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烟往事 —— “上寨伢子”的故事

红色摇篮

　　 如烟往事，往事随风。

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变成了记忆。

或许，这就是人生。

　　

戊戌年的中秋节和往年一样，是个团圆节。像小鸟归巢一样，我从千里之外的帝都飞回了父亲身边。

在人们争相拜月、品尝月饼之际，花甲之年的我，像孩童般央求八十七岁的老父亲“讲故事”，让他打开了尘封的记忆……

　　老父亲说他是个“上寨伢子”（美篇中姑且称其“上寨伢子”吧）。其实，“上寨伢子”，是十里八乡对新干县麦斜镇上寨村男孩的统称。

说起上寨，还得聊上几句上寨的来历。

族谱记载，上寨袁氏祖先中，谓之珰公者，曾授汝州刺史。珰公之十二世孙南伯公长子求圣、求贤兄弟俩，因南宋金兵南侵，兵戈锋起，不宁惶恐，于元至元庚寅年（公元一二九零年）由永丰鹿冈徙居新淦上蔡，为今日上寨袁氏始祖公，迄今在上寨繁衍二十七代子孙。

　　上寨，是一个四面环山，风光绮丽的小山村，过去在县乡并不起眼。

在人类生存环境每况日下，地球人环保意识愈来愈强的今天，上寨才为人们垂涎向往。

言归正传，还是说说“上寨伢子”的故事。

四面环山

傍山村落

古朴民居

“上寨伢子”家的祖屋，文革时期修缮过

　　 （一）生于忧患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寨伢子”诞生于一个普通的山民家庭，父母为他取名“根孙”（村里人称之根子就是这么来的）。

“上寨伢子”的父亲念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农活样样精通，还会做泥工、木工、篾工、佛香。他不仅打造的砻（去掉稻壳的农具，形状略像磨）很受村民喜爱，制作的佛香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1945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日军战败撤退时路过上寨，“上寨伢子”的父亲被抓，绑在一棵树上，他机智地磨断绳索，滚下山涧得以逃脱。然祸不单行。时隔不久，“上寨伢子”的父亲上山砍柴，被一只惊恐凶残的老虎咬伤脖子，等同行者喊来村民，父亲早已断气。村民说，是日军的枪炮声惊扰了山里的老虎才致。至今，“上寨伢子”对日军和老虎同样憎恨，夺父之仇在他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

“上寨伢子”的母亲是邻县马埠女子，出生于“书香门第”，教过“私塾”的父亲对她影响很大。这个“小脚女人”深喑“耕读传家”之道，丈夫残遭不幸后，携三子一女辗转上寨、岭山、高岭诸地耕织，含辛茹苦供奉子女读书。

下图为“上寨伢子”的祖父

下图为“上寨伢子”的母亲

（二）求学之路

解放前，“上寨伢子”家境贫寒，读书的钱都是母亲向村里人借来的。受先人影响，“上寨伢子”励志自勉，发奋读书。

七岁发蒙，开始在村里读了两年私学。接着，转到麦斜乡西城小学（设在西城村的祠堂內）。后来，转到距离上寨村35华里的私立南强小学（桁桥村西面），一直读到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开始在新干县城的一中小（现为金川小学）就读。翻山越岭、风雨无阻，“上寨伢子”的小学求学之路就如此艰难。

小学毕业后，因家庭负担不起学杂费用，“上寨伢子”报考了新干县简易师范（简易师范免学费和伙食费）。起初的名称是“新干县初级实用职业学校简师班”， 当时设在神头宝塔山旁的岳庙里。后改为“新干初级中学附设简师班”。一九四七年，新干县简易师范独立设置。

当时的简易师范学制四年，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上寨伢子”读书非常刻苦用功，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连续几年因成绩优异而被免除书籍费。有个名叫邓水林的同学，是“上寨伢子”简易师范的同桌和好友，家住新干县城的“小东门”。他俩不仅学业上互帮互学，还时常会去对方家中玩耍。解放后，因工作繁忙而疏于联系，“上寨伢子”时常为此懊悔。听说邓同学起初在七琴乡当团委书记，后调到南昌市公安局工作了。

读简师二年级时，因父亲蒙难，“上寨伢子”休学一年，次年才复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一到寒暑假，他都要帮助母亲农耕和砍柴烧炭，十四岁就学会了犁田、耙田。还时常挑生姜、辣椒、佛香赶圩（赶集）叫卖，来回奔走四十多华里。有一回，他挑了一担上好的生姜到马埠当圩（赶集），开价稍高一些。有人便说：“ ‘上寨伢子’，出鼻血啦”。他连忙摸摸鼻孔，压根就没有。原来，“出鼻血”，是当地人讥讽东西卖贵了的一句方言。

读简易师范时，“撤校”一事“上寨伢子”印象深刻。那是一九四八年，出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县参议会决定要撤销新干县简易师范。消息传出，校长陈鉴华（武昌高师毕业，江西三大数学家之一，后调江西师大）带领师生上街游行，振臂高呼：打到教育界劣绅！简师万岁！…… 游行队伍走到县政府，吓得县长落荒而逃。后来他才知道，这几次游行示威活动，都是县里的地下党发动和组织的。

