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农村篇

Blue Sky

逐翻开那发黄的扉页

　　 命运将它装订的极为拙劣

　　 含着泪 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

　　 青春

　 　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

曾经那样热烈地计划过的远景

　 　那样细致精密的描好了的蓝图

　 　曾经那样渴盼着它出现的青春

　 　却始终

　 　始终没有来临

　　每次读席慕容的《青春》，想起那难忘的知青岁月，总是让我情不自禁的泪如雨下。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五十年前，诸如此类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遍及全国大大小小的每个城市、农村。

　　从1968年开始，就已经陆续有一些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农村、农场或分配工作，但这种一刀切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我毕业的1973年全面掀起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继续升学，没有任何一个人获得分配工作。

　　1973年，四十五年前的我，一个刚满17岁的花季少女，就在这个特殊的年代、特定的形势下高中毕业了。不管我有多么喜欢继续升学读书，这个魂牵梦绕的念头和努力不懈的追求也只能是南柯一梦罢了，所有的憧憬、所有的理想都成了海市蜃楼。我们既不能升学也没有工作，唯一的出路是：上山下乡。

　　第一批下放的时候，我爸爸妈妈的工作单位台山人民法院和人民银行还没有本系统所属的知青农场。于是，我就只能去农村插队落户了，那是比知青农场更艰苦的磨炼。

　　1973年10月31日，我下放的第一天。那天早晨，县城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在台山展览馆的露天雪屐场（工人文化宫内）集会，一群胸前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纷纷给我们这些即将踏上新征程的知青戴上大红花。

　　上面这张记录欢送场面的照片是在下放的那天由县府宣传记者拍摄的，照片上的我和婉玲含笑望着那些给我们献花的可爱孩子，我好象看见了曾经也是少先队员的自己，都是一样的天真、纯洁又虔诚。（此照片放大后贴在政府的宣传橱窗上展示了很长时间，用于配合形势的需要，宣传前景和激励后人。）

　　一路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整个小城热热闹闹、沸沸扬扬。在欢送的人群里，我经过了我母校台山一中的欢送队伍，我看到了我的学弟学妹们那一张张与我同样稚嫩的笑脸，我与我敬爱的老师们一一握别，我与父母单位的叔叔阿姨打招呼。

　　一直笑嘻嘻的我，当看到等在车站送我的羞梅和曾增同学，我情不自禁地冲出队伍，扑上前拉着她俩的手，心中一紧，眼泪夺眶而出，哗哗地滚下脸颊，想止都止不住。这一刻，我这个极少在人前流泪的女孩竟然一下子哭得唏呖哗啦一塌糊涂。她们心疼地握着我的手、拥着我的肩不停的安慰，我如鲠在喉，无从诉说，只有不停地落泪不停地点头，激动的情绪久久难以平伏，真是无法形容那是怎样的心情。在车站大门前，她们送给我一本漂亮的影集。

　　那是我平生拥有的第一本影集，那是来自我的好朋友的礼物啊！太珍贵了。我把它紧紧地抱在我的怀里，心情仍然是禁不住的波涛汹涌。（这本影集收集了很多黑白年代的照片，也被我和朋友们翻阅了无数遍，我一直珍藏至今，不离不弃。时至今日，笔落至此，我仍是心潮澎湃，泪盈于睫。）

　　由于上车出发的时间还早，我们几个好朋友和我的家人又折回去市中心牛屎巷的红光照相馆，三个女孩子拍了一张合影。

　　同时，我还与妈妈和阿姨也拍了一张，这些都是具有历史印记的照片。

　　这些弥足珍贵的黑白照片，它不仅记载着我们年少的友谊，也蕴含了那种岁月给我们的痛。虽然说前途的渺茫和生活的困苦磨炼了我们的意志与韧性，但是，有谁会心甘情愿又欢天喜地地迈进这条茫茫无前途的坎坷路呢？这是没有选择的唯一之路啊！我们只有万般无奈地离开生我养我的小城，离开爱我疼我的家人，把自己未成年的身躯狠命地摔打在贫瘠的土地上，令豆蔻年华的花朵失望地谢落在偏僻的山野中，忍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

