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构多条红色电波的人》

胖猫加菲(^o^)

作者 : 季萝

整理 : 禾子语

" 一位活跃在国民党军政要员中的地下尖兵，一位长期从事着秘密红色电波战线上的斗士 "

　　1947年上半年，处于全民包围中的蒋介石和西北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深感末日来临，更值人民解放战争拟全面反攻，将战争引入国民党统治区之时。华北 " 剿匪 "司令孙连忠甚感日暮途穷，在其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余心清中将(余是我党挚友)的耐心争取下，开始动摇，表示愿与中共进行洽谈。当即由余打电报给周恩来同志说:" 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 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立刻就此事对北平地下党做了指示，并说这是华北的一个重要军事行动。

　　不幸，党的秘密电台被敌人侦破，该电文记录稿及其他一些电稿未及销毁，加之北平地下电台台长李政轩和中央社会部驻西安地区领导人石坚(王石坚，赵耀斌)的叛变，导致中共北平、天津、沈阳、长春、青岛、上海、南京、兰州、西安等城市和地区的地下电台被暴露，我党一大批优秀同志被捕，也涵盖了国民党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机关和机要部门、行政部门科处级以上干部(如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电信网创建者之一的上校，电信科长戴中荣)等。其中，蒋介石最大的笔杆陈布雷的女儿女婿也遭逮捕。仅用专机，从西安接到南京的被认为重要人员的就有三四十人之多，其他株连的人则更多了。这就是一九四七年九月底十月初，发生在北平的称之为 " 共谍 " 案、发生在西安的称之谓" 石案 ”， 一起轰动北平和西安地区，震惊蒋介石高层和共产党高层的大案。后来得知，由于它而使新中国的成立推迟了三个月。

　　季煥麟同志便是1947年10月6日在西安，因自己所建与陕北、延安等秘密电台，遭叛徒石坚出卖而被捕的。并于1947年11月，蒋介石密令用飞机解去南京。

季煥麟是一位被称之为活动在国民党高层军政要员中的地下尖兵，一位长期从事着秘密红色电波战线上的斗士。" 我不跟一般军官来往，而是同胡宗南军上层头头打交道的。" 他如此对女儿季萝说。其夫人章亚健同志也说 : " 我们是把脑袋系在了腰上，过每一天的日子的。" 由于他们的机警应变，以给女儿烧洗澡水的方式，销毁了一大包密电码，保护了我党一大批国统区地下工作的同志。因而在1949年冬，于中南海内，在罗青长同志主持的中央情报总署审干总结大会上，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报告中，公开点名表扬了章亚健同志。

季煥麟在幼年时期，即表现出了反对封建迷信。十三岁起，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预科班和高中部求学时，即聆听了共产党员萧楚女的报告，参加了 " 五卅惨案 " 的募捐工作。由于其家庭贫寒困苦，不能继续以后的学习，而失学和失业在家中。此时16~17岁的他受到了《新青年》刊物和独秀文存的影响，开始注意社会问题，参加农会活动。" 四一二 " 后开始痛恨国民党，并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1927年夏，他借债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无线电训练所学习期间，与中共互济会顾翼周(曾任无锡市市长)等革命同志接触中，阅读到了一些地下进步刊物。为了生活，他被该所分配去国民党军队无线电通信所，任报务员、报务主任直至代所长等职，后又任平汉线电台报务员、代主任。此间，他捐款上海中共互济会程心文同志，以支持我党地下工作。

　　随后在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前夕，二十岁的他便开小差离开平汉线电台，而直奔福建厦门监委会电台当报务员差事，也有幸并爱读郭沫若著作。1930~1932年间结识了中共党员朱理治同志，在上海国民党电政司老北门总台当报务员，并在朱领导下展开地下工作，加入了共青团、共产党。于是，他不但在该总台，而且在外滩国际电台和电政公益会职工中建立共青团、党小组及其它进步组织，担任团支书、党小组长。