（三）参加工作

“钟山风雨起苍茫，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风卷残云。新干简易师范学校停课了，不久便解散了。南下大军五月抵达了新干。

一天， “上寨伢子”挑了一担辣椒来麦斜圩上卖，听闻简师同学有人参加了革命。他把挑子一撂，来不及和家人商量，飞快跑到县政府报名，很快被批准了（建国后，他的同学羡慕不已——辣椒挑子一撂，撂出了个离休干部）。参加了县里“庆祝江西省全省解放大会”后，他被安排在距离县城五里路的路口村集中培训。半个月后，分到沂江乡大洲痕头村、麦斜聂家坊村等地，和南下干部一起开展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农民协会、选举农协主席、划分阶级成份……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上寨伢子”被抽调到南昌地委干校（设在樟树镇，当时新干县隶属南昌地区管辖）学习一个月。学习结束后，新干学员安排到丰城县的边远山区灌山区邓溪乡开展农村工作，组织农协、划分阶级。由于解放初期形势严峻，工作条件艰苦又没有薪酬（每月发包干费三万元旧币，只能买半枝钢笔），同去的一人还开了小差。大年三十，工作组成员才步行八十多华里回到县城过年，住在丰城县委会。初一，“上寨伢子”又赶往新干，坐火车到樟树后，步行到三湖搭船而至。

一九五零四月，“上寨伢子”被选调参加南昌地委干校学习（设在南昌市民德路）。学习结束后，被留下参加南昌地委工作团，安排在南昌县莲塘小兰村搞土改试点。第一批土改完成后，又调到新富乡搞土改。工作期间，南昌县委组织部干事戴孟班（南下干部，县大队长爱人）给“上寨伢子”讲了不少革命道理（“上寨伢子”至今还记得，戴时常考问他：是共产党领导解放军？还是解放军领导共产党？），并介绍“上寨伢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中乡举行了入党宣誓，还发了一本《党章》给“上寨伢子”（首页还题字：祝＊＊同志政治上取得更大进步！）。一九五一年元月，中共南昌县委组织部批准“上寨伢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本地干部中最早入党者之一。

在南昌地委工作团工作时，“上寨伢子”还不满十九岁，个子又矮。团里上上下下都喜欢他。许多人捏着他的脸称之为“小家伙”。因工作之需大家得学游泳（当时下乡途中，许多小河没有建桥），可“上寨伢子”一直都是“旱鸭子”。为了学游泳，“上寨伢子”有一次掉入了漩涡，险些被淹死，多亏工作组成员挺身相救。

一九五一年大年三十，刚满二十岁的“上寨伢子”回到南昌莲塘过年。从未见过电影的他，约上了工作组成员邬明华，两人一起坐火车来到南昌市百花洲看电影（当时每月发的包干费只有三万元旧币，能看三场电影），影片名称叫《列宁在十月》。看完电影后，天黑了，火车也停开了，两人只好徒步数十里回到南昌地委招待所住宿（当时南昌市还没有修“八一大道”，沿途都是稻田，一路寒风呼啸）。

南昌地委工作团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时任南昌县委书记刘登仁（南下干部）执意留下“上寨伢子”，无奈新干县委一直催“上寨伢子”回新干工作。回新干县前，刘还嘱咐伙房包饺子，以示欢送。

“上寨伢子”回到新干县，和母亲、姐弟们过了个春节。这个春节过得开心，一家人其乐融融。此前，家里已经两年多没有“上寨伢子”的音讯了，或许是信差丢失了“上寨伢子”的书信，或许刚参加工作的“上寨伢子”压根就没空写信。节后，县委安排“上寨伢子”到县委组织部上班，担任统计干事。一九五二年提拔为组织干事（副科级）。

下图后排右为“上寨伢子”，时在南昌地委工作团工作

“上寨伢子”（右）在南昌地委工作团、新干县委工作期间，共事的好友

　　（四）教育为本

一九五四年，为加强教育工作，县委决定派“上寨伢子”到新干中学工作，担任副校长（主持工作），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党员校长。当时学校只有“上寨伢子”和熊善岩（时任总务主任）两名中共党员。为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和壮大党员队伍，学校首批发展了彭幼如（复旦大学毕业，时任教导主任）入党。

一九五六年十月，县委决定调“上寨伢子”到卫生局工作，担任副局长。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县卫生局与教育局合并为文教卫生局，“上寨伢子”担任副局长。合并前，卫生局长、教育局长均“上山下乡”去了洋峰农场，县文教卫生局由副局长“上寨伢子”主持工作。一九五八年“上寨伢子”被提拔为县文教卫生局局长，当起了“一把手”，一干就是两年多。

经过多年历练，“上寨伢子”养成了雷厉风行的工作习惯。一九五八年，“上寨伢子”在南昌参加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会上提出全省在几年内扫除文盲，普及中小学教育。这个晚上，他彻夜未眠，思考方案。第二天早上，他给县委书记贾＊＊去电话，提出“先在谭丘搞试点，然后全县铺开”的方案，得到首肯和支持。贾书记亲自打电话，交代乡党委书记配合支持，使这项工作走在了本地区的前列。

