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为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十周年而作】

墨香检缘

我的知青岁月

——在陕西省澄城县罗家洼公社车盖大队插队落户的日子里

序言
知青老矣。一大片沧桑背影在夕阳中渐行渐远。几番挣扎，几次沉浮，知青以其深刻的群体经历，向世人昭示：在偶然与必然、激情与沉浮、绚烂与幻灭、执著与放弃等多种生命元素的碰撞中，生命是如何张扬的，又是如何透支的。时至今日，社会剧烈的震荡，再一次撕裂了知青原本已疲惫的心。
　　呜呼，以知青之忍耐意志要对抗着如此漫长的磨难，这是怎样的一道人生风景；以知青之执著在有太多理由，不能坚持完美的今天，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守望。
　　我们明白，不是一切的委屈都可以诉说；我们清楚，不是一切的努力都会有结果；我们无奈，知青作为一个群体，在与命运的博奕中，数度出局，落魄于当今社会；我们坦然，在经历了三个多年不屈不挠的抗争后，知青心力交瘁正在老去。千百万知青终将与历史揖别，众多的知青部落终将归于沉寂。当最后一个知青离开世界的时候，再见知青已是地老天荒。
　　但是我们最想表达的不是心底的叹息和遗憾，而是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还能重新点燃青春的激情，一如当年的模样？
　　历史留与我们周旋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知青”这个充满太多遗憾的词语，也几成定论，少有拓展的空间了。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知青”—即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然而知青老去，是否也意味着”知青”这个词语也随之枯萎?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我们无法浪漫地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们也没有飘然出世，笑傲江湖的那种福份。
　　从来历史就有两种：一种是印成书的。另一种很难写进书里，只能任其在风中飘逝，千百万知青的故事，一半偶然，一半故意，充满激情地闯进了历史的视野，呼应着艰难前行中的民族精神。
　　尽管我们奉献社会的与社会给我们的天平如何失衡。但在追求人生价值及维护人的尊严上，我们没有敷衍麻木，而是实实在在地奋斗着。
　　知青沉浮的经历是可遇不可求的，也是前人和来者可望而不可及的，面对“知青”，让亲历者欲说还休，让探访者无言以对。天地悠悠，情何以堪，知青的故事，唯知青所有。
　　我们还能消几番风雨?夕阳中最可怜一片江山。然而我们深信不疑的是：知青这面历经沧桑的旗帜，将永远飘扬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因为其燃烧的激情已化为 永恒，成为中国大地上永远不被毁灭的灵魂。
　 激情仍在燃烧，知青的故事还会继续下去……

永远的情怀——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组歌《山的壮想》

上图源于《美篇》网络

上图为1974年插队落户前笔者照片

1、插队落户

公元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日这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这天，我和澄城中学高七四级毕业的县城同学，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到广阔的天地去。
这次和澄城中学高中七四级的15名同学到同一知青点插队的还有赵庄中学4名同学、城郊中学2名同学、澄合二矿中学1名同学，共24名知识青年，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幼稚青年在一起度过了难忘的蹉跎岁月。
这天上午10时，澄城县革命委员会在县西关会议室召开了隆重地欢送大会，出发前，每人发了一套精装《毛泽东选集》（共四卷）；一顶草帽，上面印有“上山下乡干革命”七个鲜红大字；一个铁锨。我们胸戴大红花，伴随着锣鼓声去到罗家洼人民公社车盖大队插队落户。

一路上，我们兴高彩列，唱着革命歌曲，坐在一个解放牌卡车上，途中，因前几天下过雨，道路泥滑，车陷进一个泥潭中，挣扎了几次都未出来，同学们都跳下车，一股作气将车掀出了泥潭，歌声、嬉闹声又响了来。
“知识青年下乡来，贫下中农乐开怀”。
我们村共来了24位知青，来自县城、矿区、赵庄四所初、高中学校。当时，车盖生产大队一下子涌进了那么多城镇知青，整个村子都沸腾了。知青的到来，给村里带来了欢乐，带来了生气，更带来了热闹。有谁料到，我们竟会在这里一呆就是三年。

罗家洼公社领导和生产大队领导组织社员群主敲锣打鼓迎接我们进村。在村里小学的会议室里，举行了简朴的欢迎大会。公社领导、大队党支部书记先后讲话，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大组组长陈东风同学也代表24名知识青年慷慨激昂地表态“扎根农村闹革命，海枯石烂不变心！”
会后，我和另外6个同学，5男2女被分配到第一生产队，又叫疙崂村，村里仅有120多口人，是该生产大队最小的一个生产队，全队人紧缩在一条不到200米的小村，面对着一条大沟。晚上，我们五个男生（贾军、胡国强、吴亚平、刘向前与我）挤在一个5平方米的小炕上，我躺着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心想：共产党、毛主席带领我们推翻了旧社会，贫下中农才能当家做主人。我一定要在农村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2、支部书记的“话”

