课本进行自学，回城前学完了这些课程，弥补了自己的不足。1982年我参加了广东省职工初中补课考试，语文和史地成绩全厂第一，数学也及格，总分全厂第二。

我户主的长子石祥是初中毕业生，我离开后不久他成了村中的手扶拖拉机手。我们插队期间根本不敢想像队里能购买手扶拖拉机，那时正是“割资产阶级尾巴”的时候，队里没有副业，什么农机都买不起，后来村庄附近建了一家军工企业，队里接了些修公路等活干，才有点钱，我临走前不久，队里买了一台打禾机，还是我去乐昌农机厂付款定购的。

与村里的小青年在村后合影。我们插队后，生产队的青年人都喜欢与我们玩，这些人大一点的已参加生产劳动，小一点的还在读书，我们与已参加劳动的青年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民兵。农场有个武装部，专管民兵工作，我们都参加过脱产训练。作为民兵，我还执行过任务，有一次，田里的水稻割完后来不及打禾，天就黑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发现那些割完堆好的禾被人偷打了，于是，以后只要田里还有未被打完的禾，便要派民兵去守，我就曾经背枪守过夜。有些任务则是上级派下来的，如朱勤曾被派到安口车站执行铁路巡逻任务。刚到生产队前一段时间，我们是由巡走的理发师理发的，这位理发师大约半个月来一次，后来朱勤从家中带来一把理发剪，于是我们都学着理发，学得最好的是朱勤户主的大儿子(下图前排左一)，他也叫石祥，不过他姓龚，这人因得过小儿麻痹症而脚不好，不能参加生产劳动，自学了理发后，他找到了生活出路，从此以理发为业。

这些长期封闭在山区农村的青年与知青接触后，眼界大开，素质也有所提高，有些人后来参加了其它工作。副队长老郭的长子来兴到附近代号叫七一五的军工企业当了小学教师，次子来养（见下图）也被这家企业招收为工人，在这家企业转产成民营企业后，他还当上了工会主席，成为村中青年最有出息之人。去年他生病，我还与朱勤到粤北医院探看过他。

这张照片拍于灵口坝知青房前，我们趁墟或上乐昌要路经此地，会借此进去闲聊或休憩，常受到三位大哥的热情招待，另两位大姐有时也会过来打招呼。在农场安置了知青的各个生产队中，一般都是男女搭配，唯独我们队没有女知青。村中当然有不少姑娘，但在知青心中，与这些人交朋友是大忌。

这张照片拍于村前一条公路上，当我们行走在这里时，前面来了一群牛，我们想与牛合影，谁知那些牛见有人过来，也加快脚步走了，摄影师手慢了点，只拍到牛的后身，照片最右边，看不太清。这条公路修于1959年，当时这里有个建设项目，后来下马了，公路长期无人维护，一下雨就十分泥泞。我们下乡期间，这条公路虽然坑坑洼洼，但还在使用。近日回去发现，这条路已被野草覆盖，算是荒废了。

这张照片摄于灵口坝村外的翠竹边。这一带竹子很多，大叶细叶的都有，另外还有一种专门用于包棕子的叫棕叶，这里也种了不少。灵口坝和张家近河，他们的土地是坝地，坝地种粮种菜产量都较高。我们村主要是山地，产量较低，因此要靠数量弥补，这样劳动强度就大。做得多还不够吃，要吃国家返销粮。有一次为争返销粮知青和农民吵起来，这是唯一的一次吵架，农民说我们后面有家庭支持，不给我们分。我们村还有一个劣势，就是缺水，田间的水主要靠灌溉渠引过来，这些水本来是计划供应的，但天旱时上游往往不守规矩，在不该他们用水的时间偷水，因此我们下游村就要派人去守住他们的水口，我也参加过守水，怎么守？就是夜间在上游村的水口傍边草地上睡觉，只要有人守就不会有人偷，倒是怎样解决夜凉风冷和蚊叮虫咬才是守夜人须考虑解决的问题。

灵口坝村外有一座小石山，上面怪石嶙峋，我们经此地时齐齐上去，拍了这张合影。当时摄影师调好相机后站在最前面，不想把后面的大哥挡了大半个身。

我与朱勤小学同班，中学同校，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在下乡期间，每晚都将饭菜端到一起吃。他喜欢科学，数理化很好，从他口中我才知道什么是物理，什么是化学。他还常给我讲著名科学家的故事。对我影响很大。他是个红二代，后来成为韶大副教授，女儿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博士后。这张照片是我回城不久他来探我时在韶关公园的合影。

