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心中的母亲，

金际洲

　　今年是母亲诞生九十周年的日子，谨写此文纪念我们的母亲。

多年来一直有个心愿，为母亲写点什么，趁现在大脑还能记得点事，手还能敲打健盘的时候去追忆母亲，去追忆母亲的足迹，追忆母亲为我们的付出，也追忆母亲的平凡而又坎坷的一生。同时也用这种追忆来释放我心灵的愧疚和深深的遗憾。

我母亲生于1928年11月22日，出生在武昌南湖，家里是在武昌粮道街开药铺，外祖父是个坐堂中医，看病并卖药，家境温饱尚可。到了1938年，日本飞机轰炸武汉，将粮道街烧成一遍火海，药铺也烧了。其时外祖父也就28岁，也是个热血青年，当他眼望着被烧毁的药铺，眼望着还冒着青烟的瓦砾，废墟。心情沉重，也义愤填膺，他一跺脚，就作出了一个决定，抛家出走，弃商从军，去报仇雪恨。(谁想到他的这一决定，却给全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近半个世纪的灾难)。因为他有文化，被分配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受训，经6个月的培训，便上了抗日前线。

母亲当时只有10岁，正在读小学，这突然的变故，对她而言如同堕于万丈深渊，药铺被烧毁，外祖父的出走，家里如天塌一样，无奈外祖母只得带着母亲回到了汉川老家，母亲在老家还有一个奶奶和没成家的叔叔，家里没有田，也没有地，全凭四处打短工度日，困难时，家里经常没有隔夜粮，经常断炊。有时母亲饿得受不了，就同奶奶一同出去讨饭，在讨饭中受到很多好心人的善意，也尝到很多人的白眼和斥责。有一次，一只大狼狗窜出，扑向母亲，她吓得大哭，跑到家里，发誓再也不出去讨饭了。一时一家人哭成一团。

苦难的生活造就了母亲耿直，倔强，刚直不阿的性格，也培养了母亲善良而又真诚的品德。

母亲的性格极具完美，即有大户人家子女的睿智和聪明，也有无产者妇女的能干和贤惠。艰难的岁月锤炼了她从不叫苦，不怕困难，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理念。在母亲的熏陶下，也养成了我们不安于现状，奋发向上的性格。

我们家搬到武汉已是1950年了。因为父亲在鹦鹉洲帮人驾船，我们全家来到了鹦鹉洲。听母亲说到鹦鹉洲后就生下了我，为了纪念到鹦鹉洲的日子，我取名叫记洲。到武汉，母亲常说，是一担挑来的。一付挑担的家当，算是在武汉安了家。

鹦鹉洲当时是整个中南地区的木材集散地，也十分繁华，围绕着木材交易衍生的各行各业以及各种配套的生活服务行业十分健全。当然也不泛市井，泼皮，无赖。母亲从乡下来，人生地不熟，免不了受人欺负，但母亲从不屈服，总是据理力争，好在刚解放，刚刚打击了黑道与地霸，社会还算公道，我们也就安稳的在武汉扎下了根。

刚搬到武汉的几年，因为我们都太小，父亲又长年不在家，母亲也只能在家养育我们几个孩子。但母亲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是个街道积极份子，大扫盲时，因母亲有点文化，最先通过，随即就作为扫盲教师为很多家庭妇女讲课，母亲也干得很起劲，总是充分的准备好要教的字与字意。

母亲最爱看的电影是党的女儿，里面有个叫冬梅的女党员让母亲每次看后都偷偷流泪。

我小时候，肚子里有蛔虫，经常性的肚子疼，有时深夜肚子疼，都是母亲背着我，走十几里路赶到医院，母亲从不信巫师道场之类的，只相信真实的医生，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很难得的。

对母亲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三年灾荒的岁月，使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了母亲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对我们的慈爱的心。

三年灾荒，乡下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母亲也很慌张，她把我们屋前房后的空地都开垦出来，种上了产量很高的春菜，春菜长成熟时，可达半人高，根，径，叶都可食用，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我们的口粮。我总记得，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在脚盆里切着春菜，咔嚓，咔嚓的切得很细，我们都围在脚盆周边，看母亲有条不紊的切着，慢慢的我们都撑不住了，都打着哈欠，爬上床睡觉去了，只有母亲还在那里咔嚓，咔嚓的切着。第二天我们醒来时，发现满满的二脚盆切碎的春菜，也不知母亲是什么时候切完的。这时，母亲已经起来了，正在做着我们的早餐，三合粉子裹着蔬菜的饼子。后来才知道，这三合粉子是用面粉从前苏联按1:5的比例换回来的马料。在当时这可是我们的主粮啊！

