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水 故乡的云

刘渝珍

　　从上学开始每次在入学表格上我总是会工工整整的写上：姓名：刘渝珍，性别：女。出生日期：1946年1月24日，出生地：重庆，籍贯：山西崞县神岗头村（后合并为忻州原平县），家庭成分：工人；父亲刘安楼（司机），母亲任玉英（理家）。

上图左起：我姑姑、16岁的父亲与爷爷1930年摄于太原。

我姐姐刘永珍于1943年6月27日降生在重庆永新场，比我大2岁半。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重庆欢天喜地庆祝14年艰苦抗战，获得胜利的喜悦气氛中，1950年我爷爷刘金虎转折千里，从山西太原赶到重庆。来寻找他唯一的儿子，他期望能携带我们全家回归太原，参加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太原兵工厂的重建工作。他见到的是刚已失业在山西老朋友董仁久开的小面馆打零工的儿子和年幼的两个孙女儿，于是曾在老家种过庄稼、在工厂扛过矿石包的爷爷，在重庆期间肩膀上换上了一前一后的麻袋（搭连），凌晨在朝天门码头，一个高伟身板的老头儿肩扛北方特有的搭连，一前一后牵着两个幼小的孙女，走过晃晃颤颤悠悠的狭窄跳板，挤过肩挑箩筐熙熙攘攘的人流到货船上批发广柑和橘子，曾成了雾蒙蒙江边上令人哽咽的独特的一幕！之后的第二天，爷爷领着两个小手提着竹篮的姐和我到我们家附近的大田湾广场路边，把水果放在竹篮里让我们分头叫卖。“卖广柑喽，卖橘子呐！”，当年4、5岁的我听到10多米处刚上小学的姐姐那清清脆脆、奶声奶气的叫卖声，看到她那双水灵灵充满了期盼的大眼睛，我总是莫名其妙的远远蹲在我的竹篮边上。就是偶尔有人来光顾我的水果，我也是打死低头不吱声，因而总是姐姐卖完后再来叫卖我的那份。

👆图注：当年父母亲的结婚证书

说起上学还是我爷爷的功劳。看见别人家的小孩每天背上书包去学堂，我姐拽着爷爷的手：“爷爷，爷爷，他们都去学校了，我也要去！”，“唉，娃儿呀，那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儿！”。“爷爷，我也要去上学，我也要去读书！”，看着大孙女那双水灵灵充满了祈求的大眼睛，做了一辈子苦活儿的爷爷何尝不期盼儿孙们有文化。第二天一早他紧紧牵着大孙女儿赶到学校，缴纳了学费。当天放学回家，爷爷问大孙女儿学校的情况，大孙女儿说让她站在教室最后面站着，老师说要一张票票，比划了半天，原来是爷爷把缴学费的收据放在口袋里没交给老师。第二天他又紧紧牵着大孙女儿，一早赶到学校交了收据，亲眼看到老师给大孙女儿安排了座位才回家。在爷爷的支持下，从此我姐姐推开了我们兄弟姐妹求学的第一扇门。

👆注：还有当年的结婚仪式程序。

1951年在重庆的山西面馆，我父亲偶遇来吃面条的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的负责人：朱丹南、冯润庭(保定师范学院毕业后参加革命、曾任抗大教员)、刘莲池等几个北方人，闲聊中得知父亲曾经是司机，现正失业在家。因该单位唯一的小车司机张树清不久前开车发生交通事故，撞死了一小孩正在坐牢，所以单位急需司机，于是单位立即录用了我的父亲。爷爷随我们一家来到了位于九龙坡的西南人民艺术学院（该学院有美术系和戏剧系），我和姐姐也就近入学进了九龙坡小学。放学后我们到坡上挖折耳根（鱼腥草）、马齿菡、还有满山波的鬼子姜（洋姜）。在一人多高的乱草丛中，偶然还会遇见乱窜的大马蜂！在草地上追逐五彩斑斓的蝴蝶、在小水沟里寻找蝌蚪。有时也会偷偷溜到静谧的写生教室窗外，看那些在画纸上专心涂抹的素描，还有那姚跃于纸上的裸体写生。听着从远远琴房里飘过来的美妙歌声，九龙坡——是深深烙在了我们脑海中儿时快乐的人间天堂！但也有与快乐不沾边的两件事：听大人们在低声议论三反五反的事情，我们家祖上地无一分，瓦无一片，与这运动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另一件事却是压在我们家让人要窒息的乌云：爷爷常常长叹短息：刘家只有两个丫头，再不添个孙子，刘家就要断后了！他捉着姐姐的手写下刘家的家谱，一再嘱咐等刘家添丁后，让我姐一定要教会弟弟。

那时还没有出川的铁路，还是人们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年代！1952年自觉身体不行的爷爷不顾我父母的一再挽留和劝阻，坚决要落叶归根，执意离开了重庆九龙坡，先坐船到武汉，再转道回到山西太原。几经波折，路上感染风寒，回到太原不久就病故了。按照爷爷的遗愿，我姑姑扶着马车走了一天一夜把爷爷送到从他29岁就离开的故乡，与我早就去世的奶奶刘张氏合葬于了神岗头村。

☝注：保存到现在的父母的结婚戒指。

1953年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的戏剧系迁到了重庆保安路，更名为西南人民艺术剧院，我们也随父亲离开了九龙坡来到了位于解放碑附近的西南人民艺术剧院，我和姐姐转学到了大阳沟小学。记得1954年五一劳动节深夜一些人急急匆匆来回进入家中，“刘妈快生了”，“呼吸、使劲”…..我和姐姐挤在外屋的床上用被子紧紧的蒙着头，“哇～”清脆的啼哭声划破了5月2号的凌晨，刘家终于诞生了第一个男婴！有趣的是大弟弟出生在重庆保安路西南人民艺术剧院，按地名取名的惯例，大弟先取名为刘保艺——太土、易让人讥笑叫成保气、改为刘艺——又太奶气，为彰显刘家有了阳刚之后，所以最后大弟弟才有了刘毅朗朗上口、掷地有声的名号。其实我母亲共怀养了八胎：在我姐之前刘家的老大是一男孩儿，出生月余就夭折了；在我与姐之间有一个；在紧接我之后还有两胎儿，因母亲体弱都流产了。1956年怀上小弟时，母亲已40岁并身体虚弱，她原本不想要腹中这个胎儿，剧院的龚惠齐医生认为母亲十分体弱，若流产大人会很危险。在龚医生的极力劝说和指导下，母亲注射了强身的胎盘组织浆（胎盘组织液），于是1957年4月15日凌晨在重庆妇产医院，一个重达九斤又红又胖的小弟娃儿也降到了刘家，我父母高兴的给他起了个大号叫→刘强，他是我们姐弟四人中维一在医院出生的，唯一出生时最重、最高、最强壮的。因母亲奶水极度不多，三天后小弟娃儿缩水成了一个满身皱纹的“小老头”，但刘强就是强，与从小肠胃不好、挑嘴就爱吃酱油拌饭的大弟不同，老天爷给了小弟娃儿一张能吃的大嘴巴和强壮的胃口，后者居上，没辜负父母的希望，他在入大学时就蹿个达到了1.78米，后来居上成为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中最高的一个。

注：👆父母与我和姐姐50年3月19日年于重庆

西南人民艺术剧院下设话剧团、歌剧团、

舞蹈队、声乐队、曲艺队、乐队，一早从琴房里飘出了“啊、啊、啊、啊，依、吚、吚、依”；在操场和练功房里晃动着踢腿、下腰、压腿、侧手翻、…..的练功队员矫健的身影。

各个团队都生气蓬勃，百花齐放，新戏好剧连连。飞速跳动的黑白键大钢琴深深地吸引了我姐姐，课余时她总是静静地在琴房外，在小排练场的角落里听歌看排练，最爱的是浑厚磅礴的男生合唱“嘉陵江号子”。而我一放学不是钻到剧院的图书馆翻看着似懂非懂的大人们的期刊，就是坐在台阶上看在操场上舞蹈队的排练节目。我心中最爱的是歌舞“十大姐”，后来歌舞中端庄贤淑的“大姐”、文静漂亮的“二姐”….都先后调到新华书店转业为工作人员。最后只留下了活波聪明的幺妹——潘琪，后来她成长为省歌舞团的舞蹈队的编舞和导演。晚上除去舞会的日子，各家的小孩们都聚集在操场上玩老鹰捉小鸡，藏猫猫。十岁左右的我背着精廋精廋的只会咯咯笑的大弟娃儿和小伙伴们嬉笑追逐，跌倒在硬硬水泥地蹭破膝盖和手臂那是家常便饭。麻烦的是如果是仰面倒地，那大弟娃儿干干的大脑壳会优先着陆，而留下让父母心痛的明显的大包包，回家父母的责骂是一定的。

1956年1月大姐高烧不退，医生诊断确定是结核性胸膜炎，住进重庆三医院治疗了四十多天，等病情控制后她就出院回家休养和吃药了。当时儿童和家属还没有医疗保险，医疗费生病得完全自费。父亲的薪水仅能维持一家五口人的日常生活开支，无力支付大姐一大笔住院费用。单位伸出援手借给父亲钱，才得以支付了医院住院治疗费用，并告知：孩子治病要紧，等日子宽裕了再还。这是我们家欠下公家的第一笔债，没想到时隔26年后才还清了公家的无息债务，这已是后话了。随着两个弟弟的来临，父亲一人工资养活六口之家，日子就过得紧紧巴巴了，我母亲除了照顾我们外还接了一些脏的被单、床单、衣物等回家清洗。那个年代既没有洗衣机甚至也连洗衣粉还没问世，妈妈用肥皂、用手搓、用洗衣板搓、大件放在洗衣台上用洗衣刷子刷。清洗干净后，在晾晒之前再用热的清米汤浆洗，最后返回顾客的是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衣物和白白净净已缝好完毕的带着太阳气息的被子。妈妈一生爱整洁干净是出了名的，我们全家的衣物总是干干净净的，哪怕是洗得发白的补丁摞补丁的旧衣裤也是没有一丁点的油渍和掉扣和开线的。

记得1957年春夏期间剧院的小排练场，办公楼的过道里贴满和挂满了向院各级领导提意见、建议的大字报及惟妙惟肖的漫画，大人们说这是在号召大鸣大放、百花齐放。大字报上写的什么，画在讽刺什么？这对还是孩提的我们是看不明白也搞不懂的，但我们还是挤在大人堆里踮着脚尖看看画得像哪位领导？心中还觉得有的画画的人还真有点和我爱看的“三毛流浪记”的功底。很快代替大字报和漫画的是铺天盖地的批判右派的文章、标语和喇叭中打倒右派的口号声和歌声，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了。听大人们悄悄紧张地议论前段时间是在引蛇出洞，现在是在揪牛鬼蛇神，秋后算账了。知识分子集中的文艺界抓出了不少右派，剧院也是重点之一。

一天深夜我父亲在冲洗他开的小车，父亲压低嗓子悄悄告诉我母亲，单位让他开车把一割腕自杀的人送到医院去抢救，车上流了好多的血，没到医院就没气了。没读过书的母亲深深地无限惋惜地叹了口气，父亲也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人到什么时候都不要想不开! ” 。当时剧院只有一辆卡车和一辆美国道奇吉普车，我父亲是小车司机，平日只有院领导有资格坐吉普，偶尔紧急状况送人到医院也会派上用场。

