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七日（五）

星星爱

疾行绿春

田小卫架不住他朋友阿朋的再三劝说，一直怂恿我同去绿春看看。对于绿春我已经有点模糊，它偶尔是划过我心间的一道流星，或是看地图时我的一次心跳。你知道我是一个遇大事而糊涂之人，在田小卫几次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的“刑讯逼供”下我只好当个跟屁虫。

经过大约八个小时毫不停歇的急奔，我们于下午五时到达了绿春县。县城已经找不到二十三年前离开的影子，我的目光在街头巷尾间穿梭、流连，可是一切变化太大了。我变老了，绿春变年轻了。她和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样，毫不留情的抹掉了游子的记忆。发展、变革使城市千人一面，失去了独特的个性和尊严，我有点小小的失落。但是，好客的哈尼族阿朋那发自内心的微笑使我感到了一丝丝慰藉。

阿朋是战友田小卫当兵时结识的朋友，他的名字和他的为人一样，令人觉得亲近。朋，我们最信赖的陌生人。几十年间他们的友谊跨越山水，从未间断过，而这个少数民族兄弟确实没有让我们失望。他拿出了雪藏了十五年的苞谷烧，还给我们做好了一桌子令人口水四溢的饭菜，当然，用芭蕉叶包裹的粑粑一定是会有的，这是哈尼人招待贵客的拿手食物。

晚饭后天已经完全黑了，街上的路灯投下我们几个高矮不一的影子。烤豆腐这是我回到内地一直念念不忘的味道，善解人意的阿朋带着我们走进了他常去的一家烧烤店。

经营小摊的是一位面如满月，粉黛浓搽、身着哈尼服装的中年妇女，这叫我有点小小的失望。我曾经在绿春脏水横流的街边，坐在一张四方的竹子编就的方凳上，和几个战友趴在四方的竹桌上吃着一块块饱满、鲜嫩、烤的黄亮亮的豆腐。哈尼亚米米（少女）用苞谷粒给我们计数，烤盘上放多少个豆腐，亚米米就往自己面前的小桶里放多少粒苞谷子。当时几十元钱的津贴，不敢大朵快颐，偶尔趁小姑娘不注意，会从她的小桶里抓出一大把苞谷粒放进自己的口袋，小姑娘在结账时面露窘态，啊猫猫！（音，大概是哎呀呀的意思）你们怎么才吃了这点？我们一个个笑的前俯后仰。

“吉巴多”（哈尼语，干？）阿朋招呼我们喝酒的声音拉回了我的记忆，烤豆腐还是以前的味道，但望着眼前臃肿、富态的老板娘，我竟有点怅然：“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社会的发展使这些呆在山村旮旯的小伙子、小姑娘，向往着城市的闹热、繁华、发达，他们义无反顾的扑向了城市，找寻着自己的人生坐标，致使这些外表奢华的乡村、小镇，如同夕阳落下的黄昏。

哈尼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待人诚恳、宽厚的品质，一直令我对这个遍布在东南亚、云南的民族充满了敬意。我曾经在哀牢山丛林深处听见亚米米（小妹妹）（音）甜美地歌声如同山泉在山涧流淌，让人心醉；我还曾在他们的家里听过她们从嗓子里流出的如同糯米酒一样浓甜的歌声，据说，她们能将生产、生活中的所有细节用歌声唱出来；这个好歌喜舞的民族，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现有人口约166万人，改革开放以来她们积极的寻找、整理、挖掘自己的语言、文字、民俗等文化，希冀保留住自己最后的一块“阵地”，我一直希望，各个民族能把根留住，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无论物质再富有、科学技术再发达，民风民俗各异才能构成缤纷五彩的地球村。

哈尼族是母系社会，女人当家作主。我以前在哈尼寨子，看见男人领小孩、喝大酒、去山里狩猎，女人要承担全部家务活，还要去种地、打柴很是辛苦。云南十八怪中抱着娃娃谈恋爱说的就是哈尼族的风俗。姑娘年满14周岁之后，父母在房子侧面给女儿搭个仅能放一张床、一张小桌子的简易房。晚上天黑后，小姑娘就会点燃桌子上的油灯，发出“配偶”的信号。路过或者特意等待的男人看见灯光，就会进屋吹熄油灯，与姑娘成就好事，事毕，小伙子匆匆离开，但他会点燃油灯给下一个男人留下房内无人可以进来的信号。等姑娘肚子大了，才有男人上门谈婚论嫁。肚子大才能证明姑娘身体健康、有生育能力。我那时太蠢，错过了多次吹灯的机会，现在后悔的常在夜里抽自己大耳光，老婆常被吓醒，问：“你怎么打自己”，“有蚊子”“冬天蚊子从哪里来”。哎！我的遗憾怎么能让她知道。

对于在绿春第二天的行程，我和我的战友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我希望和阿朋走进农家，再去听听哈尼人宛如天籁一般的歌声，再去品赏一下她们原生、地道的哈尼宴，再和绿春的哈尼朋友们在凤尾竹下唱着歌、跳着舞、灌着酒。但我的战友执意要去距县城近二百公里的、我们当兵时的老连队看看，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看着为难的朋友阿朋，我决定折回昆明，尽快见到我的老排长杨丕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