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泰山学院（建校60周年的别一种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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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泰山学院建校60周年，先后邀请了几次，我之所以最后还是没有参加庆典大会，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觉得自己已经退休回归了“田园”，只要是无关大局，对“庙堂”里的事儿，就不愿多去掺和了。筹备阶段，凡征求我意见的事情，我都认真谈了自己的观点。所以，像庆典大会坐主席台露露脸的环节，在我这里就不如按部就班地打理自己的“田园”更有意义。说到底，可能还是秉持的价值观不同吧。不过我也有自己的纪念方式，梳理既存的影像资料，回味自己与这所学校的不舍情缘，用美篇的形式“留此存照”，就是我献给60周年的最真挚礼物。

从宏观的角度回望，泰山学院的60年，对于我来说，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即3个20年。

第一个20年：1958——1978

我作为泰安师专“文革”后期招收的普通班学生，从求学的角度看学校，亲自见证了我们国家1975——1978年这段历史转折过程对高校的影响，留下的是既深刻又复杂的人生感受。

我是1975年被推荐上大学的。当时在全公社被推荐者中排名第一，按常规可以上一所更有名的大学，然而终因政治风云人物的暗地捣乱，最后侥幸才上了泰安师专。作为既无政治光环也无社会背景的农家子弟，在那个时代，我能来泰山脚下上大学，也算得上是一种幸运了。

当时的泰安师专，刚被批准招收普通班学生不久。这所从济南师专演变而来的学校，虽然从1958年就开始招生，但期间曾几经变化，更多的时候它是在行使着培训学校的职能。

到1973年，泰安师专才被又一次批准举办普通高等教育。如果从那时算起，我们应该是以泰安师专这一普通高校的名义招收的第三届学生。

真正从高等教育的办学功能上来分析，无论是内部管理体制，还是课堂教学体系，当时的泰安师专都处于自我构建的过程中，换个角度说，它还不完全具备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础。

然而那是一个教育规律被破坏的七零八落的年代，正因为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和体系上的不完备，才更容易在追风赶潮流上冲在前面。所以，我们入校的时候，泰安师专在省内高校中执行“左”的路线是颇有名气的。

当时的泰安师专，各专业都有自己的学农点。我们入校报到的第二天，就被拉到了泰安郊区的下洼大队参加秋收劳动。后来学校在肥城县办了农场，全校学生轮流住在农场战天斗地便成了常态。

我当时对频繁地出去学工学农的做法，内心里存有抵触情绪。不敢公开地进行反抗，只能利用自己是学校宣传组成员的身份，以写宣传材料办宣传栏为理由，留在学校里以逃避下去学工学农。

驻泰安师专军宣队里的姬营长，专门负责学校宣传工作。我有办展览和壁报黑板报的特长，在他眼里便成了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每逢班里要去学农学工时，我便到他那里去寻求尚方宝剑，留在学校里看书学习。

当时学校搞宣传不光局限在校内，还积极占领着社会上的宣传阵地。譬如在泰城青年路上，就有泰安师专固定的宣传栏。每当去城里张贴完宣传栏的内容，剩下的时间里，我便会去当时的旅游景点，找个幽静的地方去看书。

那是一个大学里也鄙视知识的不正常的年代。我的读书学习的欲望，只能利用同学们下去学工学农的机会，自己留在学校里才能实现。而我之所以有幸获得这样的特权，主要是因为去滕县招生的老师，在档案里看到了我的一些文艺创作材料和美术作品，所以入校后便被选进了学校宣传组里。

刚被选进宣传组时，我们幻灯宣传三人组就跑到岱庙里拍了这张照片。当时全校唯一的一架照相机，就由我们管理着。当然这样的特权也给我们班乃至我们年级带来了方便，进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富有纪念意义的影像资料。

