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军中走来的老战士--追忆我们的父亲

周宁军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孤军奋斗罗霄山上”，“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这首歌让我们心潮澎湃，是那么的震撼人心！小时候就常听父亲哼唱《新四军军歌》，还经常把我们几个子女召集起来学唱这首歌，所以很早就会唱这首歌。每当耳边萦绕着《新四军军歌》，这一刻，我们的血是沸腾的，我们的心是热的，我们的眼眶是湿的；每当这一刻，我们不由自主又想起了一个身边最亲近的老军人，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的父亲。 这首雄浑铿锵的《新四军军歌》告诉我们，父亲为之奋斗的经历，一代人的信仰和理想，一代人的意志和坚强，已经融入共和国大厦的基桩。在抗日战争时期，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新四军在枪林弹雨的峥嵘岁月中，铁军战士浴血奋战，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我们的父亲就是从铁的新四军走过来的老战士，作为后人永远缅怀载入中华民族史册壮丽诗篇的铁血军魂……

父亲最喜爱唱的新四军军歌

父亲周奋（参加革命前原名周建邦），出身在一个穷教书匠的家庭，过去也称为私塾先生。祖父周屏东，毕业于两江师范，北大学生，是个国民党员，北伐时在陈铭枢部当过秘书，后在安徽安庆安徽大学任教；祖母恽宝苏又名恽钰也是师范毕业，先在武进县南夏墅当小学校长，但因薪金少，难以维持家中生活，后同祖父一起在安徽安庆一带教书，很早就去世了，年仅四十九岁（1936年）。父亲的老家江苏武进县（现为常州市）人。兄弟姐妹七人由外婆照料，在学校读书。父亲在祖父母的撮合下，在其上小学时，过继给张太雷家。家父在一篇日记中这样描述：“稍长大后我寄给了张太雷家，寄娘很喜欢我（陆静华），我也常去寄娘家中，她讲述过姑爷是在广暴时给国民党枪杀在汽车上英勇牺牲的……”还与其两个女儿张西屛、张西蕾同上一个小学，直到读初中。

1937年，日本侵略军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一个多月后，日寇又大举进攻上海，发动了一场最野蛮、最残酷、最血腥的灭绝人性的侵略战争。八.一三”的炮声，打碎了无数青年的梦，也改变了父亲一生的命运。那时的常州老家，是上海到南京的必经之路。日寇进攻上海其野心就是直逼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以配合华北南下的日寇，占领中国的心腹之地，企图尽快灭亡中国。战火的迅速蔓延，不得不使父亲一家，背井离乡，乘着黑夜弃家西行，搭上开往南京的最后一趟列车，离开了常州。随着难民群从南京摆渡过江，又从浦口乘长途车经滁县逃亡流浪到了全椒县城。在全椒一度与难民们住过吴敬梓的旧宅。

全椒县城，是安徽一个不出名的小县城，抗战时归属淮南地区。范围是：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东抵运河，西至淮南铁路；津浦铁路蚌埠至浦口段从中间穿过，东属江苏省，西属安徽省。两省的沿江城镇，如仪征、六合、全椒等，与江南的上海、镇江、南京、芜湖等日寇的战略要地，遥遥相对。因此，南京失陷后日寇沿津浦铁路长驱直入，十二月二十日，日寇“两角”部队从乌衣、滁县分两路进犯全椒，县城沦陷。国民党全椒县县长张其威执行不抵抗的政策，国民党县政府人员跑的跑、散的散，溃军到处抢劫，地方土匪蜂起，民不聊生。从此父亲一家，又逃亡到了远离县城更为偏僻的程家市一带流浪。程家市有几个较大的集镇，古河、程家市、赤镇等，离周围的几个县城都比较远。尽管战争爆发后日寇还没有到过这里，但这里的百姓是旧难未消，又添新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漂泊、流浪的父亲一家，更是雪上加霜，在逃难的生涯中，饱尝了人间的不平、心酸与痛苦。