👆注：36年姑姑、姑父全家于太原。

其实从1952年起成都就定为了四川省的省会，所有省直机关都陆陆续续置位于成都。因而1957年底至1958年初西南人民艺术剧院进行了拆分、组建、搬迁：话剧团就是现在的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的前身、舞蹈队并入了四川省歌舞团。父亲划归于话剧团，于是1958年4月妈妈带上我们和放在婴儿筐里的小弟第一次坐上火车迁到了成都市纯化街12号——一个居住12家人的美丽和睦的院子，有人艺的院长刘莲池（在延安时期曾为我党的新闻记者，刘胡兰的事迹就是他去采访和首先报道的）、党委书记冯润庭（保定师范学院毕业后、曾担任过抗大教员）、副院长导演肖锡荃一家、主任栗茂章、主任傅仁惠、副主任武国让、谢继明一家，艺术室于毅一家、资料室李谦一家、办公室秘书的李自元一家、会计王文珪一家，后来傅仁惠、武国让、李自元等先后搬走。之后搬入12号的有美工队的许缙、演员刘蔚，演员王建华，演员李鉴秋，炊事员蔡正华，还有专门演日本鬼子及反派人物实际内心很善良的演员刘海一家…..。

在纯化街12号的门口挂上了一个醒目的大木牌——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宿舍，而省人艺的主体演职人员则集中居住在了位于红照壁34号（与人民南路的四川剧场连通）的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内。

解放前不少地主、富豪在成都就建有幽静的别墅，纯化街又称为南门三巷子，而12号传说是当年一官僚的别墅。其特点是当街是一排不起眼的铺面，推开第一进门后是东西两排木地板的平房，我们住在西面平房，东西平房中间有一个青瓦结构的小天井。进入第二进门后映入眼帘的是花园，里面有早春开满大朵洁白的玉兰花树、春天盛开红色、粉红色花朵的桃树，环绕花园四周的是蜿蜒、曲折迭进的七里香花架，那开满白色花簇的七里香总是散发出淡淡的芯入心扉的花香。在院子的西侧围墙边有假山和鱼池，隐藏在绿影婆娑花树后面是一栋洋气的西式小楼。在院子的东墙根处有一口永远是水汪汪清澈的水井，在水井附近还有枇杷树、樱桃树，纯化街12号是一个在融汇中西建筑的基础上自成一体的独特的民居。在炎热的仲夏，知了在花架上、高高的树枝上此起彼伏的鼓翼欢唱，傍晚这里是我们沾半透明状的知了壳（蝉蜕）紧张专注的战场。在秋高气爽的八月十五，每家都端出水果、月饼在花园中大家共度中秋。

可惜好景不长，美丽的桃树、秀气的樱桃树枯萎死了，妈妈惋惜说这是让每家的蜂窝煤炉子冒出的煤气给燻死了。后来1961年自然灾害来了，七里香花架长满了毛毛虫，七里香也奄奄一息了。妈妈叹息道这年月人都快饿死了，花也活不了呐！

迁到成都后1958年和1961年我前后进入成都四中（现在的石室中学，该校今年已有2055年的校史）的初中部、高中部学习。大姐由人艺单位联系1958年插班进入了28中初中部就读，1959年她考入成都四中高中62级5班学习。

☝注：1956年大姐、刘毅、我和父母于重庆合影，那时还没有小弟刘强。

1961年大弟就近进入成都市盐道街学校读小学，小学二年级时心灵手巧的他自己动手装了一个矿石收音机，放在一个纸盒子里手捧着他平生第一个自豪的作品，被学校推荐去参加了当年的成都市少儿科技展。这个"小发明",刘毅在家里还得意地演示过,只见他轻轻地拨动铜丝接触矿石上某一点,立马一个微弱的丝丝啦拉的电台声音就从耳塞中冒出来了。但这个点很难找,要反复调,稍一动就又收不到了。1963年大姐考入重庆大学电机系，刘毅把这个宝贝送给了她作为贺礼。 大姐把作为天线的长长的紫铜线绕在学校宿舍墙上,晚上等舍友回来后接通只能收到一个台的矿石收音机, 一边拨动铜丝调找那个神秘的接触点, 一边口中还不停地问:”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小小宿舍的上下铺立即响起了七嘴八舌的兴奋的声音:" 没有，没有呵，…响了, 响了,听到了!”,这成了大家睡前的一个必要的节目 。要知道那个岁月收音机对老百姓来讲是个罕见的奢侈品,就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经济条件富裕的人家结婚前还要讲究凑齐个三转一响: 三转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而那一响就是能伊里哇呐响的收音机哟!

后来大弟一直对无线电收音机独有情钟，他装了个只能用耳塞接听的单管收音机，再后来到了1968年他收集厂家淘汰下来的磁棒，三极管，电容，喇叭等等，然后按线路图一一放在三合板上焊接好，组装了一个四管来复式推挽收音机。这使重技术的老爸高看一眼，并一直支持他的大儿子装收音机，只要说是要去买缺少的零件，父亲二话不说立马掏钱。

我们一直在机关大院里长大,因住在单位大院里的人大多是南下的干部，北方人居多，而我们姐弟四人生在重庆长在成都理应是四川人，可是中学的同学却不认可，把我们定为了外省人！只有祖上是四川人，至少父辈是四川人的同学才能称之为地地道道的四川人。由于战乱、抗战和成都解放初期的南下等人员的迁移，我们班外省人不在少数，占到了近一半。

我母亲是安徽安庆人，父亲是山西人，所以我们被划到外省人一拨中是特定的。孩子的籍贯是随父亲，因而那就得先从父亲的身世谈起。

👆注：刘毅的小学毕业照。

1914年正月初三在山西崞县宏道镇南北乡，那黄土高坡的神岗头村刘金虎家出生了一男婴，就是我们的父亲刘安楼，我们还有一个姑姑比父亲年长3-4岁。在父亲三岁那年的春节前夕，给人扛活打工刚拿到一年工钱的爷爷被村里的人叫去玩小牌，结果输光了一年辛辛苦苦挣来的工钱。爷爷回到家，奶奶带着姑姑和爸爸这一双儿女，正望眼欲穿等待着爷爷的工钱过年，听说爷爷输光了一年的工钱，这给原本就贫穷的等米下锅的家庭引发了争吵，导致本来心里就窝火的爷爷和非常生气的奶奶矛盾激化发生打架。爷爷出门去散心，受了委屈的奶奶抱着儿子、牵着女儿冒着风雪下山回到宏道镇的娘家。向娘家人倾述自己的委屈和伤心，期望获得娘家人的同情，谁知不仅没有得到娘家人的同情，还又被同样输了钱正在家生闷气的她哥哥数落了几句。性子刚烈的奶奶回到家后，一时想不开就喝砒霜去世了。对奶奶的离世爷爷后悔不已，伤心欲绝的爷爷将不到一岁的父亲被寄养在了神岗头村的四奶奶家，姑姑被亲戚带到原平县上封村成为孟家的童养媳。

当年29岁的爷爷到太原兵工厂当了一名工人，白天扛麻袋把矿石倒进炉子里，晚上栖身于工厂的杂物间。省吃俭用每月把工钱按时寄给四奶奶，从此他再也没打过牌，也终身未娶，还供养父亲读了两年私塾。父亲12岁时因四奶奶逝世了，被爷爷接到了太原。爷爷为人仗义正直又能吃苦耐劳，因而在工人们中威信高、人缘好，在工友们的帮助下，才13岁的父亲冒充15岁进入兵工厂当了一名鐘工（即钣金工）。之后我姑姑、姑父、三爷爷都先后进入了太原兵工厂。

我父亲20岁时凭借一手好手艺，用一张铁皮敲成了一把水壶而被铁路录用了，供职于当时贯穿山西南北的同蒲铁路，随火车穿行在太原和蒲州（风陵渡）。1937年底日本飞机轰炸同蒲铁路，父亲随工友们退到黄河上最大的渡口风陵渡，“绝不能把火车留给日本鬼子！”，大伙儿齐心协力把火车推到黄河后，集体徒步到了西安。大家约定等击退日本后再返回同蒲铁路开火车，中国军队在八路军配合下奋力抗战历时两个月，共伤亡近三万日寇，我方伤亡10万人以上，随着太原会战的惨烈失利，返回故乡的梦破裂了。当时从国外进来一批美国汽车,摩托车急需招考一批技术工人学开车，在西安父亲考上了。他们这批被招考上的人先到湖南学习，由于日本人的节节逼近，随着战事的紧张，他们退到广西，最后退到了重庆，父亲历经三个月的学习后开上了摩托车。也就是在这里1939年父亲经人介绍娶了同样经历了千辛万苦从安庆逃难来到重庆的母亲。

成家之后为求稳定、也为他心中的思乡情结，父亲到阎锡山的二战区驻渝办事处下面的运输团当了一名货车司机，这里是山西人聚集地而且大多是五台山一带的晋北人。

押车员是长我父亲几岁的同为山西人的杨文振。杨伯伯毕业于山西大学是杨家将的后人，曾获得1934年全国武术冠军。抗战前他在铁路上当过货车的押运员，开始爬火车的飞贼并没有把戴一副眼镜外表儒雅的瘦高个的他放在眼里，直到爬上火车后被杨伯伯打得屁滚尿流跌下火车，才悲叹他们碰到了一个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在重庆父亲有幸和为人正直热心的搭档杨伯伯，一起爬高山，穿秦岭日夜兼程。一次从陕西前线拉了一车废弃大炮返回重庆，在夜行途径大竹县的山区时，由于连续几天昼夜驾驶，十分疲劳，加之山区路况险恶，父亲的车翻到山沟，两人都摔晕了。轻伤的杨伯伯先醒过来，到附近一村庄叫来人用滑竿把满脸是血、重伤昏死过去的父亲送到了一户农家，请来一郎中，硬是把父亲从阎王爷那里拉了回来。杨伯伯把父亲藏在那村庄整整休养了一个多月，他先返回重庆探探上司的口风，见已没有追究的风险后才让父亲回到了单位，杨伯伯是父亲一辈子的生死之交的朋友。

1944年运输公司的王建业托父亲开车到沦陷区的山西介休把其夫人和一双儿女接到重庆，父亲也十分思念离别多年的他的老父亲、我们的爷爷。父亲立即开车北上把车停在了陕西省西安，买了一个良民证，穿上长褂戴上礼帽装扮成商人。日伏夜行穿过了战火纷飞的交战区，途中历经了土匪的盘剥。先到介休先找到王奶奶让她们先收拾行李，然后经过了手拿明晃晃刺刀的日本鬼子占领的城楼，到太原与爷爷见了一面。爷俩没敢开灯在漆黑的屋里面对面坐了一夜，由于汉奸就躲在墙根下偷听，父亲压低声音讲诉了这几年的经历也没敢多说话，天还没亮爷爷就催促他赶快离开。父亲给爷爷留下重庆的地址，就返回到介休把王婆婆及其儿女带领到陕西西安后，用车平安接到了重庆。据说日本鬼子接到汉奸的密报后，还调查父亲回来是给八路军还是给阎锡山办事？让爷爷、姑姑和姑父担心受怕了好一阵。

