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这张办公桌我已经坐了十五年了,是前任的领导留下的,我接手时,甲醛的气味没有完全消散,一坐定猛吸几口,刺激几下,人就被同化了,倒也没什么明显的不适。如今暗红色的木皮氧化得越来越黑,光泽早已被时光剪断,像涂了蜡一样。抽屉的跑道锈蚀得变了形,所有的抽屉东倒西歪的,有的坍塌了,如等待拆迁的村庄。桌子磕碰处木皮脱落,留下块块疤痕,似谢了发的男人。树以年轮添岁,人以白发增寿,办公桌以疤痕言说沧桑。<br></h3> <h3> 三十年前,单位配给我一桌一椅一床半间房,开启了我乡村教师的生涯。揣了粮本,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是一代人的价值标签。虽然我在的乡镇初中规模不大,但办学质量倒是顶呱呱的,这对初入职场的我来说,有了几分满足。我整天把自己捆在学校:上课,改作业,和学生打成一片。办公桌成了我的伙伴,我精心地打扮一番“伙伴”:裁上一块厚厚的玻璃当台面,台面下压放着高中、大学时期承载青春梦想的照片;桌沿靠墙整齐码放着各类书籍;毕业时同学送了搪瓷缸当作笔筒,毛笔似燃烧的火把,钢笔似静默的儒生,铅笔似一柄长剑;学校发的台历密密麻麻刻上每个曰子的印记;最贵重的莫过同学送的“马踏飞燕”陶瓷艺术品,时时提醒我这位属马人要如骏马赛燕飞。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添制了一盏台灯,夜幕沉沉,办公桌依然醒着,陪伴着一位年轻人走在寻梦的路上。<br></h3> <h3></h3><h3></h3><h3></h3><h3> 乡村中学的七年我过得是丰盈的。一次为准备面对滁洲同行的一节公开课,我埋头在办公桌上三天三夜,査资料,做笔记,写教案,一稿又一稿,不满意推翻重来。在魏从坤老师的帮助下,那次公开课赢得了同行的赞许,专家的肯定。当时县教研室王有典老师鼓励我说:“好好努力,五至十年后会是一名好的语文老师。”
可是我没能朝着“好的语文老师”方向走下去。入职第三年,领导把我的办公桌换了,让我从事学校行政管理。“管事”成了主业,“教书”成了副业。办公桌的面子宽了,抽屉多了,人也最易浮躁。应该感谢我的教育前辈,他们宽容我的年轻气盛,在我膨胀时及时放点气,在我泄气时及时打点气,使得这只球一直以饱满的状态在运动。
尽管学校只有“弹丸”之大,不到三十位教职工,却服务七百多名学生,学校的口碑还是响当当的。每当那时的学生来看我,我便涌起一阵自豪感:青春没有白费,教育者的价值在岁月流逝中越发珍贵。<br></h3><h3></h3><h3></h3><h3></h3> <h3></h3><h3></h3><h3></h3><h3> 当一个班必须接纳一百多名学生时,我们想跳出去另择校址,这时阻力来了。血气方刚的我们,申请和邻校合并,我也脱产到省城进修。就这样办公桌丢了,取而代之的是书桌。
两年的紧张学习,我获得了文凭,却丢失了单位;我收获了知识,却丢失了孩子的母亲。她被癌症折磨得只剩最后一口气时,眼睛直直地看着没有关紧的冰箱门,我知道,她怕浪费电,怕看病筑起的债台难倒。她眼睛合上时流出的是两行泪,到她的耳旁,到我的心里,二十年过去了,至今沟痕还在。<br></h3><h3></h3><h3></h3><h3></h3> <h3></h3><h3></h3><h3></h3><h3> 后来我在城关中学找到了一张办公桌。我调来时,学校还年轻。初中的学位很紧张,求我上学的人也很多。虽然高中生源质量不高,但每年都在扩张,一度为合肥地区最大的完中之一。为了学生们有教室上课,我们的办公桌几乎每年都要搬一次,硬生生被折腾坏了。我所在的高中语文教研组,卯足劲比成绩,如若比别人落后是丢脸的事。一到上公开课,都争相学习,评课时抢着发言,生怕自己的“心得”被别人“抢答”。一次活动后,大家再来个AA制,两杯老酒下肚,秀口一吐,不是半个“盛唐”,也尽显语文老师的豪情。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渐渐地捡回了做一名“好的语文老师”的信念。我在同行的帮助下,一不小心还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评比中获过奖呢。
