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摄影的不解之缘（修订稿)

夕阳卧牛

我的摄影自白

孩提时代的我，经常往邻居家照相馆里跑，看着那一张张小纸片在水中显现出各种图像时，好奇的心灵被深深地吸引。

1964年，当我第一次在红灯下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时，便与摄影这玩意儿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4年，当我的第一个摄影作品展览在鄂西北大山沟里展出时，便注定了人生命运的转折与改变。

1984年，当我被正式调到湖北省摄影家协会工作时，便开始了新的摄影人生。

是摄影，使我实现了孩提时代的梦想；是摄影，改变了我的人生和命运；是摄影，陪伴我走过人生的多舛与多彩历程。如果说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灵的话，那么，一定是摄影艺术的神灵控制着我的命运。

1994年，我隨同中国摄影代表团访问欧洲时，第一次乘坐波音747航空器在远离大地的夜空中长时间地飞行，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油然而生，就好像自己漂浮在宇宙星际之中。

昨天，还在为柴米油盐奔波，为红眼白眼烦恼；此刻，那疲惫的被世俗汚染的身心接受着苍穹的洗礼，那滿目疮痍的灵魂接受着苍穹的净化，向着宁宙星系的黑洞飘去……

茫茫太空，浩瀚无垠。人生百年，弹指一揮。一旦进入这冥冥苍穹，还有什么功名利祿不能舍弃，还有什么枷锁桎梏不能摆脱呢？几十年来，寄情影艺苦苦追寻的不正是这种身心超脱的无我境界吗？

2004年离开协会几年后，终于被评聘为國家一级摄影(正高)职称三级岗位。

於東湖养鶴軒

　　六十年代初，父親见我喜欢摄影，便帮我利用废弃的工具箱做了一个印相与放大为一体的拉杆式放大机架，我利用旧暖瓶外壳、夹板、黑卡纸等做放大机的灯罩、底片夹、伸缩皮腔等。

白天就将床支起来，夜深人静时便在厨房冲洗照片。有时狭小空间热的汗流浃背，弟弟便用蒲扇帮助降温……。

　　1969年毕业后分配至鄂西北大山沟参加三线建设。

在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被迫利用业余时间又拿起画笔，从事写写画画的宣传工作。

1974年，几位绘画的同亊相约举办一个书法美朮展览向国庆25周年献礼，然而临近国庆节了，每人只绘制了一两幅作品。

于是我提议:若能借到照相机，可以拍些工人学习、工作、生活的照片，举办个以摄影为主的《摄影美术书法展》，同样可以向祖国的生日献礼！

这就是当时的绘画伙伴们。

　　说干就干，宣传科长找他战友借来了海鸥4B相机，我从实验室搬来了冲洗放大设备，大约用了一周时间，终于为祖国的生日献了份厚礼。

机遇确实会更多光顾有准备的人。展览展出后，在极度缺乏文化生活的鄂西北大山沟引起轰动，市委宣传部立即召开了现场交流会，报社隨即进行了追踪报道。

也许正是摄影之神的指引，当他们看到展览后，要立即调我到报社从事专职摄影工作。

他们哪里知道，父親当时仍在"牛棚"接受改造，我虽然在厂团委从事青年团工作，那可只是兼职的呀！我这个混进干部队伍的资产级的"孝子贤孙"，1973年就因不愿声明与父親划清界线而被挡在入党的大门外。如今怎敢轻易跨进党的喉舌机关！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孝子贤孙"岂不又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直到打倒"四人帮"的1978年，我才敢正式调报社当摄影记者。

　　1978年调到报社后，兄弟般的同事关系，良好的工作环境，使我在摄影釆访和创作上取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新华社花皚老师感慨说:"我在全国多个分社工作几十年，摄影界像你们这样和谐的兄弟般同事关系实属罕见"。

1978年报社摄影组同事马登啟和我送老社长蒋伯雄回北京时在十堰火车站留影。

　　十堰二汽有着一支保持旺盛创作热情的年轻队伍。

十堰二汽的年轻的摄影队伍经常在一起学习、交流摄影技艺。

二汽报社经常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强化对记者的学习与培养，这是邀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林帆老师讲授新闻学后送其返回上海时在十堰、武汉的留影。