除了办壁报、黑板报、城市大街上的宣传栏，进而为各种宣传撰写文稿之外，在文艺节目宣传方面，我当时也能算得上是积极分子。既做过编剧，也做过导演，还做过演员。当然大多是为了逃避劳动、躲避束缚才乐于去干的。

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不但要“上大学管大学”，还要“改造大学”。所以学生更多的时候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田野和工厂里，我对这样的大学有点看不懂，对学工学农不感兴趣，但对学军却抱着积极态度：因为自己没当过兵，可以体验军人生活，越野操练、实训打靶，这些对我都有吸引力。

在青岛城阳学军那几十天里，我照常发挥自己的特长，不但为军营办了好几期黑板报，还在老师指导下，组织编辑了一本诗歌集，题名《军号声声》。这幅照片，就是利用搞宣传可以接近部队首长的特权，在一个中午趁首长休息时，借用其装备拍摄的。

我没有参加新汶矿的学工活动，但这张照片可以证明我高中时就有过下矿井的经历。正是知道这类活动只会给矿工师傅添乱，所以我们班去新汶学工时，我才做了个宣传方案，征得姬营长同意，留在了学校里。恰是在那一个月里，我们国家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我还撰写了欢庆“十月”胜利的表态性文章，是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以泰安师专党委的名义播发的。

这是毕业20周年聚会时，我坐在上学时自己的座位上拍的一张照片。大学时代，我虽然在学校里有比较高的认可度，但在中文系某些老师学生眼里，绝对属于政治上不求进取。即便是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如果发现老师追形势炒剩饭，我也会从教室后门遛出去看书。那时后门不封闭，也为我逃课创造了条件。

总之，我当年是属于比较另类的学生。一些特立独行的表现，虽不值得完全肯定，却锻炼了我独立思考的个性，培养了我在大环境无法改变时，通过自我调节来创造有益于自己的小环境的能力。使我在读不懂、看不惯的形势下，能够“独善其身”地度过自己的大学时代。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升入二年级不久，中国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临毕业的那一年，随着社会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教育界也开始正本清源，我这个有点另类的学生，在注重知识注重人品的新的选择标准下，很自然地进入了学校人才考察的视野，毕业分配时，留校做了师资。

第二个20年：1978——1998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录取的第一届77级学生，入学时已经是1978年年初，当时我已是泰安师专中文系的一名教师。从那时一直到1998年任泰安师专副校长离开中文系，可谓是静心钻研业务、努力提高自我、致力教学改革、全心教书育人的20年。

毕业留校后的第一年，我按规定参加了泰安地区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在章丘县垛庄公社驻队7个月后，因高校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急需师资，被提前抽回学校。按照领导安排，我在学校办公室工作了一段时间，为彻底摆脱干行政这条路，通过多方面做工作，于1978年暑假后到曲阜师范学院进修中国现当代文学。

在曲师的两年里，我不但得到了导师魏绍馨先生的精心指导，很快写出了《杜鹏程及其<保卫延安>》等近十万多字的授课讲稿，还在专业治学、教书育人等多个方面，受到现当代文学教研室老师们的良好影响与熏陶，使自己在思想上业务上都得到了根本性的提高。

在曲阜师院进修的两年，对我来说，相当于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重新赢得了一次上大学的机会。不但与同学科同专业的进修生相互交流专业知识，还结识了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其他专业的进修教师，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课堂上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1980年暑假，我结束了在曲师的进修生活，回到泰安师专，开始正式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任务。从协助老教师担任部分授课内容，到独立讲授一门课程，参与山东省当代文学教材的编写，作为主讲教师的角色转换，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我清楚地记得，1980年去北京参加中国当代文学暑期讲习班时，和其他院校的两位青年教师登上长城。我们站在长城的摄影平台上，眺望着远方，头脑中想像着中国当代文学波澜壮阔的发展前景，心中升腾起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在那几年里，我内心里整日萦绕着一个信念，只要肯付出能吃苦，就一定能成为一位学生信得过的老师。为此，我在完成教学任务之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对当代文学专业内容的学习钻研之中。无论是数九寒天，还是盛夏酷暑，每天都自修到零点之后才休息。