我回城后被分配到厂当炊事员，当时很不爽，同时入厂的知青调侃我：“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饿了这么多年，吃够了再去与他们拗胫（广东话争辨的意思）”。我没去劳资部门拗胫，因为招工时已说明这批知青全部分配到后勤，我凭着自已在文史地等方面的努力和机遇，入厂一年半便被选上在全厂一千多职工面前宣讲“评法批儒”，当然观点是由上头定的。之所以选上我是因为我还勉强看得懂先秦古籍、讲得清资料内容，这得谢谢在农村几年的学习。几个月后我被调任厂办秘书，当时是实行一元化领导，因此我是厂革委和厂党委唯一的秘书。两年后，我调到政工科主管全厂宣传工作，那时才24岁。当时有职工说，这个人最好永远干这项工作，不要換人了。在企业中，好的宣传干事被认为比工程师还难找。厂转为民营后我还兼管党务和工会的工作，其中宣传工作连续干了三十三年。不知韶关企业中有无连续干这么长时间的宣传工作者。我初一没读完便终止了学业，从此再未入学堂，幸亏金鸡村清静好读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参加自学考试，先后取得中文大专、本科学历，1995年被授予高级职称。因为干宣传，便有照相机会，所以后来我每次回乡都带照相机或摄像机。下面是我七十年代在村中为儿童照的相，背景便是金鸡岭。

可能有人会想，你干了那么多年的宣传工作，怎么写的东西这么缺少文采？说实话，这篇回忆录文字已够多了，我怕大家看得累，不敢写太多修饰的词句，把事情说清楚便算了。这个美篇是10月20日参加完返乡活动回来几天后做的，当时还很少见人这样写，我不想与别人雷同，便用了这种形式，主要是写给本农场知青看。近日见越来越多以回忆录文体做的美篇，忍不住加几个字后也将其发给大家看。下图是1988年夏，我和朱勤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金鸡村，那时村中还有不少故人。右一便是当年的队长宋贵才，左二是他母亲，左一是副队长郭石林的爱人欧春凤，那时老郭已逝。老郭是知青韶明的户主。

我们来到知青屋，见五间房屋被拆剩一间，不胜吁嘘，听说是村民私拆的，目的是为取建材。我还记得当年我在房内自建炉灶，漏雨时爬上屋顶叠瓦。我的屋内挂了两张样板戏剧照，饭桌傍是一幅“长征第一山”的青绿山水，并从此记住了云石山，2005年随科室支部去瑞金，终于上了云石山，踏进毛主席故居。另外我室内还贴有一幅世界地图，地图两旁悬挂毛主席诗词手迹。我经常对着这大幅的世界地图观看，几年下来，几乎全世界国名和首都名都能张口而出，我还不满意，以后连图上的海峡、山脉名都全能背出。刚开始我先贴全国地图，后来被穿墙老鼠咬烂了，于是又买了一张世界地图，这两张图至今仍在，但不用时能见到，要找时找不着。

拜访老农宋秋华（穿蓝衣者），那年他已七十多岁，这个老农很乐观，爱讲笑，是知青亚忠的户主，88年见过后，1996年，我又一次回村时，还给他拍过录相，那时他已八十多，是村中少有的寿星，可惜那段录像带可能在录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或世界杯节目时不慎洗掉了。

父子、父女在村中的合影，小姑娘眼晴很漂亮。下面这些凡有我的照片应该都是我爱人拍的。

在石祥家作客，石祥的老婆是乳源杨溪人，他结婚时土发叫我回去陪同接新娘，从金鸡岭走路到新娘家差不多有二十公里，但金鸡村人个个是铁脚板，我们一群人到了新娘家，被安排在一间房中休息，新郎哥则出去应筹，我忽然发现不断有女孩子到我门前张望，有些还吃吃吃地笑，我当时并不在意，村中有喜事，客人总是让人好奇的，而且我也听不懂她们的话。后来同去的村中人告诉我，杨溪的村妹子误认为我是新郎哥，都跑过来看我。这次接新娘让我看到了农村的婚俗。现在觉得有点难以想象，新郎带一群人走十多二十公里去接新娘，接了新娘又大家步行回去，新娘同样是行路，但那时好象很自然，没谁会说不可以这样做。更奇特的是走这么长的路还不能遇到另一队接亲队伍，他们说遇到是不好的。同一天比邻的黄屋村也有一家迎亲，会走同一条路，所以石祥接了新娘后在回去的路上一直担心这个，结果就在我们从叉道入村时，黄屋村那边的迎亲队就从远处过来了，大家刚好在一个丫路口避开，石祥他们登时高兴得如同避了邪一样。我问，要是真碰上了怎么办？他们说，那样双方的新娘就要交换手帕。哟，我的天，以前从来未听过。

