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知青的不解之缘

百卉仙翁（天天快乐）

2018年下半年以来，全国1700多万曾经的知识青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那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运动，从1968年的“老三届”初、高中生，甚至还有部分大学生开始，持续十年左右，从北京、上海直至各省、市、地、县的城镇奔向内地和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历了长期艰苦的农村生活锻炼。其中有欢声笑语，也有忧愁哀伤。他（她）们为共和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奉献了青春乃至生命，也得到了无法复制的成长和收获，成为建国后最能吃苦和无畏困难的一代人。这是继上世纪50年代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后，又一次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高潮。

　　我是一名“老三届”高中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虽然也经历了各种磨砺成为乡村干部，甚至还主管过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工作，但因为是土生土长，自然适应农村的环境，比城镇青年容易得多。因为相同的经历，我对远离家乡父母到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更多了一份理解和亲近，成为他（她）们的朋友和知心人。

　　1968年秋我毕业回乡锻炼一年后，于1969年11月份通过整建党被选配为所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和中央有关文件规定，我本想接收几名大学生来村锻炼和协助工作，但由于生产队干部认识不上去，条件不成熟只好作罢。后来做通工作后，第二年我们一次接受了五个青年组二十多名中学毕业知识青年的安置任务，分别安置在基层干部重视和热爱知青工作、经济条件较好的二、四、五、六、九队，为农村输送了新鲜血液。

　　知识青年的到来，不仅是他（她）们自己要经受锻炼融入社会，而且也给农村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文化知识。我们当时防虫治虫时要在田间安装诱杀害虫的黑光灯，知识青年们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二队的范开梅说:“安电灯，不作难，只要记住大串连”，一句话就点明了黑光灯的安装连接方法，使这项工作顺利进行。后来大队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时，知识青年就因为有文化、有表演才能成为骨干。当时他（她）们排炼了现代豫剧《朝阳沟》，把剧中人物都演活了。银环的唱词“我往哪里去？我往哪里走？千层山遮不住我满面羞”，拴保的唱词“想想先烈比比咱，有什么苦来有什么难”，把知识青年是走是留的思想斗争刻划的淋漓尽致，演员和观众都引起共鸣，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当时我们公社（现已改为镇，下同）的宣传队在全县文艺汇演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有位姓沙的女知青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知识青年和担负再教育工作的干部群众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也有少数人品行不端违法乱纪，造成了严重的恶果。1974年3月我调到公社任付书记后，在当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下乡刚回到机关，突然接到马岗青年场所在地治保主任来公社报警，说知识青年与当地群众发生了群体性械斗事件，情况万分危急。我立即向县知青办进行了电话汇报后，与公社付主任王金箱骑自行车赶往现场处理。到马岗岗东下坡处，刚好遇见数十名知青从某村庄一路“扫蕩”而来。我们亮明身份，说有什么问题回场解决，不能再扩大事态。他们倒也听话，一同上岗回场。在路上我听到一个身穿5号红背心的青年说:“冯洼一个二板（喂牛饲养员的助手）见我就往屋里跑，把门顶上，我一膀子就把门怼开了，拉到芝麻地里揍他一顿……”我一听事情严重，把他们送到场里后，刚好县知青办的同志也赶到了，我和王主任向他们简要汇报了有关情况后，留王主任配合县知青办调查处理问题，我骑车立即飞奔下岗到冯洼察看。那个被打的年仅21岁的农民因为肋骨骨折造成内伤，体内大量淤血已经死亡了，当时一名回乡探亲的军医尽力抢救也没有留住他的生命。我又到附近几个村庄察看，还有数名群众受伤。天已完全黑了，我连夜赶回公社通过电话向县委书记任世清汇报了案情，县里当夜派救护车接伤员进城医治，公安机关也介入调查。第二天我回到冯洼，公安局的同志已经验尸结束，结论是钝器伤导致死亡。事情的起因也查清了，原来是驻场的大队干部楊ⅩX诱奸了一名女知青，引起知青众怒，当时场里主要干部进城开会，他们对楊进行了“审讯”，当地群众听说后赶去“救援”，双方形成对峙。后来弄清起因后群众撤退，知青乘机追下岗来，失去理智乱打起来。此案政法部门进行了严肃处理，始作俑者楊XⅩ和三名打人的知识青年依法被分别判处了年限不等的徒刑，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这是后话。

