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影随形的中文系

zheng xx

2018年10月1日昆明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了一天 气温下降到入秋以来最低 爬在电脑上让思绪断断续续地驰骋 这段文字算作是对入学四十年的纪念

——老熊

一

在中文系上了四年学，从此这却成了一个背景，如影随形四十年。
其实我进中文系，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包括我自己。
至今我仍然健在的中学老师，见面还会问我，为什么进了中文系。因为在他们眼里，一个以数理化见长的“乖学生”，进中文系是选错了方向。前不久见到数学老师，他说把我作为例子教育后来的学生，故事讲到他退休。
我进中文系之前教过的学生，至今还念念不忘地纳闷，他们的物理老师考进了中文系。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没有下乡而是高中毕业以后进了一所区属中学当代课教师，刚刚高中毕业，所学的东西还没有怎么丢，于是就教起当时新设的两个高中班的“物理、化学”。
工作以后，在中学教书那两年，语文的天地里，中考、高考摸爬滚打一遍，给学生留下的是学中文的浪漫气息，比如，下雪就不上课，领着学生在校外打雪仗。那些学生现在讲起来也成了“深刻的记忆”。这算是受益于中文系的一段时光。
后来换了一个学校，名为“大学”其实跟“大学”没有真正的关系。它创设初期，学子勤奋，教师认真，洋溢着知识改变命运的豪情。转瞬间这样的氛围早已经荡然无存，活脱脱蜕变成一个“发文凭的机器”，至今仍然热衷于给“职高、中专、技校”生发“高职文凭”，也就是说，普通人的孩子还在为“高考”奋斗的时候，那些高中就落伍的孩子已经拿到了“大专文凭”；给大专的学生发“本科文凭”，美其名曰“专什本”；给社区乡村工作人员发文凭，名曰“学历提升”。学校的生存不是宁心静气潜心研发跟上时代潮流的课程、项目，激发起人们追求的热情，而是像 “巨婴”一般向“父母”要奶喝，哭爹喊娘一般讨生存，编个故事拿项目，拿到一个项目就可以苟延残喘好几年。那些“头儿们”也因此有了政绩，可以到处得瑟一阵。这时候中文的背景，除了当老师那几年，外国文学、文学概论有了些施展的地方之外，连喜欢的书法也被看作有“混工作量”的嫌疑。教务处、办公室、媒体处等等与中文基本无关。经济学院、人文学院、传媒学院基本也可以忘了中文系。只有在“提拔”“评职称”的时候又有人拿“中文系”说说事。
进中文系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我知道我的同学有“进中文系”志在必得的志向。我没有。七七年底、七八年初，恢复高考后的两次考试，我考了决然不同的学科。七七年考了“理科”，发榜之后左等右等就是没有被录取。七八年春天考“文科”，也没有“中文系”的概念。报学校填志愿更是没有“家学渊源的传承”，也就是没有参照的范本。心里唯一忐忑的是“政治”考分太高，千万别让我去学“政治”。那年头，没有“法律”、没有“经济”、更没有今天细分的各种门类学科。拿到“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全家人舒心地眉开眼笑了，因为我不会出省远离亲人，也给家庭争了光。我倒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跑到代课的学校说了一声，下学期不来了。之前人家要我转正，我怕一转正就卡着我不给我高考，那时高考要单位开证明，硬是不转，因此丢失了几年“工龄”。
进了学校以后，中文系参加当年录取的李子贤、郑月蓉老师专门找到我，郑老师快言快语：“就是要看看你。你是我们抢来的。”从此也不过尔尔。