与户主的子女合影。村中没有水泥路，天晴还好，一下雨便道路泥泞。

与其他村民合影。左一叫贵发，他结婚后两年没生育，我陪他到韶关市人民医院，让母亲找了个好医生帮他检查，后来生了个胖小子。左二叫水养，我们知青曾与他是邻居，一天晚上，不知哪里来了个疯女人，与他争吵起来，将他全家锁在屋内，水养家当时还住着一个女教师。那疯女人叫嚷要烧房子，急得水养和黄老师在后窗大声向我们呼救，于是我们五个人各持茅扛、扁担冲出，我冲在最前面，当时看到那疯女人手持粗棍站在水养门外，心中也有点紧张，我想，必须先除掉她的木棍，便对着她的手腕用力一击，失去木棍的她立即狂奔，结果在田野中被我们捉住，这就是村中流传一时的“打傻婆”故事。水养出来后，并没难为那疯女，还叫人连夜送她回到在外村的家。

在副队长郭石林家门与其子的合影。他们家后面就是知青屋。我们刚到村中时，农民说，房屋瓦顶都是近两年盖的，以前都是茅草屋顶。

带家人去看我以前的菜地。山地种菜较差，当年我们没钱买化肥和除虫剂，又没养猪，因此菜种得不如农民，有时缺菜，农民会接济我们一些。

在乡下几年，我们主要吃自已种的菜，我们每人分得五厘地，几年来，我先后种过苦脉、豆角、茄子、西红柿、苦瓜、南瓜、丝瓜、小白菜、大白菜、介菜、韭菜、波菜和葱蒜等二、三十种蔬菜。那时不像现在先进，蔬菜的生长季节性很强，有些时候很难种好，记得我还在自己门外种过丝瓜，每到晚上，便在那里洒尿，结果丝瓜长得很好，天天都吃它，靠它度过了一段时间的菜荒。

我菜地傍有一口泉眼，泉水清冽甘甜，全村都饮用此泉水，起先是挖渠引水，用半边竹筒出水，这样打水很慢，后来队长带领大家建了四个水池，一池为食水，另外的池可洗菜、洗手脚和洗衣服。我在农村的那几年都是喝生水的，虽然有个水壶，却从来不烧开水。

重回村中，见这水池已很残破，现在村中用上了自来水，水池便废弃了，自来水的水源还是那口山泉。

村口这水塘当年还是稻田，我走后不久改为水塘，水塘上又有另一口泉，但农民从不饮那泉水。最近这次回去，发现塘中还种了荷花。

进村的大路。记得当年进村时，村中小学生敲着小锣鼓出村欢迎我们，他们在本村老师带领下，不断高声叫着“热烈欢呼，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我当时心想为什么喊“欢呼”而不是“欢迎”？看来这老师的水平有问题。果然不久，那位本村的龚老师不教了。于是场部调来一位两年前到农场的姓黄的佛山女知青，她是农场办公室郑主任的爱人，但做了不久就走了，于是副队长老郭便在知青中寻找老师，先找了朱勤，被婉拒，叫我也不愿意，说实话，我当时生怕当了老师，若有机会回城走不了。最后，还是镇江接过了教鞭。

1996年12月1日，我们安口农场部分知青自发组织回乡。这次我带上了在单位使用的摄像机。

面包车先将我和朱勤送到金鸡村口，暂别前和几位同大队的知青合影留念。朱勤的女儿第二次来，不看照片我都不记得了。

这次回来雄哥是带头大哥，那时他早已到深圳工作。我们下乡时，在村中虽然没有大作为，但跟农民还是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因此离开时间长了，又会想念他们。现在的文艺作品说到知青生活，好像都是有一个集体，很多人在一起，还有领导，有饭堂，如军队，连名都叫什么兵团。可我们，几个人分在一个生产队，就是被作为一个劳动力使用，也感觉不到有什么再教育，如果一定要说受教育，那只能说是我们用眼看，用脑想，再加上亲身感受，从而认识了中国的农村，认识了中国的农民。若是现在的形势，可能会大有作为，但在当年那种形势下，什么事也干不成。

（视频）这是我拍的张家和灵口坝知青在张家生产队活动的视频，我们在金鸡岭活动的视频被我录其它电视节目时不慎抹去，幸得阿焕还保留了这段视频，我借来后请人刻成碟，再从电视机上用手机拍下。

2008年10月20日，是我们上山下乡40周年的纪念日，安口知青再次组织返乡活动，这次人多点，从韶关到安口插队的知青共50人，红一中30人，红四中20人。抽水房边的大榕树犹在，我们又一次在它的树荫下合影。