在父亲一家两年的逃亡流浪生活中眼见耳闻了，在日寇铁蹄践踏的国土上，横行霸道，焚烧村庄、残杀同胞、奸淫掳掠；同样也眼见耳闻了未逃走的国民党政府官吏、恶霸地主等，借国难之机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增捐加税，榨取民脂民膏，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在那个外患内忧的年代，父亲的一家受尽了战争的恐惧、危难、折磨，使原本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祖父因穷困潦倒，弃老人和七子女而走，父亲的外婆不久也离开人世，家破人亡。

也就在那个年代，父亲在安徽省立第三临中学高中读书时（这是祖父教课的一所中学，所以免学费发衣服）。在那里接受了地下党进步思想的影响，明白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参加了“古河区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这是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产物），在区动委任干事，政指，开展宣传、动员、组织青年抗日救国。父亲利用所学的一点知识，编写、缮写农民识字课本，印刷、折叠、装订成册。父亲用满腔热血，奔走呼号，穿村越巷，组织青年农民识字，通过贴标语、开展歌咏、演戏等活动，宣传动员组织抗日救国救亡。并以古河动委会作掩护，为地下党做秘密交通工作。

1939年12月国民党掀起抗战时期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安徽省当局停发动委会系统经费，并以集训为由，企图将省三工作团、省三十五妇女工作团、全椒县工作团、政二队以及在国民党政府机关中工作的地下党员、进步青年集中到立煌，关进集中营。根据安徽省委的通知和古河地下党的安排，父亲和其姐姐、三弟，冒着国民党广西军堵截、追捕，肩负着“为一个理想的新社会去牺牲、去奋斗”的使命，到达安徽定远省委政工队，于1940年 1月毅然决然的参加了新四军，从而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投奔新四军的两天后，父亲被分配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游击纵队教导大队四队学习培训。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江北指挥部是1939年5月中旬为统一领导江北部队，在庐江东汤池成立。同月在无为王家大墩召开江北游击纵队整编大会，宣布孙仲德为司令员，黄岩为政治委员，桂逢洲为参谋长，黄育贤为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大队。同年11月，以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一部为基础，组建了江北游击纵队教导队。1940年2月，改为教导大队。父亲所在的教导大队四队是政治队，学员都是从蒋管区古河来的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约100多人。按队、区队、和班编制，队里区队长、班长，都是红军时期的连、营干部。经过三个月异常艰苦紧张的学习培训，使父亲不仅切身感受到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军队，是一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军队；同时学到了在战争环境中学习战争的军事知识和杀敌的本领 。也就在这一年的三月，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在反“扫荡”、反磨擦斗争的捷报声中建立起来。根据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实行“三三制”的决定，协助地方建立新政权，进一步加强政权建设，父亲在随教导队向津浦路东转移途中，被分到滁县第四区（皇甫区）区政府任副区长。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全国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它对南直接威胁日伪的指挥中心南京，对西防御桂系顽军（简称桂顽）东犯，是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前卫，是支援、配合友邻地区创建、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要地。

1940年至1941年，国内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德、意、日法西斯积极准备并猖狂扩大侵略战争。日军为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对蒋介石加紧诱降，对淮南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蚕食。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以华中为重点，发动了第2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淮南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军的军事进攻、政治破坏和经济封锁下，处于最艰苦、最困难时期。

刚刚调任滁县总队参谋兼队长的父亲在一篇日记中写到：“1940年是艰苦的一年，日本鬼子扫荡，顽固派（广西军）向我根据地进攻 ；这一年又遇大旱年粮食欠收，生活非常艰苦，战斗频繁，环境很恶化。但就在这一年的四月我在滁县皇甫区杨竹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月转正。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员，感到精神是愉快的，责任是重大的，一定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勇敢向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祖国的国土。”

