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庆居士回忆录9《流年似水，浮生如梦》九、我的高中（四）

孙庆（妙庆居士）

（5）文革-逍遥

 

     虽说中央文革号召复课闹革命，但很多人依旧没有回来。我们班的井冈山还忙着在西藏冲击军分区，班里冷冷清清。这时我却莫名其妙的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于是干脆不去学校，和很多厌倦了革命的人一样当起了逍遥派。所谓逍遥派，其实就是无所事事，在家赋闲。

     母亲给我联系了他们单位的一个工人，叫张绍基的，学太极拳。每天一老早便去楼下小树林中习武。同学的还有一个男孩，笨得可以，师傅总拿我训斥他的愚钝。这个男孩上唇有颗痣，虽然身量蛮高，却身体不佳。似乎有肾病，稍一吃力便面色苍白。这么个病包子后来竟然还传出了绯闻，闹出了沸反盈天的流氓案来。那时，母亲单位已改制成了02部队，远赴嘉峪关核试验基地去修建实验建筑，就是专供核轰爆后提取核武器破坏参数的各类军民建筑。工人们常年回不了家，那些没有工作又耐不得寂寞的家属便难免发生些苟且之事。于是这个脑筋不灵光的哥们便被一位半老徐娘勾引上了床。这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当时可是坏分子的罪名。好在双方都颇克制，徐娘被老公领回老家，哥们就此消失了踪影。练了几天挷、捋、挤、按，招式漂亮，治疗效果却不见佳，慢慢的心下也就淡了。

    那时，姐妹们也都逍遥在家，每日里关起门来，背诵唐诗三百首和词宗。那些书应该都是我找来的，但来路已然记不清了。间或大家坐在一起作诗比赛，我和小妹总是赢家。有一次小妹出上句，我实在憋不出来了，便依韵偷篡了一句韦庄《思帝乡》中的名句“少年足风流”，竟然得到了母亲和姐妹们的喝彩。窃喜之余，心虚起来。总觉得母亲和小妹的眼神怪怪的，便讪讪地像做了贼。但那时确乎也写过几首心仪的，虽是无稽之作，却至今尤记得：

 

《五绝-虹》

1966-17岁

天穹无尽曲，红云更烂漫；

昔时一阵雨，长虹应复现。

 

《顶针五绝-时逝》

1966-17岁

桥头望东水，水去不复归；

归思桥头日，日不任情挥？

 

《无题》

1966.7-17岁

西霞初漫，尽染千里关山，

冰凌堤畔，顾得寒鸦飞去，

空嗟叹。

 

《咏菊》

1966.12.29-17岁

宁随山河尽，不折岁寒心；

求得身万段，归报来年春。

 

《春槐》

1966-17岁

金风长寂寞，春槐夜夜香，

愿随花魂去，不沐三秋霜。

 

《钗头凤》

1967.2.5-18岁

秋风过，人成个，

几送哀鸿天涯漠。

晚霞飞，夕阳斜，

血浸霜林，叶华依离，

愁愁愁。

杯中影，梦里情，

不解离愁愁更盈，

弦声微，月空明，

不谙世故，错解凡情，

怨怨怨。

 

    如今看来，那时写的诗词平仄、音韵错得一塌糊涂，内容更是无病呻吟， “为赋新词强说愁”。但于无聊落寞中没去浑闹闯祸，而是在古诗词的意境中得到熏陶，也是殊堪嘉慰的。姊妹中小妹的诗写得最好，但读来总有点老气横秋。这大概和她的性格有关，少年老成。可惜一首也没留下。

    后来，词宗一直由我带在身边，成了排遣郁闷和孤独的挚友。直到1976年，和陈寿祥换了他从废品车上花五元买来的大明宣德炉，送给了大姨。了却了父母常年对她帮助的愧疚。

     除了写诗读词，另一快活事是洗相片：从肥六那借来曝光机，自己买来显影粉和相纸，半夜里把屋子遮得昏暗，将幸存的底片洗出了很多照片。

那时，领袖们被全国各地的武斗搞得焦头烂额，无心顾及小百姓的革命意志，街道的造反派便也失了锐气，没人会杀上门来查你干什么。于是便成就了我们这些复古派留存旧照的大业。很多照片至今仍是我的珍藏。

     居民们则自发兴起了红茶菌热，不知从哪里淘换来一些类似海蜇的软体动物，养在玻璃瓶中，用红茶浸泡起来，不久便会有些酸甜的红色液体浸出来，那软体动物也愈发茁壮。据说喝了这液体便会百病全消，益寿延年，我们便小心伺候，以此孝敬奶奶和妈妈。现在想来，或许那酸甜的红液只是那厮的排泄物。还有更不靠谱的，是突然流行起打鸡血。据说将鸡血注入静脉，人便强身健体，格外抖擞。母亲是学医的，当然坚决抵制。不久便有传言说有人打了鸡血后，竟然打起鸣来，令人毛骨悚然。

