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回忆

王巖（小楼）

1983年十月，摄于开原化工机械厂家属楼之家中

　母亲是外祖父的长女，1916年12月22日（农历丙辰年冬月廿八日）出生于沈阳苏家屯大淑堡。那时，她们家里虽有些土地，但主要经济来源基本还是依靠外祖父在外地任职员的工资收入。外祖父本是一个很有文化素养的人，对子女的文化教育也颇为重视。母亲很小就开始在她的家乡读书，大约17～18岁的时候，又离开家乡跟随我的外祖父到他工作的地方继续读书，那里也是我祖父工作的地方，当时我们的家就住在那里，母亲与我的二位姑姑便同在一所学校就读，于是她们成了同学和“校友”。

学生时代的母亲与我的二位姑姑（左起：母亲、大姑、二姑。摄于1935年）

　母亲与我的两位姑姑先由同学后来又成为好友。姑姑们时常邀母亲到我们家里作客。据母亲回忆：那时我们家里很阔绰、有小汽车，两个姑姑常请她一起在家里的墙上放映手摇电影坐在炕上看；闲着没事儿，经常到厨房去、请给我们家里做饭的“杨厨子”弄来一些熟猪肝、猪骨头之类的“下酒菜”，背着家里的大人们偷偷在一起喝酒玩儿。时间长了，二位姑姑见母亲人很好，就有意介绍给父亲，并告诉了祖父和祖母。祖父与外祖父同在一地工作，原本就认识，彼此都很了解，平时也互为契好。由于母亲读书时课余常去我家做客、与父亲也很熟悉，经人一提就成了。母亲毕业以后不久就与父亲结了婚。

1937年，母亲抱着刚“满月”的大姐。

　　母亲秉性善良、贤惠、孝顺，是一个‘屈己待人’的人。她一生共育有五个子女，其中有一子、即我的哥哥于童年（4岁）夭折。大姐出生于1937年；二姐出生于1945年；夭折的哥哥出生于1947年（歿于1950年)；我出生于1950年；弟弟生于1953年。在父亲去世以前，我们一家八口靠父亲教书收入、母亲勤俭操持，生活一直都还可以，后来，1954年祖母在鞍山二姑家中去世，家里剩下了七口人。此前母亲曾有过参加工作的机会，那是1948年东北刚刚解放，当时有文化的人十分匮乏，工作队的同志找到了母亲，动员母亲到学校任教，母亲自己非常愿意，但我的祖母却极力反对：认为母亲如果出去工作，家里由谁来操持？孩子谁来照料？祖父也认为，王家还从未有过由媳妇去“抛头露面”来养家糊口的先例。尽管这份工作是母亲十分愿意去做的事，但她却没有勇气来做出任何抗争，最后还是本着传统的“忠、孝、从”为先，顺从了婆婆的意愿。母亲的柔弱性格由此略见一斑，也为现代人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的理论提供了力证。由于这次工作机会的丧失、彻底改变了母亲后半生的命运。 

父亲去世4个月后，母亲抱着四岁的弟弟与大姐摄于辽阳。（1957年11月）

　1957年6月，父亲因突发”脑溢血“而病逝，给这个家庭以致命性的打击！面对一个上有年迈的公公、下有四个毫无生存能力的子女，母亲肩上压的是一副怎样的重担！生活又是何等的艰难？当时大姐在“辽阳一高”读三年级，这是一所省内知名的重点高中，能考入该校的学生、当时的升学机率几乎百分之百，且大都是国内重点大学。姐姐本是该校学品兼优的“三好学生“，然而，“备战高考”的大姐、由于父亲突然辞世、竟未能去参加考试而主动放弃。那一届她们学校只有两人没有进入当年的大学校园：一个是被镇压的“反革命”子女，因‘政审’而被大学拒绝录取；另一个就是大姐，选择主动放弃高考而选择工作来养家，尽管工作以后、单位又“保送”她到大连某高校继续读书，但所读学校与她本应该就读的大学落差太大，与她之所愿也相去甚远，命运使然 ……

姐姐毕业后与姐夫结婚，由沈阳到铁岭，二年后又迁至开原。因工作忙、孩子小家中急需有人照料，此时的我们母子正无依无靠，于是，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于1963年初秋，投奔姐姐来到了开原。在开原我读了一年小学、二年中学之后，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1983年，母亲在我家中（开原化工机械厂家属楼）