1933年，他在山东青岛民用电台当报务员期间，为革命又组织了一些进步文艺团体。就世界语而言，他22~23岁期间便接触到世界语，并参加了刘师培、张继等在上海创办的世界语传习所，遇老红军陈世德相识，共同学习、探讨和积极推广世界语工作。他们认为，国际关系上的交往，要发展使用共同和相通的语言进行，这就达到语言的平等。他们说 :" 世界语鼻祖是柴门霍夫博士，一八八七年由他在印欧语系基础上创制的，主要是为了消除不同语言无法沟通的障碍。因为世界语的语法比较简单和科学，很多词汇在发音上与多国语言是相近、甚至是相似的，便于人们学习……。也是为了通过语言文化的交流，促进世界和平。" 后来在我国的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便是由陈世德译成世界语，大量流入苏联的(因为苏共只对此语种文字开绿灯，其他文字一律禁止入境)。1980年3月，季煥麟、陈世德被当选为中华全国世界语的协会理事(也是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任职的)。

季煥麟还与后任天津市市长黄敬(俞启威)、后任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议员李大章和进藏解放军某部政委陆仲陶(即乐于泓，人称阿乐)等来往。他曾营救过程汉祥同志，也从生活上接济黄静及不少经济上有困难的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1935年，当主任报务员的季煥麟，还接济狱中的阿乐和山东搞革命的程汉祥同志。

　　1937年 " 八.一三 " 事变，时任崇明岛民用无线电台主任报务员的季煥麟，培养胞弟学习无线电报收发报技术。在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为了使崇明电台不落入敌人手中，他假造了一张上级命令，和报务员王锡栋、机务员盛廷楠等租乘民船，携带电台机器偷渡出岛，经由江北去河南开封电信局报道。拟利用此电台参与抗战前线的电报工作，为抗战、为共产党服务。事先，他在汉口出版的《新华日报》上，以其四弟季保元(即季清)之名，写信给《风雨社》，通过媒体向亲友表明自己已撤退到开封，并愿发挥收发无线电报的特长继续工作。几天后，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老领导朱理治同志来找了，通过他又认识了彭雪枫和朱的夫人苏菲同志，。就这样，他把带来的旧式很笨重的小电台，安置在电信局临近后门处，最后一个小院的平房(约二三十平方米)，离开局有线报房、营业处和办公室很远，这对开通地下党秘密电路十分有利。他以购买很多全部刊物、实行民主不自己说了算、表明自己支持抗日为中共服务，以及将同来开封的王、胜二人与自己，在开封大酒店宴请中共高级领导人朱理治相识，使之顺利的配合季煥麟同志的秘密工作。在中共地下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同志领导下，1938年2月的一天黎明，季煥麟高兴地利用开封这个小电台，与竹沟镇新四军电台联络上了，此红色电波专供地下党河南省委用的秘密电台。当时，地下党的联络员和译电员是朱的爱人苏菲同志(年仅二十多岁)，对外宣称是季煥麟的亲戚。她化装成当地居民的主妇，每天早晨手提一个菜篮子，从开封电信局后门直接与之会晤，交接开封、竹沟间电台来往的电报。在此秘密电波上，季煥麟又高兴的与罗若遐同志(1933年由上海地下党输送到苏区任报务员又经长征，转战南北而被调到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任秘书长)联系上。同年5月，因地下工作之需，季煥麟将电台撤退到河南信阳，他在老红军危拱之领导下，任中共信阳地下县委书记。在1938年2月与8月，将四弟季清、三弟季刚(十五、六岁)，先后送到确山竹沟新四军、延安参加革命。

　　1938年10月，日军进攻信阳，其电台被炸毁。季煥麟同志被调至河南内乡、西坪镇等电信局电台任主任报务员。此时，他仍订阅《新华日报》和进步刊、读物，组织职工学习和部分职工抄听延安CSS文字广播，出版无线电所获取的消息，宣传中共的政策。1941年春，抗战进入到最艰苦岁月时，他设法托人，从河南西坪镇国民党民用电信局，调到西安国民党民用电信机构工作。

