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军装岁月里的酸甜苦辣

学步翁

1，  穿上军装
1962年，神州大陆刚经历了三年“天灾人祸”；北边，与“老大哥”反目成仇；南边，跟“阿三”边境摩擦不断。海峡那头的蒋公觉得机不可失，蠢蠢欲动，意欲杀回故土。海峡这头的毛公气定神闲，“老朋友”想回来，我可得欢迎欢迎！于是令旗一挥，全国紧急征兵。
正在福建永安的我（高中毕业，因急性阑尾炎耽误高考后，去父亲服务的建筑工地打工）得到消息立即启程，5月10日回到杭州，报名、体检，6月下旬绿军装穿上身。

图为当年的剪报。

2，“沙家浜”部队
1939年10月，叶飞率领新四军“江抗”撤离苏南时，在江苏常熟阳澄湖畔留下了36个伤病员。“芦荡火种”，发扬壮大。1949年2月全军统一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0军59师；1954年抗美援朝归国，59师驻守杭州（师部和175团驻留下，176团、177团驻中村），部队缩编。
1962年上半年，59师奉命恢复建制，176团九连的连、排、班长到位于中村营房。每个班配备一名老兵，与来自杭州（24名）、上海（14名）、富阳（27名）、崇明（11名）的新兵共76人组成了一个新的战斗集体。我成为176团三营九连的普通一兵。

图为中村部队驻地大门。

　　新登中学高二年级团支部欢送潘健金、汤有为光荣入伍。图中，中间排右2为潘健金，右3为汤有为。

　　1962年6月，上海虹口中学高三学生董晓筑接到了“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图为董晓筑战友保存的“入伍通知书”。

3，紧张备战
作为兵源的“第二梯队”，首要任务是训练备战，连队的生活就像崩紧了的闹钟发条。白天高强度的训练，夜晚还时不时的搞紧急集合。有一天后半夜，远处传来密集的“枪声”，司号员吹响了军号，连长向大家传达了上级的命令：中村对面山上发现敌人空降特务，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参加围捕！连长带着队伍跑了半个多小时，在一处空旷地上集中清点人数。发现，有的帽子没戴；有人把裤脚当成袖筒，还埋怨今天这衣服怎么没有门襟了？还有一个兵，来不及穿鞋，干脆就提在手上，光着脚跑了好几公里。
当时正处国家困难时期，部队生活更是艰苦。为了保证战备训练，饭基本能吃饱，菜很单一：“东南沿海”（冬瓜、南瓜、咸菜、海带）为主。那时的青年觉悟较高，保家卫国，没有怨言（心里有牢骚也不敢发泄）。

4，“逃兵”事件
有一天，晚饭前列队唱歌（部队的优良传统，“五前一路”歌声飞），八班长发现少了新战士钱惠安，用餐完毕，还是不见小钱身影。会不会是身体不好？宿舍里小钱的铺位内务整整齐齐（连队有规定白天不准躺床铺休息）。找老乡询问，有人反映，几天前他曾打听回家怎么个走法？难道他擅自离队了？这事惊动了连首长，那还了得！立刻安排人四处寻找，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小钱来自崇明，入伍前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部队里生活艰苦倒不怕，最不习惯的是严格的组织纪律：起床、睡觉要听军号；走路、敬礼要讲究姿势；就连叠个被子还必须像块方豆腐干。今生第一次出远门，心里老惦记着爹娘······
夜深了，连部里灯火通明。忽然门外一阵轻微的骚动，通讯员和老兵“押着”小钱走了进来，小钱是在火车站候车时被抓到的。指导员，一位经历过解放战争的山东大汉，瞅着小钱，火不打一处来，瞪着眼珠子厉声说：“妈勒个X，战争年代该吃枪子儿的！”话音未落，解下腰间皮带，重重地抽打在小钱身上。小钱完全被吓懵了，心里嘀咕“不就想回去看看爹娘嘛，你至于吗？”
指导员被批评有“军阀作风残余”而受了处分，小钱也对自己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全连大会上作了检讨，新兵们受到一次生动的教育。

图为中村部队原九连营房。

5，  严于律己，勇于认错
驻地中村离杭州市区十余公里。战士星期天都想进城：杭州新兵想回家，外地新兵想去逛西湖。由于战备值班，每个班每次外出人数不能超过一个人，且外出期间必须军容整齐，遵章守纪，维护好军人的形象。
有一个星期天晚点名，连长吴发山站在队列前，表情严肃地说“今天我犯了错误，要向大家作检讨”，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以为出了什么事？“今天白天我在杭州马路上，穿着军装抱孩子，违反了《军人条例》，不注意军容风纪，我给连队抹了黑、丢了脸，我给大家作检讨，保证改正，决不重犯！”原来，连长带着老婆孩子上街，孩子走累了，嚷着要大人抱。连长拗不过，抱起来没走几步，恰巧被街上巡逻的宪兵看见，受到了批评。

一连之长，勇于认错，接受监督，自觉纠正。行动是最好的说教，上行下效才能保证风清气正。

图为吴发山连长。

6，  军民关系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10月份，连队去周浦镇湖埠大队冯家生产队帮助“小秋收”。整日在营区里舞刀弄枪的战士们，来到广阔田野，放飞心情，格外高兴。住的是生产队的仓库、稻草打的地铺，睡得却十分香甜；炊事班荒地“野炊”，粗茶淡饭，那地瓜藤、青菜，都是直接从地里割来，吃起来鲜美可口。帮助老百姓割晚稻、挖地瓜，训练民兵，美化家园······

7，部队“转型”
时局多变，世事无常。上半年反攻大陆，摇旗呐喊：下半年偃旗息鼓，海峡风云渐趋舒缓，“应运而生”的部队此时成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好在解放军具有光荣传统，发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精神，走南泥湾道路，由“战备”转型为“军垦”，要由“吃军粮”转变为“交皇粮”。上级命令，176团除抽调少数人组成“留守队”驻守中村营房外，大部队移防安徽和县执行生产任务，开展“生产自救”。
1962年11月16日凌晨2点半，全团官兵整装集合，行军5个小时，在南星桥车站上了一列“闷罐车”，伴随着初升的太阳，向北行进。经过近30个小时的颠簸，17日傍晚到达马鞍山。在长江边，炊事班生火做饭犒劳三军。香喷喷的大米饭，热腾腾的菜，还有难得见到的红烧肉。吃饱了上路，前程路漫漫······