父亲在外，也时刻牵挂着我们几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也是尽力往家里捎带萝卜，红薯之类的食品，记得有一天晚上，母亲与我到汉口汉江边的一个码头，去取父亲捎回的一麻袋红薯，雇了三轮车运到家，到家后，母亲除付了运费，还给他一小盆红薯，在那个年代，可都是救命的东西啊！母亲吃过苦，深知受苦人的不容易，因此也总是尽力去帮助受苦人，母亲的善良与仁慈也深深的刻在我心里。

随着中央的调整政策后，情况稍有好转，母亲看到我们也长大了，能够自己料理自己了，便参加了港务局的助勤队，搬运工与建筑工，因为母亲为人正直，厚道，被选为队长，带领几十个家庭妇女干着男人们干的活，人工上下水泥，转运渣土等等，母亲总是站在最脏，最苦的位置上，也从不计较得失，母亲很少说教我们，而总是用自己的行动来感染我们，使我们都有了不怕吃苦，不自以为聪明的理念。有了这个理念，也使我以后在自己开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受益匪浅。

大概到了1968年，母亲作为街道推荐人员正式进入了煤建公司，开始了正规的工人生涯，拿着固定的工资，也有了各种福利，母亲干得非常高兴。

对母亲最大的摧残与最大的迫害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那真是个罪恶的年代，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下，母亲所在的单位也开始胡乱的寻找清理对象，当时因外祖父作为战犯尚关在监狱里，母亲便首当其冲的被某些人作为清理对象而受尽了冤屈，看到那一张张的大字报，其心灵上的摧残更是雪上加霜。

正因为母亲是个心气极高，十分珍惜自己脸面与名声，受不得一点冤枉的人，却无奈的被一些小人肆意诽谤，无端指责而又不能分辨的时候，其内心的苦楚真是难以言状，这些伤痛层层淤积，已经把她挤压得踹不过气来了。我一直怀疑，母亲的身体就是在那个时候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的。

哀莫大于心死，从此以后，母亲很少说话了，总是默默的拼命的干活，回到家里，也很少说话。看到母亲这痛苦的样子，我们几个子女都很伤心，也总是尽力的安慰母亲，可母亲怕连累我们，总是叫我们不管。

直到1976年中央特赦县团级以上战犯，外祖父与黄维等战犯予以释放，并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母亲心里的阴影与伤痛才慢慢的缓和，脸上开始有了笑容，话也多起来了。

到了80年代，父亲经组织委托在我家附近开了一个砂场，每天可以回家了，全家团聚了，我们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节。母亲也退休了，历经了坎坷与磨乱的母亲本可以平静下来操持家务了，可街道里办了个帆布厂，非要退休在家的母亲出任厂长，母亲没有了那伤心的所谓的成份的影响，干得很投入，很认真，把一个街道小厂办得有声用色的。直到母亲年岁较大了，要求回家休息，才离开了那个帆布厂。

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天天在家料理家务，我们几个子女也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天天忙于工作，母亲则默默的注视着我们，看我们在忙，也总是尽力的帮助我们做点事，我记得每当我们打开房门，会看见母亲即把面条下在锅里，待我们洗漱完毕，母亲已经把面条端放在桌子上了，一点也不耽误我们上班。

母亲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她的孩子们都有出息，出人头地，以洗刷心中的积怨。当看到我们都有了点成就时，她总是露出灿烂的笑容，逢人便说，我的孩子们都很好，都不错，就象我们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一样，她也认为我们是世上最好的孩子。那兴奋而又溢于颜面的表情，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母亲的内心该是多么高兴。

可惜，好景不长，长期的过度的操劳，过早的透支了母亲的身体，加上年轻时得过的肾盂肾炎，母亲的肾脏开始出现水肿，并且继续恶化，这种高血压型的肾小球肾炎最终没能治好。

记得母亲走的那天，晴朗的天空上突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随后暴雨倾盆而下，须臾间天又放晴，不一会就传来母亲病危的消息，待我们都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走了，虽然几个医生还在做着徒劳的抢救，母亲还是走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时间定格在2004年7月28日这个黑暗的日子。

姐姐说，母亲是属龙的，刚才的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就是龙王把母亲接走了，我也真希望有天堂，有鬼魂的说法，我也真希望日后可以和母亲在天堂相见，那时，我一定会把今生没有尽到的孝心补偿给母亲。

呜呼，天若有情天也尽人意， 以上的表述虽然不尽意，也只能是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