在新干文教卫生战线辛勤耕耘的“上寨伢子”，不仅政治上不断进步，而且还收获了“爱情”。“上寨伢子”的妻子是樟树人，曾在新干中学就读（解放初期樟树和新干同属南昌地区，新干中学经常到樟树调剂生源，从而促成了这份情缘）。巧的是，“上寨伢子”与妻子竟然身世相同，也是在一九四五年父亲英年早逝（那年端午节前，在汉口药铺当伙计的父亲，帮人带了一些药材乘轮船到吉安，返程时因轮船装载的煤油失火，在赣江一个叫“三丘滩”的江中蒙难）。“寡妇带子”艰难困苦，子女大都自强不息。“上寨伢子”的妻子在新干中学读书成绩优异，初中毕业后便保送就读吉安师范。一九五八年五月，在吉安师范读二年级的“上寨伢子”妻子，在吉安“北门医院”产下一男孩（即作者），初为人父的“上寨伢子”欣喜不已。吉安师范毕业前夕，“上寨伢子”的妻子因品学兼优，已在学校保送就读江西师范大学的名单之列。可对初为人母的“上寨伢子”妻子来说，却是个两难的抉择：一头是到江西师大深造后自己能有更好的发展，一头是嗷嗷待哺的孩子和公务繁忙的丈夫。她果断地选择了后者，相夫教子，当好“上寨伢子”的贤内助。

下图为建国初期新干中学的三名中共党员，中为“上寨伢子”

一九五八年的“全家福”，前排“上寨伢子”母亲怀里的娃即作者

　　（五）听党召唤

一九六零年二月，“上寨伢子”被提拔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部长由县委副书记兼任），四月份在县党代会上当选为县委候补委员。

“大炼钢铁”时，新干县办了几个木炭场，“上寨伢子”被派到“岭山木炭场”挂点负责。有一次，县里开电话会通报工作进度，“岭山木炭场”碳窑数量排名显后。散会后，“上寨伢子”立即召开动员会，领着大伙干了一个通宵，赶起了几十个碳窑，第二天受到县委表扬。还有一次放竹排运木炭去新干，从拿埠出发，途径马埠下游的相公庙湾时，江流急喘，竹篙被卷走，“上寨伢子”险些坠入江中。

“上寨伢子”不仅工作身先士卒，雷厉风行，而且善于开展调查研究，“解剖麻雀”。一九六零年上半年，他深入七琴公社井下大队（当时属“三类村”），就整风整社开展专题调查研究，写出了一份内容翔实、有理有据的调查报告报送县委。县委贾＊＊书记当即以县委名义批转全县，并抄报中共吉安地委，引起了地委领导的关注和重视。贾书记还作出批示，大意是：“上寨伢子”以身作则，深入“三类村”调研，提出了不少很好的工作意见，全县干部都要向他学习。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五风三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风、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横行，导致吉安地区的个别县出现饿死人现象。一九六零年，吉安地委果断作出决定，抽调五名干部前去遂川县加强工作。十二月，“上寨伢子”由新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主持工作）调任遂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主持工作）兼文联主席（县文代会上当选），后来还兼任了于田区委副书记。那时，县委宣传部长大都由县委副书记兼任。同一批调动的领导还有：张冰冰，由吉安地委常委、农工部长调任遂川县委书记；孙家驹，由吉水县农工部长调任遂川县委农工部长、副县长；刘万真，由吉安县监委书记调任遂川县委副书记兼监委书记；焦学孟，由吉安市公交部长调任遂川县委副书记兼公交部长。

遂川是吉安地区的一个山区县，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交通还很不方便。干部下乡，主要靠骑自行车和步行。有个叫“关口”的公社，离县城200多华里，其中有100华里连自行车都没法骑，干部下乡只能步行。途中，经常有野猪、山牛等野兽出没。在新干县工作时，下乡的道路大多平坦，到遂川后就大不一样了。一九六二年春节全县“三级干部大会”后，“上寨伢子”带了几名本地干部去下乡，从珠田到草林这段路还算平坦。一过草林，全是山路。由于还没有适应在这种急上坡和急下坡的道路骑行，下坡时他刹了自行车前闸，人车甩出几米远，险些滚下山涧。

一九六五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上级遂决定吉安筹办几家三线厂（军工厂）。省委和吉安地委决定从地、县两级选调一批干部。“上寨伢子”被选调至国营九三四五厂（又称吉安化工厂、811厂，生产梯恩梯炸药）任宣传科长，后改任安全科长。同时调去该厂的有一名地委常委，担任厂党委书记。还有一名南昌市抚河区委书记，调任厂党委副书记。

不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停产”、“停课”席卷全国。厂里各级领导都被打成了“走资派”，“靠边站”了，“上寨伢子”也未能幸免。

（待续）

在新干文教局工作时期的“上寨伢子”

在三线厂（军工厂）工作时期的“上寨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