到1950年重庆解放后，不少逃难到四川的外省人都陆陆续续举家返回了原地，父亲的好朋友董仁久全家也迁回到了山西老家定襄。爷爷希望父亲能回到太原兵工厂工作，父亲也力主我们全家迁回山西，可是喝长江水长大的母亲坚决不肯去山西，她梦寐以求的是要回到那生她养她的安庆！我们从小就在是回山西还是回安徽好的父母的争吵中长大。

　　

听母亲讲述：她是1916年农历冬月25日出生于安庆东门外的任搁酪（任家老屋），我们的外公共养育三男三女。第一个孩子是我们大姨，第二个孩子是我们大舅任祥璋 ，第三个是比我母亲长七岁的二姨，第四个二舅任祥玖，我妈妈是最小的女儿，是家中第五个，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我们的小舅舅任祥珏。

母亲的爷爷（即我们的曾外祖父）写得一手好字，在安庆城内东边开了一个专门经营楹联匾额的小店，徽州丰富多彩的楹联匾额反映了明清几百年间徽州文化土壤的厚重，也反映了读书习字成为安徽家庭培养子女的必修课，同时它也是在不论进境如何，家家总是崇尚书香熏陶的耕读传家的传统基础上绽放出来的瑰宝。经商返乡的只能修一二进门的建筑，而只有中举返乡的才能修建徽州特色的“三进式”的“三厅两过厢”的徽式建筑，这已成为地方的惯例和民间的认同。当然安徽在全国闻名的还有产于安庆的黄梅戏。

我们的曾外祖父共育有三子，妈妈的父亲（我们的外祖父）是排行老大。曾外祖父认为家中至少要出一个读书人，即使挣再多的钱、再勤俭也没用，如有人在地契、房契等文字上做点手脚就要上当受骗，于是决定供最小的三儿子（我们的三外祖父）去读书。每学期我们的外祖父都肩挑书被接送他的三弟到学堂学习。三外祖父毕业后回家开了一私塾学堂，让他的两个哥哥各送一名他们的儿子到学堂免费上学。这样任祥瑕（我们的二外祖父的儿子）和我们的二舅任祥玖就进了私塾学堂。每天二舅都会带着才几岁的渴望也能读书的妈妈上学去。可是我们的三外祖父不仅不收女学生，还不准女孩子在学堂周围转，固执认为女孩子靠近学堂不吉利。母亲总是避过三外祖父的视线在窗外偷听，她背住了先生教的古词、古诗，回到家再问她二哥这些诗词的意思。年少的任祥玖喜欢在江里捉鱼，在水地里抓蛇，喜欢干农活，他不喜欢进老要被先生打手板的学堂，这样二舅就不去上学了，读书也就成了母亲她一辈子心中永远的梦。

注：母亲出生地任家老屋现只剩下倒塌的木架子。

当母亲9岁时，我外婆病逝了，当时16岁的我二姨已嫁到罗家，按规矩娘家的丧事是不能拿到婆家来做的，在善良忠厚老实的二姨夫的掩护下，我二姨晚上躲在蚊帐中在我母亲鞋子外面缝了一层白布权当孝鞋。安葬完外婆后由于体弱病多的外公再无能力抚养尚未长大的最小的一双儿女，因而我母亲被送给安庆西门外鸭儿塘附近一黄姓家为童养媳。而她的只有5-6岁的小弟弟任祥珏托人被送到了孤儿院。

因进入孤儿院要求是真正的孤儿，是不能让院方知道他有亲人的。每到红白喜丧时孤儿院的小乐队都要出来，母亲只能趁此机会挤在人群中间悄悄看看那个站在队尾瘦高个、吹着小号的小弟弟。

注：罗生道的好朋友珍藏的鸭儿塘的老照片

黄家靠每天到长江边的渔船上买来鱼后再担到市里沿街叫卖度日，如遇见警察，新鲜的鱼儿会被抢走，遇见热天鱼稍一有味就又会被警察强制倒到江中。而年幼的母亲春夏秋冬都要在鸭儿塘浆洗衣物，三九天手和脚长满了冻疮和深深的血淋淋的裂口。小时的母亲由于没吃过饱饭，营养不良，长得又黑又瘦，所以大家都叫她干妹子，总之黄家日子虽过得苦巴巴的，但干妹子还算有了一个温暖的栖身之处。后来黄家的两个儿子在卖鱼途中不但鱼被抢了，而且人也被绑走了，据说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黄家倾家荡产出钱托人去找儿子也没有找到，从此两人渺无音讯。黄家已无能力再收留母亲了。任家老屋的两个哥哥已成家了，也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这样无家可归的母亲离开了黄家到安庆市的一叶家当了佣人，在这里我母亲结识了来至桐城也同在叶家帮工的长她几岁的朱姐。

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在英勇抗击的日本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了。1937年12月13号日军攻陷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国际法庭认定至少20万以上，中国学者考证为30万以上。日寇在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消息传到了安庆，叶家女主人遣散了佣人收拾细软全家坐船向武汉逃去，走前留下话儿让母亲她们下人想法逃难到武汉后再去找她。之后母亲和朱姐也随着逃难的人流好不容易挤上了船逃到了武汉，武汉是平汉，粤汉两铁路的衔接点，又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南京失守后，这里便成了全国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成了日本鬼子集中兵力攻打的目标。因此等母亲和朱姐逃到武汉后不久，日本侵略者又打到武汉了，叶家又离开武汉逃往重庆。1938年6月后，中日双方在武汉外围展开大战，朱姐拉着21岁的母亲在激烈的枪声、炮声中，在日本轰炸机的追击下，从武汉坐船逃难到湖南洞庭湖，再徒步逃难到广西桂林，又随无边无际的难民和溃退的国军逃难到贵州，曲折难行的无尽山路、思念和牵挂家乡亲人安危、无望的艰难逃难，几次母亲都不想走了，总是朱姐拖着她往前走，鼓励她等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定要返回家乡安徽。有一次朱姐把母亲从地上拉起来刚离开的一个山坡就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一路上把母亲视为亲人的朱姐总是对外称这是她的亲妹妹，在遇见兵痞的扰扰时也是她护卫了母亲的周全，九死一生的她们拖着满脚血泡的双腿、历时两年终于逃难到了重庆！到达重庆后，母亲举目无亲，没有依靠，只好在劳务市场上寻找了一份佣人的工作，勉强糊口生存。
重庆解放几年后母亲与安徽的亲人们终于转战联系上了，让人心酸的是我们的外公在1940年就因病去世了，我们的二姨因得产后热也于1954年去世了。让人欣慰的是那个在孤儿院的让母亲牵挂的小弟弟解放后到了安徽省艺术学院乐队当了一名号手，成了家，我们的小舅舅还从千里之外的合肥寄来了当地的四大土特产：麻饼、烘糕、寸金、白切，那真叫一个又脆又甜又香！这重新勾起了深深埋在母亲心中的思乡之情，这就是解放后为什么母亲坚持要回安徽的原由。后来我们家搬到成都后，父母共同认可成都这个天府之国无论是气候还是物产都是他们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城市，于是回山西好还是回安徽好的他们的争吵才算慢慢平息下来。

注：当年的鸭儿塘早已被填平，现为安庆石化热电厂。

没想到促成母亲回到安庆的竟然是1959、1960、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都在饥荒的死亡线上挣扎，成都也是如此。一人一月只有二两菜油，一年二尺布票，不仅鸡鸭鱼肉见不到，并且副食也极度贫乏。我们四人都清楚记得父亲卖了他那只旧得发黄的英纳格手表，花了五元钱好不容易买到一个南瓜没舍得吃放坏了，让父母后悔不已，要知道当时父亲一月的工资才六十多元。那时的粮食是定量配购的，而且米里泥沙，稗子还不少。每天母亲坐在桌前把米检干净，把检出来的稗子、谷子小心地集中在一个碗里，等到积攒满一碗后，再用小石磨磨成粉，调上水在铁锅里摊成稗子粑粑给我们吃。当时在川医伙食团担任采购工作的父亲的挚友杨文振伯伯偶尔路过我们家门口，会悄悄进来放下一只小鸭子摆摆手转身就走。就是这点点有点油腥的菜母亲也总是顾着我们四个孩子，熬到1961年初母亲的腿肿得一按一个坑，经常晕倒，龚医生说妈妈是营养极度不良而引起的贫血和浮肿（水肿病）。远在千里之外安庆的我们的几个舅舅听到此事后很着急，让小舅舅写信来，要母亲务必速回安庆老家，说农村地里还能刨点东西充饥，这样1961年秋季妈妈牵着4岁的刘强第一次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车。

当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郑州是回安徽的第一个中转换乘车站，火车半夜到达郑州后，妈妈带着迷迷糊糊的小弟弟刘强在站外广场上等待转车。快天亮时母亲内急要去卫生间，托付旁边的一个老太太照看一下在行李上睡着了的刘强和行李。可等母亲刚一离开，刘强就醒了，背着他随身的小铺盖卷、哭着喊着在广场上四处找妈妈，母亲因天黑看不清楚而在车站广场上到处寻找小弟弟和行李。母亲回到原地没见到小儿子，脸立即刷白，心都快跳落了。等妈妈找到身披小被子哭得满脸眼泪鼻涕的刘强时，一把把他紧紧的抱在怀里，从此在途中母亲紧紧地牵着他再也没离开过。

经蚌阜再次换车终于到了合肥，在安徽省艺术学院母亲见到了小舅舅，此时小舅舅已分别有三岁和半岁两个儿子，同样在饥饿中挣扎。为让母亲能吃上一顿菜叶糠饭团子，一次小舅妈到地里揪了几把萝卜叶（萝卜樱）偷偷藏在篮子底下，让学校保卫发现而被没收了。 母亲坐汽车好不容易回到了安庆老家，大舅小舅见到阔别24年的当年的干妹子带回来从未见面的又黑又瘦的小外侄儿，大家都哭成了一团。当时在公社食堂做饭的二舅舅，有一天下班时在围裙里偷偷藏了一碗蛋炒饭带回来给妈妈和刘强吃。大舅舅让他的儿子在长江边上好不容易买到了一条鱼，足足有刘强身高的一条大活鱼，鱼烧好后大舅舅没舍得让他的儿女们上桌而让母亲和刘强吃。那时身体有病还咳血的大舅自己也没舍得吃，把鱼最好的部位不停挟到刘强碗中。要知道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 ，中国因饥馑而饿死的人不少，而山东、安徽等地又是全国出现自然灾害最早的省分，安徽饿死了多少人？没有正式披露过，我丈夫贾志斌1973底年到安徽定远县支农了一年多，在组织农民的忆苦思甜的大小会上，村民起来纷纷诉说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少人走着走着就倒在路边死了，有的村饿死的饿死，外出要饭的要饭都成无人村了…。安徽的亲人们真是从嘴里抠出了食物帮我母亲和小弟弟闯过了饥饿的死亡关，我母亲和小弟弟在安徽住了两个月后带着亲人们的深深的亲情、浓浓的大爱返回成都。

