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h3><h1> 卌年:看见改变</h1><h3> (归拙,2018年10月10日)</h3>
寒露一过,北京的天气就进入深秋了。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听到父母那种“入秋了,该多穿一件衣服”的唠叨了,反而开始叮嘱媳妇,天气明天就要降温了,可以给娃穿秋衣秋裤了。早上起来,对着镜子,看着发际线的不断攀升和两鬓偶尔冒出的几根白头发,似乎也在提醒自己,伴着改革开放长大的我,已经不惑了,掉头发和长白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只是,儿时的记忆仍在心中,梦想仍在路上。<br> <h3></h3><h3><b>1978年</b></h3>
<h3> 那一年,我出生了。那时皖西南农村,乡里还没有通公路,乡卫生院也没有能力接受孕产妇。村里有个赤脚医生,但基本上无药可用。所以我,连同那个年代的小伙伴们,基本都是在家里被“接生”的。负责接生的人,是一位和蔼可亲、年岁稍长但却没有任何医疗专业培训的奶奶。也许是经历多了,熟能生巧,也许是大家别无选择,所以村里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绝大多数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眼见到的都是这位奶奶。以至于多少年过去了,这位奶奶见到从外归来的儿时伙伴们,仍能绘声绘色讲一番当年出生时的情景。比如谁家的娃儿一出生,黑眼珠就滴溜溜转,一看就知道将来一定有出息;再比如谁家的娃儿一出生,皮肤那个黑呀,一看就身体特棒,现在长大了,不仅身体棒,而且皮肤还变白了;等等。那时村里大家连录像机听都没听过,所以一听奶奶讲这些故事,就权当看录像再回忆一遍。</h3> <h3> 那一年,安徽小岗村开始恢复包产到户,随后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启动改革开放进程。但对地处皖西南的农村来说,还过了一段时间生产队的集体生活。所以母亲现在还经常唠叨,当年我生下来时,就一个大脑袋,身上一点肉都没有,长大后身体也一直不强壮,就与她怀孕和哺乳期间缺少基本粮食、更不用谈补充营养这点很有关系。那一年,农村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村干部天天游说头胎生了男孩的家庭领光荣证。我母亲一看,一个娃都朝不保夕,领了光荣证一个月还能补5块钱,并且多一份口粮田,所以就去领了。以至于后来我上小学,打架总没帮手,就怪母亲为啥不再多生一个时,母亲总说,能把我一个养活就不错了。也许活下来是那个年代经历过自然灾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父母所能作出的最正确选择。<br></h3> <h3> 那一年,我们村里用的还是自己发的小水电,电压极不稳定。所以大多数人家里用的还是煤油灯,油由供销社统一凭票定量供应。全村能称得上电器的几乎没有,要是谁家屋里夜幕降临之后,能打开白炽灯,那绝对是大户人家。平时用的带金属的日用工具,基本都带“洋”子,比如铁钉叫“洋钉”,铁皮叫“洋铁”,铁锹叫“洋锹”,铁叉叫“洋叉”。现在回到村里,大家还是这么叫,也许是习惯,也许是认为这些工具本名就如此,只是不知道那个年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工具可能真得靠“洋人”才能打造出来。<br></h3> <h3></h3><h3><b>1988年</b></h3>
<h3> 那一年,我上小学四年级了。学校坐落在一个小山岗上,三栋土坯房呈“凹”字型布局,前面一排是教室,侧面一排是老师宿舍,另一排是学校食堂。教室窗户上的玻璃不知何时就已经不在了,到了夏天,穿堂风呼呼而过,倒也凉快;只是大别山的冬天,实在难熬,大家每年就只能凑钱买些大白纸糊在窗户上。不过,总是有些调皮的孩子,为了引起坐在窗户边上女孩子的注意,用弹弓从外面给打破了。于是,大白纸上多了用报纸或者上过的课本糊的小补丁。学校没有篮球场,倒是有一个篮球,课后总有十几个孩子,抱着篮球跑,或者一大脚,踢到山下,再跑下去捡回来,顺便可以晚进教室几分钟。学校的食堂只有一个大师傅,聘用的,不做饭,只负责烧热水,中午给学生们热热各自从家里带的饭菜和干粮。所以那时,学校还经常组织个半天,老师们带着学生们上山砍柴。不过很多时候,孩子们一上山就不见了,结果是溜回家,让家长代劳,临放学时,挑一担柴火到学校,算是完成了任务。</h3> <h3> 那一年,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三个台阶”的想法,也就是后来“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而对于大别山深处的农村来说,改变也在悄悄发生。