当时，我们车盖生产大队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澄城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问尚贤长期在这里蹲点，政治空气非常隆厚。每天结束了一天的劳动，晚上全部生产队干部和知青都集中在大队部学习，结合当前的形势，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和“梁效”的文章，因为“梁效”的文章代表了当时革命的潮流。作为政治任务，每个人都要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1975年夏季一天晚上，政治学习理论结束时，老支书庄重地宣布：“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现在交给你们一项光荣、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每天晚上由知青轮流巡逻，保护集体财产，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当面提出来。”

我当时壮着胆子问道：“我们巡逻到什么时候？”（我意思是想问巡逻到几点钟），老支书满脸严肃地回答：“巡逻到阶级斗争停止为止！”，听到这话，知青们有问题都不敢问了。

晚上12时许，学习结束后，老支书还将我们小组的同学和村党支部成员全部留下，让我认真“检讨”，同学们都感到了老支书和贫下中农的威严。

从此，政治理论学习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半夜巡逻，这就是知青一天的生活。

3、烧锅炉的儿子
我们第一小组共7个同学，组长贾军，成员有胡国强、刘向前、吴亚平、丘晓敏、路渭玲和我。
我们知青小组几个同学的父亲大都是县上部门领导干部和驻澄5342部队团首长，其中刘向前的父亲原是西北局干部，在1970年的全国“疏散”中到我县，时任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石堡川水库建设副总指挥。向前同学很乐观、夜很俏皮，他经常穿着其父四五十年代的衣服，腰里还扎一根皮带，村里的人们见他穿的太土，就在我们几个同学跟前说：向前他爸肯定不是当官的，你看他穿的衣服。我们几个都随声附和。

有一次，老马队长（是移民）问他；你爸在县上到底干啥哩？向前狡诘的说；我爸在县革委会烧锅炉哩！老马队长说：怪不到你穿的衣服那么烂。我们几个在一旁都笑开了。从此，“烧锅炉的儿子”便在我们村里传了许久。
80年代初，向前同学到我工作的奉天看望了我一次，到今已20多年了。听说他现在是一个知名的画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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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拉炭

1975年6月份，我们小组做饭用的炭（澄县人将煤叫“炭”）烧完了。这天，队长派我和胡国强同学到尧头去拉炭。队长给我们套了一辆毛驴车，我和国强便吆喝着毛驴上了路。

到了尧头，好不容易在一个山凹里找到了我们公社办的煤矿，碰见了我们生产队会计凯娃的哥（名字我忘记了），他招呼我俩吃了一顿饭，很简单，每人一条“杠子馍”（4量重）、一碗辣子萝卜汤，这在当时已是很不错了。吃过饭，他帮我俩装了大约400斤炭，我们便走上回家的路。谁知车到大河口这个地方，毛驴车卸开了，我俩忙活了一整，也未弄好。我俩只好求人将毛驴车套好。

到县城已是下午6点多了，我和国强分别回家改善“伙食”。晚上8时许，我俩从县城赶着毛驴车回车盖村。走到一个叫槐岭的村边时，村里的毛驴突然叫开了，我们的毛驴发疯似的飞跑，将车拉翻在地，炭也倒在地上，毛驴也被压在车下，当时将我俩吓坏了，只怕毛驴出事。正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听见远方传来歌声，我俩不约而同地说：“是西安知青来了！”果不然，是槐岭村的西安知青刚开完会。见到他们后，我们立即通报说；“我们是澄城知青”。他们一看情况，便立即帮着把车扶起，将毛驴从车底拉出。见毛驴没事，其中几个人会村里取来铁锨和扫帚，帮着将炭装好，将毛驴套好。我俩说了许多感激的话，便依依惜别。

胡国强同学后跟其父到了武汉。80年代初他下海经商，90年前后，他先后两次来澄贩运苹果，第一次来我在司法局门旁的小餐馆请他吃了饭。第二次来他先见了吴亚平的弟弟小平，在小平家吃了一次饭。

上图为原驻澄5342部队团首长子女李国英（左一）孔凡卫（左二）胡国强（右二）贾军（（右一）），于1975年3月12日插队落户前夕在团部大院留影

5、战“黄风”