由于历史性的原因，当时中文系的青年教师非常少，特别是单纯从事专业教学的青年教师，在一个时间段里，就一两个人。故此，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经常去完成系里指派的额外任务，譬如帮着其他教研室忙会务这样的事儿，是经常遇到的。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会认真地去干。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努力赢得了领导、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连年被评为学校优秀教师，并获得青年教师讲课一等奖。紧接着，连续两次被评为泰安市优秀教师，并获得振兴泰安劳动奖章。

然而我心里很清楚，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工农兵大学生，我们当年的专业学习是适应不了新时期发展要求的。所以，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也是为了申报职称的需要，我报考了华中师范大学当代文学评论的硕士课程班，于1986年来到华中师大学习。

在武昌的桂子山上，我与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青年教师们一起，组成了当时在中国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上具有一定水准的班集体。课堂上，聆听到了十几位知名教授的专业讲授，课余时间里，同学们通过多种形式的讨论争辩，在互相促进中不断提高。

那是一个思想观念上全面开放的年代。国外20世纪的新观念新方法，纷纷被介绍进来，冲击着传统的思维模式。我的第一部专著《新方法——新时期小说批评探险》，其整体的逻辑框架，就是那时候形成的。可以说，桂子山上的深造，将我的学术境界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回到泰安师专后，我以全新的面貌投入到教学科研之中。特别是思维模式思维方法的拓展，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拓展出了更高更广阔的平台。此后的两三年时间，我在教学和科研上双双取得了令人惊喜的突破，在同行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90年代初，学校为了适应中文专业发展的需要，任命我为中文系业务副主任，分管专业教学工作。恰巧的是，于鸿远同志从省教育厅回到泰安师专后，被任命为中文系行政副主任。我们两个在主任、书记指导下，精诚合作，组织实施了“学生三相基本技能达标升级”的教学活动，促成了中文系教学和学生工作最协调也最富有特色的一个时期。改革成果后来获得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奖。

在做好系里教学管理工作的同时，我自己的课堂教学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探索时期。在以教学带科研、以科研促教学的理念指导下，我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开发式教学改革"实验，这一实验以教师的自我开发为基础，极大地促发了我当代文学研究的主体能动性。

我的当代文学研究由此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连续在全国性期刊和知名大学的学报上发表论文，有关的专著也陆续出版，多项成果被评为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教育厅优秀成果奖。而科研水平的提升，又从根本上促进了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学改革成果也获得山东省优秀成果二等奖。科研与教学形成了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局面。

由于教学和科研成绩突出，我被评为泰安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山东省优秀教师，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三等奖……泰安电视台的“泰山学人”栏目、《泰安日报》的“泰山之子”专版等，都进行了专门采访报道。《山东教育报》的"五四青年"人物展示专版也进行了重点介绍。

1995年，我被任命为中文系主任，不长时间又被确定为校长助理。这时的中文系可谓是兵强马壮时期：80年代初、中期引进的一大批高校毕业生，经过近十年的锻炼，大多已能够在本学科独当一面，而一大批老教师仍然宝刀未老。在师资力量上，是空前壮大的。

在中文系主任的岗位上，我除了继续推进课堂教学改革之外，更注意进一步强化开门办学开放办学的教育理念，不但加强了与各县市区中学的联系，而且积极寻求地方党政机关部门和知名企业的支持，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方式，赢得了社会上智力、财力的多方帮助，一时间为全校所注目。

在专业教学上，我坚持守正出新的基本原则，大胆进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探索更新，使中国当代文学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专业课之一，不但在省内同类院校中产生影响，在全国当代文学教学系统也得到了认同，被高等教育出版社邀请为全国师专中文教材当代文学的主编。