图为运送战士的“闷罐车”。

8，长途行军
轮渡把我们运送过滚滚长江，马鞍山对江便是和县地界。因为驻地最远，九连作为全团的先锋，率先出发，星夜兼程。沿途经过和县县城（团司令部驻扎地）、香泉镇（二营驻扎地，连队在此稍事休整，洗了温泉澡）、石杨镇（一营驻扎地），于18日天黑之后到达绰庙镇，自离开长江边已经整整24个小时，疲惫和饥饿同时袭来。营部和七连留在镇上，九连、三机炮连还要继续前进。此时，肩上的背包感觉异常沉重，两条腿像是灌满了铅，真想就地躺下舒舒服服睡一觉，但每个人的心中都十分清楚：目标在前，路在脚下，使命不达，绝不停步！又是五华里的咬牙坚持，终于胜利到达目的地——裕民圩。
这是我人生中印象最深的一次长途跋涉，我肩上扛着的不仅仅是一支五六式步枪；背上驮的不仅仅是一个背包和我的全部生活家当；其中，还饱含着人民的嘱托和家人的期望。

图为和县地图，图中红线即为当时的行军路线。

9，难忘的“初夜”
下弦月刚挂上天幕，还没通电的裕民圩被夜幕笼罩，显得格外宁静。大部队进村没听到一声狗叫，刚从“大饥荒”喘过气来的村民，家徒四壁，自顾不暇，既无赏玩宠物的心情，又无养犬保家安宁的需要。
整个裕民圩没有一座像样的建筑，唯一的一间瓦屋成了九连的连部。“田家渡口”有两间生产队堆放杂物的仓库，挤下了一排和二排，三排原先安排住村民家中，由于时间太晚，不便再去扰烦百姓，就临时决定在大队养牛棚里凑乎一晚。
牛被圈在了牛棚的西半屋，东半屋简单清理后，铺上厚厚的稻草，一排人就挤卧在牛棚的墙脚边。疲惫的战友很快进入梦乡，我却久久没有睡意：低沉老牛的喘息声，刺鼻的牛的粪便味，翻身时，透过屋顶破洞可以望见天上星星在朝我眨眼晴。古诗云“月落乌啼霜满天”，那一晚我感受到了“霜天星稀牛喘气”的意境。

10，裕民圩
裕民圩地处低洼地，四面被游鱼作乐、野雁栖居的荒草滩包围。西圩埂紧贴着滁河，史载西楚霸王项羽乌江自刎前，行“至阴陵，迷失道”（见《项羽本纪》）。据考证，“阴陵山，州北八十里，旁有泽名红草湖，春夏之交，潦水涨发，弥漫无际，所谓阴陵大泽者也。”此红草湖即今和县绰庙境内离乌江很近之裕民圩。每当雨季，四周雨水汇聚，裕民圩就像汪洋之中的“一叶孤舟”，圩埂就成了保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裕民圩不通电、不通车，没有广播，信息闭塞，活像一个孤岛。方圆十八里，老百姓沿着圩埂散居，拥有水稻田3000余亩，人少地多，疏于管理，亩产只有二、三百斤。低洼的圩田，水草肥美、盛产鱼虾。裕民圩里百姓不多，水牛倒是不少。每天清晨，放牛的老头、老太跟在牛后头，胳肢窝里夹着一把铲子，背上背着一只筐子，见到牛粪从牛屁股里掉下来，马上伸出长长的铲子接住，往背后的筐子里一扣，动作熟练麻利。这些牛粪拿回家，做成一个个的“粪饼”贴在墙上，干了后就是烧锅的燃料。百姓养猪的方法也很特别：天亮门一打开，黑猪（裕民圩里没有白猪）自觉的跑出门，满世界的去自由觅食。傍晚，随着主人“啰、啰、啰······”的呼唤，乖乖的转回家门，简单喂食后就去炉灶旁的草窝里睡觉。有战士编了个顺口溜：母猪关在锅灶旁，婆婆骑在牛背上，牛粪贴在墙壁上······

11，初战告捷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驻兵安徽，初来乍到，没有稻草、没有牛粪，炊事班烧水煮饭没有柴火是当务之急，连队发起了“第一战役”——荒草圩割苇草。

“小雪”过后，滁河西岸的荒草圩里苇草丛生，低洼处的积水结起了薄冰。打柴草，农村的看家本领，而对于“城市兵”来说，有力气却使不上劲。第一天连长晚点名说，有个“上海兵”一天只割了18斤。说实话，要不是副班长汪日和的帮助，那一天被连长点名的可能是我。第二天上工，昨天浸湿的解放鞋冷冰冰的，硬着头皮把脚伸进去，冻得浑身直哆嗦。进了荒草圩，为了多割草，冰脚、冰鞋不顾一切踩进冰水里，脚趾头由冷、转痛、继而变成麻木。副班长悄悄问我：“当兵苦不苦？”我答：“知道当兵要吃苦，没想到会有这么苦！”一个“战役”下来，数万斤苇草晒干垒成了垛。革命军队需要通过各种形式来磨练意志，过程是艰苦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咬牙坚持是唯一的法宝，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图为全椒县荒草圩。

12，修建营房
紧接着发起“第二战役”——自力更生，修建连队营房。团后勤处从浙江调运来大量毛竹；墙体土坯干垒，就地取材；稻草编成草片子做瓦，当地采购（我当时在西埠镇收购稻草）。俗话说“人上一百、五艺俱全”，“富阳兵”骆有亮出生在竹乡，打小学过篾匠；老班长许泽炎木匠世家，精通木工手艺······“第二战役”进展顺利，1963年开春，一大三小新房矗立在裕民圩里。3个步兵排近百号人住一个大棚，连队部、炊事班加伙房、四排（炮班、火箭筒班）各住独立草棚。
毛竹做栋梁，土坯干垒墙，稻草房上盖，简易却实用。