1975年4月的一天下午，刚吃过饭，天气突然转昏，狂风逐起，刹那间，天色一片昏黄，我们几个同学不约而同到说“起黄风啦”（过去年间还没有现在的“沙尘暴”一词）。突然，生产队老槐树下的钟声逐起，只听间老马队长那嘶哑的声音；“全体社员赶快去盖棉花苗棚！”我们几个飞也似跑出，跟随着社员们跑到地里的棉花苗床前，大家七手八脚地用塑料布将苗床盖好，还未等大家转身，塑料布被大风掀起。在场的人们正在一筹莫展时，组长贾军对我们几个同学说：“回去，拿被褥！”我们飞快跑到住处，各自抱起自家的被褥赶到田里，大家又忙乱了一阵，将被褥盖在苗床上，又用土在四周压实，大风终于在我们的英雄气概面前畏惧了，生产队的苗床保住了，我们心理非常的兴奋。社员们都在一旁不停的夸赞我们：“这些娃娃真是好样的！”我们几个乐滋滋的，都在想“我们用实际行动保护了生产队的财产！”晚上睡觉时，大家还在议论，一直到深夜。

贾军同学78年被招工到西安铁路局，后来上了电大，听说前几年与妻子离婚了，他工作后一直在西安铁路局华印机务段工作。

上图为笔者与知青点知青郑立志、周占宏、胡国强（已逝）、刘向前在知青大院照片。

上图为70年代知青佩枪照片（来源于网络）。

6、 半夜巡逻

下乡后不久，生产大队便宣布我们知青都是基干民兵。我们小组也配发了一支54式冲锋枪、一支38式步枪。小组长贾军宣布冲锋枪由他佩带，步枪由女同学丘晓敏、路渭玲管理。

记得一天晚上，贾军叫我们几个和他一块夜间巡逻，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出发时，国强同学拿出一把军用匕首，向前同学拿了一根木棍就出发了。刚出门，就看见对面沟那边有几个手电筒的灯光一闪一闪，贾军严肃地说；注意，可能是阶级敌人在打暗号！我们几个的神情马上紧张起来，大家都一言不发地紧跟在拿冲锋枪的贾军身后，小心翼翼的下了沟。到了沟底，我们沿着蜿蜒的小径前行，身边的芦苇发出哗哗的响声，不时天空传来老鹰的夜啼，我们都紧张的很，连大气都不敢出。这样，我们走完了生产大队的全部领地后，没有发现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回到住处已是凌晨时分了。

上图为笔者与挚友翟平振1977年7月16日在华山上的留影。

7、上华山

1977年7月16日这天，耿天成、翟平振和我闲聊时，天成同学突然提出上华山去，我和平振都说行。于是我们三人各自给队长请了假，欺哄说家里有事要回家两天。我们三人骑自行车在傍晚时分赶到韦庄粮站业善粮点，天成同学的弟弟耿天会在这里上班。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一晚，第二天黎明便上了路。我们经大荔县穿过洛河，坐渡船又过了渭河，下午1时许到了华山脚下的第二合成药厂，在这里我们买了一个塑料水桶，几斤苹果和烧饼，将自行车寄在玉泉院，便踏上了上山的道路。这天天气很热，我们上山时将长衣长裤都脱掉背上，每人只穿短裤和汗衫。记得到北峰后，我看到苍龙岭那蜿蜒起伏的小道，心理不尽有些紧张，我说“我不敢上了，你俩走吧”。天成和平振说“听说北峰今天死了个人，你要呆你一个人呆下好了”。我当时吓的要命，就说“豁出了！我跟你们上山，但我要走在你们中间”。随后我们便爬山，晚上8时许，我们到了华山的中峰，游客们都休息了，我们正没着落时，看到前边有一堆篝火，过去一问，是西安的一群中学生，便和他们一起围者篝火嬉闹起来。到了晚上12时许，他们白天搞的干柴用完了，大家都一筹莫展，便纷纷四处找柴烧。晚间，华山上的风很大，冻的我们直打哆嗦，在大家都未找到干柴时，有人提出将中峰上的庙宇拆了，大伙都拥护，西安的中学生仅拿了一把菜刀，根本无法。这时有人在庙宇下发现了一处山洞，我们都钻进去，山洞很大，大伙便卷缩着休息。黎明时分，有人喊“赶快上东峰看日出”，我们揉了揉眼睛向东峰赶去。到东峰后，人很多，大家都抢占看日出的最佳位置，可直等到早晨7时许也未见日出，原来今天早上是阴天，人们都感到有些扫兴。接着，我们三人先后到了南峰和西峰，领略了大自然的杰作和鬼斧神功。