     逍遥的日子无忧无虑，虽然被班里革命的同学视为不可救药，但心境却是大好。

 

红茶菌

鸡血疗法宣传册

 （6）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5月25日，中央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发动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毛泽东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也就是所谓“革命群众”有权对所谓“反革命”、“国民党”实行专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城市和农村，涵盖了从科技文化知识份子到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各阶层。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比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打死“狗崽子”的“红色恐怖”更加打击面大、更加阴暗恐怖、更加凶狠残酷、更加旷日持久，仅北京大兴县当夜就有325人死在乡邻的锄下。

    全国各地大屠杀更是触目惊心、比比皆是，并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第三波自杀高峰。这一年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年，在“清阶”中被整死的人数高达50万人。除了战争年代和 1960年的大饥馑外，从没有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非命。更为惊悚的是广西等地甚至出现了大量专政对象被“革命群众”打死后吃掉的人间惨剧。”——摘自《网易论坛》

清理阶级队伍

（7）厄运

　　 屋漏偏逢连阴雨。这一年母亲患了子宫内膜移位病，就是中医所称的崩漏症。一次次住院，转院，大出血，致使血色素降到了4克，不得不在妇产医院做了子宫切除术。那时父亲在航校已经被隔离审查，回不来，全凭姐姐日夜陪住。手术那天，我与小姨夫守在手术室门口，看到母亲面无血色地被推出来，顿感心慌腿软。戴着大口罩的医生指着手中托盘里一坨红紫色的肉块，呜呜地说：“子宫切了啊，病人麻药劲儿还没过去。”这才方使我们心安。母亲醒来后，看见我们环伺在床边，惨兮兮地笑笑说：“子宫没了，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了。”我的眼圈立时红了。

　　6月，社会上已经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各单位都杀气腾腾的。出身不好的人首当其冲，再次成为阶级斗争的靶子。医院的红卫兵也开始逐一盘查病人的出身，出身不好的立即被轰出医院。也许是母亲病得太重了，方得幸免。我们家本属在劫难逃，幸好父亲单位属部队院校不搞运动，只进行正面教育。与母亲单位遣送五类分子家属的运动刚好岔开。要不然，我家恐怕也是第一批被遣送到乡下的对象。

     居民院子里也开始骚动起来，邻居们窃窃私语着，乜斜着眼，充满敌意地打量我们这家既是摘帽右派又有海外关系的阶级敌人来。由于奶奶平时乘凉时聊天说古，不慎亮过家底，被文革中陡然提升了阶级觉悟的邻居们回忆起来，登时便有了斗争目标。随着各种添油加醋的流言传播开来，风声渐见吃紧。

奶奶可依旧全然不顾，因为她坚信天道王法。破四旧的时候，姐姐的好友同班同学廉洁，带了一群同学闯到我家里来，在被子和家具上贴满了破四旧的标语。奶奶先是笑脸相迎，接着看傻了眼，最后出离愤怒了——她拐着小脚冲上去一把将标语扯下来，毫不客气地把这些伟大领袖都称之为“革命小将”的熊孩子们轰出了家门。

     一天半夜，院子里突然传出凄厉的惨叫：“救命啊—”原来是警察上门抓走了潘高升的爸爸——他爸竟然是个国民党反动军官！怪不得生了这么个土匪儿子。又一天，四区的一对年轻工程师夫妇抛下一双小儿女触电自尽了。为保护孩子，他们设计的自杀电路电死他们后还会自动关闭。可怜两个孩子流落街头数日，才被上海的亲友接走。新大楼一位老人，宁死不愿离开家，从楼梯中间的空档坠楼而死。接下来，三区又有人自杀了……

小妹妹是我家的报耳神，每天都会有惊悚的消息撩动我们脆弱的神经。

     爸爸回来后听说了家里的事，立刻忧心忡忡地坐立不安了。早已是惊弓之鸟的他不知这混乱的世道还会上演怎样的荒唐，便和奶奶、妈妈商量了一晚，决定赶紧把奶奶送到上海大叔叔家去。大叔叔是工人，这在当年不啻于一块免死金牌。过了不久，上海来信了，也催着赶紧把奶奶送过去。就这样，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几年，把我们五个孩子拉扯大的奶奶，仓皇中被爸爸送到了上海，再也没有回来。