照片背景就是3个步兵排居住的大棚。

13，走火“自伤”
新兵由于对武器性能不熟悉，站哨是不配备子弹的。进驻裕民圩后，有哨兵报告圩里发现有狼出没，为防意外，连队决定，夜间哨兵配发子弹。同时有规定：1，站岗时，子弹不准上膛；2，扳机保险无故不准打开。
63年4月初的一个清晨，天还没亮，突然圩埂大堤上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什么情况？”睡梦中惊醒的连部通讯员陶镇铭疾步窜上大堤，只见一机班战士（恐涉及隐私，故隐其名）倒在前来接岗的战友赵元林的怀里，抱着一条腿痛苦地呻吟着。近前一看，伤者右脚掌上皮翻开，白色的脚筋清晰可见，站岗的步枪歪在一旁，枪口还在冒着淡淡的烟。“怎么回事？”“他说不小心擦枪走火了。”赵元林代替回答。救人要紧，连首长让卫生员急救包扎，然后命令班长汤留昌撑船急送团卫生队。 纸最终没有包住火。这名战士面对艰苦败下阵来，为了提前退伍，自残身体，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图为战友陶镇铭在执勤站岗。

14，为秧田站岗
一年之计在于春，清明过后，春耕生产陆续开展：犁田、翻地、修田埂、车水、育秧、播种、插秧······连队由军训转型生产，一切都是陌生的，边学边干，免不了闹些笑话、做些荒唐事。
催出芽的稻种撒入秧田后，有人提出，麻雀、田鼠偷吃怎么办？连队的“农业智囊”们认真讨论后决定，在秧田边设立岗哨，像保卫连队一样保卫秧田的安全。有一天半夜，轮到我站岗。清明时节雨纷纷，我穿着雨衣，提着竹棍（给秧田站岗允许不带枪），田埂小道本来就难走，下雨天更是泥泞不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平时十来分钟的路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交接时，我问“有情况吗？”得到回答：四周漆黑一片，没发现任何“敌情”。哈哈，哪里会有敌情？有时候我在傻想：人需要睡觉，难道这些小动物就不需要睡觉？

15，水田“刺绣”

稻种在秧田培育成秧苗后栽种到大田里去的过程叫插秧，这是一道很累人的活儿。人走路是向前行，而插秧是往后退。弯着腰，两眼瞄着前方，六棵秧苗为一排，从左至右，一棵一棵插入田里，间距、行距都要一致；插下去的秧苗根部还不能弯，根部插弯的秧苗成活率很低。插几行往后退一步，脚步不能乱。从田头到田尾，插完一趟后，我的腰就像断了一样，直都直不起来。

水田里插秧最怕的是蚂蟥。小的像芝麻，大的牛蚂蟥足有半尺长。不知不觉叮在你的腿上，叮得你鲜血直流，看上去软绵绵、肉乎乎的，扯也扯不动、拍也拍不下，顽固得就像一块口香糖的渣，让人束手无策，心里直发麻！后来有了经验，插秧时在腰带上挂只小袋子，里面装上咸盐，如果蚂蟥叮上了，就撒上一点盐，蚂蟥就自动从身上掉下来了。

连队500亩稻田，就是我们战士一棵棵、一行行的插就，有人骄傲地说，我们是在大地上“刺绣”。站在田埂上，我看见老班长们插的秧，就像检阅场上的队列方阵，整齐、好看；而我的“作品”却像是“鬼画符”。

16，喜获丰收
从春耕到秋收，全连战士像养育孩子一样精耕细作：施肥、耘田、灌溉······眼见田里的稻穗由青变黄，沉甸甸的弯下了腰，大家心里美滋滋的。
开镰收割，全连种植的400亩水稻收获23万斤稻谷，亩产500多斤。那么多稻谷堆成的一座座临时粮仓，就像一块块奖牌矗立在裕民圩里，是对革命军人的表彰。

图为九连战士喜获丰收。

17，勒紧裤腰带
自从来到安徽，连队由战备值班改为军垦生产，或许是口粮标准改变，国家下拨到连队的口粮减少，战士们吃不饱饭。
我从来就没想到过当兵还会饿肚子。每天开饭，值勤兵从伙房打来一大盆饭，是经过炊事员按班的人数称分量分的，平均每人只有一碗多一点。吃饭时，有的人先浅浅的盛一碗，然后再来第二碗。我这人吃饭向来就慢，满满的盛上一碗，不指望再有第二碗。俗话说，“一顿不饱百顿饥”，肚子里油水又少，人整天处于半饥饿状态。丰收了，我们没有急着要改善自己的生活，除了留足来年的稻种，其余全部上缴国库。一直到1964年4月，上级规定生产连队可以在粮食超产部分提成，以改善连队生活，自此，打饭可以不用秤称了，大家可以放开肚子吃饱饭了。

图为九连收获的稻谷装运至团部后，装上卡车，统一上缴国库，支援亚非拉！

18，圩里小店
连队营区之内开有一片小店，只一间草房，前半间开店做生意，后半间住人。门上贴着一副对联：“店不大货物齐全”“人虽呆买卖公平”横批“老少无欺”。小店经营油盐酱醋、香烟、肥皂、老酒等生活必需品，店主是一个风流的单身老头。连队进驻后，战士们是小店的常客，小店的生意兴隆，老头很快成了裕民圩里手头现钱最多的男人，隔三差五会有一些女人在店里留宿。给老头送货的是一个长辫子的姑娘，据说是老头的外甥女，每次经过营区，十分引人注目。
当时战士的津贴费：士兵每个月6元，下士7元，中士8元，上士9元，超期服役后津贴费翻倍。由于吃不饱饭，小店里的花生米、芝麻饼又特别诱人，所以士兵手里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向小店。椒盐花生米，一毛钱一小酒盅，休息天或晚饭后，老乡战友上圩埂拉家常，买上两毛钱花生米，边聊天边吃花生米，享受难得的幸福时光。我一生没抽过烟，当时还不会喝酒，很羡慕陈兆君、沈根宝，一人一小瓶“臭高粱”、两毛钱花生米，倚在柜台旁有说有笑、边酌边饮。
对于这小店，大兵们饶有兴趣关注着的有两件事：星期天，等候长辫子姑娘送货来，看大辫子晃悠晃悠；深夜站哨时，观察今晚有哪个女人来推开小店的门？