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家父写的歌词，1978年回忆后的手笔

1941年1月下旬，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张云逸兼师长，罗炳辉任副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辖第四、五、六旅和路东、路西2个联防司令部。1941年5月，华中局决定将皖东津浦路东和路西两个省委改为路东、路西两个区党委。家父在41年7月调淮南军区后方政治部任宣传干事，43年7月又调任淮南军区津浦路西分区司令部组织科任干事（即津浦路西区党委）。在艰苦的岁月里，家父同淮南党政军民一道，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在与日、伪、顽军频繁作战的同时，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加强军队、政权和党的建设，建立民兵组织和游击队，开展统一战线与敌伪工作，在反摩擦斗争中，坚持自卫立场，又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加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军队的建设中， 积极制定法令、条例、制度，废除苛捐杂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和兵源补充，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等。 还根据党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为了调动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贯彻了减租减息政策。一方面实行“三七分租”、“分半给息”、“退还押板”、“老债停息还本”，减轻农民负担，改善群众生活；另一方面在减租减息的前提下交租交息，保障地主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争取地主参加抗日。从而削弱了封建剥削，缓和了租佃矛盾，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父亲高中没有毕业，就投身新四军的队伍 ，不管怎样是一个高中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又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新四军队伍中，亦可称为“高层次”的文化人了。1944年10月父亲调到淮南路西《新民主报》社任记者。《新民主报》是当时由中共津浦路西省委（后改为路西区委党委、地委），于1940年7月创办的机关报。该报主要面向部队、机关、学校和广大农村。家父在报社工作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但他用自己的笔杆子如同前线的枪杆子一样，奋笔疾书，及时报道新四军前线的最新战况和各个战役胜利的喜讯；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以唤起根据地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鼓舞根据地人民取得抗战最终胜利的士气和信心。把新闻报道作为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锐利武器。父亲还用缴获的日本相机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特别钟爱摄影和自己冲洗照片。

不久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自从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就在淮南根据地周围布下重兵向前挤压，路西党政机关根据华中局的指示，进行战略转移，《新民主报》停刊。家父又先后调任路西地委城工部（即西分区政治部城工部）任干事；淮南路东六合县东清镇任镇长、副区长、区长（党内任工委书记、三区联合区委副书记）；六合县民政科副科长，坚持在蒋统区敌后打击敌人。

父亲在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里，既有为打江山，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的足迹；也有为赢得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人才支持和巩固国防加强军队院校建设努力工作的身影。

解放战争时期的父亲

1946年10月在北撤后调往新四军淮南随营学校学习。新四军淮南随营学校，创建于1938年11月河南省杞县傅集，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雪枫将军兼任校长。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学校艰难办学，仗打到哪里，学就办到哪里，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发展和壮大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父亲也是从哪里成长起来的一员。

大军过江

四十年代父亲拍摄的对空射击训练

1946年11月，由华中雪枫大学、山东军区军政学校、东江纵队以及淮南随营学校和山东军区通信学校等5个单位统一改编为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并在山东省莒南县大店举行了学校成立大会暨第一期开学典礼，中央军委任命华东军区副司令张云逸兼任校长，余立金、曾生任副校长。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的诞生，翻开了学院发展历史上新的一页。父亲在那里又继续学习了半年后留校工作，从那时开始，就加入了军队院校建设的行列。 先后在华东军大四大队任干事，政治部组织科干事。在短短的三年里，华东军大先后为部队培养输送了两万多名师以下的军政干部。

四十年代父亲在华东军大

华东军大学员行军途中

南京解放父亲与战友在长江边上（左一）

1949年7月，我军胜利结束渡江战役，宁、沪、杭等大城市迅速解放，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为了加速我军的干部队伍建设，中央军委决定，将前华东军事政治大学与三野军政干校合并，正式成立新的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并任命陈毅元帅兼校长和政治委员，陈士榘任副校长，钟期光任副政治委员。父亲在华东军大二总队任队列股股长。