乡里的公路已经通车几年了,乡政府也盖起了二层砖混房,附近除了粮站、卫生院、供销社外,还多了几家小店铺。其中有一家就坐落在粮站大门西侧,临墙而建,窄窄的一排红砖小屋。那时,红砖在农村绝对是稀罕玩意儿,所以这家小店很是扎眼,我们孩子们都戏称为“红砖小店”。“红砖小店”的老板和老板娘属于我们山沟沟里最早的个体户,虽没发大财,但总体生活水平还是比大家高不少。每每放学路过时,闻到从“红砖小店”里屋飘出的肉香味,对于当时一个月尚不能吃上两次肉的穷家子弟来说,能闻一闻也算是一种解馋了。<br></h3> <h3> 那一年,村里已经有三几家先富起来的开始买电视机了。这些人家的男人,一般都是我们俗称“跑外交的”,也就是做些刷子、口罩小生意的。他们利用农村富余劳动力,做完成品后再倒卖到江浙一带,赚点差价。那时,一台熊猫牌的14英寸黑白电视机,差不多要四五百元人民币,顶当年一般老百姓三口之家2年的生活费。于是,晚饭后,周围邻居基本都拖家带口,挤到这为数不多的电视机屋子里,一半聊天,一半看节目。那时的电视台只能收到一个台,安徽电视台,信号还极不稳定,动不动就只能看雪花点,而且电视节目基本到晚上十点半左右就全部结束了。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看电视的激情,一直熬到十点半,发现还是雪花点时,才悻悻然都散了。于我,印象中的“恐龙特急克塞号”、“聪明的一休”等节目至今记忆犹新,也成为年少时小伙伴们经常扮演的角色。<br></h3> <h3></h3><h3><b>1998年</b></h3>
<h3> 那一年,我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了。从郁郁葱葱的江南水乡来到西北的黄土高原,也算是迈出了那个小山村。记得当时从合肥坐火车到兰州,需要提前一天从老家出发,到合肥住一夜,第二天中午坐上绿皮硬座,第三天傍晚到宝鸡再转车,站在列车里晃晃悠悠一宿后,第四天一早终于抵达兰州了。那时的兰州,城市建设还比较落后,东岗西路正在拓宽,雁滩还是城中村聚集地,南关什字还是一堆小商小铺,混杂着牛肉面馆、羊杂碎馆,走在街上,空气中都是牛羊肉的味道。不过,兰州大学的风景还不错,人工湖、图书馆都很幽静,只是这两个地方都不属于我当时的生活。那时的我,似乎只专注于篮球场和兰大后门的“小四川”,也是错过了不少风景。</h3> <h3> 那一年,在我记忆中,于国家来说,就是长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一遇的洪灾,朱总理站在九江长江堤旁,痛斥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其时,那时电视已开始普及,只是大学宿舍还没有装。一栋楼唯一的一台电视机就是楼下宿管员传达室里的。还记得,那年正好赶上法国世界杯,我们地理系的学生在实习归来之后,赛程尚未结束。突然发现不知哪位高人做通了3号楼宿管阿姨的工作,把楼下那台电视机搬到楼下空地上,一堆人围着看。也是在那一年,宿舍开始装小灵通电话了,可以接,但打电话需要用卡号和密码。不过,当时已经很知足,因为以前也只有宿管员那里有一部电话,接个电话得让对方等个三五分钟。也是在那一年,大学校园里通了互联网,不过绝对是奢侈品,唯一的一两台能上网的机器都是锁在系里实验室最里面的房间里。<br></h3> <h3> 那一年,让我第一次有意识的感觉到失去亲人的滋味。我外婆年龄并不太大,七十出头。其实,在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自己的外公就走了。但那时太小,不知道生死的含义,也不太懂得伤心,只是看见父母在哭,自己有种不安全感,吓得哭。当接到家里父母电话告知外婆快去世的消息时,已经明确要保送上研究生的我,来不及参加大四上学期毕业考试,就匆匆回家了。儿时为了从外婆那里讨得一包盐瓜子吃,承诺大学毕业工作后要带外婆爬北京天安门城楼,其时当时也并不知道要到北京工作,只是觉得天安门城楼应该是儿时理想中最神圣的地方。承诺尚未兑现,亲人已去。也就是从那时,意识到自己已经慢慢长大了,知道了自己的责任所在。<br></h3> <h3></h3><h3><b>2008年</b></h3>