19，油厂救火
1964年2月13日农历大年初一下午，指导员郁银山正在三排和战士玩扑克“争上游”，郁指导员脖子上挂了好几颗手榴弹（输了挂、赢了摘）。突然“紧急集合号”响起，大家立即汇集到房前空地，连长董作良大手一挥：“绰庙镇上发生火灾，每班留一人值守，其余全部跟着我跑步前进！”
跑步五里路，气喘吁吁的战士没有休息，立即投入“战斗”。大火是从油厂的作坊烧起来的，火势虽已基本控制，但作坊内还有小火点在忽闪，厂房的木梁柱冒着青烟，随时都有断裂、倒塌的危险。在营首长的统一指挥下，清理火场，扑灭残余明火，搬运尚未烧毁的机器、物件。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大火彻底扑灭，绰庙大街完好无恙，我连有20多名战士因英勇顽强、奋不顾身而受到营党委的通令嘉奖。

20，连队不相信爱情

通信员给指导员送上级的文件，无意间郁银山指导员发现邮件袋里有一封发自杭州周浦的信，收信人是文书赖相侃。郁指导员对文书小赖谈恋爱的事早有耳闻，尽管部队有规定：现役军人在服兵役期间不得谈恋爱；超期服役老兵谈恋爱不得在驻地方圆15公里以内。但文书毕竟是指导员身边的“重臣”，也就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连队在周浦冯家村搞“小秋收”时，连部住在冯大叔家。冯大叔有一个18岁的独生女是村小学的老师。赖文书活泼开朗，写得一手好字，深得冯大叔的喜欢，得知小赖老家安徽，家中父母双亡，还有一个弟弟，有意将小赖招赘入门。赖文书和冯老师也是一见钟情，开始了“地下恋情”。部队移防裕民圩，两人更是鸿雁传书，情意绵绵。

一天晚饭后，指导员找小赖谈心，询问了周浦房东的近况，也聊到了与小冯老师的关系，要他注意在群众中的影响。事后，文书画蛇添足主动给党支部写了“检讨书”。却不料，小赖把“检讨”当做情书寄给了冯老师，而将“情书”交给了党支部。小赖于是受到了处分：先是降职为副班长，退伍时又分配去了新疆。但岁月无情人有情，赖文书和冯老师最终结成连理。

图为50年后赖相侃在周浦的家中热情接待战友（拍摄于2014年）。

21，回杭军训
1964年初，全军推广“郭兴福教育法”，我团也掀起了军事训练和比武的热潮。连队指定我们七班脱产搞训练，战术、射击、刺杀、投弹，附加队列“全面开花”。在176团比武大会上，我们九连七班和六连二班被选拔为“贯彻郭兴福教育法尖子班”。4月初，团参谋长张筱海带领我们两个班去杭州，参加59师尖子班集训。

图为七班在裕民圩训练时的合影（前排左起：班长高用广、汤克礼、邬宝富、许耀忠、副班长徐东升，后排左起丁忠华、我、指导员郁银山、尹显文、汤代德）。

　　离开杭州一年半后重返，感觉更加亲切。利用训练间隙回了一趟家，和兄弟姐妹合影。图中，后排自右至左：姐姐、三妹、二妹、我。前排：弟弟、小妹。

22，“打摆子”住院
集训期间，住在师训练场附近的农家，估计遭到蚊虫的叮咬，得了疟疾，送进“师卫生队”住院治疗（这是我成年后唯一的一次住院）。
人心就是难以捉摸。以前在连队搞生产，看到有战友头疼发热，炊事员把热气腾腾的病号饭送到床头；看到有的战友拉痢疾，去当塗“八六医院”检查治疗，顺便游览古都南京，心里挺羡慕，还希望着哪一天自己也能生个病，想尝尝病号饭的美味、想去看看古老的南京城。如今，躺在病床上，心里老惦记着训练，没住满3天，就嚷嚷着出院，要回去参加训练。

图为班长高用广和我在训练场上。

23，抗洪保堤

1964年春夏之交，阴雨连绵， 裕民圩被洪水围困，危在旦夕。七班军训在外，心里牵挂着战友，只能在心中祈祷，保佑裕民圩无事平安！

据战友后来告知，险情发生在裕民圩东埂，那是老百姓居住区，圩埂最低处已与水面齐平。东埂外面是浩瀚的荒滩，风浪拍打，圩埂岌岌可危。战友们和老百姓24小时严密监守，不敢有半点松懈。“战役”发生在一天夜里，水借风势，越过圩埂，有几个战士迅速跳进水里，组成人墙，军民合力把圩埂堵严、加高。

由于连队和百姓严防死守，洪水终于退却。图为裕民圩被洪水包围的情景。

24，夹山关军训
1964年初冬，三排长吴多顺带领七班加强班（配备轻机枪一挺）赴石杨镇夹山关军训。住农家，睡地铺，七班定下规矩：无论多忙、多苦、多累，农民家的水缸水不能浅；房前屋后卫生打扫不能少。每天训练回来，房东为我们烧好了洗脚水；训练湿了衣服房东生火给我们烤。
这次训练的主科目是“武装撑杆跨越战壕”。实战中，作战的一方往往挖掘壕沟以阻挡或减缓敌方的攻势，我们七班提出“武装撑杆跨越”来攻克。夹山关训练场有一处约深2米、宽4米，底部有积水（天冷时变成薄冰）天然障碍沟。先徒手撑杆、后背枪撑杆，再单手背枪，最后单手携枪撑杆跨越，从简到繁、步步加深。有一次，战士李健昌做单手携枪跨越时，由于冲力不足，撑杆到达壕沟中点止步不前，小李连人带枪掉进冰水里，还好身体未受伤害。班用轻机枪重量要比步枪重一倍，排长吴多顺捕捉到了机枪手畏难的眼神，毫不犹豫从机枪手手中接过机枪，跑步，撑杆，飞越，大大鼓舞了战友们的士气。