　　公社党委意识到问题严重，经研究调整了分管领导和知青办成员，由我主抓知识青年工作。我认为马岗青年场和王台青年队人数众多，收入微薄，困难和矛盾也多，不便管理。建议解散场队，全部拆分成青年组插到班子強、收入高的大队和生产队，党委慎重研究后予以确定落实。当时县委和县知青办要求知青工作要做到知名知姓知情知心，管理得当，细致周到。我临危受命后不敢有丝毫懈怠，领着调整后的公社知青办几位同志经常下村组检查督导。我们那里先后接收郑州、洛阳、平顶山、南阳、方城五地知青四百多名，分别建成了近百个知青安置点，约十天左右巡查一遍，加上其他工作，确实忙的晕头转向。为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我们设计了知识青年表现鉴定表，定期收交评估。表上有基本情况记载，有自我鉴定、小组鉴定、生产队鉴定、大队鉴定、公社鉴定等栏，填写齐全后公社知青办存档备查。国家招工、选干、征兵等用人单位选拔人才时，审阅鉴定档案是主要内容之一，由用人单位挑选后面试。以此为导向，全公社知青工作终于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完全颠覆了“表现好走不了，表现坏走得快”的错误说法，彰显了正气，抑止了歪风，形势非常稳定。年终时，公社党委和知青下乡带队干部组成几班人马，分别到知青来源城镇慰问家长，送去鉴定表副本、慰问信、年画等物品，深受知青家长和所在单位领导认可和称赞。我们公社成为全县知青工作先进单位之一，大批知青在全县知青代表大会上作为先进分子受到表彰。

　　1975年8月，河南沙颖河、唐白河流域发生了重大洪水灾害。8月8日晚我在公社所在地和社直干部职工堵了一夜洪水后，天明发现镇区寨墙外已经一片汪洋，立即改堵为撤，组织群众向高地转移。上午10点左右，当我和抓农业的付书记张锡山一块回到公社机关时，发现院墙全部倒塌，院子里拴满了牛驴骡马，大会议室和各办公室都坐满了受灾的群众。当我看到许多男女知青在人群里那无助的眼神时，只觉得泪往心里流。洪水过后，中央发来了慰问电，省里派来了慰问团。我陪着由一位老红军（省地质局长）带队的慰问团下乡察看灾情时，也重点察看了知青组的受灾情况和抗洪事迹。令我非常震撼、非常自豪的是，全公社数百名知识青年在抗洪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她）们救助老弱病残，抢救集体财产，真是可赞可敬。甚至我们认为平时有点“调皮搗蛋”的知青，在关键时刻也挺身而出抢险救灾。掌握全面情况后，我亲自整理书写了全公社知识青年受灾抗灾的情况报告，把他（她）们的英雄事迹作为重点向上级汇报。几天后，通过县委和县知青办报送材料，省知青办专门下发了简报，把我们公社知识青年的抗洪救灾先进事迹通报全省。同时，省、县也及时拨付了救灾物资和款项，使我们得以及时为下乡知青重建家园。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1978年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进入尾声，开始有计划地安置回城镇就业。我们公社的知青，大学生有回城教学的，也有成为市、县领导干部的，也有创业成功的。中学生有不少在农村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也有上大学的，数量更大的是返城后招工就业的，还有自谋职业的。他（她）们失去了一定的学习机会，但也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经历了别样的社会锻炼。他（她）们与农民和农村干部甚至是弱势群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时过境迁几十年后，大量的知识青年又故地重游，看望曾经和他（她）们一起朝夕相处、摸爬滾打的乡亲。我县独树镇的知青还在农村投资建厂，帮助农民就业致富。有的真是扎根农村了，我有个同学骆孝明就是与郑州一名女知青结婚，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有的知青为农村献出了生命，我县四里店的知青徐树国在一次开山炸石中勇排哑炮意外牺牲，用短暂的生命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我至今仍保留着描写他动人事迹的书籍《火红的青春》。我也忘不了我们公社的知识青年包豫生在洛阳担任百货公司总经理时帮助我们乡镇企业推销产品，还多次带领洛阳知青回访下乡的地方。我也忘不了有个叫郭珂的女知青会画国画，她的一幅反映知青上大学的作品曾在我县文化舘展出，题目是《党的信任，阶级的重托》，受到了观众的普遍赞揚。我也忘不了两位女知青侯松杰和包爱玉双双入南阳卫校学习，包爱玉留在卫校附属医院工作，侯松杰则分配到了平顶山。方城知青滿建国参軍后，为捍卫祖国尊严战斗在南疆……看到知青的不断成长，看到他（她）们不断为社会做出贡献，我们也感到无限的欣慰。

情长纸短，恕不赘述。我诚挚地向长眠于乡村的知识青年表示悼念！向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表示敬意！向返城的知识青年表示良好的祝願！

　　本文原创:天天快乐，图片源自网络，感谢作者，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