1979年12月，组织二汽的摄影工作者到武汉参观摄影展览后的留影。

1980年7月报社摄制组到神农架釆访创作，我创作的一批摄影作品《神农晓雾》、《生命的源泉》、《顽童戏水》、《一峰更比一峰高》等参加省影展得到好评，其中《山村顽童》参加国际摄影比赛获联合国"亚洲文化中心奖"。

　　1981年11月，二汽的摄影队伍在北京参观学习后，赴黄山进行摄影创作。

　　1982年2月下旬，因为有东北采访的任务，告别分居在武汉即将临盆的妻子，来到黑龙江伊春林场。

1982年3月，东风公司第一批卡车支援非洲，为纪录这一场景，我们从东北赶到华北塘沽港留下了这一瞬间。

　　1982年5月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黄翔先生在省摄协秘书长李德义老师陪同下访问十堰二汽，与二汽的摄影骨干合影。

　　十堰二汽摄影队伍的创作热情引起省文联的专家们的注意，当他们亲眼看到二汽的充滿活力的摄影队伍时找到我，动员我到省摄影家协会去工作。

直到1984年的国庆节，二汽建厂十五周年的报道造一段落，我才正式到省文联报到从事专业摄影及协会的组织工作。

　　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二汽的建设，李先念君、王任重君、邓小平君、胡君耀邦、王震君、姚依林君、趙君紫陽等先后到二汽视察。這也使我们的新闻摄影釆访得到大量锻炼和提高的机会。

1982年11月姚依林副总理、黄知真省长与随行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1983年6月在武当山跟隨趙紫陽总理釆访时留影。

1983年8月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王兆国同志在中南海留影。

黄翔老先生访问二汽时，我便与黄老成了"莫逆之交"。1983年10月，二汽报社摄影组的同事与黄翔老先生在北京美术舘前留影。

　　1984年10月我刚去文联报到没几天，联系调我去的李德义老师即被解除了职务，我的处境可想而知了。

陌生的环境，复杂的人事关系，文人间的明争暗斗，相互间的排斥、挤兑、嫉妒、诬陷、使绊、内耗……犹如一个汚浊的大染缸。

这是1984年11月，我陪两位老师到北京参观摄影展览，请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王兆国同志安排两位老师住中央办公厅招待所、到中南海浏览，给老师以报答。

　　1984年底，我被安排在协会展览部工作，这是我1985年元旦承办的第一个展览。

　　1985年3月黄翔老先生来湖北时指名要到省文联看望我们全家时留影。

　　1985年5月省摄协老主席趙彦章带领我与中南五省摄影创作组在武钢釆访时留影。

　　1985年10月专程赴京拜见黄翔老先生时在其家中留影。

　　1986年，我又被安排到协会理論研究部工作。

於是我协助分管理論的李德义老师筹办出版了全国第一份彩色《摄影天地》报。

1987年，全国报刊整顿，我又被调离协会，去筹办新的《艺术与时代》的综合艺术类杂志。

　　

不愿墨守成规的我利用新的阵地，在《艺术与时代》杂志上刊发了大量国外人体摄影的艺术作品，深受艺术院校的学子们喜爱。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收集、整理、编辑，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国外人体摄影艺术》画册，并於1989年初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后，在武汉美术舘举办了新中国第一个《国外人体摄影艺术》展览。

我敢为人先的創新举措得到省文联主席周韶华老师的热情支持与帮助。这是1988年陪同周韶华老师到二汽参观。

　　1989年，协助筹办的《周韶华摄影艺术展》及研讨会在武汉美术舘举行。

　　在周韶华摄影展上，向前来祝贺的省委副书记钱运祿、政协主席邓垦介绍展览情况。

　　1991年初我被调回省摄协主持工作。一改"等靠要"的被动局面，有条不紊地走艺企联姻之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积极主动地开展协会工作。

　　1991年7月1日，我们联络电影家协会等单位在武汉展览舘举办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盛况空前的大型摄影展，省、市有关领导，军乐队、少先队鼓号队、鲜花队、气球队，以及千余名观众参加了开幕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党组书记邓泽民，主席周韶华分别主持开幕式并致辞。为此硚口区教育局专门发文，将展览作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武汉展出后分别联系到十堰二汽、襄樊、宜昌巡迴展出。