金鸡岭知青全数到齐，是所有生产队唯一百分百回来的，我们当年称自己是“五条寡佬”。这是安口最可怜的知青，各村知青中唯一没有女性；远离场部和大队部，与领导不熟；亩产低，分配少；年纪小，全是初一学生。困在穷乡僻壤，位于安口最偏远的山区，劳动最为艰辛，四十多劳力耕200多亩水亩，夏收夏种要两个月才能完成，但是五条寡佬顶过来，现在都还精神饱满，家庭幸福，健康地活着，今年又是百分百回去，没有哪个队的知青能做到。

我和朱勤的合影。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少时曾同桌读书，下乡一起参加劳动，一起上山砍柴，吃饭也曾“同煲同捞”，不同煲时也把饭菜端到一起吃，回城后各自事业有成。说到砍柴，我下乡前从未砍过柴，在农村不得不磨利柴刀上山砍柴，与农民分开煮食后，有一次，我和朱勤听说岭背金鸡水库放了水，有很多水浸木，这种木听说很好烧，便一起去砍，砍得很起劲，砍的水浸木装了满滿两粪箕，挑回来就惨了，挑着一百多斤柴翻了两个山头，天断黑后才到家。有个老农知道后，对我们说，一个人煮饭砍什么柴，村中那么多削下来的竹枝，晒干了就可以烧，收工时路上也能检到不少树枝。听了他的话，我们茅塞顿开，从此再没有砍过柴。

我们五人终于能乘自驾车回乡，在村前遇到当年的村干部王春发（左三）和他两个侄儿，当年春发是记工员，是村中唯一的共青团员，其实那时早已超龄。我们每晚要到他家记工分，因此入夜后他家中很热闹。他父亲早年曾在陈济棠手下当过兵，有时会给我们讲兵营逸事，其中免不了有些荤段子，让我们这些未见识过兵痞的人乐不可支。

右一的春旺比我小4岁，他16岁就结婚，在村中引起哗然，而我16岁那年来到金鸡岭……

我们的不期而至使他们大感意外，故人重逢，故地重游，免不了引起一番感慨。

离开村时在金鸡岭前合影。我们刚到村中，农民便告诉我们，站在金鸡岭可望见黄岗山，令我们大为惊讶，当时我们觉得距韶关四五十公里是很远。虽然离家才几日，但强烈的思乡之情让我们决定当天下午便上山，结果未到山顶，便望到了黄岗山，其实直线距离并不远。当年金鸡岭顶峰有一个三角木架，据说是航空标识，不知哪年所立，现在已没有了。而今的金鸡岭滿山树木，当年可不是这样的，也有树，但不密，据说大跃进和文革时砍了许多。1969年春，山下省水产厅干校的楊伯等人在金鸡岭用石灰写下“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从山顶到山脚，在去乐昌的公路上都能看见，当地人皆知，杨伯等人还在我们村书写了多条标语，并在队部门前空坪侧的一堵墙上画了巨幅的毛主席像，干校宣传队到村中表演时，毛主席像便成了舞台背景。

村中已出现贴瓷砖的房子。金鸡村当年虽穷，但村中房屋整齐、干净、疏朗，眼界空阔，松涛阵阵，空气清新，不似灵口等大村场，房屋密挤挤，到处牛屎、鸡屎味道。若不是穷和生活不便，还真是宜居之所。

韶明在户主门前留影，门外那打禾机不知是否我当年买的？韶明到生产队不久就担任了保管员的工作，后来又长期被队里派往水库工地当民工，他是金鸡岭最后一个回城的知青，在农村呆了六年。韶明回城后与我爱人及小姨同在一个单位，我与爱人交上朋友后，小姨曾偷偷向他了解我的情况，据说，他回复了小姨这样一句话：“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他是一个好人”。精细的小姨听后乐得哈哈大笑。感谢韶明暗中助我一臂之力。

知青屋只剩下亚忠这间。记得出身中医世家的他当年经常上山採药，还帮过一些农民治病。我们常听到他念草药使用的口诀，如“两脚不开，不如走马胎”……等，如今他仍在悬壶济世，常以“妙手回春”之术，治愈过不少人的疑难杂症。那年头，医疗界刮起一股使用中草药之风，我父母都是西医的医务人员，回到家中也大讲中草药，并带回有草药图谱的小书，我带了一本到农村，着了迷般在山野田边对照着寻找，有时也会请教亚忠或农民，一年下来，竟认得一、二百种草药。回韶后，父亲得知，便告诉我，韶关公园（现中山公园）准备搞草药展览，公园的老花王李秋为筹展还须到山上寻找补充，你跟他去吧，我听了很高兴。李秋有病时都是找我父亲看的，他当然愿意有我这样的人作伴。我们两人上芙蓉山挖草药，有些草药他认识我不认识，但也有我认识他不认识的，两人很高兴挖了不少草药，回到公园，李花王将它们栽在花盆里，成活后送到设在公园花卉馆的展场，当我看到展览中有我挖的草药时，心中觉得十分快慰。