二

报到那天，我是骑着单车去的。穿了一件“的卡”的灰蓝色中山装，四个包包那种。
熙熙攘攘的会泽院大厅里挤着好多人，都在排队。我记忆中，同学中最早搭讪的是高晓虎，圆圆的脸，“你哪个系的”“你也是中文系改”。老师中有印象的是陈丽卿，齐耳短发，开口就叫我“新兴”，从此就一直叫了下去。
报道有很多程序，拿着录取通知书先领了一张表，按顺序去交户口迁移证明、粮食关系证明、党团组织关系证明，交钱倒好像不重要，只在中文系交了“讲义费”，然后就是一堆讲义，刻印装订的那种。教科书是很少的，好像有一本什么编写组编的《文学概论》。
报到时发了好多刻印在黄褐色新闻纸上的东西。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印了三四页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必读书目，古今中外都有。对那时的我来说90%以上闻所未闻。“文革”中读完小学、中学的人只知道“红宝书”真厉害，小说只有《金光大道》、《艳阳天》之类根本算不得什么的“名著”。这份书单犹如开启了人生的一次启蒙，瞬间在脑海里展现出一幅知识的画卷，也激发起迎头补回来，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急迫感。那时把所有账算在“四人帮”头上 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当然那天也领到了宿舍的钥匙。
离开会泽院，骑着单车在校园里转了一圈。那时的校园，根本没有为七七级、七八级进校系统学习做好准备，七七级虽然早进校一个学期，据说课没有怎么上，都在“劳动中”等待七八级的到来。从钟楼到篮球场边，路是“三合土”打的，灰黜黜黑乎乎的“三合土”坑洼不平，路两边的刺柏多年没有修剪，张牙舞爪地生长着。生物楼旁边小花园中的海棠蓬松得把路都挡住了半边，另半边人走过还不时要低低头。 化学楼和物理楼通道边的叶子花（三角梅）长成一蓬一蓬的，路都挡住了。那条银杏树交辉的铺了柏油的路，也没有什么诗意，到食堂的转弯处也就到了尽头，往前一片杂乱的平房，也不知是做什么用的。
特意找到“东方红大楼”，凹字形的格局，红砖的外墙，红瓦的屋顶，四层，密密麻麻的窗户，多数在玻璃上还糊了纸，没有窗帘。一楼二楼分给了留校的青年教师居住，成了家的也就在这里做起来“窝”，黑黢黢的过道，堆满杂物和炉子、蜂窝煤，更显得狭窄，还有几只鸡悠然地在门外的花园里散着步。整个的外观跟那时的居民楼没什么明显的差别。爬到四楼，也就是顶层，水房隔壁的房间，门上贴着六个人的名字。打开看了一眼，三张木头高低床，一张木头方桌。显得有些空荡荡的。

水房从来就没有水，大家泼进去的水弄得地上湿淋淋的，空气中飘荡着一股尿臊味。每个楼层都没有没有卫生间，解手要到“东方红大楼”楼后面，拐角处的公厕。紧临当时昆明的环城路的围墙与“东方红大楼”之间有一排水龙头和一眼水井。在远处是几棵枝桠舞爪的树。
因为报道要报三天，三天后才有中文系组织的活动，初初看了看，骑着单车就回家了。
第二天，在家里收拾了一个背包，用绿色的军用塑料布包了，带了洗漱用具和一个搪瓷口缸，吃完晚饭，用单车托着，去头天侦查好的宿舍“铺床”。宿舍里，和我对面的周章毅已经来了，什么都已经收拾停当，规规整整，静静地在看书。交谈一会儿，知道比我大6岁，当过知青、现在从公安厅考来读书。随后，周涤非来了，沈建明来了，刘永康来了，邓启耀来了，于是，两个四川人，两个上海人，两个昆明人，开始了相伴相依的学校生活。后来，陈煦和吴文光搬着床进来了，八个人热热闹闹渡过两年多的光景，直到最后一学期搬到东二院才结束了拥挤的日子。
我的宿舍正好在“凹”字突出的那一边，对着校园，往里走和对面都是七七级的地盘。上楼下楼，上大课，两个年级都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彼此都熟悉起来。因为闹了个误会，与薛才德有了格外的亲热。每次见面都会会心的一笑。故事就在水房之中，晚上回来，听见水房里“哗哗”的水声，我大叫一声：“有水了”，伸头一看，看见的却是笑嘻嘻的老薛。

