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文智哥

和平

接到文智哥去世的消息，甚是意外。

文智哥小名延锤，刘文智是他的大号。他爷爷与我爷爷是亲兄弟，我们共同的乡土就是那个叫寺（儿）塬的小山村。虽辈份相同，但他年龄长我许多。上小学之前，对他没多少记忆，那个时段他应该是在临镇上中学吧。

寺（儿）塬是个很偏僻的小山村，我记得那时有29户人，人数也就100多些。上世纪6、70年代，响应国家政策，村里开始创办小学。教师好像不太固定，有过驻村的北京知青，也有过专门从延长请过来的一位叫高中的老师。

我小时候比较调皮，有一年清明节，与同村的一群大小孩子一起去老陵（祖坟）祭拜我们共同的先人们，一起去的其中就有文智哥。返回时候，在与他年龄相当别的老兄的教唆下，与他开了一个很过分的玩笑，这令他十分恼怒，他想打我又追不上，我当时非常得意，他那懊恼的表情令我映像非常深。但不幸地是，不久他就成为村校的正式老师了，那时我上三年级。我因此感到忐忑不安，害怕他“公报私仇”。可他似乎并没有非常在意，我也没有受到什么恶意惩罚。大人的胸怀小孩真地不懂啊！

那时，小村里的民办教师只配一人，设1到5个年级，开语文数学两门课，所谓学校就是一间土窑洞。每天他就从5年级的语文课开始讲起，5、4、3、2、1顺次开讲，之后数学。

那几年间，我映像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次作文，他在文末给我加了一句话：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作毛主席的好学生！我看后感觉马上提高了境界，对他非常佩服。还有一次，大队统考，一道语文题目是：毛主席的《桃子该由谁摘》文中的桃子是比喻什么？我答是抗战胜利的果实，答案当然是正确的。他很奇怪也很高兴，说授课时没讲到这点，你还能答对。他可能不知道，这是他以前给高年级讲课时我顺代听到的。

后来，我与同年级的5名同学一起升入了临镇中学，结束了与文智哥的师生关系。紧接着农村分田单干，他的身份是农民，自然也分到自己的田。村集体时候只管教学，单干后，他家的田再也没人替耕了，便只得一边教书一边种地了。表面看来文质彬彬的一介书生，不知道那么多年他是怎么拼过来的。

再往后，我到延安上了高中并辗转西安上完中专，与文智哥见面就少多了。偶然回村碰到，总见到他着或灰或蓝的中山装，一排扣子扣得整整齐齐，满脸和蔼地招呼“和平回来了！”。

九O年开始，我在延安工作，回老家就更少了，与他见面也就更少。九九年前后的一天，他到延安找我。说是国家有政策，给他们这批民办教师转正，有人给他帮忙说过话，要感谢人家，让我陪他去商场给人家买一套西服。我说，既然国家有政策，为什么还要求人呢？他说：你不知道，虽然有政策，不找关系还是有人转不了啊！很惭愧，弟子不如师啊！

再后来，村里年轻人进城，子女也多随父母求学于外。政府不得不撤村并校，农村生源越来越少，小村的学校就办不下去了。文智哥转为正式教师后不久也去镇中心小学工作去了，但节假日还得在自己的田垄间“汗滴禾下土”。

大约十年前，他又来延安找过我一回，我见他依旧中山装，衣扣齐整。这次是要陪他给在咸阳工作的儿子汇款买房。12万元，我那侄子不知惦没惦出这笔钱的重量！

今年国庆节回村里，并没听到他病重的消息。不想假期刚过一个星期，突然接到他病亡的噩耗。63岁，太早了啊！

回去，见到的是他已冰冷的遗体和那整齐的穿着中山装的遗像。却再也听不到他和蔼的招呼“和平回来了！”

听村里人讲，他前几年就得了胃癌，手术后情况还算好，但今年突然恶化，又引发其它病症，导致一病不起。

文智哥，我的刘老师走了，他并不长的一生，是一个时代乡村教育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愿文智哥在另一个世界里别再那么操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