当年，我们的住房周围环境相当不错，泥砖屋建在村后的山坡上，站在房门前，可以望到很远的地方。屋背青松满山，屋傍翠竹环绕，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到了春天，门前又是桃李芬芳。若是今天能在此建个别墅，从环境上说，绝对是“优山美地”。

村子很小，绕一圈用不了多长时间。那时，村里村外种了许多桃树和李树，一到春天，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李花，竞相怒放，我每每出工回来，远远望见被桃红李白簇拥着的那土黄色的小村庄，便忘记了疲劳，心中有一种难言的喜悦油然而生，这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美得醉人。那时就说，可惜没有照相机，如果能拍下来该多好啊。除了桃李，田地里、山坡上和村前村后还有油菜花、金樱子和其它野花，每当大地回春，总见姹紫嫣红，这样的景色在安口农场只有像金鸡岭这样的山区村庄才有。那时我每天摘一束盛开的桃花插在瓶子里，不像现在的人买桃花选花蕾，因为实在太多太多。不过，现在回去已几乎看不到桃李树，问村民，说是被外地人疯狂盗砍了，我听后十分心痛，本来还想找个时间回去拍几张片，唉，这年头富是富了，却世风日下！有些人为了钱，什么事都敢做。

镇江见到了老郭的长子来兴，很是高兴，当年他卧病在牛栏边的宿舍无人知哓，幸得来兴发现，及时伸出援手，方才度过危难，如今久别重逢，镇江还激动地提起那件陈年旧事，并塞给来兴一百元，作为对当年的感恩回报。

我户主的次子福祥（右一）当年曾与我一起放牛，他与其兄性格不一样，一次，任性的他被我批评了几句后，一鞭子抽在驮着我的柴草的牛屁股上，那牛疯狂冲下山坡，散了架的柴草从山上洒到山下，气得我够呛。很奇怪每次回去都能见到他，却总与他哥哥错失交臂。不过长大后的福祥生性了很多。

镇江见到户主宋井华的儿媳新英，她的一对双胞胎当年很逗人喜爱。

新英的丈夫连才（右一）是村中的知识分子，在必背瑶山教书，他回家探亲时，喜欢与知青交谈，那次回乡我们见到已退休的他。他兄弟五人个个不俗，长兄是部队干部，三弟炳才是村中的大力士，听说能挑三百多斤，又是最好的猎手，故镇江经常能吃到野味，有一次他把我也请过去尝野兔肉。可惜天不佑人，英年早逝。四弟就是队长贵才。五弟新才比我们小，身体很棒，他16岁那年报名参军，体检时前面都过了关，剩下透视时发烧了，看过病后医生叫他回去休息，他以为是叫他回家，便独自一人回村。第二年又报名，体检合格，但因其堂兄也合格，受名额所限，大的先去。第三年再报名，这次是南宁机场地勤，他体检又过关，这一年我也去了，也许是与部队来招兵的人聊天时被看中，体检时那人一直在暗中观察我，还带部队首长过来看我，当时首长与我在操场共坐一条板凳谈话，全县上百应征人站着围观，纷纷议论，说这个人一定被收。体检过关后两天，几个招兵干部驱车十多公里到金鸡岭，由村民带着直入我房间交谈，看到我对房间的布置很是赞了一番。新才极为沮丧，认定他今年又参军不成。我对他说，你一定去得成，他不信，我也不解释，我母早就告诉过我，有海外关系是进不了部队的，后来新才果然入伍，在机场开车，复员后分配到乐昌车站开车。一次我与地区运輸公司掌管安全的岳父讲起这事，他问我那人叫什么名，我说叫宋新才，岳父说，有这个人。