四十年代父亲在苏州华东军大

四十年代父亲在华东军大

四九年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三叔

四九年父亲在华东军大与战友

　1951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以华东军大主要部分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高级步兵学校，由余立金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刘清明、高锐任副校长。父亲给当时的校长余立金做秘书工作。 “三高”开办不到一年时间，聂荣臻、粟裕向军委提议，将当时已有的5所高级步兵学校组建一所总高级步兵学校，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批准。

1952年5月2日，“三高”在南京升格组建总高级步兵学校，主要担负全军步兵营、团职军政指挥员培训任务。父亲此时给接任陈赓校长（没有到任）的宋时轮校长兼政委当秘书。在给校领导当秘书的日日夜夜里，父亲因为常常熬夜撰稿，从那时起，就养成了喜好抽烟和“开夜车”的习惯。不久父亲就调任总高干部部干事、副科长。

五十年代父亲在总高步校

　　1959年2月18日，总高级步兵学校正式并入军事学院，当时原总高的校长宋时轮调任北京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原总高政委刘浩天调任军事学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总高成为军事学院合成军指挥系第二部，主要担负中级指挥军官、参谋军官和外军留学生的培训任务。也就在这年的4月，父亲也去了军事学院，在军院政治部干部部任助理员，在干部部工作了两年半，直到61年12月离开政治部干部部。调教学系三系（情报系后改为参谋系）学员队担任指导员工作。学员队学员都是来自全军各战斗部队的团以上干部，父亲坚持用中央、中央军委的决议、指示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训词，通过身体力行的工作，提高了学员们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使一批批学员圆满完成了学业，为以后逐步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将领奠定了扎实的军政理论素养。父亲在教学系学员队一直工作了近十个年头。直到1969年2月，军委办事组决定撤销军事学院，不久就离开了一直从事的军队院校工作，离开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的南京，远赴西南边疆。

这是父亲调军院后，于1961年在政治部干部部欢送调出干部时的合影（第二排左二）

父亲在军院三系组织学员开会（照片正中）

父亲在军院三系带领学员野外作业（讲话者）

1969年10月父亲在军院三系全体人员合影（第二排右三）

这里不得不提及我们在南京生活了二十年之久的家庭。刚解放后的南京，已三十岁的父亲与母亲结为了伉俪。母亲于1951年转业南京市文化局工作。从51年到57年先后有了我们兄弟，还有妹妹四人。在五十年代，我们的家还很分散，虽在一个城市，但一个城里，一个城外，父母亲还是分居两地，父亲带着小毛（宁军的小名）和他的四妹（我们的四姑），住南京城郊孝陵卫；母亲带着大毛（周杰的小名）、宁萍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卫星（周卫东的小名）住公教一村、香铺营在城里。每个周末只要没有公务，父亲总要带着小毛进城，与母亲和其他几个子女团聚。这样的生活直到59年4月总高撤并到了军院后，我们全家才得以团聚。这些年里，我们随父母亲，在总高、军院里生活成长，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金色年华。

戎装一身的父亲，一身正气的军人气质，总是充满了责任感，他那宽广的胸怀，总是为我们这个家遮风挡雨；父亲，平易近人，但对小时候的我们有时也有着严厉的目光和训斥，那是我们犯错；从小到大，直到我们参军入伍或走向社会，即使远隔千里，工作再忙，也都是父亲通过书信往来，关怀着我们的成长。

从父亲的身上，我们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迎难而上，永不放弃；宽容待人，心存感恩；勇敢担当，爱国爱家。父亲的爱含蓄而又冗长，深沉而又博大，总能在无声中坚定我们的信念，总能在无形中坚挺我们的脊梁。我们就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在大院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大院特有的气质和优良品德，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走入了军营，走向了社会。

1968年4月、1969年12月父亲在南京送走了大毛、小毛，参军入伍。1970年4月带着母亲（辞去了南京市文化局的工作）和还在读书的宁萍、卫星，举家搬迁到云南省昆明市。1971年父亲又把身边仅有的女孩送往偏远的丽江65医院当兵。父亲也是生平第一次远离了在战争年代和建国时期打仗、工作了三十年的苏皖地区，来到了西南边陲的昆明军区，一干就是十五个年头。