下山时，我们三人的距离拉的较大，我先到山下的，停了一会儿，平振也赶到了，我俩等天成同学等了好长时间，等天成同学下山后，我俩才得知天成同学感冒了，全身发烧，所以迟到了。我们原计划这天要赶回县城，天成同学病了，我们商议住宿一晚上。当我们从玉泉院去出自行车赶到第二合成药厂时已下午4时许，我们在街道上买西瓜吃时，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问我们“听你们说话是澄县人”，我们答“我们是澄县的知青，刚从华山上下来”。那人告诉我们他是“澄县庄头公社人，部队转业后被分配到二合成工作”。他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了他的住处，给我们三人每人下了一碗挂面。我们吃的好爽，在异乡能碰见这个热心人，我们非常感动，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饭后，他领我们到二合成药厂的旅馆，给服务员说“这是我们澄县的知青，今晚在这里住宿一晚，你们少收些钱，娃娃们都没有钱”。这天晚上，我们住在一间房内，床上有凉席、蚊帐，我们感到非常惬意。

第二天早晨，我们要离去时和服务员算帐时，那位中年女服务员说“你们还给什么钱，我娃和你们一样都是知青，不给钱了”。我们又说了感激的话，便踏上了回家的路。

上图为笔者与挚友翟平振1977年7月17日在华山脚下留影纪念

上图为笔者与挚友耿天成（左一）、翟平振（右一）1997年7月18日从华山回来途中，在挚友王贤锁工作的单位“456”院内合影留念

8、保管员

1975年插队后不久，大队的领导看我为人忠厚老实，选我担任了我们生产小队的保管员，我心里乐滋滋。“这是贫下中农对我的信任！”我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辜负贫下中农对我的期望。从此，我更加注意了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劳动中我从不怕吃苦，干活拣重活、脏活干。

记得有一次，生产队要派一些青壮年到沟里捞麻。麻是一种草本植物，茎皮纤维可制绳索、织布。社员们将成熟的麻收获后，先压在沟里的大池里侵泡数日，当茎皮与茎脱节时，轻轻捞出后凉晒。干这活很脏，小伙子们脱掉长衫长裤，仅穿一条短裤下池。这天，我与社员们一样，穿着短裤下了泥池。这正是农历七、八月，骄阳似火，池里散发着哝哝的臭味，我一下跳入齐腰深的泥池里，不顾刺鼻的臭味，也不顾水里的蚂蝗叮咬，与社员们排成一行，双臂平托，象接力赛似，将一捆捆麻轻轻捞出，平放在池边的空地里凉晒。这天，自己虽然感到很累很累，但想到能与贫下中农同甘苦，心里美滋滋的。

当了一年多时间的保管员，第二年秋季又被提升为我们生产小队的副队长。在任期间，我兢兢业业，对工作丝毫都不马虎，在我移交保管员工作后，我们队的李润仓队长在全体社员会上激动的说：建社以来，保管员都是亏空移交，只有澄鸣同志当保管期间没有亏空，这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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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副队长

1976年秋季，由于我能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劳动积极，表现良好，被提升为我们生产队的副队长。当时，生产队设队长1名、副队长2名、保管员1名、贫协组长1名、会计1名，我从保管员上升为副队长前后，第二生产小队的王嘉同学、第三生产小队的耿天成同学分别也担任了副队长。从此，我更加吃苦和卖力，时时处处发挥了领导的表率作用。

记得同学们共上了五次工地，前两次上工地时我任保管员，没机会去。当了副队长后，我见王嘉、耿天成同学都带队上了工地，我主动向队长请缨，要求带队到工地。我共带队上了三次我们公社的杨家垅工地。一次是干了半个月，主要任务是打土墼，每个生产队的民工都分成四班倒，有时一天干两个班次，非常辛苦。我不仅要同大家一样干活，还要安排大伙的生活，一天下来累的精皮力尽，但从来都未说一个“苦”字。另一次是在杨家垅村西的沟里打土坝，这次任务不是那么很紧，干活比较轻松。我们小队是我领工，第二生产队是王嘉同学领工，这时三队的耿天成同学已被抽调到村里的小学当上了小学教员，三队的副队长已改换他人了。

这次在工地干活是我最惬意的一段知青生涯。

上图为笔者与知青挚友耿天成骑自行车到西安，在莲湖公园的留影纪念

10、骑自行车逛西安      

1976年12月30日傍晚，三队知青挚友耿天成来到我和翟平振住的窑里来，闲谈中，耿问我和平振“敢不敢骑自行车到西安去？”。我说“敢！”平振说他“有事不能去”。我和天成便骑车到他的老家（我县交道镇阿兰寨村）。