1943年春天，他和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沈秉权(即姚天斌)夫妇，成立了由沈领导的三人小组(另一位是刘凯同志)，夫人章亚健表示将给予大力支持。日本投降的1945年，正值中共增设秘密电台成当务之急，特别是北平方面，对此更显迫切。也正在此时，由于季煥麟的无线电技术较好，也有些根底，不久，被西安当局提升为陕西省电信管理局技术人员训练班主任、电报科科长，还兼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少校军衔的无线电技术教官等要职。

由于形式需要，上级命令沈秉权，要在短期内，向季煥麟同志学好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季也欣然接受了对其进行技术训练的任务。当时，西安市国民党反共的堡垒胡宗南部队岗哨密布，中统、军统特务横行，对无线电的控制很严。即使是平民百姓要想学收发报技术，也是非常困难的，何况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呢 ! 为此，作为国民党官方训练班主任的季煥麟，又是无线电爱好者，不得不将家搬迁到西安联府街训练班内，而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室和教室等，都安排在离季煥麟办公室较远的地方，以便秘密训练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与此同时，他还积极筹建着北平至延安间的红色电波事宜。

　　1946年春，比季煥麟年轻十岁的小沈，经过3~4个月每天的刻苦训练，已经可以独立工作了。为了使其更进一步掌握技术，有一个公开的职业作掩护，季煥麟决定把他安插到西安国民党民用电信局内。这年夏季，负责招录前往敌伪区报务员工作的季煥麟同志，巧妙地趁机将沈炳全同志先行安插到手摇机实习电台工作。个把月后，又调其至西安郊外社公祠的无线报房，担任正式值机工作。两个月后，中共组织要在北平建立秘密电台，季煥麟等同志事先与北平地下工作的姚曾依商量好，由他通过国民党华北电信管理局局长聂传儒，和北平电信局局长董兆龙、电信总务科长等关系，推荐小沈到北平电信局工作。而西安这方面，由季煥麟同志相配合，1946年下半年正值解放战争第一年开始时，秘密电台建立起来了，北平与延安党中央的电波正式开通，并快速的联络上了。

沈秉权同志调离西安后，季煥麟同志的地下工作，便改由石坚(赵耀斌)领导，而且是单线联系。石坚要求建立一个西安地下电台，以与陕北、延安党中央取得联系，季煥麟高兴地接下了任务。在内战日趋剧烈之时，装有多部的美式收讯机的军统西安电信检查科，不时地监听空中信号，侦察解放区内外情况。西安街头、各电科行也常有敌特足迹，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西安分会名义上是人民研究无线电的业余组织，实为军统分子和中统分子所控制，其主席是胡宗南军情报处处长刘庆曾。季煥麟工作的国民党民用电信机构内，也濳伏有军警宪特。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国民党西安党部和当地驻军，也时常派人去秘密联系工作和检查电报，季煥麟同志也目睹国防部二厅少将厅长魏大铭和胡宗南军情报处处长刘庆增等要员，出入于西安电信局。

　　但是季煥麟是有条件建立秘密电台的。1946年其地位由一个训练班主任，升为五个训练班的主任，並兼电报科科长和业务处代处长，还任西安韦曲军政电信人员专业训练班主任，所以有利于开展我党地下情报工作。但是季煥麟这一身份，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无线电机器，为了完成中共交给的建立秘密电台的任务，他决定创造一个能够人工开设电台的环境，即参加了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取得在自己家里建立业余无线电台的许可证。

季煥麟通过在国民党电信局工作时的老上级，南京的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负责人朱其清，很快与西安邮政储汇局无线电台台长张古风联系上，很快取得了允许私人设台的甲种会员证。在一次西安分会约三十人出席的年会上，除国民党胡宗南部情报处处长刘庆曾外，就地位而言，季煥麟便是第二号人物。之后，他寻机与魏大铭少将厅长和刘庆曾等头头接触，可使周围的人对其不会产生怀疑，同时亦可刺探军情、敌情，为我党服务。1946~1947年间的一次西安分会年会上，他被选为副主席，分管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西安分会，包括会员及其等级评定的日常工作。