昆明军区于1955年组建，下辖云南省军区、贵州省军区两个省军区。它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五兵团。全国解放前夕，这两个兵团向西南进军，第五兵团辖第16军、第17军、第18军由杨勇、苏振华指挥攻占了贵州。第四兵团辖第13军、第14军、第15军并指挥第38军的第114师和第151师由陈赓、宋任穷指挥攻占了云南。随后第五兵团改编为贵州军区，第四兵团改编为云南军区，这两个军区当时都是二级军区（兵团级）。昆明军区组建后，一直驻守云贵高原，担负着保卫祖国南疆、剿匪平叛的任务。曾多次粉碎国民党李弥残部从“金三角”的回窜，并曾应缅甸要求入缅境内进行勘界警卫作战。还多次平定少数民族地区的武装叛乱。但在文革期间，昆明军区也是全国的重灾区之一。初到昆明军区的父亲，人生地不熟，可以说来到了一个十分陌生的环境。加之军区机关派性的作祟。来到昆明后待分配几个月，全家居无定所，住在军区招待所。后来，由于简历上44年曾经有一段不到一年的报社工作经验，于是分配到了昆明军区《国防战士》报社任副总编辑。家还没有安顿好，家父就走马上任了。不久，因军区报社住房紧张，搬进了军区保卫部的院子（靖国新村三十九号）。在副总编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四年。

父亲七十年代在昆明军区工作期间

父亲七十年代在昆明军区工作期间

父亲七十年代在昆明

《国防战士》报社，是当时昆明军区党委的机关报。父亲在工作期间，始终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围绕军区党委的中心工作，以“面向边防、面向基层、面向战士”的办报方针。使军区的报纸，更加“贴近实际、贴近基层、贴近干战”， 昆明军区地处云贵高原，山河阻断，交通不便，家父经常驱车行万里路，深入到偏远的山区和边防基层连队去。当时远在当兵的我们，经常收到是家父在昆明以外偏远地区的来信，字里行间都透着父亲在竭尽全力，为军区部队的建设鼓与呼，他把职责、信念、奉献都体现在一篇篇稿件中、倾注在一个个版面上，定格在一个个镜头里。在家时经常上班是早出晚归，在报社一干就是十来个小时。正是在他的辛勤耕耘下，《国防战士》报社，那时也推出了很多有深度、有新意、有影响的报道，宣扬了一大批军区乃至全军有影响的先进典型，真切展现了广大基层干战建功军营，卫国戍边的风采。家父在办好军区报社工作中备尝艰辛却无怨无悔。家父在给我们写信的同时，也经常把军区乃至全军的先进典型的报纸杂志“优先”寄给在部队的我们，让我们从中吸取营养，得到熏陶，成为在部队成长的良师益友。期间,1971年“9、13”林彪事件的爆发，父亲曾派驻昆明民航机场，他摒弃派性，忠实的履行军委的指示，圆满完成了任务。

七十年代在昆明我们和父亲一起

七十年代父亲在昆明

七十年代在昆明全家福

1978年初，父亲调任昆明军区政治部任宣传部长。在军区宣传部工作期间，他一如既往把心血倾注在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上。先后为军区党委、军区领导及机关组织起草了大量的文件、讲话和重要文章；他像战争年代一样，不辞艰辛，深入云贵高原的边防部队，重视调查研究，了解干部、战士思想状况，收集部队先进人物卫国戍边的英雄事迹；针对基层部队的思想状况，组织基层干部战士培训，领导和亲自撰写了大量的政治教育读本和教材。