学术研究也不断取得新成果，特别是当代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在全国有影响的期刊上连续发表系列论文，几乎每一篇都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复印转载，被有关报刊摘录、介绍。在出版多部专著的基础上，精心撰写的《阐释与重构》一书，被社科院选入“第五代学人丛书”。

也可能是自己在教学、科研和中文系管理工作上都做出了一点成绩吧，学校在评选推荐先进人物的时候，每每都把我当成典型往上申报，尽管我自己始终抱着推却的态度，有关部门还是积极整理材料，总结提炼事迹向上推荐。1997年，我被评为山东省高校十大优秀教师。

初冬的季节，我作为受表彰的十大优秀教师，被邀请参加了山东省高校政治思想工作会议。在会上，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亲自为我们颁奖，并合影留念。由于主要领导的重视，山东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十大优秀教师的事迹，而我却没有兴奋只有不安，因为我只想做一个业务上受人尊重的教师，不希望被推到太高的平台上当明星受拘束。

1998年，我被抽调脱产在市委党校县级干部培训班学习，经过学校推荐和上级层层选拔，我又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被教育部人事部授予全国模范教师荣誉称号。此后不久，我被任命为泰安师专副校长。由此开始，留校后决心当一位好教师的我，不得不改变专心专情进行教学和研究的人生道路，茫然中登上了并未在事业规划之中的管理工作岗位。

第三个20年：1998——2018

这段时间，我有15年工作在学校领导岗位上。先是任泰安师专副校长、校长兼党委副书记，2002年泰山学院建立后，又作为学校领导班子中的一员，主管学校教学工作。到2013年退休，在15年时间里，亲身参与和经历了学校由合并升格、发展壮大的全过程。

被任命为副校长的选拔审批，完全是在我脱产学习期间进行的，整个过程我一无所知。只是在即将结束市委党校为期45天的培训学习的时候，学校通知我去市委组织部谈话，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自己工作岗位的变动。以至于到学校机关上班好几天之后，对这种突然间的工作环境变化，我都依然有些恍恍惚惚。

我是一个服从大局而干事认真的人，既然自己被推上了这个岗位，当时唯一想到的，就是不能辜负领导和广大教职工的期望。所以，一旦分工明确之后，我便迅速进入状态，几个月时间，学校教学方面的工作特别是一些教改项目，就有了关键性的突破。得到了主要领导和有关方面的赞赏。

在副校长的岗位上工作了不到一年时间，我便被抽调到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一年时间里，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和有关的哲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理论。这期间，每逢学校要迎接教学检查或者项目评审，我依然会遵照主要领导的意见，请假返回学校，以保障检查和评审的顺利。

2000年7月，一年的党校学习生活结束了，我按期毕业回到泰安师专。同年8月被任命为泰安师专校长兼党委副书记。

如同任命副校长时一样，任命前的整个考察审议过程，都是在我脱产学习时进行的。我所参与的唯一环节，就是按照学校通知，请假回来参加省委考察组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是让我推荐一名校长，我当即推荐了当时领导班子里另一位年轻的同志，接着就返回了省委党校，其它就无从得知了。

担任校长之后，我参加了南京爱德基金会组织的宁、赣、鲁三省师专校长赴美培训班，在美国的米赛亚大学接受了20多天的培训，了解学习美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社区应用型教育的办学理念和经验，参观考察了美国的一些地方大学和社区学院。这对刚上任的我来说，相当于一次高水平的高等教育管理的岗前培训。

从美国回来后，我依据泰安师专的办学性质和任务，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与此同时，泰安市根据教育发展规划，决定将泰安师专、泰安教育学院、泰山乡镇企业职工大学、泰安电视大学等市属高校合并，成立新的泰安师专。各校主要负责人组成了新的泰安师专领导班子成员。

那正是中国教育进入大发展的时期，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潮流汹涌而来，给地方专科教育上层次上水平带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前所未有的契机。泰安市为合并后的泰安师专建立了新校区，我与党委书记韩兴印同志达成共识，借助教育大发展的契机，全力实现学校升本科的目标。学校合并升本的计划，得到了省委领导、市委市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全力支持。