　　1966年春：那一年我16岁。16岁的我曾拿着十元钱去北京等地“串联”，出去了40多天而杳无音信，当我回来的时候，母亲竟然像搂抱小孩儿一样搂起了我，这是她从未有过的举动，母亲像失而复得的宝贝一样高兴！由此可知母亲怎样度过的这难熬的40多天？
1967年：为防止我离家出去参加“武斗”，母亲曾形影不离地‘看管禁闭’了我整整一年，甚至连我上厕所、她也要站在大门外守望着，直“看押“着我走回房间才算心安；又恐我在家里无所事事而耐不住，“鼓励”我这爱好”捕鱼捉虾“的儿子织了一冬天的鱼网，网未等织成却又被她当成了圈鸡的围栏，总之，想方设法留我在家，生怕我离开她的视线后有任何散失；
1968年：我不知母亲以怎样难过又难舍的心情，把我送上了前来迎接“知青”的马车，又以怎样复杂、焦虑的心情，企盼和思量着我还能否回城？然而出乎她的预料、我仅在农村呆了一年多时间，于1970年春节后，就被抽借到城郊公社，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母亲弟弟、我的二舅（东北大学教授。此照片摄于 195 ？ 年）

　　我没有让母亲失望，1970年9月25日，以全省”知青“百分之二的比例、我被正式抽调回城参加工作，然而，所去的工作单位却是百里以外、大山深处的柴河铅锌矿，母亲在为我高兴的同时又为我悬起了心，每次回家，都会无数次叮嘱我千万要注意安全！总是把新拆洗的被褥，铺垫在炕上，让我坐在上面，然后再问长问短、关心备至 ……
1974年夏，我虽然已经考取了“鲁迅美术学院”，因不够“工作满五年可带工资入学”的条件，我主动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缘，对此姐姐和母亲多有埋怨。

1975年9月，我终于可以带工资步入大学校园， 这次没有让她失望， 虽然学的是“自动化”而非我所钟爱的”美术“专业，但终归给了母亲一个交代和些许安慰。母亲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总算圆了她多年以来的夙愿；

1979年2月我准备结婚，母亲送给了我500元钱。 原来这是从我学徒开始、 每月给她的10元钱的“生活费”、她没舍得使用、却积攒起来又留给了我，每当想起此事、我都会感觉有一种刺心般的难受……
当我有了儿子以后，母亲常因她自己年老多病帮不上我而内疚，对我这30多岁的“孩子”仍然操心不止，时常叮嘱着我：带孩子千万要小心仔细、注意孩子的饮食，要科学抚养；工作不可粗心大意，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南方雨季，经常出差千万注意安全等等……即便她在姐姐家里，这些都是她每次在信中写给我最重要的内容。透过这些点滴小事儿，让我体验到在母亲的心里、我们永远是她最牵挂的孩子，为子女、她有一颗永远操不完的心、至死不休。
母亲患有严重的痼疾“支气管喘息”，那是由于60年代“大饥荒”的贫穷饥饿、加上日积月累的操劳所致，其后又波及到心脏、发展成为“肺心病”，身体十分虚弱。进入冬季更是气喘不止、行动困难，严重时只能坐在床上，以头抵枕才能够勉强得到一点儿缓解，这是令我最为揪心的事儿！

1978年初夏，姐姐及三个子女终于等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可将四人的户口迁往沈阳与姐夫团聚。因为我们，姐姐一家两地生活这么多年，总算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这让母亲心里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此后不久，二姐一家也搬迁到了沈阳。因母亲和弟弟的户口不能随迁而留在了开原。

母亲从沈阳姐姐家中寄给我的信 1

1981年5月7日上午，母亲从由沈阳姐姐家寄给我的信。

母亲从沈阳姐姐家中寄给我的信 2

1981年，母亲寄给我的信。

　　姐姐一家迁往沈阳后，我于当年9月末、由“鞍山钢铁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开原化工机械厂设计科”工作，重新回到了阔别了八年的开原来到母亲身边。后来，我和弟弟都相继结了婚。