父亲拍摄的西南边疆守卫者

父亲七九年昆明军区前指时在金平县十里村

这是父亲在昆明军区前指金平县招待所撰写的揭露越南当局反华仇华的文章

这是父亲在对越作战前夕采访前线战士一篇文章

这是父亲采访的对越作战前线官兵的诗抄

这是父亲采访的对越作战前线官兵的诗抄

79-83年间父亲拍摄的前线战地照片

79-83年间父亲拍摄的前线战地照片

79年父亲拍摄的前线战地照片

父亲在七九年与前线官兵交谈

79-83年间父亲拍摄的前线战地照片

79年父亲拍摄的前线战地照片

1978年春夏越南政府动用武力驱赶在越华侨20多万之多，并在中越边境地区公然挑起领土争端，制造边境武装冲突，侵入我境内制造流血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在此严峻形势下，为保卫我国神圣领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卫边境地区的安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1978年12月6日正式下达：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命令。云南西线，12月8日在云南金平县受命建立昆明军区前线指挥部，开始战前准备工作。家父像当年打鬼子一样重披战甲，义无反顾的奔赴前线。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战略方针、作战原则、作战指导思想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指示的贯彻执行，家父深入到前线参战部队，开展了具有针对性的一系列政治教育和战前动员工作，宣传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激发干部战士勇敢战斗的自觉性，宣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发战斗意志；做好人员的思想工作，教育干部战士发扬革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坚定了参战部队敢打必胜的信心。

1979年2月17日凌晨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枪声打响!家父在南溪野战医院、蚂蟥堡野战医院看望受伤的干战，在随行河口县13、14军作战任务时，抢渡红河、南溪河，直到突入越境32公里处。仗打到哪里，就有父亲身影出现那里，他同前线指战员们并肩作战。在战斗过程中,父亲积极做好战场宣传鼓动工作，通过攥写稿件和拍摄大量前线指战员不怕牺牲，冲锋陷阵，英勇战斗的照片，传播胜利消息，宣扬英雄事迹，使前线部队始终具有坚定的胜利信心，高昂的战斗士气和英勇的献身精神，自觉地为完成各项任务和实现作战的政治目的而英勇战斗。直到3月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不要越南一寸国土，中国边防部队全部后撤回国。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父亲是西线云南方向，昆明军区机关当时12个部长中唯一入越作战的部长，入越的前线指战员戏称“周部长，你可是我们入越作战前线的最高指挥官啊！”。

这是父亲79年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第一天撰写的文章

父亲拍摄的学生为前线官兵洗衣被（南溪河畔）

父亲拍摄的学生为前线官兵洗衣被（南溪河畔）

父亲拍摄的参战官兵进行战前训练

这是父亲收集的对越作战前线战士给其未婚妻的诗抄

这是父亲采访对越作战前线战士的事迹

这是父亲在对越作战前线战地医院采访受伤战士事迹

父亲拍摄的前线战地照片

这是父亲采访前线战地医院的笔记

父亲拍摄的向后方医院转送伤员

父亲拍摄的云南入越作战部队凯旋而归受到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国内许多报刊登载或转载家父采访对越作战回撤部队的报道

