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情结 [纪念知识青年下放农村50周年]

王者

1968年12月28日，我同学校知识青年一道，插队落户到鄂东南的一个乡村。村子不大，不足百户，分为两个生产队。我所在的队是4名男知青，另一个队有2名男知青和2名女知青。

我们村子正前方有一条几米宽的溪水，环抱着半个村庄。溪边柳树成荫，燕子穿梭呜啼，村童攸然放牧，俨然一幅天然美景。越过溪水便是一片开阔的田野，主要种植水稻。田野尽头是一条通往县城和邻乡的公路和连绵的山丘，主要种植小麦、红薯、棉花等农作物。可我眼里的这块风水宝地，当年并没有给村民带来致富。

虽然解放20年了，但村民还不能敞开肚皮吃饱，冬季农闲时，一般以稀吃粥为主; 每年红薯出世后，早餐一般都是吃红薯，以此弥补口粮的不足。所以，当时农民把粮食看得非常珍贵。我们有次因浪费粮食，被队长训了一顿不说，还挨了村民的骂。

那是下放农村的头年春夭，队里给我们分了几斤荞麦，因为不知道怎么吃，便放在了墙角。不知搁了多长时间，等我们再次看到它时，荞麦已经长了霉。

吃是不能吃了！怎么处理好呢？有的意见，趁天黑倒进村边的溪水里。我说那样不好！难免不被村民碰到，干脆趁往种菜的自留地送肥的时候，埋在莱地底下，还能当肥料。他们认为这主意不错，第二天傍晚，便将荞麦连同草木灰一起埋在了莱地里。

大约过了两月，生产队决定，要收回我们知青的一块莱地作为农田。我们当时也没想到，收回的那块菜地正好是我们埋荞麦的那块地。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地里干活，忽然一个村民急匆匆地来叫我，说队长叫我赶快去一趟。我放下手里的活，便急忙跟他走。看村民气冲冲的神情，我就感到，一定是不好的事情，但我又不便问他。

他领我来到自留地的菜地后，只见十几个村民围在那里，队长怒气冲冲地站在中间，两手叉着腰。见我来了，便指着地上被挖出来的荞麦，狠狠地训了起来。我当时脑袋发涨，记不清楚队长训了一些什么？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旁边一位村民说，"以后再不给这些狗日的粮食吃了。"

我当时一声未吭，任他们怎样说，谁叫我们犯了错呢！我当时感到不可理解的就是，这些村民平时跟我们相处都不错，在那个还没有电灯的岁月，晚上一些村民，尤其是年轻人，都喜欢聚在我们知青屋里的煤油灯下聊天，怎么今天一下子变得抹面无情了呢？

夜晚躺在床上，白天队长训我和村民骂人的情景，总在眼前浮现，让我久久不能入睡。

认真进行反思: 我们虽然下放落户到了农村，但思想感情与农民还没有完全融合到一起，对事物的认知，与农民也有差距。下放前我们的生活毕竟比农民好，至少每日三餐吃得饱; 而农民还得为粮食发愁，平常须精打细算，厉行节约。爱惜粮食，我们远不如农民; 浪费粮食，则是从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是他们不能容忍的行为。

虽然被训和挨骂，我认为也是好事。它从反面教育了我们，粮食来之不易，今后切不要再犯浪费粮食的错误了。个别农民骂我们，也只是一时对我们浪费粮食的行为表示气愤，并没有什么恶意。

想通了以后，我们依旧如常，每天集中精力投入生产和忙着自己一日三餐的生活，很快又迎来了一年最紧张的抢收抢种季节，再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秋收后接连发生在村民身上的两件事，更是让我难以忘怀。

当时生产队一个劳动日(10个满工分)才6~70角钱，除少数劳动力多的人家，年终能分红外，一般只能平衡，少数还要倒欠队里的钱。我们4个没有任何负担的男知青，年终人均分了20多元。

为了挣到钱，有的胆大村民，则挺而走险，冲破禁锢，甚至不惜违法，到外面去寻找挣钱的副业或活路。

生产队的记工员就成了当时的典型，他正好是我们下放那年结婚的，可能办喜事花了不少钱，手头有些紧，于是就到山里头去贩买贩卖木材。贩买贩卖国家计划物资，当时是属于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

他的违法行为很快被抓了现行，大队决定召开社员大会进行批斗，以进行警示教育，并指定我代表知青在大会发言。我们大队29名知青中，只有我和另一名女知青是共青团员。大队选择我发言，可能也是基于这个考虑。对于我来说，这是组织的决定，阶级斗争的需要，没有任何理由不接受这项政治任务。

我当时心里也有点疑虑，昨天还在一起劳动的社员，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批斗对象呢？他结婚时，我们知青每人还湊了5角钱的份子，在他家美美吃了两顿，晚上还和社员一起闹了他的新房呢？

现在我要在台上发言批斗他，不知今后他会不会恨我？但这不仅关系到政治立场，还关系到个人前途问题，容不得有半点私心与顾虑，对于这一点，我心里非常清楚。

写发言稿对我并不是很难的事，只要在报纸上找到理论依据，再联系实际就行了，自然当时流行的一些大话套话是少不了的。为此，白天队长特地安排我一天时间，到大队去写发言稿。

为了不影响生产，批斗大会安排在晚上大队的操场上进行。那天晚饭后，大队派了几个基干民兵，到我们村记工员家里将他押去会场。他老母亲当时跌跌撞撞地追到村外，口里不知喊些什么，想极力拉住儿子。我当时看到，心里也是说不出的滋味，到会场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轮到我上台发言时，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不免还是有点紧张。在台下几百社员和台上大队干部的注目下，我尽量提高嗓门，表现出敢于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气魄。因为我知道，我的形象代表着全体知青，决不能给知青丢脸。

这次大会后不久，我们知青点的农家邻居，又同样发生了贩买贩卖木材的事。这户邻居三代同堂，因为较贫困，家里还有一个30多岁和一个20多岁的儿子未找到媳妇。

这次由公社对违法行为的家庭成员，集中主办思想教育学习班。这家邻居60多岁的老父亲去参加了学习，回来后老人家不知为何想不开，半夜到对面山上的树林里吊死了。第二天，家里将老人找到后，在屋外搭个灵棚放置了2天。为此，我好长时间晚上都害怕出门，总是会想到老人生前的情景。

其实，我认为老人完全没有必要走上绝路，学习班比起那些批斗会相对温和多了。而且当时的许多事情，都是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过了那阵风雨就没事了。例如那位记工员当时虽然被批斗，过后谁也没有把他当坏人看待。

改革开放20多年后，我又特地去了趟当年下放的农村，可变化得面目全非，竟找不到方向，当年的村子全变成了繁华的乡镇街道。据说这里有许多小型铁矿和煤矿，改革开放时，乡政府有组织地进行开採，不仅致富了集体，也带动了许多农民致富。尤其是乡镇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农村致富的先进典型。

看到眼前的变化，我深深地感到，富甲一方，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当年这块风水宝地之所未能使农民致富，主要还是时机未到。如今改革开放，他们能够走在致富的前列，自然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