新娇是村中妇女中最白净、最富态的，她的儿女也个个长得白白净净且圆嘟嘟，她丈夫起先在外面工作，被认为是很有能力之人，我们离开后他回村当了队长。

知青除回乡活动外还在一起聚餐。现在开饭主要是吃菜，饭吃得很少，当年在农村，那饭量现在听起来很惊人，下乡前，能吃四两的就算食量大，可到农村后，一个年青男子若说只能吃四两米会被人笑。那时半斤是底线，八两是一般的量，要吃饱，我们这样的年青人得一斤，堂姐每次听我说吃那么多，都会笑痛肚子。记得有一次，我准备回韶关，那时朱勤不知何事不在，只剩我一人，临行前晚，想到留着的那条鱼干该吃了。因为平时难得沾腥，这餐有好菜，明天一大早又要赶火车，因此今晚要多煮一点饭，便往锅里倒了一斤半米，想好晚餐一斤，明朝半斤，谁知这餐晚饭就吃了一斤三，那蒸鱼干香呀，晚造米也确实好吃，当时觉得，剩下那一小碗米饭也撑得下，踟躇了好一阵子，还是算了，如果吃了明天就得空着肚子赶火车。从我们村到安口车站要步行五、六公里山路。

下图坐前桌的都是安口大队知青。我被派去金鸡水库修水渠时，曾与安口大队背坑（现改名背兴）生产队知青有过几十天的共同劳动与生活，并结下友谊。那时，生产队经常会接到派工任务，比较多的是去修水利，这时，任务往往落到知青身上，如我们队的韶明就去县城修了很长时间水库，我和阿忠也去修过本农场的水库。为什么总是派知青呢？农民说，当民工要带被铺蚊帐和水桶、脸盆等，农民家中这些东西都是家人共用的，如果特地去买又没钱，因此知青去最好，他们都是单身汉。事实上知青也喜欢出去，他本来就是外来人，到哪里都差不多，多跑几个地方还能开眼界。我那次去修金鸡水库，就有好多位知青，以前比较少接触的安口大队的受国、秉为、刘淼，都是极聪明之人，与他们在一起，感觉很好玩。

前面说到坐火车，又让我想起一件事，那时候从韶关到安口的车票是0.6元一张，有些知青想节约钱，只买到黄岗车站，票价0.2元，可节约0.4元，那也能吃一碟肉片炒河粉呀，因此囊中羞涩的我也想试试。那是一次夜车，买票时售票员问我，这么晚你去黄岗干什么？我没想到她会问，一点准备都没有，匆忙中便答道，回学校，她又问，你学校在哪里？我说，三中，我当时只知道三中与黄岗车站都在韶关北边一带，哪晓得距离还这么远？那售票员白了我一眼，嘴里嘟哝着，去三中怎么坐车到黄岗？我一时傻了，不敢吭声，幸亏售票员也没深究，还是把票卖给我。上车后，不时有乘务员从身边走过，我一路忐忑不安，生怕有人查票，好在终于顺利到达，没被人半路赶下车。经过这次惊吓，从此再也不敢耍这样的小聪明。不过，如果不是违反纪律的事，我的胆子还是蛮大的。我在派往金鸡水库时，有时会因事回生产队，回村后又往往和其他知青聊到很晚。因我的房中已无被铺水桶等，因此便要赶回去，从村里到金鸡水库要翻山越岭走约半个小时，全是野茫茫的山路，渺无人烟，白天没事，但这是夜晚，别人劝我不要回去，我说，我一无财，二无色，冬天没有蛇，这山无老虎，我既没有仇人，又无人知我今晚走这条路，我怕什么？两三次我都是独自一人手拿柴刀，打着电筒，在呼呼的松涛声中翻山越岭回水库。

下图，早岁历经磨难，今日笑谈人生。回想起在农村的生产劳动，那真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夏收夏种，劳动时间长，无论是割禾还是插秧，都得弯着腰，天又热，还整天泡在水田里，水蒸气冒上来，不好受，正如白居易说的“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当然我们也看到了那些老农的厉害，如朱勤的户主树才，插秧插得笔直，横竖行距如用尺量过。有些劳动却令人感到很愉快，譬如收瓜子瓜，只须扒出瓜子，瓤肉任你吃，很享受。又如在禾坪摘花生，我们几个知青围坐在一起，一边摘着从地里收回来的花生，一边互讲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听镇江讲南少林，听得津津有味，我此前从未听过方世玉、洪熙官、胡惠乾、五枚、白眉道人和雷老虎……等人的传奇，全拜那次镇江的启蒙。