注：1961年11月母亲带着刘强在合肥与小舅家的老照片，左起：母亲、刘强、小舅妈、安加、毛毛、小舅舅。

要说父母另外一点的意见分歧当属子女的上学问题：当时父亲一月工资是60元左右，除掉房租、水、电和父亲一月的烟酒费，家中人均不足10元。迫于生活的压力要姐姐和我读完初中就到工厂去当个工人，我父亲认为女孩子读书多没用。单位领导曾有意招收大姐去当午美人员管理戏剧服装，“好人家的女儿不当戏子！” 父亲断然拒绝，领导开导道：“老刘同志，时代不同了，现在我们是人民大众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可固执的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认为天下最好的职业就是当一名有技术的工人，经常挂在他嘴上的一句话是“天干饿不死手艺人！”。

可是当了一辈子文盲的母亲与父亲看法相左，认为儿女们能多多读书，才能多长一些本事，尤其是女孩子绝不能像她一样是个文盲，当一辈子的家庭妇女。但话语不多的母亲深知压在这个家的生活担子的分量，在此问题上并不与父亲正面争执。为了让我们能继续读书，原本就体弱常常咳嗽的她除了继续帮人洗衣被外，还黙黙地拼命干活：在家中不停糊火柴盒，还在家中替人看管幼儿。我常见母亲坐在大床边上数着钱并分成薄薄的几份，深深地叹息，然后用手绢把钱包好放到米缸里上面用米细心地盖上。我心中清楚日不敷出的妈妈不管如何精打细算而在为攒积不出来下学期我们的学费、书本费而发愁担忧。父亲也悄悄从纸烟变成了叶子烟，最后到集市上讨价还价买回来一捆最便宜的老烟叶自己动手卷起来抽，还乐呵呵地解释：“嗨，这家伙好，比纸烟劲大，吸起来过瘾！”。以前爱喝酒的他也只是偶尔中午让小弟拿个杯子到附近的桂花街杂货铺花八分钱打一两散装小白干回来解解馋。每天我们放学一回到家就帮妈妈干活，细心的姐姐主管上街采购，清洗衣服，帮弟弟们洗澡。被母亲誉为耐心脾气好的我分工照看小孩，我一只手拿着语文书、或化学书，一只手摇着车中咿咿呀呀的婴儿，嘴里一边唔呀喔喔地与他互动，脑袋里却在默读课本，记忆公式。等吃完晚饭母亲一一安顿几个孩子睡觉后，挤在一张桌子的我和姐姐开始做作业，那才是进行数学运算的最佳时段。等夜深人静了我俩躺在床上把外语单词像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一遍，在从院子东侧外茶馆里飘过来高亢激越和婉转抒情兼有的川剧声中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一到寒暑假是我们勤工俭学攒积学杂费的好机会，姐姐带着我到工地搬砖，挑沙，敲铺路的石子，一天干下来那怕只挣到几分钱我们心中也乐开了花。有一次（1960年）还遇到办公室描机械图纸的好运气，可描图笔总是不听我的使唤把图纸画得像花猫一样，我的手脸也成了花猴，急得姐姐不让我动笔，等她画完后再来描我的图纸。

给我留下最深记忆的是1962年和1963年暑假在四川剧场卖冰淇淋的日子。为支持职工子女的勤工俭学活动，省人艺领导把卖冷饮和糕点的经营权交给了我们，哗啦啦一下来了八、九个十五岁到十七八岁的孩子。是呀，那时候开学前急着要钱交学杂费等米下锅的可不止我们一家哦，我和姐姐初中的不少同学就是因为家境困难而退学，或初中一毕业就工作了。因为姐姐心算能力强，所以成为我们这支娃娃队伍的财务总管，我们分成两人一组，轮流拉冰淇淋和到耀华食品厂拉点心。

当然我们两姐妹是铁定的一对搭档，七、八月成都的午饭后喝完母亲为我们准备的凉凉的金银花水或绿豆水，拖着省人艺提供的放着两个保温桶的板板车，头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脚踩着晒化了的柏油路我们出发了。从小体质就比姐姐好的我当仁不让的拉板车的中杠，她是边上的飞娥娃。到青羊宫冰糕厂装上冰淇淋，我们得紧赶慢赶在六点半前拉回到四川剧场门口放好，迎候观众的来临和吆呼着光顾我们的冰淇淋。在剧目中场休息时我们把保温桶抬到休息大厅，这短短的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可是我们卖出冰淇淋的最忙也是最后的时机。你要知道在没有冰箱的年代，当天冰淇淋能否卖出去可是紧紧牵动着这支队伍的每个家长的心。这时大厅里除了孩子们的叫卖声，每个家长都上了战场，父亲也不例外，帮着收钱、找钱，帮着递冰淇淋。在各种食物贫乏的年代，当时冰淇淋还算高档稀罕的冷饮，按上级规定冰糕厂只能有限的特供给几个少数单位，所以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在天气闷热时，两个保温桶的冰淇淋都会一枪而空。剧目下半场开始了，休息大厅也恢复了安宁，娃娃兵们吃着保温桶底层化了的冰淇淋，香甜到了骨头里，真叫一个透心的凉，爽！看着忙着数钱、记账的姐姐，家长们的脸都开满了花。等娃娃兵们吃完了，姐姐的收支情况和账目也出来了，留下本钱后把当天的赢利都分给了大家。可是遇到晚间突然下雨、天气凉爽冰淇淋卖不完的日子就惨了，家长和孩子们分吃着剩下的硬硬的冰淇淋，心里那叫一个苦啊！那时人们买点心是要粮票和糕点票的，所以冰淇淋是那可是我们的重要业绩和收入。

所幸的是辛苦一个暑假，每个娃娃兵都能分到不少应得的报酬。除掉开学应交的书费，那五元的学杂费外还有富余，每天晚上一直陪着我们卖冰淇淋的父亲总算松了一口气。从不上街的母亲笑咪咪的陪我们到了春熙路，王府井逛商店，给我们添置了新棉衣。我记得有一次还给我买了一双亮亮的黑皮鞋。

1963年九月考进了重庆大学电机系的姐姐，成为了崇尚文化学习的纯化街12号院子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成了我心中的标杆。我暗暗立誓：努力努力再努力，明年一定要像姐姐一样考上一个重点大学。在这一年里， “人穷志不穷” 父母常说的话是激励我的动力，有时晚上学累了的我就疾步奔到正在上演话剧“卧薪尝胆”的四川剧场站在最后面，为的是听一声该剧最后的高潮，击地三声的士兵高声断喝：“勾践，你忘了三年的耻辱了吗？” 。

注：我收到了中科大录取通知书，我们全家1964年8月底摄于成都。前排左二是小弟刘强，右一是大弟刘毅。

在1964年高考填志愿时，考虑到家中要同时供养两个大学生的实际困难，我把不交学费，而且有饭费的北京师范大学放在了第一志愿。但学校老师认为我填低了，因我是高度近视眼，清华大学对视力是有要求的，这样老师把我的第一志愿改成了中国科技大学。那时我们的志愿都是由老师帮助填报的，家长们大多不懂，也不大过问。几天的高考终于结束了，考完后我成了一个霜打了的茄子，与任何人都不想说话，语文、数学、化学、外语、政治回忆一下认为还算发挥正常，唯独平时我钟爱的还自认为是强科的物理考得没底气了、糟糕的是考下来后最难的一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大家心中都不知道，物理老师也吱吱呜呜。我的心都凉透了，泪水直往肚里流，每天我拿一分钱到街边的小人书店里一坐就是一整天。突然有一天姐姐一把把我从书店里拉回家“考上了、考上了！”，只见兴奋激动的她手中高高挥动着一个信封，“ 中科大的录取通知书来了，你考上科大了！”，她拉着还没反应过来的我在家门口高兴得又蹦又跳。啪！我的背上重重地挨了一皮管，“叫你去喝稀饭（意思就是让我读师范），你不考，还要考到北京去。京城以前那是有钱人家的公子才能去的地方，不要说学费，光路费就要逼死人了。”，原来生活高压的长期积累让老爹像火山一样爆发了。闻讯赶来的院子里的邻里们大多也是父亲单位的领导围成了一圈，“ 孩子考上科大不容易，别人想考还考不上叻。”，“老刘，有困难提出来嘛，路费、学费先向组织借。”。随后纯化街12号院子的众人纷纷送来了各种物品：有的送来一支钢笔，有的送脸盆、有送肥皂盒、本子、毛巾、搪瓷水杯和碗、八成新的衣服，有趣的是还有一条半新的练功裤，（把下面的松紧带抽掉，走在校园里比几十年后出台的喇叭裤还要时髦）。老爹买回来一货真价实的牛皮箱，全家还照了张全家福。母亲硬把家中剩下的几十元塞给我，父亲说“带上，穷家富路嘛！”，这样接到录取通知书还没来得及喜和悲的我带着一颗深深感动的心登上了直达北京的火车。我就读的是物理系技术物理专业，全班有1/3是来自于农村的贫下中农子弟，我们家经济状况在班中竟然还算中等，学校给我批了一月十二元的助学金和发了一条棉裤，要知道那时北京的冬季最低-20℃。新同学见面首先吐槽的就是高考那道最难的物理题，地地道道的大学内容，也不知是何方圣神拍脑袋拍出来的？从成都的家信得知：父亲由于一辈子精湛的驾驶技术被评为了成都市文化局系统唯一的一级司机，早在解放前在翻越秦岭的长途中他就练就了能自己拆装和修理汽车的过硬本领，他开的那辆从未出过事故的美国吉普车保养得任何人都不能动一动，所以唯一的一级司机非他莫属，相应工资也提升到了76.50元。父亲坚持每月汇给姐姐10元，汇给我12元，理由是北京的东西贵。母亲还是依旧给人洗衣、替人看孩子…. 黙黙地拼命干活。不久从父亲短短的家信中得知：他又被评成了成都市文化局系统的先进工作者。经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朴实的父亲对共产党，社会主义打心眼里热爱和拥护。纯化街12号院子过道只有一个公用电话，由于编制问题没有设置门卫和清洁工，从1958年我们进住开始，除了开车本职工作之外，12号院子各家信件、电报的收发、接听传呼电话、扫院子的落叶均被大家公认的热心肠的父亲无赏揽了下来。他要开车外出，那这些义务就是母亲的事了，因此他多次被单位评成雷锋式的先进工作者也是当之无愧的了。

注：☝位于北京玉泉路19号的中科大校门。

👆注：瑛瑛1973年出生在四川江油。

1970年9月全国中小学正式复课，刘毅，

刘强也进入了盐道街学校初中部学习。1972年初才读了两年的与刘毅同级的学生们又到上山下乡的年龄了，刘毅必须下到农村，这点父母是清楚的，大弟从小体弱父母希望他能下到离姐姐近点的农村去，好有个照应。但当时只有到云南西双版纳建设兵团才最革命的一股极左的势力左右着成都市教育系统，因而学校军#代表要全部老师到学生家中去“动员”学生到兵团去。于是家长和老师玩上了“猫捉老鼠”，完不成任务的老师改变了策略，半夜到学生家中去堵家长，同样我们家的板凳都快让动员者坐烂了。学校给我的特殊任务就是要把刘毅动员到云南去，这到免去了让我每天外出去抓、堵其他家长的违心的事情。刘毅一人顶住压力，一人做事一人当，一口咬定他本人不愿到西双版纳兵团去，与父母、二姐的我无关。