      晚上11时许，我俩就骑着单车上了路。当时已隆冬，天气非常的冷，凌晨2时许过了大力县后，我们的脚被冻的肿了，只好推着自行车往前跑，到渭南已是黎明时分。我俩在一个小餐馆吃了点“晋糕”后又踏上了征途。中午11时许，我们到了临潼县，当时我姐在陕西省生物制药厂工作，单位就在临潼县。找见姐姐后，她感到很惊奇，她未想到我俩能骑自行车到西安来。中午，姐姐给我俩买了饭吃，那顿饭吃的好香啊！下午，我和天成去了华清池，人已累的精皮力尽了，未能上骊山，我俩只看了“捉蒋亭”，后洗了温泉澡，人才感到有些放松了。

      第二天上午，我俩早早就到了西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来西安，我们找见了在省地质局工作的路冠录，他和天成是同学，他同样对我俩骑自行车来西安感到惊讶。他给我们安排好了住宿，和我们闲聊了一晚。在西安的三天里，我和天成看了“碑林”、“大雁塔”、“八路军办事处”等。回澄时，我们到省四建在我县城郊公社插队的一个知青家里，那位知青的妈妈知道我们是澄城的知青后，对我们非常热情，不仅做饭招呼我们，还给我们联系他们公司到我县接知青回家过年的车辆。我俩回澄时搭上该公司的一辆解放牌卡车，车厢内只有我们俩，当时的公路还是石子路面，非常的颠簸，把我俩晃动的快要吐了。

上图为笔者与知青挚友耿天成骑自行车到西安后，在大雁塔的留影纪念

上图为笔者与二队知青挚友郑立志在知青大院留影照片。

上图为上世纪70年代农村晚间露天电影照片（源于网络）。

11、看电影

那是一个思想和行为都受到百般禁锢的年代，不仅不敢乱说乱动，就是想也不敢胡思乱想，值得记忆的、自由自在的事情实在不多，惟有一种活动真得让人开心释怀，那就是人们总是追着看电影，永远的露天电影。

在我记忆中，《地道战》、《地雷战》、《奇袭》、《南征北战》、《卖花姑娘》这些影片，小时候最少都看了几十遍，大量的情节、特别是“坏蛋”的“怪话”，剧中人还未开口，我们就能先喊出来，常常是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一番。尽管如此，一部老电影哪怕放一百遍，该看的还是要来看，那已不在是看电影，而是一种节庆活动和仪式，它不在于的新鲜不新鲜，而在于生命潜流的排遣与释放，我把这种特殊年代追看露天电影的特殊经历总结为月光下的自由。

记得有一次，我们得知远离距我们村十几里的一个村里放电影，一收晚工，喝了汤，踏着黑路，唱着革命歌曲朝着大路飞去，越走人越多，眼看着“革命队伍”壮大了——可是到了那个村里一看，冷清清的，根本就没有放电影这回事！还能怎么样，大伙一便骂，一便笑，准备“打道回府”。这时传来信息说电影到了另外一个村里，我们又来了急行军，追到了那个村里。远远就听见喇叭里的人物对白声，脚底加快了速度，到了这个生产大队的大场，电影已开演好久了。人像潮水一样拥聚，不分男女，喜欢拥挤，拥挤着可以彼此取暖；也喜欢立着，立着可以随地跺脚，脚就不觉着冻了。孩子是人来风，喜欢打闹追逐，脚累了就坐在最前头；小伙子想吸引眼球，就鹤立在灯亮处；姑娘包了新头巾，却躲在灯影处；老人们也许是真的在看电影，可年轻人大多数都是打着看电影的幌子，在隆隆枪炮声和地雷的掩护下，完成着各自的肌肤之蹭和心灵碰撞。银幕后有块空地，也黑压压立坐一地人。看完一场电影，要么成就一些爱情，要么生惹一堆是非，总之，电影看完了生活也就发展了，山村因此久久不能平静。

末了，我得自暴一个秘密。一次，我们到邻村教城村看电影，去时我们各自带了小方凳，电影是在该村的队部放的。电影还未开演前，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到我们知青堆里打听“谁是孔凡卫？”孔是我们二组的知青，这天晚上没有来，大伙好象知道什么似的，都一股脑的指着我说“他就是孔凡卫”。我正莫名其妙时，来人说“你出来一下，我找你说各事”。我跟着来人到了一个农户家，坐稳后，那中年男子对我说“今天中午我到县上见了你爸，你爸说你的事你拿主意，他没有意见”。我问“我的什么事？”中年男子说“就是你和小芳订婚的事”。这时，我才知道事情闹大了。我急忙说“我不是孔凡卫”。起身后我飞也似的跑回到知青堆里，大伙都哈哈大笑。事后我得知，孔凡卫同学与教城村一个叫小芳的姑娘谈恋爱，孔家人嫌姑娘在农村不同意。这才闹出了这场“拉郎配”的喜剧。