下图，举杯互致问候。当年已五六十岁的人，看上去个个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气色不衰，应该与年青时的艰苦锻炼有关吧。在农村，每天工作十来个小时，非常辛苦。粤北山区夏天非常热，冬天又非常冷，尤其是初春天气，又冷又经常下雨，我们还往往要赤脚下水田，那滋味真不好受。我们最初对农村的作息时间很不习惯，如夏收夏种时，每天六点钟就饿着肚皮出工，干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后才收工回家做早饭。吃完后大约十点钟又出工，干到下午两点，午饭后三点多又出工干到七点多，回来后还要上自留地干活，我们经常向队长提意见，说这样的作息时间不科学，但说归说，没有用，农民这样干早已习惯了。当然那些村民干得比我们更多，他们早上五点就起床，上山割茅草，喂猪、浇菜地、洗衣服或干其它事，他们经过我们的屋前时，见我们还未起床，会对我们议论纷纷，讥讽我们睡懒觉。我们知道后也会争辩，说我们又没你们那些事，干吗要那么早起。其实我们睡得并不比他们多，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经常看书到深夜，不像他们早早睡觉。

今年10月20日，是乐昌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日，早就有人提议要好好庆祝。在阿焕、桂婵等人的组织筹划下，我们回来了！这是在当年安口农场场部的合影，这地方已变成了长来镇中学。

十年后，当年金鸡岭“五条寡佬”又一次在场部抽水房边的大榕树下合影。这次不同以前的是大家都退休了，只是有人退休后还努力工作，有人退休后便在家颐养天年。

（视频）在长来镇中学门外，伦哥见到了当年的同事，两人交谈甚欢。

以前的大队，今天叫灵口村委会，在得知当年的知青返乡活动后，村委会在门上挂出大红横额，欢迎知青回来。

村委会支部书记在会上发表热情漾溢的讲话，欢迎知青为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周年返乡活动。

（视频）在欢迎知青的会上，知青代表伦哥在会上讲话，当年刚到安口农场时，也是他代表知青在会上表示决心。

在我户主家门口，我惊喜地看到了自来水，当年的金鸡村别说自来水，连电也没有，我每天都在煤油灯下看书。而今我看到的有电视机、冰箱和空调，还看到了汽车和摩托车，与当年相比，恍如隔世。不过现在村中的环境不太好，看上去还不如以前舒服，好像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有点“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状况。村民也不满意，问熟人，他说村委不管，村中又无人在村委当干部。刚好有个村委干部同我们一起来，我们问他，他说村中人不听他们的意见，不肯拆除已无人住的老屋，修路修到村口后就修不进去了。我们看到，那些老屋的确杂草丛生，也无人打理，村民可能是为占住宅基地而不拆。我们希望村委干部多点关心、多点帮助这里，那干部说，会解决的，放心。但愿如他所言。

许多老屋已经榛蕪绕舍。杂草丛生，有些屋已很破旧，甚至只剩得断壁残垣。

绝大部分人家住上了新房，只不知这些新房是不是请人建的。以前一家建房，全村帮忙，主人不付钱，只管饭，所用建材很多是自己村生产的，村里有石灰窑，砖瓦窑，我们在队里都参加过采石，烧石灰、烧砖瓦的劳动。那时村里还有小煤窑，我们虽然未被派去挖煤，但也参加过为煤窑砍松树和挑煤回村的劳动。

又见到新娇，这次看到的她已变成一位老太婆。不过老人还很健谈，记忆力也还好。这次回去，村中能见到的人很少，强劳力多数外出打工。剩下老的老，小的小，熟人已不多，那天是长来墟，有些想见的人因不知我们回来，跑去趁墟了。光阴荏苒，岁月蹉跎，下山下乡一晃已过去半个世纪，古诗云：“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我们这次返村看望也有同样的感受。

（视频）金鸡岭知青在村中又见到当年的农民新娇。在她家门口，又像当年那样拉家常。

福祥又在家，他说他已残了，我问何故？他说他曾在十多年前中风。不过我现在看他能行能走。大约二十多年前，他曾前来找我寻工作，我带他在车间走了一遭，又去问过劳资科，劳资科说不收人，没法帮到他。他是我户主家中唯一到过我家的人，愿他能恢复往日的健康。

福祥的家就是以前我户主的家，这原是我熟悉地方，但也有不少变化，以前泥砖是裸露的，当然更没有这些家具和家电。站在这里，我想起很多往事，以前这里是饭厅，那年头吃饭前要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付主席身体健康！然后就是唱东方红，这是队里的规定，当时都是我领着他们叫和唱，说实话那年代我虽然还有“左”的思想，却很反感这些饭前仪式，但如果不这样做，队里不给记工分。在户主家吃饭餐餐都没有肉，当时吃得最多的菜是一种我认为较贱的菜，叫“猪婆菜”，这个菜还有个较好听的名字叫“君达菜”，但户主的大女儿崇秀将它与芋头一起煮，味道又要好一些。冬至那天，户主说今天有肉吃，我并未见他杀猪，听说是从廊田墟买回来的，我一听很高兴。到吃饭时，我傻了眼，哪里有肉呀？还是猪婆菜和其它蔬菜，就多了一碗萝卜。谁知我夾了一块萝卜放进口里一咬，竟然是一块肥猪肉！再吃一块，又是肥猪肉。原来户主买的肉是没有皮，也没有一丁点瘦肉的，户主一边吃一边叫爽。他还说，最不喜欢城里的人吃肉切得细细块。的确，他家这碗肉每块都切得像萝卜那么大，怪不得我没看出是肉来，还以为是萝卜。