上车的时间到了，我依依不舍与送别的亲人和朋友互道珍重，无奈地与爸爸单位——台山人民法院送我下乡的黄双祥同志一起登上前往农村的汽车。

车窗外，熟悉的景物迅速地从我眼前消失，我的眼泪又一次滚落下来。再见了，我的亲人！再见了，我的朋友！再见了，我的小城！

这一天，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我在城市出生，在城市长大，所接触的农活只是偶尔去农村或农场支农与实习，可以说是肩不善挑，手不善提。高中毕业时我的体重尚不足75斤，身体也不强壮。把如此年少弱小的我一下子放到农村，跟那些土生土长、常年与泥土打交道的农民一起劳动，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加上我的性格倔强，不但不甘心落后于人，甚至还要努力做得更好，可想而知我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巨大啊！

　　繁重的劳动使原来细皮嫩肉的我在手上、脚上、肩膀上很快就磨起水泡、血泡、发炎、结痂，再起泡、发炎、再结痂，直至长成老茧，其间的疼痛难受真是难以言表。因为劳动太疲累，我常常半夜里小腿抽筋而痛醒，趴在床上直哭。所谓的床其实只是农屋顶端的小三角阁板，两边与屋檐相接，我只有在阁板的中间部分（屋顶最高点）才可以坐起来，睡觉时可不敢太折腾，否则会从两米多高的屋顶摔下来。遇到雷鸣闪电、刮风下雨的晚上更可怕，就象千军万马从我的身体上碾过一样，随时都会把我碾碎，呼啸着的飞沙走石仿佛要把我和屋顶一同卷走。

　　这样残酷的生存环境和辛苦劳作，我哪还有时间和心情去看书啊，下乡时从家里带来的许多书就一直放在我的枕边静静睡着。每天晚上，当我战战兢兢地爬上昏暗无灯的阁板，第一眼就看见我的这些宝贝，心里真是好难受啊，无奈之下，只好把我的书和我的梦一起装进箱子里，移到另一个角落，让它们继续沉睡了。

　　冬天，本来是比较闲缓的季节，因为耐寒的农作物不太多，但是，却是大兴水利的非常时期。那些年，每年的冬天都要全民大动员，挖泥土（当地人称“挖泥狗”），筑河堤。在寒风凛冽、河水刺骨的冬天里，这种水利工程实在是太苦了，从河坝不远处挖起的大块“泥狗”，其重量约十几斤，一个个经过每个人的手传递至河畔，由此垒砌成又高又长的防洪大坝。那重重的“泥狗”四四方方，滑不溜秋的，我不仅要使用双掌，十个手指头还要使劲的抠进“泥狗”以防它往下掉，甚至不时还要用我的怀抱把沉重的“泥狗”抱住，这样吃力的我仍然扛不住这种沉重的快速传送，不时有“泥狗”摔落在我面前，我整个人就像是一个生动的泥狗似的，狼狈极了，只有不停给暗暗地给自己加油，用坚强的意志和毅力继续拼搏。

一天，我铆足劲儿正抱着一个特大的“泥狗” 要转身传给下一位大婶，一双强有力的手轻轻一托，就把“泥狗” 接了过去，我浑身顿时轻松了，抬头一看，原来是大队书记彦叔。他把我从传递的人龙中拉出来，交给我一项新的任务，要我全权负责水利工地的广播宣传、版报宣传和快报宣传，并让我带一位本地女孩阿娟做我的助手。

每天一大早，我们俩与电工师傅一起把扩音器、高音喇叭等运到工地安装好，接上有线广播，然后，我们就下去各个生产队与社员们一起劳动，了解情况，收集宣传的素材，然后就回到广播室赶写稿件，开始广播，晚上再去大队部编辑文字、出黑板报、刻写蜡板、印刷快报。虽然所有事情我都要亲力亲为，但我喜欢这种游刃有余的文字工作。

我们的广播、板报和快报很受欢迎，大家都夸我不仅文章写得好，字体也漂亮，尤其是广播，大家喜欢听到我的声音，赞其音质清、语气和，听起来很舒服，加上我说的不是当地口音，大家也就觉得很新鲜了。

　　 

双夏，指的是夏收夏种，是农活最忙的季节。在早稻孕穗的时候就着手准备晚稻的育秧，抢收完早稻就得抓紧犁田赶插晚稻，然后又是施肥、除草、杀虫……，一系列的农活都要争分夺秒，不容怠慢。