最后1972年2月刘毅到江油青莲区西坪公社十二大队当了一名知识青年，因该大队有麻风病人，知青们就转到了十大队。同年9月刘强升入盐道街学校高中部继续读书，1973年我调回合肥中科大回炉进修后留校。1974年春思儿心切的母亲到了江油长钢，我的大姐夫冯书海(冯哥)用自行车驮着她翻山越岭走了五十多里山岭路到了十大队。刘毅打柴割草去了，到黄昏时，妈妈远远看见一堆草移了过来，走近了才看见是又黑又瘦的刘毅背了比人都要高的草回来了。回到成都妈妈给刘强一提到此事就心痛又心酸地说：“刘毅菜都没有吃的，光吃盐巴拌饭，还要背那么高的草，还要干那么重的活，好可怜哦！”。1974年7月中旬刘强高中课程刚结束，学校还没开始办离校手续，就直奔江油帮刘毅挣工分去了。在大姐处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带上大姐舍不得吃的白鲢鱼，走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到了刘毅的知青屋。为款待第一次来的弟弟能吃上顿白米饭，两弟兄背上谷子到八里外的公社碾成米，再背上米和糠沿路返回，手忙脚乱地烧火做饭，等吃到肚里已经天黑了。负责烧火的刘强一顿晚饭居然用了18根油菜根兜，比别人多用了一根，让刘毅心痛不已。那时那里没有煤，也没有可烧的树枝，只能在油菜收获后把下面的根兜挖出来晒干，这可是一年做饭的柴火呀。

第二天刘强跟着哥哥出工了，担土筑水库坝，扁担压在从来没干过此活的刘强的肩上，装满土的两个筐子吱吱遛遛地直乱晃。一担土挑到坝上后，记工员就给发一个小木牌，要60-70 个牌子才记十个工分（十个工分值2角7分钱）。中间休息时有人发现水库水面上飘了一条死鱼，则大家起哄，哪个能把鱼捞上来，就给哪个记工分。热得浑身是汗的两弟兄扑通跳到水库里游了一圈，洗了个凉水澡、完成了任务、还真挣到了点点工分，从小就在成都锦江河里扑腾大的哥俩这活儿可比挑土要容易多了。为帮哥哥多挣点工分，农活咬咬牙还能挺过去，让人难受的是晚上收工回到“家”，床上，地上、柴火里那无处不在的跳蚤亲热地与刘强零距离接触。几天下来，他背上、手上就伤痕累累，布满了跳蚤留下的吻痕。就这样在那里坚持了一个多月，刘强就被拿着担心小儿子的妈妈的十二道金牌的冯哥接回江油，催回了成都。

☝左起：刘强，刘毅哥儿俩79年2月于成都

到了1975年5月正值农忙季节，让妈妈担

心的事发生了：在农村的刘毅浑身难受无力，一查得了急性甲肝，住进了成都市传染病医院，医治了一个多月。期间舍不得坐公交的母亲带上鸡蛋、肉丝、菜、鸡汤经常让她的小儿子骑自行车驮着她到医院去看她的大儿子。这些好吃的营养品不但父亲、小儿子没份，连平时每天早上要给刘强的一个鸡蛋也停止供应了。妈妈常常叹息: “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呀! ” 。不但我们四人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连我们出生的女儿们一个个也是她十指连着心的小肉肉。

1973年8月初母亲赶到江油照顾快生第一个孩子的大姐，8月12凌晨妈妈陪姐姐到了长钢厂医院，中午11点15分大姐的大女儿瑛瑛顺利地趴着出生了，下午冯哥找来了几个壮汉用担架把大姐从医院接回家。妈妈则高兴地抱着刚出生的孩子，一边端详着襁褓中的瑛瑛，一边紧紧跟在后面。扭着一双解放脚的她一会儿就跟丢了，当大家正在家中着急时，只见母亲从另一条路摸了回来，乐呵呵地说：“你们快看这孩子这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和永珍小时候一样儿一样儿的！这孩子一定是中午饿了闻着饭香自己趴着出来了！” (母亲小时被缠裹过脚，六、七岁后不兴缠就没缠了，故这批妇女的脚被称为解放脚) 。在江油护理大姐做完月子，妈妈又和大姐带着瑛瑛回到成都家中，照顾大姐休完产假，将瑛瑛留在成都由妈妈照顾，大姐回去上班。

不久大姐怀上了第二胎，那时还没有B超，直到怀孕到了八个月，医生凭手感和听胎心音才判断出怀的是双胞胎，并且查出大人血色素只有六克多，严重贫血。医生表示厂医院条件、医术有限，在这里生有危险，妈妈听到后吓了一大跳，让大姐快别上班了，让她回到了成都，精心调理伙食，增加营养。

1974年11月12号深夜冒着小雨的刚来寒流的恶劣天气，爸爸开着车和妈妈把快要临产的姐姐送到了成都最好的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妇产科。到13号凌晨，只有4斤6两的鹤鹤先出生了，护士把鹤鹤放在只铺有一毛巾的铁板板上，就急忙去准备接生三三。谁想三三迟迟没出来，等接出三三后，鹤鹤都冻得冰凉冰凉的了，急得不准进产房只能用目光追随来回进出的医护人员的妈妈赶快把准备好的两个热水袋，婴儿衣物和厚厚的小花被递给了护士。

三天后妈妈把三三和体温还很低的医生断言难养活的鹤鹤从川医抱回了纯化街12号的家中，一一放在我们家中的那个宽宽的大床上。回家后为驱除风寒妈妈每天给鹤鹤喝陈艾水，用花椒陈艾水洗澡，把两个热水袋放在鹤鹤的襁褓中，半月后鹤鹤的体温终于正常了，妈妈和大家才深深地松了口气。

1974年那年冬天特别冷，长期咳嗽的妈妈的病情就更加重了，晚上常常咳得坐在床上躺不下去，而那时的工厂又管得很严，冯哥根本就没有假期，连迟到一分钟也是要扣工资的。好在洗婴儿尿布，赶集买鸡，买蛋还有小弟弟帮着干。

大姐做完月子休完半年的产假和补休假，该回江油上班了，妈妈的身体状况和精力，没有能力同时照顾才出生半年的鹤鹤和三三。大姐和冯哥商量，一个放在成都我们家中，一个放在成都郊区的冯哥父母家中。谁留在成都？谁去成都郊区？看着在昏暗的白炽灯照耀下的并排躺在我家那张大床上、包裹着小红花被的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大姐含着眼泪抱起小双，放下，再抱起大双，又放下，三番五次后，姐姐紧紧抱着一双孩子坐在床边伤心大哭起来。小弟娃儿鼻子一酸连忙躲到了阴影中，冯哥咬咬牙痛心嘶哑地吼了一声：“把鹤鹤放到农村老家去。”。就这样大姐含着泪花拖着才一岁四个月的瑛瑛回到了江油长钢。事后一直到母亲去世前，每每回忆和谈及到当年的那个让人心酸的无奈的晚上，妈妈总是喃喃自语道：“打小，鹤鹤那孩子眉眼长得要更漂亮更秀气些，更像她妈妈些。唉，都是我身体撑不下来，不然那孩子就不会送到郊区老家了,可怜呵！” 。

👆注：瑛瑛和她的两个双胞胎妹妹鹤鹤，三三摄于77年。

由于家中身边无子女，因而高中毕业的刘强可以不到农村去，但每周要到街道居委会报到学习一次，成了一名待业青年。1975年3月他被人民南路街道办事处推荐到位于状元街52号的成都市公安局行政拘留所协助工作， 给承担审讯工作的警官义务当助手。一次在拍卖行小弟花了62元给父亲买了一只二手的宝石花手表，这样父亲出车接送人时再也不用随身带着一个滴咯乱响的小闹钟了。

安静、平稳、短暂的岁月一晃进到了全国气候多变、地震多发的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瞬间全城被夷为平地、24万人遇难的唐山地震发生了，震惊了全国！全国大城市纷纷在楼外搭起了帐篷，大家人心惶惶。紧接到8月16日黄昏四川松潘又发生了7.2级的大地震，山崩地裂，大地剧烈晃动。震后由于破裂的岩石施放出大量的氡气，震中当晚血红血红的月亮冉冉升起。所幸的是事先前38军军长梁兴初听取了地震专家的预报，敢于负责，一声令下，提前让地震带的百万百姓露宿户外，才将伤亡事故降到了最低。

注：73年8月两个弟弟、父亲，我和我丈夫贾志斌在成都纯化街12号院内。

受到地震余震的影响，成都不少机关工厂都暂时关了门，刘强和刘毅也回到了家中，并也和其他人家一样住进了院子里搭建的临时的地震棚。19日傍晚近9:00母亲蹲在院子井边的自来水台冲洗瑛瑛的凉鞋，一声炸雷、突降大雨，起身过猛的妈妈一阵眩晕一下滑倒在地上,。“快来呀！不好了，刘妈摔倒了！”，随着惊呼声，院子地震棚的不少人都拥到井边，天呀！妈妈疼得脸刷白刷白地坐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右手腕和右腿股骨头都骨折了！两个弟弟搬来一把靠背椅和姬阿姨等人七手八脚小心翼翼地把母亲抬到了椅子上，姬阿姨急得大声叫道: “快开车，老刘！赶快把刘妈送到体育医院！”。

到体育医院后一看，由于闹地震不仅全院停电，而且医院急救门诊室值班的也只留了一个实习医生,。急得姬阿姨三步并成两步直奔到医院家属区把一个女的吴医生拉到了急救室，这女医生是谁？当年体育医院有一个远近闻名的郑怀贤老先生，是一个专治跌打损伤，伤筋动骨的中医老权威。他带出了一男一女的两个出色的弟子，她就是郑老的女徒弟吴医生。姬阿姨和她是当年在五七干校同吃同住同劳动相识、相交而成为了好朋友的。

吴医生一看母亲的伤势太严重, 股骨和手腕是粉碎性骨折，在右手腕处那碎骨头都鼓得高高的，她马上叫来技术最棒的大师哥，就是吴老的那个男弟子。还叫来几个力气大的男护士，让男护士轮流牵引着妈妈的手，在汽灯下他俩给母亲扶正。硬是全凭手上的功夫一点点地把那些碎骨头捏拿复位好后，给妈妈手臂垫上了木夹板。由于股骨头处无法上夹板，两个医生用尽全力给复位好后只能让母亲一动不动地躺着。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3点过才给母亲接好了断骨,，姬阿姨也和弟弟们在旁边守了一个通宵，而在此间妈妈疼得全身冒冷汗也没啃一声。由于还不断有余震，成都医院不能收任何病人住院，医生嘱咐母亲只能回家静养，为避免股骨头错位，告诉她睡觉应当保持的姿势…。