作为新上任的泰安师专校长，实现学校升本科上层次的目标，成了面临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与书记同心协力，将压力变为动力，除了领导学校加快改革发展的步伐之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泰山学院的申办工作中。我则利用自己的优势，想尽一切办法征得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的指导与支持。

2002年的年初，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在广西桂林召开全体会议，我和学校办公室主任刘太来同志亲赴桂林，为上本科做最后的努力。这是在桂林期间，与省教育厅马庆水副厅长的合影，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山东省政府申报的“泰安师专、泰安教育学院、泰山乡镇企业职工大学合并建立泰山学院”的报告，获得了通过。（注：泰安电大合并的只是办学资源，泰安师范先期已经并入了师专，所以省里的报告没有出现这两所学校的名字）

2002年7月，省委公布了泰山学院的领导班子。在新建立的泰山学院班子中，韩兴印同志任副书记，我任副院长。分工主管全校教学工作后，我反复强调：既要防止用管理专科的理念进行本科教育，又要防止盲目效仿研究型大学的模式管理地方本科。努力排除各种杂音，坚定地将教学管理定位在举办高质量的应用型本科的坐标上。十年后的结果证明，这一定位是正确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泰山学院办成合格的本科院校，是新上任的学校领导班子的首要工作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教学工作是中心是关键。为此，从2003--2013年的十年间，我可以说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管理和改革之中，使泰山学院的教学工作在省内同类院校中始终名列前茅，多项指标排在第一位。

如同担任泰安师专校长伊始访问美国教育一样，泰山学院建立伊始，我与其他两位中层干部应邀访问了韩国大邱大学。这次访问为此后的本科教学管理工作奠定了好的基础。我应大邱大学之邀所做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的学术报告，是我主管泰山学院教学工作开放改革的深度思考，它奠定了此后教学管理的总基调：面向世界，致力改革，以人为本，开放办学。

为了培养适应社会不断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我注意立足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坐标上观察思考问题，以开放的理念构建泰山学院人才培养结构。不但注意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办学理念，还在具体的教育培养模式上，与俄罗斯、韩国等同类高校加强合作，积极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以取长补短。

加强教育教学理念和思想的双向交流，是泰山学院建立后一段时期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思路，是从教育思想和教学观念上冲破陈旧的传统模式的根本措施。为此，不但积极想办法走出去，而且千方百计地请进来，致力于打造一个现代意识的开放性的办学平台。

具体到人才培养方式上，除了积极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之外，还前所未有地加强了与俄罗斯等欧亚国家的积极合作，以期共同探讨本、专科人才培养的中外合作的新途径，以便增强办学活力，提高学校的在社会上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注意加强与国内兄弟院校特别是同类院校之间的交流，共同探讨地方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新思路新方法。为此，我借助教育部教学评估专家库成员的特殊身份，利用全国定期召开的新建本科院校会议等多种机会，与新建本科院校的校长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朋友关系。

在做好教学管理工作的同时，为了事业的需要，我不惜暂时斩断对自己最心爱的文学女神的情思，将业余时间的精力全部转向了对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研究与探讨。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高教研究》等国家级权威期刊上发表系列文章数十篇，出版著作多部。

为真正形成学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开创性的构建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三四四管理机制”。随着实践上的不断探索和理论上的总结提炼，这一机制对教学质量的促进与保障作用日益凸显，并在国内同类院校中产生影响。获得了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打破了学校没有国家级奖励成果的历史。

主管泰山学院教学工作以来，除了做好学校内部的教学管理工作和其他有关工作之外，我还应教育部邀请，参加教育部高校教学评估中心组织的对高校教学工作的水平评估；受有关省市教育厅的邀请，参加高校教学水平的预评估等多项评估评审工作。