     这个月，北京数十万黑五类在红卫兵组成的夹道中，扶老携幼，忍受着撕扯、唾骂、殴打和羞辱，被赶出了北京。

（8）复课闹革命

终于，中央也厌倦了红卫兵小将的胡作非为，一纸复课闹革命的通令由军宣队、工宣队带进了学校。虽然又是锣鼓喧天，坚决响应。但造反造得目空一切，自诩为红色卫兵，在革命洪流中野惯了的半大孩儿们，哪里还坐得下来？几乎是立即就在班里和军代表唱起了对台戏。我们班的军代表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兵，虽然仗着一身军装撑腰，但笨嘴拙舌。在嘴尖舌利，开口闭口最高指示的红卫兵面前，很快便败下阵来。常常是军代表未开口，贾军或程继勇便下令：“红宝书x页x段”。军代表只要一开口，便朗声叫道：“毛主席教导我们”，于是全班同学便齐声朗读起毛主席的语录。刚一读完，立刻又指示翻到x页x段，侯着。读语录是神圣的，军代表岂敢阻止。于是，就别想说话了。大家虽然面作庄严，激情豪迈地读语录，其实心里都在坏笑。倒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谁来管老子，心里都不痛快”。

这时我们班居然转来一个朝鲜留学生，据说是一个将军烈士的女儿，带着弟弟来投奔姑姑的。长得胖墩墩，肉乎乎的，终日低着眉，顺着眼。但上课前起立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时候，就倔强地站着，绝不作一声。每周还要到朝鲜大使馆去开会。其实，所谓复课也就是政治学习，并没有什么文化课。所以，不久便再不来了。至今，同学们都记不起她叫什么名字，大约叫崔什么仙。

宣传队在学校大礼堂排练

（9）宣传队

闹哄哄了没几天，课是横竖上不下去了，我便受学校“反到底红卫兵团”的委托，离开班级去创建了“反到底毛泽东思想第二宣传队”。由我担任队长，原高一2班的班长薛永东担任指导员。队员们多是来自初一、初二的学 生。有王桂生、古今怀、吴炳芳、崔小丽、陈持坚、刘佳丽……等。虽然只有十几个人，却很快排练出了一台像样的节目。在全校文艺宣传和慰问部队的演出中，成绩斐然。

我在宣传队中，既是队长，又是编导、演员，还担任乐队指挥和小提琴演奏员，忙得不亦乐乎。但天天被成功的激情鼓舞着，生活却格外充实。

无所事事下，更多的中学生纷纷搞起了大型歌舞，形式也从忠字舞和街头活报剧升华到了舞台演出的模式，日趋艺术化，如整台的“长征组歌”、“东方红”、“白毛女”。很多人的艺术生涯大抵也发端于此。

这时，班里也没闲着，井冈山和班里部分同学，排演了话剧“收租院”，并四处巡演。收获了一片喝彩。可惜，我竟一次都没看过。成了一个彻底游离于班外，直属学校的单干户。

那时，被逐渐边缘化的红卫兵，在革命豪情和过剩的荷尔蒙催化下，或投身各类武斗（如北大、清华的武斗），或与小流氓白刃相搏（如西纠、联动刀劈小混蛋），治安是一塌糊涂。我的一个好友——家住京棉二厂的刘思敏——一个很会跳舞的男孩儿，就是因多看了几个流氓一眼，便被三角刮刀刺中心脏，暴死在东四街头。

我们班排演的收租院

　　（10）辅导员

不久，我又接到了新的任命，到新初一2班（新三连2排）担任辅导员。那时，军代表们已经黯然退出了学校，接管学校大权的是工宣队。由于很多老师被赶出学校，积压了两届的新生入学后面临着师资严重匮乏的尴尬局面。于是，便想到了我们这批老高中的学生。但在出身论依旧甚嚣尘上的时候，为何选中了我，至今仍百思不解。

所谓辅导员，其实是半个老师，既要协助班主任管理学生，还要兼任语文或政治的教学。看着台下一双双天真烂漫，专注认真的眼睛，你会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今想来，也许，正是给这些初一的小毛孩们讲读毛主席诗词，才奠定了我毕生从事语文教学的基础。

这种大孩子带小孩子，红卫兵管红小兵的创举，居然十分成功。在辅导员们认真负责和留校教师小心谨慎的双向合力下，学校很快便迎来了有序的教育局面。其间，老三届被安排到怀柔劳动，校园里顿时清净了下来。没有了革命的鼓噪，客观上也排除了许多干扰。

我任辅导员的新三连二排，班主任叫郝仙明，是个娘得精粹的中年人。言谈举止无不带着明显的坤风。但人却极好，善良、温暖、随和。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也许是对学生批斗老师的前事心有余悸，所以班内一切工作都推我去干，从分组、排座位，到组织学习、讨论，安排劳动、板报宣传，完全放手，让我很快便和学生们打成了一片。教室是校园东侧新盖的平房，50名学生分别来自周边各所小学，密密扎扎挤满一教室。后排背贴墙壁，前排紧抵讲台，好在初一学生身量小，勉强坐下。

