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篮子”的故事

戈戈

近日，武汉出版社“难忘经典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丛书”发行，我参与编写了上十篇涉及商贸流通的文章。以下是其中一篇，因对象不同有所增删修改，供有兴趣的朋友回味斧正。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无论什么年代，人们生活中都离不开一日三餐。

改革开放40年来，最让老百姓感受真切的就是菜篮子、米袋子的变化。从勒紧裤腰带空空的菜篮子，到食不厌精“天天像过年”的饭桌子，那一个个泛黄的家庭小帐本，那一张张残存的计划供应小票证，像生活的晴雨表，见证了多少真实的人间表情？

“民以食为天，食以菜为先”。在计划经济年代，武汉的蔬菜经营是典型的计划产销体制。“菜篮子”统购包销，居民限量供应，肉鱼蛋菜柴米油盐，全凭五花八门的票证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光拿钱是买不到的，“挑肥拣瘦”就更谈不上了。

人人都有怀旧情结，回想起那段岁月，也有五味杂陈。

武汉大学老教授杨祖陶回忆说，当年肉鱼蛋菜全面匮乏，如食用油每人每月只有二两，猪肉每人每月半斤，买菜买副食品凭票限量，常常要起五更用砖头篮子写号排队。1960年女儿两岁多，严重缺粮缺蛋白质，她嚷着“我想吃肉”的渴求，至今难以忘记。直到1979年春节，每人增加一斤肉、半斤鱼、半斤油、半斤蛋，每户还有一两黑木耳、半斤带壳炒花生，凭购粮证能抢到几斤带泥的藕，真是过大年了。

一位蓝姓职工回忆说，1970年代初期，菜场很难见到鱼，活鱼几乎没露过面。我读小学3年级的春节，家里还有两张鱼票可买1斤鱼，母亲让我去菜场碰碰运气看有没有鱼卖，免得过期作废。我拎着篮子到宝丰路菜场，可水产柜空空的。经人指点又赶到崇仁门菜场，竟然有大条的冻鱼，但是已排起很长的队。这时天下起大雪，好不容易轮到跟前，剁下的鱼块超出了计划重量，挑来拣去都多秤，我只好买下刚刚1斤重的鱼尾巴。那天晚餐，母亲把鱼骨剔去，放进辣椒，煮晾成鱼冻，窗外飘着雪花，一家人围着火炉也算美餐了一顿。

当年武汉的菜场，也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商业部门把全年蔬菜播种品种、面积、数量、上市时间编成指令下达农业部门，再计划分解到各生产地。价格管死，产区管死，销售渠道管死，全市居民人均日供应量仅为4两菜。“菜场品种少，萝卜白菜两大宝”，肉鱼蛋豆制品更少得可怜，只能维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逢年过节，供求空缺，商业紧张，政府着急，老百姓怨声载道。

到了1980年代初期，僵化的蔬菜经营体制巳成市委市政府的“心头之病”。

一是生产无序供求失衡。菜农不问需求，追逐产量不顾质量，“黄瓜黄，瓠子长，苋菜长得马鞭样”。

二是被动经营亏损严重。郊区种什么卖什么，产多少收多少，何时上市何时卖。“菜少了市民叫，菜多了卖不掉”，每年烂菜损耗上亿斤，每天动用上百辆卡车清运。

三是背离价值规律矛盾突出。蔬菜时令性强，“春淡秋淡”的季节性短缺，与居民“天天要吃”的刚需矛盾，“早鲜嫩”与“老大粗”的性价比矛盾。不论淡旺丰欠，不论粗细贵贱，都是收购销售一口价，挫伤了菜农生产积极性，也阻碍了居民消费选择性。

四是政府财政负担逐年加重。为确保供应、节日库存、物价稳定，为清理积压和日常损耗，政府每年拿出数千万元补贴生产流通环节的亏损，在当时有限的财政收入里，这不是一笔小数字。

改革开放新风吹来，痼疾难以为继，蔬菜产销体制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

武汉蔬菜体制改革是如何启动的？

时任武汉市长吴官正有一段珍贵回忆：

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城市人口近400万，居民吃菜问题是历任市长的心病。“淡则断，旺则烂”，农民不高兴，市民不满意。我当了市长，这同样是一个摆在面前的难题。