受山东省教育厅邀请，参加新上专业评审等多项评审工作，带领评审组成员，先后到聊城大学、菏泽学院、德州学院、滨州学院等十多所学校主持对学校申报的新上专业的评审验收。

多次受山东省委高校工委邀请，到德州、潍坊等多地高校，参加高校校园文明建设工作评估、高校德育工作评估等多种评估活动。

受山东省社科联邀请，多次参加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的工作。不但为全省社科评奖做出努力，更为泰山学院当年的社科成果获奖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

另外，这期间还有其它一些社会兼职，如泰安市人大常委、泰安市社科联副主席、泰安市高校招生委成员等等，为提高泰山学院声誉、扩大泰山学院影响、争取办学经费和社会资助，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

当然，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走出来的学校领导，我也会挤出有限的时间来关注中国文学的学科发展，尽力发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像协调接待前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王蒙，著名作家、学者孙玉石等来泰山学院考察讲学等活动，都极大地活跃了学校的文化学术氛围。

一切为了学生，是我十年从事本科教育教学管理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不但体现在致力于构建人才结构体系和教学质量标准方面，还表现在致力于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方面。在自己坚持资助贫困生的同时，积极动员社会各界设立贫困生助学金和优秀生奖学金，并把它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坚持不懈。

总之，我主管教学工作的十年，教学在学校的中心地位从未动摇。泰山学院的教学水平教学质量不断提升，无论是教育改革还是专业建设，每年都在进位，综合指标一直保持在同类院校前三名的水平上，受到教育部高教司和省教育厅的一致好评。“泰山学院构建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获得了“十一五”山东地方教育创新成果奖。

2012年底，经过教育部专家组历时一周的评审，泰山学院通过了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在评估结果的反馈大会上，各位专家对一周的实地考察情况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析反馈，专家组组长最后做总结讲话，用了7个“感动”对学校教学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泰山学院的全体师生员工，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励精图治，不舍昼夜，团结奋进，就是为了办一所适应时代发展的地方性大学，现在，经过专家的把脉问诊，学校通过了合格验收。一所真正的本科院校展示在人们的眼前，我作为教学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内心里的激动与欣慰，是别人无法理解的。

当年参加省委党校市厅级干部进修班在湘江橘子洲考察，大家围着“谁主沉浮”的石雕合影后相视感慨，我说过这样的意思：能主宰一个国家的命运，自然是伟大杰出的人物。而作为肉眼凡胎，如若能在有限的生命中遇上天时地利人和的契机，治好一方水土，理好一片田园，达成一脉心愿，实现一己规划，也应该算得上不枉苦心、此生有幸了。面对着评估的圆满结果，我心亦然！

今年四月，泰安师专中文系75级一班在济南举办了毕业四十年聚会，我发言时还提到了泰山学院的60年。泰山学院是从母校40多年的办学基础上诞生的，所以，在我内心里，对她一直怀有如同小妹妹似的血统情感。虽然诞生之初的她像一只丑小鸭，我却乐意付出自己的一切来抚育呵护她，为她奔波操劳，盼望着她尽快成长，进而在“女大十八变”中变得“越来越好看”。

2012年底学校通过了合格评估。2013年，教育部向社会公布了泰山学院评估合格的结论。当年的丑小鸭已经羽翼丰满，白天鹅的雏形活脱可见。我却正好到了退休的时间，那感觉，就如同将已经出落得楚楚可人的新娘亲自背上了迎亲的轿车。我心里明白，她由此不再需要自己时刻关照与呵护了，内心里，有一种淡淡的失落，当然更多的则是欣慰和自豪。

一转眼，退休已经5年了。在庆祝建校60周年之际，我怀着难以割舍的情缘，衷心地希望泰山学院越来越好。并祝福她在将来的某一天，为社会奉献出的下一代，是一位玉树临风的美男子，名字叫做泰山大学。

对以上各个时期的照片拍摄者表示感谢！