这是在新华社稿库里找到的1979年三月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报道的稿件之一

这是在新华社稿库里找到的1979年三月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报道的稿件之一

这是在新华社稿库里找到的1979年三月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报道的稿件之一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大规模作战结束后，边境遭到越南入侵的地带被肃清。但是越南并不甘心失败，越军趁我边防主力部队回国之时，悍然派兵侵占老山、法卡山、扣林山等中越边境沿线，大修工事，和解放军对阵下去。为了保障边疆安全，南疆部队对越军侵占的据点进行了拔点作战。1983年12月5日中央军委向昆明军区下达收复两山的作战命令，1984年4月，40师、41师、31师对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入侵的越军发起了大规模进攻，这是1979年进入越南作战后中越边境最大的战事。4月28日，实施了“一．七工程” （即拔点作战），昆明军区相继攻占了老山和那拉地区60多个高地，攻占了者阴山各要点，随后又一举攻占了八里河东山6个高地。至此，昆明军区部队经过炮击和拔点两个作战阶段，全部攻占了老山、者阴山地区诸要点，各部队全面转入了坚守防御。从“两山”战事的一开始，1981年初家父已从昆明军区宣传部调任新华社昆明军分社当社长，为了及时报道前方部队的战斗状况，发掘参战部队为了祖国边境安宁和领土完整，不惜流血牺牲，坚守阵地，英勇杀敌的事迹，年已63岁的父亲与军分社仅有的几名战地记者一道，先后多次登上都是海拔千米以上“两山”的主阵地，现场采访坚守在猫耳洞的指战员。父亲通过现场采访收集了大量英雄事迹和战地照片，向全军和全国人民传递了“两山”前线防御作战部队，英勇战斗，在生与死、苦与乐，得与失的考验中，不愧为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在对越防御作战中，家父以一个“铁军老战士”记者的身份与前线指战员共同孕育了以“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老山精神，它和战争年代“铁军”精神一脉相承，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两山”也成为当时万众敬仰的心灵之地！

这是父亲采访的对越作战前线官兵的团结战斗，同仇敌忾的事迹（1）

这是父亲采访的对越作战前线官兵的团结战斗，同仇敌忾的事迹（2）

这是父亲采访的对越作战前线官兵的团结战斗，同仇敌忾的事迹（3）

这是父亲采访的对越作战前线官兵的团结战斗，同仇敌忾的事迹（4）

79-83年间父亲拍摄的前线战地照片

79-83年间父亲拍摄的前线战地照片

79-83年间父亲拍摄的前线战地照片

79-83年间父亲拍摄的前线战地照片

79-83年间父亲拍摄的前线战地照片

这是父亲整理的苏安锋烈士的事迹和家人的信

这是父亲整理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英勇献生的唐运合烈士的事迹

这是父亲采访的刘建荣烈士事迹

这是父亲整理的一等功臣刘吉炳烈士生前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这是父亲整理的对越作战牺牲烈士的诗抄

1983年8月父亲经组织决定离职休养。1985年4月父亲进了无锡国防科工委干休所（后改总装干休所、火箭军干休所，现为无锡军分区干休所），举家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江南。父亲虽然离休了，但他离而不休，不忘发挥余热。经常到干休所附近的中小学校、街道讲述革命传统，始终不忘用革命先烈们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始终不忘用“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为祖国安宁和领土完整血洒疆场的英模教育后人。但是由于在职工作期间，特别是那些年地处西南边疆的昆明军区战事频繁，父亲积劳成疾，最晚一个进得这所干休所，却于1986年4月最早一个因病去世。65岁的父亲穿着他一生钟爱的绿军装，带着红领章帽徽就这样走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父亲戎马一生，始终保持着一个职业军人的品德和习惯，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子女不娇惯放纵；对生活积极热情的崇高品德，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父亲给我们留下了一位从铁军走来的老战士充满激情，“精彩生动”的革命人生故事。

55年授予的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父亲几十年的军旅生涯，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铸造了一颗赤子之心。先后荣立大功一次、三等功一次、三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一次被评为“二等功先进工作者”，一九五五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他对信念矢志不渝的追求，为党为国为军队建设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用自己的实际心动践行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暮然回首，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二年了，但父亲的血脉在延续，您的精神在传承。尽管您的子女我们现在也都是花甲之年，但对父亲的牵挂和怀念一刻也未曾停止过；父亲的音容笑貌，依然如昔，深深根植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似乎从未分开。我们为有一个军人的父亲而骄傲、自豪！我们永远怀念军人的父亲，一个从铁军走来的老战士！

您的子女：周杰、周宁军、周宁萍、周卫东

2018年国庆完稿

追忆材料主要来源父亲的简历、父亲的日记、三叔周建本的回忆录等相关材料。

这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张太雷诞辰123周年之际，我在常州的观生叔叔代表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分别向常州张太雷纪念馆和常州图书馆赠送的《从铁军走来的新四军老战士—追忆我们的父亲》一书及常州市图书馆发放的收藏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