1984年姐姐因不放心、将母亲接去沈阳。此后，尊从母亲意愿、随时来往于沈阳与开原之间。此时母亲的心情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因为我们都已成家，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特别是姐姐家，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他们都是由姥姥一手带大，与姥姥的感情异常深厚、都竭尽心力地照顾着姥姥。因此，母亲更习惯于住在姐姐家里。

1986年9月，母亲想回开原看看我和弟弟。按母亲意思，让我去姐姐家将她接回开原稍住一段时间后、再返回到沈阳姐姐家。可是来开原不久随着天气变冷、她的行动已不是很方便，加上我一再挽留，母亲便在开原住了下来。那年的春节，姐姐还让新婚不久的大外女儿夫妇来开原看望姥姥，专程来给姥姥拜年！他们的到来，给我们又增添了许多节日气氛。也许是因为“佳节思亲”的缘故，母亲忽然又想起了我的二叔，一直叨念着：“好多年没见你恒鎧二叔了，他的年纪不小了”,嘱咐我：“几十年都没见到他了、以后有出差的机会，你一定要去西安看望他”，并随手从身旁纸盒上撕下了一块儿硬纸片，颤抖着给我写下了二叔的地址。

1951年，已留校任“人事处长”的二叔与二婶订婚并结婚。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母亲曾多次讲诉过的一件旧事：那还是1946年二叔刚入大学不久就背着家庭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并且成为“学生会”干部，他的个人婚姻要遵从组织要求，必须找一名所谓“无产阶级”的伴侣。当时女同学中的“家庭出身”不是“资产阶级”就是“地主成分”，因此让大哥（我父亲）帮忙寻觅，那时我父亲常利用假期去在住校的农村学生家中家访，一去就是几天，期间在农村认识了一位土改时的妇女主任，“贫农”出身、高小文化、年龄与二叔相仿且口才好，认为介绍给二叔较为合适，也一定符合组织要求，于是借二叔暑假期间背着家里、到农村与之见了面，谁知竟“一见钟情”，此事引起五爷全家的不满和强烈反对！认为二婶文化太低、家庭也极不般配。二叔、二婶在百般说服家庭不果的情况下，断然于1951年在学院礼堂由学校主持、自行举办了婚礼、家人及亲属没有一人到场祝贺。二叔毕业后，留校被任命为人事处处长。我在开原化机工作时，厂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杨再山老师就是1953年东北大学毕业生，他告诉我说，他毕业分配就是由我二叔决定将他留校的。并告诉我说，我二叔是学校里“与旧家庭决裂的典范”，当时“东北大学的《海报》、《板报》都进行了大肆宣传，号召全校向我二叔学习。（杨再山1957年被划“右派”1960年下放到“开原化机”，是他将我从化机“设计科”调到“总师办”。杨再山于198？年被东北大学“落实政策”召回学校任教授，离开了化机）

二叔结婚之后，因家里人强烈反对，不愿再呆在东北大学、一气之下主动要求调往西安某大学，任系主任。此去竟达三十多年没再回家。我父亲因此事被五爷一家所抱怨。
自母亲去世后，我两次去过西安，原本很想前去拜望二老，可到了西安以后又踌躇不前：乃一，恐给偌大年纪的二老添加诸多麻烦；又转念二叔属于学界名流，泰斗级人物，我自惭卑微，况二叔1953年离家之时我尚在年幼、与我从未某过面，无人引领似乎过于唐突，故而没敢轻易登门讨扰拜见，过后想来颇觉因自多虑错失而深感不安！
直到2006年5月、二叔夫妇以耄耋之年回沈探亲才得以相见，此时的二婶也以学校“行政处长”的身份已离休了多年。在二十多位亲属参加的欢迎盛宴上，二位老人想起了我的父母，双双离席来到我的面前、他已故去多年的大哥大嫂、即我的父母敬酒，对我说：“你父亲可是我们两个人的大红媒呀，没有我大哥的牵线，我们俩不可能认识，我们心里很是感激”，并委以我和妻子代早已故去的父母饮酒。如此举动着实让我不知所措、异常惶恐！
与二位老人“碰杯“时、我泪竟不能自禁！泪水与酒一同咽了下去，旁人必不知我泪流何故，我是为九泉之下的父母感到欣慰的同时、深悔违背母亲所嘱，两过西安未能前往拜访二叔夫妇，可又有谁能理解我当时心之所虑？！