能公开设电台后，为了有一个秘密的工作环境，季煥麟便将家迁到西安大湘子庙街十八号第二进的一间北房内，并隐蔽乔装了一番。为了解决适宜于秘密使用的电台，他托我党打入上海国民党航空公司的一位地下工作人员，请其弄一部小型无线电台，空运到西安。同时，又利用自己公开的身份，请陕西省电信管理局局长，为自己开具拟向上海置一套无线电收发报机的证明。不久，正值1947年初，胡宗南部以西安为反共堡垒而踏入了延安，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撤离到陕北大山中之时，一部美国军用手提机便秘密运到西安，并由西安飞机场电台台长负责，交给了季煥麟。由于该机一无说明书，二无天线，三无专修工具，四无备用零部件，所以他不得不找胡宗南军情报处处长刘庆曾，让他吩咐下属人员送一批电信器材过来。就这样，第二条红色电波，即西安、陕北间的一座无形桥梁终于建成了。

　　1947年春夏间，我党号召人民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条件时，季煥麟把自拟的一个秘密联络讯号、波长、试通报的时间交给了石坚，他也将党中央某电台的波长等交给了季煥麟，双方第二次试叫成功。季煥麟夫妇喜出望外，为中共中央在西安建立的这一地下电台而高兴极了。届时，其夫人章亚健也打入国民党陕西省电信管理局译电室，协助刺探敌情和军情。

季煥麟同志便是如此，以公开身份设立私人电台，活跃于伪军政要员间，谋求得电信业界的信任，秘密购置，并利用胡宗南军情报处处长，弄来了电讯器材、零件和修理工具等，以装备并完善美制军用手提式无线电收发报机，巧妙地创造了秘密工作环境，使红色电波通过隐秘伪装的天线，不时地互传于西安和陕北、延安之间。

　　1947年，解放战争转入全国性反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之时，亦即九月底的一天，季煥麟与领导人石坚之间的地下联络员陈达(女)，突然匆匆忙忙送来一大包密电码，要其保管，并告知北平方面出事了，石坚(赵跃斌)已被暗中监视。这时的季煥麟、章亚健夫妇，在深感处境十万分艰难和危险的同时，便沉着冷静地洞察着周围，细观驻地发生的各种动态，" 脑袋挂在腰上 " ，带着八岁的女儿季萝准备应对一切。

身为国民党陕西电信管理局电报科科长、兼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少校无线电技术教官的季煥麟，又是胡宗南军电报处处长，他与胡宗南军情报处处长住在同一个平房院子里(西安大湘子街十八号)。当其收发报时，听到院子外国民党带有天线的电台查讯巡逻车声音，此时立即停发隐蔽起来……。有一次巡逻兵进入院内说 : " 我们发现这里有秘密电台 ! " 当即被情报处长骂了出去，说 : " 滚蛋 ! 你们知道这院子住的是什么人吗 ! " 尽管如此，但是查讯秘密电台的车，仍频繁的在季煥麟所住院子周围游戈。

　　十月初，程达借中秋时分，手提着装有月饼的篮筐(内藏一纸条)，去到季煥麟院子，告知石坚已被捕，石家被包围、监视起来了。随后彼此匆忙中便分开了，未作任何交代。之后，发现大湘子庙街十八号大门口的号房内，驻有两到三个国民党军人，并经常在那里来回走动着。一天晚上，季煥麟发现，自己房间南面老式纸糊窗的白纸，已有被舌头舔破的小孔，知道电台已被暴露了。他们立即通知各方地下工作的同志，暗中做好了电台的拆解准备事宜。季煥麟想起了军统检查科长丁祥娥曾对他说过，抄到的共产党电报无法译出，再看到程达送来的大包密电码，不禁一阵阵寒战，也来不及细翻这大批的密电码内容及其用法了。在他去电信局上班时间，由夫人章亚健以给八岁女儿烧洗澡水为借口，一一将密电码送进老式灶膛中，几分钟之内，这个大包里多册的密码纸全部烧掉了。並即刻在一次与陕北党中央电台的秘密联络中，季煥麟用英文告知对方说 : " 领导人被捕，密码已毁，我愿和我爱人独立作战，请另发密电码……" 。可是对方不熟悉英文电码，抄不下来。一次，两次，三次，还是不行，当时情况十分危急。最后他干脆把由章亚健同志拟为的中文，以明码发到陕北党中央。电文中无地名、人名，尽量用暗语，如以 " 重病 " 代替" 被捕 " 等等，在这之后未能再与陕北联络上了。新中国成立后，方知这封明码电报被直接交给了周恩来处理。