图为副班长徐东升在做战术动作。

25，抗美援越
1964年下半年，20军奉命抽调人员组建“工程兵团”秘密开赴越南，帮助“同志加兄弟”抗击美国侵略。四排长翟志义内定为连长人选。10月的一天晚饭后，翟排长拉着火箭筒班战士徐勤上圩埂谈心。排长从抗美援朝讲到抗美援越，徐勤表示了想去越南的决心，排长问：“到越南去是要死人的，你怕不怕？”徐勤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家里兄弟姐妹有8个，少我一个没关系的！”
11月中旬，三营开赴越南的战友在石杨镇与一营战友汇合，登上军用卡车离开连队。当时我们七班正在夹山关公路旁训练，目送军车远去，默默挥手告别。这次我连赴越作战的战友有：翟志义、徐勤、董坤明、丁光忠、顾志火、丰明华、汤秋来、黄堂松。
图抗美援越纪念章。

26，弹无虚发
1965年初，在轰轰烈烈“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中，59师决定召开“五好”、“三手（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表彰大会。为此176团举行特等射手集训、选拔赛，我九连派出三班战士肖金犀参加训练比武。
决赛那天，射击场上火辣辣的太阳高挂蓝天，团参谋长下达口令，全体集训队员进入靶场，每人9发子弹，面对一百米处的胸环靶实施卧姿射击。九轮枪响过后，集训队员列队等候首长宣布结果。只见团参谋长满脸严肃来到队列前：“肖金犀”，“到！”“出列！”肖金犀上前三大步。“你再进行一次射击！”“是！”只见肖金犀持枪小跑进入射击位，一个标准的“卧姿装子弹”动作，调整姿势，瞄准，击发，“啪、啪······”9发子弹，枪枪打在靶心，发发命中10环！看台上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最终肖金犀光荣的代表九连出席了59师“五好”“三手”表彰大会。

图为九连的“特等射手”肖金犀。

27，拂袖而去
1965年初夏，七班作为“射击尖子班”备战参加师、军部的射击对抗赛。赛制规定：战士持枪前进50米进入卧姿位，200米胸靶。命中后，前进至跪姿位，150米胸靶。命中后，再前进至立姿位，100米胸靶。每人备子弹30发，行进中装子弹先命中者为胜，不计环数。我们七班在团作训处参谋羊帮淦排长的具体指导下，在59师比武中战胜了175团、177团的尖子班；在20军比武中战胜了58师、60师两个战备值班师的尖子班。

有一天副军长亲临射击场视察我们的训练情况，当我们有序地完成射击任务，拿着自己的靶子列队请首长验收时，只见军首长从战士手中拿起一杆步枪，再默默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方白手绢，轻轻地往步枪的标尺上一抹，白手绢上出现一团刺眼的黑色。副军长把白手绢展示给身边的陪同人员看，然后，一言不发，拂袖而去。

战士珍爱手中的武器，把步枪擦得金光铮亮。但瞄准射击时，日光会在标尺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有一天训练时，抽烟的战士点烟后，顺手用火柴在标尺上熏了一下，再瞄准时，标尺上不会再有反射光，寻找目标更便捷了。

对于首长的批评，开始心里还感觉委屈，我们开动脑筋不也是为了提高射击命中率吗？怎么不想想实战的时候，敌人会给你时间熏标尺吗？年轻人在错误和挫折中逐步成长。

图为七班战士实弹射击后，在研究“弹着点”，以提高射击技能。

28，军衔改革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这是人们对65年军衔制改革的赞美。自此以后（1965年6月1日），官兵的区分、级别的高低、资历的深浅，或许只能依据上衣的口袋、头顶的白发、脸上的皱纹来揣度、猜测了。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官分元帅、将军、校官（两条杠）、尉官（一条杠）；士兵分为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军衔挂在肩上或领口，一目了然。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队必须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当时，我是一名上等兵，“军改”前我特意跑去全椒县城拍照留念，我挺喜欢“上等兵”这个军衔，做人要做上等人，当兵要当上等兵，哈哈！据说，恩格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个“上等兵”。

图为我的“上等兵军衔”照。

29，突出政治

上面路线斗争激烈，下边左右摇摆不定。1965年末，随着罗瑞卿总参谋长被免职，军事大比武鸣金收锣。国防部长林彪带头突出政治，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

图为战友们在一起学习毛著、交流心得。

30，一双花尼龙袜

1965年下半年，三年服役期满，超期服役的战士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条例》可以享受探亲假，由于连队里绝大多数都是老兵，每次离队探亲的人数受严格的控制，已经养成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战士们自觉地听从连队首长的安排。

有一个上海兵探亲回来带来一双花尼龙袜，战士们都没亲眼见过这玩意儿，诱得爱美的年轻战士们心里痒痒的。这个上海兵平时出工干活舍不得穿，只有节假日穿着它上街，又引来镇上大姑娘羡慕的目光。指导员觉察到情况，把上海兵找到圩埂上谈心。

后来，连队组织了一次“学习毛著、斗私批修”谈心得体会大会，上海兵举着这双花尼龙袜“批判”，当年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排长陈喜就是穿上了这样的袜子，而扔掉了部队的老布袜子，丢掉了我们军队光荣的革命传统。反修防修从细微之处做起，那以后，花尼龙袜从视线中消失。

31，连队文化生活

在裕民圩当兵的那几年，看电影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绰庙镇上没有电影院，团电影放映队两三个月才下来一回，还只在绰庙设置放映点。看一场电影，我们得打起背包（当做座椅）扛起枪（枪不离身），来回步行10里地，尽管这样，大家还是非常的期待。

有一回，电影队下来放映《冰山上的来客》，连里除了站岗的哨兵，几乎是倾巢而出。那晚，绰庙镇上比赶集还热闹，三个连的战士，加上镇上及周边闻讯赶来的百姓，人挤人，把露天电影场围了个水泄不通。电影放到中途，老天忽然下起了雨，老百姓陆续散去，战士们背起背包、穿起雨衣，站在雨中坚持把电影看完。