回家后弟弟们给家中的单人床四周上安了一个木头架子，妈妈就不用躲在地震棚，而是在家养伤了。会骑摩托车的那个40岁左右的大师哥定期到家中给妈妈按摩捏拿，检查骨头是否长正了，还用带来的中药给妈妈洗和熏断骨处，换夹板。

地震灾情过去后，刘毅回到农村得继续去挣工分，刘强也得早出晚归去工厂上班，等下班回到家中就忙着做饭，给妈妈喂饭吃，擦洗身体，而白天三岁的瑛瑛就守在她外婆身边担当起她外公与外婆之间的小小联络员。没多久顽强的母亲一开始在床上慢慢爬爬，后来就慢慢坐起来靠在床上试着用左手干点家务活，最后能扶着桌子在屋里慢慢走走了。

到了1977年1月为了让手脚还不灵便的妈妈在家能更好的休息，有时刘强会带瑛瑛到红柴厂去“放放风风”，这时窝在家里憋坏了的瑛瑛像过年一样的高兴。

刘强在永久自行车后架上垫一个垫子，再用一个小被子用带子把早早就吃完饭等着的瑛瑛背在他背上，这样个矮的瑛瑛刚好可以脚踩在垫子上，身子紧紧靠在她小舅舅的背上，在我父母的千叮咛万嘱咐下特设的幼儿车向着在成都北门外的红旗柴油机厂飞奔而去。听着耳边呼呼的风声，忽闪着一双大眼睛的瑛瑛看着四周快速向后退的街景，特兴奋、真快乐。

上午,才三岁多懂事的瑛瑛在办公室里自己安静地玩，中午休息时，她小舅舅带她到工厂大门外的餐饮吃饭，然后再到工厂对面的动物园，看喜爱的动物。下午刘强把小被子放在办公桌上让瑛瑛午睡，安顿好她后，他继续回车间维修锅炉、加煤、钳工忙个不停。下班后刘强和早上来时一样原路返回，可出了大门过了驷马桥还没到骑到梁家巷, 他感到站在后面的瑛瑛的大脑壳一沉就靠在他背上了。怕她睡着了会感冒的刘强急忙用一只手去拍后背的瑛瑛: “瑛瑛，睡着了哇? 瑛瑛不要睡哈！”，被弄醒了的瑛瑛迷迷糊糊地回应: “没有哇，小舅舅，我没有睡！”。

注：1973年1月刘家的全家福，第一排左起：刘强，父亲，母亲，刘毅。第二排左起：刘渝珍，贾志斌，冯书海，刘永珍

1975年初夏母亲不放心怀孕的在合肥的我，在她的坚持下我回到了成都生孩子。见到才两年不见还是穿着那一身洗得发白的补丁摞补丁衣衫的、人却更消瘦、头上白发更多、咳嗽气紧还常常发低烧的母亲。见到了已不愿坐在自制的婴儿车里、老爱双脚攀登要翻出竹车、喜欢在人身上欢蹦乱跳的才八、九个月的健壮的三三。见到了出医院后正在家中休养的又黄又干的大弟娃儿和瘦高瘦高像竹竿的小弟娃儿，真让人百感交集…。

8月17日半夜正在发低烧的母亲扶着有点临盆反应的我急急忙忙赶去川医，快到妇产急诊科门口，妈妈突然一下晕倒在了路旁的万年青丛中，呼啦啦值班的医生、护士全跑出来搀扶：“好吓人哟，一个老太太扶着一个大肚子正朝这儿走过来，看到、看到这个太婆就倒了！那个大肚子还去拉老太婆，还算走运，大肚子和老太婆都没出事！” 。

我被收进了待产室，可婴儿迟迟不入盆，又近三十高龄产妇的我得到了产科的重视，到了18号下午，护士截住冒着大太阳给我送饭的母亲说：“老太婆，现在小孩胎心音很不好，再拖下去大人也很危险，你是要保大人，还是要小孩？”，妈妈立马回答：“我大人也要，小孩也要！”。无论护士如何解释，母亲就是不签字，只有一句话：两个她都要。后来气得给医生回复的护士直嚷嚷：“这个老太婆啥子都不懂，好说歹说就是不表态，不签字。”。实际上啥子都不懂是她护士本人，集天下最大母爱一身的妈妈，一辈子像一只老母鸡一样看护着她的儿女，出生、未出生的她的孙辈也要拼死一一护个周全，看似平时柔弱、言语不多的母亲每每在关键时刻可从来就没有退让和含糊过。19号中午11点45分在医护人员交接班时佳佳出生了，由于晚接班的护士慌里慌张处理不当，让羊水呛进了出生后才刚刚哭出一声的佳佳的气管,。这时刚送来午饭的母亲不顾医院的规定急忙闯进了产房，护士举着佳佳嚷嚷：“老太婆，看清楚了哈，生的是一个女孩! ”。看着憋得小脸铁青的孩子母亲大声叫: “快去抢救! ”, 护士还不依不饶地举着孩子: “老太婆,看清楚没有，是一个女孩子哈!

不要扯皮哟! ”，急得妈妈直跺脚: “男孩、女孩都一样，快去抢救! 你们快去抢救! ”。其实在母亲那个年代的妇女中、尤其是在没有文化的老年人中，妈妈是最不重男轻女的并不太多见的一个，这点护士又没读懂我们的母亲。

当天下午我被打发出院回到家中,当得知孩子要留院继续医治和观察三天时,，鹤鹤的前车之鉴让妈妈急得直在家里打转，生平不轻易求人的她求门路广的姬燕如(刘莲池的夫人)阿姨到医院找找人给“多盯着点、多关照点”。当天和第二天晚上热心的姬阿姨风风火火从医院回来一进院子大门就大声发布新闻: “老刘、刘妈，放心，孩子没事了，呛到气管里的脏东西都吸出来了! 现在孩子睡得可香啦！”。“刘妈，今天我问医生这孩子怎么老睡觉？是不是是个哑巴不会哭呀? 医生揪了一下小孩儿的屁股，哇! 呜哇!呜哇! 我的妈呀，哎呀呀那嗓门那个大呀和她爸爸贾哥一样样的! ”。

三天期限一到母亲就迫不及待从医院抱回了佳佳，并笑眯眯地放到我家历史悠久的大床上，放在了我身边: “你看这五官像她爸爸，瞧这头发跟你小时候刚生下来一样，又黑又密， 医院可没弄错哦! ”。邻居们也挤在床边纷纷打趣说：“像、像，郎儿个会抱错嘛！”。家中有了急需母亲、两个弟弟全方位照料的坐月子的我和佳佳，这样马上要学习走路的三三回到了江油。刚满两岁的长着一个大额头的，大家都说与电影红岩中的小萝卜头长得象极了象极了的瑛瑛来到了成都。54天的产假一到，我带着佳佳回到了合肥。

满周岁的刘渝珍的女儿佳佳(1976年)

1976年2月刘强被招工到四川红旗柴油机厂机修动力车间当了一名工人，瑛瑛天天跟在母亲屁股后面在院子里玩耍，晚上劳累了一天的妈妈也可以坐在院子的过道里聊会天了。不爱说话的她听着邻居轮流夸奖各自的孩子，总是一言不发，大家不解的问: “刘妈，你咋个重来不夸夸你家的刘强呢? ”，她总是淡淡的一笑:“没你们家的孩子强，没啥子好夸的。”。爱戴高帽子的小弟弟对此颇有意见，可母亲却说:“我咋能王婆卖瓜呢?自己的孩子要别人夸才是真正的好。儿子，我们不和别人家比吃比穿，要比就比将来谁家的孩子有出息!”。刘强嘀嘀咕咕不高兴地道: “那你也不能老说人家的娃儿比我好嘛!”。母亲就是这样不仅重来没在外人面前甚至在家人面前夸过我们，而且有时还会当着别人的面前批评我们，真不给面子。可妈妈也有她的说法: “我以前帮过有钱人家，见过那些娇生惯养的捧在手心长大的孩子，没有一个是有出息的。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 ”。

注：刘强在四川红旗柴油机厂门口78年2月。

上调无路，返城无门在农村苦苦熬了5年的刘毅于1977年1月以长钢厂下乡子弟的名义而被招到了长城钢厂机电分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的1977年12月，刘强考上了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通知书寄到家中是1978年1月8日，刘强参加高中同学聚会不在家。正好出差到成都的长城钢厂的大姐重庆大学校友老查到家中来看望母亲，不识字的妈妈拿出刚收到的信，询问老查问是不是录取书？是哪个学校的？当听说刘强被录取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时，她急了：“别人家的孩子是越走越近，我的孩子是一个比一个走得远，最小的孩子还要走的最远。”。 老查给妈妈解释：这个学校是文革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留在原址上的海军系组建的学校，是一个很不错的学校，录取分数很高，很难考上的。等刘强傍晚回到家，母亲和儿子商量：“哈尔滨太远，又太冷了，我们不去了，想读大学，明年我们再重考一个离家近的学校，行不行？”，其实考前小弟娃在要求省内外各填三个学校的志愿表上填的是：四川大学无线电专业,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工学院工业自动化专业；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微波通讯专业，复旦大学计算机专业，最后填了服从分配。当时填报的省外三个学校的专业也是瞄准毕业后回成都就业的可能性大而填写的。

闻讯赶回来的姐姐劝妈妈，今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报名参加高考的范围是从1966年至1978年（包括在校应届毕业生）共13届毕业生，纯化街12号院子里好几个孩子报名参加考大学，就刘强一人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明年谁能保证一定能被成都的大学录取？力主小弟弟去哈尔滨求学。

　　👆注：73年8月我从成都调回合肥中科大前，我们夫妻俩与父亲摄影于成都纯化街12

号的中厅。

安利爱人贾远征送来一条军棉裤，军棉手套，一顶海虎绒的棉军帽，巧的是当时人艺职工可领一件军棉大衣，一直认为读书无用的父亲对去不去哈尔滨一声不啃,却比着小儿子的1.78米的身高去单位领了一件最大号的军棉大衣。当时凭录取通知书可到市票证管理中心处领取二丈二尺布票，妈妈和吴阿姨又给刘强手缝制了一个厚厚的短棉衣…。1979年刘毅在江油考上了广播电视大学首届大学生，这样没有文化的刘家出了四个大学生，成为纯化街12号大院人们不可思议的话题。

注：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求学三年的刘强，1981年5月在该校11号楼前留影。

1980年已66岁早过了退休年龄的父亲要退休了,，虽然掘强一辈子的父亲不希望他的子女在文艺系统工作，但深知大儿子从小就喜爱捣鼓电子器件，关键是有政策规定，身边没子女的父母，可以调动或者留下一个子女在父母身边照顾父母。他向单位申请将刘毅从江油长城钢厂调动到省人艺工作，这只能是大儿子调回成都的唯一办法，于是父亲退休同年10月刘毅调入省人艺从事舞台灯光控制系统工作。知儿莫过于父，后来刘毅不仅工作搞得很棒，还无师自通自己摸索着修收音机， 捣鼓洗衣机，还会修理各种黑白电视机，一到下班经常有同事来家请他给修修罢工的家电。最有意思的是在红照壁拐角新开张的一家用电器商店，还常请他去店中坐镇，为让打开的每台机器都能及时转起来，关键时刻还需要他出手相助。

