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62岁的老陈，是一个农民－－他自己说的。1977年以前，他确实是个农民，家住广东徐闻。</h3><h3>
1975年，老陈19岁，当上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他，快速完成了从小队干部到大队干部的飞升。但他还没来得及为自己成为“脱产”干部而高兴，一项比农活更大的力气活，落在了他和其他几个大队干部的身上。
那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活计：用单车把村里的男人或女人载到县医院做结扎手术，当天做完再把他们载回家。他们村距县城12公里，一天往返24公里，坑坑洼洼的泥巴路，还带着个成人，有时还是男人，遇到上坡就得下来，走到坡顶再上车。虽然他生得高高大大，那也是个不小的力气活，好在他们村只有60多户人家，能做通工作结扎的一年只有几户。
那时候计划生育还处于提倡阶段，干部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动员生了两个以上孩子的夫妇 (其中一人) 做结扎手术，不愿意做的不勉强，做了的术后能得到5块钱营养补助，骑车的干部也有5毛钱误餐费。
19岁的大队干部小陈，骑着自家的旧“凤凰”，载着村里的结扎对象，在这条乡村泥路上，来来回回，颠来箥去。他身后的“乘客”，手捂着刚缝合的刀口，单车颠一下，哎哟叫一声，上坡更得忍着痛，一步一挪走上去。
直到1977年，小陈考上大学去了省城，才结束了他这段尴尬的经历。
老陈考上大学，有“家学”的渊源。他的父亲上过私塾，是农村的“风水先生”，在村里很有威望。他的爷爷省吃俭用，买了几亩薄田，49年土改时，划了个中农成分，差点没成富农－－1977年考上大学的农村青年，十有八九是原来的地主、富农和中农子弟。
大学毕业后，老陈被分配到省直机关，成了一名“国家干部”。他发挥在农村“载人结扎”的革命精神，埋头苦干，很快提拔为处级干部。1996年，老陈被派往湛江某县“挂职”当副书记。
这时，距老陈骑单车载人结扎整整过去了20年，昔日19岁的“工分”干部，成长为一个拿工资的中年“父母官”。
时过境迁。此时的计划生育语境，从“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变成了“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自从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计划生育就从70年代的不乏温情，变成了之后“不惜一切代价”的野蛮。
这一天，陈副书记准备去所分管的乡镇检查计生工作，他按照当年的做法，吩咐秘书去买些水果等营养品，看望结扎群众，秘书瞪大了眼睛，吃惊地看着他，“怎么看望？那些人都被关起来了！”
今昔何夕！
水果没买成，老陈来到镇计生站。一间空屋子里，关着十几个男女，男人居多；铁门铁窗，铁链锁门，门窗通透，有人看守。老陈隔着铁门，只见里面的群众或站，或蹲，或坐在地上，神情沮丧，目光呆滞。他们不知道老陈的身份，老陈一句话没说，匆匆离去，心里很不是滋味。
“怎么搞的像监狱一样？”陈副书记发问。
“您不知道，陈书记，我们也是没办法，上次好不容易抓到十几个人，关在里面，结果他们半夜在墙上挖了个洞，全跑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加固门窗和墙壁，派人看守。”计生站主任一脸无奈。
“他们要在里面关多少天？”
“也就两三天，县医院会派医生来给他们结扎，结扎完了，就可以回家了。”
“刚做完手术，他们自己怎么回家？”老陈有经验。
“放心吧，书记，计生站有车，我们怎么把他们抓来的，就怎么把他们送回去。”
鸟枪换炮了。看着铁窗里的群众，老陈脑中闪过当年踩单车送结扎乡亲回家的一幕。
这就是一位基层干部和县领导，在上个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亲身经历过的两种风格迥异的计划生育。有闻必录。
(2018年9月11日采访于广州，受访者：老陈)</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