　　上图为车盖大队知青与带队军代表胡育全（原驻澄5342部队连指导员）合影照片。

12、军代表

我们下乡时条件比"老三届"的知青们好多了，首先整治环境比"老三届"下乡时要好，城里的单位与下乡的公社和大队之间的协调工作，比"老三届"要好。

　　知青工作从下乡单位到县里公社和大队层层有人负责，虽在少数地方出现了为回城指标敲诈，污辱下乡知青的事情，因有国法约束，也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我们知青点因县城干部子弟与当时驻澄的5342部队领导的子女组成，县“知青办”的领导和部队领导都很重视，专门委派部队的在职干部负责我们知青点的协调工作。

　　在我们务农的日子里，我们知青点先后"换防"过两位"军代表"，我们知青称他们是"带队干部"。

　　第一位是来部队的连指导员，当时我们刚下乡不久，各小组知青都分散居住，这位军代表"也与我们联系不多，住了大约不到两个月就奉命回部队去了，我们连他的名字也未记下。

第二位也来自同一部队的连指导员，叫胡育全，大约有二十四、五岁，为人朴实、淳厚，我们都亲切称他“胡老师”。胡老师和我们共同在农村呆了近两年时间，与我们知青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是广东人，有两个女孩，其妻长得娇小玲珑，对我们都很关心。记得他们广东人特别爱吃肉，什么肉都吃。每逢农闲时节，胡老师经常我们到河里抓鱼、捞贝壳、灌田鼠。

有一次，我们生产小队的一头牛腿被碰坏了，队长将牛要卖30元，胡老师知道后，与生产队长软磨硬缠将价压到20元，牛皮归生产队，他和我们二十多名知青共分了这头牛，他一人掏了10元买了一半肉，将牛肉晒成牛肉干慢慢吃。胡老师善于学习，搞思想政治工作很在行。他经常利用政治理论学习时间给我们讲形势。记得他根据当时的知青安置形势对我们讲：你们以后招工很难，能出去一半人就不错了。我们听后都非常后怕，但在那个年代，大家嘴上都不敢说，心里怕得要命。尽管嘴上都喊“扎根农村六十年”，谁都不想在农村呆一辈子。

那时，我们的远大理想就是跳出农门，当个国家大型企业的工人，当干部、升官、发财连想都未想。

上图为知青大院留影纪念

上图为知青大院留影纪念

13、知青大院

插队的第二年，我们搬进了知青大院。这是一排窑洞共十二孔，坐北朝南，院东边是集体户食堂。每一孔窑洞住二名知青，每人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方凳，共用一张小长条桌，窑洞前是一块活动场所，夜晚可以乘凉。这条件比在生产队寄宿在贫下中农家里要强多了，与散落在农村的插队知青相比，更是强过百倍。我当时与知青翟平振关系要好，我两住在一起。我俩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将近两年时间，从为小事未红过脸。记得1976年的唐山大地阵后，全国各地都一片恐慌。县上和公社都要求农民搬出窑洞，搭建防震棚。我们知青也各自为战，砍伐树木，在院内的操场上各自搭建起了十多个防震棚。那时，我们知青大院到了晚上非常的热闹，嬉笑声、歌声时起时伏，充满了年轻一代的气息。

记得还有一次，老天下了十多天的中雨，晚上大约有十点多钟，我们东邻知青刘向前和罗红江所住的西边窑帮上突然冒出水来，停了一会儿，我们窑洞的东边窑帮上也冒出雨水来，情况十分危机，我和平振、向前、红江也不知从那生出那么大的胆来，先后板住窗框攀上了窑洞顶部，用掀将管涌堵住。现在想起来真感到有些害怕。

14、狗肉不上席

"狗肉不上席"。但吃过狗肉的人对那美味一定不会忘怀。要不舍身救秦王的少林武僧。宁愿不做官也要做了皇帝的李世民赐肉赐酒。

　　在乡下。每年当麦子拔节的时期，正是狗儿们交欢的时节。三五成群的狗儿们都会跑到野地里为争宠而斗。它们在打闹时会将成片的麦子给压倒。以至于影响到麦子的收成。

　　我待的那个小队里。有一位叫李天贵的社员，家里养了只母狗，有二，三岁大。七五年初夏的一天，邻村的一条公狗来交欢时被李天贵套住，偷偷地杀了。夜里，李悄悄给我们几个男生送来些狗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狗肉，香喷喷，大伙吃的有滋有味。