七月中旬，在中国南方五省大面积遭受洪涝灾害之际，摄影家的职责驱使我起草了《摄影工作者要深入抗洪抢险第一线，拍摄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倡议书》在全国的摄影报刊发表，一个反映时代精神的抗洪抢险的摄影创作、展览热潮在全国掀起。

中国新闻学会会长蒋齐生耒电说:"你们湖北为中国新闻和摄影界办了件了不起的大好事"。

　　9月份在华中理工大学举行了协会的换届选举。代表大会隆重热烈，省人大主任石川、副主任黄正夏应邀亲自到会并讲话，给大家以鼓舞。

在组建主席团班子的问题上，偏偏有人从中作梗，并在随后协会工作中设置重重障碍。真不知其居心何为？

　　坦率地说，我这一輩子饱饮人生辛涩，也曾被"朋友"出卖并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而命悬一线，也曾被"小人"诬陷险些陷身囹圄。

在我的整个摄影征程中，更多的是"摄影之神"的关照，时常得到"贵人"的指引和帮助。

1991年10月第二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在北京举行。省摄协副主席丁遵新、黄克勤、华中保利集团总经理邢光辉与中国摄协顾问袁毅平一起留影。

1992年元旦伊始，就与商业部门合作进行摄影比赛。

换届后的第一个春天，即在武汉组织五百多会员参加的新春联谊活动，邀请省委老领导韓宁夫、石川、黄正夏及省人大、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的有关领导及新闻界、文艺界的朋友一起参加。既增强了协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号召力，也扩大了摄影家协会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为进一步开展艺企联姻奠定良好基础。

　　1992年春，我们与皇宫摄影公司合作，组织湖北摄影创作骨干深入大别山革命老区进行以《大别山之春》为主题的摄影创作展览及研讨系列活动，极大地调动了摄影工作者的创作激情。

1992年阳春3月，中国摄协老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展览作品的拍摄者徐肖冰老先生应邀来湖北，省文联的老书记洛文、省摄协的老主席趙彦章、省电影协的主席陈祖武等在保利公司白玫瑰共同为其接风冼尘。

陪同徐肖冰先生耒湖北的还有中国摄协的秘书长刁惠香，省摄协老主席张其軍一起陪同参观武汉的摄影企业。

1992年4月中国摄协主席高帆和夫人牛畏予应邀来湖北，省摄协老主席张其军、新华社李一方老师一起为其接风。

1992年4月30日应当阳台办同志请求，找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王兆国同志为湖北争取到八百万元的对台资企业的无息贷款资金。

1992年5月2日在北京与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楊绍明研讨开展全国工业摄影创作展览研讨交流会的具体方案。

1992年7月与香港摄影大师陈復礼先生、中国摄协顾问陈勃先生在宜昌留影。

　　1992年11月我们在武汉钢铁公司举办了《全国工业摄影创作研讨展览交流会》，省委老领导韓宁夫、沈因洛、石川、黄正夏、宣传部长王重农、副部长周祖元、武钢党委书记趙文源等出席开幕式。省文联党组书记主持，王重农部长致词。交流会隆重热烈，收效颇丰，来自全国的参会代表给交流会极高评价。

1993年春，湖北摄影界的新春联谊及表彰活动在武汉举行，省委老领导韓宁夫、沈因洛、石川、黄正夏、副省长梁淑芬和宣传部的领导以及摄影界、新闻界、文艺界共五百多人参加了联谊表彰会，李德华还在会上宣读了省委副书记钱运禄的贺信。