　　早稻熟了，连绵不断的稻田沐浴着金色的阳光成了眩目的稻海，沉甸甸的稻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一浪又一浪的荡漾着向前展开，好一派美丽的丰收景象啊！然而，在美丽的田野中挥汗如雨的抢收并不是那么美丽的事情。我笨拙地使用着手上的钩镰，顾名思义，就是镰刀把手上有一个又大又长的弯钩，其弧度与镰刀反向，首先一弯钩下去就可捞起几把稻子，然后用左手往里一收，随即用镰刀一割，一来一回就一大把，这种镰刀和使用方法可以令人的整个身体运动频率降低，但效率高，所以当地的农民都使用这种工具。收割时，我不敢抬头望前面，因为越望越没劲，好象总也割不到头似的，只好咬咬牙，挥动着钩镰不停地点头哈腰往上赶。

　　稻子割下来躺在田里，然后再收起来扎成五、六十斤重的一大捆，用那种当地人称为“禾秃(本地话) ” 的东西来挑，这“禾秃” 是一根约2米长、小臂般粗的毛竹，两头削尖，非常壮实坚硬。挑担的时候先把一头插进捆好的稻子，要插得深插得透，从中间横穿过去，然后，把插好的那捆几十斤重的稻子以那根“禾秃” 象扛大旗似的举起来，不过，这大旗可不是用布做的，而是几十斤重的稻穗哟，紧接着，用“禾秃”的另一头插进另一捆稻子中间，立刻用肩膀扛起来，挑着就走。这些动作必须是连贯的，稻穗捆挑起就再不能放下来了，否则，成熟的稻谷就会脱落在田里，再也收不回。因为，挑在肩上的稻捆全部都是沉甸甸的稻穗向下，稻杆向上。所以，在挑运的过程中是绝对不可放下担子的。那可是百来斤的担子啊，多累也不能趴下，死撑也要撑回生产队的“禾堂(晒谷场) ” 呀。我细小的手臂是无论如何都举不起那几十斤重的稻捆的，每次都是别人帮我把一头的稻捆举起，再把另一个稻捆插好，架在我的肩膀上，我才可以挑着走。

　　生产队里有几个手甩脱粒禾桶，社员们收割水稻时把禾桶带到田里，一边收割一边脱粒，脱粒后的稻草绑成一捆捆在田里晒干，然后收集作为耕牛的饲料。

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已经上床睡觉了，突然，公社的有线广播传来了紧急通知：今晚强台风马上就到，大家立刻行动，保证粮食不受损失！于是，生产队长急促地敲起铜锣，唤醒所有的社员，简单地作了动员，大家迅速分头向各片稻田冲去，希望能抢在台风前头把白天割下来的稻子收回禾堂盖上油布，不能让到口的粮食流失了，那可是农民的命根子啊！（在那个年代，农民每年收割后交了定额的公粮就所剩无几了。如果收成不好，几乎没有一餐饭吃得饱，很多村民甚至经常烧不开锅，因为没东西可煮。我每次煮饭都要蒸些红薯，才仅可果腹，幸亏有爸爸妈妈不时地做后援补给。）

　　广播还在响着，台风就接踵而至，漆黑的天空雷鸣电闪，倾盆大雨扑面而来，瞬间，稻田边的水渠成了一条汹涌的河流，田野上到处是水，成了一片片水塘。我在狂风暴雨下走得跌跌撞撞、东倒西歪，我不停摔跤，不停爬起，挑回到禾堂的稻捆不知有没有剩余三分之一的谷粒。

　　这样苦苦搏斗了大半夜，总算把稻子全部收回来了，在禾堂上堆起一个个硕大的谷堆，盖上严实的油布，待雨停了就赶紧脱粒晒干，以免时间长了发芽或坏掉。（那时候的农村还非常落后，生产队里只有一台电动脱粒机，几个脚踏脱粒机，几个手甩脱粒禾桶，还有数块厚重的手甩脱粒禾石。）

夏收之后紧接着犁田、插秧、除草、施肥……

　　水稻除草太辛苦了，我与当地农民一样，双腿跪倒在水田里，双手趴在水田里，就象一个爬娃。十个指头弯起形如一种称“耙钩子”（本地人称之为“哇仔”）的农具，手指就相当于十齿耙，使劲插进泥土里，上下左右挖着，给每株秧苗松土、除草，手上拔出来的草还要更使劲塞进泥土下埋起来，使之沤烂成为肥料。