👆注：父母81年2月于成都纯化街12号院内

刘强大学毕业后于1982年1月从中国最北边的省会城市哈尔滨被分配到中国最南边的省会城市广州的广州造船厂工作。因要建成都民航售票大楼，纯化街12号被拆迁了，父母也搬迁到了红照壁省人艺宿舍，退休闲付在家的爸爸不是躺在床上结结巴巴念参考消息给妈妈听，就是半眯着眼睛自言自语道：“老家那神岗头村的梨和枣满山遍野都是，可多、可多了，坐在树上随你吃，哎，可甜、可甜了!还有那莸面、哈络和小米，可香可香了!”。而一吃完晚饭妈妈总是端个小板凳静静坐在电视机前专心听央视的天气预报，刘强没毕业时哈尔滨冬天的气温和风雪的预报老是紧紧地揪着母亲的心，他到广州工作后妈妈的关注点马上移到了广州的高温和台风预报。白天空闲下来的母亲会坐在大床边上眼睛望着远处听着收音机里播发的那带着浓浓乡音乡味的黄梅剧。

注：毕业分配到广州造船厂的刘强，1984年5月21日在该厂大门前。

注：👆前排左起：鹤鹤，佳佳，后排左起：刘毅，刘强，1980年于成都。

注：👇小舅的全家福摄于76年2月安庆。

1982年8月底我在成都的招生工作结束了，母亲对好不容易提前才买到一张中铺票马上准备要返回合肥的我，提出了想回安庆去看看的打算，每年开学前是火车爆满的季节，不要说卧铺了，座票也很难买到手！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带妈妈好不容易上了卧铺车厢，扶妈妈好不容易爬上了中铺，我好不容易挤到列车中部补了一张无号的座票，再给列车员好话说尽，才容许我坐在了卧铺车厢过道边上的折叠椅上。

一切尘埃落地后我靠在窗边睡着了， “渝珍! ”半夜头顶上一声呼喊把我惊醒，只见母亲坐在了中铺上，要下来让我上去睡，我好一通“数落”，她才又躺下了，但心疼我坐着打瞌睡的母亲后半夜再也没闭眼。

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小住一月的妈妈和我坐上了去安庆的长途汽车,经过五、六个小时颠簸，我俩下车时早成了灰头土脸的泥猴。

注：刚开始有彩照，1982年9月母亲在合肥中科大原图书馆前花坛。👆

注：👇1982年9月在合肥中科大校院内的母亲。

回来了，回来了，出安庆东门外走4里地就是东方红公社前进大队力生生产队，就是母亲梦寐以求的故乡---任家老屋。看着早就等在路边迎接簇拥的亲人们，听到从远远池塘边，菜地里飘来的歌声般的地地道道乡音的招呼声，妈妈的眼眶红了。时隔21年第二次回到的故乡，变化太大太大了，路变了，房子变了，鸭儿塘也没了。

当看到了1962年就辞职举家回到家乡务农，现在两鬓斑白、已经62岁的小舅舅，还在为四个孩子操劳时，她心中那满满的无法说出来的埋怨和心中那锥心的疼痛，让妈妈的眼眶红了。是啊，1961年回来时还健在的她的大哥，二哥已经一一离世了，再也见不到了，妈妈的眼眶红了。

注：👆左起 小舅，母亲，二姨夫1982年10月2号在安庆重逢。

注：👇82年10月与二姨夫全家子女聚会合影。

她见到大哥，二哥，二姐的儿女们，让母亲欣慰的是他们都一一长大成人了，事业日子都还不错。

这年的深秋初冬刘毅从安庆把妈妈接到合肥，买了两张卧铺票，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火车卧铺的下铺返回到了成都。

注：1982年12月14日妈妈返回成都前在合肥中科大校区与小舅舅留影。👆

注：👇1984年8月于成都红照壁省人艺家中，前排左起：父亲，母亲，佳佳。后排左起：刘刘，刘敦员，刘毅，刘强，刘渝珍，刘永珍。

思家心切、担忧年老多病父母的刘强，于1985年5月从广州调回成都工作，等两个儿子都调到了身边，家里的经济状况大大好转，但父母的身体却不行了。

　　👆1984年夏天小舅，小舅妈在成都和父母的合影。

1984年夏天在成都的合影，第一排左起：三三，佳佳，瑛瑛，鹤鹤。第二排左起：母亲，父亲，小舅舅，小舅妈。第三排左起：刘永珍，刘渝珍，刘强，刘毅，刘敦员，抱着的是刘刘。这是母亲父亲最后的照片。👇

　　由于长期的劳累、长期的营养不良、父母都患有多年的支气管炎，已经发展到肺气肿、肺心病了，此病长期拖着又没得到有效医治，母亲于1986年1月19日，父亲于1986年10月相继病逝于肺心病，在成都与世长辞，永远、永远离开了我们。

　　👆1986年父亲病故，其单位举行了遗体告别会。

1987年刘强成家后，其女儿豆豆1991年底出生。👇

豆豆喜欢跟在刘刘的后面跑。

左起瑛瑛抱着小豆豆和刘刘1992年春季于成都。

　　

而那个曾见证过我们一家人与命运抗争，奋斗过的成都市纯化街12号；那个曾见证过我们姐弟四人青葱时代的12号；那个曾经留有瑛瑛幼儿时期玩耍足迹的院子；三三、鹤鹤、佳佳来到人世间从医院出来后第一次回到的那个温馨的外公外婆家的12号，被新建的民航大楼所代替也永远从地图上消失了。

刘家的孙女儿们，玩得多开心！老鹰捉小鸡，刚3岁最小的豆豆是老鹰！

1995年春季几个姐姐给小豆豆和马赫化化妆！👇

左起：三三，鹤鹤，豆豆居中，瑛瑛，佳佳。后排站着的是豆豆的表哥----马赫，1995年春季于成都。

四岁多的豆豆已经长得很高了。

　　但让人欣慰的是从此我们刘家姐弟四家人相互扶持、共度难关，齐步发展。在这父母离开我们三十年多年，我们姐弟四人都已进入老年的今天，值得告慰父母的是他们的孙子辈也一个个读的都是全国的重点大学:

瑛瑛四川大学、鹤鹤西南财经大学、三三南开大学、佳佳北京师范大学、刘刘华西医科大学、豆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家的后代孙子辈儿6人中的4人到国外继续求学深造，这又成了消失了的那个纯化街12号今天继续的话题和难解的谜。从今天虽还是孩提的咪咪、珠妹妹、乖乖刘家的曾孙辈儿的身上，我们可以断定、也期望这个奇迹在刘家后辈中能像长江之浪代代涌现，一代一定会超过上一代。

注：安庆寄来的小舅舅家的全家福。👆

1996年8月贾志斌，刘渝珍，刘永珍，许春娥，三三和刘强游览了九寨沟。

这两张照片的背景是九寨沟黄龙。

1996年8月16日九寨沟美丽的五花池。

刘家的家训是什么？家风是什么？这应是解答的谜底。自强不息？善良正直？克勤克俭？…我们无法总结出来。一个家的家风其实早就通过祖辈一代代地融化和传承在了你、我的骨髓中、血液中、头脑中，也许现在正在通过你一点点地影响着你的孩子，家训家风哪是几句挂在大厅楼堂的楹联匾额所难以概括的。

1996年9月17日途经红军长征时过草地的红原草原。

2015年5月22日13:05分，平均65岁的老年团-在成都难得聚齐的我们姐弟四人带着大姐的助听器、提着大姐装胰岛素的保温冰桶、扛着大姐的呼吸机，吃饱喝足后，正式驾车出发前往山西，讨论筹备计划达八年久的寻根之旅开始启动！怕我们失联的鹤鹤送来了移动的WiFi，敦员、春娥、瑛瑛代表强大的后盾团送我们启程，只见在地下车库兵荒马乱，大家搞刨了，把“战备”物质七手八脚堆上了后备箱，跳上黑色的广州丰田厂生产的Camery240G车，飞一般地驶离了成都。瑛瑛微信上指挥老年团：“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预备，唱”，四小时后归乡似剑的我们就过了棋盘关，冲出了四川，进入陕西省宁强县境内，急得全球、全方位、全天候紧紧盯着这辆Camery黑色轿车的后援团：敦员、春娥、瑛瑛、鹤鹤、三三、佳佳、刘刘分别从成都、美国波士顿、英国纷纷发来了开慢点、安全第一的指令，当晚顺利住进了瑛瑛早就给我们通过网上订好了住宿的第一站-陕西省汉中市的酒店。

　　第二天一早开上新修建的西汉高速，要开始翻越以前人们感叹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秦岭了。在后座神经绷得紧紧的我系好安全带注视前方，让我想不到的是车并没有盘旋陡峭的山路而上，只见Camery平稳沿着高速从险峻的秦岭腹地“穿堂而过”：穿行在见山开洞、遇沟架桥、全线隧道135座、桥梁540座的秦岭隧道群中。只见在进入Ⅲ号秦岭隧道南口前、两边还是南方的流水、花草、树木、民居，十几分钟从长达6144米的Ⅰ号秦岭隧道北口穿出时，见到的却是北方的天空、覆盖着北方植被的山脉。

看到快速后退的树、隧道、远处那新修的建筑，我耳边仿佛响起了京剧“智取威武山”“打虎上山”中杨子荣那穿林海，过雪原与眼前牛头不对马嘴的高昂旋律，自己还感到激情万丈，豪情满怀！

　　

在赴山西老家途中、在与后援团不断的交流汇报中、在小咪咪从伦敦传来的：“姥姥，我也好想和你们一齐爬坡！姥姥，我好、好、好爱你呀！”稚声中，我们游览了沿途的黄河壶口瀑布、山西洪洞大槐树、王家大院、平遥古城、晋祠、阎锡山故居、五台山、黄河大铁牛、普救寺、鹳雀楼。

　　大槐树是中华民族的发源之根。

气势磅礴的黄河壶口瀑布。

有名的晋祠。

参观了阎锡山的故居。

　　见到了父亲的已故的好朋友董仁久的女儿-董小英和董仁久的儿子董小猪的女儿，我们才得知：1962年当时父母在成都火车站见到乘坐火车、举家迁回山西老家途中经停成都站的董仁久,妈妈搂着十岁的小英和和五岁小猪，当火车重新开动时父亲一边追着火车，一边兴奋地再三叮嘱：“到家后，快来信，过段时间我们也回老家去！”没想到这竟是两个老朋友的最后一面。按政策回山西的董仁久全家只能回到原籍定襄县农村务农，地里的收成难以维持全家的生活，小英，小猪早早就辍学了，年幼的他们当过收发室的门卫，干过缝口袋等工作。因脑淤血的董仁久去世后，儿女们才发现了他们父亲藏起来的厚厚的一沓单子，这是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董仁久叔叔偷偷去卖血的收据！唉，此一时彼一时，让人唏嘘不已！

　　