母亲随手在一块儿硬纸片上，给我写下了二叔的地址。

　1987年6月初，二姐来开原看望母亲，母亲决意去姐姐家住一段儿时间，令二姐带她回去。其实5月初母亲就让我送她去姐姐家，我推说工作太忙、无法脱身而加以挽留。这次显然已无由再作推拖，因于1987年6月7日，与二姐一道送母亲去沈阳。在南站下车后，考虑公共车人多、怕母亲被挤，（当时还没有“出租车”行业）我决意背着母亲步行去姐姐家，由二姐拿着包裹。母亲体轻，我背她并不费力，而母亲总是心疼我累，没走两站地就让我放下她歇一歇，我心里想：能背着母亲走路、为母亲出力、我求之不得，对我来说是幸福与安慰，再说我也确实不累。但母亲不依不饶，大声命令说：“你不累我累了，赶紧放我下来！并用双手敲打我的头”。无奈，我只好把她放在一所高楼的台阶上，二姐放下包裹，让她坐在包裹上稍事休息。这时母亲颇为自豪的笑着对我说：“遇事还得是儿子啊”！我说：“还是女儿最得力，您与儿子们不都是依靠妳女儿吗？”，话一出口，连二姐也给逗乐了。南站距‘沈阳南市’附近的姐姐家有公交车5站的距离，稍事休息我又重新背起了母亲，没多长时间就走到了大姐家，母亲此去就再也没能够回到开原。
进入了11月后天气变冷，母亲也开始气喘加剧，记得11月20日母亲情病十分严重，当时我出差在昌图，姐姐打电话告诉了李雁，李雁马上电话通知于我，然后她带上儿子从铁岭先去沈阳、我则由昌图上车直奔姐姐家。

那天的雪下的忒大，导致铁路瘫痪，所有火车全部晚点。我头一天下午3点上的火车，第二天早6点多才赶到沈阳。车时走时停，光在铁岭停车就达8个多小时，我心急如焚度时如年，双眼迷蒙嗓干冒烟，昌图距沈阳仅120公里，整整用去我15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赶到姐姐家，见到了李雁和儿子，他们和我一样，也坐了整整一宿的车。母亲病的很重，呼吸困难不能行动，考虑外面寒冷，母亲又经不住去医院的”折腾“，家里更为方便，于是姐夫找来他们厂医院的大夫，在家里给母亲治疗，用最好的药给母亲打了“点滴”，病情才有了好转。我因省行已经决定于11月9日，在铁岭召开“全省技改工作会议”，作为该专业的科长、我手头有许多会议材料需要整理、准备，实在脱离不开，在沈呆了两天，只好把弟弟叫到沈阳暂时护理，我告诉弟弟说：“12日会议结束后，我马上来替换你”。回铁岭的第二天，我又找汽车专程去沈阳，给弟弟送去了“折叠钢丝床”以备用。

1979年，母亲、姐姐及外男、外女摄于沈阳。

“全省工行系统技改工作会议”12月9日即将召开，而会议是8日报到，所以我8日住进宾馆，安排车辆接站、组织接待各市前来报到的同志。
9日一大早，几乎一宿没睡的我、很早便来到宾馆会议室，一是准备、熟悉当天会议上急需的汇报材料；二是为与会的同志们安排早餐等事项。约6点多钟，忽然行长急匆匆来到宾馆找到了我说：“刚刚单位传达室接到你姐夫的电话，说你母亲已经病故！把你手里的工作交给小张去处理，马上去沈阳你姐姐家，你爱人和孩子都已接来、现在外面车里等你……”，没等行长说完，我慌忙转身就往外跑，行长又叫住了我说：“镇静点儿，别慌里慌张的”此时，如何能够“镇静”？我竟忘了手里还拿着的钢笔和会议材料，我只觉得天旋地转、五内具裂！

1983年秋，母亲于沈阳站。

　　奔丧的路显得相当漫长，一个小时的车程对我来说如同几天。早上7点多，我们终于赶到了姐姐家里。此时，母亲已经梳洗、穿着完毕，安然躺在她原来住过的床上，像往常睡熟了一样。我抚摸着母亲的脸、握住母亲的手，余温尚在。面对弟弟和晚辈们，我尽量克制着自己不许哭泣，但不管我怎样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竟至涕泗横流、不能自己。上午10时左右，母亲渐渐变得冷而僵硬，姐夫顺着原来的床边，用木板儿又另搭起了一张临时的“床”，上铺被褥后，我们将母亲抬放在上面，并在她的头部前方，放置了一盏以豆油为燃料的“长明灯”。