　　我穿着短裤跪在田里，双手和双臂飞快地向前方左右运动着，双膝随之往前爬行，把水田中的水搅得哗哗地响，身体几乎没有一处是干的，一趟又一趟，从早到晚，不知何时才是尽头。由于早稻刚刚收割，留在稻田中的稻根稻杆还没有时间腐烂，仍然硬邦邦的不时刺伤皮肤。很快，我的双膝双手就伤痕累累，又红又肿，每天下田第一次跪下去时必须屏住呼吸，咬紧牙关，拿出很大的毅力和勇气才可跪下，忍着剧痛在水田中爬行除草，一边爬一边掉眼泪。红肿的手指更是疼痛钻心，俗话说得没错：十指通心啊！

　　双夏还没忙完，我的双手已经疼痛红肿很厉害，差不多残了，吃饭拿不了筷子，只能用左手颤抖着勉强拿汤匙，十指不能弯曲，整个手臂又痛又麻，再不能拖下去了，只好去医院治疗了十多天，稍好一点又回去接着战天斗地了。此疾持续了十多年才痊愈，心很痛。

　　 

记得在1974年9月我回家探亲期间，与好友雪云、方方、莺莺四个女同学共同商讨进行一次长约几天的单车旅行。那时候的我们正当年少，精力旺盛，虽然莺莺没有单车，但我们三个可以轮流带她呀！

（这是我们在广海峰火角拍的照片）

　　于是，我们从县城出发往端芬，在端芬医院的同学那里玩玩，又去附近的村庄看看，再去广海镇“海永无波”等地转转，然后又往烽火角，最后去到莆草林场，探望我们的好友婉玲和素娥，本来还打算去沙兰公社，但这两天我们兜兜转转已经走了六十多公里，不想再走下去了。于是，我们在莆草林场玩几天就往回启程。

　　回到端芬医院同学处，刚好全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在公社召开，当晚在端芬灯光球场上演著名演员王心刚主演的新片《侦察兵》，以此招待各地农村干部和群众，同学已经提早给我们买了票。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人们没有什么有趣的业余文化生活，这个新片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在中国各地风靡一时，若能够看到这样的影片真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几个女孩子兴奋雀跃，异常开心。

　　谁知随后那同学告诉我们说，雪云同学的父亲打电话来找，让她转告雪云尽快回家。她建议我们看完电影再回县城，但我们考虑这样太晚了，端芬公社距离县城还有27公里呢，在黝暗静谧的公路上几个女孩子骑车太不安全，看来我们只能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晚饭后，我们依依不舍地与同学告别，然后就上路了，虽然我们为没有看到这场电影觉得很可惜，但毕竟我们年轻，几天来经历的地方不少，也见到了不少同学和老乡，思想和心灵的收获甚大，行囊满满，话题多多，已足够令我们欢天喜地在归途上飞奔了。

　　事情竟然是那么凑巧，谁能想到我们与《侦察兵》的失之交臂，却是命运之神对我们的特别眷顾，幸运地使我们避过了一场生与死的搏斗。

就在那个月夜风黑的晚上，端芬公社灯光球场刚刚放映完第一场的《侦察兵》，场内潮水般的人流向各个出口汹涌而去，等在场外准备看第二场的人潮又迫不及待地向入口涌来，无论是出口还是入口，都同是那个口。结果，惨剧就发生了，不幸倒下去的人就再也站不起来，被洪水猛兽般的人潮碾轧覆盖，重重叠叠，死者数人，伤者无数，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事后得知，我们几个惊吓得拍拍胸口，侥幸能逃过一劫，也是定数。

　　农村永远有做不完的农活，我很少休息，几个月都不回一趟家，有时候回家也只呆一两天就又回生产队了。家人想念我，心疼我，弟弟一放假，马上下来农村，想助我一臂之力。看着弟弟稚嫩的小手握着一撮撮秧苗往水田里按，我的泪水在眼里打转，我的心在狂喊：“弟弟，这不应该是你干的活！”累极了的弟弟一上床，倒头就睡。我坐在床前，拿着一把大葵扇，不停地为弟弟扇风赶蚊子，通宵不眠。天一亮，不由分说我就把弟弟赶上回城的班车。