　　1993年4月《高炉之光》摄影展在武钢展出。省摄协顾问张其军、梅村，主席于澄建、副主席黄克勤、李光羊等应邀出席。

1993年5月，中国摄影工作会在北京召开，我们应邀到会介绍湖北如何争取领导支持，社会资助、生动活泼地开展摄影艺术活动的经验。

协会工作中非常重视摄影教育和理論研究，并加强理論与实践的结合。选择一批有创作成果的青年摄影家，分别针对其摄影创作实践进行理論探讨。

1993年5月，青年摄影家郭绍明摄影创作研讨会在皇宫举行。

　　1993年6月陈棣华教授归国从事摄影教育四十年庆活动在皇宫举行。

　　1993年7月30日，摄影函授教育有条不紊地进行。黄石又一期学员结业。

　　1993年11月广东摄影艺术节期间，与港澳台及东南亚的摄影家们在一起。

1993年11月，广东摄影艺术节期间，与台湾摄影大师郎静山老前輩亲切交谈。

　　1993年11月与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徐肖冰、主席高帆在广卅合影。

　　1994年春，得知我们要组织在汉老摄影家迎春座谈会，在医院治疗的韓宁夫老省长推辞了武钢建厂三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专程到座谈会作了老年同志要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即兴发言。这是在医院看望韓老时的留影。

　　1994年3月，中国摄协副主席陈淑芬、秘书长刘榜专程来湖北了解、宣传湖北基层摄影创作活动的情况，中国摄影报连篇累牍地报道湖北消息，当年被戏称为中国摄影的"湖北年"。

1994年5月专程去湖南迎接台湾著名摄影家周志刚、周鑫泉、周鹤辉耒湖北访问。

为表彰湖北摄协工作，1994年6月，代表中国摄影家协会出访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并与国际摄影组织联系。

1994年6月与瑞士、荷兰`、比利时的摄影家们在一起。

　　隨着摄影函授教育的普及，提高了摄影队伍的文化素质，源源不断地向协会输送年轻的创作人才。

　　1994年9月的金秋时节，《晏志祥欧洲风情摄影展》在风光秀丽的中山公园面向大众展出。省人大主任石川、副主任黄正夏亲临展会剪彩。

　　1994年11月与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袁毅平、驻会副主席吕厚民在广州留影。

1994年11月在广东"情滿珠江摄影艺术节"期间，与扬绍明同志交流开展摄影艺术活动的情况。

摄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也是年轻人的艺术，更是一种大众艺术，鉴于此认识，我们在全省扩大摄影函授教育，设立工作站，推行三级会员制，為繁荣湖北摄影奠定坚实基础。

面对基层摄影组织没有活动经费，借鉴省摄协走企艺联姻之路的成功经验，在试点的基础上向全省推广，在有意愿有条件的市县设立湖北省摄影家协会工作站，帮助基层开展摄影工作。

工作站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基层摄影工作的开展，同时推行三级会员制，壮大了摄影队伍，为出作品出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1995年秭归工作站的建立，对基层摄影工作的开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省摄协副主席佘代科参加正式掛牌仪式。

　　在文联没有事业费的情况下，省摄协坚持走艺企联姻的道路，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大众的方向，繁荣摄影创作。不断出作品、出人才。

　　1995年5月身兼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杨绍明，隨其父親国家主席楊尚昆来湖北，与武汉的摄影工作者座谈，期间说了一些中国摄影家协会领导层之间的矛盾和绯闻，参加座谈中"党性"强烈的人当晚即向北京作了汇报。

第二天一早，北京即要求我与楊划清界线并将座谈会的录音寄北京，我当即拒绝了。当年本可稳获"中国摄影金烛奖"的荣誉就这样擦肩而过，因为我的拒绝，我又一次失去了人生中获得较高荣誉的机会。

它使我自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的1973年，当时的党组织为了解决我的入党问题，要求我写一份与"资产阶级"父親划清界线的声明，证明自已确实站在了无产阶级的这一边，我拒绝了，因为它突破了我做人的底线。我不能为了自己，无视事实，无中生有和落井下石。

当年底，扬绍明同志与我在广东见面时还谈及此事，用他的话说:"老晏够哥们、够朋友！"，我也婉转地批评了"他口封不严"，座谈会前说好不谈那些"张家长李家短"的事。结果，“深水炸弹"的酒一喝，都忘了。

　　1995年荆州地区摄影工作站及函授辅导站举行掛牌仪式，省摄协主席于澄建、副主席丁遵新、佘代科参加掛牌仪式。

　　1995年11月在全省企业职工摄影展览上接受湖北电视台的采访。

1996年3月上海摄影工作交流会期间，与江苏的沈遥、安徽的高桂亮、湖南的李永安、江西的徐兰英等朋友在一起。

1996年5月18日台湾摄影家吴绍同先生的《鹤》摄影展在省摄协武汉工作站展出并与大家座谈。省摄协顾问趙彦章、主席于澄建、副主席丁遵新、李光羊出席并与吴绍同先生合影留念。