73岁的母亲就这样走完了她历尽磨难的一生，而让我终生遗恨的是，在她弥留之际，我竟没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那天晚上，其他人都分别去了其他地方住宿，姐姐家只留下我和弟弟为母亲守灵。门、窗都开着、室内很冷，我与弟弟枯坐灵旁、形神几丧。考虑到这些天弟弟太累了，我让他靠在母亲住的单人床的里面躺下休息，我也在床边、母亲身旁暂且躺了下来。我不时的用脸亲一亲母亲的面颊、摸摸母亲的双手，是那样的冰冷、僵硬。我珍惜那个晚上，因为那是我们相依为命的母子三人、仍能置身于一处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和弟弟仿佛回又到了从前、又像从前那样依偎在了母亲的身旁，相互追忆、倾诉着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想起在困苦的岁月里，母亲对我们俩个是怎样的呵护；在大饥荒的年代，怎样带着我俩四处奔波。我们都清晰的记得，1960年祖父去世后，母亲怎样带着我和弟弟从辽阳去姥姥家投亲的路上，母亲拿出自己嘴里省下、仅有的一点儿玉米面和野菜混在一起，烙的几张所谓的‘菜饼’，自己做的一口都不舍得吃、统统都给了我们，她一边看护着、一边提醒叮嘱我们：“看着点儿吃，别让‘盲流儿’给抢了去呀”！懂事的弟弟忙将‘菜饼’送到母亲嘴边想让母亲先吃，母亲强忍着饥饿、竟舍不得咬上一小口，含着泪水、双手搂住10岁的我和7岁的弟弟说：“妈不饿，你俩都吃了吧”……

泪眼望着那盏“长明灯”，我仿佛看见了母亲拎着菜筐、为了能节省几个小钱、与卖菜的小贩讨价还价时的神情；我仿佛看见母亲在开原化肥厂那个破旧的小院落里、手拿着蒲扇、扇着冒烟的炉子，顶着烈日酷暑为我们烧火做饭；我仿佛看见母亲那极度瘦弱、微微颤抖的身躯、站在沈阳姐姐家四楼的阳台之上，依依不舍的神情目送我出行回开原，不停的向我挥动着手，被风吹散的丝丝白发，依然在我眼前飘动，此情此景、已经深深镌刻在了我的心中。

1987年6月初母亲由铁岭回到沈阳，7月28日我再去姐姐家中拍下此照。（四个月后母亲病逝。）

　弟弟时断时续地哭诉着： 这两天刚好赶上姐姐公出，母亲辞世的头天晚上，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她吃过了药便早早睡下了，整宿睡得都很安稳，还听到了母亲甜甜的鼾睡声。

刚刚参加工作的外甥给单位开车，这几天是早班，早上5点钟前就要到单位，离家之时还如往常一样撒着娇、习以为常的要和姥姥“贴脸”道别，当时弟弟还责备他说：“今天你姥姥睡的挺好，别去打扰她”。外甥走后，弟弟还仔细观察了一下，生怕惊扰母亲。十几天悉心护理，弟弟确实太累了，躺在母亲身边就睡着了。等6点钟醒来时再观察，忽然觉得母亲似乎已经没有了气息，他慌忙叫姐夫过来看看，姐夫仔细观察，母亲已经没了气息，瞳孔已经扩散，于是姐夫叫醒两个外女都过来，吩咐弟弟和两个外女，给姥姥梳头洗脸，并换上早已准备好了的殇服，姐夫则去他单位打电话通知了姐姐和我以及亲属……

也许母亲不愿意打扰我们，竟以这样的方式，悄悄而安详的告别了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 时间凝固在公元 1987年12月9日、早上5点50分，即农历丁卯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三。

　　（录旧题）丁丑清明祭母 ：

斑鬓易成桑梓客，揪心往事几曾闻。

辉山烟雨添新绿，满树榆钱哭旧坆！

母去应能跨白鹤，儿归何处觅柴门？

梦里犹闻轻声囑，遥送飞鸿入渺云。

· （1997·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