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日的红薯

杨宝章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狗日的红薯”是他的口头禅。

小时候，经常听父亲那样说，听多了就留在了脑子里。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下午上自然课，我当时有点瞌睡，坐在那直打盹儿，老师就突然提问我红薯是怎么种的，我站起来脱口而出说“狗日的红薯！”引起哄堂大笑，为此受到批评，还写了检查。所以，我对“狗日的红薯”印象特别深刻。直到今天，虽然生活在省城多年了，但我每次去菜市场买菜，一看到红薯，脑中记起的还是那句“狗日的红薯”！

那时候，不理解父亲说这句话的含义。

我母亲给我讲过我们家关于红薯的两件事，到现在我记忆犹新。

第一件，红薯救命。据母亲说，“吃食堂”那阵儿还没有我。当时，我们家四个孩子，我二姐最小，刚会走，整天为吃的发愁。那个时候，自己家是不准做饭的，其实想做也做不成，因为没有粮食呀！食堂分的不够吃，大人一天是十二两（当时十六两为一斤），小孩一天四两。眼看着孩子饿得不行，我妈说，我二姐瘦的皮包骨头，后来浑身浮肿。咋办？再不想办法就要死人了。我父亲当时是喂牛（农村人叫“欧”，二声）的，秋天，喂牛的红薯秧子总是带些小红薯、红薯筋，父亲就把那些小红薯、红薯筋揪下来，偷偷拿回家，深更半夜时母亲把小红薯、红薯筋洗干净，煮熟，分给孩子们吃。冬天春天，喂牛的牛料，是红薯干磨的面，父亲经常偷偷带回一些红薯面，隔几天母亲就用这些积攒的红薯面蒸几个红薯面馍，实在饿得不行的时候吃一点。就靠这些，一家人挺过来了。

第二件，红薯干娶媳妇。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我大哥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那时候，谁家的红薯干多，就是余粮户，就有吃的，饿不着。我们家六个孩子，闲人多劳力少，肯定是缺粮户。可又不能耽误孩子的婚事，母亲就从小舅家借了一车红薯干，扎了个大茓子，媒人领着女方到我家一看，茓子一人多高，有吃的，饿不着，就愿意了。第二年，我大嫂就嫁过来了。后来，我大嫂曾问我妈，那一年为什么那么多红薯干。我妈说，茓子下边是麦秸，红薯干也是借来的。所以，我大嫂总是说自己是被骗来的。

至于我父亲经常说“狗日的红薯”，我理解，一半是感慨，一半是无奈。这感慨，没有红薯还真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那年月，“红薯汤，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我猜父亲，他其实是有点感谢红薯！这无奈，那时候，一天三顿吃红薯，也没有别的油盐、蔬菜搭配，吃多了胃酸过多，胃就像个醋瓶子，一不小心就往外倒酸水，能好受吗？红薯是真吃够了、吃烦了、吃伤了！可那个时候，又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