　　万万想不到的是，季煥麟事由于石坚的叛变投敌，被出卖了。就在1947年10月，我党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六日的那天凌晨一、二点，西安市公安局局长肖绍文亲自率领一群敌特，以查户口为名，突然破门打进其住室，拳打脚踢地迫使他们交出石坚托人送来的那大包密电码。特务们像热锅上的蚂蚁，几次四处奋力搜寻密电码藏处，无一所获，看到的只是炉子灶膛内的一大堆灰烬，大失所望。遂气急败坏的把季家三口抓走，而且将季煥麟、章亚健夫妇的双眼均用布蒙上，塞进一辆小轿车，开出似乎几十公里外的遥远处，章亚健心想 : 这不是在西安市内转圈子吗 !

汽车到了西安北院门停下，天空正下着小雨。章亚健说看不见路，地又滑，不好走啊。特务恶狠狠的说 ; " 你的女儿领着走。" 就这样一路迈步，由八岁的女儿季萝搀扶着自己的父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早已准备好的房间。季煥麟被单独关进一间刑讯室，对其进行包括手指插竹签在内的三次上刑后，敌人无任何结果，便把他押到另一个房间内轮流劝降。其间，敌特还把章亚健母女带到刑讯室的隔壁屋说 : " 季煥麟的生命在你手中，到底说不说密电码放在什么地方，联络人、共产党员都有谁 ! ……" 季煥麟的被捕，牵动了蒋介石国民党高层。南京的特派员穿着西服革履的突然显现。一天清晨，他派人给母女俩送油条、豆浆来，笑嘻嘻的说 : " 季太太受惊了，先吃些早点吧 ! " 季萝骂道 : " 才不吃你的东西呢 ! 我爸爸是好人，是好人啊 ! "

与此同时，国防部二厅少将厅长叶秀峰(一个穿着军装的壮年)走进隔离劝降室，面带苦笑地对季煥麟说 : " 刚才委屈你了，密电码烧毁，我们查明属实。" 此时有人送来纸、笔、砚台，逼其交代，指明与陕北、延安联络电台的波长是多少，约定的通报时间等，还要一一写出共产党员的名单……特务们枉费心机，最后仍是一无所得。

最后敌特受指示，把章亚健母女释放出去，暗中有人跟踪，试图通过她去找地下党员地下工作人员，妄图再侦破其他通讯电台。母女二人回到家中，满目一片狼藉，经不住受惊的季萝，此时发高烧卧在床上……。后来季煥麟被反绑双手押上吉普车，解到西安太阳庙门的秘密监狱，即国民党西北特种拘留所，再给钉上脚镣，关进一间二十多人的囚室。同住一起的，还有在延安受训后，被派到老河口一带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同志，石坚也被关在该秘密监牢的所谓优待室内。

　　审讯中，面对曾与之多次打过交道的军统西安地区电信检查科长丁祥娥的提问，季煥麟机智勇敢地将秘密电台其无线电器材的来源的责任，一股脑儿的推到了叛徒和敌人身上，掩护和保住了一批我党在西安、上海、北京等国民党要害部门内的地工人员，如呂福田、呂和声、张宝善等，使其都得以闯过了险滩。

西安、陕西地区，得知季煥麟同志被捕后，成立了救助组织，并在媒体上可能是《西安日报》头版刊载了题为季煥麟募捐委员会成立，以资助失去经济来源的章亚健母女的生活，实为西安各界人士所感动。