有一天,老校长找到我:“学校需要会干事的人,政教处缺人,你来吧。”我和老校长萍水相逢,无亲无故,如此赏识,哪有拒绝之理?“马为策己者死”,于是我又开始了“披着朝霞来,顶着星星归”的生活。<br></h3><h3></h3><h3></h3><h3></h3> <h3></h3><h3> 很长时间我用的办公桌比起其它处室的桌子短了一截,也矮了一点,可这没有影响我做事的激情,我和我的同事们用“白加黑”的精神为单位捧回了一块块奖牌,至今还挂在学校的荣誉墙上。经过十多年的风吹日晒,铜牌已失去往日的光泽,有的已锈迹斑斑,后来的领导特自把荣誉墙加了一个红框,鲜艳的红色和失泽的铜皮竟变得那么扎眼。</h3><h3> 2011年,在“强校帮扶弱校”的号令下,我被下派到我的原单位挂职任副校长,协助同校来的校长工作。那时农村学校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全面萎缩,遏止下滑趋势谈何容易。但我们不说一声难,不叫一声苦,把铺盖一卷,揣着激情和梦想上路了。</h3><h3> 有谁知,我走时,儿子要参加高考,第二任妻子得了青光眼,请假在家休养,他们正需要我的时候。有谁知,我回来时,儿子勉强上了个大学,家属也对我失望至极,感情渐渐疏远,一纸离婚书宣告了我的代价。</h3><h3> 我在那里拼了一年半。去时,老师的办公桌有七十年代的、八十年代的、九十年代的,缺胳膊少腿。我的办公桌是刚退休的领导留下的,木皮桌面被开水烫得伤痕累累,桌腿磨损成了瘸子,需要一个垫子才能平稳。我们从改变老师办公条件振奋士气开始,上跑经费,下抚人心,一个月就把老师办公桌换成了崭新的,而我们依旧使用带拐杖的桌子。</h3><h3> 欣慰的是,当年招生就有了起色,寄缩制也搞了起来,教师的精气神也提了起来。</h3><h3> 回到城关,我拥有了一张和其他处室领导一样大小的办公桌,是宋汝明校长留下的。他从城关出发,到了三中,三中成了初级中学领头羊;到了二中,二中当年高一招生就爆了棚;到了一中,一中这棵大树又发新枝。有时我心生遐想,假若他不走,我的单位该是什么样子?和他相比,我们缺少的是什么?<br></h3><h3> 站在楼上,我凝视校园里的两棵水杉,挺拔的身躯,秀美的发丝,在五月的风拂动下,刚劲而又妩媚。如果我们的当家人有水杉的高度和格局,有水杉一样的情怀和胆识,我相信,日落后便有日出,月隐后总会云开。<br></h3><h3></h3> <h3></h3><h3></h3><h3> 这十多年,同事的办公桌换来换去。我的处室同事受不了委屈,一气之下,把办公桌搬回到教师办公室,他说,当个纯粹的老师,爽!现在想来,这样的人不为办公桌大小而投机取巧、上谄下陷、苦心钻营,真应该大大点赞!</h3><h3><span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我想,主席台不是当老师的价值追求,讲台才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当学校管理者以各种理由不带课时,我却迷恋三尺讲台。有时头脑昏沉,一节课下来竟能神清气爽。我把问题抛给学生,追问,点拨,在和学生对话中,在学生获得问题解决的愉悦中,我切实体验到了一种幸福感。常有人问我:“你怎么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多了?”我告诉他们,因为我和学生在一起,爱他们所爱,乐他们所乐,好他们所好,心态年轻,人自然老得慢。</span><br>
前几天,在一位同事帮助下,我紧了一下办公桌柜子的锣丝,拉直了小抽屉的跑道,封死了大抽屉的面板,办公桌又有了端正的姿态,沧桑中有尊严,尊严里有了淡然。
我庆幸我还一直站在讲台上,讲台让我年轻,让我有活力。做一名好的老师,这是我不改的初心。
也许就在明天,我会在教师的办公室找回我的办公桌。<br></h3><h3></h3><h3></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