<h3> 那一年,我已在华盛顿驻美使馆工作了两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正在愈演愈烈,经历了华尔街的恐慌以及美财政部的紧急救助。也知道国内正在紧急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以及后来经常有人点评的“四万亿”。岁末,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和信用危机仍在发酵,而我们国家貌似已经平安度过了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北京奥运会办得有声有色,勇夺金牌和奖牌榜双第一;驻美使馆场馆也终于“鸟枪换炮”了,有了自己规划、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家”。只是那时,国内雾霾天气还没有集中爆发,并不认为工作、生活在美帝蓝天白云之下,是多么一种奢侈的享受。</h3> <h3> 那一年,互联网已经很普及,MSN、QQ等即时聊天工具,为工作和生活增添了太多的便利性。Skype等即时语音聊天工具的出现,还减少了不少越洋电话费用。只是那时,从国内打电话到美国,三五元一分钟,而从美国打电话到国内,用卡打,才几毛钱一分钟。在美国的华人超市买菜,二三十美元就能装好几纸袋子,够吃一周的了。也就是那时,虽然美国正在经受经济危机煎熬,但也切实感受到美国这个国家在涉及到国家利益时,白宫和国会山意见的空前一致,意识到中美之间真正的实力差距,意识到中国为了增加老百姓的福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任重而道远。<br></h3> <h3> 那一年,皖西南那个昔日贫困小山村已经开始有了明显变化。趁着暑期休假,回老家待了大半个月。源于90年代初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十多年积累,一栋栋二层砖混结构小洋楼矗立在山间路旁,村里的道路也铺上了沥青,电冰箱、洗衣机已慢慢进入千家万户。农闲时,三五好友一聚,麻将声此起彼伏,不过多半都是老人和妇女们,农村“空巢”现象越来也引起社会重视。也就是在那一年,父亲因连续低烧小一个月才住院治疗,导致二尖瓣关闭不全,现在还时常发作需要住院治疗。自己开始意识到父母年岁已高,不仅需要自己的问候,更需要自己的陪伴和照顾。然而,工作和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对家人的关照反而是愈来越少了。<br></h3> <h3></h3><h3><b>2018年</b></h3>
<h3> 这一年,我毕业到北京工作已经整整16年了。媳妇提出要给我过个生日,四十不惑嘛,想想,那就过吧。因为往年的生日,我都基本不过,在哪儿就在那儿吃口饭,有酒就喝一杯,也从未对外说起。生日那天,正好晚上孩子有乐高积木课,我正好要加会班。于是,等到了晚上8点,孩子下课之后,媳妇跟孩子说,出去给爸过个生日吧?吃什么,那也得问孩子。孩子说,老北京炸酱面。想想正好,长寿面嘛,说去就去了。只是等吃完再回到家,发现定做的蛋糕已经化成一滩泥了,也算是过了一次难忘的不惑生日。</h3> <h3> 这一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貌似有增无减,中国的GDP也正好到了美国GDP60%的份上了。如果只是走在北京朝阳CBD、上海浦东、深圳福田的大街上,确实被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所震撼。但中国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仍然很大,人均GDP在全球仍然较低,需要补的短板还有很多。所以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做好自己更为重要。中国40年改革开放,不仅全面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但俗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还得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br></h3> <h3> 这一年,北京的蓝天白云感觉比前几年明显多了起来。2010年底从美国使馆回国工作,2011年元旦开始,就突然遭遇连续近1个月的重度雾霾。过去的几年,印象中的蓝天貌似都经过短暂人工干预的“阅兵式蓝”、“APEC会蓝”等等。但步入2018年以后,朋友圈里晒蓝天、晒白云、晒晚霞明显多了起来。经过几十年相对粗放发展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效率的高质量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是王道。<br></h3> <h3><h3> 四十年,于人类历史,那只是弹指一挥间;而于个人,也算是一段不短的生命历程。作为改革开放元年出生的自己,有幸与改革开放一同成长、一同见证、一同进步,也是幸事。</h3><h3> 卌年,看见改变,而太阳刚刚升起。</h3></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