　　1996年江西、湖北两省人像摄影创作暨经营交流会分别在武汉和南昌举行。

　　1996年8月第三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在吉林长春举行。

　　1996年10月湖北省摄影家协会洪湖工作站暨洪湖摄影创作基地建立，省摄协主席于澄建及协会干部参加了掛牌仪式。

　　1996年10月参加中国摄影四十年庆祝活动，省摄协顾问张其軍、主席于澄建、副主席黄克勤等及江西摄协主席宫正在北京时合影。

　　1997年3月，在武汉大学举办的湖北摄影艺术节暨会员代表大会盛况空前，十几个摄影展览、学术研讨会、器材展示会同时进行。省长李大强还专门到会为"三峡摄影创作团"授旗。

拟同期进行的协会换届因有人从中作梗，没能如期举行。从此，协会工作在极其艰难的逆境中进行。所有的开拓性工作被说成"好大喜功"、"贪大求洋"……，因没能满足某些人的私利，而在背后"捅刀子″，并谣言惑众，无事生非……。

　　1997年5月初，为使湖北摄影能走向世界，打通与欧美的摄影艺术交流渠道，率湖北摄影代表团访问美国。这是在洛杉矶与加卅华人摄影学会名誉会长刘冰先生、会长高立人先生座谈并互赠礼品。

　　1997年5月初率湖北摄影代表团访问美国时留影。

　　1997年5月下旬，率团访美归国途径香港，与香港创意摄影学会名誉主席陈復礼、名誉会长林艺青、会长霍定洪、副会长张伯根及顾问黄炳荣会谈时留影。

　　1997年9月第24届国际摄联代表大会在深圳举行。

　　1997年9月第24届国际摄联代表会期间，与台湾中华摄影学会会长周志刚先生、副会长傅崇文先生、台湾中华艺术摄影学会理事长周鑫泉先生、台北市摄影学会理事长林吉基先生留影。

　　1997年9月在第24届国际摄联代表大会上与深圳市委书记历有为同志相互祝福。

　　1998年7月，在笫八次洪锋即将来临的关键时刻，带病率协会全体同志赴抗洪抢险第一线洪湖、监利慰问、釆访。

　　1998年9月26日联络组织的"湘鄂赣三省抗洪抢险摄影展"开幕式分别在长沙、武汉、南昌举行。

协助多家出版社出版的画册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1999年10月，与湖北电视台《阳光行动》组联合组织摄影家赴郧西县三官洞乡拍摄、慰问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此栏目获湖北电视台最佳节目奖。

　　2000年3月第三届湖北摄影艺术节暨摄影器材博览会在武汉港举行。省委老领导沈因洛、石川到会祝贺，协会还专门为年愈八旬的两位老摄影家陈七、陈棣华先生祝寿贺福。

2000年4月初因言获罪。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调离协会，审查两年后，在"保留行政级别和待遇不变"的情况下"流放"至《湖北画报》，直至退休。

　　2002年9月当时我正应朋友邀请在山东境内釆访，得知周韶华老师的美术作品捐赠暨周韶华艺术舘开幕仪式将在其家乡荣城进行，於是为感恩"贵人"的我，自费折道对此进行了報道。(见2002年《湖北画报》)

2002年10月11日在《东风汽车》报社举办新闻摄影班讲课。

退休之后，已没了年轻时的创作冲动和激情，加之曾经在位时协会的接待费用、创作经费及差旅等均有"企业埋单"，而今唯恐"避之不及"何来亲近乎？偶尔也会因为摄影之神的驱使，发现触动心灵的瞬间时动动手指头。

　　今年我将不经意跨过古稀之年，当整理完《我与摄影的不解之缘》的音乐画册后，没有因为虚度人生而悔恨，也没有因为碌碌无为而愧疚，命运的多舛和多彩使心灵备感充实。摄影之神的关照，人生征程中众多"贵人"的指引和帮助，是要永远感恩和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