散了场，走完5里泥泞的圩埂路。回到宿舍，先要擦拭武器。尽管很疲劳，但营区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歌声，余音绕梁回荡不息。

　　裕民圩四周被滁河和荒滩包围，在地理位置上是个孤岛，在精神文化方面像个“荒岛”。一个连队有一份《解放军报》，一个班有一份南京军区的《人民前线报》，由于交通不便，报纸到达连队新闻早已变成“旧闻”。

没有通电就没有广播，战士不能使用半导体收音机，歌舞、戏曲基本与我们“绝缘”。64年，上海沪剧团破天荒地下连队慰问演出，上午来，下午走，来去匆匆。时间虽短，我还是学会了沪剧演唱雷锋的歌《唱支山歌给党听》。

连队文艺生活枯燥，自编自演、自娱自乐来弥补。图为董晓筑、李健昌和我自编自演说唱《夸夸咱连的炊事班》。

　　自主开辟排球场，开展体育锻炼。图中后排站立者汤代德（左）、董晓筑；前排下蹲者沈和栋（左）、我。

32，情洒圩埂

绵长十八里的裕民圩圩埂，不仅是保卫家园生命财产安全的屏障，也是维系战友情感的最佳场所。每天傍晚，日落前后，你站在圩埂上总能看到：老乡三三两两围成一堆，谈笑风生；领导找战士，了解情况，化解矛盾；“一帮一、一对红”两人相互倾诉情怀，共同进步。圩埂像一条丝线，连接着战友你我的心；圩埂像一条绳，把全连战友捆绑成一个坚强的整体。

图为圩埂边合影，自右至左汤代德、董晓筑、陈兆君、我、李健昌。

33，忆苦思甜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忆苦思甜是那个时代屡试不爽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法宝。我在连队里接受过无数次“忆苦思甜”，影响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深受感动，还有一次变成了政治笑话。

1966年底，连队进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总结评比，师政委来我连“蹲点”。有一次，他在连队“军人大会”上发言：“七岁那年，我做石匠的父亲被国民党无辜打死，当时我正在读一年级。为了培养我长大有出息，妈妈四处求助远亲近邻，维持我的学业。天长日久，乞讨求助也不是个办法。后来，母亲将自己以200块大洋的身价卖给了人家，而把我托付给一个亲戚，留下了50快，扔下我走了。当时我很想读书，听别人说，每天深夜12点，朝着北斗星拜24大拜，共拜七七四十九天，就会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子走下来，到时候，你需要什么，白胡子老头子就会给你什么！最后，白胡子老头子没出现，读完初小，我就走上了生活的道路。”当时我清楚地看见，师政委去说的时候流下了眼泪。我真的很感动，一个高级干部对战士如此真情的流露，以致50多年过去，我还能依稀的记起这些来。

还有一次，为了配合春耕大生产，全营组织了一场“忆苦思甜”大会，请来当地的两个大娘诉苦。随着诉苦达到高潮，会场上群情激昂，口号声此起彼伏。诉苦的大娘不知怎么，脑子突然进了水，说：“要说苦，最苦的还数前几年，我们村里都死了不少……”教导员一听味儿不对，急忙拦住大娘说：“大娘说得累了，今天的会议到这里结束”制止了大娘的“胡言乱语”。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刚刚逝去的三年，安徽饿死了不少人。错误需要的是反思，而不是掩饰。

34，“红宝书”

1965年，在林彪的推动下全社会出现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裕民圩里同样热火朝天：大唱语录歌、背诵“老三篇”（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人手一册“红宝书”。

当时最时髦的革命军人形象照。

35，语录小黑板

运用小黑板学习、宣传毛主席语录是战士们创新的学习方法，它书写方便、更新方便、携带方便，深受大家的欢迎。正如一首歌《小黑板》所唱：

小黑板，一尺三，它的作用不平凡。

毛主席的话儿这在上面，

挂在墙上金光闪。

练刺杀我看一眼，就像猛虎下了山。

练投弹我看一眼，一个一个投的远。

练射击我看一眼，枪枪打在靶中间。

……

图为陶镇铭和我在写小黑板。

36，信仰与包容

我不会讥笑藏民在朝拜路上三步一磕的虔诚；我不会怀疑伊斯兰教徒对《古兰经》的尊崇。因为当年的我也是深信不疑，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真理。

中国历来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可社会是多元的，世界是缤纷的，在人们确立信仰时，不妨多给人们一些选择的空间；对各种思想、理论、学说请多一些包容。

图为在裕民圩的留影。

37，文化大革命

“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文化大革命以其特有的方式，迅猛、激烈的在神州大地爆发；大字报、红卫兵、破四旧、打倒走资派、横扫牛鬼蛇神……

然而裕民圩里风平浪静，战士们只能通过阅读《解放军报》、《人民前线报》来感受社会的脉搏；敏感的士兵还会从亲友寄来的信件和小字报的描绘，在头脑里还原社会上动荡的场景。预感到将会有一场大的风暴降临！

38，维护群众利益

为贯彻毛主席“要把我军办成一个大学校”的号召，军队不仅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还要办农场以及一些中小型工厂。我们176团也做出了扩大耕种面积的计划，在裕民圩南面的荒滩上筑堤围田，开辟“军垦二圩”（早在1964年，已修筑底宽12米、上宽3米、高4米、长1600米的“军垦圩”）。

原先计划，军垦二圩借用裕民圩的南圩埂，但裕民圩老百姓担心这样会影响老圩的水利排灌。团部果断作出决定，沿着裕民圩南圩埂平行修筑一条新圩埂，确保老百姓的利益不受侵犯。这样一个修改，工程量多出了5万多个立方。