1947年，人民革命战争已转入到国统区内进行。蒋介石政权行将覆灭之际，十一月中旬，看守们放风说，这一案子(指 " 石案 " )的人，将被押解到南京。由于蒋介石曾有密令说，发现军内有与共党通牒的一律就地枪决。季煥麟属此之列，而且他又是打入胡宗南部中任少校教官，又建秘密电台，为此，他半信半疑。那位陈同志已在勾织一双袜子，准备送给季的女儿作为临别纪念。

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戴着手铐、脚镣的季煥麟(以示待处决的重刑犯)，和胡宗南的亲信，即其几十万大军电信网创建之一的戴仲溶等人，被带上了飞机，于当晚到南京。一下飞机，立即被解去宁海路十九号，看似一个大公馆的国民党军统保密局的看守所。此案仅西安被捕的就有十几人，在该看守所中还有一个特殊犯，即汪伪政府国防部长鲍文越上将。

　　季煥麟被解在保密局看守所中一个多月后，于1948年正月，又被转解到本城南京市的羊皮巷军事法庭看守所，即陆军监牢里。其囚室与囚室间用木板隔开，板间还留有缝隙，可窥视到邻室中的人，被称为 " 木笼大厦 " 。在此，季煥麟结识到同一大案从沈阳、北平、承德、南京等地被捕的难友们，如国民党华北 " 剿匪 " 司令部孙连仲手下的中将参议员、第十一战区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余心清、少将参议员梁蔼然、少将作战处处长谢士炎，北平空军司令部参谋、华北 " 剿匪 " 司令部的上校军法处长丁行，中校主任参谋朱建国，二处军统情报参谋石淳，校级干部周启祥等。还有北平大学学生、北平一中教师、印刷厂经理、电台台长、国民党热河省党部电台公务员等。

由于此案的性质和被捕人员的身份、名望和地位特殊，因此影响极大，并波及到国外。冯玉祥将军在美国对此案大声疾呼，知名人士向蒋介石提出责难，公众舆论给予了强大的压力，促使国民党不得不成立了 " 特种刑事法庭 "，而且被迫进行公开审讯。这也就使獄内生活条件给以了改善，家属可以送物送食，可以有一、两分钟与之相谈的时间。章亚健每隔两个星期，从无锡坐火车为季煥麟带些咸肉、猪油、辣酱。正如余心清在其所著《在蒋牢中》所说 : " 季煥麟难友豪爽慷慨，沒有一点吝啬的伪装，这些东西一到手，他立刻分配给同屋人。"

　　特刑庭中，季煥麟用硬顶的办法，否认一切不利的情节，创造有利的因素，为自己也为别的同志开脱。他坚决否认石坚是共产党人，说只知是报馆的大老板，秘密联络员程达中秋节送的是一匣月饼，受人之托的她和自己根本不知道里边有什么密码，吃月饼时方知有密电码。" 我不愿保管，便把它烧了 "，我是无罪的。在狱中他寄信给章亚健，托律师义务为已经判刑的董建平上诉，使董被减刑后，在和平谈判时获释。在审讯程达同志时，季煥麟出庭作证，还为其开脱，并被庭审采纳了。

1948年11月的某天，对季煥麟同志的判决书下来了，季之行为被构成了危害民国预备犯，判处徒刑十四个月，缓刑两年。下旬，国民党巜中央日报》第一版上赫然登载了这个消息。

1948年11月9日，在中国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 " 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 " ，从黑暗里走过来的苦难人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架设了三条地下红色电波，经历了从西安到南京五个秘密监狱和看守所的季煥麟同志，站着走出来了。正像他自己所说的 ″ 倍感空气和阳光的可爱，自由的可爱，中国共产党的可爱。"

恩格斯说得好 : " 没有一次历史灾难，不是以巨大的历史进步作为补偿的。" 中国也有古语道 : " 多难兴邦 "。

季煥麟四弟、弟妹和警卫员，于大军南下途中。

右一为季煥麟三弟季刚，1938年去延安参加抗大 ;

中间为季煥麟四弟季清，1938年参加新四军五师 ;

左一为季煥麟小弟季一平，解放初参加抗美援朝。

谨以此文缅怀大伯、三伯和父亲，怀念堂姐季萝，祈福小叔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