文革骤起，学生在家中闲散了半年，多少带有几分野性。但敢对老师撒野，却不敢对红卫兵辅导员放肆。几个敢奓毛的，被我略施手段“斗私批修”、“一帮一、一对红”也就服帖。可惜时间太短，数十年后相聚，虽然都还记得我，但往事俱已模糊。因为我们下乡后不久，这届学生也作鸟兽散，分别被送到了内蒙兵团或随家长下放到了湖北湖南。

为了丰富学生们百无聊赖的课余生活，新三连决定由我担纲组建合唱队，这本不是难事，何况还有一帮自我走后，散了摊子，便日日神不守舍地徘徊在教室外挤眉弄眼的宣传队老部下的帮衬。一个百十人的合唱团，很快便组建起来，并顺利拿下了组歌《全世界少年儿童热爱老主席》。演出那天，甚是轰动。礼堂里人山人海，掌声雷动，礼堂外也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孩子。突然有人告诉我，小五子来了。我顺他所指看去，只见后台的外窗上贴着个小鼻子，真是小五子，她给我送晚饭来了。那是个极高的窗台，也不知她是怎么爬上去的。到这时，我才想起自早上离家后，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学校革委会又把我派到接踵而至的下一届新生连任辅导员。这两届相隔数月进校，又是几百人。为了区别，只能叫大70届，小70届，其实是69届和70届。面对满院子疯跑的小不点，师资的严重匮乏，更加捉襟见肘。学校焦头烂额，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把我们调去招呼更小的小的们。

我这个班可不省心，班里有几个解放军休干所的老红军子弟，飞扬跋扈，任意妄为。最嚣张的是一个叫邝春芬的女孩儿，穿一身黄军装，脑后耸着两把刷子。有一天她领头闹得班里沸反盈天。下午我留下全体女生开会，她居然乜斜着眼睛，拖着怪声向我挑衅：“哎！辅导员，不是女生会吗？你是男的女的呀？”我走向她，把她跷在桌上的腿重重地拨到地上，狰狞的逼问：“知道洪常青吗？党、代、表！”她顿时失了锐气。那时，就是这般荒唐。即使是半大学生娃也得学会拉大旗作虎皮。

两批学生中印象最深的是祝娟、宗颖和陆馨三个女生。祝娟是个中日混血儿，母亲叫午岛美代，中文名叫祝玉明，在朝阳医院检验科工作；父亲叫祝道，是个留日医生，在机床厂做医生。这是一个白皙文静的孩子，很有艺术 天分，会拉手风琴；宗颖是个肤色黢黑的女孩儿，家住3501被服厂宿舍，大约是个工人子弟；陆馨也是住在中纺部宿舍是个干部子弟。三个人情趣相投，形影不离。我到70届任辅导员后，她们还时常结伴来找我，并送了几张合影。

我担任辅导员的69届新三连二排

我担任辅导员的70届

（11）石片劳动

　　班里又要去怀柔劳动了。这次去的是深山中的石片村。也许事关毕业，学校要求我们在外的同学都要回班参加劳动。

石片一个山清水秀的地界，可惜是冬天，万山丛中，草木凋零，一片片裸露的岩石被炸得斑驳陆离。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开山炸石修水利。我们抡起三斤半的榔头砸钢钎做炮眼，农民们装上火药点燃，然后，轰隆一声，地动山摇，再由我们用背架把炸碎的片石背到山脚下。这自然是极苦的活计。好在少年不知愁滋味，抡起膀子也干得热火朝天。穿着父亲不知从那里找来的一件军棉袄，汗流浃背，寒风凛冽中竟也透着几分诗意。可惜，没几天便成了病号——手掌里血泡感染（老乡称之为翻茧），整个右掌肿得像个红馒头，痛彻钻心，夜不能寐，终于发起了高烧。

山里缺医少药，老师又不敢擅自做主让我回家，于是就派同寝室的池静、王安、江银河陪我去十几里外的诊所看病。昏昏沉沉，这山路是如何走下来的早已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原是国民党军医的赤脚医生，一刀子下去，脓血喷出，我还没觉得怎样，一旁的池静已经昏过去了。

吊着绷带回到家中，每日去朝阳医院换药——将塞满掌心的黄药条取出，再塞进新的黄药条。直到登上西去的列车插队，还没有痊愈。至今手掌内外还留着一道深深的疤痕，铭记着曾经的悲怆。

九十年代高中同学重游石片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