1966年9月16日，团司令部吹响冲锋号，各营、各连受领任务，开展挑堤竞赛，看谁最先占领“制高点”。到年底，圩堤筑成，革命战士磨破肩膀练红心。

图为战士们奋战在筑堤工地上。

39，回杭探亲

1966年12月30日，超期服役一年半后终于等来了我的探亲假期。或许是两年假期一次享受，批准我19天，67年1月17日归队。

30日天色未明，我和同行的3个战友就离开营地，徒步30里到江苏浦口星甸镇乘长途汽车至浦口，然后摆渡过长江，来到南京下关车站。只见候车大厅里人声鼎沸、乱成一团。据说，从早晨开始，南京站就没有进出过一趟列车。有的说，蚌埠站造反派在静坐卧轨；有的说，上海站，铁路工人在举行罢工。秩序混乱，谣言纷飞，使我初尝到“文革”的混乱。

我们购买的南京开往上海的305次列车终于在晚上十一点半开动了，这是这天南京站开往南方的第一趟列车，旅客发疯似的往列车上冲，我和同伴一过检票口就被人流冲散。车厢里挤满了人，车轮动了，心才和缓下来，毕竟离家就近了一步。

发的车已是深夜，折腾了一整天的旅客也该休息了。我看到，行李架上、座位底下、过道上、车厢连接处等能坐下或躺下的地方全占满了人。以前听人说红卫兵串联的情景，今天也让我亲眼目睹了，庆幸的是，厕所还没堵上。

天亮了，大家发现列车居然还没到常州。列车每停一个站，司机亲自下车去联系，这样开开停停、停停开开，原来只要6个半小时的行程竟然跑了19小时30分。更可恶的是，上海站不接收，把我们这趟车丢到了“彭浦站”。

我驮着行李步行到上海北站，顺利的购买到了一点零五分开往宁波的351次的车票。在候车大厅里看到了一张大字报，内容大意是：“我站工人利用全线停车之际，去造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现已取得初步胜利，特此复工！”不知是谁，用钢笔写的小字报贴在旁边：“你们置人民利益而不顾，你们置旅客利益而不顾，千有理、万有理，罢工造反就是没道理！”

上海至杭州出奇的顺利，元旦清晨我就敲开家门，妈妈见我突然归来，爸爸也于前一天从福建回杭探亲，家人团聚，分外开心！

40，替战友送书回家

战友汤有为是个爱读书的人，他手头有些不合时宜的书籍，弃之可惜，放在身边觉得不安全，听说我已批准探亲，跟我商量，是否能帮他把这几本书送回家。“惺惺相惜”，我满口答应。

找了一个好天气，我先乘车到临安，找到在临安蚕种场工作汤有为的父亲。午饭后，汤叔叔带我一起前往新登万市洪家村。汤有为母亲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详细询问我，有为在部队的情况？我一一如实禀告。完成了战友的托付，我心情轻松，在洪家住宿一夜，次日返回杭城。

今年（2018）我重访洪家，二老已仙逝，然青山依旧在，旧貌换新颜。图为今日之洪家村前公路，当年的砂石路已一去不返了。

41，按时归队

1967年1月14日，我和爸爸妈妈乘坐火车到上海，二妹、三妹早几天已从杭州动身，步行串联去上海，我们与离散15年的大妹（当时在青浦县邮电局工作）约定，14日晚在上海见面。14日下午到达上海，入住南京西路的“沧州饭店”（军队招待所），两个妹妹已先期到达，赶来与我们汇合。大妹和她的男友下班后各自赶来，离散15年后的相聚，说不要的话，诉不完的情……

第二天，雪后放晴，为了给这次团聚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们一早来到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王开”这块招牌虽已被砸烂，但前来拍照的人仍络绎不绝。当我们提出要拍“全家福”，店员面露难色说：“上级有指示，本店只为革命群众拍摄证件照、革命形象照（手捧红宝书），其它服务一律暂停。”父亲给店员讲了父女、姐妹离散15年的故事，强调是从福建、杭州、安徽多地汇聚一起，希望能给予照顾。善良的店员，请示“军管会”，终于让我们记录了这段历史。

服从命令是天职，按时归队是诚信。17日，我告别父母，告别妹妹，登上沪宁线的列车，风尘仆仆，准时回到连队。

照片中，前排左起：母亲、父亲、大妹、三妹，后排左起：二妹、我、大妹夫。

42，抄写《唐诗三百首》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随身有一本《唐诗三百首》，每天收工回来读上一首，感觉可以驱除身体的疲劳；特别当我心情烦闷之时，打开此书，仿佛可以与诗人进行心灵对话。我知道，自己的行为与当时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所以只能偷偷地阅读。

文化大革命开始大破“四旧”，我开始为这本书的命运担心。起先，我在书的扉页上用粗笔写下七个醒目的大字：“供革命大批判用”。看着运动遥遥无期，总觉得这层保护外衣难以让它蒙混过关，于是下决心，把《唐诗三百首》抄写在日记本里。

于是，从1967年3月15日开始，利用午睡（躲到工具棚里）和晚上熄灯后的时间，除去四月份育秧、五月份插秧那几个大忙天，每天坚持抄写3页，到6月9日大功告成，历时87天。虽然，我最终没有成为诗人，但抄写唐诗的过程，锻炼了我的毅力，培养了我尊重知识、挤时间学习的品德。

图为，由于条件的限制，平时学习我只能坐在自己的床铺上，晚上使用煤油灯照明。

　　抄录《唐诗三百首》的日记本和自制的“书签”。

　　抄录《唐诗三百首》日记本的内页。

43，珍贵的“全家福”

这是我们九连官兵在裕民圩5年战斗、生活，唯一的一张带着强烈时代色彩的合影，左手边就是我们自己动手盖的营房。

44，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决不是好士兵

在艰苦的环境面前，大多数兵是硬着头皮去适应，所谓“适者生存”；有一些兵是把自己置身于艰苦的环境去锤炼自己，则“百炼成钢”。

62年入伍的汤秀庭是应届高中毕业的“学生兵”，他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荒草圩割芦苇，割的数量不比“农村兵”少；军民圩挑大堤，担的份量不比任何人轻；学习雷锋，做了好事不留名；学习“毛著”，白天没时间，晚上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学，还结合实际，学以致用。入伍仅一年，就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裕民圩发大水，面临圩堤决口，第一个跳进水里，用身体堵住缺口，因而荣记“三等功”！