　　有一次我回家探亲，半夜做了一个梦，哭醒了，坐起来仍然在哭，而且哭得非常非常伤心，明知道是梦，却怎么也止不住。我的哭声把爸爸吵醒了，他进来我的房间问我怎么回事？

　　我哭着说：”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什么了？”爸爸关切地轻声再问。

　　“我梦到我餐餐吃不饱，又饿又累，跌倒在田里爬不起，也没人救我，我……” 话没说完，我又大哭起来。

　　爸爸深深地长叹一声，过来坐在我的床边，默默地陪着我，过了好久好久，我才慢慢平静下来。

我的爸爸妈妈实在不忍心让我在农村再呆下去了，一年多以后，政府有了一个新政策：凡是家里有几个孩子的，可以任意留一个孩子在身边，如果是已经下乡的，也可以回来安排工作。为此，爸爸妈妈想把我办回城，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弟弟还有两年就高中毕业，而中国由于文革的影响，早就取消了从高中毕业直接考大学的制度，每个高中毕业生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上山下乡。那么，如果我回城了，两年后弟弟就必须下乡，我爱我的弟弟，我是不会允许弟弟吃苦的，我要让他们过好一点的生活，这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磨难就让我来承受吧，况且这个苦我已经吃了个头，为了他们，我会无怨无悔地继续吃苦下去。

　　据我所知，当时有个别家庭却因为这个政策使兄弟姐妹间闹得不愉快。但是，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儿女？哪个兄弟姐妹不是情同手足啊？无论是什么抉择，都有一定的道理与无奈。

从1973年第一批知青上山下乡开始，城市的高中毕业生逐年增加，各系统的知青农场也逐步建立。两年后，政府把中国人民银行划分到财贸系统，于是，银行职员的子女也可以下放到财贸知青农场了。这样，妈妈就把我从农村转到沙岗湖财贸知青场，让我与的许多同龄人一起过集体生活，相对来说，劳动强度小些，生活正规些，乐趣也多些。就这样，我从插队的农村又去了知青农场，先后到过农场的农业队、外勤队、宣传队、路线教育工作队、砖厂、米面加工厂，与农场的几百名知青又一起度过了近四年的春、夏、秋、冬，写下了许多苦涩的、艰辛的、无奈的、清纯活泼又生动鲜明的故事。尤其是我不幸遭遇了蜂群的疯狂袭击，令我身心受到极大的创伤，留下了永久的伤疤和刻骨铭心的痛。

……

这种超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殃及全国一千七百多万的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庭，所有的父母整天忧心忡忡地记挂他们那仍然年少、然已孤身在外、举目无亲的、日复一日在黄土地上挣扎的儿女们。而这些朝阳般蓬勃灿烂的生命再怎样努力也养活不了自己一个人啊，更别说要孝敬父母，照顾兄妹。如此一年一年又一年，十几岁、二十几岁又如何？爱意萌动又如何？你敢爱吗？你有能力去爱吗？只能泪眼朦胧地看着心仪的人渐行渐远，真是可悲啊！所以，我认为在那个年代、那种处境能够恋爱的男女知青，实在是非常非常勇敢的人！

　　在坎坷的岁月中，我们奋斗过！我们挣扎过！我们哭泣过！我们呐喊过！当然，我们也欢笑过！但由于当时国家没有正确可行的方针政策，也由于我们的知识实在太贫乏，数年来，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拼搏与奉献，并没有给贫穷落后的农村带来什么进步的改变，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穷乡僻壤仍然是寸草不生，农民兄弟依然是缺衣少食，唯一改变了的是我们日渐沧桑的心境和日渐失去光彩的容颜。

　　毕竟，知青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是那些蹉跎岁月铸就了我坚强的意志和永不放弃的信念。几十年来，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教会了我许多，也让我懂得了许多。我虽然很平凡，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一直进取的心。我热爱工作、热爱学习、热爱家庭，在我所爱的世界里努力地体现着我的人生价值，欣喜地感受着生活的多姿多彩。无论生活给予了什么形式的甜酸苦辣，我都会怀着一颗愉快的、感恩的心看待世事，放开心怀，珍惜生命，拥抱生活，尤其珍惜亲人、同学和朋友的情谊，这是我生命中的宝贵财富。因为拥有了这些，所以，我的生命是丰富的，也是幸福的。

（文中插图来源于我的珍藏和网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