记得1983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我也应邀参加。万里说：“要改革，不然武汉是活鱼变死鱼，死鱼变臭鱼。”我说：“不会的。”他说：“你很年轻，要真干！”

我记住了万里的话，下决心靠改革解决这些问题。

武汉人有个习惯，非得吃叶子菜才算是蔬菜。当时武汉有150万个家庭，蔬菜日上市量不能低于300万斤。而统购包销体制严重制约了广大菜农的生产积极性，有的乡、村甚至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农民在自留地种菜，甚至派民兵站岗，严防农民私贩蔬菜，由此还引发过流血冲突。

旧体制造成了供应短缺，若遇上哪年“春泛秋溃”，武汉蔬菜就会出现很大缺口。菜价猛涨，群众怨声载道，有的人还打“市长热线”骂娘。我们决心改革体制，放开市场，放开限价，让农民进城，允许并鼓励自留地的菜上市，激发菜农积极性。同时允许外地蔬菜进汉补充救市。另外，政府再拿出部分资金平抑菜价。

改革措施一出，放活了市场，富裕了农民，保障了供给。市民高兴地说，过去吃的是“无缝钢管”样的竹叶菜，“马鞭子”似的苋菜，“鼓眼睛”的豆角，一斤吃六丢四还不止，现在吃八丟二还不到，一洗一切就能下锅，很实惠。

1984年底，万里来武汉，吴官正陪他到农贸市场视察。万里看到肥鱼活蹦乱跳鲜菜供应丰盛，十分高兴。1986年9月，吴官正调任江西省长，万里约他谈话说：“中央要你像在武汉一样，大胆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

武汉蔬菜市场是怎样放开的？

时任武汉市副市长王明权也有一段难忘记忆：

我1984年从市人民银行调到政府工作，先在市财办、市商委，后任命为市政府副秘书长，又提拔为副市长。开始那几年的工作，有很大精力都放在了群众的“菜篮子”上。

1984年，中央批准武汉为计划单列市，试行综合经济体制改革。市委市政府决定把“两通（交通流通）突破，放开搞活”作为改革突破口。蔬菜是每天与老百姓见面的大宗商品，它突破了，“放开搞活”的文章就好做了。

武汉全面放开蔬菜市场，在全国是第一家。在当年可谓“风口浪尖”，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早前长沙和广州放了几天又赶紧收了回去，有的城市把这项改革列为“禁区”，有的把它称作“触摸高压线”，可见敏感与复杂。

1984年7月13日，武汉正当酷热。市政府小会议室里，蔬菜产销改革会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由于触及物价这一最敏感问题，大家既兴奋又慎重，众说纷纭。吴官正同志一声不吭倾听每个人发言，最后总结说：“方案酝酿了很长时间，小改小革也搞过几回，没什么效果，与其纸上谈兵小打小闹，不如放开手脚勇立潮头。我们应该大胆试大胆闯，用自己的实践闯出一条蔬菜改革的新路来。”

市委市政府最终通过改革方案，主要突出一个“放”字：变统购包销为产销见面对手成交；变独家经营为多渠道、多形式、多成分经营，变收购站为交易站；变分配制为采购制，菜场以菜为主多种经营；变计划价格为隨行就市的浮动价格，政府对蔬菜产销的补贴政策不变。为稳妥起见不发红头文件，边试边改。

当时我们的心是悬的，压力很大。因为，市场放开后情况如何还是未知数，如果菜不见多，价还猛涨，老百姓就会骂改革，这个责任实在太大了。

随后消息传出，农商各方急不可待雷厉风行，一时间出现了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郊菜、外地菜争着进城的活跃局面。当年第一个“秋淡”时节，全市日供应蔬菜在220万斤以上，出现了过去靠行政命令难以实现的“天天上，日均衡”的新气象。全市集贸市场、菜场及分销点大幅增加，还出现了村办菜场、联营菜场，形成了新的供应网络，大大方便了群众。市场竞争也促进菜品质量，农民净菜鲜菜直接上市，“老大粗，田头丟，早鲜嫩，城里运”，一级菜比重由35%猛升到90%以上。这都是多年少见的大好形势......

丰收不忘拓荒人，一菜一叶总关情。武汉蔬菜体制改革一晃30多年过去了，一路风雨历程坚定前行，武汉市民的“菜篮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回望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足迹，仍能感受到他们“敢为人先”的担当与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