　　记得第二年我们集体搬入知青大院后，三组的知青周战红非常喜爱玩狗。一次，他从城里回来，弄了两条大狗、一条小狗。尤其是那条小狗特别招人疼爱，大伙都亲切地喊它“赛虎”。随着时间的推移那通人性的狗儿越长越肥硕。当出工干活时它总是跑在前面给我们带路，遇见坑和大一些的石块还不时回头"汪汪"两声，提醒我们注意，十分的惹人爱怜。看着那两条大狗儿丰硕的体形油亮的皮毛。组里的几个知青早就心存异想。每当歇工时，就议论着那只可爱的狗儿。煎，炸，烹，煮。在谈论中不知把它吃了多少遍，喝了多少回。只苦于没有下手的机会。后来，不知他们怎么说服了带队指导员胡育全，他是广东人，特别爱吃野味。我们知青都称他“胡老师”，这天，周战红同学外出，机会终于来了，胡老师让我们都躲在窑里，他将一条大狗吊在树上，用打狗棍就朝它轮去。那可怜的狗儿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位列“仙班"了，那几位年轻知青的阴谋终于得逞了。

　　周战红同学回来后。得知这一消息伤心的哭了一场，最起劲的就是那几位年轻的"阴谋家"，他们把狼外婆的伎俩表演的淋漓尽致，他们终于等到了可一享口福的机会。

15、轮流做饭

我们这辈人从出生伊始，就注定是要与共和国同甘共苦的一辈人，在我们长身体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在我们毕业要工作时，遇到支边和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回城工作后，遇到改革开放，本以为能过上好日子，没想到在我们人到中年时又遇到下岗失业；在我们自己的孩子有机会上大学时，又得我们自己掏腰包供孩子读书；上苍真是和我们这辈人有缘啊。我们的经历使我们与祖国母亲一道荣辱相连，我们无怨无悔。我们衷心地希望祖国母亲更强盛，更富有。好让她的这些子女们能安居乐业，与她一起同享天伦之乐。

下乡的头一年，开始我们住在农户李百孝家，跟他们家同住同吃同劳动，真正的“三同”。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生产队给我们几个男知青搞来一个半院子，只有一孔大窑洞，是我们村李朝吉（在县上工作）家的，他们家新建了一院，其妻姓白，是大队的妇女主任，我们都称她白主任。头一年国家给知青每人每月补助十块钱，每人每月四十五斤粮食，三两油，有百分之四十的杂粮。我记得当年供给我们的杂粮主要是荞麦面，蒸出来的馒头第一顿还停好吃的，再次蒸热吃时变得硬邦邦，不太好下口。我们这里的农民不种荞麦，村里的农民们知道后，纷纷找我们用麦面兑换，改换口味。

当时我们下乡时年仅十七岁，在家里从未做过饭。到农村后，我们小组规定每人做半个月饭，真难煞了我们这些小青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都学会了蒸馍、擀面、包饺子等基本的做饭技能，还学会了缝缝补补等针线活，我们几个男生的被褥缝洗都是各自料理。

　 早上一般吃饭，咸菜、辣子酱，先吃杂粮，再吃主粮，一咕咚下了肚，不谙滋味，填饱肚子就好。中饭吃米饭或吃面条，基本上没有菜，我记得当时把盐、酱油往饭里一搅就行了，大伙吃的津津有味。晚上吃饭农民们叫“喝汤“，我们几乎不做晚饭，谁饿了吃个冷馍就行。记得有一次，轮吴亚平同学做饭，这天他蒸馍，由于事前有些疏忽，锅里的水未加够，中途他闻到锅里散发出了烤焦的味道，他并未开锅，而是继续用火烧，好在当时用的是铝锅铝笼，等开锅后，蒸出来的馒头个个黄亮亮，还很好吃，特别是玉米馍更好吃。

还有一次，天刚下过雨，我们几个同学到村外游玩，在水渠边发现了地软，我们采集了许多，到沟里的小河淘了再淘，第二天，我们用地软包了一顿饺子，特别好吃。我们几个男生大约每人都吃了一斤多饺子，那时光流逝这么多年了，我现在依然留恋着在农村用地软包的水饺吃得味道。那种感觉和美味真是在厨房和餐馆里感觉不到的，我品过那么多的美食，在我脑海里影响最深的就是在农村吃过的地软饺子了，那味道真是美极了，香味如今还在嘴边上。