三

那时的校园，经历“文革”还没有恢复应该有的容颜。北院、东院还是农场，种着包谷和其他蔬菜，也养着猪和鱼。特别是东院，圆通山人防工程截断的地下水流进来就成了鱼塘的水源，一大片的包谷地，包谷还没有收获。
进校后，印象中的“劳动”就是这一次收包谷。我们老老实实扳了半天，回来才发现同屋的兄弟们衣服里塞的都是包谷，于是，七手八脚找来两块砖，捡了点柴火用报纸点燃，两个洗脸盆一扣，午休起来，大家眉飞色舞地啃起了包谷，这也就算在校期间，惟一一次享受“劳动果实”。
物质的贫乏一如“文革”中的日子。系办公室的职责之一就是每个月发肉票，黑色油墨印在粉红色纸上的一条方格子就是“肉票”，没有什么防伪，也没有什么特别，那时的人还没有仿造和复印的能力。上完课去到食堂，几乎就是一个菜一点咸菜，别无选择。5分钱一份的老南瓜、大白菜、茄子最为常见，2分钱的卤腐、豆豉几乎天天见。吃得素又缺少油荤，饭量自然就大了起来，半斤、六两成了标配。一个月下来也就有饭票不够吃的时候。家在昆明的好办，时不时回去蹭一顿，有些同学因此就想起了办法，需要女同学接济。加之20%—40%的杂粮，搞得大家头疼。现在的人根本想不到，吃肉的日子，凭票2角5一份，不时有同学哀求打菜的师傅，“给一勺油”。
随着上课走入正轨，大家奋发读书的劲头与日俱增，相互较着劲。每天傍晚，打了饭就进教室占座位，读书、记笔记、写日记到11、12点成了经常的事。
每个系都在办墙报，占据了原来贴大字报的地方，小说、散文、诗歌大家常常驻足欣赏着。宿舍里多才多艺的邓启耀，又是绘画又是拉琴，艺术的才能爆发式地表现着，那幅版画“夸父追日”成了七八级的logo。吴文光、费嘉他们随时交流着写诗的心得，校外，吴文光家，尚义街6号成了聚会的地点。以作家自居的李勃刻薄地点评着小兄弟们的奇思妙想，引发一阵阵的争吵。
思想解放，让大家精神上日益饱满起来，没有禁忌，没有禁区，探索在课堂上延伸。赵仲牧老师缜密的思维逻辑吸引了爱好哲学思辨的同学，吴俊仁老师的古典诗词也被同学们当面质疑，他比较李商隐和温庭钧，一定说李胜于温，同学一定要找出温胜于李的例证。文化史、思想史的课程大家都去历史系蹭，人文的精神正是在老一辈的言传身教的熏陶中慢慢感悟、养成。读书的“杂”涵盖古今中外，得益于中文系传统的“文史哲”不分家，传统和现代有机地联系起来。一本稀缺的书经常在老师同学排队的顺序中流传，沙特的存在主义，丹纳的《艺术哲学》等等，开启了思想的新天地。
陈煦在宿舍里给我和周涤非完成了篆刻的启蒙，从此有了一种业余的玩场。
中文系对七八级来说是宽松，精神的自由伸展造就了“文革”后的我们。旅游成了假期大家最激动的时刻。在北京紫禁城、上海外滩、黄山天都峰都可能与同学不期而遇。摄影和班级影展成就了大家的兴趣，陈锦和任晨明执着的追求成就了终身的事业。演出和观看演出成了一种追求。
《假如我是真的》七七级和七八级联合演出，引起校园的轰动，礼堂挤得密不透风。
《抢亲》本是一个轻松幽默的小喜剧，参与者的认真，竟也引来了掌声如潮。因为邓启耀用纸糊的一个熊头戴在我的头上，从此，“老熊”与云大中文系的背景如影随形，甚至在我们的范围内取代了我的本名。
毕业后，杨泥的父亲认真地问：“老熊叫熊什么。”
今天，云大中文系七八级已经刻在我们的骨子里，今生今世，必定与我如影随形。

至今仍躺在书柜里的讲义

青葱岁月

1980年寒假与刘永康一起去成都 在成都动物园

1981年暑假杨泥等一行周游各地 在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