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旧事

слуга

（ 南昌十字街老家）

美篇《母亲旧亊》。配乐《最后的倾诉》，演唱：刘晓。

12月14日是母亲的忌日。母亲生于1925年正月12日，殁于2012年，享年88岁。母亲生性朴素、勤劳、心地善良，这可能就是她得以享高寿的重要原因。现回忆母亲的几件往事，以示怀念。

孝子贤孙

我们家原先有一块菜地，旁边摆着一个骨灰坛子。自六九年搬迁后，它便同庙巷小街一起在我脑海里消失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有一次同母亲闲聊，感概六十年代的艰辛，若不是家里种点菜，那日子何以为继？我忽然想起那个坛子，便问：“那人是谁呀？”母亲说：“你公公的大妈呀！”原来公公从小父母双亡，靠大妈拉扯大（实际上变成了大妈的儿子）。“大妈”死后，公公便把她葬在司马塘（蔴纺厂旁边）婆婆家的坟山上（那时这一带坟山都是婆婆家的）。“大妈”没跟自己的孩子去上海，而是留在南昌，可能就是为了照顾公公。

到了五十年代，司马塘婆婆家的坟山平了，“大妈”也就跟着我们家辗转来到了庙巷住地。那时穷，大家都忙于生活，“大妈”也只能委屈地呆在菜地边。细细算起来，母亲还是“大妈”的孙媳妇。可就是这个孙媳妇，怀着一颗炽热的虔诚的心护卫着“大妈”。每次上菜地，都要把坛子四周整好，尽力保护好坛子。

转眼到了六九年，庙巷要拆迁了，这下给母亲出难题了。文化革命时期，实行连队建制，工厂里的车间主任叫连长，书记叫指导员，居委会也称作连部，讲的是军事化，一切行动听指挥，所以，拆迁工作几天就搞定。速度之快，足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

我周末回到家里（我住厂里，一个星期回一次家）一看，傻眼了，家没了。那时交通工具缺乏，通讯又不便，家里东西的搬运全靠母亲大妹二人（我们家的三个大男人都在外面）。俗话说，富三船，穷三担。她们二人搬家不知跑了多少来回！庙巷离搬迁地一交通路有近三公里之遥，有多艰难哪！ 

一眨眼庙巷小街就这样从南昌地图上抹掉了，这当然是原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的“丰功伟绩”，他的军阀作风不知增加了多少人的痛苦和不幸!那时南昌流行一首民谣：“山东麻子程世清，跑到江西瞎革命。老弱病残都下放，害了国家害人民。”表达了老百姓对他的深仇大恨和愤恨心情！ 

然而，坚强的母亲并没有忘记这位“大妈”， 搬完家后，她又到菜地把坛子擦干净，小心翼翼地抱回家，摆在屋子旁边。这一切我们都一无所知。第二次搬家到十字街，母亲犯难了，这里住房拥挤，没有地方可摆，万般无奈，母亲只好偷偷地把坛子埋在附近的墙角下，“大妈”终于入土为安了，母亲也卸下重担。

我埋怨母亲没有把事情告诉大家，独自一人默默地承受。可是知道又有什么用？“大妈”的后人无法联系，甚至连“大妈”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善良的母亲尽力了，她做了任何人不会做，也不可能做的事情。

古道热肠

七十年代，母亲曾在二粮库做搬运工。那可是件繁重的体力活，扛着一百多斤的大米，还要爬高，一般男的都很难吃得消。母亲挣的可是真正的血汗钱哪。

我们兄弟俩就是靠着母亲的血汗钱成家了，还摆了酒，跟上了形势。结婚摆酒席，现在并不是什么难事，很平常，当年能做到的并不多，一般就吃几个糖，抽根烟意思意思，我还记得即使到了八零年，我们一个同学结婚，也就是请我们吃了一碗粉，那时生活艰难哪。由此可知，母亲为我们付出了多少辛劳，多少心血！

艰苦的工作并没有改变母亲乐善好施的古道热肠。有一次工作小歇，她忽然看见随车送粮的女孩，很像庙巷小街方老伯的女儿一华（方子华的姐姐，方子华，南昌一中校友，作家），她便好奇的与女孩交谈起来。女孩告诉母亲，她的确是从南昌送到乡下的，现在很想亲生父母。

母亲知道方老伯五十年代由于某些原因送过一女孩到乡下，年令也相仿，莫非是此人？兴奋的母亲连夜从十字街赶到电机厂找一华。庙巷小街拆迁后，一华随爱人搬到电机厂，母亲只知道他们在庙巷的小名，不知道大名，更不知道他们住址。

母亲找人心切，顾不了那么多了。电机厂很大，不要说小名，就是大名，又有几个记得全？于是她发挥问路找人的特长，见人就问，说来凑巧，母亲正好问到一华的邻居。那人说：“我们那儿是有一个从庙巷拆迁过来的，你跟我来。” 母亲果然找到了一华，老邻居见面格外高兴，拉着的手久久不肯分开。她们商量好了和女孩见面的时间地点，经过接触交谈，那女孩确实是一华的妹妹。她们相认了。      

一颗热心，俩次巧遇，了却了母亲的心愿，完整了方老伯饱经风霜的家。二粮库也由母亲的苦地，变成了方老伯的福地。

   情深意长  

 唐妹子是我们庙巷老家的隔壁邻居，俩家关系算得上源远流长了。她的老公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排长，解放前就駐扎在砖瓦厂。砖瓦厂旁边有个小山丘，上面筑了一个碉堡（1#碉堡，我们南昌人习惯叫“一炮台”），小时候我常钻到里面玩，从碉堡眼往外看，抚河河面尽收眼底，看得出是国民党军队用来封锁河面的。  

解放后，他们夫妇没有逃走，而是选择留下来。那时小姑正好当居民代表，工作组的人经常上家来了解唐妹子老公的情况，小姑同母亲都尽量为他们说好话。我曾问过母亲，他们的士兵真的没有欺压过老百姓吗？母亲没正面回答，只是说那时形势好紧，“二炮台”（2#调堡，现徐坊汽车站旁边），曾当过刑场，不知打掉多少人，能乱说吗？ 

困难时期，母亲同唐妹子一块到涂家埠买红薯，一块到制材厂贩“柴火”到洪都卖，倆人结下了深厚友谊。母亲曾对我说，那年头洪都好神秘的，生活区门口设有岗哨，送“柴火”进去，还要保姆带。母亲就想，要是我的孩子能在这里做事该多好!后来我进洪都了，实现了母亲的梦想，可惜想起来并没有什么“多好”，而是走错门了！ 

 庙巷折迁后，俩人各忙各的生话，没有见过面，那一年，大概是零五年吧，母亲突然想起老邻居唐妹子，就一人到一交通路去了。

几十年过去了，这里早已面目全非，连我都很生熟，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居然又是凭记忆凭嘴吧找到了老邻居。自庙巷拆迁，分别近四十多年了，老邻居见面份外亲热，非留她吃饭不可。临走还硬塞给她一百元钱。母亲是个无功不收禄的人，不肯接受，俩人在路上，把钱抛来抛去。引来路人驻足观望：你们二老干吗呢？盛情难却，母亲最后只得接受了。

回来后对我说，以后买点东西谢谢人家。我答应了，可惜一直空忙，没有去办理此事。如今，母亲走了，那里也已盖起了高楼大厦，也就再也没有机会去了却母亲的心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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