16、面对“走”和“留”的考验

　　 在农村插队时，凡遇到招工、上大学、参军，这既是一件高兴事，也是一件麻烦事。处理不好，很容易产生思想情绪。当一所所工厂、企业来农村招工时，当一名大型工厂的工人，成了每个知青都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尤其是回到县城，回到父母身边，这不仅脸面光彩，引人羡慕，更重要的是能实现个人愿望，体现自身价值。这对每个知青点的知青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首先就要面对谁去谁留的考验。因为名额有限，僧多粥少。送谁去？1977年底，县上在我们集体户招工时，就有那么一批知青便做出了牺牲，将本可以自己去的招工名额，留给了他人。如王嘉、郑立志等一些知青在农村表现都比较突出，有的青年下乡第二年就当上了副队长、保管员，有的身体很不好，有的在农村曾两次工伤。应该说他们走是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的。但他们没有，他们选择的是放弃，主动放弃。这不是一般的放弃、是一种牺牲。走是少数，留是多数。在当时的情况下，好多生产队知青喊出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口号。这并不是为了赶时髦，顺潮流。而是发自内心地认为，农村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留在农村。朴素而单纯的想法，这点我们非常理解。在我们集体户“走”和“留”的问题上，大多数青年都处理非常好，心态非常平衡，走和留都感到是一种需要，是一种责任。并不认为你招工就可以高人一等。留下的同志而自卑。这种谦让、平和、相互帮助，良好的集体氛围一直延续到现在。到目前，无论谁官做了多大，事业做得再怎么红火，在我们中间你仍然是插兄插妹。

上图为二队知青挚友、室友翟平振深夜在知青窑洞里读书学习照片。

上图为车盖大队知青在车盖大队沟底水库游泳小憩照片。

17、学习楷模

　　集体户中有一批澄城中学、赵庄中学的的优秀知青，如耿天成、翟平振、王嘉等，他们是知青中的杰出代表，青年中的领头羊，无论工作多么忙、多么辛苦，他们的学习从没有间断过。在他们的影响下，生产队的学习文化娱乐活动搞得热气腾腾，如开办夜校、成立宣传小分队、举办农民赛诗会、成立篮球队等各种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记得当时王嘉、耿天成被公社聘为宣传辅导员，经常到各生产大队宣讲时事政策。那时，每到夜晚，村里的小学教室灯火通明，朗朗的读书声传遍整个村子，补语文、补数学、学马列、学写作……东风、天成、立志当起了教员。当时，我们村有几件事比较出名：读书——每个寝室都收罗来许多书籍，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等，晚上收工回来，一天劳动再辛苦，农忙收工再晚，看书学习一天不拉。好多青年都有记日记习惯——知青耿天成自今还保留着十几本插队日记。知青翟平振、耿天成、郑立志、王嘉利用空余时间攻读高中课程，硬凭自己实力考进了南昌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大连轻工学院和厦门水产学院等。

结束语

光阴似箭，岁月如歌。知青岁月早已成为美好的回忆，然而，随着岁月的更替，我们的知青情怀却越来越浓。知青情，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不舍的情怀。

从1978年元月起，我们澄城县罗家洼公社车盖大队知青点的知青陆续招工进城，还有耿天成、翟平振、陈东风、郑立志、王嘉、邱晓敏同学等先后参加高考上了大学，但不论谁后来从事什么职业，什么职位，我们都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单位，无私无畏，奉献青春，展现年华。面对市场经济商业化大潮的冲击，我们经受过社会的复杂，承受过不少的挫折，碰触过太多的无奈，有过太多的苦衷；吃过苦的我们，有承受能力，懂得怎样在逆境中求生存，讲求实际又不失矢志追求；我们敢于直面，敢于担当，敢于挑战，敢于尝试，敢于创新，在市场经济的博弈中，成为了共和国向现代化迈进的骨干，成为了中华民族跨世纪的中坚力量。

时光无言，洗尽铅华；人生不老，只是成熟。进入花甲之年的我们，已成为赋闲的一代。生活是美好的，我们要在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同时，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生命是可贵的，我们要在关爱健康、珍惜生命的同时，继续发挥余热；友情是温馨的，我们要在真心相待、珍惜友情的同时，携手并进，砥砺前行。今天我们一路走来，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无愧于良知；今天我们正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正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今天我们仍然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们不会忘记，知青——这个响亮的名字，将永远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墨香检缘：撰写、配图

时间：2018年11月11日

修改：2018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