五十年前送我们的汽车到乐昌后，即在县体育场参加欢迎大会，会后在县政府吃午饭，饭后便被送到各公社，安口农场也是公社级别的单位。五十年后，我们又被领到以前的县政府门口，只不过现在叫市政府，这里已发生巨变，与五十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在乐昌的街头有一座金鸡岭的雕塑，我们在这里也拍了合影。不过这不是我的金鸡岭，这是坪石的金鸡岭，坪石金鸡岭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我那个安口金鸡岭日后会变成旅游胜地吗？与金鸡岭相隔不远的和村最近花繁如海，游人如鲫，这次灵口村委领导带我们去看了，确实不错，他们说和村与灵口之间的旅游带会连起来，让我们三年后来看。但是金鸡岭与这条旅游带还有点距离。其实主要是方向不同，从和村到金鸡村大约四公里，当年我们村有人说去和村比去长垑要近一些，故此我们还挑过谷去和村碾米，我记得当我挑着谷行走在田基上时，走在我后面的镇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背比烧猪还黑。当年我们每到夏天，基本上一天到晚都打赤膊和光脚板。

近日，我先后去了三次和村，站在花田，可以遥望金鸡岭。在村中曾有老农给我讲民间故事，说和村的将军山和金鸡岭打过架，我很诧异，问道，怎么打？老农说，跳起来打呗，当时还带着孩子气的我心想，山与山怎么打？可能是幻化成人形打吧。现在看到将军山下的和村变得那么美，什么时候，金鸡岭也能变得与和村那样，金鸡岭的土地也很适合种花呀，当年这里的油菜、芝麻、花生、番薯、瓜子瓜、生姜都长得很好，那时，我每年分到这些农作物，总不忘带回韶关，家里人自然高兴，记得下乡第二年，队里的芝麻大丰收，我带了几斤黑芝麻回家，母亲笑得合不拢嘴，她说，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芝麻，她以前买芝麻每次只买几两。

坐在这风凉水冷的亭子里，农友们共话当年。此时此刻，我心潮难平，不由得想起许多往事：到农村前，我对农业生产所知甚少，虽然在学校时也参加过农忙假，但那不是一回事，到农村后，我种过庄稼种过菜种过许多农作物；我们也曾修水利、开公路、守稻田、送公粮；我遭遇过缺粮无菜的日子，我有过受伤生病的时候，我有过疲惫、有过苦涩、有过迷惘、有过烦恼。不过，这些不是全部；我也有过丰收的喜悦，受助的感动，登山的开怀、看戏的欢乐和读书的快感。上山下乡其实只占人生很短时间，为什么那么多知青对这段光阴记忆如此强烈？我想这是因为它与原来的生活反差太大，又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不愿意参加的情况下参加的，是在刚刚从学校进入社会的阶段下去的，是在记忆力最强的时期度过的。因此，为何记忆强烈？只因刻骨铭心！现在对上山下乡有不同的说法，我不知后人将来怎么评价，只认定此事知青最有发言权。我以前也讲过对上山下乡不滿的话，但越到后来越觉得对这段人生历程不后悔，上山下乡是我今生的一个重要节点，这条路也许不是最好，但肯定不是最坏。

灵口村委为我们洗尘，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由衷的高兴，我们在与村委的交谈中，知道很多当年尚未出世的年青人都从父辈口中听说过知青的故事，有些故事也许从此会成为村中的传说。我在欢迎会上竟然还听到一个其他村的农民提起我的名字，我十分惊讶！都五十年了，我一点也记不起他是谁？在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我想过做一点事，但又不知做什么好，最后决定做个美篇，不嫌麻烦，不避啰苏，将旧事回忆一下，记下来，作资料留存也好，闲时看看也好，若过了这段时间，恐怕再没心思去做这些了。

（视频）四年，在人生中仅是瞬间，五十年又很长吗？以前听起来觉得很长，现在回想，好像也不是很长，这不，五十年前发生的事，就像是前不久的事，一件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其实还有很多……，算了，不写了，给别人留点想象空间吧，只要记得这段经历就好，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