5月26日冲洗一新的Camry汽车从山西省定襄县城出发，沿着乡村山路向我们的老家原平县神岗头村前进！据刘家家谱记载，我们的老始祖是刘姓两弟兄来到这里，从此刘家就在此生生息息繁衍下来，因而家谱也分为东股和西股,父亲是属于东股这支的第十五代，我们就是第十六代传人了。至于当初老始祖是从哪里逃过来的？一种说法是从燕北避战难过来的，另一种传说是从大槐树过来的，可惜没有记载，也无从考察。进村后，早早就等候多时的和我们血源最近的大爷爷刘金狮（我们爷爷的大哥)

2015年5月26日我们到达神岗头村。

的曾孙儿刘军毅，曾孙女刘凤琴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们特地从外出打工地太原赶回来，并带来珍贵的黄河大鲤鱼、肉、蔬菜，端上了待贵客的饺子，还有一大盆那父亲生前常常念叨的香喷喷的黄米糕。

我们踩着山路上火山灰一样细腻干干的攒满鞋子的黄土，在刘军毅带领下，找到爷爷奶奶墓地的原址，我们四人齐齐跪下，祭拜了我们九泉下的祖父祖母，又祭奠了大爷爷和他的长子刘竹楼、长孙刘吉虎墓地，到保管家谱的后人家中看了填写在一幅巨大帆布上的家谱，在十分贫瘠的神岗头村里转了一圈。第一次千里迢迢来寻根的我脑海里浮现出六十多年前，在嘉陵江边牵着姐姐和我的爷爷，眼前看到的却是

那满山遍野顽强生长在干旱龟裂的山坡上的枣树，近七十的我多么希望能有呼风唤雨的本领，那怕是能驱赶一小片乌云到惜水如油的神岗头村的上空！然而在靠天吃饭的老家，村里年轻和壮年人纷纷带着全家外出打工，以前在我们爷爷原老宅办的村小学也停办荒废了。看着在村中心聊天晒得黑油油的老人，假设、如果当年父亲也带我们迁回了老家，那在街边晒太阳的老人堆里肯定有我们姐弟四人，不，不能如果，也绝对不能假如！天色已经晚了，我们恋恋不舍的挥手告别了热忱的乡亲们和我们父亲的故乡神岗头村，乘坐着Camry开车到山西省五台县，之后游览了五台山后，我们又驾驶汽车向姑姑家-山西省原平县上封村驶去。

紧邻滹沱河的上封村比神岗头村要大得多，也要富些，但还是远远比不上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姑姑后代珍藏的老照片中，我们见到了珍贵的只有十几岁的父亲、年轻的姑姑和爷爷的照片，这可是我们见到的父亲最早最年轻的照片了!姑姑后代们端详从未到过上封村的我，居然说我的下巴长得很像姑姑，真是割舍不了的遗传基因，这也是寻根之旅的意外收获!带着老家亲人们的祝福，车上堆满了老家的大红枣、家乡的宁化府醋，黄潺潺的小米，怀着一颗颗沉甸甸心的我们返回了成都, 往返行程共3800多公里、历时八天半的寻根之旅结束了。但愿老家能风调雨顺，期盼老家的亲人们能尽快脱贫，早日富强，衷心祝愿我们老家的亲人们幸福安康!

没想到等我们兄弟姐妹四家人聚齐赴安庆之旅又是在回山西寻根三年之后的秋季：
2018年9月14号早上7:30，大姐刘永珍及姐夫冯书海、我、大弟弟刘毅及大弟媳刘敦员、小弟弟刘强及小弟媳许春娥，我们四家共七人分乘刘强、刘毅的车离开了桂花飘香的成都，翻山越岭、顺江向东，向安庆飞奔而去。

有了三年前去山西寻根问祖的经历，这次赴安庆之旅团准备得更充分了。出发前小弟刘强花了大量时间给

：2015年4月底聚会于雅安的蒙顶山。左起 刘毅，刘敦员，刘渝珍，刘永珍，许春娥，刘强。

这次我们寻根问祖老年团声势浩大共七人，平均年龄也是67岁多，这种高龄的自驾出游团并不多见。怪不得途经高速公路收费站时，检查的交警看了已六十四岁的大弟弟的驾驶证，再往车中瞄一眼，不禁笑起来“ 哎呀，还拉了一车的夕阳红“！这可是一路歌声，一路欢笑，一路沿途观赏美景的一群心态年轻的老顽童。

　　

第一天从成都出发，驱车700多公里，来到了奇、险、美的湖北恩施大峡谷，那能不到地球的最美伤痕-平均深度为75米的云龙地缝去看看？峡谷中处处可见的绝壁悬崖、千仞奇峰、流水飞瀑让人感到大自然的威力和壮观！我们还要坐缆车上到高入云霄的七星寨景区遛一遛，奇特的石笋迷宫引来游人纷纷留影。看，我们四人像不像蹬鼻子上脸的白发猴？

然后我们又游览了恩施土司城、三峡大坝和宜昌夜景及宜昌长江大桥。

途经荆州古城，游览了荆州北门宾阳楼、张居正故居、关羽庙和参观了荆州历史博物馆。

眺望了八百里洞庭湖风光；

游览了君山岛风景区，岳阳楼及岳阳楼风景区；

好一个天水一绝的鱼米之乡！

　　九江一古称浔阳。浔阳酒楼因宋江醉题反诗，广为流传，而享有盛名。 锁江塔，锁江楼，镇江铁牛，九江长江大桥，烟水亭， 沿江美景尽收眼底。

　　

在中秋佳节前夕的9月21日晚上，探亲寻根的我们驱车抵达安庆，立即被家乡亲人们感人的浓浓亲情紧紧围绕。我们到达当晚就去拜望了妈妈这一辈人中唯一健在的、已八十八岁高龄的身体健康的小舅妈。做为当年小舅家长子的瘦小的安加，早早就分担了养家糊口的重担，照料好了弟弟妹妹；身强力壮，吃苦耐劳的毛毛已荣升为儿孙绕膝的爷爷辈了；小妹不仅漂亮、贤惠还是远近闻名的好歌手；胜链小表弟聪明伶俐，又当爹又当妈，独自把女儿抚养成人。他们四兄妹的家庭幸福美满，对小舅妈都很孝顺。

小舅妈全家的合影，第一排左起 ：刘渝珍，刘永珍，小舅妈，罗生友，安加。
第二排左起：任胜链女儿，许春娥，刘强，安加爱人小兰，小妹，任胜链，刘毅，刘敦员，冯书海。

二姨家的二表哥罗生友特地从北京赶回到安庆，组织和安排我们寻根探亲活动；小舅家的大表弟安加请假全程陪同我们。

二表哥罗生友和大表弟安加首先陪同我们去安庆大龙山祭祖，安庆北面自西向东绵亘、巍峨峻秀的大龙山，以前是祖辈们安息的钟秀灵山，现在是在建的国家森林公园，是安徽省的3A风景区。我们祭拜和遥拜了安葬在这宁静的名山中的小舅舅任祥珏和我们的外公、外婆、大舅和二舅。中午到采菊轩酒店，参加二表哥罗生友和小舅妈及家人的欢迎午宴。

　　其次陪同我们去安庆东门寻找了当年的任家老屋。这半个世纪给了安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老屋这里早就是马上又要拆迁改建的老城区，只剩下爬满野藤的坍塌木架是母亲心中恋恋不忘的任搁酪的所在地。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大舅舅和二舅舅的部分儿孙后代们，亲人相见，格外激动。我们从任家老屋步行200多米走上长江大堤，面对江堤外面的滚滚长江水，感受着儿时妈妈给我们讲述当年的水灾情景。

这最后一点任家老屋的标志也马上要撤掉了。

　　当年的鸭儿塘早就填平建成了安庆石化热电厂，只是一块路标记录着当年的历史。

　　

由于三表哥罗生友热情细致入微的张罗和联系，我们和二姨家的儿女们在安庆振风塔大酒店聚会，大家欢聚一堂。让人感动的是腿脚不便、已是八十三高龄的二表哥-罗生才和二表嫂早早就赶来了。

和二姨家的后人合影留念。

聚会中还见到了千里之外的我的相似形-罗家小妹-罗生兰，我俩互相仔细的相视、端详、大笑、亲切地拥抱在一起。是哦，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那割舍不了也改变不了的是一脉相承的血缘！还在上班的小表弟罗生龙没有见到，但在之后的中秋节的大团聚中，我们见到了豪爽忠厚的小表弟！聚会后，大表弟安加陪同我们游览了迎江寺、振风塔和菱湖公园，让我们加深了对妈妈故乡的感受，安庆这片江南水乡真的是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

四表哥罗生道特地乘坐动车从池州黄梅戏剧团赶了过来，他与其同事挖掘整理濒临失传的古老傩戏长达近半个世纪。现他虽已72岁，但为了把我文明古国留下来的最古老的戏剧活化石推广到全国，乃至走向世界，他仍日以继夜地编写剧本和作曲。勤奋专研，自学成才的四表哥多才多艺，不仅文笔了得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好书法，该剧名题签-千年傩，苍劲有力的三个字就是他一气呵成。

最后安排我们到安庆市湖心北路君澜豪庭大酒店三楼天柱厅参加亲人大聚会，小舅妈、二姨家的二表哥罗生才夫妻、三表哥罗生友、四表哥罗生道夫妻、表妹罗生兰夫妻、五表弟罗生龙夫妻、大表哥的长子，小舅舅家的大表弟任胜锐（安加）夫妻、二表弟任胜玉（毛毛）夫妻、表妹任胜铃（小妹）夫妻、小表弟任胜连及他们的儿女和孙子等共34人。大家亲切相聚，欢歌笑语，说不完的思念，道不尽的亲情……。

月是故乡的最明、水是家乡的最甜，人是家乡的人最亲。在今年这个阖家团圆的中秋节，二姨家的后代，小舅家的后代和我们近四十人欢聚在一起。忆不完的往事、道不完的亲情、喝不完的美酒。
带着亲人们的千言万语的祝福，我们结束了历时十六天、来回四千多公里的安庆寻亲问祖之旅。

　　在返回成都的路上，收到了四表哥罗生道的深情来信，做为本文的结束语。
至亲而尊贵的成都客人，你们好！短短的三天聚会倏忽即逝，留下无尽的绵绵情意和思念……十分感谢你们此行带给我们的精神慰藉和亲情温暖，也给中秋佳节平添了几分快乐！老子说：“上善若水”，而你们此行寻亲问祖更是“血浓于水”！数千里路程，花甲、古稀遐龄，多少年的殷切期盼而终于夙愿以偿，让我们皆大欢喜，这一份情怀与勇敢足可感天动地，惊鬼泣神！由于我们的能力所限，体力不济，兼及冗杂缠身，接待招待，礼多不周，歉疚之处，恕我代表安庆宗亲诚望涵容！来日方长，再会有期！谨颂亲人们身心健康，旅途愉快，各自珍摄，期待再聚！
戊戌中秋翌日生道沐手

对我国现六十到八十岁之辈，寻根问祖，向上追溯，不出三代，绝大多数都是来至大山、平原、海边、江边的劳苦大众的后人。

此初稿是我们姐弟四人的回忆、口述，由刘渝珍执笔，刘强对初稿修改补充而成。
刘永珍 刘渝珍 刘 毅 刘 强
2018年10月10日 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