提干后的30余年里，曾与战友们“白加黑”、“六加一”，苦干实干加巧干，插秧施肥、抗旱排涝、挑土护堤，品尝付出的辛劳和丰收的喜悦；曾与战友们一起摸爬滚打、操枪弄炮、积极备战；曾与战友们在国防大学学习，做图上战略、设计战术想定作业；曾与战友们天山南北、云贵川藏、大小兴安岭，跋山涉水找黄金。

图为汤秀庭在裕民圩的圩埂上学习毛主席著作。

　　1995年，汤秀庭提升为少将军衔；1999年，汤秀庭调任中国武警黄金指挥部政委。

45，是金子总会发光

潘健金62年从富阳新登中学应征入伍，性格内向，身体单薄，工作认真，办事细致。63年7月的一次投手榴弹训练中，不慎右臂肘骨骨折，心里曾闪现过离队的念头。后在九连这座“熔炉”里，严格要求自己，积极投身实践，64年底担任连部文书，65年1月入党，同年提干调任6连当排长。

1966年一次偶然的机遇，潘健金被选调去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工作。当个人的能力与所从事的工作频率相符的时候，人生的事业就会产生强烈的共鸣。50年的戎马生涯：参与制定全军作战计划、汇编毛泽东军事战略指示、检查国防工程、勘察战区地形、国防大学进修、参加对外交往，或走南闯北、或运筹帷幄，恪尽职守、默默奉献，始终如一地为提高我军的部队战斗力建言献策，完成好历史赋予他的使命。1999年佩戴着大校军衔从总参作战部综合局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图为1991年10月，考核验收成都军区应急机动作战部队时，潘健金在长征路上。

　　1981年6月，潘健金随杨得志总参谋长勘察兰州、北京战区结合部地形。

　　1999年5月，潘健金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国防部军事代表团会谈。

46，移防丹阳湖

丹阳湖隶属安徽省当涂县，东靠石臼湖，西连薛津镇，西北就是有名的千年古镇博望，南面与江苏省高淳县相望。1967年9月，上级命令：176团移防丹阳湖农场。

9月23日全团官兵乘坐军用卡车向丹阳湖进发。由于当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未建成（南京第一长江大桥于69年五一节建成通车），车辆只能从浦口摆渡到南京下关，驶过市区，出中华门，然后一路向西到丹阳湖。由于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鼎盛时期，两派武斗激烈，部队如此大幅度调动肯定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团司令部决定：全团以三营九连为“开路先锋”，卡车上挂毛主席像，两边插上彩旗，敲着锣鼓唱着歌，大部队就这样浩浩荡荡来到了丹阳湖。

图为先头部队乘坐的卡车。

47，“出血热病”骚扰

卫生队传来有战士因患“出血热病”而死亡的消息，引发连队战士“谈鼠色变”。原来，丹阳湖地区有一种“黑线鼠”，它身上携带着一种流行性出血热病毒，人类接触到它的血、唾液、尿便后就会患上“出血热病”。其临床表现为发热、充血、出血、低血压休克及肾脏损害，严重时会导致死亡。有记录统计，从1966年到1981年的十五年里，丹阳湖地区共发生流行性出血热286例，死亡8人。

这种“黑线鼠”夜间出来活动，当时也没有可以预防的疫苗可以接种。于是团司令部发出通知，规定：1、平时不要坐、卧在稻草垛旁，因为稻草垛是黑线鼠藏身出没的地方；2、在各连住宿的茅草房四周挖一条一米深、50公分宽的壕沟，相当于给战士住宿的场所挖了一条“护城河”，措施得当，效果明显，缓解了连队中的“出血热”慌。

图为丹阳湖的黑线鼠。

48，造反派抢抢

我们三营驻地的河对岸是湖阳公社大邢村，与大邢村毗邻的是江苏高淳县薛城公社的长乐村和杨家村，为了石臼湖畔的一块草场，两省三村世代结怨，械斗事件屡有发生。就在我们开进丹阳湖前，高淳县造反派抢了县人武部的枪械，部分流落到了两个村。于是当涂大邢村为了不落下风，策划着来部队抢枪。

三营为了防止村民抢枪，在离驻地三百米处设置了“加强哨”，容许情况紧急时可以鸣枪报警。有一天晚饭后，正在团演出队的我和董晓筑在司令部找黄瑞尧参谋（原来是我连一排长）聊天，电话铃响，三营报告有迹象显示村民当晚要出动。黄瑞尧参谋一边要求部队加强警戒，一边向团首长汇报请示后，立即驱吉普车赶往三营驻地。

也许是哨兵缺乏经验，看见大堤上有打着大灯的汽车驶来，以为是村民开着车来抢枪了，便扣动扳机对天鸣枪。结果，这个哨兵被黄参谋一顿“猛扣”。这天后半夜，大邢村民果然袭击了九连，好在预防措施得当，枪械安然无恙。而我那只由子弹箱改成的“学习文具箱”（盛放书籍和学习文具用）已经被村民抱在怀里，帮我代管的战友余洪宽厉声告诉村民，“里面装的是书，不是子弹，拿去没用的？”，那人打开一看，往地上一扔，气呼呼地扭头走了。

照片为我们的排长、团司令部参谋黄瑞尧（1978年拍摄）

49，脱下军装

1968年3月1日，我们退伍老兵除下帽徽、领章，告别连队、告别战友，回到杭州中村老营房“隔离观察”（流行性出血热病的潜伏期为2~3周），进入准退伍期。3月下旬，结束隔离，领取“退伍安置费”，解甲归田，开始新的征程。

瞧着手中168元的退伍费，年轻的脑袋瓜子很快算出结果：当兵六年，每年的青春“损耗费”仅28元。只是当年早有“契约”在先：“义务兵役制”，不以金钱多少为结算单位。而所得到的精神财富：克服困难的毅力；勇于责任的担当；顾全大局的气魄；令行禁止的秉性让我一生享用不尽。

曾为军人，今生无悔！

　　在美篇制作过程中得到战友董晓筑、陶镇铭的大力协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为了体现当时的情景，个别照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